张伯伦先生邀请我加入内阁——9月2日那天在犹豫——9月3日的宣战——第一次空袭警报——再次主管海军部——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我对海军事务的认识——对比1914年和1939年——海军的战略形势——波罗的海——基尔运河——意大利的态度——我们地中海的战略——潜艇威胁——空袭威胁——日本的态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组建战时内阁——张伯伦先生的最开始选择——一个老前辈——午睡的好处

德军在9月1日早上向波兰发起进攻。也是在这个早晨，所有部队接到命令开始出动。我被首相邀请去唐宁街见他，时间定在了下午。他说，已经不可能再指望与德军不发生战争了，他提议成立一个指挥作战的战时内阁，这个内阁的成员是少数不负责专部的阁员。他还告诉我，根据他了解到的信息，在组建联合政府方面，工党似乎没有意愿参加，不过他心中仍然希望自由党参加。他找我来的目的是请我担任战时内阁的阁员。我对他的建议没做任何点评就答应了。就这个问题，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讨论人选和下一步需要进行的计划。

在讨论之后，我想到一个问题，战时内阁是指挥作战的最高执行机构，现在这个机构的阁员平均年龄太大，人们可能会感觉不舒服。想到这里，我在后半夜开始提笔给张伯伦写信：

1939年9月2日

这看起来是一群老人组成的队伍，我们要这样做吗？昨天你向我推荐了六个人，现在我突然想起来，他们的年龄总数达到了三百八十六岁，平均年龄在六十四岁以上！再大一岁就到了可以领养老金的年龄了！但我想，如果邀请四十九岁的辛克莱和四十二岁的艾登加入这个内阁，那么内阁成员的平均年龄就只有五十七岁半了。

《每日先驱报》报道出工党没有意向参加政府一事，如果消息属实，那么我们以后就要被各种批评所包围，同时还要面临战争中经常出现的令人不快的和意外的事故。所以，我认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让我们的队伍吸收处于在野党地位的自由党加入。在比较温和的自由党人和支持艾登的保守党人中，艾登有些影响力。我想，如果我们想增加自己的实力，利用艾登的影响力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

波兰已经遭受了三十小时的围攻了。在我听到巴黎再次想要照会时，内心深感不安。我相信，最晚在今天下午的议会上，你就要提出联合声明了。

如果海军部不采取特别措施并在今天发出信号，德国的“不来梅”号军舰就要突破阻截区了。虽然这个问题不是主要的，但很有可能有一些麻烦就会被这件事引发。

我静待您的安排。

这一天是9月2日，我感到非常紧张，奇怪的是张伯伦没有给我回音。我想他可能在利用每一分钟保卫和平，事实上确实是这样。但有一短暂的激烈辩论在会议上展开了，下院非常不满首相在辩论中不确定的声明。格林伍德先生代表工党，当他准备起立发言时，代表保守党的艾默里向他大喊：“你必须为了英国说话。”全场都为之喝彩。主战是下院的态度，场面非常团结和坚决，我感觉要比我在1914年8月2日参加的那次更甚。就在这天晚上，我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对面的公寓来了很多客人，各个政党的重要代表都来找我，他们感到非常忧虑，害怕英国放弃对波兰的义务。下院决定再召开一次会议，时间定在第二天下午。我在这天晚上又给首相写了一封信，内容是：

1939年9月2日

我们已经在星期五谈过一次，我的理解是我即将为您效劳了。您也对我说过，您就要公布这个消息了。可是自从这件事之后，您就没有回复我任何问题。今天是如此的紧张波动，以至于我无法想象发生了什么事。我已经发现局势不一样了，您和我说“大局已定”时的思想如今已经变了，现在的主导思想并不是您当时说的那样。我清楚，目前的欧洲局势非常重要，我们必然要转变方法应对这种局势了。不过，我觉得有一件事我必须知道，在中午的辩论开始前，您要让我知道我们的立场，不管这种立场为公还是为私。

我认为，工党在疏远我们，我甚至发现自由党也是如此。如果各个党派都这样狭隘，那么您所说的一个高效的战时内阁就很难建立起来。我想我们应该努力拉拢自由党加入。此外，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讨论战时内阁的组织与范围，虽然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觉得将有一种不妙的氛围弥漫在今晚的会议中，我们会被认为决心不坚定，损害了国家的团结精神。在面对法国时，您可能要面临诸多困难，我不会低估这些困难的，我认为为了给法国盟友做榜样，这个决定需要现在就做出来。只有快速将最有力而完整的联合政府组建起来，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所以，我希望我们再讨论一次，在此之前，战时内阁成员的名单暂时不能对外宣布。

我要再说一次我昨天早上信中所写的内容，我愿意为您效劳，不管任务有多么艰难，我愿意和您共同完成。

后来我才知道，在9月1日下午九点半，英国已经将最后通牒交给了德国。接下来第二次通牒，也就是最后一次通牒在9月3日上午九点发出。9月3日早上有一则广播宣布了首相将要在上午十一点一刻发表广播演说的消息。从此时的局势看，英法宣战已经是必然的了。我准备好一份简短的演讲稿，我认为我一生中和历史上自由与庄严的时刻就要来了，而这份演说也与这个庄严的时刻相配。

战争状态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首相在广播中就是这样说的。他刚刚说完，一种凄厉而持久的声响穿过我的耳朵，我在后来就已经习惯这种声音了。我的妻子带着一副紧张的神情跑进房间，可能是当时的情形太危险了吧。然而她却对德国迅速精准的做法连声叫好。我们想看看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二人一起来到了公寓的屋顶上。伦敦的9月秋高气爽，我周围的一切都在和睦的阳光下，从屋顶可以看见伦敦各处的屋顶和尖塔。

有三四十个圆柱形的气球从这些屋顶和尖塔一点点升上天空。这些迹象已经明确说明政府事先做了准备，这一点我非常满意。我猜想应该给我们十五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做好准备，就在时间要结束的时候，我们拿着一点白兰地和可能用到的药品，向预先安排的防空洞走去。

沿着大街走一百码就到了我们的庇护所，这其实只是一个地下室，沙袋还没有堆起来，庇护所目前还是开放式的。地下室内有附近的六户居民，他们聚在一起兴奋而又幽默的说着话。英国人的民族特点在这不知前途凶吉的时刻表现出来了。此刻我站在地下室的门口，能看见地下室中拥挤的场面，也能看到空旷的大街。一幅幅画面在我头脑中闪现：那些屠杀与死亡的场景；轰轰的爆炸声震动着大地；高楼大厦顷刻间变成废墟尘土；敌军的飞机轰隆隆作响，消防队和救护车在烟雾中来来往往。空袭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我们不是早就知道了吗？空军可能夸大了空袭的恐怖后果，这样才能显示他们的重要地位。民众的这种担忧也经常被号称和平的人利用。我们的主张是让政府把准备工作做好，将强大的空军建立起来。即使那些恐怖的估测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的，但却能起到刺激当局的作用。政府为可能在空袭中受伤的人准备了两万五千张床铺，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也从来没有在这方面低估政府的能力。现在回到现实看看都发生了哪些事吧！

那些凄厉的叫声在十分钟后再次响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再次发出的警报，这时有一个人一边喊着“警报解除”一边跑过来。我们就此散开，该回家的回家，该上班的上班。我便去了下院。中午是下院开会的时间，会议按照既定程序进行，没有一丝慌乱，甚至还肃穆地祷告了一小会儿。我在会议室里收到了一封信，是张伯伦写给我的，他让我在会议讨论结束后去他的房间找他。我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平复这几天的紧张和激动。听到议员们的演说，我的心被一种安宁的力量抓住了。这种安宁让我有一种远离世间和个人俗事的超脱感。英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并没有积极准备开战。但为了荣誉，能立刻变得无畏无惧。我的全身心都被旧时英国的这种传统所折服，我感到异常兴奋，我们的命运被它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这是个远离人间俗物和身体感受的世界。我试图将这种感觉融入到我的发言中，下院体会到了我的这种感受，而且给了我积极的回应。

张伯伦告诉我，他正在考虑我的意见。如果临时政府不能吸纳自由党加入，他考虑吸收海陆空三军中有行政职务的大臣加入内阁，这样做能满足我对内阁人员平均年龄的要求，让内阁人员的平均年龄低于六十岁。张伯伦还说，海军大臣可以由我来担任，同时让我成为战时内阁的一员。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这一点我以前没有向他说起：站在高端运筹帷幄，看管他人工作，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确切的工作任务才是我最想要的。一个不能负责专门工作的部长，即使权力很大，也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因为想办法、提建议要比发号施令难做多了，而粗略地讨论一个问题不如在有限的权力范围内做出一些实事。我最开始的打算是，如果战时内阁成员和海军大臣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会放弃战时内阁，选择海军部；但很幸运，我现在可以同时拥有二者了。

张伯伦完全没有提及我将何时被国王正式授职。9月5日我才真正就任。因为战争初期对海军至关重要，所以我通知海军部，打算立刻上任，六点就去海军部巡视。接到我的消息后，海军部愉快地发出了“欢迎温斯顿回来”的信号。我再次回到这间办公室，25年前，我带着叹息声非常悲痛而遗憾地离开了这里。那一年，在费希尔勋爵辞职的同时，我也被解除了海军大臣的职务。我想要在达达尼尔海峡强行登陆的重要作战计划已经被证实遭到了破坏，而且根本无法挽回。 我在我曾经的旧椅子上坐着，1911年，我把一个木头箱子放在我背后几英尺远的地方，北海地区的地图就装在箱子里面。德国公海舰队的动态在地图上均有标注，为了将这些重要信息集中管理，我让海军情报局每天都做这项工作。从1911年到现在，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但来自德国的恐怖威胁没有消失，我们仍然需要面对。我们要再次出战，为了保卫一个无辜遭受侵犯的弱国。日耳曼是个英勇、严谨、残酷、疯狂、暴力的民族，我们要为了生存和国家的荣誉再次战斗！第二次战争已经逼近了！那么，就让我们奋起开战吧！

第一海务大臣没多久就来到了我这里。其实我早就认识了现在的第一海务大臣达德利·庞德，那时候我还在担任海军大臣一职，我当时只知道费希尔勋爵的亲信参谋军官中有他，但和他关系并不密切。当年在意大利进攻阿尔巴尼亚时，地中海舰队的司令员就是他。我当时还在会议上批评他对地中海舰队的部署。今天我们再次见面了，此时我们是同僚关系。我们能否合作愉快并达成一致意见，关系到整个海军机构能否有效运转。我们用质疑的眼神看着对方，但却保持着友好的态度。我们之间的情谊和默契在最开始就建立起来了，后来不断地增长。他在海军业务上非常熟练，也拥有信得过的道德品质，对于这些，我毫无吝啬地给予尊重和赞扬。时局不断发生变化，我们无法预料在战争中谁胜谁败。我们之间有伙伴的忠诚和朋友间的信任，因为我们曾经一同从沉重的打击中走出来。四年以后，他告别了这个世界，那时候，我们就要从对意大利的战争中胜出了，我只能带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深深地怀念和哀悼他，他的离去是海军队伍和全国的损失。

海军部的各海务大臣和部门负责人都需要和我见一面，3日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这上面了。所以我处理海军事物的时间要从4日早上开始。海军在总动员之前已经准备好怎样预防突然袭击了，这和1914年差不多。很多士兵和后备军官早在6月15日就被要求服役。参加演习的后备舰队人员已经到齐，国王在8月9日对士兵进行了一次检阅。其他备用人员也在22日被征入伍。《国防紧急授权法案》于24日通过，舰队开往据点的命令也在那天下达。实际上，几个星期以前，海军主力已经在斯卡帕湾等候了。海军部的作战计划在接到总动员命令后，开始一项一项地展开。和1914年一样，海军当时虽然面临着一些严重的缺陷（以巡洋舰和反潜艇最为严重），但在巨大的挑战面前，不管任务有多么艰巨，海军舰队依然能够完全承担这个担子。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发现，我在海军和海军部方面，积累了很多知识。在1911年至1915年这四年里，最开始的10个月形势严峻，这期间，海军舰队作战的相关事项由我来准备，海军部的工作也由我来负责。直至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这四年里的时光。很多海军舰队及海上作战的详细资料都是我在这四年积累的，我还在这四年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对于海军的各种问题，我在后来经常研究，也从事过一些编著工作。对于这些问题，我在下院发言的时候也经常提到。我这些年一直与海军部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虽然他们总会被我批评，但私下里，我参与了他们的很多机密。防空委员会是我曾经工作的部门，我在那里度过了四年，因此对于雷达的最新发展，我也有所了解，海军事务可能就要受到雷达发展的影响。在前文我曾经说过，我在1938年6月视察过波特兰港的反潜艇学校，那时候有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陪同。在那次视察中，我开着驱逐舰参加了演习，这次演习有用“潜艇探测器”侦察潜艇活动的内容。海军上将亨德森已经亡故了，他在1928年以前一直担任海军部军需署长，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情。那时候海军大臣曾经鼓励我和查特菲尔德勋爵就新战舰和巡洋舰的设计问题进行讨论，所以，我能够全面地了解海军舰队建造的最新进展。另外，我查阅了很多出版物，了解了英国海军舰队实际的和潜在的实力、组织和结构等方面的信息，甚至还清楚德、意、日海军舰队的概况。

我在公开演说中将英国海军舰队的不足和缺点指了出来，这样做的目的是刺激海军部，并希望能听到有用的意见。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的真实实力并没有在演讲词中体现出来，我也没有将我对海军舰队的信心流露在演讲中。如果说海军舰队没有做好准备，与德或者德意联军开战，那么对张伯伦及其海军顾问是极不公平的。有一个问题可能产生非常不好的后果，那就是如何保护澳大利亚和印度，防止日本发起进攻。虽然现在不太可能发生这种事，但一旦发生了，美国可能就会被卷进去。所以，我上任的时候深深地感觉到，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舰队掌握在我的手中，我甚至敢放出狂言，我们在和平时期忽略的问题，现在仍然可以补救，而且如果战争中发生了不幸的意外，我们也能应对自如。

绝不能让海军舰队在1914年面临的局面在今天再次出现。当时敌我参战的主力舰对比是10∶16，巡洋舰比率是1∶2。那一年共有八个分舰队参战，其中有战列舰八艘，每支舰队都配备一支巡洋舰队和一支小舰队。此外，独立巡洋舰队也参与进来了。敌军的实力不算非常强大，但也称得上不俗，与这样的舰队进行一场全面的较量一直是我所期待的事情。现在德国开始重新组建海军舰队，其战斗实力还没有完全成型。我们猜测德国有两艘战列舰可能违反了《凡尔赛和约》在吨位方面的限制，这两艘战舰分别是“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但至少再过一年，这两艘巨型战舰才能完工。德国在1928年完成了“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两艘轻型战斗巡洋舰的建造，虽然原则上有一万吨的限制，但是德国人使用了欺骗的手法，让吨位数达到了二万六千吨。“施佩伯爵”号、“舍尔海军上将”号和“德意志”号是德国的三艘一万吨的小型战舰。另外，德国还有两艘快速巡洋舰，上面装有八英寸口径的大炮；六艘轻巡洋舰和其他驱逐舰以及六十艘小型舰艇。由此可以看出，在制海权方面，敌人不会向我们发起挑战。因为英国海军在实力和数量上对德国占有绝对优势。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英国海军舰队在技术、训练方面存在缺点。巡洋舰和驱逐舰是英国海军舰队所缺乏的，但除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说英国海军舰队具有很高的水平，并且一向如此。英国海军舰队面临的任务极其繁重，但如何在战斗中击败敌人还算不上艰巨。

我刚到海军部时就已经形成了对海军战略形势的大体认识。控制波罗的海对敌人非常重要。瑞典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盛产铁矿石，德国需要瑞典的铁矿石。德国必须控制住波罗的海，才能获取瑞典的铁矿石，并保卫没有设防的北部海岸（其中有一处经过不到一百多英里就可以抵达首都柏林），以防御俄国的进攻。因此，德国在战争初期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这一点我坚信不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德国不可能出动用以控制波罗的海的重要舰只，他们不会做这样的冒险和牺牲。德国可能将派出一艘小型战列舰，或者潜艇和能袭击商船的巡洋舰来干扰我们的航运。通过观察德国海军舰队的发展状况可以发现，德国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控制波罗的海，这甚至是其唯一的目标。封锁是我们海军主要的优势，必须坚持住这一点，才能达到维持制海权的目标。我们需要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驻守北海，而不需要太大的海军力量来对波罗的海和赫尔戈兰湾的出口进行监视。

如果对基尔运河，也就是波罗的海的侧门进行空袭，可能导致其无法正常使用，即使是短期的，英国的安全也可能因此而多一层保障。

我曾在一年以前给英斯基普爵士写过一封短信，将这种特别的作案方案在信中进行了论述：

1938年10月29日

对德国作战的最重要成果，可能就是将基尔运河切断。我想大家都认可这种看法，所以我不想详细地论述这一点。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成立一个技术委员会，由它拟定如何将这个计划实施，如果有必要，还需要考虑可能出现的变动细节，并对此作出相应的计划。基尔运河两岸的海面差别不大，而且运河的水闸比较少，因此，在破坏基尔运河时，不适合使用高度爆炸性的炸弹，因为即使将最重型的炸弹投向基尔运河，它的恢复也可以在短期实现。我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将中型炸弹投放在运河内，这些炸弹应该都附有定时雷管，使得炸弹爆炸的时间和地点具有不确定性，可能是一天，也可能是一星期或者一个月，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封锁基尔运河。这样在将运河的底部重新深挖一次以前，重要的船只和军舰都无法通过。另外，我认为还可以考虑具有磁性感应的特殊水雷。

上文中说到的具有磁性感应的水雷需要特别关注，因为我们不久就要面临这种情况。但在当时并没有实施。

战争爆发时，英国的商船队的总吨位数与1914年的数量基本一样，超过两千一百万吨。但此时船的数量不多，主要是因为平均单体船只的吨位数比较大。但这个数据不是全部属于商用的吨位数。各种辅助船舰都是海军所需要的，其中大部分必须征调最大的定期远洋商轮。所有的国防部门都需要船只用于特殊用途，例如，陆军和皇家空军的军队和装备需要用船只运往海外；海军在基地和其他地方的所有工作，尤其是供应全球各个战略据点的油类燃料的运输工作，需要大量船只。这些工作总共需要三百万吨的船只来承担。其中海外帝国的航运需要还没有计算在内。在1939年底，计算了各种损失和所得以后，英国大约有总吨位数一千五百五十万吨的商船可以调用。

事实上，由于墨索里尼政府对时局呈观望态度，所以意大利没有宣战。我认为航运绕道好望角是比较稳妥的做法，因为目前的局势并不清晰，而且我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必须要小心谨慎。在面对德意联军时，我们的海军舰队占据优势，而且法国舰队也是我们的一大助力。达尔朗海军上将有卓越的管理才能，在他的管理下，法国海军舰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从帝政时代到现在，法国海军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如果意大利成为我们的敌手，那么地中海将要成为首战的战场。我不可能赞同将地中海放弃，只将地中海两端封锁的计划，除非有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并且即使需要放弃，那也只能是短期的放弃。如果没有法国海军舰队及它们设防港口的帮助，仅凭英国自身的力量，也足以将意大利在地中海的舰队驱逐出去，我们可以在两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将地中海完完全全地控制住。

一旦地中海被英国所控制，那么我们的敌人意大利将要遭到非常严重的损失，这将直接决定它后续作战的命运。它在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的军队将成为瓶中之花，丧失了供给，只能面临被饿死或者被累死的命运，而我们则可以随时支援英国和法国在埃及的军队。假如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地中海不能被我们牢牢掌控，德国和意大利必然会对暴露在它们面前的埃及、苏伊士运河以及其他的法国殖民地发起进攻。如果一些重大胜利能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星期内取得，那么在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争中，我们会收到积极的和良好的影响。我们的海军和陆军一定会取得这样的结果，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拦的。

至于海军部有多大可能战胜潜艇，我在复职前就已经很容易地知道了。“潜艇探测器”的技术效能在刚开始的几次战斗中就已经被证明，但我们反潜艇的方法有限，因此严重的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我当时就说过：“在地中海，我们绝对可以控制潜艇；在海外，我们只是有可能。我们必然会遭受到损失，但整体局势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我说的果然没有错。在潜艇战的第一年没有重大事故发生。要到1941—1942年才可能发生大西洋之战。

对于英国战舰可能受到空袭多大程度的危害和可能受到的阻挠，我没有完全预计到，这和战前海军部的主流观点一样。我曾经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说过：“（因为很难判断问题有多严重）所以我保守地估计，以英国舰队现有的装备和保护水平来说，我们海上力量的优势不可能因为空袭而无法发挥。”虽然我们过分夸大了空袭的阻挠作用，但是我们的舰队确实很快就受到了空袭的严重影响。空袭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威胁，尤其是在地中海，差不多立刻就被证明了。马耳他岛，几乎没有空袭防御，这个问题已经无法立刻解决了。另一方面，没有一艘英国主力舰在第一年因为空袭而沉没。

此时，日本是否是我们的敌对方，或者对我们有所企图的迹象还没有出现。美国是日本最关注的一方。我想，美国即使不被卷入这场战争，也不可能对欧洲国家在远东的利益被日本侵占这件事坐视不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能因为日本成为敌对方而感到非常苦恼，这使我们失去了一部分东西；但美国会被卷入战争，而且可能只会和日本作战，这又让我们得到了一些好处。经过得失的对比，我们觉得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不管怎么样，即使远东地区面临着巨大的威胁，我们的主要目标在欧洲，决不能转移。我们不能保证我们在黄海的利益不被日本侵占。假如日本参战，那么新加坡要塞是我们力量所能达到的最远地区。在地中海的安全得到保障之前，在意大利的舰队被驱逐出地中海以前，我们必须要坚守新加坡。

假如在战争初期新加坡要塞的驻军充足，粮食和弹药的储备至少能供应半年，那么我并不害怕日本派遣一支舰队和陆军攻打新加坡。新加坡距离日本遥远，这就像索斯安普敦距离纽约一样。如果日本有围攻新加坡的意向，就要派出他们的主力舰队，这样才能让他们装载六万人的运输舰得到保护。日本攻打新加坡需要走海上交通路线，有三千英里的路程，如果日本的海上交通路线被切断，那么攻打新加坡的计划必然失败。也有可能出现一种例外，那就是印度支那和暹罗被日本占领，而且日本还要将强大的空军和陆军建在越过暹罗湾三百英里的地方。如果这样，上面提到的看法就不适用了。但是直到一年后才发生这件事。

日本想要在英国海军胜利并将新加坡牢牢坚守的情况下，发起对澳大利亚或者新西兰的进攻，是绝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可以保证澳大利亚免受侵略，不过我们必须按照顺序部署军事力量，要以自己的方针作为指导。因此，假设日本成为敌对的一方，它成功控制黄海后，再派遣军队到澳大利亚拓展殖民地的可能性并不大。日本如果想让澳大利亚对它产生畏惧感，那么长期拥有一支规模较大而精锐的部队是非常必要的。假如日本真的这样做，那么日本舰队就需要重新部署各地区的力量，在对澳大利亚的战争中只能处于长期分散的状态。无论何时，在地中海取得胜利对我们只有好处，这样才有力量抽调军队支援其他地方，让敌军与其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被我们强大的海军切断。我认为美国很可能采用这种做法：如果日本将其舰队和运输舰开向南半球，那么美国就可以告诉日本，美国认为日本的行为已经属于发动战争的范围了。我们现在可以试探他们对这种在遥远的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的看法。

本书的附录1列举了在1939年9月3日晚之前，英国、德国舰队的实力，已建和在建舰只都包括在内，也列举了同一基础的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舰队力量。我坚信（而且事实记录证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本土在世界大战的第一年内不会遇到一丝危险，是绝对安全的。我希望海洋上的敌人可以在开战后的第一年结束时被消灭。事实证明，这些对于开战第一年的预计是正确的。对于远东地区在1941和1942年发生的变化，我会在此书必要的地方再次论述。

各大报纸（以《泰晤士报》为首），认同五六名人员组成战时内阁，这些人员不受任何部门管辖。而且，为了在对战策略，尤其是重大策略方面，达成最大范围的共识，必须这样做。总之，最理想的做法就是“这五个人不管战争以外的其他事务”，但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做法同样存在很多问题。一个政治家不管他有多么大的权威，一旦他远离具体事务，在他与同他密切联系的部门的主管大臣交往的过程中，就不能处于有利地位。海陆空三个部门的情况更甚，战时内阁的成员根本不能直接负责每天的各项事务。他们不能与海陆空三个部门的大臣平等地对抗，他们能做的只有做出决断，事先给出泛泛的指导意见或者事后发表看法。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海陆空三部的大臣对各项事务的细节都十分了解，在专业顾问的帮助下，能承担直接而具体的责任；战时内阁的成员能够做出决定的前提是他们能团结，但实际上他们之间经常出现意见不一致的局面。战时内阁经常争吵不断，但战争的发展片刻不能等待就会变化出新的形势。战时内阁阁员不能像专部大臣那样掌握大小事实和数字信息，所以他们不敢批评责难。专部大臣负责具体事务的执行与指挥，也不会为内阁阁员增加工作负担。最后，战时内阁阁员每天的工作只是阅读文件和材料，无法将自身的知识运用在指挥战争中，不能起到减少工作麻烦以让工作更加顺利的作用，只能是在理论上指挥其他部门或者对其他部门作出评价。如果一旦各部门发生争执，只能选择仲裁或者妥协的方式解决争端。正因为如此，战时内阁的成员应该吸收外交和作战部的大臣。一般的“五巨头”都是因为在政治上得势才进入内阁的，而非有作战知识和才能的人员，在内阁中，至少要有一部分人是这样进入的。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战时内阁阁员的人数就不得不激增，原来设置的限度根本不够。想要减少战时内阁人数的一个方法就是让首相兼任国防大臣。从我当政的经验来看，我不喜欢与顾问以及非专部的大臣讨论，不喜欢非专部的官员做我的下属，而是更希望和专部的官员商讨。为了减少祸端，不出现用麻烦博取注意的情况，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工作，忠于职守。

张伯伦原来制定的战时内阁计划，由于现在的形势有了新的压力，只能立即扩大，这次吸收了一些新的成员入阁，包括：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掌玺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国防协调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不管部大臣汉基勋爵等。除此之外，海陆空三军的首脑也包括在内，也就是我和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和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经常出席的人员还包括殖民地事务大臣艾登先生、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但他们都不是内阁的正式成员。现在，内阁的人数已经上升到十一人了。国防协调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的权威因为海陆空三部大臣的加入而受到了很大程度的影响。他没有拒绝这个职位，因为他本性十分纯良。

这些战时内阁的阁员要么是我们国家最近几年各项事务的主管大臣，要么与当前需要面对的外交和战局有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不过我是一个例外。我们现在对于战争缺乏准备，这是非常明显的事情。艾登先生曾在1938年2月提出辞职，原因是外交方面的问题，而我不担任公职已经长达十一年了。所以我们无法对过去的问题和这种缺乏准备的状态负直接责任。恰好相反，我不断地提醒大家注意防范祸事，六七年来一直如此，而现在我说过的话大部分果然应验了。在现阶段，可能只有海军在战争中负责，强大的海军掌握在我的手中，但我并不感觉这会对我产生不利。哪怕有对我不利的局面，我相信只要有首相同意，有善意的同僚们的支持和忠诚，这种不利局面也会很快消失。我和所有阁员们都很了解，在鲍德温先生主持内阁的那五年里，我们大部分曾经共事过，虽然议会的变化令人捉摸不透，但我们之间的联系一直保持着，从未间断。我们有的时候会争执一个问题，有的时候也会和睦相处。老一辈的政治家就要属我和约翰·西蒙爵士了，我有十五年断断续续地在英国政府中任职的经验，西蒙爵士和我的任职时间差不多一样长，我们任职的时候，其他阁员还没有担任公职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形势非常严峻的时刻，军需大臣和海军大臣都是由我担任的。虽然首相在年龄上比我大几岁，但老一辈人物的名单中几乎只有我一个。现在局势异常危急，新的观念和活力都是年轻人具有的，很多人心里都是这样想的，所以如果权力在老一辈人的手中，我们无法避免要受他人的责难。有些年轻人有着非凡的才能，为了能和他们共事，而不是让人们认为我们老一辈拖了他们的后腿，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地工作。就这一点而言，我要将我的知识发挥出来，要将我对工作的热情和我的智力发挥出来。

我曾在1914和1915年用午睡的方式提高我处理日常工作的效率，那个时候是被迫采用的，而现在为了实现和年轻人共同工作的目标，我要再次使用。我在每天下午尽可能地早点上床休息，每次都保证至少一小时的睡眠，将我倒头就睡的能力全面发挥出来，我真的认为这种能力值得我高兴。使用了这种休息方式以后，我能在一天的时间内处理本来应该一天半才能处理完的事务。八点起床一直工作到大半夜，期间没有一点令人愉快的休息时间，这不是大自然对人生活的期盼。稍微休息一小会儿，哪怕只有20分钟，也能让人的精力得以恢复，以神采奕奕的精神状态面对工作。我非常遗憾我每天下午都要上床睡觉，似乎只有儿童才这样做，但我也能从中受益，这样做让我可以通宵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或者更晚一些，而且我还可以在早上八九点钟起床继续工作。我的这个生活习惯一直延续到战争结束，我也经常将这个方法推荐给别人。使用这种生活方式，人们可以在遇到需要长期工作的时候，将人体的最后一分体力充分地利用。庞德海军上将是第一海务大臣，当他知道了我的这个方法以后，也开始使用。但是他没有到床上睡觉，而是在有扶手的椅子上眯一会儿。使用了这个方法以后，他甚至能在内阁会议上睡着。但是只要有人说到海军，他就会立刻精神饱满地醒过来。他具有反应迅速的大脑和灵敏的听觉，因此不可能被任何事瞒住。 VPLOlJXC5z2XA5IqWYU7RvBM3DPrnTCTE5bl17+/hnqOYRTMCTZX5npvWX8KSfQ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