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战争局面—最后成功的保障—英美两国受困太平洋—日本对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将会爆发的冲突—我和卡廷先生互寄的电报—他对罗斯福总统的呼吁—鲍登先生报告中有关新加坡的紧急形势—卡廷先生在《墨尔本先驱报》上刊登的文章—我国物资的分发全权由我负责—我在1月3日给卡廷先生的回答—1月14日的回答—第一护卫队在新加坡平安着陆—1月17日给新西兰的解释—卡廷先生于1月18日寄来的电报以及我的回电—综合性的局势—澳大利亚的形势—太平洋战争委员会已展开在伦敦与华盛顿的工作

在1942年这新的一年里，第二次世界大战展示在英国面前的是全然不一样的局势。我们有了援助，两个实力雄厚的同盟国站在我们这边。虽然有着各不相同的理由，但英国已跟俄美两国达成合作共识，坚决抗争到底。这种联盟确保了最终的成功，除非某种压力致使它土崩瓦解，除非有新武器落在德国人手中。实际上，作战双方都试图获得一种全新的作战武器，并为此迫切地探索着。就像之后所呈现出的事实那样，我们居于优势的同盟国必定会掌握原子弹的奥秘。一场恐怖的血战在我们眼前展开。对于这场战争的进展，我们难以预知，然而，我们却掌控了结果。

这个时候，面对日本所发起的进攻，“崇高的联盟”必须要予以应对。这次进攻历经很长时间的筹备。英国和美国的前线（倘若能够叫做英美两国的前线）被凶猛残忍地进攻着。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美国会被日本打败都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它在太平洋、菲律宾群岛以及其他岛屿却牺牲惨烈，而在东南亚，英国跟倒霉的荷兰则吃了亏。那个时候，俄国正竭尽全力与德国的主力部队博弈。俄国因日本的攻打而造成的牺牲，仅仅是英国和美国用来资助它的兵力跟物资此时被转移到了别的地方罢了。在往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英国和美国还会继续承受失败。尽管这些大败不会对最终的结果造成阻碍，然而这依然是两国子民无法容忍的。因为兵力在其他地方受到牵制，所以英国无力还击。尽管美国物资充足，却因为尚处于刚刚组建时期，所以也有些力不从心。在我们英国人看来，仿佛所有事情都越来越糟糕。不过，我们在认真思考之后就会明白，我们绝不会输！

英国境内并没有因为我们新承担的重任而出现新的危机。正好与之相反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恍然发现战线转移到了自己这边。他们意识到自己或许会被进犯。战争对他们而言再也不是远渡重洋输送力量和物资去援助面临危机的国家。这个新对手会直接向澳大利亚发动进攻。澳大利亚的海岸线太过辽阔，根本抵挡不住。并且他们全部的重要城市都是沿海城市。他们唯一拥有的四个经过训练的义勇军，新西兰师和他们最出色的军官全在大洋的另一边。日本顷刻间就掌握了太平洋的海军，并且难以预料会掌握多长时间。澳大利亚的海军几乎为零。整个澳大利亚都陷入恐慌的氛围中，他们的内阁只顾自己的切身利益，这样的状况让我们很吃惊。

在这个危机时刻，在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和他们的顾问们仿佛都觉察到澳大利亚快要灭亡的时刻，他们仍然没有同心协力一起面对灾难，这将被视为值得永久震惊的事情。地方政府之所以掌控着所有，是因为他们当局的实力太弱，并且态度不够灵活。工党政府凭借两票的优势将所有行政管理权掌控在手中，甚至还停止了防守本国的招兵政策。这些派别性的决断不但与澳大利亚的民族精神完全不相符，还让我们的工作更难进行。尽量保障他们的安危并确保全世界军事战略不失衡便是我们的工作。

本书不得不把我与澳大利亚总理卡廷先生的来往信件作为黯然失色的记载的开头。有关是否把驻守在图卜鲁格的澳大利亚兵力调走的谈话，我们进行得很不顺利。他在战争形势变好之后来到英国，并给我们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位卓越的澳大利亚人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重。我本人与他成为好朋友。遗憾的是，他中途离世，死不逢时，我们的友情终止于此。但这时各方都处于重压之下，我太过关注我们没有办法达成共识、存在很多不一致的地方。对于发给他的电报中所表达出来的所有焦躁心情，我感到深深的惋惜。

在停留华盛顿期间，我收到了卡廷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伊瓦特博士经由他们的驻华盛顿代表凯西先生陆续发来的电报。罗斯福总统同样收到了卡廷所发的以下电报：

1941年12月26日

1. 在这个危急时刻，借着两位为促进我们相同的目标展开协商之际，我愿意把自己的看法提出来。

2. 我已经因为俄国的情况向丘吉尔先生发了电报。在我看来，这个情况紧密关联着针对日本的战争，迫切希望两位在协商时思考一下这一点。

3. 有关一件更加紧迫的事情，我稍微陈述一下我的观点。

4. 按照所有汇报来看，情况十分明了，北马来亚的领土已被日本人占领。仅有一个师的英国军人驻守在这个地方，因此一个空军中队被我们派往马来亚，并有两个空军中队被派往荷兰管辖下的东印度。陆军不得不依靠空军，否则必定会步希腊与克里特岛的后尘，新加坡也会遭受极大的危险。

5. 新加坡的失守就代表着菲律宾群岛的孤军奋战、荷兰殖民地东印度的失守和其余所有阵地的困境。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通行也肯定会在这个地方被阻断。

6. 这种打击必将使我们跟美国遭受极大的损失。

7. 我们认为联合王国给予马来亚的援助远远赶不上实际的需求，尤其是与飞机有关的方面，而更加严重的是作战机方面……小规模的援助完全是杯水车薪。实际上，联合王国和美国贡献的抵御力量完全决定了马来亚抵御日本军队的能力。

8. 我们的军人曾英勇战斗，并将继续英勇战斗，不过，他们一定要有足够的援助。我们在中东驻扎着三个师。我们的空军有的在英国、中东战斗，有的在加拿大接受训练。已经有大批物资被我们输送到英国、中东以及印度。我们这儿的物资确实非常少。

9. 对于这种局面，你们有足够的实力予以应对。假如美国政府愿意，我们乐意让一名美国海军司令官来管辖太平洋地区。总统曾经讲过，澳大利亚这个阵地将会越来越紧要。不过，要想让它变成一个阵地，就不得不对新加坡进行支援。

10. 虽然我们面临着很多难题，但是，我们依然在支援马来亚。

11. 假如这被认为是非常急迫的事情，我会感觉非常幸运。

我收到了伊瓦特博士自英国政府驻新加坡代表鲍登先生手中获得的电报。经过确认，形势确实很严峻。

1941年12月26日

今日所见的电报上表明空军情况越来越糟糕。昨日，英国用于作战的飞机损失了八架，而日本仅仅损失了三四架。

如今，我军用于空军侦查的前方机场位于吉隆坡以及瑞天咸港，然而在日本飞机占上风的情况下，就连空军侦查都进行得很艰难。为了守卫岛屿与阵地，我们大多数的飞机已经撤往新加坡。但空军指挥官认为，带着急需的支援力量、工作人员和物资的海军护卫队很快就会抵达，为派遣作战机进行安全保护，他不得不任由新加坡处在没有任何防卫的情况中。

汇报还表示：

我不得不特别说明，整个防卫系统因马来亚守卫战越来越糟糕的情况而濒临崩塌。收箱的全新战斗机被按时运送过来，不过，还需要几周时间进行组装，同时既面临着被炸弹毁掉的危机，也拯救不了形势。期盼了很久的支援力量都会用于和前方疲惫的部队换防，然而依然显效甚微。为了保卫海军阵地，英国此时的防守策略是将大部分守卫马来亚的战斗机与高射炮聚集在新加坡岛。这样，只会孤立用来保护马来亚的先锋部队，这其中还有皇家澳大利亚军队。

根据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支援马来亚军事防御的举措只是做做样子罢了。在我看来，马上用飞机从中东运送过来强大的部队、大量新型战斗机以及受到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才是拯救新加坡的方式。支援军队一定要快速抵达，方便听候差遣，并且要是好几个师，而不是好几个旅。只要是没有强大力量的、非现代化的以及不能马上派上用场的军力，全都于事无补。我认为，根据目前的情况，新加坡几星期之内就会失守。假如想要挽救新加坡以及位于马来亚的皇家澳大利亚军队，就不得不即刻启用激进高效的举措。

假如不马上进行空军支援，新加坡必定会失守，这形势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一位澳大利亚部长到访能起到怎样的作用，我表示质疑。一定要在数小时之内做决定，并予以执行，而非等上好几天。

伊瓦特博士也表示，以他的推断来看，鲍登这些叙述如实表明了形势。“如果不依照他的观点去办，将会有难以预料的后果。”

在12月17日的《墨尔本先驱报》上，刊登了卡廷先生的一篇文章，并附有亲笔签名，它被我们的对手大力宣扬给全世界。在文章中，鲍登先生表示：

讲什么一定要把太平洋的战斗当作整体冲突的一个附庸，这种腔调我们决不认同。这并非表示太平洋战地比别的所有战地都紧要，只是在表示澳大利亚急需一个可以将各个民主国家的终极力量施展出来并坚定地打败日本的联合部署。

所以，澳大利亚当局觉得，太平洋的战斗先是这么回事，即有关民主国家作战部署的措施，美国与澳大利亚一定要拥有足够的发表意见的权利。

澳大利亚并非因为我们和联合王国有渊源而存有愧疚之心，所以才依靠美国，这一点我必须要毫无顾忌地讲明白。

对于联合王国所面临的难题，我们很清楚。我们一直都清楚遭受侵犯的危机。我们很清楚军力不集中的凶险。然而我们同样清楚，英国会继续存在，而澳大利亚会溃散。

因此，我们打定主意不使澳大利亚溃散，我们要竭尽所能拟定一项计划，并视美国为重要支撑。这个部署会把我们国家可以支持到对手处于战争劣势的信念赋予我们。

总之，获得俄国的支援，和起主导作用的美国一起，并加上英国、中国以及荷兰的部队，制订出一项关乎太平洋的战争部署，这就是澳大利亚的外交策略。

在美国上流社会和加拿大，这种腔调产生了非常糟糕的影响。我可以断言，就算表现出的这些焦虑是能够被谅解的，但也并不代表澳大利亚人民的情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澳大利亚总理、澳大利亚联邦统一党领袖的W.M.休斯先生（著名的比利·休斯）马上这样讲：“假如澳大利亚觉得英国的援助赶不上别的同盟国这么紧要，那么这无异于自寻死路.这项策略不仅不可靠，并且充满危机。”一场猛烈的争论战在澳大利亚爆发。在华盛顿时，我给艾德礼先生发了电报：“对于这件事，我只愿能平息下去，并且我们还要竭尽所能援助他们……”有关是否要当面对澳大利亚人进行一场广播演讲，我在内心艰难地权衡着。与此同时，我承担了落在我肩上的所有重担。“为了方便我亲自解决一切不赞同，我只愿你想办法放下所有事情等待我回返……假如因为利比亚与俄国导致马来半岛孤立无助，这责任要先由我负，不过我依然会继续进行。假如议会中有质疑，但愿你可以表明我特别强调过回来后亲口解答。”

我马上就军事局势回复了卡廷先生：

首相致卡廷先生

1942年1月3日

韦维尔将军负责指挥的领域范围只有如今正处于军事活动的战斗地带，这并不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澳两国间的航海线，或事实上所有别的航海线。这并非是讲，在我们力量能够达到的范围内却不防守重点领域与航海线。我们认为，这些航海线以及包含澳大利亚、新西兰海岸周围各个岛屿的航海线，都应该让美国进行防守。我们竭力争取的就是这个。对于我们的建议，刚担任美国海军总司令的海军上将金并未接纳。很明显，假如我无法劝服美国人把这些责任担起来，我们唯有勉强倾尽全力。不过，我仍然期望我们的建议会被接纳，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以及你们位于那里的全部战舰，在那儿作战时必须要听命于美国人。从未有人想过在新规划的西南太平洋地区聚集盟军的主要力量，我并不清楚你这个信息是从什么地方获知的……

在这儿，我夜以继日地忙着，要尽量为你们的利益和安危做出妥当部署。并且还要把别的战地与别的威胁考虑在内。尽管我们的资源为数不多，但却不得不防御危机。你前不久还坚持要将最厉害的武器交给在中东的澳大利亚军队。尽管那儿有非常不错的远景，但战争还没有打完。在最初尚未肯定日本是不是会参与战争时，假如在马来半岛聚集飞机坦克等，从而对奥金莱克的作战造成影响，那就真是太愚蠢了！高加索地区的威胁因为俄国与奥金莱克的胜利而有所缓和，这样才能给予你们大批支援。至于中东临时沦陷（早已告知你这件事），况且如今马来亚已成为战区，这同样是妥帖的……

我接着与卡廷先生互换建议。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2年1月11日

除了柔佛之外的马来亚全境居然被日本人轻易占领了，总司令以为，就算目前让他展开守卫这有限领域的部署，也还有一些危机要承受。听到这些信息，人们肯定会焦虑。

根据汇报，第八澳大利亚师很快就会听命予以对决。皇家澳大利亚军队最优良的传统会被这一师予以保持，并且将任务完成，对于这一点，政府深信不疑。但是，我请求你依照我之前的提议以及你本人的意愿，想办法对马来亚进行支援，越多越好。对于空军的能力，我尤其关注。假如希腊跟克里特岛战役再次重演，必定会激怒大家。为了不爆发这种情况，不得不妥善部署。

你会发现，我们愿意把近东的第六和第七澳大利亚师、盟军直属部队、给养以及基地组织派遣到荷兰殖民地东印度群岛。

我接着向澳大利亚政府作出担保，同时，对于我们在东南亚战区统一指挥策略的初衷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在从华盛顿离开的前一晚，我对我们的状况进行了归纳。

首相致澳大利亚总理

1942年1月14日

1. 控海权一旦落入日本人手中，同时我们还必须和德国、意大利两个国家作殊死奋战，我不清楚谁还会期望马来亚能够守住。新加坡要隘和它后方的紧要地方是仅有的要地。个人而言，我所担心的是，我们沿着马来半岛进行的长期后卫战争得时间。会耗尽守卫新加坡所需要的力量。原本这部分的军力有四个师，已牺牲了一个师，损伤了一个师，赢来的时间是一个月或者六周。有人可能会觉得，当时快点儿调回来，就会少些损失，那该多好。

2. 很明显，我们的任务就是绝对赞同最高统领的决策。究竟是让丰盛港那边冒一下险，在半岛西北边进行战斗比较有利，还是此刻就让所有部队撤退到岛上的要隘防守比较有利，对于这些，在边远职位的我们没有办法判别。我本人觉得韦维尔没有错，三军参谋长都同意了那个观点。我坚信你和我的看法基本一致。

3. 在将要来临的战斗中，我十分坚信你们的部队会用最大的勇气把自己的工作做完，执行各项策略来支援新加坡和它的后方。两支载着第四印度旅团运输工具的护航队早已抵达，一支极其重要的护航队预计在13日抵达，上面装载着英国第十八师主力旅。我非常担忧这艘有着四千五百名军人的军舰从巽他海峡经过。他们能够按时抵达，跟他们的澳大利亚同胞们一起坚守阵地，这自然是我想要的。有关我们所了解的、往这个主要战区转移的所有情况和抵达时间，我全部都会跟你说。在2月的下半月，韦维尔想要进行一次反击，这是非常正确的。

4. 我提议将巴勒斯坦的两个澳大利亚师调遣到和澳大利亚紧密相连的新战区，这一点你肯定留意到了。船只是唯一阻碍他们转移的难题。我们要尽量调遣本国的军力来交换防守。

5. 我反对一切针对希腊与克里特岛的谴责。我们正为了对付眼前的危险与侵略而在本国竭尽所能。所有党派的不合都被我们解决了，并且不论男女，我们实行了广泛的义务兵役制。我们派往远东战场进行援助的最先进的军舰已经损失了两艘。在被减弱的实力中，我们正竭力组建接下来的海军支援。根据报告，截止到1月7日，英国已有一千二百名军官和一万六千名军人在利比亚战斗中牺牲。在沙漠中，这样一支小型军队是能够守卫前方基地的。阿盖拉周边的战局已剑拔弩张。你们英勇地长期驻守图卜鲁格的全部军队由我军换防而撤走之后，我们已经胜利地解了围。所以，我请求你可以用谅解的心态来看待关心澳大利亚人民的生命财产的人们。

最起码这些并非坏消息：

首相致卡廷先生

1942年1月14日

昨日，极其重要的护航队已经按时到达新加坡，其中包含了美国运输舰“芒特弗农”号，装载着五十架“旋风”式飞机、一个反坦克团、五十门大炮，一个重高射炮团、五十门大炮，一个轻高射炮团、五十门大炮，以及英国第五十四旅团步兵，总共大概是九千人。

弗雷泽先生同样将他的担忧表露出来，以下是我的回电：

首相致新西兰总理

1942年1月17日

1. 我还像以前一样希望你把自己的看法直白地讲出来，展现出你在对我表达看法时公平、讲道理的心态。总而言之，我非常重视这些看法。

2. 有关这场战斗，新西兰政府以及人民始终保持着良好、实在的心态。这场战斗在欧洲一定范围的地区展开，慢慢蔓延到全球，如今已来到新西兰家门口。

3. 假如你认为我们之前对你们的需求毫不在乎，尽管事实上我们从未这样，我依然向你担保，虽然伦敦和惠灵顿相隔甚远，也绝不会致使我们对你们漠然置之，或在危难时期使你们无法获得安慰。

4. 在我可以安排的时期中，假如我对你的一切论断无法做到细究，我认为我会获得你的谅解。从收到电报之后，到目前收取的回电中，你能够注意到我们与美国正在调派的陆军与空军的情形。对于全新的澳新军团海军战区的创建，我期望你也可以感觉满意。

并且，美国正打算尽快往远东地区调派大量陆军与空军。

5. 不过，你不用期望我会承诺予以援助，这并没有实现的可能。并且不必期望我会承诺尽早拯救远东的局势，这种局势会在未来好转，不过肯定要耗费一定的时间。

6. 对于之前的军事意见，我感觉到你（谴责我们）表露得过于自负，并未顾虑整个太平洋地区跟新西兰部分地区将会面临的威胁，因此吃了亏。不过，对于美国海军舰队竟在12月1 7日一大早就遭受了重击，这一点倒是没有人可以预料到的，况且还有这次重击跟接踵而至的我们两艘优秀军舰的损失所造成的结果？

这场战争的各种变故一直是无法预知的，这对我们也不是始终没有益处。德军参谋部是不是断事如神，这一点我并不清楚。有例可证的是，不列颠战争、大西洋战争和俄国的抵御必定把希特勒有关军事估测准确性的自信给打破了。

没过多久，我14日的电报得到了卡廷先生的回复。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2年1月18日

1. 在我的电文里，你为何得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觉得就算海军不具备上风，我们也打算把全马来亚保存下来，对于这一点，我弄不清楚。

2. 与之相反，假如你查看澳大利亚政府在1941年12月1日汇报首次新加坡会议的电文，就能见到下面的内容，而遗憾地说对了：

“代表团所得出的总论是，远东在缺少一支主力舰队的情形下，这一区域现在能够拿来保护马来亚的军力跟装备，根本抵御不了日本军队的大举侵犯。”

3. 下面的军力是联合王国三军参谋长安排的：

（1）以为需要用来守卫马来亚的陆军。

（2）提供给（1)项军队的所有装备。

（3）对马来亚“保障一定程度的平安”所需要的空军。

4. 我们已竭尽所能对这一区域提供了一切我们在陆军、空军跟给养部分的实力，同时不断强调对一切防御任务的增强。不过此时，一些不思进取的观点已经出现。按照日军的大举进攻，这是错误的。在（12月5日）的电文中，我表示情形堪忧的理由就是这个……

6. 澳大利亚政府早在1937年就获得过担保，表示让新加坡成为不可攻破的要地就是联合王国的目标。帝国国防委员会在1933年对新加坡防卫进行考察时，（澳大利亚）高级专员曾提出过有关新加坡失守或主力舰队没办法利用时所产生的严峻恶果。他表示，事实上，新加坡的安全以及驻守在这里的主力舰队是澳大利亚整个国内防御系统的根本。他还表示，假如这点不具备相应的掌控力，基于澳大利亚海军抵御侵犯能力的不靠谱考量，为了应付这种危机，必须要谋划更强大的陆军以及海军。我之所以再讲以前的事，只不过是想要详细解释一下我们所尊奉的有关帝国以及地方防御工作的观点。对于我们在太平洋战争中所肩负的责任，我们并不具备足够的条件，我们与其余战区协作的决议已因此受到阻碍。

7. 我对克里特岛以及希腊的看法并不代表我在谴责你，同时我没有针对任意一个人作结论。不过必须要承认，空军援助的领域并未依照承诺……我希望澳大利亚人民对事情真相有进一步了解，不要认为大功告成，最终反倒因为事实真相而失望，因此我才坦白告诉了他们。

8. 有关联合王国的人们所做出的非凡贡献，并未有人如他们澳大利亚的亲戚们那般怀有如此崇敬的态度。但是，对于我们所做出的贡献，乃至你觉得我们并未干过的各种事情，我们一律不进行解释。就像你所了解的，帝国各地区有着不一样的情况，具备不一样的条件，并且各自有各自难题……

对于澳大利亚政府所遭受的灾难和他们所面临的危机，我有充分体谅的责任。不过我必须要提到澳大利亚各党派，尤其是工党，在战争爆发前对防守工作的对纵容策略的支持。因为我所应持的态度都在这封电文中，因此应该将它放在这儿。

首相致卡廷先生

1942年1月19日

1. 十分感谢你坦白地提出建议。有关战前防卫工作的懈怠以及纵容策略，我一点儿责任也没有。我曾经在在野党十一年，而且我在战争爆发的前六年期间曾经不停地进行劝告。在另外一方面，我自1940年5月担任首相开始，在安排资源的缓急轻重和平常的分派方面，所有责任都由我承担了。本国自那时开始就不停地将军队与飞机派遣到中东，把我们的输送量施展到了最高程度，一切能够输送飞机跟坦克的方式都被采用了。在我看来，与新开辟的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战区相比，中东这一战区更加迫切。有关向俄国输送武器的承诺，我们不得不兑现。对于日本的举措，没有人可以预料到。不过我清楚地知道，只要我们跟你们遭到日本的攻击，美国就会加入战争，绝对可以保障澳大利亚的平安以及最终的成功。

2. 就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在皇家澳大利亚部队驻守的中东，面对着隆美尔自西面与北面双面夹攻，要扫除高加索、波斯、叙利亚、伊拉克所带来的危险。在这种艰难情况下，种种战术都表明一定要倾尽全力削弱侵略军的军力。在用我们的力量连成最强盛的地中海东岸—里海战线的时候，我认为要尽量解决隆美尔。以我们的能力，绝对应付不了这条战线。最后，隆美尔的军队被消灭掉了三分之二，并且清除了昔兰尼加。不过，这些都只是幸运罢了。说实话，在韦维尔被奥金莱克代替时还未定输赢。

3. 尽管我无法担保可以歼灭隆美尔所有军队，但我们最起码获得了确切的胜利，我们已经从一个巨大危机中脱离出来，主要军力获得了自由。与此同时，俄国令人震惊的、预料不到的反抗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喘口气，或许在地中海东岸—里海前方战线会更不错。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将中东的印度第十七师、英国第十八师、澳大利亚第七、第八师和实力强劲的飞机以及装甲军队派遣到远东战区。我们正抓紧时间执行。假如隆美尔打赢了我们，假如高加索、巴库油井以及波斯都惨遭迫害，你可以想一下我们将会有怎样凄惨的境遇。当日本尚处于和谐的情况中时，假如将解决隆美尔需要的军力用来支援马来半岛，我坚信这是不对的。总是想着安稳，就总是强盛不起来。

4. 俄国的成功、我们抵御隆美尔的重大胜利以及日本一并袭击了我们和美国，这些应该让我们感到幸运。在曾经和未来，我们必须要遭受恐怖的威胁，担负这种责任的人应当是所有在任的与不在任的以及尚未意识到纳粹党的可怕、未趁它尚且不够强大时进行歼灭的人们。

5. 没有人能够料想到，我们与美国的海军会在1941年和1942年交替之时遭受一连串打击。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占上风的状态在一小时内被冲破。又一个小时后，“威尔士亲王”号与“击敌”号沉没了。如此，太平洋的掌控权被日本暂时掌握。在远东地区，我们将会继续遭受痛苦的惩治，这一点毫无疑问。在新的阻碍你们的危险中，我应该同意调派地中海快舰三艘、“皇家”级战列舰四艘以及刚修理完善的“沃斯派特”号组建一支新的印度洋舰队前去守护你们，这或许会有非常大的效果。

6. 有关“巴勒姆”号沉没的情况，我已经通知你了。我此刻不得不告诉你，“人控鱼雷”在水底毁掉了“伊丽莎白女王”号以及“勇敢”号。因为这个鱼雷，一艘战舰在三个月内不能行动，另一艘则要六个月不能行动。对手还不知道前面提到的那三艘军舰的具体情况，你应该清楚我们不需要提醒他们。对于这最新的绝密信息，我必须要请你保密。

7. 但是，这种糟糕的情况会改善的。美国在5月份将会有一支优秀舰队到达夏威夷。我们曾激励他们，假如他们有需求，就会从大西洋撤离他们那两艘新式战舰，这种做法是毫不顾及我们的责任会被加大的。在四艘新型航空母舰中，我们正准备调出两艘，或者是三艘，派遣到印度洋。“沃斯派特”号将要抵达那儿，“勇敢”号也会尾随而至。如此一来，假如再没有灾难发生，我们在印度洋与太平洋上海军实力的对抗必定会占优势，日军现在所具有的信心将会在所有海外军事活动中丧失。并且，为了解决缺少一支战列舰队的情况，我们正在想办法增强地中海的空军实力。将要来临的“岸森”号（我们最新型的战列舰）以及组建好的“约克公爵”号，使我们可以应对由于支援太平洋而使大西洋的美国军力大量降低的形势。

8. 我们应当齐心协力共同合作，而不应当心灰意冷、相互责怪。请不要质疑我对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赤诚。对于未来，我无法承诺什么。我坚信我们眼前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不过，我有前所未有的自信，坚信我们会平安地、光彩地摆脱艰难的境遇。

收到以下回电：

澳大利亚总理致首相

1942年1月22日

1. 对你详细的回答表示感谢，为回报你的盛情，我们愿意同心协力。

2. 就像你曾经预测到的欧洲事件那般，我们认为与在伦敦时相比，我们对太平洋的形势了解得更明白了。

3. 很遗憾，我们对马来亚的观点被事情真相证实了，我因为戈登·贝内特关于严峻形势的汇报而感觉十分担忧。

4. 你所设定的长远纲领是激励人心的，不过，不远的未来有着迫切的需求。日本军队将会遭受大范围的反攻，并且我们准备将他们自占据地点驱赶走的力量，或许还会受到毁灭性的重击。

对于日本对远东地区的威胁，澳大利亚人认为他们知道以及预想到的要多于我在伦敦获知的和预料到的。这种观点的判别依据只可以是整个战争局面。他们应该做的是聚集所有注意力对他们自身的境遇进行探讨。我们必须要为大家考虑。

在抗日战斗的所有活动中，为了让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荷兰政府全力进行长时间的协作，我们提议在伦敦组建一个机构。有关它的最终形式，我汇报给了澳大利亚总理以及新西兰总理。

1942年1月10日

（应该）让部长级的成员组建一个远东委员会。主席可以由我担任，其余成员会是掌玺大臣（我在国防委员会上的代表就是他）达夫·库伯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的代表。假设澳大利亚的代表是厄尔·帕奇，最初或许是高官担任新西兰代表，另外需要一位荷兰内阁大臣。委员会会跟联合王国联合计划委员会成员一同商议，让自治领联络官的参谋小组帮忙。会议的工作就是总结代表国的观点并汇报给主席，同时向委员会转达主席的观点。自然，这并不会对厄尔·帕奇如目前这样在有关澳大利亚的事情上参与内阁会议有任何影响。你赞同吗？我正试图与弗雷泽和荷兰政府商议。

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在2月10日进行首次会议。我作为主席，有掌玺大臣、外交大臣、荷兰首相（P.S.哥布兰蒂博士）、荷兰大臣（乔基尔·E.米切尔·范·维托那）、厄尔·帕奇博士（澳大利亚的代表）、W.J.乔丹先生（新西兰的代表）、埃默里先生（印度与缅甸的代表）以及三军参谋长参与了会议。中国代表也曾参与了之后的会议。“审核整个太平洋抗日战斗所进行的大范围的基础策略”就是会议的首要工作。

在罗斯福总统的带领下，一个太平洋作战委员会华盛顿建立了，这两个委员会联系紧密。1943年8月，最后一场会议在伦敦举行。原先的组织接着指导战斗，不过，对于战斗怎样发展，太平洋作战委员会的会议可以让并非常设机构成员的国家进行发言。

很快，一些灾难打破了决议。 qXPF1JREz4MEU42goKHN6Zq/A4wstOwm53zuwTGzfXhx/ZOKX7igsAimozfnOsj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