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张正隆

60 多年来，在民间一直流传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 180 师的种种流言蜚语，诸如“全师覆灭”“军旗被缴”“师长被枪毙”等等。

老友关捷说，他是带着沉重的心情，进行关于 180 师的采访与写作的。

鲁迅说：“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关捷为什么要写 180 师，甚至放弃了其他的选题？或许就因为他曾经是军人？是的，他说，当他向那些老军人说出自己曾经也是一个兵的时候，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敞开了心扉。

近一年来，关捷采访了 180 师至今健在的梁玉琳将军、郑其贵师长的家属、王顺秀师长、赵三禄副军长、张泽石老人、赵年智等老人，得出的结论是：民间传说都是胡说。

老军人张泽石讲：“一定要讲真话，要写那些普通士兵的命运。”这句话，一直伴随他写作《我们没有全军覆没— 180 师在朝鲜》的全过程。

在强烈的震动中，关捷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将听到的真话，如实写出来。这是一个历史记录者的责任。虽然责任现在是那么不好面对，但责任总是在的。总是要有人扛起来的。要不，中国历史怎样往下走？要不，陷在泥坑里的历史怎样爬出来洗净污泥接着上路行军？

我们可以因为胆怯而对历史的真相闭上眼睛，但未来没有历史真相如何发展？我们可以不要历史，但我们怎敢不要未来？不要未来是自绝是自弃，可未来只能在历史真相的大地上一点点长大。

我很欣赏关捷这一观点。这是文化工作者必备的基本素质。

那么，请勇敢地接受历史真相。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卢智老师是原 180 师师长郑其贵的女婿。他是个历史迷，多年来，他也一直在追问这个重大事件。

郑其贵曾对他说—

“事情的真相不是结论说的那样。我对不起战友们，我个人承担了吧。只有我承担了，其他人就可以减轻责任……被围的那些天，我脑子高度紧张。当时以为过了公路就是我方，结果还是敌人。我曾派出 6 个侦察员，没有一个回来。到鹰峰，本来以为是我们的地盘，结果还是美国人。我下令打。打下鹰峰后，我们把武器集中起来，我们两个山炮营发挥了作用。打了一炮，敌人就知道我们有重装备，他们就收敛了一些。到 27 日那天，不得不扔掉炮，留下一发，把炮炸了……兵团司令王近山有将近三天与我们失去联系，电台炸坏了。他有他的难处啊，不要骂他。”

晚年的时候，郑其贵得了前列腺癌，每天他忍着剧痛，一声都不吭。老战友们来看他，他只讲一句话—“实事求是很难啊……”

郑其贵的警卫员王顺秀说—

“五次战役中 180 师被围，主要责任不在我们，不在郑其贵，不在韦杰，也不在兵团，更不在志司。当时，很多人头脑发热，要拿 6 万人的代价去搞美军一个师，打美国人的士气。第一阶段没搞成。第二个阶段，兵团的电台又炸坏了。我们彼此联系不上。毛主席与兵团领导谈话，他自己都讲，口子张得太大了，打远了。这个五次战役彭德怀不同意，说没准备好，金日成非要打。听说两人为这事吵了起来。彭总回来后，给各大兵团的司令开会，征求意见。我们三兵团的司令王近山第一个站起来表态，说是没有问题。他能歼灭多少敌人。其他人也说绝对没有问题。彭总说，既然大家都说没问题，那就打。于是，就打了五次战役。事实证明，美国人不是纸老虎。我们还是不能搞大兵团作战，还是要搞持久战。美国人的海空优势，我们不是人家对手。如果我们有他们那样的优势，二次战役一定就把他们推到大海里去了。他们拥有绝对的制空权。轰炸的间隔只有几分钟，他们抛下的照明弹，带降落伞的。夜间，像个小太阳挂在空中，能燃烧二十分钟，灭了再发。他们的飞行员借助照明弹拍照我们，然后按图片炸我们。我们太被动了。”

梁玉琳将军在朝鲜战场时曾为 180 师政治部青年干事。谈及那段历史，他说—

“ 180 师是英雄之师是威武之师。在朝鲜战场虽然遭受过挫折但却有极其特殊的贡献。我们以自己的沉重代价，换来了经验和教训，那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与美军作战，不能搞大歼灭、大迂回、大包围，而要搞阵地战、防御战、打小歼灭战。”

180 师在 1951 年 5 月，突围后的两年，即 1953 年夏季，奉命进攻 949.2 高地雪耻。

梁玉琳向正在 60 军指挥所的三兵团司令许世友请示，要去 180 师慰问。许司令看了看他，批准了。将军理解他要和老部队一起雪耻的心情。

梁玉琳看到，全师上下几乎没有谁说闲话，就是闷头打。两年了，他们承受了太多太重，现在，全部化成了复仇的子弹。

1953 年 6 月 14 日晚至 15 日上午 8 时， 180 师一举攻上敌军主阵地，共歼敌 1750 多名，缴获坦克 4 辆、汽车 7 台、火炮 55 门，各种枪 700 多支，同时，使我军阵地向前推进了 25 平方公里。当时，梁玉琳在 539 团的指挥所对战场上的一切看得特别清楚。

他看到了 180 师指战员的英雄气概。炮击一停，潜伏在敌人鼻子底下的七个支队千余名指战员，只用三五分钟就冲了上去。有的战士身负重伤，忍着巨痛鼓励战友，说：“别管我，只管给我狠狠打，为死去的战友报仇！为我们师的名声，你们冲啊！”有的指挥员带着伤，率领部队往前冲，警卫员拉都拉不住。

战后，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说：“ 180 师打了翻身仗， 180 师雪耻了。” 180 师的干部战士听了这话，好多人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1953 年 7 月 13 日至 19 日的反击战中， 180 师打进敌人纵深 18 公里，打垮了韩军第三师，把我军阵地向前推了十余公里，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180 师雪了耻，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可是，在民间，人们还是只记得失利和败绩。

针对“全师覆灭”说

梁玉琳将军驳斥道：“什么叫全师覆灭？这是明显的胡说。整个师机关还在， 540 团的二营、 539 团的三营大部分突围出来，还有一个完整的营在包围圈的外面的兵站，这怎么能叫全师覆没呢？”

针对“军旗被缴”说

梁玉琳将军说：“这种说法很无知。我军是以志愿军的身份出国作战的，当时包括军旗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性物品，全部留在了国内。哪里有什么军旗？”

针对“师长被彭总枪毙”说

梁玉琳将军说：“那就更是胡扯了。郑师长是一个有特殊贡献的老红军，对党和人民有着高度的忠诚。既是优秀的政治干部，也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员。五次战役被围，不是他个人的责任，连毛主席都讲，大家都有责任。当时，都是急于求成。郑师长就是忠实地执行命令。他在战争时期负过伤，是伤残军人，胳膊粉碎性骨折，左手不灵便。突围的时候，因为九天没睡觉，他坐在地上就睡着了……他在职的时候，许多老部下都去看他。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其冷静的首长，对那场战争，他很少谈。顶多说一句，我对不起那些战友。李德生在沈阳军区当司令员的时候，他提出回老家合肥安居。于是，他走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很想念他， 1990 年，得知去世的消息，我难过了好一阵子……”

这就是 180 师在朝鲜的真相。这就是关捷采访到 180 师在朝鲜的真相。

关捷对我说：“写历史的，必须要眼睛死死盯着真相。必须要对历史有着高度负责的精神，特别是对那些在悲壮的历史中被指定去演绎悲剧的人物，那些被误解的人物，那些被冤屈的人物，那些被淹没的人物，还有那些被以讹传讹了的历史事件。谁的说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相。”

他说得真好。

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止是还一支英雄部队的清白，这更是还原一段历史的真相。

书稿，突出亲历者口述的特色。同时，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特别是对普通士兵的还原与塑造，如王大胡子、刘铁柱、王小亮等人物，是那么朴实亲切，表现了人民战争的特点，也表现了作者内心里深深的大地情怀。作品整体风格富于英雄史诗的色彩，并且在悲壮中，反复渲染人性的美。

尤为让我兴奋的是，这本书竟是父子联手写作。父亲负责采访修改润色，儿子利用三个月时间，一气呵成初稿。没有想到， 80 后的小青年出手不凡。贤侄关霄汉我见过，一个军事迷，同时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初次试笔，竟能成功驾驭如此重大题材，足见其诗外功夫。

祝《我们没有全军覆没— 180 师在朝鲜》写作出版成功，并插上翅膀飞遍世界每一个地方。 MtUXNwWNgmS3G+m9pAnVcB1M2LY0wW8XDpX94JeNPZll21azo4zDt7cdsJTeJ+hn

楔子

2012 年 5 月 14 日上午，微雨。在上海的博茶堂，我们如约见到郑其贵的女婿卢智。他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播音员。下面，是他谈的郑其贵—

卢智是 1979 年春天第一次见到的郑其贵。当时，他正和郑其贵的女儿郑青渝谈恋爱。郑其贵正好要去杭州疗养，从合肥先来到上海相看姑爷。当时，他住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在大世界附近的一家餐馆，郑其贵请女儿和未来女婿吃饭。卢智看到的郑其贵慈祥、和蔼、可亲，话不太多。他看了卢智一眼，便似乎了然于胸了。

饭后，卢智和郑青渝送老人回招待所。到了招待所，郑其贵对他们说：“回去吧，你们要好好学习，好好过日子。”

郑青渝看了一眼卢智，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你过关了。

第二天，郑其贵去了杭州。卢智感到这未来岳父有点神秘。他只知道他是个老红军，老革命。关于 180 师，当时他一无所知。

1981 年夏天，卢智和爱人旅行结婚。他们来到安徽六安，当时郑其贵住在那里。

有一天，他们上街，参观金寨暴动纪念馆。郑其贵看完后，对孩子们说：“这里面有很多人，后来被张国焘杀掉了。应该给他们平反哪。”说罢，敏锐的卢智看到了岳父的表情特别凝重。似有千言万语，但又都咽了回去。

卢智问二姐夫（他的连襟）：“老爷子他？……”二姐夫说：“老爷子是以前的 180 师师长呀。”卢智瞪大眼睛，然后，摇头。二姐夫说：“抗美援朝时的 180 师呀！怎么，青渝没跟你说？那算了，没说你就不要问老爷子了，这是他的一块心病。”

卢智傻傻地问：“怎么回事，到底？”二姐夫说：“给人家包饺子了。老爷子为这事受了处分。”“你怎么知道？”“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南京军区，咱们的姨丈邓世俊最清楚这事。得了，你最好不要问。”“噢……”

卢智是个历史迷，越是神秘的事，他越是要探一下。

不久以后，岳父一家搬到了合肥市。卢智经常到干休所看望老人家。在干休所里，郑其贵有块地，他栽了几颗果树。闲来无事，他总在果树林里转。卢智这时就围前围后，与岳父套近乎，有时，见老人家高兴了，他就旁敲侧击，他想听岳父亲口讲出那段埋藏了很深的历史。但是，老人没有开口的意思。老人家是个理性的人，以前抽烟瘾很大，现在说戒就戒了。年轻时喜喝酒，到了老年也改成小酌了。面对他疑问的目光，郑其贵淡然一笑，说：“是的，我很会克制。”卢智听懂了，他这句话的意思，也包括他对于他块伤痛的回忆。

这个时候，有好多人找他，要为不公正的待遇申诉。郑其贵说：“这个不是我能申诉得了的。结论是上面做的。我当时就申诉过了，根本不听，不容我讲话呀。”

终于，有一天，岳父经不住他的磨，说道：“事情的真相不是结论说的那样。我对不起战友们，我个人承担了吧。只有我承担了，其他人就可以减轻责任……被围的那些天，我脑子高度紧张。当时以为过了公路就是我方，结果还是敌人。我曾派出 6 个侦察员，没有一个回来。到鹰峰，本来以为是我们的地盘，结果还是美国人。我下令打。打下鹰峰后，我们把武器集中起来，我们的山炮营发挥了作用。打了一炮，敌人就知道我们有重装备，他们就收敛了一些。到 27 日那天，不得不扔掉炮，留下一发，把炮炸了……兵团司令王近山有将近三天与我们失去联系，电台炸坏了。他有他的难处啊，不要骂他。”

晚年的时候，郑其贵得了前列腺癌，每天他忍着剧痛，一都声不吭。老战友们来看他，他只讲一句话—“实事求是很难啊……”

在沈阳市北四经街，有一个小院，里面住着一位传奇的老人。

他身材高大，体魄健壮。虽已 83 岁高龄，但仍思维敏捷，且谈话充满强烈的激情。

2012 年八一 建军节到来的时候，他像往年的夏天一样，在院子里养花种地锄草。可是，天空偶有鸽子带着哨音飞过，老将军的目光都会追随而去，那么悠远，那么凝重，久久回不转来。

我们问：“梁老，您在想什么？”

泪光一闪，梁玉琳老将军从久远的历史中缓过神来。他说：“那么多人哪，那么多年轻的生命，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都牺牲了。他们在哪里？我想念他们，我越是到年老的时候，我越是想那些年轻的战友。那些青春的笑脸呀，他们，他们就在我的眼前，在我的周围。他们拍我的肩膀，他们擂我的胸膛，他们搂我，他们抱我，他们一声声地叫我小梁干事，叫了我六十多年了……我是个幸存者，我也成了历史老人，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只能拿起笔来，还他们英雄的名声。我只能对你们说出历史的真相……”

梁玉琳， 1929 年 12 月出生于山西阳城。 1946 年在地方入党，而后参军。亲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担任沈阳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军区纪委常委， 1988 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 1990 年离休。

当年，他在 180 师，是师政治部青年干事、政治部党支部书记。

梁玉琳说：“外界有许多传言说我们 180 师在朝鲜五次战役全军覆没，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我们在最后突围出来四千余人，包括师部机关等等，而且战斗骨干都还在。”

老将军走到窗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有多少话要说呀。对历史，对那场战争，对死者，对活着的人。

61 年前，他与战友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生死离别，一次又一次的生死相搏。他有很多话要告诉我们，告诉我们那场战争，惨烈的程度甚至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极限。

抗美援朝期间，梁玉琳，他经历了中美两军在朝鲜交战的全过程。

“美国军人和国民党的兵有什么差别？”我们问。

梁玉琳说：“在国内作战时候，国民党的士兵他们主要也都是农民，和我们一样都是穷人。可是美国人不一样了，他们的兵文化素质很高，基本上都是大学生，但是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如国民党的兵。”“噢？具体体现在哪呢？”梁玉琳说，“他们走路不行，爬山不行，主要都是坐汽车或骑摩托车，一旦没有了车子，他们效率就大大折扣，国民党兵和我们一样基本上都是靠两条腿。”“那美国人怕我们中国军队吗？”梁玉琳将军大笑道：“当然了，尤其是在晚上，天黑了以后，他们都集中在一起或者帐篷里，没有一个人敢单独出来……

180 师，全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60 军 180 师，归属志愿军第三兵团。全师下辖三个步兵团。部队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由于在国内长期作战，老兵数量多，实战经验丰富，应该说，留下的都是战争精华，已完全符合我党我军缔造出的师级别部队标准。

从 1950 年夏朝鲜战争爆发开始，中美两国在朝鲜境内进行了三次战役。敌我双方逐次增加兵力，范围越打越大，反复拉锯，逐渐形成了对峙态势。

美军沃克中将在慌忙撤退途中车祸身亡，接连着就是麦克阿瑟司令被撤职，不可一世的美军，在东方第一次尝到了失败的味道。

血雾，在他们四周恐怖地弥漫。

我方志愿军总部态度坚决，要彻底地消灭掉在朝境内的美军。

根据战场的需要，总部电令国内的第三兵团下辖所有部队增援朝鲜前线。

180 师此时刚刚结束川西剿匪，正准备做地方化建设。突然，师长郑其贵接到赴朝作战任务。部队遂于 1951 年 2 月，到达河北沧州，接着， 180 师更换作战武器装备，准备入朝。 eQzHPhdmD5qX/FM5D3GZ7rDZFkFPUWlJmE43foU1e/HUoeXkxBRi20nYhrZZWLIk

跨过鸭绿江

沧州， 180 师军营。

一天清晨，在操场边上，忽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痛哭。战友们举目望去， 538 团三营机炮连机枪手王大胡子，东北籍的战士。

王大胡子蹲在那里，拼命地嚎着。他双肩激烈抖动，手里捏着一封家信。

大家纷纷跑过来，王大胡子见大家过来，迅速站起身，抹着眼泪说：“你们看你们看，我老母亲在江边洗衣服，没招谁没惹谁，他美国鬼子的飞机来了就是一顿炸，我母亲带我逃荒到安东，我只剩这一个亲人了，我，呜……我操他八辈祖宗美国佬，他们到咱们中国扔什么炸弹？……”

大家谁也不好劝，都把拳头攥得紧紧的。王大胡子哭得痛不欲生，掏出手巾，不住地擦眼睛。

站在他面前是这样一些人—

闻名全军的 539 团的战斗英雄刘英孩、 539 团五连的指导员杨小来、 538 团六连的李子明、 538 团六连的吴德贵、三营七连贺永国、三营机炮连的老吴……

忽然，王大胡子咬了咬牙，说：“同志们，让你们笑话了，军人不哭。他妈的，美国鬼子，咱们朝鲜见！”

王小亮说：“大胡子，放心，到了朝鲜，我们都会给你娘报仇！”

“对，报仇！”战友异口同声地喊。

这时，一只手温暖地落在王大胡子的肩上，一位高大清瘦的首长站在大家面前。

“首长好！”战士们一齐敬礼，问好。

王大胡子回头一看，是师长郑其贵。

郑其贵冷峻地看看大家，半晌，说道：“老王同志母亲被炸身亡的事，安东地方党组织已经通知了我们。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毛主席为什么要派我们出兵朝鲜的目的。中朝两国有多少母亲、孩子被他们炸死，我们是军人，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孩子，保护我们的人民，必须去找敌人算账！这么多年了，你们跟随我南征北战，这回去朝鲜打美国人，你们敢不敢去？”

“敢！”操场上一片呼啸。

“好，你们都是 180 师的好兵。部队即将出发，你们做好打美国鬼子的准备吧。”

郑其贵亲切地看看大家，摆摆手，带着警卫员张胜利和小余子走了。

师长走远了，战士们又开起了小会。

“听说美国兵比小鬼子能打仗。火力挺他妈的猛，我一个四川老乡从前线负伤回来说的。”娃娃脸的王小亮在说。

刘铁柱，一个 30 岁左右的战士。他把手里的中正式步枪卸下来，弹了弹枪管，说：“我说小王，再能打仗，他也是人，拿着步枪跟我们打，除非是神仙，子弹打不透，那就没办法喽！”大家相互点点头。

王小亮，是 538 团二营三连一排的战士，曾是国民党 95 军起义部队的一员，补充进了咱们队伍。因为个子矮，大家都叫他王小个子，也是个穷苦人家出身。加入了解放军，他认为是回到了自己的队伍，特别有家的感觉，大家也从没有把他当成外人。

王小亮说：“嗐，本来我以为不能打仗了，回老家找个媳妇生几个娃娃多好，现在不行了。不过，我打了这么多年仗，这回有机会跟美国人相遇，我也想比划比划，都说他们很厉害。”

刘铁柱，是 539 团一营三连一排的老战士。他听了这话，有点不以为然：“看你王小个子这点出息，咱们马上又去一个战场了，你到时候机灵点，别挂彩或者牺牲了，咋回去生娃娃？”王小亮说：“好了好了，说点正事，我们是不是最近要换装备了？比咱们现在的家伙好吧？”刘铁柱说：“也就这两天的事，前几天军需处的一个同志跟我喝酒时，说很快就到了，他已经看到几件样品了，听说全是清一色的自动火器。王小个子，这样吧，如果新的冲锋枪比你的手里现在的好，你把你这个汤姆逊冲锋枪给我吧？”“行啊行啊！”

这时，一名战士跑过来说：“老刘，武器到了，在军需处院里，不少人都去看了，你俩也去瞧瞧。”刘铁柱听了这话，拔腿就跑。

王小亮紧随其后，但他追上的只是刘铁柱的背影，人家的腿比他的长多了。可是，刘铁柱到了，他也还是到了。前后相差几秒钟而已。

军需处大院里摆放着各种崭新的绿木箱子。大门被推开，熙熙攘攘地拥进来很多战士，大家都想看看新武器。

这时， 538 团九连连长贾安祥说道：“大家看看就行了啊，两天以后去各连队领新武器，这里只是一小部分，先不要拿自己手中的子弹去试射，很可能口径不对。”

刘铁柱随意打开了一个绿木箱子，一把拽过来王小亮，说：“小个子，这是哪门子冲锋枪啊？这么怪，我以前咋就没看见过？”

箱子里面放着两把崭新的苏制 PPS 全弹鼓型冲锋枪，上面涂抹着枪油，在阳光下静静地发着冷冷的光。

王小亮随手拿起来一支，说道：“跟我这支差不多沉，不过装满子弹应该更重一些。这个弹夹有点意思哈，好像一个铁烧饼，我也没见过。这个铁饼弹夹咋用呢？”他手中的美制汤姆逊冲锋枪，是弹夹供弹型。

这时，从他身后伸来了一只大手，重重地拍了他肩膀一下，他回头一看，是眼睛湿湿的王大胡子。

王大胡子说：“这种弹夹可比你现在的能装子弹。”说完，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了这种枪的 5 发子弹，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搞到的。

“看好，这样顶子弹……”王小亮眼睛瞪得老大，在仔细地看王大胡子演示。

这时，刘铁柱又打开了一个箱子，说道：“你俩快过来看看，还有炮弹呢，看，看，看哪……”刘铁柱这一句话，把院子里的战士都吸引了过来，大家脖子伸得长长的，瞅他面前这个箱子。

一名战士小心翼翼地挪了一下，感觉有些重。又放下了。刘铁柱这边这么热闹，这就引来了军需处的一位首长。

首长说：“同志们，这个不是炮弹，是苏联老大哥的莫洛托夫反坦克手雷，专门对付坦克用的。现在武器虽然到了，可是说明书都是俄文，大家先不要急。马上师部会派人到各连队讲解使用方法。”

刘铁柱听了这话，一拍大腿，说：“太好了，这是能炸铁王八的手雷。打小鬼子的时候我见过坦克，当时牺牲了 9 名战士，才解决掉一个坦克。这回有了这好东西，咱就不能吃那么多亏了。我回去就跟我们营长说，争取多领些这宝贝。”

那位军需处的领导说：“呵呵，反坦克手雷的数量也不是很多，不过，根据战场情况，我们会调配数量的。放心吧，你们这些馋痨。”

这时，渐渐地走散了一些人，大家的脸上都充满笑容，大部分战士都是第一次赶上部队统一换武器。

郑其贵从操场上往回走，一面想着王大胡子哭母亲的情形，一面回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郑其贵出身贫苦，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领着他和哥哥，还有一个妹妹艰难度日。 1929 年 9 月，他参加红军离开了家，从此再没有回去过。

1950 年 1 月的时候，全国解放了。没有了战斗任务，郑其贵请假回到老家，结果，他只看到了母亲一人。母亲含泪告诉他：“儿呀，你走以后，卫立煌抓走了你的哥哥嫂子，还有你的小妹，他们都死在了集中营里……”

母子俩抱头痛哭。那一次，郑其贵在家住了一个星期。到现在，又是整整一年了。也不知老母亲怎么样了。

郑其贵这样想着，就走进了师部的院里。他看见通讯员飞跑过来，大声报告：“报告师长，你的老母亲来探亲了。在办公室里呢。”

郑其贵一愣，把大衣扔给警卫员，快步奔向办公室。

两鬓斑白的老母亲，坐在办公室的凳子上，正在急切地看着门口。郑其贵走进来，健步如飞地走近母亲。

“娘，你怎么来了？”

“儿呀，娘听说你要去朝鲜打仗，娘来送送你。”

“娘，你好吗？”

“娘好着呢，娘就是想你……”

“娘啊，我也想你。可是现在不行啊，你应该明天就回去，不是儿子不留你。我的娘来了，那么，同志们的娘呢？如果我们全师干部战士的娘都来了，那就要影响军心的。那这个仗怎么打呀。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上前线了呀。”

“儿呀，你打了 20 多年的仗，都快 40 岁了，怎么还要去打，还是要出国去打？娘生了你们三个，现在就剩了你一个，娘舍不得呀！”

“娘啊，美国人已经打到了鸭绿江边，他们要把我们的新中国消灭在摇篮里，我必须去呀……”

老母亲不吱声了，泪眼矇眬地看着儿子。

许久，老母亲说：“儿呀，你 15 岁离家入了红军，去年才回来看我，现在，你又要走……”

郑其贵也流出了眼泪，说：“娘啊，您要支持我保家卫国。听我的话，您明天就回去。我赶跑了美国人就回家。”

说罢，郑其贵喊来警卫员，让他给老母亲去买火车票。同时，叮嘱师部的人，不要让老母亲来看望他的消息外传。他担心这会唤起指战员们的思亲之情。

师里《战士生活报》的小张给娘俩拍了一张合影，晚上的时候，小张把照片洗出来送给了母子俩。老母亲是头一次看照片，她的眼里充满好奇。郑其贵把照片小心地揣进了上衣口袋里，心情也很复杂。他多想留母亲在部队住一段时间，可是，眼下不行呀。

娘俩一宿没合眼，他们说了从前好多的故事，娘说：“你小时读私塾读得最好，可是娘穷，只供了你三年，你就放牛去了……”郑其贵说：“娘，我知道家里的难处，饭都吃不上了，还念什么书？我在咱们革命军队里，党让我读了军政大学呢，娘，不早了，休息吧……”

第二天早晨，郑其贵送母亲到了火车站。他说：“娘，回家吧，放心，儿子很快就会回家看您……”

老人家凝视了儿子许久，说道：“儿呀，早打胜仗早还朝呀……”

……，……

在国内以往的作战中，多数指战员都是以缴获敌人的武器作为补充。我军的武器因此参差不齐，弹药也不是一体化。这样的困难，他们早就习以为常了。

这次出国作战，集体更换装备，指战员们的心里都感觉自己的部队逐渐走向了正规化。虽然他们目前对美军的情况还不清楚，也更不知道马上要和一支有着海陆空立体化集团作战风格的军队交手。但他们有着 22 年的革命战争磨炼出来的意志，他们认为，这就够了。他们最崇拜的领袖毛泽东说过，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物，而是人。后来的胜利，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上所谓的新霸美国要和一支在他们看来什么都是零分的中国军队一决高下了。

1951 年 3 月 21 日夜， 180 师全体官兵从辽宁安东（现丹东）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境内。

61 年后的今天，梁玉琳将军回忆说：“那个时候，部队行军都是在晚上。我们没有制空权，白天不敢走，敌人的飞机在天上苍蝇似的，很多。”我们问道：

“我们不是也有飞机吗？苏联援助的我们。不是说我们的空军经常打胜仗吗？”

梁玉琳说道：“我们的确是有飞机，但是主要还是以鸭绿江前后为作战半径，像我们这样挺进纵深的一线部队，它是没办法帮我们的，距离太远，空军支援不了。”

张合顺，今年 85 岁，山西长治人， 1944 年参军。 1951 年，他 23 岁，时任 540 团三营副教导员。突围不成，在山里打了一年游击，最后被当地朝鲜劳动党的叛徒出卖，他们 20 多人被俘。退休前，为鞍钢房产处副科长。

张合顺说：“ 1951 年 2 月 23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60 军下令，任命我为 180 师 540 团三营副教导员。 3 月 13 日，部队完成全部集训任务，奉命出发向朝鲜前线开进。全军从泊头镇乘火车到辽宁安东市的临江小镇浪头镇，在这里做最后的过江准备工作。 21 日，部队奉命过江。在这天晚上 6 点，我军从我国的安东市与朝鲜新义州市的铁路、公路两用大铁桥上开进朝鲜。过江后，经过连续 14 天的夜行军，行程 700 公里，路过 8 个县到达朝鲜前线。一路上，由于敌机轰炸，我们看不到一处完好的房子，半个月来，部队都露营在野外，而且还经常遭到敌机的袭击，生活十分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