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德意志）是主干，也是欧洲的中心……德意志是其他欧洲国家扔来掷去的一颗球……德意志是欧洲大国争夺欧洲统治权的战场。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
（ 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 1670 年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各诸侯国国王权威的侵犯，使得神圣罗马帝国成为君主制国家变得可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将自己看作德意志帝国的绝对统治者，欧洲各国之间的均势也将因此而遭到破坏，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

——法国外交部首席专员， 1729 年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为欧洲主要大国间带来了短暂的和平，但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皇位继承权始终是欧洲各国争端的焦点。宗教信仰的差异仍然是各国间的主要分歧。在帝国内部，甚至整个欧洲，宗教问题曾屡次引发冲突。在各种冲突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政治权力问题，以及各王朝的权力继承问题，这些问题非常复杂。从根本上讲，绝大多数的政治问题都与德意志密切相关。在此后的数百年中，欧洲人一直为以下几个问题争论不休：西班牙遗留在德意志帝国的权力真空应该如何来填补，如何解决西班牙的王位继承问题，在瑞典的力量迅速下降后，各国应该如何瓜分瑞典在德意志帝国和波罗的海的领土，等等。更确切地说，他们是因为一系列颇具争议的王朝继承问题而纠缠和争斗不休，例如德意志的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小公国的继承问题，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继承问题，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西班牙以及波兰的王位继承问题，以及整个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的继承问题。每一次争端，都会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上引发旷日持久的、惨烈的战争。

1648 年后，德意志宪法——《帝国宪法》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基础上制定完成。这部宪法不仅是对既定事实的承认，也是维持欧洲各国力量均势的支柱。帝国议会确立了双重干涉机制。对于违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条款的诸侯，德意志帝国议会拥有介入与干涉的权威。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德意志各邦国之间的互相争斗给外部势力以可乘之机，避免局部性的骚乱波及整个德意志乃至整个欧洲大陆。因此，德意志的各个诸侯国实际上并不拥有主权，尽管它们可以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但主权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因此，在之后的几百年间，帝国议会经常对各国进行“干涉”，即对那些危及宗教和谐、滥用权力或者用其他各种方式破坏帝国稳定的诸侯进行威胁和干涉；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诸侯的权力会被暂时甚至永久剥夺。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宪法》也得到瑞典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的“担保”，它们分别负责保护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利益，确保德意志不受哈布斯堡家族的控制。如此一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控制德意志帝国，不可能主导整个欧洲国际体系，整个欧洲似乎可以共享太平了。

在过去的 30 年中，德意志一直是欧洲的交通要塞。现在，德意志人决定尽最大努力减少外国对德意志的影响。他们一致认为，如果各诸侯团结起来，以帝国议会为中心，建立一个更加统一的帝国政府，那么上述愿望就有可能实现。从理论上讲，只有帝国统一起来，德意志皇帝与各诸侯才有可能真正享有帝国的主权。为了保卫领土的安全，德意志帝国需要建立一支军队，以攘外安内。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以及如何解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遗留问题，是下一届德意志帝国议会的主要任务。 17 世纪 50 年代，帝国议会在雷根斯堡（ Regensburg ）召开。 1654 年，“罗马人民的国王”斐迪南逝世。德意志各选帝侯在几经犹豫后，决定推选哈布斯堡家族的利奥波德继任，而由年轻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所支持的候选人则没有当选。虽然一些法国外交官和亲波旁王朝的德意志诸侯此前也为其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为其做过推荐，但此人仍未得到选帝侯们的支持。 1658 年，也就是利奥波德一世继任皇帝的同一年，许多德意志诸侯国在法国的支持下组成了“莱茵联盟”，以抵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它们的控制，保证自身的安全。在法国公使的怂恿下，莱茵联盟提出，它们可以承认利奥波德为皇帝，但其权力必须得到限制。

德意志的西部和东北边境的冲突正在持续升温，因此，维护德意志内部的和平稳定就成为当务之急。三十年战争结束后，法西战争又打了 10 年的时间。从低地国家到位于勃艮第公国的弗朗什–孔泰（ Franche-Comt é），这里几乎所有的地区都在战争中变得动荡不安。英国的干涉使得动荡更加严重。英国“护国主”克伦威尔改变了外交方针，不再以征服爱尔兰和苏格兰作为唯一目标。现在，他的首要目标是在欧洲大陆推动新教的发展，打击天主教的势力，这也是英国议会长期以来的要求。然而事与愿违，尽管荷兰人与英国人同样信奉新教，但荷兰拒绝放弃自己的殖民与商业利益，拒绝与英国合作。 1651 年，英国曾经颁布针对荷兰的《航海条例》（ Navigation Act ），规定凡从欧洲运往英国的货物，必须由英国船只运送。后来，英国试图拉拢荷兰，以建立一个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联盟，因此它表示可以废除《航海条例》。然而，荷兰依然拒绝与英国合作。最终，在 1653 ～ 1654 年，克伦威尔以武力打败了荷兰。之后，英国又自称代表瓦勒度派（ Vaudois ）新教徒的利益，对萨伏依公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外交与军事干涉，理由是这些新教徒长期受到信仰天主教的萨伏依公爵的压迫。之后，克伦威尔终于向西班牙发起了全面的进攻，他一直把西班牙看作“基督的敌人”，要挫败其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

1655 年，克伦威尔出兵讨伐西班牙，并远征加勒比海地区，占领了牙买加。这一“西半球计划”背后的战略目的，并不是要在海外开拓出一个新的大英帝国，而是要夺取西班牙的殖民地资源，为英国霸权提供支持。正如曾经在西印度担任种植园主的托马斯·盖奇（ Thomas Gage ）所说：“奥地利王室（神圣罗马帝国的主要力量和支柱）的繁荣和力量，有赖于美洲的银矿；如果奥地利（通常指哈布斯堡王朝）失去了这一切，那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就将很快失去他的三重皇冠。”然而，这场战争冲击最大的对象还是欧洲自身。 1657 年，克伦威尔与法国结盟。在他的坚持下，红衣教主马扎然同意放松对胡格诺教徒的限制。一年后，英法联军在沙丘（ Dunes ）战役中大败西班牙。 1659 年，西班牙向英国和法国妥协，并签订《比利牛斯和约》（ Peace of the Pyrenees ）。《比利牛斯和约》规定：“那条自古将高卢和西班牙分隔开来的山脉，从今以后将成为两个王国之间的分界线。”此外，英国以此吞并了敦刻尔克，将其作为自己称霸欧洲的桥头堡。 1658 年，克伦威尔去世，此时的英国人已经对内部的倾轧和对外战争感到厌倦。很快，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二世即位。自此，英国的这场短暂而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扩张运动暂时告一段落，低地国家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此时，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诸侯国，开始了对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的控制权的争夺，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正处在这场混战的前沿地带。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勃兰登堡选帝侯兼普鲁士公爵腓特烈·威廉（ Friedrich Wilhelm ）通过吞并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土地，保护了自己的北翼，此外还获得了马德堡、哈尔伯施塔特、卡明和明登等地区，巩固了其在德意志北部的地位。这个公国甚至比德意志新教势力的源头——萨克森公国还要大。即便如此，勃兰登堡也曾深陷地缘政治的冲突，当时的勃兰登堡军队根本无力阻止交战各方肆意横穿和掠夺自己的领土。此外，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作为勃兰登堡主要对手的瑞典，在西波美拉尼亚地区获得了一个据点，随时可以进攻勃兰登堡公国。更糟的是，瑞典在与波兰的战争中进展顺利，这意味着勃兰登堡即将陷入被两面包围的危险之中。 1660 年 5 月，《奥利瓦条约》（ Treaty of Oliva ）签订，战争宣告结束——这一次，大选帝侯终于能松一口气了。然而，勃兰登堡终有一天要和瑞典一决雌雄，这是不争的事实。后来，大选帝侯在自己的“政治遗嘱”中发出警告：我们渴望和平，但能做到未雨绸缪才是更好的选择。他写道：“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如果你只是隔岸观火，认为战争离你的国家还很遥远，那么悲剧终将会在你的土地上上演。”

德意志内部战争的结束和欧洲各国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对欧洲各国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7 世纪 30 年代，法国人停止内斗，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法国和西班牙展开了夺取神圣罗马帝国控制权的战争。然而，德意志内部的冲突，引发了法国国内新一轮的动乱。黎塞留的积极外交政策在法国精英阶层中一直颇受争议。 1642 年黎塞留去世后，他的继任者——红衣主教马扎然继续沿用这一政策。法国人指责黎塞留和马扎然二人，说他们为了挑起战争和筹集战争经费，而冷酷无情地对传统特权阶级进行压制，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很多人相信，二人长期掌权，将会使欧洲各国间的冲突永无休止。当马扎然计划与西班牙开战并征服低地国家时，很多法国人都不同意。尽管此时德意志内部的均势已经有了保障，但法国人脆弱的共识还是瓦解了。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不久，巴黎高等法院（ parlements ） 的法官与大批贵族发起了一场叛乱，即“投石党运动”。这一运动针对的不仅是国王的外交政策，更针对马扎然的税收集中政策。政府为筹集对西班牙的战争军费而加重人们的负担，导致马扎然受到人们的一致谴责。除此以外，人们还指责他未能保卫法国的边境，“将战争作为自己暴政和强盗行为的借口”，疏远盟友以及丢失那些“依据条约应属于法国的土地”。直到 1653 年，法国国王的军队才完全控制局面。国王被迫认识到，法国不仅应该用外部威胁来维系国家内部的团结，也应该巩固内部团结以牵制外部势力，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然而，对于欧洲东部的国家来说，战争的影响和作用就大不相同了。波兰–立陶宛联邦的国王软弱无力，无法面对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 1652 年，该国确立了自由否决权，波兰王国无力阻止这项制度。根据该制度，议会中任何一名波兰贵族投出的否决票都可以导致议会——又称色姆（ Sejm ）——瘫痪。波兰贵族人数众多，其中 10% 的人口都有投票权，这一比例比包括英国在内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要高。同荷兰和英国的议会一样，该制度的出台将会大大提高波兰人参与国家权力的积极性。然而，事实上，波兰不过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大约由 50 多个半主权的邦国组成，每个邦国由贵族领导，它们能够独立地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由于议会中仅仅一张否决票就能阻止一项决议的通过，因此事实上议会根本无法处理任何实际问题，这导致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

假如议会能够整合全体波兰人的利益，并且动员必要的资源，那么波兰这个人口众多、领土从波罗的海延伸至黑海的联合王国的巨大潜力，就会实际发挥出来。即使这无法实现，还可以让某一个强大的公国来领导整个联邦，或许这也可以打破这一制度上的僵局，这个强有力的领导者可以对法国或者普鲁士实施强硬政策。无论采取上述哪种方式，波兰的实力都会有所增强。唯有如此，波兰才可以傲视诸如瑞典和普鲁士这样的邻邦。

如同勃兰登堡大选帝侯一样，俄国沙皇也诞生于 17 世纪的动乱年代。历代沙皇决心创造一个内部稳定的国家，以保护和扩张领土。 1649 年，沙皇颁布新的《法律大全》，确认了农奴制度和新的社会经济秩序，规定农奴在田地干活、贵族负责管理国家事务。阿法纳西·奥尔金–纳晓金（ Afanasy Ordin-Nashchokin ）是俄国的第一位首相，他是一位富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他领导制订了一项系统的国内发展计划，其中包括简化和废止部分税收项目，以及建立商业远航队。计划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现代的“德意志式”的官僚制国家，这有利于抵御外敌的入侵，同时也有利于实现罗曼诺夫家族的扩张野心。不过，在俄国发展的过程中，代议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然，俄国杜马（由家世显赫的贵族组成的议会）的成员是由沙皇自己来任命的，他们在国内外事务问题上向沙皇提供建议，并且可以在军队、司法部门、外交使团及行政机构中任职。然而事实上，只有缙绅会议或称国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代议机构——能够参与投票的不仅有贵族，还有牧师、商人、市民，甚至部分农民。在整个 17 世纪，缙绅会议在整个国家的内政外交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包括 1613 年新任沙皇的选举，以及在对波兰战争中的征税和募兵，等等。此外， 1649 年，缙绅会议还讨论并通过了《法律大全》，确立了农奴制。 17 世纪 50 年代，缙绅会议曾两度召开，讨论是否应将乌克兰的哥萨克人纳入沙皇保护范围等相关事宜。但后来随着沙皇权力的稳定，缙绅会议开始退居二线。不同于 17 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俄国的君主政体和代议机构并不是互相敌对的，而是共同致力于实现国家的强大。

然而，最根本性的转变发生在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勃兰登堡选帝侯兼普鲁士公爵腓特烈·威廉认为，从地理位置上看，普鲁士位于波兰、瑞典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只有建立一套完善的、严格的制度，才能有效保卫国家的安全。他认为：“联盟固然是很好的选择，但自力更生至为关键，更有利于保卫国家的安全。”大选帝侯的这番话，深深影响了他与德意志议会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议会都是保守而狭隘的，它惧怕君主的专制政策，并且拒绝抵制哈布斯堡王朝谋求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此外， 1649 年大选帝侯计划与瑞典开战，议会直接拒绝为其提供经费。在议会中，部分代表所持的外交主张与大选帝侯有所不同；东普鲁士地区的代表更加倾向于效仿邻国波兰，实施比较自由的政策。在大选帝侯眼中，这些代表里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哪怕一丁点儿的责任心。他的一名下属曾说：“这些人对自己国家的存亡漠不关心。”事实上，要想维护国家的安全，就必须剥夺各公国的独立性。

1653 年 5 月，来自瑞典的威胁与日俱增，德意志各邦国派代表开会。它们要求德意志帝国议会增加财政预算，以支持帝国的共同防御。此时，大选帝侯要求建立一个国家财政体系，以贯彻其“武装防御”的政策，并捍卫自己的“地位”。迫于巨大压力，各邦国最终承认，大选帝侯的要求是“必要的”，并同意交出批准税收的权力。尽管如此，诸侯仍然凌驾于农民阶层之上，他们拥有广泛的封建权利，并在军队及行政机关享有特权，不过他们参与协商的权力却大打折扣。这样，凡是那些“关乎生死的重要之事”（如外交政策和战争），大选帝侯就可以直接决策，不必受到诸侯们的掣肘。两年后，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战争动员，大选帝侯建立了军需总部。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他的士兵的人数增加了 10 倍之多。尽管西部的一些偏远地区仍然拒绝承认大选帝侯的权力，但普鲁士专制主义的势头有增无减。瑞典也是如此，战争的压力最终促使政治精英们同意恢复君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同时议会的权力被削弱。这是一次彻底的国内改革，目的是增加国家的财政与军事资源，以保卫国家、抵御外国势力。

1661 年，红衣主教马扎然去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开始亲政。他一心想要获得个人的荣耀，也想为整个法国赢得荣耀。他这样做既是为了荣誉本身，也是为了巩固君主制度在法国的地位。此时，他没有忘记投石党运动的教训。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人及后代人并没有意识到，路易十四政策的目标依然是寻求国家的安全，因为法国君主制国家的基本战略环境并没有发生变化：哈布斯堡王朝依旧在北、东、南三面包围着法国；庞大的西班牙军队则仍存在于低地国家的南部、弗朗什–孔泰、伦巴第以及比利牛斯山以南地区。为了应对目前的困境，路易十四试图将西班牙人驱赶到远离法国北部边界的区域，并且推动法国向东稳步扩张至勃艮第、阿尔萨斯（ Alsace ）和洛林，争夺意大利北部地区。此外，他还打算联合德意志的新教诸侯，进行“蛙跳式”外交，以应对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瑞典和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他还想让法国参与波兰王位的竞争，如此一来，他就可以从两边包围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并借此在奥地利和俄国之间斡旋。路易十四不仅仅想联合其他法语地区，还想重新征服法国曾经统治的所有地区，这是他的“历史”诉求。

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路易十四试图染指神圣罗马帝国内政。他“奥古斯都式”的形象，似乎让人们回想起了古罗马时代。出于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方面的考量，他的大战略的关注重点是神圣罗马帝国。 17 世纪 50 年代末，路易十四成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位候选人的愿望落空。即便如此，他仍然坚持不懈。他认为，即使自己不能成功，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法国王储能有此机会。此外，路易十四还决心保卫法国东部和北部的边界，以免其受到西班牙及其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盟友的袭击。 1664 年，路易十四誓称“要比以前更积极地参与德意志事务”。

只有进行一场彻底的国内变革，路易十四的雄心壮志才能变为现实。 1666 年，年富力强的卢瓦侯爵（ Marquis de Louvois ）被任命为陆军大臣。三年后，他着手实施首轮军事改革，其中包括建立战争委员会、任命军需官以及实现武器标准化等。他使用了一系列软硬兼施的办法，有效地迫使法国贵族入伍服役。这样，法国王室的军队就被改造成了一台可怕的战争机器——在国内，王室军队完全垄断了武力；在整个欧洲，他们更是令人闻风丧胆。从此，贵族的地位受到大大削弱，和投石党运动时期无法相比。不仅如此，面对日趋专制的国王，他们还必须表现得俯首帖耳。为了增加法国的人口，壮大国王的财政和军事力量， 1666 年，政府开始大力鼓励生育。与此同时，让–巴蒂斯特·科尔贝（ Jean-Baptiste Colbert ）担任财政大臣，对皇室财政进行了整顿，实施强制性的税收政策，刺激制造业和商业的发展。后来他成为海军大臣，推动海外“新法兰西”殖民地的建立，特别是在加拿大。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法国的声誉和资源，以应付欧洲的冲突，打击国王的敌人。事实上，科尔贝的经济政策使得法国面临的冲突变得更多了。尽管如此，路易十四并未能够在法国获得绝对权力。国王的权威依然受到各种地方势力以及利益团体的限制，法国的人口和财政潜力尚未被完全开发。

路易十四的伟大的强权抱负不仅强有力地塑造了法国社会，同时他本人更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欧洲的地位亦是巩固国内君主制稳定的关键因素。即使在偏远的地区，例如朗格多克（ Languedoc ），他也坚持捍卫法国的天主教，抵御新教徒的渗透与入侵。此外，挫败哈布斯堡王朝的“险恶计划”也是路易十四维护自身合法性的要务。地方上的精英们歌颂“太阳王”的万丈光芒，并期待那些胆敢公然挑衅国王的人受到“公正的审判”。路易十四时期的一个评论家感叹道：“每当国王赢得一场战役、占领一座城池或者征服一个行省，法国人民就会盛装打扮、点燃篝火，每一个人都兴高采烈，把自己同国王的丰功伟绩联系在一起；这种场面在精神上弥补了路易十四的军事失利，慰藉了他所有的苦楚。”当然，这种局面极可能造成潜在的适得其反的效果，因为在欧洲舞台上的挫败感会严重危及法国的王权。

此时，法国即将对神圣罗马帝国发动一场外交和军事突袭。 1665 年 9 月，西班牙国王腓力四世去世。由于腓力四世的女儿嫁给了路易十四，路易十四根据布拉班特“继承法”要求继承哈布斯堡家族在低地国家的领土。这里说的“继承法”是一种古老的地方习俗，即规定女儿在私法上享有继承权，但这种习俗从未运用于国际政治事务中。路易十四的要求被西班牙拒绝后，他于 1667 年 5 月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史称遗产继承战争（ War of Devolution ）。法国最终大败西班牙军队，吞并了位于西班牙北部边境上的一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此时，英国可以协助法国保护其南北两翼， 5 年前深陷财政危机的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将敦刻尔克地区卖给了路易十四。此外，查理二世的王妃是葡萄牙布拉干萨王朝的凯瑟琳公主，因此这位英国国王对葡萄牙人争取独立的运动给予了军事支持。英、法、葡三国的配合，使得西班牙的力量被削弱，其军队被迫撤回到比利牛斯山以南地区。荷兰人没有参与这场争夺，一方面是由于荷兰正在与英国作战，而更主要的则是因为大议长约翰·德·维特（ Johann de Witt ）希望缓和与路易十四的关系，避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然而后来形势变得清晰起来，路易十四针对低地国家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只是他大举进犯德意志的前奏。正如法国驻美因茨的公使所说：“只有建立起一道从莱茵河延伸至科隆的屏障，法国的安全才能够得到保证。”此时的路易十四，又开始对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感兴趣。他宣称：即日起，此前法国和巴伐利亚以及勃兰登堡等盟国签订的条约，根据惯例要增加以下条款——一旦帝国的皇位空缺，这些国家应拥护路易十四成为候选人。

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根本无能为力。自 1660 年起，奥斯曼土耳其将搁置已久的进攻匈牙利计划重新提上了日程。 1663 年 4 月，在法国的秘密支持下，奥斯曼帝国向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宣战。最终，此次战役以奥斯曼军队在圣哥达的惨败宣告结束。然而，法国代表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对此事进行了外交干涉，因此，尽管奥地利获得了胜利，但并没有占领多少领土。自此，奥地利再次陷入了东西两线作战的境地之中，在外交与军事上疲于应付。

法土联军逐渐威胁到德意志帝国的完整性，但这也推动了德意志宪制结构的发展。 1662 年 2 月，新一届帝国议会召开，议会讨论了如何应对奥斯曼帝国的侵犯。在 1663 年 1 月的一次会议中，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坚持认为，他无法单独肩负战争的重担。他号召代表们通过“共同的讨论以及建立强大的联盟”来“保卫我们所深爱的德意志民族的领土安全”。此后不久，德意志帝国议会开始讨论如何应对来自路易十四的威胁，特别是他入侵西属尼德兰之后产生的问题。这一时期，帝国议会都是在雷根斯堡召开的——当时这座城市是德意志帝国的法定首都，也是帝国的交流中心。在这里，帝国议会对各类议案进行讨论并做出决议，尽管这些决议很少能被真正落实。这里成为世界第二大宣传册、报纸以及其他政治媒体的发行平台，规模仅次于伦敦。在此后的 20 年中，帝国议会始终坚称，自己拥有对外宣战的权利。此外，议会还探讨了如何才能最好地调动帝国的庞大资源以应对外敌。英国也是如此——在各种国际事件的巨大压力下，议会被授予了更多的权力。然而，帝国议会是否有能力运用其新的权威为德意志各邦国提供保护，以及议会下设各部门之间存在的分歧是否会继续阻碍议会的协调行动，仍需拭目以待。

与此同时，看到路易十四的侵略步伐不断推进，其他欧洲国家也越发不安。 1668 年，德意志帝国的“担保国”英国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试图与荷兰共和国和瑞典组建一个三国同盟，来牵制路易十四。然而为时已晚，这一同盟很快便土崩瓦解了。同年，在法国的资助和英国军队的支持下，葡萄牙从西班牙独立，进一步削弱了西班牙的力量。 17 世纪 60 年代末，查理二世已完全受制于路易十四，双方于 1670 年 6 月签订了《多佛秘密条约》（ Secret Treaty of Dover ）。该条约规定，查理二世同意支持法国攻打荷兰，以此作为路易十四向英国提供军事支援并帮助英国恢复天主教以及君主权力的回报。此时，路易十四又把目光转向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在他眼中，这是法国征服整个西北欧的障碍。 1670 年 4 月，他吞并了洛林地区，就此切断了勃艮第公国（弗朗什–孔泰）和西属尼德兰之间的联系。西班牙军队全线溃败， 1672 年 2 月，西班牙——荷兰联盟已经难以为继，这预示了欧洲未来局势的变化。两个月后，路易十四开始行动：法国军队穿过西属尼德兰，进入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并一路驱散了抵抗的军队。在自西向东进攻荷兰时，法国军队傲慢地强行通过了法国盟国普鲁士所属的克利夫斯地区。路易十四来势汹汹，势不可当。

然而，法国国王似乎做得太过火了，局势很快变得不利于他。抱着破釜沉舟的想法，荷兰议会任命了一位才华出众的指挥官——奥兰治亲王威廉（ William of Orange ）为执政，他一生致力于抵抗法国。面对飞扬跋扈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的诸侯们力图维护“德意志的自由”；而威廉上任后的首要目标便是捍卫欧洲的“自由”，以阻止路易十四打破欧洲权力平衡的企图。二者的含义是一样的。而一直倡导对法国采取绥靖政策的德·维特兄弟，则遭到支持奥兰治亲王的暴民的杀害。荷兰共和国有可能即将被法国征服，这不仅刺激了维也纳和柏林的国王们，更震撼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674 年 5 月，德意志帝国议会宣布展开针对路易十四的“帝国战争”——法国首次被称作“德意志帝国的敌人”。同年 6 月，普鲁士加入对抗法国的行列。路易十四试图反击反法联盟，他支持瑞典，以向大选帝侯的北翼施压。此外， 1674 年西西里岛爆发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墨西拿起义（ Messina revolt ），路易十四支持该起义，使其坚持了 4 年。同年，英国开始攻打荷兰。其间，年轻的约翰·丘吉尔（ John Churchill ），即后来的马尔伯勒公爵，被派往德意志支援路易十四，对付反法联盟。 1674 年 8 月，荷兰人单方面媾和，同英国签订和约以确保自身的独立。 1675 年，大选帝侯在费尔贝林（ Fehrbellin ）一战中大败路易十四的盟国瑞典，瑞典被迫求和。 17 世纪 70 年代末，西班牙在低地国家的军事力量开始瓦解。 1678 年，法荷签订《奈梅亨和约》（ Treaty of Nijmegen ），战争宣告结束。西班牙被迫进一步向路易十四割让领土：圣奥梅尔（ Saint-Omer ）、康布雷（ Cambrai ）和沙勒罗伊（ Charleroi ）以北地区，以及弗朗什–孔泰的全部地区，都交给了法国。然而，路易十四仍然坚信，低地国家以及德意志会对法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此时发生的一切，对中西欧大多数国家的内政产生了强烈的冲击。 17 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各国爆发了一场激烈辩论，即如何才能最好地应对法国日益增长的力量。成千上万的小册子、讲话稿漫天纷飞——这种情景不仅出现在英国和荷兰这种政治公共领域较为活跃的地区，甚至还出现在了德意志帝国。当时，很多评论文章以月刊或者年度评论的形式发表，各种关于帝国内政外交的辩论不仅数量增加，质量也大幅提高。不过，并非所有人都想阻止路易十四的扩张，例如，英国的托利党人中就有不少认为，在贸易和意识形态领域，荷兰是比法国更大的威胁。此时，许多荷兰人仍旧认同德·维特兄弟的对法绥靖政策，这些人并不是因为同情法国，而是出于谨慎考虑。同样，德意志人也并不都主张反击路易十四——出于某种原因，他们认为路易十四有助于防止某个诸侯称霸整个德意志。尽管如此，多数欧洲人，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也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议会成员，最终还是达成了基本的共识：法王路易十四想要效法查理五世，成为一个“世界帝国”的统治者。新教徒对路易十四最为恐惧，他们将其看作欧洲天主教的代言人，认为其试图颠覆欧洲宗教改革。

德意志是博弈中的关键。路易十四想要控制德意志帝国，进而获得德意志的资源和声望。与此同时，很多德意志人担心路易十四想要谋求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甚至计划暗杀皇帝。英国的辉格党人认为，英国应该保卫低地国家与德意志帝国的安全，这样才能捍卫欧洲的均势与英国的自由，而且，早在 17 世纪 20 年代，一些英国议员就曾持有这样的观点。因此， 1675 年 4 月，托马斯·利特尔顿爵士（ Sir Thomas Littleton ）向议会发出警告：“路易十四将把佛兰德、德意志、弗朗什–孔泰等地区纳入自己的帝国版图，这一扩张行为是极其危险的。”而与此同时，辉格党正在对查理二世的外交政策进行无情的抨击。这种情形愈演愈烈，在 1677 ～ 1678 年议会开会时达到高潮。与此同时，他们还试图以查理二世行事失误为由来约束国王的特权。

此时，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势变得更加明朗了。在遗产继承战争期间，德意志帝国议会并没有介入战争，没有对西属尼德兰进行支援。对于洛林公爵在 1670 年的支援请求，帝国议会也没有理会。但是，法国出兵攻打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举动，深深地震动了自满的德意志人。 17 世纪 70 年代，路易十四对普法尔茨的大肆掠夺，以及他平时对德意志的恶劣态度，引起了德意志人对法国的反感和厌恶，并让他们产生了强烈的民族羞耻感。德意志的报刊和小册子谴责路易十四为“信奉基督教的土耳其人”“撒旦的长子”和彻头彻尾的反基督者。还有很多德意志人指责法国人的堕落，说他们轻佻而且性变态，像奴隶一样屈服在其国王的暴虐之下。事实上，德意志人对路易十四的敌意，并不仅仅是基于简单的民族主义或者排外情绪，更多的是由于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做派和宗教限制政策。保卫“德意志的自由”是德意志民族的传统观念，而路易十四破坏了这个观念，因此诸侯们在各种场合（包括各邦国国内和帝国议会）对法国的行为进行指责。在很大程度上，反法战争也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许多德意志人、荷兰人和英国的辉格党人都认为，路易十四是“政治与宗教共存”这一原则的致命威胁，这个原则是欧洲各国人苦心经营了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其间进行了反复的试验。德意志人想要保卫的不仅仅是德意志的土地，还有德意志的自由。

17 世纪末德意志面临的战略威胁促使人们共同呼吁对帝国的军事制度进行改革。 1667 年，塞缪尔·冯·普芬多夫（ Samuel von Pufendorf ）在一本著名的匿名宣传册中呼吁实现德意志的“内部统一”，并谴责《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某种程度上给了“陌生人（外国势力）根据自己的特殊意志来塑造德意志的机会”。当时大多数人都同意他的观点。而颇具争议性的是他提出的“将 15 世纪末的思想变为现实——设立帝国委员会，以在外交事务上为皇帝出谋划策”的建议。虽然有人认为，各邦国在帝国议会中的代表的比例，应与该国对帝国国防事务的贡献相符，但大多数人对建立帝国常备军还是保持一定的警惕性。正如普芬多夫警告人们的那样，设立常备军会导致国家的“军事专制”。因此，虽然此时的德意志人希望结束冲突和威胁，但他们还并没有想好要以何种方式结束这一切。

渐渐地，欧洲的战争已不仅仅停留在欧洲大陆范围内，还延伸到了对贸易和海外殖民地资源的争夺。风靡一时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科尔贝就曾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改善本国的贸易、商业远洋或者制造业现状，只能通过夺取另一个国家的贸易、航运业或者产业资源来实现。”后来居上的国家总是试图“赶超”那些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国家。因此，当时欧洲各国大战略的核心是，尽可能多地占领海外殖民地，获取更大的国际贸易份额，削弱敌国的实力。对于欧洲各国来说，这并非最终目的，却是实现更为远大的目标的重要方式。例如，西班牙人在三十年战争后失去了对中欧和西北欧的统治权，因此他们更加努力地保护其海外殖民地和贸易资源，以希望恢复其在低地国家和德意志的地位。

路易十四的对外扩张改善了法国的边境安全状况。在签订《奈梅亨和约》后，路易十四手下的总工程师塞巴斯蒂安·德·沃邦（ S é bastien de Vauban ）加固了法国东北部的新边界。然而路易十四的目的不仅是要确保自身不受攻击，还要效仿黎塞留，在其邻国建立“口岸”，以此牵制邻国，使其与法国保持一致。虽然路易十四已经获得了意大利北部的皮内罗洛（ Pinerolo ）要塞地区，并在 1681 年吞并了卡萨莱（ Casale ）附近的地区，有效包围了萨伏依，但他仍对神圣罗马帝国忧心忡忡。由于西班牙的软弱无力，佛兰德对法国的威胁已经很小了；英国的查理二世和 1685 年即位的詹姆斯二世也与法国交好，而且英国国内政局一直不稳。因此，此时法国最主要的威胁还是东边的奥地利，当时奥地利有荷兰和普鲁士的支持。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是德意志帝国中的强邦， 1670 年，二者曾经出手保护了荷兰，现在三国一致对付法国。因此， 1680 年开始，路易十四建立了“统一法庭”（ Chambers of Reunion ），其功能是伪造各种历史文书和契约，为法国的东扩提供合法性依据，这样法国可以进一步吞并德意志的土地。 1681 年 10 月，法国军队占领莱茵河畔的斯特拉斯堡。然而，他的每一步扩张都会进一步增加法国的北部和东部的脆弱性，因此他必须掠夺更多的土地才能弥补这一问题。同时，“统一法庭”的职权范围也在进一步扩大。预感到大难临头的西班牙在 1683 年 12 月先发制人进攻法国，却以失败告终。路易十四并没有停止他扩张的脚步， 1684 年他占领了卢森堡。他的所作所为彻底将法国置于德意志的对立面。 1684 年 6 月，卢瓦侯爵发表讲话：“从现在起，德意志人就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路易十四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从西边进攻神圣罗马帝国，是因为此时的奥地利人又一次受到法国“蛙跳式”外交政策的影响而分心。 1683 年年初，土耳其军队继续北进，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大批被流放的匈牙利基督徒。同年 6 月，土耳其兵临维也纳城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感到大事不妙，慌忙逃离维也纳，他的行为为当地人所不齿。不过，教皇英诺森十一世（ Pope Innocent XI ）收留了这位狼狈逃亡的皇帝。在教皇看来，这场战争的本质是文明的冲突，因此应该为奥地利提供帮助。尽管教皇自己并没有多少军队，但天主教廷有很多外交和财政资源，可以支持基督教国家对土耳其的讨伐。此前，教皇也曾试图采取“蛙跳式”外交： 1683 年，他曾经派使节来到萨非王朝（即波斯），想劝说国王从东面进攻土耳其；此外，他还想劝说阿比西尼亚人进攻土耳其的属地埃及——显然，关于祭司王约翰的故事还在流传。不过，这两项计划都没有实施。教皇还进行了其他的努力。他协调波兰和俄国签署了一份协议，允许双方集结军队以对付奥斯曼帝国。波兰认为，奥斯曼帝国严重威胁了波兰在黑海地区的省份，因此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扬·索别斯基（ Jan Sobieski ）很快同意向南进攻，打击奥斯曼帝国。除此之外，教皇还协调奥地利和波兰签订了一份协议。 1683 年 9 月 11 日，索别斯基到达维也纳，与神圣罗马帝国军队一同进攻奥斯曼的军队。自此，土耳其军队的号角声再也没能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响起。 17 世纪末，欧洲的形势变得明朗起来——各国的基督教徒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异教徒的入侵，十字军东征结束后欧洲人又一次团结在了一起。当时，德意志皇帝已经失去了号召力，各国矛盾重重，而土耳其人的入侵使得欧洲人再一次团结起来。

此时，土耳其人依然可能对德意志构成威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依然在集中本国资源以对付土耳其人。 1684 年 8 月，利奥波德一世与路易十四签署了协议，以换取对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的自由控制权。 17 世纪八九十年代，为避免德意志的基督徒分裂而导致战争，教皇决定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给予大量的财政支持，以继续击退土耳其人的入侵。此时，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贵族可以自由决定本国是否成为哈布斯堡王朝领土的一部分。之后，德意志全民族团结起来，发动一系列战役讨伐奥斯曼帝国，最终将其永远驱逐出匈牙利。 1685 年，汉诺威、巴伐利亚、莱茵、士瓦本（ Swabia ）和科隆共派遣近三万人参战。这是德意志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团结的一次军事行动。在接下来的 15 年里，尽管有时奥斯曼军队会反扑，但其总体军力每况愈下：斯拉沃尼亚（ Slavonia ）的穆斯林被德意志联军残忍驱逐，布达被攻占，接着特兰西瓦尼亚（ Transylvania ）也被攻占。此时，奥地利军队已经向南深入到了贝尔格莱德。 1684 年，利奥波德甚至向沙皇派遣密使，邀请他参战。俄国人如期加入了反对土耳其的神圣同盟，并于 1687 年进入克里米亚。然而，奥地利人的兴奋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遭到法国的进一步蚕食。同过去一样，双方针对普法尔茨和莱茵河谷地区的争夺又一次进入白热化阶段。 1685 年，路易十四借妻妹伊丽莎白·夏洛特（ Elizabeth Charlotte ）的名义，要求获得普法尔茨的部分地区。而此时，夏洛特的哥哥查理死后，其继承权争议还没有得到解决。在大部分德意志人看来，路易十四提出的这一要求，将会对德意志的安全造成致命的威胁。最终，利奥波德在权衡利弊后，决定拒绝接受法国的要求，这等于使自己面临两线作战的风险。除此之外， 1685 年 8 月，勃兰登堡大选帝侯结束了同荷兰缔结的反法联盟。此前，在东方战场上，普鲁士人曾受到惨痛的教训，他们本来有可能在战场上击败瑞典，却眼睁睁看着瑞典人在法国的资助下重新高调地坐在谈判桌旁。因此，大选帝侯认为，如果普鲁士想要保卫波美拉尼亚地区，就必须在欧洲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或者至少要参与牵制法国的行动。路易十四善于拉拢其他国家，他将这种能力发挥到极致，无人能及。但从长远来看，他因此所承受的痛苦也是最多的，他很难维持对自己有利的联盟。 1686 年 7 月，为了阻止法国继续扩张，瑞典、西班牙、荷兰共和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勃兰登堡–普鲁士以及德意志其他邦国最终联合起来，组成奥格斯堡同盟（ League of Augsburg ），即后人所说的“大同盟”（ Grand Alliance ）。

路易十四决定尽早派兵德意志纵身挺进，以防止奥地利把部署在匈牙利的军队抽调到西线。卢瓦侯爵告诉沃邦：“国王刚刚收到了土耳其军队战败的消息，因此国王会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向前推进防御工事，这有利于法国最终获得战争的胜利。” 1688 年 6 月，法国的盟友科隆选帝侯去世，路易十四不顾德意志人的反对，强行任命了一位新的、与法国交好的继任者。 1688 年 9 月末，路易十四派遣军队进入普法尔茨，再一次对该地区进行破坏，而他在德意志和欧洲也因此更加声名狼藉。路易十四手下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杜拉斯公爵（ Duke of Duras ）哀叹道：“摧毁沃尔姆斯和施派尔这样著名的城市，会让当地人感到极其痛苦；我不得不向国王指出，这场破坏将给他的声誉以及他在全世界的荣耀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同月，勃兰登堡–普鲁士、不伦瑞克（ Brunswick ）、黑森和符腾堡（ W ü rttemberg ）都承诺出兵支援奥兰治亲王威廉。此后不久，神圣罗马帝国向路易十四宣战。 1689 年 5 月，荷兰与利奥波德达成一致，决定联手对付法国，迫使法国退回到三十年战争结束时的国界之内。不仅如此，荷兰还承诺，支持利奥波德对西班牙王位继承权的主张，并支持其子约瑟夫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位。 1690 年 1 月，约瑟夫如期当选为“罗马人民的国王”，并被授权调动整个德意志的资源来牵制法国。 1690 年 7 月，西班牙加入反对法国的战争。同年 10 月，萨伏依也加入了战争。这是一场新的争夺对德意志和欧洲控制权的战争。

路易十四的野心和欲望极度膨胀，也导致法国内部政治出现了新的变动。即使到了 17 世纪 80 年代初，荷兰各省仍没有太在意法国的威胁，威廉很难劝说所有人一致对付法国。例如，当路易十四进攻西班牙在低地国家的要塞时，格罗宁根和弗里斯兰（ Friesland ）两省的议会却认为危险还很远，因此它们将自己的军队召回，甚至破坏荷兰执政调集军队的努力。而到了 17 世纪 80 年代末，即便是那些疑心最重的寡头政客也已明白必须反抗路易十四。因此，随着法国威胁的上升，荷兰执政与各省之间的僵局与分歧基本上是解决了。然而英国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国王与贵族并不团结。英国人看到德意志的土地逐渐被法国蚕食，特别是辉格党人眼中“德意志新教堡垒”斯特拉斯堡的沦陷，使得很多人认为这种趋势将会影响到英国的自由。因此，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反对国王的外交政策，达到了自 17 世纪 60 年代后的新高潮。甚至，一部分托利党人也改变了看法：以前他们反对荷兰甚于反对法国，非常热衷于发展海军与扩大殖民地，不愿意在欧洲大陆打昂贵的战争；而现在，他们为“德意志门户”的失守而哀叹。

对于外交政策的方向，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国家利益，英国人存在分歧。有的人认为国王的作用很重要，有的人则表示反对。很多托利党人支持打击路易十四，但他们又认为，应该加强国王的权力，以领导英国人对抗法国。查理二世也在尽力尝试消弭国内的分歧。例如， 1680 年 10 月的议会（人们都认为这届议会将会极其混乱）一开始，查理二世就指出：“国家内部的分歧可能会让英国的形象在国际社会中大打折扣。”与托利党不同，辉格党人非常关注清教徒在国内的地位。根据一位评论人士的说法：“这些清教徒寻求的，不仅是迫使国王解除与法国的同盟关系，还要让国王承诺，以后如再发生战争，需提前告知他们战争的意图是什么。不过，当时宣战权等事务还是取决于国王的个人意志，依然是国王的特权。” 1685 年，詹姆斯二世即位。然而，他公开支持天主教的做法被人认为是在向路易十四献媚。同年 11 月，他将议会解散，引发一片批评之声，议员和民众都对此持反对意见。詹姆斯二世及其御用文人认为，目前最要紧的就是恢复英国在欧洲的地位。但他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方式是强化君主专制和官僚统治。当时，国王想集中精力对付荷兰，辉格党人则认为法国才是主要威胁，而且应该扩大议会制政府的权力。 17 世纪 80 年代末，形势发展到了紧要关头。 1688 年 6 月，詹姆斯二世的儿子出生，这个儿子信仰天主教。詹姆斯二世与第一任妻子有两个女儿——玛丽和安妮，不过她们都信仰新教；根据继承法，这个信仰天主教的儿子应比两个女儿有优先继承权。

然而，当时荷兰面临的最直接威胁还是路易十四对普法尔茨的入侵。由于战争迫在眉睫，奥兰治亲王威廉最终决定于 1688 年 11 月进攻英国。因为荷兰人相信，只有恢复英国的立宪制政府，才能使英国人加入抵抗路易十四的队伍，共同维护欧洲的自由。威廉认为自己是国际军队的首领；他在英国有一些支持者，如伯内特主教（ Bishop Burnet ）号召英国同胞不要畏首畏尾，要关心欧洲大陆政局，捍卫自己的自由和宗教。他将英国人比作信奉新教的以色列人，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同样，正是不断恶化的欧洲政局让辉格党的贵族们确信，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奥兰治亲王威廉成为英国的“拯救者”，除此以外别无选择。辉格党人之所以抛弃詹姆斯二世，主要原因还是欧洲政局的变化，当时离詹姆斯二世信仰天主教的儿子继承王位的时间还差得很远。 1688 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被迫逃跑，威廉从荷兰入主英国，被拥戴为新国王，即威廉三世。这场革命是当时国际体系的产物，其目的是恢复英国在欧洲的地位。路易十四最终没能阻止威廉的行动，因为直至最后关头，他还认为威廉的目标不是自己而是德意志。

1688 ～ 1697 年，法国与众多中西欧国家之间爆发了九年战争。从本质上讲，这是一场欧洲的战争，其主要战场是佛兰德、莱茵兰–普法尔茨和意大利北部。战争期间，英国、荷兰以及其他帝国，纷纷将各类资源不断地输送到这些地区。低地国家尤其成了必争之地，西班牙甚至把自己大多数的资源都投入这里。此外，与这场大战伴随的还有一系列地区冲突，比如 1689 ～ 1691 年在苏格兰和爱尔兰之间进行的英国王位继承战争，以及土耳其战争等，所有的这些战争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路易十四支持詹姆斯二世反对英国议会；威廉三世则紧追詹姆斯二世至爱尔兰，并在博因河（ Boyne ）和奥格里姆（ Aughrim ）大败詹姆斯二世的军队。此后，威廉向一位德意志的盟友致歉，表示自己“不得不到爱尔兰”这个可能使他“与文明世界相隔绝”的地方去；他还说，一旦击溃詹姆斯二世及其党羽，他就将返回低地国家和德意志，“一致对付共同的敌人”。路易十四还煽动土耳其人向德意志施加压力。但荷兰和英国通过外交手段暂时稳住了土耳其，延缓了其军事行动，以使利奥波德一世能有更多的精力处理德意志事务。 1692 年，利奥波德一世任命乔治·路易为汉诺威选帝侯，这壮大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力量，并且有利于继续对法国和土耳其采取军事行动。这也再一次证明，德意志帝国的内部结构与欧洲的整体局势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

九年战争进一步刺激了欧洲公共领域的发展。在英国、荷兰共和国和北美殖民地的议会，公共领域的发展最为蓬勃。在这些国家，政府要想参与某项军事行动，必须先说服广大政治参与者，以便使军费提案通过，为战争准备人力和财力资源。此时，伦敦出现了一家独立报社，满足了公众对欧洲大陆新闻不断增加的好奇心。在德意志，尽管公众意见对国家政治和军事的影响力并不强，但有文化的人也非常希望了解与自己的生活相关的事件。德意志作家卡斯帕·施皮勒（ Kaspar Spieler ）在 1695 年对当时的社会现状进行了讽刺：“他们急匆匆地奔向邮局和报刊亭，迫切地想要知道法国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罗马教皇或者君士坦丁堡的苏丹正在做些什么……实际上，这些事与他们自己联系不大，就好比他们想要知道月亮上到底住的是人还是神一样。”

九年战争引发了新一轮的、长期的政治经济发展，包括资源开采、军事动员和官僚系统的整合。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和荷兰共和国异军突起，成为海上强国。 16 世纪末，荷兰开辟海上航道，并发展了超强的财政和军事组织能力，击败了拥有更多资源的腓力二世。 17 世纪 90 年代，英国人吸收了荷兰人的部分理念，建立了欧洲最为强大和“现代化”的国家。 1694 年，新的英格兰银行成立，承担政府债务的管理工作，同时，结构复杂的股票和金融市场也成立了。此外，东印度公司也成立了，这是一家半国有的机构。正是因为英国人有成熟的议会制政府，并在反对国内外暴政的问题上有广泛的政治共识，他们才能够有如此多的创举。 1694 年，威廉三世签署了议会通过的《三年法案》（ Triennial Act ），规定每三年必须召开一届议会。此外，审查制度的废除则使得人们拥有在议会内外谈论政治和贸易问题的自由。在整个 17 世纪 90 年代，英国政治的主要议题一直都是如何打好仗：辉格党支持威廉三世对欧洲大陆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托利党则更倾向于发展海洋战略，扩大殖民地范围。但在如下问题上，两党几乎没有分歧：他们都认为“应该阻止路易十四的侵略行动”，都认为“自由的人民需要一个强大、富强的国家来保护他们”。 17 世纪 90 年代，下议院宣布：“国家要为战争做必要的准备，但不能做有可能破坏宪政的事情。”最终，威廉三世和他的议会筹集到了大量的军费，以对抗路易十四，其中有至少 1/3 的钱是通过长期贷款的方式（而不是财政收入）筹集到的。从此，英国成为欧洲最为自由的一片土地，也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与英国不同，欧洲大陆的多数国家都选择了专制主义的道路，以提高政治和经济效率。例如，瑞典国王查理十一世实施了“收回”政策，即从贵族手中收回王室的土地——如此一来，国王的财政力量得到了大幅加强。另外，他还建立了一种新的土地所有制，将军事和财政统一起来，该制度将公民的土地所有权与税收及兵役联系起来。该制度实施了数十年的时间，到 17 世纪末，瑞典军队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军费支出占国家总资产的比例，为全欧洲最高。在哈布斯堡王朝，利奥波德一世努力对国家机构进行改革——他这么做一方面是出于与法国及土耳其交战的需要，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在匈牙利新获得的领土给他带来了改革的契机。可是，与英国的境况大不相同的是，利奥波德的债权人于 1680 年拒绝继续为他提供贷款，除非他答应对国内腐败的财政管理制度进行整顿。利奥波德没有和各邦国合作推进改革；从 1681 年开始，他试图单方面推行一个新的金融体系。 8 年后，利奥波德的顾问建议先将匈牙利作为改革的样板，在那里建立常备军、提高征税的额度，并安排移民来开发这片新的土地。德意志的一些中小邦国，也积极参加帝国的建设，以增强帝国的防御力量。然而，各国的国内改革并不是简单而直接的，人们的愿望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差距。许多欧洲人（甚至包括德意志人在内）都在不断试图逃避国家的登记、管制、培训、税收和兵役等政策。从中世纪起，匈牙利的贵族就享有这样一项特权：当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自认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时，可以公然反对王权。然而，利奥波德不仅没能成功剥夺他们的这项权利，还被迫同意匈牙利继续运行自己独立且低效的财政政策。同样，查理十一世的政策也引来了芬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贵族的公开反对。波罗的海地区的贵族在帕特库尔（ Johan Patkul ）伯爵的领导下，与波兰等国家建立了紧密的联系，甚至邀请这些国家来一同分割瑞典，以恢复自己的传统自由权利。

在英属北美殖民地，有的人支持集权，有的人支持采取代议制，双方争议尤为激烈。托利党人及英王任命的总督认为，应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点，应该利用美洲来制约路易十四的力量。他们认为，尽管英国在美洲拥有大片土地，但都管理混乱，效率远远不及法属加拿大。法国人在那里有高效的军事管理制度，尽管他们人口少，但多数男性都在服兵役。而英属新英格兰则“分裂严重，各地区各自为政，政府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漠视公众的利益”。这些人认为，只有建立集权制的殖民政府，才能有效调动当地的所有资源，增强英国在欧洲的实力，以抵御法国的进攻，并维护英国在印度的利益不受法国侵犯。与托利党不同，多数辉格党移民在宗教和政治问题上显得非常激进。他们认为，路易十四是“基督教的敌人”，他控制了德意志的教堂，“一直在蹂躏欧洲，是一个无比暴虐和狡诈的君主”。 1686 年，清教牧师科顿·马瑟（ Cotton Mather ）在布道中告诉人们：“风水轮流转，现在机会属于美利坚人民。”当时总督呼吁新英格兰的人民做好军事准备，但辉格党人却拒绝支持，他们指责这些计划是在秘密地剥夺人们的自由。辉格党人拒绝所有的集权式的改革计划，尤其是征兵制度，他们主张建立一个松散的联邦，将各新教殖民地联合起来。

在经历了将近 10 年的战争、动员和纵横捭阖之后，法国和“大同盟”双方都没能取得完全胜利。其间，路易十四在意大利、德意志和海上取得了巨大胜利。詹姆斯二世曾在爱尔兰登陆，试图恢复王位，但在 1691 年被打败。当时，为了对付法国，英国几乎把全部兵力都部署在了德意志、大西洋和地中海海域，威廉三世也始终没能给法国致命一击。而此时的奥地利人正艰难地进行着东西两线作战。 1690 年，土耳其重新占领贝尔格莱德。在得到德意志各邦的大力支持后，哈布斯堡王朝很快再次对土耳其发起进攻，但是德意志人依然忙于两线作战，无法集中精力对付法国。此时双方的战斗陷入了僵局。 1694 年，法国军队入侵加泰罗尼亚，并于三年后占领巴塞罗那。尽管如此，路易十四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尽管萨伏依公国的国王维克托·阿玛迪厄斯（ Victor Amadeus ）并不是任何一方的可靠盟友，但他是战局的风向标。 1696 年，萨伏依公国倒戈，与法国结盟。同时，英国人和荷兰人的财政已经耗尽。战争双方都在为自己寻找出路，以期结束战争。

1697 年 9 月，双方签订《里斯维克和约》（ Treaty of Ryswick ），战争宣告结束。路易十四竭尽全力，保住了斯特拉斯堡。虽然德意志各国诸侯和民众对此非常不满，但他们也没办法。巴登侯爵（ Margrave of Baden ）抱怨道：“如果德意志不收回斯特拉斯堡及其防御工事，那么德意志的自由就无法得到保障。”但在其他方面，路易十四却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支持下，荷兰军队在西属尼德兰的要塞驻军，阻挡了法国通往低地国家的战略要地。对于德意志来说，在神圣罗马帝国多数公国的支持下，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依然是整个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支柱。为表彰乔治·路易在对抗法国和土耳其军队时所做的卓越贡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任命他为选帝侯。此外，路易十四表示承认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为英国国王。《里斯维克和约》规定加勒比海地区的圣多明戈（ Saint-Domingue ）属于法国，并规定法国拥有对新法兰西（即加拿大）和阿卡迪亚（ Acadia ）的控制权。不过，和约并没有过多涉及欧洲以外的领土划分问题，这说明各国主要关注的还是欧洲的力量均势。《里斯维克和约》的签订，正式确认了过去 30 年欧洲新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哈布斯堡王朝已经不再是欧洲各国的威胁，而路易十四谋求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则成为各国最为担忧的问题。

北欧和东欧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也初步形成。 1696 年 6 月，扬·索别斯基去世，波兰复兴的努力也结束了。谁来继承王位，事关重大。同年，沙皇彼得一世微服出巡——他希望能够获得西欧较为发达的国家的第一手资料，以便回国后更好地推进俄国的现代化进程。此时，沙皇俄国刚刚摆脱与世隔绝的状态，向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共和国派遣了外交代表，不久又向英国和普鲁士派遣了大使。一个月后，瑞典国王查理十一世去世，查理十二世继承王位但尚且年幼。与此同时，奥地利军队大败土耳其， 1699 年，各国与土耳其签订《卡尔洛夫奇条约》（ Treaty of Karlowitz ）。奥斯曼帝国被迫将大片土地割让给奥地利，包括匈牙利、斯拉沃尼亚、特兰西瓦尼亚的全部，以及克罗地亚的部分地区；波兰获得了波多利亚（ Podolia ）、卡梅尼采（ Kamenice ）和乌克兰的部分地区；而俄国则得到了亚速海周边地区。

然而，就在欧洲迎来 18 世纪的曙光之前，发生了两件让人始料不及的事情，中西欧、东北欧的两大国际关系体系几乎同时卷入了重大的危机之中。此时，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即卡洛斯二世）生命垂危，他愚蠢又无后，谁会接替他成为西班牙国王呢？欧洲各大国都在密切关注这一问题。路易十四试图让自己的孙子安茹公爵腓力（ Philip of Anjou ）来继承西班牙王位。如果这成为事实，那么将会出现一个庞大的波旁帝国——包括法国、西班牙、西西里、那不勒斯、西班牙海外殖民地以及西属尼德兰，这个帝国将比查理五世时期的神圣罗马帝国还要强大和恐怖。利奥波德一世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企图让次子查理大公继承西班牙王位。这将导致哈布斯堡王朝的两大分支重新统一起来，其他欧洲国家同样非常担忧。解决这一困境的唯一方式，就是对西班牙的土地进行分割。但在 1699 ～ 1700 年，许多方案都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没能实现，各方无法妥协。 1700 年 11 月查理二世逝世时，各国依然没能达成一致。查理二世在遗嘱中明确表示：西班牙的领土不得分割，西班牙王位由法国王太子的次子安茹公爵继承；如果他拒绝，则由奥地利的查理大公继承。

这给路易十四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因为这场斗争的胜者将获得西班牙的一切。 1701 年 2 月，在法国军队和顾问的护送下，安茹公爵在马德里继承王位，即腓力五世。但路易十四却并不打算把腓力排除在法国的王位继承人之外，也许将来腓力还可以成为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扬扬得意地说道：“这样比利牛斯山这一障碍就不复存在了。”同月，路易十四派军队进入西属尼德兰，将荷兰驻军驱逐。此时，对于法国的对手来说，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方并非西班牙的殖民地，也不是西班牙本身，而是低地国家和意大利北部的交通要道。如果法国的对手能够控制这些地方，同时哈布斯堡王朝能够控制比利牛斯山以南，那么就可以形成对法国的包围。相反，如果路易十四控制了这些地方，那么英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将永无宁日。现在，法国军队占领了西属尼德兰，荷兰和英国两个国家自然会采取措施，以阻止法国的扩张。 1701 年 9 月初，英国、荷兰以及德意志帝国组成了新的大同盟以遏制路易十四。此后不久，詹姆斯二世在流亡途中去世，路易十四宣布承认其子詹姆斯三世为英国国王。 1702 年 5 月，法国正式对英国宣战。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是 18 世纪欧洲的第一场战争，各大国争夺低地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的控制权。在奥地利，利奥波德一世长子约瑟夫是主战派的代表，他决心彻底消除法国对神圣罗马帝国的影响。他们还强烈希望将法国人赶出米兰——在利奥波德一世眼中，米兰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对于路易十四来说，米兰则是他进攻奥地利的行动中心。哈布斯堡王朝认为，最关键的还是要保证其能够继承西班牙王位。奥地利以爱国主义为旗帜，领导德意志各邦国对法国进行讨伐。 1700 年年底，为了感谢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在对抗法国的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授予他“普鲁士‘里面的’国王” 的称号； 1701 年，腓特烈三世加冕为国王，称腓特烈一世。 1702 年 10 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正式向法国宣战，巴登–巴登边区伯爵路德维希·威廉（ Ludwig Wilhelm ）担任神圣罗马帝国联军在莱茵地区的最高统帅，向法国发起猛烈进攻。大多数德意志邦国（如巴登公爵、汉诺威选帝侯）都也加入了反法联盟，只有两个诸侯是支持法国的：科隆选帝侯约瑟夫·克莱门斯（ Joseph Clemens ）和他的哥哥——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埃曼努埃尔（ Maximilian II Emanuel ）。

神圣罗马帝国是这场战争的主战场，相对的，意大利、西班牙及海外殖民地是战争的次要战场。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向法国护航队发起进攻，按照英国海军部的说法，这样做是为了“切断法国军队赖以生存的资金和金属板的供给”。 1703 年，英国皇家海军认为有必要对西班牙属地哈瓦那发动突袭，这样有助于“重创波旁家族，以配合哈布斯堡王朝的行动”。 1704 年，路易十四试图调集自己的主力军队和驻守在巴伐利亚的分遣队袭击维也纳，给德意志致命一击。英国驻柏林公使发出警告：“可怜的德意志，现在似乎离毁灭不远了”。然而，同年 8 月，法国——巴伐利亚联军在德意志南部地区遭到英荷联军的重创，这就是布伦海姆（ Blenheim ）之战，当时英荷联军的统帅正是马尔伯勒公爵。同年，一支英国舰队占领了直布罗陀海峡，有效地封锁了地中海海域。 1705 年，利奥波德一世去世，约瑟夫一世继位，他被视作“德意志事业”的积极倡导者。 1706 年，奥地利——萨伏依军队将法国军队从意大利北部地区驱逐。查理大公仍然控制着他在西班牙获得的领土，而加泰罗尼亚和其他地区反对腓力五世的起义也对他起到了帮助作用。最为重要的是，在德意志和佛兰德，英国、荷兰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联军还在对路易十四进行持续的打击。 1706 年，路易十四在拉米伊（ Ramillies ）战役中战败，而他在德意志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巴伐利亚选帝侯和科隆选帝侯，则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赶出了德意志。路易十四控制神圣罗马帝国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当中欧、西欧和南欧正因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而争论不休时，北欧和东欧也因波兰和瑞典王位的继承问题而不得安宁。邻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潜在实力十分担忧，当然它们也发现了这两个国家的弱点。波兰内部的分裂导致了外部力量的介入，也使得波兰成为大国瓜分的对象。在扬·索别斯基统治时期，波兰表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在 17 世纪末，它的领土迅速扩张，并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如果波兰能够成功进行改革，那么俄国和普鲁士将会面临一个更加强大的对手，现在波兰处于混乱之中，但普鲁士和俄国是不会允许波兰落入敌国手里的。因此， 1697 年，彼得一世以对波开战威胁波兰贵族，要求他们选举来自法国的孔蒂亲王（ Prince Conti ）担任波兰国王。但最终，萨克森选帝侯腓特烈·奥古斯特（ Friedrich August ）击败孔蒂亲王成功当选国王，即奥古斯特二世。这是因为，奥古斯特向波兰贵族大量行贿，同时，波兰人也相信，奥古斯特最有希望带领波兰人从奥斯曼手中夺回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 Kamenetz-Podolsk ）要塞。奥古斯特也确实不负众望，很快收复了该要塞。正如普鲁士“里面的”国王腓特烈一世所说，现在俄普两国的战略是，阻止萨克森人在波兰共和国建立专制统治。尤其是因为对于普鲁士来说，波兰——萨克森联盟是一个针对自己的包围圈，普鲁士将被迫两面受敌。换句话说，波兰的“自由”对于俄普两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真正将这片土地推进动乱深渊的是发生在瑞典的一个意外事件。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年轻而缺乏经验，邻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丹麦人打算利用查理十二世重建自己的波罗的海帝国，俄国人想要收回诺夫哥罗德（ Novgorod ），而新当选的波兰国王则意欲将波兰的疆域扩大到波罗的海的利沃尼亚。 1699 年 9 月，丹麦和波兰就瑞典问题签署了一份条约，两个月后俄国也加入。这一联盟的设计者是利沃尼亚的贵族约翰·帕特库利伯爵（ Count Johan Patkul ），他一直试图让自己和臣民摆脱瑞典国王的统治，因此选择了背叛瑞典。 1700 年 8 月，丹麦、波兰和俄国向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开战。然而，他们没想到的是，这位新当选的瑞典国王竟是一位军事天才。 1700 年 11 月，查理十二世御驾亲征，在纳尔瓦战役中打败了俄国军队，这给了彼得一世的大国梦以沉重一击。甚至 12 个月后俄国驻维也纳的公使依然有种强烈的耻辱感，他说：“奥地利人曾嘲笑我们……我们一定要争取再打一场胜仗，哪怕是一场小小的胜利，以便能让沙皇名扬欧洲。”在接下来的 4 年里，查理十二世横扫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但也为后来他遭遇的一系列惨败埋下了伏笔。

最初，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北方大战是两场相互独立的战争。然而， 1706 年，这一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查理十二世的胜利在瑞典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军事辩论。有人认为，瑞典的头号敌人是俄国，因此瑞典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波罗的海的安全，这是瑞典的第一道防线。查理十二世的顾问尼尔斯·利勒罗斯（ Nils Lillieroth ）就持这一观点。如果这一地区失守，那么彼得一世必然会对瑞典的属地芬兰造成威胁，甚至最终威胁到瑞典本土。因此，预防性措施是必要的，甚至瑞典有必要占领普斯科夫（ Pskow ）附近的俄国土地，以扩大缓冲区。不过，查理十二世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波兰——萨克森联盟才是瑞典的主要对手。他希望让自己欣赏的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 Stanislas Leszczy ń ski ）成为波兰国王。为实现这一目的，他必须给现任波兰国王奥古斯特二世以致命的一击，因此， 1706 年 9 月他下令直接进攻萨克森。查理十二世认为，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他代表西里西亚新教徒的利益，因此他有权让自己的军队在德意志的领土上肆意穿行。早在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时期，瑞典就将德意志作为自己的外交政策重心，这一点在查理十二世时期又一次体现出来。

1706 年秋，查理十二世横扫中欧国家，反法大同盟陷入恐慌。 1706 年 8 月，马尔伯勒公爵在给荷兰首相的信中写道：“我希望瑞典国王不是冲着匈牙利来的，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我们将会深陷困境。”马尔伯勒公爵认为，查理十二世将会破坏神圣罗马帝国的稳定，削弱其对法作战的力量。德意志北部的一些邦国（如普鲁士和汉诺威）把军队派到了西边，现在它们担心自己的后方遭遇袭击。查理十二世的猛烈进攻很快就使得萨克森人投降： 1706 年 10 月，双方在萨克森签订《阿尔特兰施塔特条约》（ Treaty of Altrans ä dt ），奥古斯特二世彻底投降，并放弃了波兰的王位。马尔伯勒公爵警告人们，现在他们最担心的是，瑞典国王可能会“寻找借口进一步入侵德意志帝国”，这是他们“唯一需要担心和避免的”。为此， 1707 年，马尔伯勒公爵与查理十二世在阿尔特兰施塔特会面，并成功说服瑞典调转枪口，向东进攻俄国，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则在西里西亚的新教徒问题上做出了妥协。至此，德意志各公国及反法联盟国家都长舒了一口气。

北方大战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都不仅仅是军事和外交舞曲，而是殊死的搏斗。这两场战争的结果都事关生死——对于在战场上冒着枪林弹雨的战士们来说如此，对于那些处在水深火热的战争中的平民百姓亦是如此。整个欧洲，无论是政府、反叛者还是民众，都陷入了生存的挣扎之中。法国人担心自己在北边、南边、东边和东南边被哈布斯堡王朝包围。路易十四对 17 世纪 50 年代的投石党运动记忆犹新，他不愿意让历史重演，更不愿回到 16 世纪末宗教战争的混乱时期。德意志的爱国人士试图夺回阿尔萨斯，至少防止法国进一步占领德意志的西部土地。很多中小型公国（如萨伏依）也参加了战争，它们不愿意自己被降级，甚至试图跻身一流公国的行列。对于荷兰人和英国人来说，西班牙王位继承权问题是欧洲权力平衡的核心，只有维护均势，他们的自由、财产和生命权才能得到保障。一旦路易十四获得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那么他就将成为绝对的欧洲霸主；一旦他控制西属尼德兰，那么就将对英国与荷兰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 1701 年 6 月，英国的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 John Locke ）论述了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之间的关联：“我是多么热爱和平，我认为真理（即新教和代议制政府）与和平是相伴而生的，但如果没有了自由，和平也将不复存在；如果欧洲均势遭到破坏，和平也难以获得保证。”

为了在恶劣环境下保持竞争力，欧洲各国试图通过行政、军事甚至宪政改革来提升本国的凝聚力。例如，哈布斯堡王朝对奥地利、波西米亚以及匈牙利旧的行政体制进行了精简——该体系冗杂且易于产生摩擦。约瑟夫一世设立了多个小型机构，代替了僵化的枢密院会议，每一个小型机构都负责特定的地理范围。他还大幅削减了枢密院的人数，以减少决策过程中的困难，同时可以改善国家的财政收入状况。试想，如果没有这些改革，奥地利人很难在战争中表现得如此出色，很难在多个战区进行快速部署。路易十四也是如此，为了应对大同盟的威胁，他再次增加了国民的税赋。在九年战争期间以及 1701 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爆发的时候，路易十四开始征收人头税——这是法国政府第一次向所有臣民直接征税。与传统的租税不同，每一个臣民，不论等级、地位，都要向国王缴纳人头税。几年后，路易十四又开始向臣民征收另一项直接税——什一税。这些新的税种加起来，占到整个国家税收的 1/4 。贵族们也是要缴纳这些税的，但与他们的总收入相比，这些税只是九牛一毛。如果他们能缴纳更多的税，那么法国的军事和外交实力将会大幅提升。不过，与哈布斯堡王朝一样，路易十四也必须十分谨慎，避免征税过重，避免与农民、公职人员、享有免税权的贵族以及其他的既得利益团体对立起来，因为整个国家最终还是要依靠这些人的力量。事实上，路易十四的权力不仅远远未达到“绝对化”的程度，在国内资源分配问题上，国王与贵族之间不得不相互妥协，这样也有利于法国在海外获得更大的荣誉。在北欧和东欧，北方大战的压力也对各国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699 年，沙皇彼得一世解散了“射击军”（该禁卫军由火枪手组成，其权力过度膨胀但军事能力落后），只组建了一支常备军部队。几年后，彼得沙皇设立了中央指挥部，并于 1718 年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

战略压力也促使某些欧洲国家进行了深刻的宪政改革。 1701 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王位继承法》（ Act of Settlement ），该法案确定安妮女王的继承人为詹姆斯一世的孙女——汉诺威选帝侯的索菲亚公主以及她的子嗣（必须为新教徒），并明确地将斯图亚特王朝的后裔排除在王位继承人之外（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这一法案的意义在于保障 1688 年光荣革命的成果不受斯图亚特王室的后代及其法国支持者的破坏。然而，苏格兰的爱丁堡议会非常不满威斯敏斯特议会没有事先询问其意见就通过该法案，并很快出台了自行制定的法案，该法案只规定苏格兰国王必须是新教徒，没有规定具体什么人有权继承王位。这就为斯图亚特王室复辟提供了可能，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天主教信仰，仍然可以担任苏格兰国王。这很有可能会导致英格兰与苏格兰分裂，甚至会导致法国联合苏格兰包围英格兰。一般来说，要想对抗法国，英格兰必须与苏格兰通力合作。如果双方分别制定自己的贸易和殖民政策，那么就会大大削弱英国抵抗法国的能力。不过，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辉格党精英达成了一致意见：无论英格兰与苏格兰存在怎样的分歧，都要争取团结，因为遏制路易十四才是第一要务。因此， 1707 年，英格兰国会和苏格兰国会分别通过法案，即《联合法案》（ Act of Union ）。法案规定：苏格兰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中获得比以前更多的席位，并保留自己的法律和教育体制，但要放弃自己的独立外交和安全政策。联合王国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对付法国，正是这场战争促成了联合王国的诞生，双方联合一致，阻止路易十四建立天主教“世界帝国”的企图。贿赂、恐吓或者赤裸裸的商业利益，都不能使联合王国有如此稳固的团结。

在西班牙，战争同样导致了巨大的宪政变革。最初，冲突似乎能提高人们参与政治的热情。 1705 年 10 月，反法同盟军队占领巴塞罗那后，很多贵族对政府的做法表示不满，甚至引发了叛乱。同年 11 月，这些贵族要求政府在战争问题上征求他们的意见。然而，腓力五世却认为，西班牙之所以在战争中表现不力，并不是因为国王与贵族们缺乏商讨，而是因为西班牙各个地区的不团结与相互猜忌。当时西班牙由很多王国构成，采取共主联邦制。 1707 年，腓力五世推动将卡斯提尔、阿拉贡两个王国合并，将阿拉贡、瓦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统一起来。这样，在西班牙内部，只有纳瓦拉和巴斯克（ Basque ）两个省还保留着自治权，西班牙的其他地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一体化。之前查理五世、腓力二世和首相奥利瓦雷斯（ Olivares ）也想这样做，但都没有成功。因此，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推动了西班牙的现代化进程。但与英国不同的是，西班牙的一体化进程并不是通过议会实现的，相反是以牺牲代议机构的方式来实现的。在法国，战争的压力并没有扫清长期以来阻碍宪政改革的因素。 1706 年，反法联盟取得了一系列胜利，法国元帅旺多姆（ Vend ô me ）对战局非常担忧，因此建议路易十四重新召开三级会议，以重新获得民众的支持（事实上从 1614 年起，三级会议就很少召开了）。然而，路易十四却拒绝了他的这一建议，他害怕一旦向民众让步，民众就会提出更多的要求。此时，法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最高法院的法律功能的制约，它有权通过或驳回新的税收法令。

奥斯曼帝国在 17 世纪 80 年代遭到灾难性的战略失败，这引发了其国内政治戏剧性的后果。 1686 年，布达落入神圣罗马帝国之手，引发了巨大震撼，并波及君士坦丁堡。土耳其新军发动叛乱，推翻了穆罕默德四世的统治；而他的兄弟苏莱曼二世则取而代之成为苏丹；土耳其首相（又称大维齐尔）也被处死。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由于外交政策的判断失误，穆罕默德四世和詹姆斯二世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奥斯曼帝国一直保持中立。对于土耳其人来说，在维也纳和森塔（ Zenta ）遭遇惨败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在他们眼中，《卡尔洛夫奇条约》并不是自己与基督教欧洲和平共处的开始，而仅仅是一份休战协定，是奥斯曼帝国再次进攻前的喘息。他们以先知穆罕默德与麦加人签订的“胡达比亚（ hudabiya ）协定”为启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一个神学上的正当理由。然而，这在国内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政策；苏莱曼二世的继承人苏丹王穆斯塔法二世（ Mustafa II ）迁都埃迪尔内（ Edirne ）绝非偶然，他是为了尽可能地摆脱《卡尔洛夫奇条约》中的某些条款带给自己的困扰。 1703 年，君士坦丁堡的新军发动暴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叛乱的爆发是因为当地人对政府的一些做法——例如延迟发放津贴——十分不满。不过，最主要的原因是，土耳其人对奥斯曼帝国国际地位的下降有很大不满。人们指责穆斯塔法二世慵懒腐败，不过人们最憎恨的是他向别国割让了大部分土地。之后，穆斯塔法二世被废黜，其弟艾哈迈德三世（ Ahmed III ）继任苏丹。

1707 年，查理十二世撤出萨克森地区，这样中西欧的很多国家似乎可以避免同时遭遇两场战争的境地。 1704 年之后，反法大同盟希望能够乘胜追击，并最终使法国妥协。尽管反法联盟在德意志、佛兰德和波河流域（ Po Valley ）打败了路易十四，但联盟依然很难进攻法国本土以迫使其屈服。约瑟夫一世试图说服各诸侯，共同努力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并建立“帝国堡垒”，防止法国进一步扩张。但多数诸侯没有支持这个想法。约瑟夫一世宣称，自己在意大利的战争是为了“帝国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但很多诸侯却对他表示怀疑。早在 1500 年左右，类似的问题就曾困扰过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及其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使是之前曾对法国态度强硬的英国人和荷兰人，这次也没能与约瑟夫一世达成多少共识——他们当中甚至有人提出与路易十四和解。因此，战争陷入了僵局。 1707 年，查理大公在西班牙的阿尔曼萨（ Almansa ）遭遇惨败，引发了英国议会的一场激烈的争论。一年后，反法联盟在佛兰德的奥德纳尔德（ Oudenaarde ）获得了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此时，双方都开始认真考虑是否应该和解。

此时，德意志内部也出现了新的威胁，这使得哈布斯堡王朝颇为担忧。之前，勃兰登堡大选帝侯配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法国发动战争，因此获得了国王的称号。但是，仅仅几年之后，维也纳方面就开始对其感到担忧。因为没过多久，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一世的野心就显露无遗： 1702 年，他试图取代威廉家族，兼任荷兰共和国的执政，不过这一企图没有成功。一年后，普鲁士人试图将德意志南部地区的安斯巴赫（ Ansbach ）和拜罗伊特（ Bayreuth ）据为己有，却遭到了奥地利控制的宫廷会议的阻挠。当时，普鲁士统治者还是小心翼翼、谨慎行事的。 1705 年 5 月，腓特烈一世在其第一份政治遗嘱中嘱咐其继承人：如果对外开战，务必“非常小心”，因为新成立的普鲁士王国周边都是一些“实力强大”的国家，而且绝大多数“充满嫉妒和敌意”。不过，维也纳方面并没有被普鲁士的假象所欺骗。约瑟夫一世的首相在 1706 年说道：“尽管法国实力非常强大，但法国对我们的威胁，比不上普鲁士的威胁……路易十四只是会侵略他的邻国，而一旦普鲁士背叛我们，那么他们将直接插入我们的心脏。”因此，此时与路易十四议和，不失为正确的选择。

1709 年 5 月，战争双方开始谈判。 1710 年冬天，谈判在荷兰海牙等地继续进行。在谈判中，双方所讨论的中心问题并不是西班牙，而是德意志。为了释放某些善意，路易十四从伊比利亚半岛撤回了大部分军队，但他不同意反法联盟废黜腓力五世的要求。他表示，不排除以后可以劝说自己的孙子将西班牙的王位让给查理大公。对于领土要求，路易十四坚决拒绝做出让步。反法联盟要求路易十四从佛兰德的蒙斯（ Mons ）和那慕尔（ Namur ）两地撤离，拆除在莱茵河西岸所建立的所有要塞，并且将莱茵河畔的布赖萨赫交还给德意志帝国，同时将法国的盟友科隆选帝侯和巴伐利亚选帝侯流放。路易十四坚决拒绝，因为答应这些条件就等于彻底破坏了自己和前辈的所有努力，导致法国在德意志的利益全部丧失。法国正是通过上述“门户”来对德意志施加影响的，一旦放弃这些地区，那么其他国家就可以从东边和北边进攻法国。因此，路易十四必须拒绝反法联盟提出的上述条件，战争不得不继续进行。

争夺领土和修建防御工事是制约路易十四的一种方式，但这并不能改变法国政权的性质，后者或许有更重要的意义。反法联盟中的一些领导者开始认为，保卫英国和荷兰自由的最佳方式也许就在于促进欧洲人的自由，特别是促进法国人的自由。 1706 年，为了获得佛兰德的布拉班特的民众的支持，马尔伯勒公爵向他们保证，他将说服维也纳方面尊重民众享有的传统宪法权利。同年，一支有组织的英国两栖远征队向法国的吉耶纳（ Guyenne ）进发，并携带了反法联盟的一份声明，声明表示：反法联盟支持促进法国人的自由，将支持法国恢复《南特赦令》（ Edict of Nantes ），保证宗教宽容，并恢复召开已逐渐被废弃的三级会议。 1709 年 6 月，马尔伯勒公爵这样写道：如果可以的话，“大同盟将要求法国重新恢复三级会议，以共同管理国家，我相信如此一来，基督教国家获得和平、免遭侵略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此时，反法联盟各国所考虑的并不是要把英国式的议会制度强加给法国，而是要恢复法国人所享有的传统自由，使法国人摆脱其国王的压迫。反法联盟希望，如果法国人民有了更多的权利，那么他们就可以通过宪法和财政制度来制约波旁王朝的扩张。

马尔伯勒公爵还引出了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悖论之一。他和很多人都认为，在某一个时期，如果宪法自由是英国强大的基础，那么一旦英国支持其他国家的自由（即使与英国式的自由不完全相同），就会增加自己的盟友，而不会壮大自己的对手。然而，事实上，“扩大法国民众的政治参与就可以使法国变得和平”这种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反而可能会让法国民众更加支持路易十四的扩张政策。 1709 年 6 月，路易十四拒绝了反法联盟提出的要求，他通过各地的行政长官和主教，向民众解释了为什么法国还要继续进行战争。他说：“战争让众多忠诚的子民遭受不幸，我愿承担这一切罪责。但我确信，我的子民们会拒绝接受他们提出的违背公平正义的要求，也会拒绝接受损害法国人荣耀的一切条件。”法国国内所有教区的神职人员都向民众宣读了路易十四的这封信，人们纷纷对路易十四的战争政策表示支持。

由于和平谈判暂时停滞，战争重新开始。 1709 年 8 月，法国挫败了反法联盟攻占巴塞尔的企图。一个月后，双方在马尔普拉凯（ Malplaquet ）展开残酷而血腥的拉锯战。由于战争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伤亡越来越多，英国民众和议会越来越质疑继续进行战争的必要性。 1709 年 11 月，托利党的亨利·萨谢弗雷尔（ Henry Sacheverell ）在威斯敏斯特的圣保罗大教堂进行布道，言辞激烈地反对政府，并很快引发了一场暴乱。之所以会有这么多人反对政府，是因为不少人不满意政府的外交政策。暴徒高喊着“支持萨谢弗雷尔、支持和平”的口号，袭击异议者所在的教堂，并试图扰乱英格兰银行。紧接着，前线也传来了坏消息。 1710 年，英国派往西班牙的远征军在布里韦加（ Brihuega ）被击溃，而奥地利的援军则在比利亚维西奥萨（ Villa Viciosa ）遭遇惨败。一年后，法国军队进一步向伊比利亚半岛深处进发。安妮女王对辉格党政府的欧洲大陆战争政策非常不信任，因此宣布罢免了所有大臣的职务，责成托利党人组建一个新内阁。新内阁的战争政策不再以欧洲大陆为重点，而是以海洋和殖民地为重点。此后不久，辉格党在大选中彻底失败，其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他们的大战略已经失去了信心。

1711 年 4 月中旬，约瑟夫一世皇帝猝然离世，身后无子。 6 个月后，他的弟弟查理大公继承皇位，即查理六世。查理六世本来正在率领反法联盟军队在西班牙作战，以夺取西班牙王位，现在他急忙撤出伊比利亚半岛，以保证自己顺利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皇位。此时，查理六世有可能会重建当年查理五世的辉煌。英国的政策显得举棋不定。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 Henry St. John ）认为：“如果查理六世同时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的主宰，那么战争的体系就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不过，辉格党仍然认为法国的力量过于强大，法国才是英国的敌人，只有哈布斯堡王朝集团强大起来，才能平衡法国的力量。但是这一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英国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反对继续与欧洲大陆国家作战。国会上议院要求重新任命将军， 1711 年 12 月，马尔伯勒公爵被罢免职务。当时英国在佛兰德的人力和物力已经几乎耗竭，资源被转移到了北美战场，但 1711 年英国远征队在与魁北克作战时还是遭遇惨败。 1712 年年初，英国基本停止了在欧洲的军事行动。此时，其他交战国也都精疲力竭。对于荷兰人来说，法国的力量终于得到了遏制，因此也想结束战争。只有查理六世还想继续进行战争，他希望同时兼任西班牙国王。最终， 1713 年 4 月，英、荷与法国签订《乌德勒支和约》（ Treaty of Utrecht ）； 1714 年 3 月，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签订《拉什塔特和约》（ Treaty of Rastatt ）。战争基本结束，但和平断断续续遭到破坏。

欧洲其他大国试图通过《乌德勒支和约》来遏制法国。德意志帝国收回了重镇凯尔（ Kehl ），将法国军队挡在了莱茵河的另一边。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西属尼德兰重新由奥地利控制，这样法国的活动受到了直接的限制。 1714 年，英国安妮女王逝世，汉诺威选帝侯乔治·路德维格继任，成为新的英国国王，即乔治一世。此前，英国和荷兰明确承诺，要共同保卫要塞，以防止法国的进攻。“恐法”的英国新国王同意与荷兰合作，兑现英国之前的承诺。乔治一世能担任英国国王非常偶然，荷兰给他帮过不少忙。此时英国和汉诺威是由同一个君主来统治，这样就等于说英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欧洲大陆国家，因此它有责任保卫德意志北部的安全。因此，英国的宪政自由就与欧洲各国的均势有着密切的联系。路易十四失去了很多位于意大利的领土，现在只剩下了伦巴第。萨伏依公国依然保持独立地位，成为路易十四的领土与神圣罗马帝国领土之间的缓冲地。萨伏依公国失去了伦巴第，为此感到失望，但根据《乌得勒支和约》它又获得了西西里作为补偿（后来和约又做了修改，将撒丁岛交给萨伏依公国）。英国利用直布罗陀海峡对出入地中海的航道进行了严格控制，严重削弱了法国在地中海西部海域的优势地位。此外，英国还占领了更具战略意义的梅诺岛，这里不但能阻断法军的资源供给，还能够监视法国海军驻扎在土伦（ Toulon ）的舰队的动向。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盟国决定正式承认腓力五世为西班牙国王，并抛弃曾经支持自己的加泰罗尼亚盟国，但它要求腓力五世必须放弃法国王位的继承权，西班牙和法国以后不得合并。

在签订《乌得勒支和约》的过程中，英国非常关注贸易和海外领地的问题。这是因为，二者不仅仅有经济价值，而且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英国获得了整个纽芬兰和新斯科舍（ Nova Scotia ），并得到了这两个地区的渔场——后来成为英国海军的训练场地。另外，英国还得到了觊觎已久的阿西恩托（ Asiento ），垄断了南美地区的贸易，尤其是奴隶买卖市场。后来，这些业务交由英国南海公司（ South Sea Company ）负责，该公司由托利党于 1711 年创立，托利党试图以此与辉格党控制的英格兰银行及东印度公司相抗衡。该公司不仅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个人利益，还为政府借款筹措资金，以支持政府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自此，奴隶贸易和欧洲的权力均势二者之间产生了直接关联。西属尼德兰交由奥地利而非荷兰控制，但荷兰获得了一些专属贸易特权；为了维持阿姆斯特丹在地缘上的优势地位，荷兰人依然对斯凯尔特河（ River Scheldt ）实施禁航，因此，荷兰人在经济方面获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高压的外交政策来实现的，这些经济收益为荷兰人派兵驻守要塞提供了帮助。同样，英国外交大臣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也在寻求与法国签署贸易条约的机会，但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获得金钱上的收益或者从波旁王朝获得什么“帮助”，而是因为他认为英国只有在开放的经济竞争环境中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样一来，对荷兰和英国来说，欧洲的贸易发展与战略均势二者是密切相关的。

1700 ～ 1701 年，路易十四曾经有美好的愿望，但后来他接连遭遇失败，愿望难以实现。他虽然攻占了魁北克，但依然无法参加西班牙的殖民贸易，无法以此获取暴利。他还被迫将英国的“王位觊觎者”詹姆斯·爱德华·斯图亚特（ James Francis Edward Stuart ）从巴黎郊区的圣日耳曼流放到洛林。敦刻尔克的要塞曾是法国向英国发动进攻的重要基地，法国的私掠者也屡次在这里对英荷船队进行袭击，但这里很快就要被拆除了。路易十四还曾希望巴伐利亚选帝侯能用自己家族的世袭财产，来向他换取更为富庶的西属尼德兰，然而这一愿望也破灭了。不过，尽管如此，此时的法国已经摆脱了被其他强国包围的局面， 200 年的战略目标终于实现了。从此，比利牛斯山另一侧的国家成为法国的友好邻邦，路易十四心满意足。西班牙将尼德兰交给奥地利，这样西班牙就不可能从南北两侧同时对法国施压。目前德意志尚未统一，因此法国东部国界尚未确定，那里依然有一片真空地带。查理六世也感到有些失望，他曾经想用偏僻的西属尼德兰换取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巴伐利亚，但没有成功；他获得了一些新的土地，但海上强国却利用其优势对这些地区进行经济限制；此外，他仍将自己视作合法的西班牙国王。尽管如此，哈布斯堡王朝的实力还是今非昔比，它得到了西班牙本土以外的绝大部分领土——包括尼德兰、那不勒斯、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北部的很多岛屿。

很快，人们就明白了《乌得勒支和约》只能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而无法解决未来的问题。 1715 年 9 月，路易十四去世，其曾孙路易十五即位。至此，法国不再实行扩张政策，因此，《乌得勒支和约》遏制法国的这一主要初衷就显得多余了。路易十五亲政之前，摄政大臣没有对外执行强硬的政策，这种和平政策延续了 20 年左右，法国只是被动地对欧洲国际体系的变化做出反应。英国的“王位觊觎者”詹姆斯三世已经失去了法国的支持，他被驱逐到了阿维尼翁（ Avignon ），后来又被赶到了“阿尔卑斯山南边”的罗马。此时，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真正推动力来自较为边缘的地方。此刻，北方大战依然没有结束，波罗的海沿岸、东欧和德意志北部都处于战争状态。 1709 年，彼得一世在乌克兰的波尔塔瓦（ Poltava ）战役中出人意料但又决定性地打败了查理十二世：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大国在东欧的崛起，其对于整个欧洲大陆的平衡起着根本性的作用。同年，德意志的哲学家莱布尼兹写道：“从此，整个欧洲都将把目光投向沙皇，他将在欧洲事务中起到重要作用……很多人说，沙皇将成为欧洲大陆的一股可怕力量，俄国人就好比是来自北方的‘土耳其人’。”

沙皇的主要目标是要将瑞典军队从德意志北部地区赶出去，在那里站稳脚跟，并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获得选举权和发言权。这意味着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的遗产将被最终摧毁，瑞典将遭受致命一击。 1711 年，彼得一世在施特拉尔松德（ Stralsund ）的波美拉尼亚港口包围瑞典驻军，他的儿子迎娶了不伦瑞克–沃尔芬布特尔（ BrunswickWolfenb ü ttel ）公爵的女儿。一年后，瑞典军队入侵梅克伦堡公国，冲突进一步波及德意志北部海岸，俄国军队在那里对瑞典军队进行反击。 1715 年 5 月，奥地利枢密院会议发出警告，称“这场战争将很快使整个德意志帝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716 年 4 月，彼得一世与梅克伦堡公国的卡尔·利奥波德（ Karl Leopold ）结盟，并将自己的一个侄女嫁给了他。俄国通过联姻方式，将自己的联盟网络覆盖到整个波罗的海沿岸。一年后，彼得一世与中国清朝签订条约，就西伯利亚的边界问题达成一致，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对付瑞典。为了能够适时向瑞典发动进攻，俄国调集大量军队驻扎哥本哈根，另外一部分军队则驻扎在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此刻，俄国军队有能力横扫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彻底击败瑞典并颠覆德意志，这样整个欧洲的均势就被打破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国家都密切关注战局的变化，包括瑞典的老朋友法国、波罗的海地区贸易霸主荷兰、把波罗的海当作重要海军补给品来源的英国，当然还有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包括汉诺威（汉诺威选帝侯自 1714 年成为英国国王）在内的所有德意志公国。

沙皇俄国的野心不仅威胁到众多德意志公国的安全，也会破坏它们的“自由”。卡尔·利奥波德公爵希望从沙皇那里得到支持，目的是对梅克伦堡公国内部的一些贵族进行残酷镇压。这些贵族不满利奥波德公爵的残暴行径， 1719 年，德意志帝国议会决定对卡尔·利奥波德公爵进行讨伐，并由汉诺威公国来领导这一军事行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发布公告，称卡尔·利奥波德公爵企图通过极其恶劣的手段剥夺其公国的人民“长久以来享有的特权、自由和权利”，目的就在于迫使他们成为“专制的奴隶”。很快，在瓦尔德米赫伦战役中，利奥波德的军队和他的俄国援军被打败。 9 年后，神圣罗马帝国又一次进行了干预。利奥波德被指控破坏地方法庭、颁布“血腥的法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颁布法令，指控利奥波德公爵对大量臣民进行生理虐待，其中还附有一张公爵对地方官严刑拷打的图片。人们纷纷谴责利奥波德的“专制统治”，担心他的残忍行为会引起整个德意志帝国的骚乱。帝国法令警告说，利奥波德的暴行“也许会使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甚至全部卷入危险的混乱之中”。特别要提的一点是，这场冲突为沙皇提供了一个浑水摸鱼的机会。尽管各国在意识形态方面仍存在分歧，并经常因此引发战争，但此时意识形态已经不是各国的深层战略动机。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很多国家认为，只有管理有序、政治安定的邻邦才是好的邻邦。

面对众多欧洲国家的联合抵御，彼得一世不得不从北德意志撤军，并表示愿意议和。 1721 年，各方签订了《尼斯塔德条约》（ Treaty of Nystad ），北方大战结束。对于瑞典来说，该条约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瑞典失去了在波罗的海东海岸的全部防线，包括利夫兰、爱沙尼亚以及芬兰省的卡累利阿（ Karelia ）。在德意志，瑞典将不来梅和韦尔登割让给了汉诺威公国，但仍控制着西波美拉尼亚。换言之，其他国家不太可能从南边进攻瑞典，并且从理论上讲，它仍然能够对德意志的事务施加一定影响。但事实上，瑞典的大国之路已经终结，它失去了对德意志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力。

北方大战也对波兰的地位造成了致命的破坏，尽管一开始并不显著。波兰贵族施拉赫塔（ Szlachta ）既是一个好战的天主教徒，也是一个共和制度的支持者，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对外战争。与英国和瑞典的议会不同，波兰议会并不是民众捍卫国家利益的工具，而是用来制约萨克森国王野心的平台，因此波兰议会不会支持发动任何对外军事行动。由于议会拒绝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发挥作用，因此捍卫波兰独立的希望就在于能否出现一个强有力的国王。此时，国王奥古斯特二世希望让自己所属的韦廷（ Wettin ）家族长期控制波兰的王位，将选举制改为世袭制。他的目的，第一是要削弱贵族的力量（传统上贵族拥有选举波兰国王的权利），第二是打击外来力量的干预（很久以来外部力量经常利用波兰宪法来干预国王的选举）。因此，俄国和普鲁士必然会想办法阻止奥古斯特二世。 1720 年 2 月，彼得一世与普鲁士结盟，双方均表示要捍卫波兰宪法，反对奥古斯特二世将选举制改为世袭制。一个月后，奥古斯特二世不得不表示屈服，并告知奥地利、英国和瑞典，他放弃了改革计划，愿意接受俄国的监督。这样，俄国人可以用各种办法来颠覆波兰–立陶宛联邦，他们支持波兰的宗教异见者，并且拉拢波兰的某些公国来反对另一些公国，以制造联邦内部的矛盾。在波兰人心中，不仅应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和小的公国的权利，还应该保卫国家不受欺负。

《乌得勒支和约》也没能解决大国在地中海地区的争夺，意大利问题依然非常棘手。战后，西班牙的国力有所增强，一是因为卡斯提尔和阿拉贡合并，国家实现了一体化，二是因为 1707 ～ 1715 年腓力五世在其法国顾问的帮助下进行了政府改革。尽管西班牙失去了尼德兰，但也因此减轻了防务负担，并且西班牙的舰队与陆军依然非常强大，实力不减当年。在首相阿尔韦罗尼（ Giulio Alberoni ）枢机主教的怂恿下，腓力五世的第二任妻子伊丽莎白·法尔内塞（ Elizabeth Farnese ）打算利用西班牙的现有优势，来尽可能多地夺回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土地，以便让自己的儿子将来继承那里的统治权。此外，腓力五世宣称自己依然有权继承法国的王位，这显然是在企图破坏《乌德勒支和约》。面对这一情况，此前在波罗的海和德意志问题上已经合作过的英法两国走得更近了， 1716 年两国正式结盟。不过，这却没能使腓力五世打消之前的念头— 1717 年 7 月，他夺回了曾经属于西班牙的撒丁岛，并于一年后入侵西西里岛，赶走了奥地利的卫戍部队。毋庸置疑，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那不勒斯。腓力五世的侵略行为对整个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半岛的地位产生了威胁，一旦西班牙称霸地中海，那么其他国家将遭受重大损失。 1718 年 10 月，在英国正式宣战前夕，英国皇家海军先发制人，在西西里岛的帕塞罗角（ Cape Passaro ）附近突袭并全歼西班牙舰队。这不仅仅是为了保护那不勒斯，也是为了消除西班牙海军的威胁。

此后不久，英国、荷兰、法国和奥地利组成四国同盟，共同遏制腓力五世。 1719 年 1 月，英法同时与西班牙开战，数月后法国进攻西班牙北部地区。英国皇家海军袭击了加利西亚（ Galicia ），并将所有西班牙船只都赶出了西地中海地区。为了报复， 1719 年 4 月，腓力五世支持“詹姆斯二世党人”在苏格兰的造反行为。然而不久他就难以支撑了，被迫将阿尔韦罗尼枢机主教免职，囚禁自己的妻子，并向四国同盟妥协。签订和约时，西班牙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在地中海地区的所有领土。在这场冲突中，只有萨伏依和奥地利是受益方——二者相互交换了撒丁岛和西西里岛的所有权，这样双方都获得了更易于控制的领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乌得勒支和约》对维护战后秩序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然而问题在于：对于维护欧洲均势来说，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是比法国更大的威胁。 1699 年，哈布斯堡王朝获得了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匈牙利的剩余领土， 1714 年又获得了奥属尼德兰、米兰和那不勒斯；《帕萨罗维茨条约》（ Treaty of Passarowitz ）的签订结束了 1716 ～ 1718 年的奥土战争，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获得贝尔格莱德、巴纳特（ Banat ）和瓦拉几亚（ Wallachia ）的部分地区。此时，奥地利甚至计划放弃难以保护的撒丁岛，以换取西西里岛，目的是保护那不勒斯，以便进一步增强自己在地中海地区的实力。 1720 年是哈布斯堡王朝扩张的顶峰时期，很多人认为，此时想建立“世界帝国”的不是法国，而是奥地利。查理六世是好战分子，引发了人们的恐慌。他依然没有忘记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甚至想重建查理五世时期的辉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各方担忧的是法国，现在担忧的则是奥地利。查理六世还强化对德意志事务的影响，并在一系列激烈的宗教冲突中站在天主教一边。

对于乔治一世和英国政府来说，奥地利的野心不仅危害到汉诺威的土地和德意志的新教，还对整个欧洲平衡的基础——德意志帝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英国国务大臣查理·汤森（ Charles Townsend ）担心，由于奥地利人认为自己“能力远超其他人”，因此希望“不受任何国家干预，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左右这个世界”。此时，法国的摄政王关心的是如何消除奥地利在尼德兰的势力对法国构成的威胁，并试图解决各种飞地问题，免得使欧洲各国的边境变得复杂。总之，法国人决定削减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拥有的资源。 18 世纪初，法国外交家们曾不断警告人们：德意志有数量庞大的“天然士兵”。法国外交大臣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权力的膨胀”深感焦虑。 1718 年 3 月，他强调“保护德意志各邦国的权利和自由，是防止法国在德意志建立专制主义的唯一办法”。 1719 年，英国和汉诺威对普法尔茨进行干涉，法国表示支持。法国表示支持普法尔茨的新教徒的权利，支持他们反对天主教的政府，而最终目的是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725 年，法国和英国对于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世界帝国”的担忧达到了顶点，这次危机源于法国王室的婚姻问题。路易十五希望尽早确立王嗣，以巩固法国国王的权力。他打消了迎娶年仅 7 岁的西班牙公主的念头，转而决定迎娶已经下台的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的女儿玛丽亚·莱什琴斯卡（ Maria Leszczy ń ska ）。腓力五世及王后伊丽莎白认为，路易十五的行为对他们是一种公开侮辱，因此试图与自己曾经恨之入骨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拉近关系。 5 月，奥地利和西班牙结盟，这对欧洲的整体均势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查理六世保证，不会阻碍西班牙收回直布罗陀海峡和梅诺卡岛，由于妻子伊丽莎白的关系，他还同意腓力五世的长子唐·卡洛斯（ Don Carlos ）拥有意大利的某些公国。就其本身而言，西班牙还授予了刚建立的奥地利奥斯坦德公司（ Ostend Company ）以贸易特权——几年前，该公司曾试图进入殖民地的市场，以赚取大钱。如果这些还不够糟糕的话，我们还可以谈论一下查理六世的长女玛丽娅·特蕾莎（ Maria Theresa ）与一位西班牙诸侯的联姻经历，当然这最后并未成功。

如果奥地利和西班牙结盟，那么英国和法国就将要面对一个庞大的集团，其势力从英吉利海峡的佛兰德一直延伸到意大利的最南端，从西里西亚延伸到比利牛斯山和直布罗陀海峡。汤森发出警告：“如果奥地利的某些土地也成为西班牙广阔领土的一部分，一个崭新的国家将会对欧洲其他国家构成新的威胁，这个庞大帝国将会比查理五世时期的西班牙更加可怕”。更糟糕的是，奥地利夺取德意志的野心将得到西班牙新世界公司（ Spanish New World ）提供的黄金资助，甚至还有奥斯坦德公司的资助——这一问题更让法国和英国担心。现在英国和法国产生了共鸣，它们都担心德意志被一个强大的帝国所“控制”，害怕出现一个“绝对”权力。一位法国外交家抱怨道：现在的情况比 1648 年之前还要糟糕。因此， 1725 年 9 月，英国和法国签订《汉诺威条约》（ Treaty of Hanover ），组成防御同盟，以制约奥地利和西班牙。

由于此时法国和英国都在努力对付奥地利和西班牙，俄国企图趁机再次全面控制波罗的海。 1725 ～ 1726 年，俄国首相奥斯特曼伯爵（ Count Ostermann ）在备忘录中说：这些计划的核心是要与奥地利结盟，“神圣罗马帝国不仅能帮俄国对抗瑞典、土耳其和波兰，还能打消其他国家进攻俄国的念头”。 1726 年 8 月初，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一世最终撕掉伪装，加入了《维也纳条约》（ Treaty of Vienna ）。为了防止波兰的兼并，俄国军队率先占领了库尔兰（ Courland ），防止其被波兰吞并。对于英国和法国来说，俄国的计划不仅威胁到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波罗的海（那里是两国海军供给的重要来源），还可能让彼得一世当年企图占领德意志北部以至整个德意志的计划死灰复燃。两国试图威胁要进攻俄国西部边境，但效果不佳，没有对俄国起到威慑作用。英国皇家海军派遣了一支舰队来到波罗的海地区，并说服瑞典加入了汉诺威同盟。与此同时，英法两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外交官试图拉拢土耳其政府，从南面进攻俄国。按照汤森的说法，这一计划是为了“让女沙皇将注意力集中在亚洲这一边，这样她就不太可能继续给欧洲各国找麻烦了”——这一说法完美地阐释了欧洲均势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联。

1725 ～ 1727 年，从波罗的海地区到黑海，从英吉利海峡到伊比里亚半岛，整个欧洲都陷入了僵局之中。西班牙试图包围直布罗陀海峡，尽管它感到力不从心。不过，整个欧洲的战略重点还是德意志帝国，其中包括佛兰德，查理六世已经威胁到了汉诺威，更确切地说，他可以在佛兰德调集资源，以此作为基地直接对法国和英国进行威胁。这也就是英国海军一直要集中精力攻击西班牙的银色舰队的原因：这不仅仅是残酷的劫掠，更是一种战略，目的是阻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获得财富，削弱其在中欧的权力地位。这也是英法联军在德意志集结大量军队的原因，这里是遏制查理六世的最有利的位置。

这些事件不仅仅是大国之间的纠纷，更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冲突。当时很多人认为，这场对抗中有两大力量：代议制国家与绝对主义国家。英国与荷兰议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西班牙——奥地利轴心的威胁，而西奥两国在国内奉行绝对主义和专制主义，压制本国代议机构的发展。用现在的话来说，欧洲分成了两大阵营——一边是“自由”国家，另一边则是“专制”国家。英国和荷兰的时事评论者早就开始使用这两个词了，而从 17 世纪末开始，这两个词在中欧国家的公共领域中出现得更为频繁。从 18 世纪初到中叶，德意志帝国中读报者的数量，从 25 万增长到了 50 万。有些批评性文章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人们越来越不愿接受“秘密政治”，而是要求政务透明。在讽刺诗、布道词、期刊和“政治谈话”中，人们要求德意志的统治者们（特别是皇帝）承担更多的责任，特别是要承担外交政策上的责任，这是“帝国”爱国主义的重要体现。这说明，德意志人对于国家的关心，已不仅仅限于德意志本国的政治，还包括对整个欧洲的均势问题的关注——这正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安全所系。正如《和平信使》（ Friedens-Courier ）一书作者所说的那样，没有人能够对这个世界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即使他自己不想去读书读报，至少也会时不时问问他的邻居，外面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这些出版物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国家创办的，但这并不表示德意志人“对于政治漠不关心”，恰恰相反，他们对于其他国家的事情非常感兴趣。

最终，欧洲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无论是西班牙还是奥地利，都无力在德意志和意大利长期维持与英法同盟的对抗。叶卡捷琳娜一世并不希望在波罗的海海域遭遇英国皇家海军，而奥斯曼土耳其则拒绝攻打俄国。唯一一场交火发生在直布罗陀海峡外的公海上，交战双方是英国和西班牙。最终这场战争还是通过外交和威慑得以避免。

哈布斯堡集团固然很强大，可以威胁其他国家，但它本身又是十分脆弱的。很明显的是，查理六世不太可能有男性子嗣了——这不仅会导致王位继承权的争议，还为邻国在他死后干预其国家提供了可能。为了避免这一情况的发生，查理六世在 1713 年 4 月的“国事诏书”中规定了这样一条原则：哈布斯堡王朝的土地必须完整地进行传承，王位的第一继承人应该是查理六世的子女，而后才是他的长兄——已经病亡的约瑟夫一世的子女。这样，自 1717 年 5 月起，查理六世的长女玛丽娅·特蕾莎应该成为继承人。不过，查理六世心里却并不安稳，因为他明白，虽然约瑟夫一世的两个女婿——巴伐利亚选帝侯和萨克森选帝侯——已经以自己妻子的名义宣布放弃一切应得的权利，但一旦时机出现，他们很可能会试图夺回这些权利。因此，为了确保皇位的顺利继承，他设立了代议机构。 1722 年年中，他还说服了匈牙利人与他合作。作为回报，他承认匈牙利人享有某些特权。之后，查理六世试图与其他强国缓和关系，以避免死后出现麻烦。 1725 年奥地利与西班牙签订条约， 1726 年与俄国签订条约， 1731 年与英国签订条约， 1732 年与德意志签订条约。与此同时，查理六世常常被迫做出让步。例如，为了回报巴伐利亚在 1716 年奥土战争中向奥地利提供军事支援，查理六世同意将约瑟夫一世的一个女儿嫁给巴伐利亚人。尽管查理六世试图避免自己死后出现麻烦，但效果并不佳，其他欧洲强国已经看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弱点，企图为自己谋利。

对于法国来说，更是如此。 1715 年路易十四去世后，法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相对消极的状态。 18 世纪 30 年代，法国试图重新在欧洲舞台上发挥作用。 1729 年，一个王子出生并被立为王嗣，这使法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非常稳定，他们变得更加积极起来。而另一方面，由于英法同盟对法国的帮助越来越小，法国人开始感到失望，同时英法在贸易政策以及对德政策上分歧也越来越大。法国已经开始在敦刻尔克周围对港口设施进行秘密重建，并大量投资海军建设。法国的经济增速惊人，其殖民地的扩张也异常迅速，其中在美洲最为明显。但法国对外政策中主要关注的还是奥地利不断增长的实力。正如一名法国外交部官员在 1729 年所说的：“奥地利实力的增强将迫使德意志帝国变成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将拥有对全体德意志人的绝对权力，并且将会打破欧洲的均势。”

欧洲其他国家本来并未意识到法国权力的增长。荷兰共和国内部存在问题，并且贸易能力下降，因此无法与其他国家协调应对法国。奥地利希望制约法国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的势力，而佛兰德成了奥地利的软肋，它担心一旦开战，自己的防务压力将大大增加。低地国家对英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现在这里却无法对英国起到战略缓冲的作用。同时，尽管法国在政治上是“不自由”的国家，但其经济发展迅速。英国感到震惊，因此不得不决定与查理六世握手言和，恢复以前支持哈布斯堡王朝与法国抗衡的政策。 1731 年，英国加入《维也纳条约》，与奥地利结盟，表示支持查理六世颁布的“国事诏书”。得到英国的支持后，查理六世认为，现在它有能力要求德意志议会批准其“国事诏书”。 1731 年，各选帝侯进行投票，结果以六票同意、三票反对通过了“诏书”。

英国的政策并没有有效遏制法国，反而让其更加坚持要打败奥地利。 1733 年，法国与西班牙波旁王朝缔结《家族盟约》（ Family Compact ）。这标志着法国将要与西班牙合作，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不过其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在欧洲建立一个共同阵线，以奥地利的王位继承权为借口来打压哈布斯堡王朝。不过，此时最要紧的是要阻止查理六世控制整个德意志。在此之前，法国要做的是解决波兰的王位继承权问题。自 1733 年 2 月初波兰国王兼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二世去世后，波兰王位继承权成为欧洲的头等大事。法国推举斯坦尼斯瓦夫·莱什琴斯基再次成为波兰国王，他曾在北方战争期间短暂担任国王，并且他的女儿已经嫁给了路易十五。斯坦尼斯瓦夫备受瞩目，如果是自由选举，波兰贵族一定会拥护此人为国王。但事实上，波兰–立陶宛联邦的贵族们根本无法左右自己的未来。 1733 年，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体系深陷危机。在俄国人看来，一旦波兰出现一位改革派的国王，那么混乱的波兰将变得富有生机和活力，这并不符合俄国的利益。对于奥地利来说，一旦法国人实现其计划，那么奥地利将夹在法国与波兰中间，斯坦尼斯瓦夫将与其女婿路易十五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当法国人试图说服土耳其首相支持斯坦尼斯瓦夫时，奥地利更加感到担心了。因此，奥地利和俄国希望依然让萨克森选帝侯来兼任波兰国王，以维持现状，挫败法国的计划。这件事关乎哈布斯堡王朝未来的命运，以及它在德意志帝国中的地位。

因此，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基本上并不在波兰本土进行这一点不足为奇。 1733 年 9 月，波兰议会选举斯坦尼斯瓦夫为波兰国王。不久战争开始，一边是奥地利与俄国，另一边是法国与西班牙。但是，法国帮不上斯坦尼斯瓦夫什么忙，他在波兰的统治很快就被推翻了。战争主要是在波兰的西边进行。由于法国曾经与荷兰签订条约，因此战争期间奥属尼德兰保持中立，没有与法国发生战争。而哈布斯堡王朝的其他所有属地均遭到了攻击：战争刚一开始，洛林就被法国顺利拿下； 1733 年 10 月，意大利北部遭到了法国——撒丁联军的进攻； 1734 年 2 月，那不勒斯遭到西班牙军队的入侵；而德意志本身也遭到了法国的进攻，尽管 1734 年 4 月德意志各邦已经成功说服皇帝向法国宣战。面对嚣张的法国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陷入了困境。尽管英国曾加入《维也纳条约》，但此时它断然拒绝向奥地利提供任何帮助。最后，还是俄国人出手救了奥地利，使其没有输得更惨。俄国士兵行军 1 000 多公里，于 1735 年 8 月抵达普法尔茨。 1735 年 10 月，查理六世被迫议和。和约规定，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交给波旁王朝的唐·卡洛斯来统治，但那不勒斯及西西里国王不得继承西班牙王位。法国同意由萨克森选帝侯来兼任波兰国王；作为交换，斯坦尼斯瓦夫被封为洛林公爵——这也就意味着，在他去世后，洛林将直接成为法国的领土。因此，波兰王位继承战争以法国的胜利而告终。

18 世纪初出现了持续的全球性动乱，这促使欧洲各国继续巩固国内的团结，并汲取更多的资源，以提高自身的军事实力。例如， 1715 年，哈布斯堡家族劝说匈牙利人建立一支永久性的常备军。一年后，奥地利枢密院成立财政事务部，以提高奥地利的财政协调水平。此后不久，有人向皇帝提出了一项革命性的建议——应该进行适度的裁军，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不过当时没有人听取这个建议。哈布斯堡王朝并没能将各个省份统一起来，也没有将各省的代议机构统一起来，因此无法建立起共同防御体系。根本不存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只存在各个省自己的利益。奥地利的很多属地都只顾自己的利益与安全，而不为奥地利的整体防务做出贡献。只有波西米亚为奥地利的整体防御做出了一些实质性的贡献。与奥地利稍有不同，在波旁王朝统治下的法国，贵族失去了免税权，国王直接向贵族征税，并且取消了贵族的很多特权。但国王并没有做得太过分，以免破坏脆弱的国内共识。 1733 年，法国政府再次收取什一税，为波兰王位继承战争募集资金。但迫于贵族和教士们的压力，国王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取消了这项税赋，因此，之后法国政府的收入大大减少，这种情况在整个 18 世纪曾反复出现。长期受到国王压制的最高法院，声称自己有权批准新的税收项目。在 18 世纪的多数时间，尽管奥地利和法国实力强大，但内部矛盾重重，国家的管理遇到了各种困难。

俄国也希望通过国内改革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但彼得一世并没有将西欧和中欧的政治规范（如协商和“自由”）带到俄国。俄国看到了波兰的混乱，因此吸取了教训，决定放弃让俄国走向自由化的尝试。彼得一世所理解的“西方化”，并非是要学习西方的政治理念，而是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专制国家，以实现经济增长，并有效开发资源”。事实上，俄国社会与政府关注的是如何增强国家的军事动员能力。这样，贵族们的特权与他们对国家的义务就产生了直接关联。 1722 年，政府制定了一套“等级表”，清楚地确定了贵族的各等级，以及军队和行政官僚的各等级，并且规定了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作为回报，政府允许贵族以任何方式剥削农奴。用今天的话说， 18 世纪初的俄国尽管不自由，但它是由精英阶层来领导的。从经济上看，沙皇的政策是失败的。尽管俄国仍然是欧洲最为富有的国家，但它人口基数大，因此，和其他国家相比，俄国的人均财富依然很低，经济发展状况也很落后。尽管如此，沙皇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改革还是很成功的。俄国的常备军数量庞大，有十多万人，因此这为俄国日后争夺欧洲霸权奠定了基础。由于人口数量庞大，俄国军队在任何时候都能及时获得人员补给。

与其他欧洲大国不同，普鲁士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最初”水平。 17 世纪，普鲁士国王同意贵族采取农奴制，但作为交换，贵族一般不参与制定税收政策和外交政策。此后，贵族多次提出，要求在税收政策的制定上有更大的发言权，但腓特烈·威廉一世并不同意。他警告贵族，表示会采取一切手段来“稳定国家的主权”。在此后的 20 年中，他实施了多项政府改革措施，以提高政府效率，并于 1722 年建立最高行政机构——最高总管理处。在接下来的 10 年里，腓特烈·威廉一世建立了新的行政区划制度，将农奴编入特定的建制和区域。在这种制度下，一个真正的“军事——土地综合体”诞生了，贵族成为国家公务员和军官，而农奴则负责耕种以及充当普通士兵。他还建立了一个国家粮仓体系，旨在为军队提供补给，同时防备饥荒的出现。这样，民众的福利就与其战争义务密切相关。这一高效的体制确保了国家有充足的兵员，也帮助腓特烈·威廉一世减少了对雇佣兵的依赖：军队中 2/3 的士兵是普鲁士本国人，以现在的标准来看，这也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不过，即使是在普鲁士，也有一些无所事事的懒人，因为在普鲁士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主要是城镇人）由于某种原因是可以免服兵役的。到这个时候，普鲁士的潜力依然尚未展示出来。

多数国家的改革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专制主义是最好的指导思想，不仅最有利于管理国内事务，也最有助于保卫国家的安全与利益。这种思想认为，议会制和社团制都会导致国家的腐败与混乱，并且无法有效保卫国家的安全。基于这个理念，从 18 世纪 30 年代中期开始，波兰的“改革派”试图限制议会的权力，呼吁建立一个集权制的政府，以抵御外部强权的进攻。相反，一些“爱国者”却主张，只有恢复贵族民主制（即所谓的“黄金自由”）才能防止外部国家控制波兰。在瑞典，为了减少外部干涉，国王在 1723 年试图将选举制改为世袭制，但没能成功。荷兰共和国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与路易十四的战争使得荷兰元气大伤，因此陷入了长期的衰落。 1716 ～ 1717 年，荷兰共和国大议长西蒙·凡·斯林格兰特（ Simon van Slingelandt ）在国家议会上号召对荷兰政府以及决策机制进行改革。他特别强调，中央政府有权立法并通过税收政策，无须再由各省议会进行批准。然而斯林格兰特没有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各省认为法国已经不再是荷兰的威胁，因此各省不愿放弃自主权；另一方面是因为，各省对半世袭的执政制度非常反感，它们将中央集权制看作执政制度的复辟。此时的荷兰共和国已经衰落，它无法成为大国争霸的缓冲国，也无法维护欧洲的均势，这对欧洲整体有很大影响。

英国也是如此，议会制度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很多大臣或其代言人认为，频繁的议会选举会给“阴谋集团和外国势力以可乘之机”，认为国家的联盟政策要表现出灵活性，不要与某个国家绑在一起。因此， 1716 年年中，政府推动国会通过了《七年法案》（ Septennial Act ），将大选的时间由之前的每三年一次延长至每七年一次。此外，还有一些大臣认为应该采取常备军制度，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应如此，以“镇压国内暴乱、抵御外国入侵，以更有效地应对欧洲局势的变化”。相反，托利党和辉格党的一些人则针对上述观点表达了比较激进的批评，他们要求政府在指定外交政策时要对议会负责，政府要向议会提供相关文件，政府缔结的条约要由议会批准，政府对外国的援助也要由议会来确认。一位议员认为，常备军违背了自由的原则，并且政府不应该以外部威胁为借口来强化专制统治。他还说，很多国家“为了制约邻国的野心和维护力量均衡”而“使其人民失去了自由”。

当时欧洲人有一种普遍看法：如果一个国家的王权受到了约束，那么该国对外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就一定会被削弱。表面上看，英国也有很多人支持这种看法。不过，事实上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有所不同，英国的政治体系有两个优势：其一，英国人参与政治的门槛非常高，因此英国成了欧洲最有信誉的国家，尽管其人口总数并不多，但它有强大的财政资源调动能力，并且经济上有很大潜力。其二，英国议会和公共领域较为发达，英国人可以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完善相关制度，政府可以更好地了解民意，同时制定更为灵活的政策。因此，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英国人自由的提高反而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实力；而有的欧洲大陆国家，却因民众自由的提高而导致了国家的悲惨结局，如波兰–立陶宛联邦。

同样，奥斯曼土耳其也是因为受到了外部威胁才提高了内部的凝聚力。土耳其新军的一位高级领导人抱怨道，奥斯曼人在经济和技术方面都在倒退——“我们缺少经费和火炮，决策缓慢，军队战斗力很差，又不服从管理”。不幸的是，与欧洲其他国家（无论是议会制国家还是专制主义国家）相比，奥斯曼帝国的结构与传统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军队很难进行改革。鉴于此，土耳其统治者开始逐渐将权力下放到地方。然而，这种挑战性的改革并没能促进奥斯曼帝国公共领域的出现：土耳其的统治者们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都是小范围进行秘密讨论，拒绝与臣民进行商议。土耳其拒绝效仿欧洲国家（至少是西欧国家），没有加强中央集权，也没有进行世俗化改革，没有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初，奥斯曼军队战败，引发了民众对于道德和精神复兴的强烈渴望。很多穆斯林认为，自己之所以落后于西方国家，之所以如此软弱，并非是由于技术或政治上的落后，而是因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缺乏虔诚的信仰。更重要的是，他们指责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是出现在伊斯兰世界中心的“异端”——他们认为，这样的解释才更加符合伊斯兰教义。正因为如此， 18 世纪阿拉伯的著名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 Muhammad ibn Abdul Wahhab ）呼吁伊斯兰世界进行改革，恢复先知穆罕默德时期伊斯兰教的“正道”，同时整肃社会风尚，净化人们的心灵。 18 世纪末，他与一位酋长穆罕默德·伊本·沙特（ Muhammad ibn Saud ）结成宗教、军事联盟，号召阿拉伯半岛的民众反抗奥斯曼帝国的异端统治。换言之，土耳其进攻维也纳的失败，导致了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场宗教极端主义运动。

内部改革和外部扩张都可以增强国家的实力。通过海外扩张来掠夺资源显然可以获得大量收益，但此时收益正在逐渐减少。西班牙是典型例子，它长期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在中、南美洲地区的军事扩张。而此时其他欧洲大国逐渐不再采取直接扩张的方式，而是设法获得间接收益。例如，英国和法国就认为，和平时期发展殖民地贸易和渔业是训练海军战斗力的重要方式。更广泛地说，所有的大国都将海外贸易（更广泛地说是商业）看作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法国首相弗勒里主教（ Cardinal Fleury ）的授意下，法国的政治理论家、外交家圣皮埃尔神父（ Abb é de Saint-Pierre ）提出：“如果我们的商业繁荣，那么我们的军事实力就会强大；如果商业萎缩，那么士兵的人数就会减少，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供养他们。”在英国，从 17 世纪末开始，这类观点就已经非常流行了。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对此深信不疑，尤其是在北欧和东欧，不少民众对发展殖民公司缺乏兴趣。因此，腓特烈·威廉一世将普鲁士在西非的殖民地——大腓特烈堡 位于现加纳境内）卖给了荷兰人，他认为这个地方没什么意义。

奥地利在波兰王位继承战中损失惨重，但其所蒙受的屈辱还远不止于此。俄国同意对奥地利提供军事支持，并且同意奥地利的“国事诏书”，但俄国人出价很高，奥地利不得不做出大幅让步。俄国希望奥地利能够支持自己向南扩张，挤压奥斯曼帝国的空间，至少是对其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进行干涉。俄国的战争计划是：获得对黑海北岸的全部控制权，兼并克里米亚半岛，并占领摩尔达维亚（ Moldavia ）及瓦拉几亚。不过，这才是俄国大战略的第一步。俄国取得的最大成功，就是向南扩张，并最终占领了君士坦丁堡。 1736 年，上述三年计划的制订者——陆军元帅布尔哈尔德·米尼赫（ Field Marshal M ü nnich ）说：“我们的女沙皇安娜一世将在希腊最为古老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加冕兼任希腊女王，并将为全世界带来和平……无论沙皇是在法兰克福加冕，还是在伊斯坦布尔加冕，她都是俄国的沙皇，没有人会质疑。”换句话说，俄国向南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使帝国获得更多的合法性，以告诉世人，沙皇的头衔不仅仅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赐予的。

可是，局势并没有奥地利人和俄国人想象的那么顺利。 1736 年 4 月，俄国进攻土耳其，一年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开始支持俄国的军事行动。然而，奥斯曼帝国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对奥地利和俄国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俄奥联军被迫撤退，奥斯曼帝国重新占领了 1717 ～ 1718 年被哈布斯堡王朝占领的土地，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建立了 17 世纪末土耳其曾建立的从亚速海到贝尔格莱德的重要战略防线。这是近十年来奥地利人第二次蒙受奇耻大辱。哈布斯堡王朝的弱点，在于其属地的零散分布，以及哈布斯堡政府过于烦琐的行政和决策制度——这常常会引发政府的瘫痪。 1735 年英国驻维也纳的一名公使提到：“即便是遇到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奥地利政府在解决之前也会先制定一份备忘录，而制定备忘录时肯定需要先召开一场会议；如果有一个小镇着火了，那么也一定会先开一场会议，以商议是否应该将火扑灭以及如何扑灭的问题。”换句话说，君主制国家的决策效率很低，尽管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憎恶代议制，但后者具有更高的决策能力。事实上，在 18 世纪，欧洲大陆各国的官僚化越来越强，导致决策的有效性越来越差；相反，英国的代议制政府却显得很有弹性，能够制定非常明确的目标，具有高效的执行能力。

与此同时，英国的政治体系在非理性情绪的支配下显得非常脆弱。 18 世纪 30 年代，英国与西班牙在海外领土与海洋利益问题上不断产生摩擦，这导致了不少英国人对西班牙的仇视与敌意。 1731 年，英国一艘商船的船长詹金斯（ Jenkins ）称，他在加勒比海的西班牙海域遭到西班牙当局的人员登船搜掠，而且还将他的一只耳朵割下。这一事件导致英西两国紧张情绪的升级。议会内外有很多批评者，要求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他们认为法院和政府不仅“腐败”，而且无能。在野党辉格党的议员威廉·普尔特尼（ William Pulteney ）强调，议会是“国王陛下的委员会”，要为国王服务，议会有权力对国家的外交行为进行检查与监督。由于民众要求政府对西班牙开战，并用小册子进行宣传，同时议会中也有很多人反对与西班牙妥协，英国内阁试图与西班牙妥协的计划最终流产。 1739 年 11 月，英国首相对西班牙宣战，史称“詹金斯的耳朵战争”（ War of Jenkins ’ Ear ）。英国人希望重现著名探险家、航海家弗朗西斯·德拉克爵士（ Sir Francis Drake ）当年的风采，抢夺西班牙的船只，占领其殖民地。当时不少人非常乐观，正如一位社会名流所说，这场战争“能够帮助那些被西班牙奴役的人，我们要让他们摆脱束缚”。也有人对战争表示质疑，他们认为西班牙很快就会反扑。英国首相罗伯特·沃波尔（ Robert Walpole ）发出警告：“西班牙人正在收缩，但他们很快就会卷土重来。”事实与沃波尔预测的一致：尽管英国迅速取得了几场胜利，并且占领了贝约港（ Portobello ） ，但很快英国军队就在哥伦比亚的要塞城市——卡塔赫纳（ Cartagena ）伤亡惨重。

英国盲目扩充海军、抢占殖民地，导致它在欧洲的地位被极大地削弱，并且政府在国内的声誉也受到了损害。法国又开始在欧洲大陆动作频繁，它与瑞典签订了财政互助条约，甚至还和遭受重创的哈布斯堡王朝重修旧好。 1738 年 12 月，法国与西班牙王室宣布联姻计划，这些对英国来说都不是好消息。此外，普鲁士已经威胁到了汉诺威的安全，与汉诺威同出一脉的英国王室陷入了恐慌。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从侧翼威胁法国，因此法国可以集中精力调动所有资源来对付英国，削弱英国的海上力量，因此英国意识到了危险。英国一位政治家霍勒斯·沃波尔（ Horace Walpole ）发出了警告：“我们必须通过陆地战争来转移法国的注意力，否则我们就会面临法国的威胁，我们无力与之对抗。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恐怕明年春天或夏天时，不列颠群岛就会沦为战场了。”至此，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英国的海洋安全要依赖于欧洲大陆的均势。

到 18 世纪 30 年代末，德意志的未来发展仍然是英国、法国和整个中欧国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 1738 ～ 1739 年，法国首相弗勒里主教和其他大臣多次强调，保持德意志帝国的现状是维系法国安全的关键。英国一直试图保持哈布斯堡帝国的完整，而弗勒里则希望自己能够影响奥地利王位的继承，使其出现一个对法国有利的国王。为确保哈布斯堡王朝以后不会再对法国的东翼构成威胁，弗勒里设法让奥地利国王不再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样一来，奥地利就无法再利用德意志的资源来对付波旁王朝了。这项计划非常紧迫，因为法国担心，如果玛丽娅·特蕾莎的丈夫弗朗茨·斯蒂芬（ Francis Stephen ）登基，他将利用自己的地位从法国手中夺回洛林，并复辟洛林公国。因此，在 1740 年 10 月查理六世去世后，法国人支持特蕾莎担任奥地利国王，其他人只能接受事实，承认查理六世的“国事诏书”。不过，真正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奥地利王位，而在于谁将继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到 18 世纪 40 年代末，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国对于德意志控制权的争夺进入了一个崭新而具有戏剧性的阶段。

人们并没有预见到，一个人物的出现打破了局势的平衡，这就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 1740 年，腓特烈·威廉一世逝世后，年轻的腓特烈二世继承了王位。很多人认为，这位年轻的国王是在其父亲的残酷教育下长大的，因此一定会非常文弱。但事实上，腓特烈二世已经立志，要干出自己的一番事业，他不想虚度一生，而是要成为欧洲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指挥官。他希望在外交上取得辉煌的成就，让民众更紧密地团结起来拥护他的领导，开辟一个崭新的时代。早在 1713 年，腓特烈·威廉一世曾经下令取缔柏林的所有报纸，因为他认为媒体会不利于自己的统治。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普鲁士只允许极少数的几家报纸发行。其中比较著名的是 1722 年创办的《柏林特权日报》（ Berliner Privilegierte Zeitung ）——正如它的名字那样，这份报纸享有特权，是普鲁士政府特许发行的，垄断了几乎整个国家的报业。腓特烈二世上台后，采取了不同于其父亲的政策，开始鼓励公共领域的发展。尽管国家对报纸管控得依然很严厉，但柏林已经有几家非常著名的报纸开始广泛发行了。最重要的是，腓特烈二世希望在整个德意志帝国干出一番大的事业来，以获得德意志人的广泛支持，当然他也试图强化普鲁士自身的安全。

腓特烈二世的首要任务，是改善普鲁士的最薄弱环节——领土的“碎片化”问题。后来他在自己的著作《我们时代的历史》（ History of my own times ）中提到：“普鲁士领土的形状不规则，有很多省是狭长的、分散的、碎片状的，从东部的库尔兰一直延伸到西部的布拉班特。因此，普鲁士的邻国很多。如果不能消除领土的分散状态，那么普鲁士将无法展现自己的实力，而且会暴露在众多敌人面前。”腓特烈二世很清楚，如果他像前几任选帝侯和国王一样，仅仅关注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问题，那么普鲁士的地位只能缓慢提升。从这个意义上看，奥地利王位继承问题，既是普鲁士的威胁，又是它的机遇。西里西亚是哈布斯堡王朝下属的一个省，资源富饶且人口稠密。这个省毗邻勃兰登堡的核心区域，对于这座城市的归属问题，普鲁士一直是持不明确的立场。此外，萨克森选帝侯兼波兰国王也曾经想继承奥地利的王位，他失败后试图要求奥地利将西里西亚转交给他，作为对自己的补偿。这对于普鲁士来说是真正的威胁，因为这将导致普鲁士陷入重重包围之中。腓特烈二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波兰国王的计划。 1740 年 11 月初，腓特烈二世发出警告：“如果萨克森和巴伐利亚率先发起进攻，我们将难以阻止萨克森夺取西里西亚。”

因此， 1740 年 12 月，腓特烈二世决定先发制人。他没有宣布开战，就直接进攻西里西亚，并迅速占领了该省的大部分土地。腓特烈二世非常有智慧，把握住了开战的时机。奥地利的旧友英国在与西班牙争夺殖民地时损失惨重。而奥地利的另一个盟友沙皇俄国，则在 1740 年 11 月女沙皇安娜一世去世后，陷入了王位继承的争端之中。此时，查理六世逝世后，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空虚，有两位候选人正在争夺，一位是哈布斯堡家族的弗朗茨·斯蒂芬（即特蕾莎的丈夫），另一位是法国支持的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阿尔贝特（ Charles Albert ）。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为腓特烈二世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便利。他对西里西亚的入侵释放了强大的破坏性力量，这是 10 年来德意志帝国内部乃至欧洲内部各种矛盾的一次大爆发。

尽管法国、萨克森、巴伐利亚、西班牙以及其他国家都曾经郑重表示，要遵守“国事诏书”，但此时它们却纷纷反悔。它们看到奥地利的特蕾莎没有抵抗能力，因此一拥而上，试图从她那里获得好处。西班牙占领了意大利的一些土地，这些土地原本属于奥地利。 1741 年 5 月，西班牙承诺，支持查理·阿尔贝特竞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要求阿尔贝特承认西班牙对这些新土地的所有权。同年 6 月，法国与腓特烈二世缔结防御联盟。法国承认，下西里西亚省和布雷斯劳（ Breslau ）归腓特烈二世所有；作为回报，腓特烈二世同意，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选举中，投票支持法国推出的候选人查理·阿尔贝特。 9 月，萨克森进攻奥地利，企图夺取西里西亚。 12 月，查理·阿尔贝特宣称自己为波西米亚国王。之后，西班牙军队在意大利北部袭击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 1742 年 1 月，选帝侯选举查理·阿尔贝特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查理七世。这是数百年来，哈布斯堡家族第一次丢掉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

这场冲突被称为“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但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这场战争应该被称作“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继承战争”，因为这次战争牵涉的不仅仅是奥地利王位，还包括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正如南部地区事务国务大臣纽卡斯尔公爵（ Duke of Newcastle ）所说，英国担心查理·阿尔贝特继承皇位，会“最终导致整个神圣罗马帝国落入法国之手”。这不仅会破坏欧洲的均势，还会使低地国家失去其“屏障”作用，威胁英国与荷兰共和国的安全。因此， 1742 年，英国军队进驻德意志和低地国家； 1743 年，荷兰军队也加入。与此同时，英国皇家海军进入地中海海域，对西班牙海军进行阻截； 1742 年 8 月，一支英军编队出现在那不勒斯，而这里正是唐·卡洛斯的地盘。唐·卡洛斯不得不从意大利北部地区撤军，否则他的首都就很可能被占领。自己的领土纷纷丢失，特蕾莎并没有无动于衷。尽管她的军队曾数次被腓特烈二世打败，但她并未气馁，而是调集了大批人马； 1742 年 1 月，意大利北部的皮德蒙特（ Piedmont ）加入奥地利阵营。一年后，一支盎格鲁——德意志联军在德廷根（ Dettingen ）大败法国军队，很快，巴伐利亚军队也不得不全部撤退。哈布斯堡王朝经受住了这次考验。

1743 年 10 月，法国与西班牙签订《第二次家族盟约》（ Second Family Compact ），希望借此进一步对英国和奥地利施压。之后，西班牙王子唐·腓力（ Don Philip ）第二次结婚，娶了法国人，因此获得了米兰、帕尔马（ Parma ）和皮亚琴察（ Piacenza ）等地区。这样法西两国的合作就更加密切了，它们联合起来反对英国的海外行动，西班牙还收复了梅诺卡岛和直布罗陀海峡。 1744 年春，路易十五公开向英国和奥地利宣战。不久，法国军队进入奥属尼德兰地区，直接遭遇英奥联军以及荷兰边界卫戍部队。 1744 年 8 月，西班牙及那不勒斯军队瓦解了奥地利入侵意大利南部的图谋。 1745 年，法国支持“王位觊觎者”詹姆斯三世的儿子——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 Charles Edward Stuart ）入侵英国并夺取王位，希望能够借此机会打败英国，如达不到这一目标，至少也要转移英国对欧洲主战区的注意力。可是这非常困难。同年，英国皇家海军和北美殖民地的民兵发动联合行动，占领了法国的要塞——加拿大海岸上的路易斯堡（ Louisburg ）。但在 1745 年 5 月的丰特努瓦（ Fontenoy ）战役中，法国打败了驻扎在低地国家的英奥联军，征服了佛兰德；在这次战役中，詹姆斯二世党人中的一些人组成了“爱尔兰旅”（ Irish Brigade ），他们配合法国的军事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腓特烈二世表现得非常明智。在莫尔维茨（ Mollwitz ）战役中，普鲁士大败奥地利军队，但腓特烈二世同意让英国做中间人，与奥地利进行和谈。 1741 年 10 月，普奥两国达成克莱因——施内尔多夫（ Klein-Schnellendorf ）休战协定。 1742 年 7 月，腓特烈二世又与特蕾莎签订《柏林和约》（ Peace of Berlin ），规定下西里西亚省归腓特烈二世所有。他说：“作为一个国王，要有能力适时停止战争；如果强行获取别人的东西，最终还是会失去；如果一个人贪得无厌，那么他最终会失去获得它们的满足感。”他继续说道：“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适应欧洲形势的变化，耐心地看看我们从战争中获得了什么。中庸和平静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我希望我们的民族能够变得高贵，我们的国家能够强大，并维护这一地位。”然而，奥地利军队很快发起反击，这迫使腓特烈二世不得不重新加入战争。 1744 年 5 月，巴伐利亚、普法尔茨和黑森–卡塞尔（ Hesse-Kassel ）被奥地利围困，腓特烈二世与这三个公国组成法兰克福同盟，共同对抗奥地利。同年 8 月，腓特烈二世进攻波西米亚，以建立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缓冲地带。

1740 ～ 1744 年，哈布斯堡王室面临着多重困境，它在低地国家、德意志和意大利的领土均面临着威胁。奥地利无法同时应对所有困难，因此必须决定首先解决哪个问题。考尼茨伯爵文策尔·安东（ Wenzel Anton ）是当时奥地利著名的战略思想家，后来担任过驻萨伏依公使，他认为德意志的问题才是奥地利的当务之急。 1744 年 1 月，他建议奥地利军队不必再继续追击意大利的反叛者，而是要“关注德意志的各种问题”。他认为，此时奥地利的主要威胁是普鲁士，因此奥地利的目标应该是收复西里西亚，或者是用边疆地区的领土来换取巴伐利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考尼茨对德意志的重视是从技术角度考量的，或者说是从近乎“代数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从地理上看，与意大利和佛兰德比较，德意志是最靠近奥地利的，其潜在资源也是最为丰富的。当然，他也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德意志民族正在变得越来越团结，奥地利必须宣称自己在德意志内部的正统与合法地位。因此，奥地利不仅要应对来自德意志内部（即普鲁士）的威胁，还要迎接外部（即法国）的挑战。奥地利制作了不少宣传册，呼吁德意志人从法国手中收回阿尔萨斯，呼吁德意志的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宿敌的威胁。奥地利女王的丈夫——洛林公爵弗朗茨·斯蒂芬被描述成德意志的英雄，人们希望他能从法国手中收回洛林。

1744 年 11 月，普鲁士军队被赶出波西米亚。两个月后，也就是 1745 年年初，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巴伐利亚选帝侯查理七世意外去世，弗朗茨·斯蒂芬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即弗朗茨一世。这样，哈布斯堡王朝重新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同月，特蕾莎与英国、萨克森以及荷兰签订《华沙条约》（ Treaty of Warsaw ），共同对抗普鲁士。然而，她并没能取得胜利，在索尔（ Soor ）战役和霍亨弗里德堡（ Hohenfriedberg ）战役中，她被腓特烈二世亲自击败。 1745 年，奥地利被迫与普鲁士签订《德累斯顿和约》（ Treaty of Dresden ），再次确认西里西亚归普鲁士所有。哈布斯堡王朝对中欧地区的过分关注，导致其忽视了自己长期以来肩负的责任——保卫低地国家的“要塞”。英国——汉诺威军队以及一小部分涣散的荷兰军队，试图阻挡法国的进军，但他们失败了。 1746 年 2 月，布鲁塞尔沦陷，法国军队马上就要横扫荷兰共和国。自从路易十四时代结束之后，荷兰和英国从来没有面临过如此严峻的威胁。

这一切对于欧洲各国的国内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国在 18 世纪 40 年代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巩固了其君主制政体，并增强了社会凝聚力。法国人一致认为，英国是自己的威胁，哈布斯堡的“专制主义”则是更大的威胁，这样法国人的凝聚力就更强了。在丰特努瓦战役中，法军大败英奥联军，法国人欢欣鼓舞。正如拿破仑后来所说的，这场胜利“使得法国的君主制延续了 40 年”。战争结束后，阿尔让松侯爵（ Marquis d'Argenson ）在给哲学家伏尔泰的信中说：“只要维持法国的霸权，法国人就能获得幸福，因为现在法国有能力维护欧洲的公平。”当然，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法国无法维持目前的霸权地位，那么法国人的生活将陷入不幸。

相反，在欧洲的其他国家，战争引发了一系列的改革运动。为了确保匈牙利信守承诺，并在战争中承担义务，特蕾莎不得不再次向匈牙利贵族做出让步。不过，她还是尽可能地对各公国的权力进行限制，尝试建立集中式的管理体系、增加税收、扩大兵源，并且广泛地调动资源，以收复西里西亚。尽管首相豪格维茨伯爵（ Count Haugwitz ）没能达到女王的预期，但他还是成功筹集到了空前巨额的资金，组建了规模空前庞大的军队。女王还试图为自己寻找替罪羊，她指责波西米亚的贵族、犹太人背叛了奥地利，与普鲁士勾结。 1744 年，她以此为借口驱逐了生活在布拉格的犹太人，称这些人是内奸。女王的行为引发了欧洲多国的犹太人的抗议活动，整个欧洲的商人和犹太人不断进行抗议和请愿，规模空前。他们抗议的目标不仅是女王本人，还包括那些对奥地利具有影响力的国家，如英国。汉堡的犹太人宣称：“这一事件关系到分散居住在世界各地的整个犹太人群体。犹太人就是一群羔羊，如果一只羊遭受到了打击，那么整个羊群都会感同身受。”事实上，女王的盟友英国确实介入了此事。英国国务大臣哈灵顿勋爵（ Lord Harrington ）对奥地利女王的使节说：“贵国驱逐犹太人的行为，将会损害我们两国的真正利益，不利于我们共同对抗法国。”一开始，面对犹太人的请愿，女王充耳不闻，但她很快改变了态度，并最终允许这些犹太人重返家园。这是欧洲国家历史上第一次为保护非基督教团体而进行的人道主义干涉，尽管并没有完全成功。

这场战争也对英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8 世纪 30 年代，公众和议会的对立导致首相沃波尔开始奉行绥靖政策。英国与西班牙争夺海外殖民地的失利，导致沃波尔面临危机。最严重的问题是，他没能维护好欧洲各国之间的均势。 1741 年 2 月，议会就沃波尔内阁进行信任投票，一些反对他的议员指责：“在他任职期间，欧洲的均势遭到了破坏；法国波旁王朝势力扩张，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则受到了削弱，损害了英国的利益。”此后的两年中，沃波尔一直饱受批评，很多人不仅要求罢免他的首相职务，还要求将其弹劾、逮捕甚至判刑。法国推举的查理·阿尔贝特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沃波尔的地位更加受到动摇。 1742 年 3 月，沃波尔辞职。有一小部分人要求对他进行质询并且追究法律责任，但他逃过了这些劫难。他的继任者卡特里特勋爵（ Lord Carteret ）同样在德意志问题上陷入困境：一是因为他给在英国服役的汉诺威士兵提供的拨款存在争议，二是因为他没能成功遏制腓特烈二世的扩张。

在荷兰共和国，这场战争的影响更富有戏剧性。 1702 年威廉三世逝世后，荷兰进入了“无执政时代”，国家由各省的摄政者与议会来统治。各省不愿意交出自治权，即使是在面临外交与政治压力的时候，它们也不愿放弃自己的权利。不过，由于法国继续向南侵犯，各省摄政者又希望恢复执政制度，以便重新与英国建立联盟关系，共同抵御法国。荷兰的一些宣传者则提醒民众，不要忘记 1672 年的教训（当时德·维特兄弟由于未能遏制法国而被愤怒的荷兰民众活活打死）。 1747 年 4 月中旬，人们不得不公开讨论这一问题，此时一支法国军队已经进入了佛兰德，企图占领整个荷兰共和国。荷兰人很清楚法国要做什么，一位拥护荷兰联邦制的高级官员对法国大使说：“你们在毁灭我们，你们想要成为荷兰的执政。”很快，英国的一支海军舰队在西兰岛发动政变，荷兰民众给予了热情支持。各种反对法国的组织在荷兰街头欢呼雀跃，整个国家充满着激情与偏执。威廉四世则顺理成章地成为荷兰执政，他也是奥兰治家族的首位世袭执政，其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然而，无论是英国的努力，还是执政一职的重新设立，都没能阻止法国入侵尼德兰的脚步。 1747 年 5 月，荷兰要塞城市马斯特里赫特（ Maastricht ）沦陷，似乎整个共和国就要被法国占领了。

最终，东方崛起的大国决定了德意志和低地国家的命运。腓特烈二世对特蕾莎的进攻，以及后来他组建的反奥联盟，触犯了俄国的利益，俄国对此坚决反对。但当时俄国皇位空缺，政府无法正常运转，又与瑞典战事不断，因此俄国首相认为，此时不得不对普鲁士采取绥靖政策。 1740 年 12 月，俄国与普鲁士签订条约。 1741 年 12 月，伊丽莎白一世·彼得罗芙娜（ Tsarina Elizabeth ）成为俄国女沙皇。她即位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沙俄帝国北部地区的防御工事。 1742 年 3 月，俄国人公开要求芬兰断绝与瑞典的同盟关系。尽管芬兰没有接受俄国的要求，但俄国成功地建立了一座保卫圣彼得堡的要塞。 1743 年 8 月，瑞典被迫与俄国签订《奥布和约》（ Treaty of Abo ），又名《图尔库和约》（ Treaty of Turku ）。一年后，俄国女沙皇获得了瑞典的王位继承权，并在斯德哥尔摩附近驻军，以防丹麦人介入。这样，俄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将注意力转向德意志了。 1746 年，女沙皇与奥地利结盟，并签订秘密条约，一旦打败普鲁士就将对其领土进行分割。 1747 年，奥地利与俄国签订军事协定，之后俄国派遣大批军队进驻德意志。

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一世·彼得罗芙娜的介入，对于整个欧洲的局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腓特烈二世担心特蕾莎与伊丽莎白一世关系更近，因此， 1745 年年底，他决定与特蕾莎议和。尽管此时腓特烈二世在军事上仍占据上风，但他认为尽早议和可以避免招惹俄国。俄国军队非常强大，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德意志。英国外交官桑威奇勋爵（ Lord Sandwich ）认为，俄国军队是“欧洲最强大的部队”，法国也非常关注俄国的一举一动。此时，法国海军陷入了困境，英国皇家海军不断抢夺法国的商船，并且偷袭法国的海外领地；法国领土也出现了严重困难，企业破产、资源短缺、通货膨胀不断发生，糖、咖啡和鳕鱼供不应求。 1747 年末，斯坦维尔侯爵（ Marquis de Stainville ）哀叹道，法国的“贸易额缩水了一亿法郎”。 1746 年，法意联军被驱逐出意大利。尽管法国在尼德兰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法国人并不怎么高兴。此时，欧洲其他国家都非常警惕法国。对于法国来说，一旦俄国与奥地利联手，那么这支强大的军队就可以从东边直接进攻法国，这样法国即使占领了整个低地国家，也无法抵挡得住俄国的进攻。因此，虽然法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要的胜利，但是它非常担心俄国，因此还是决定与荷兰、奥地利等国议和，尽管它极不情愿。 10 年来，俄国军队又一次兵不血刃就成了中欧和西欧各国的仲裁人。

1748 年，各方签订《亚琛和约》（ Treaty of Aix-la-Chapelle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法国从低地国家撤军，以重新获得路易斯堡。这再一次证明，英国一直是将欧洲作为其大战略的重心。特蕾莎试图巩固丈夫的权力，并尽最大努力保证奥地利国土的完整。然而，结果并不如她所愿，她没能成功收回西里西亚。普鲁士依然控制着西里西亚，腓特烈二世将其看作自己的外交成就。奥地利被迫割让一部分意大利领地给西班牙和撒丁尼亚，但依然控制着意大利的北部。法国觉得自己在《亚琛和约》中吃了亏，民众批评政府接受了“愚蠢的和平”。很多人不断抨击法国的外交政策，不过批评的都是一些小问题，如政府没能有效支援忠于斯图亚特王朝的“王位觊觎者”以对付英国——汉诺威联军等。尽管法国失利了，但它下定决心，在下一轮与英国的较量中一定要尽最大努力获得胜利。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的 100 多年间，欧洲地缘政治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问题，德意志是欧洲所有大国关注的焦点。对于英国和荷兰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巩固低地国家的防御工事，以抵御法国的进攻，同时必须阻止法国控制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对于奥地利来说，德意志是哈布斯堡王朝维护其合法性与权力的主要来源。对于法国来说，它要防止德意志成为敌国从东面进攻自己的跳板，也要防止德意志邦国与其他反法力量（尤其是哈布斯堡王朝）联合起来。而两个刚刚崛起的大国——俄国和普鲁士则将神圣罗马帝国看作展示自己实力的主战场。各强国在海外相互争夺殖民地，抢夺资源，以此作为与欧洲其他强国争夺影响力的砝码。德意志则处于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中心，尽管各邦国之间的宗教分歧已经越来越小，但各大国对德意志的争夺却越来越激烈。神圣罗马帝国的各个邦国及其“保护国”之间建立了各种复杂的关系，强国迫使弱国服从自己，各国以各种文明的行为准则来处理彼此的矛盾。尽管德意志各邦国一直试图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说话，但始终没有成功。在欧洲的舞台上，德意志各邦国依然显得非常被动，无法发挥主动的作用。

到 18 世纪中叶，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已经非常清晰。 1683 年，土耳其在维也纳的城墙下被奥地利打得大败，从此它再也没有恢复元气；波尔塔瓦战败后，瑞典人一蹶不振；荷兰国力则不断下降，尽管速度缓慢，但趋势已经无法逆转。虽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上述三个国家仍然举足轻重，但它们已经算不上一流大国，无法参与对中欧控制权的争夺。波兰的地位也江河日下，其他国家认为波兰已经是弱国，而非强国。尽管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失去了一些土地，但国家整体上是完整的，实力尚存。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下决心，要向侵略者们复仇，夺回失去的土地。在这场争夺中，最大的获益者是刚刚崛起的普鲁士，它获得了西里西亚。俄国的力量也在上升，它似乎正在向西扩展力量，势不可挡。与之相反，尽管法国已经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失利中恢复过来，但它并没能从哈布斯堡王朝手中夺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英国煞费苦心地构建了一个安全体系，以保卫其南部沿海的安全，同时维护整个欧洲大陆的均势，但随着荷兰的衰落，英国的安全体系也受到了威胁。简而言之，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两个核心问题尚未解决：第一，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冲突仍在持续，这可以说是第二次百年战争，并且波及整个欧洲大陆，不过双方争夺的中心是德意志；第二，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争夺战愈演愈烈。这两大冲突最终将合并，演变成一场更激烈的冲突，从而对整个欧洲国际关系体系产生革命性的影响。 9wKJsbNBUVaxULoIM3odjmlxRJPPh3byfpLJ4JZotDMRB+OPfoSDJCMh+0kXelV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