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德意志人民一致同意，授予我管理帝国的权力。我认为，上帝也对此满意，并要求我这样做……西班牙的统治权，一并包括巴利阿里群岛（ Balearics ）、撒丁岛（ Sardinia ）、西西里王国、意大利、德意志以及法国的大部，还有另外一个世界，我愿意称之为黄金的产地——西印度群岛……所有这些都难以存在或者保存下去，除非我将西班牙与德意志联结起来，在西班牙国王的头衔前面加上恺撒的名字。

——查理五世， 1520 年

瑞典统治者要密切关注德意志的局势才能保全自己，因为德意志拥有温和的气候、稠密的人口以及好战的人民。而且太阳底下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具优势的国家能比德意志更适于在欧洲建立统一的君主政体和绝对的统治……现在，如果有哪个君主在这片土地上掌握了，那么所有的邻国都不得不向其臣服。

——约翰·阿德勒·萨尔维马斯
（ Johan Adler Salvius ），
瑞典外交官 1646 年写于威斯特伐利亚

1453 年掀开了现代欧洲地缘政治的新纪元。这一年，东方的拜占庭帝国陷落；随后不久，英法百年战争结束，英格兰人被赶出了法国。这两件大事对整个欧洲，特别是对位于德意志心脏地带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现代人一般简称其为“帝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国在取得英法战争的胜利之后，很快就对德意志的西部侧翼施压，并企图控制或者至少干预德意志帝国的内政。而在更远的东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重新发起了对东南欧和中欧的入侵。土耳其人冷酷而残忍，他们曾两次攻打到了维也纳城门之下。而应对这些威胁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肩上。当时的哈布斯堡王朝正处于巅峰时代，查理五世不仅控制了中欧、南欧和西北欧的很多地区，而且还统治了美洲新大陆的广阔地带。对于哈布斯堡家族来说，保住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对于维持这一巨大权力非常关键。保住了这个皇位，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宣布对欧洲大陆的领导权，也就可以掌握在德意志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对手们看来，查理五世以及他在西班牙与奥地利的继任者们都有巨大的野心，这个家族企图在欧洲建立起一个“世界帝国”（ Universal Monarchy ），这是一个阴险的计划。在接下来的 200 年里，欧洲地缘政治的舞台基本上就演变成了两股势力的较量：一面是哈布斯堡王朝在尽力维护其帝国统治，一面是它的对手在坚决抵制哈布斯堡家族对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控制。

君士坦丁堡陷落，以及百年战争中英格兰被法国打败，使得欧洲各个国家内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的挑战，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两种不同的政府组织形式开始产生。一种是英格兰和荷兰共和国这样的协商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为政府预留了足够的弹性空间以应对各种挑战，并且能够维持欧洲的均势；另一种是君主制度，既包括像奥斯曼帝国和俄国这样的专制独裁制度，也包括像法国和西班牙那样的混合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对于后者来说，具有代议性质的机构依然在国家政权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国王的权力明显居于优势。与此同时，不论从地理上还是政治上都处于中心地位的神圣罗马帝国，正在努力建立自己的宪政结构，以缓解国内的紧张局势，同时防止自己遭受外国的侵略。

第一个挑战来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1453 年的夏天，在土耳其人的持续围攻下，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陷落。紧随其后的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成千上万的百姓被强暴和杀害，古老的教堂也被捣毁。而在基督教信徒看来，更为糟糕的是，穆罕默德二世自称是“罗马帝国合法的继承人”，他不仅把首都迁到了君士坦丁堡——先知穆罕默德所认为的世界中心，而且保留了这座城市的名字，并继承了这座城市所具有的一切欧洲和拜占庭帝国时代的传统。看来，奥斯曼土耳其人重新发动新一轮的扩张似乎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的目标就是占领整个地中海地区，或者是深入巴尔干半岛，进而挺进欧洲腹地。这样就可以实现其占领罗马帝国并通过控制欧洲来控制整个世界的野心，从而去完成他们的普世使命——推行伊斯兰教教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引发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恐慌，甚至波及遥远的丹麦和挪威。身兼丹麦国王和挪威国王的克里斯蒂安一世认为：“庞大的土耳其帝国正是《圣经·启示录》里所描述的来自海洋的野兽。”

16 世纪初，在苏莱曼大帝的领导下，土耳其开始了扩张。他的目标就是要成为全世界的君主。后来，其后代在君士坦丁堡大清真寺的大门上面镌刻铭文，宣称“在全知的真主的帮助下，他的军队战无不胜，征服东方和西方，成为世界帝国的统治者”。苏莱曼大帝联合西班牙的摩尔人以及北非的其他民族，利用他们对欧洲国家的不满，在地中海地区发起了突袭。很快，苏莱曼大帝把阿尔及利亚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属国，从“医院骑士团” （ Knight Hospitaller ）手中夺取了希腊罗兹岛（ Rhodes ）的军事要塞，控制了黑海沿岸的大部分地区。随后，这位苏丹就开始进军欧洲中部地区。 1521 年，苏莱曼大帝攻陷了贝尔格莱德的堡垒， 5 年后，他在莫哈奇战役中击溃匈牙利军队。至此，包括肥沃的多瑙河流域在内的东南欧大部分土地，都落入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手中。那些曾经宣称自己是“上帝的盾牌和堡垒”的匈牙利贵族，最后也不能幸免。自诩为“王中之王”的苏莱曼大帝，擢升他的贴身侍卫长约翰·佐波尧（ John Zapolya ）为匈牙利国王。希腊历史学家西奥多·斯潘多尼斯（ Theodore Spandounes ）警告说，苏莱曼大帝就像“一条张开血盆大口等待吞噬基督教国家的恶龙”，他“正酝酿着庞大的力量准备从陆路和海路发起针对基督教国家的战争”。 1529 年，哈布斯堡家族费尽举国之力，才抵挡住了土耳其人的“维也纳之围”。

16 世纪 50 年代末，苏莱曼大帝的继任者们继续向外扩张。 1565 年，土耳其军队抵达了马耳他的战略要地，差一点儿就将其攻陷了。到了 1570 年的夏天，土耳其军队登陆塞浦路斯，一年之后占领该岛。在 16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正当土耳其人向欧洲进军的同时，海盗和摩里斯科人（ Morisco ）也不断对西班牙的东海岸进行袭击，他们的骑兵还经常深入内陆地区侵扰。与此同时，土耳其军队进一步逼近匈牙利，继而威胁神圣罗马帝国。整个 16 世纪五六十年代，奥斯曼帝国和欧洲之间战争不断。经过一段长时间的休战之后，到了 90 年代，战争又重新开始。直到 1606 年《吉托瓦托洛克和约》（ Peace of Zsitva ）签署后，奥斯曼帝国对于欧洲中部的威胁才开始减弱，至少暂时是如此。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把哈布斯堡家族当作自己建立“世界帝国”的绊脚石，不过哈布斯堡家族也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野心和抱负。事实上，哈布斯堡家族之所以能宣称自己对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部分是基于西方国家联合抵抗土耳其人的需要。 1519 年，查理五世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这决定了接下来的 30 年间整个欧洲的地缘政治态势。查理五世不仅统治了西班牙、那不勒斯、低地国家、奥地利和波西米亚，还在美洲新大陆扩张帝国殖民势力。一位西班牙主教因此宣称查理五世为“上帝授予的‘罗马人民的国王’ 和世界的君主”。查理五世建立“世界帝国”的远大目标，似乎使得建立一个统一的天主教帝国成为可能。直到三十年战争之后，查理五世才被迫放弃了主宰欧洲的野心。在这场战争中，查理五世与土耳其、法国和德意志新教诸国作战，但没有取得预期战果。

然而，在短短几十年之后，查理五世的儿子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显示出了与其父完全一样的强悍力量。腓力二世在勒班陀（ Lepanto ）海战中击败了土耳其人，控制了葡萄牙及其海外殖民帝国，开拓了菲律宾这一新殖民地，从新大陆大量输入金银，甚至还在一段时期成为英格兰的王婿，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腓力二世开始越来越多地公开谈论他对欧洲以及世界的雄心。一块纪念与葡萄牙联盟的奖牌后面铭刻着这样的文字：“这个世界还不够”（ Non suf fi cit orbis ）。西班牙的一座凯旋门上刻着文字，说腓力二世乃“世界之主”，也是“东西方万民之主”。跟他的父亲一样，腓力二世最终还是失败了。

一方面，他疲于镇压低地国家荷兰的反叛；另一方面，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远征英格兰失败，这被证明是一场灾难性的消耗战。然而，此时哈布斯堡家族统治欧洲的野心尚未终结。 17 世纪上半叶，在欧洲的三十年战争中，法国、瑞典、德意志新教诸国以及英格兰联合起来，最终挫败了奥地利——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军队称霸欧洲大陆的企图。

神圣罗马帝国处于这场战争的核心位置。德意志其实非常虚弱——虽然不至于像真空一样不存在，但几乎每次欧洲的主要冲突，德意志都无法置身事外。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存在着严重分裂，皇帝、诸侯、城邦以及教会之间矛盾重重——也就是说，德意志人对于外人肆意践踏其领土的行为毫无办法。这一区域（大约是现代的德国、意大利北部以及低地国家）极为重要，是欧洲的战略中心。所有重要国家的利益都经常在此地交错。

对于奥斯曼土耳其人来说，神圣罗马帝国是他们进军中欧的主要目标。只有在那里才能给予他们的主要敌人——得到德意志诸侯支持的哈布斯堡王朝致命一击。此外，也只有通过占领德意志，苏莱曼大帝才能证明奥斯曼土耳其人才是罗马帝国的合法继承者。而且神圣罗马帝国也是苏莱曼大帝“蛙跳式”外交政策的焦点所在——利用德意志诸侯的不满来对付查理五世。当荷兰人反对神圣罗马帝国时，他甚至派间谍前往佛兰德地区协助荷兰人。他写道：“既然你们已经把剑挥向天主教徒，而且你们的双手已经沾染他们的鲜血，那么奥斯曼帝国将不遗余力地给予你们同情与关切。”

神圣罗马帝国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大战略中也居核心地位。查理五世利用其权势，不仅对其对手法国形成包围态势，而且为收复勃艮第地区提供了跳板。然而，他的强硬态度使得德意志的诸侯与其越来越疏远。 1521 年 4 月，诸侯们听到查理五世谈到“现在到处都是各种主啊王啊，这并非我所愿，应该遵循神圣罗马帝国的传统——真正的主只有一个”时，他们都吓得心惊胆战。之后，查理五世强行提名其弟斐迪南（ Ferdinand ）作为帝国皇位继承人的决定，激起了强烈的反对。 1531 年，在黑森（ Hesse ）和萨克森（ Saxony ）地区的领导下，新教诸侯组建了施马尔卡尔登同盟（ Schmalkaldic League ）以反抗查理五世。于是，查理五世将地中海地区暂时搁置一边，开始密切关注德意志地区。至 16 世纪 40 年代初，查理五世击败法国，并逼迫其在 1544 年签订的《克雷皮和约》（ Peace of Crépy ）中放弃米兰和低地国家，这也导致这些地区从德意志分离出去。 1546 年，查理五世又将德意志、米兰、萨伏依以及低地国家甚至那不勒斯组成一个在他领导下的共同防御联盟，以对抗法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年以后，也就是 1547 年 4 月，查理五世在米尔贝格（ M ü hlberg ）战役中以压倒性的优势挫败了德意志的反对势力。然而，这一切在帝国内部以及欧洲所激起的强烈反抗使得查理不得不做出让步，他把帝国的遗产分给哈布斯堡家族的不同继承人：西班牙交给了儿子，奥地利交给了弟弟。在这场对付德意志新教诸侯的战争中，查理五世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政治。

查理五世在西班牙的继承人——腓力二世和腓力三世仍然深度参与神圣罗马帝国事务。一方面是因为腓力二世对荷兰的战争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框架下展开的，另一方面是因为腓力二世驻扎在佛兰德的军队补给线——“西班牙之路”正好跨越帝国的边境。这条战略补给线一路从西班牙经由意大利北部，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关隘，绕过神圣罗马帝国西部边缘，最后抵达低地国家。路线的大部分穿越了由哈布斯堡王朝在地中海地区、伦巴第以及勃艮第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领土。但是，该线路在德意志西部的最后一段是最易受到攻击的薄弱环节。此外，西班牙只有保持住对莱茵河与默兹河（ Meuse ）交汇处的控制，才能守住佛兰德。西班牙首相奥利瓦雷斯公爵加斯帕尔·德·古斯曼（ Gaspar de Guzmán ）担心，一旦这些地方失守，西班牙的佛兰德将被“锁在笼子里”。因此，德意志是岌岌可危的西班牙地缘政治大厦的关键环节，任何一部分出问题都将导致一发不可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17 世纪时西班牙对低地国家和德意志超过半个多世纪的军事远征活动，正是这一优先战略的体现。

相反，对法国来说，掌握帝国的有利位置，对于解除哈布斯堡王朝的包围态势至关重要。当时的法国北面是低地国家，东北是勃艮第公国，东南是米兰，南面是西班牙。法国有两大战略，彼此可以补充，相互配合。

第一个战略是对神圣罗马帝国直接进行军事干涉。例如， 1494 年 8 月，法国国王查理八世率领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公然宣布对那不勒斯的企图，希望在那里建立并领导一支全欧洲的十字军以对抗土耳其。其真正目的是攫取基督教世界的领导权，以及恐吓教皇，要求教皇拒绝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加冕，并打破法国的包围圈。当时，波旁王朝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是死对头。 50 多年后，亨利二世武装干涉德意志，这就是著名的“向莱茵河进军”，法国一路收复了梅茨（ Metz ）、图尔（ Toul ）和凡尔登。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 Cardinal Richelieu ）武装干预德意志，以控制哈布斯堡王朝，并建立法国通往神圣罗马帝国的门户。在那场战争快要结束时，法国人终于占据了德意志南部城镇布赖萨赫（ Breisach ），切断了“西班牙之路”补给线。正像法国大使对黎塞留的继任者红衣主教马扎然（ Cardinal Mazarin ）所说的：“各大国围绕德意志问题进行的危险较量，即使我们的父辈看了，也会胆战心惊。”

第二个战略就是同德意志的新教诸侯结成同盟，以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例如，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就是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最早、最狂热的支持者。同样，亨利二世也认为法国的安全取决于能否捍卫德意志人的“自由”，这里其实是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治下的德意志诸侯的独立自由。 1552 年 1 月，亨利二世在其签署的《香波城堡条约》（ Treaty of Chambord ）中承诺，将“防止诸侯失去传统的权利和自由，防止德意志人堕落，防止他们陷入残酷的、永久的奴役之中”。同盟将亨利二世宣传为“德意志及其被困诸侯的复仇者”。 1609 年，亨利四世担心哈布斯堡王朝吞并德意志西北部的领土克里维斯，从而使其成为西班牙包围法国的又一环。于是，他宣布将全力支持“古老的同盟，并防止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牺牲别国为代价进行领土扩张”。削弱哈布斯堡王朝对德意志诸侯的控制，也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大战略的核心。黎塞留在 1629 年写道，西班牙企图“推翻德意志各共和国的法律，从而使自己成为德意志的主人，并将其变为彻底的君主专制政体”。与亨利二世和亨利四世一样，他也坚信捍卫“德意志的自由”，就是捍卫法国的利益，他努力确保诸侯以及代表大会的权利不被信奉绝对专制主义的德意志皇帝所剥夺。 1645 年 5 月，红衣主教去世后，法国外交大臣德布里安伯爵亨利–奥古斯特·德·洛梅尼（ Henri-Auguste de Lom é nie ）写道：“削弱奥地利皇室过度膨胀的权力，确立各诸侯国的自由权利，是战争的主要目的。”德意志的自由和法国的安全联系非常紧密，二者不可分割。

16 世纪末，荷兰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自此之后，德意志对于荷兰的安全来说也变得相当关键。新生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首要任务，就是守住荷兰这一“后花园”——一块西靠北海的土地。对于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来说，其北部、南部和西部都有良好的地势条件，易守难攻，而它与神圣罗马帝国接壤的东部边境则显得非常薄弱。所以荷兰人的策略就是，将边防哨所尽可能地推进到对面的德意志，这样做的目的，用 1587 年尼德兰国会的说法就是“拒战火于国门之外”。因此，从一开始，共和国的安保策略就是，在神圣罗马帝国推行前沿防御战略。此外，领导荷兰反抗哈布斯堡统治的领袖——奥兰治亲王威廉，也是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一个诸侯，荷兰赞美诗描述说他身上流着“德意志的血”，流亡在德意志的荷兰人几乎是在英格兰的两倍。 1567 年，威廉逃到德意志，并在那里召集了他的大部分部队，发起了他最重要的进攻。他最亲密的盟友普法尔茨伯爵约翰二世·卡齐米日（ John Casimir ）据守着德意志西部的战略要地。 17 世纪初，哈布斯堡家族觊觎附近的克里维斯地区，这又一次给荷兰人敲响了警钟。于是，他们积极地参与了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军事行动。简言之，荷兰人的命运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前途紧密相连。

对于英格兰来说，神圣罗马帝国也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16 世纪 40 年代，英王亨利八世加入战争，参与遏制查理五世的扩张，当时他寻求“与德意志诸侯和权贵们建立某种联盟或伙伴关系”。他与第四任妻子克里维斯的安妮（ Anne of Cleves ）的短暂而悲剧的婚姻最初就是拜施马尔卡尔登同盟的利益所赐。后来，德意志开始高度重视低地国家的对外防御工事。该地区被伊丽莎白一世的顾问威廉·塞西尔（ William Cecil ）称为“英格兰的战略缓冲区”，对英格兰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防御意义。 1572 年，伊丽莎白一世将普法尔茨许给约翰二世·卡齐米日，条件就是后者拒绝在布拉班特为西班牙军队提供补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伊丽莎白在 16 世纪 80 年代中期最终对尼德兰地区进行了军事干预，目的就是防止这一战略要地落入西班牙之手。 17 世纪初，英格兰因为恐惧哈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西北部的渗透活动而再次采取行动，大批英格兰士兵被派到克里维斯地区。简言之，英格兰人的大战略越来越取决于这样一个前提假设，即其国家能否获得安全，取决于低地国家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能否被友好的力量所控制。

瑞典也变得越来越关注德意志的动态。三十年战争刚开始时，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 King Gustav Adolf ）和瑞典议会密切关注着哈布斯堡家族的一举一动，警惕性逐渐提高。 1627 年 12 月，国王警告议会，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将很快侵入我们的国境”。议会于是同意了国王的建议——“为了把握战场的主动权，同时把战争的责任置于敌人一方，先发制人才是上策”。此外，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港口是发动进攻的战略要地，只有占领那些地方，才能真正确保本国安全无虞。正如总理大臣阿克塞尔·奥克森谢尔纳（ Axel Oxenstierna ）后来所说的：“如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占领了斯特拉松德（ Stralsund ），那么整个海岸线都将落入其手，瑞典将永无宁日。”所以在 1630 年，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在波美拉尼亚（ Pomeranian ）海岸的乌泽多姆岛（ Usedom ）建立桥头堡。根据其顾问约翰·阿德勒·萨尔维乌斯（ Johan Adler Salvius ）起草的宣言，他们的使命就是通过“捍卫德意志的自由”来防止天主教国家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建立统一的君主专政。不久，在 1631 年 9 月，瑞典国王在布赖腾费尔德（ Breitenfeld ）战役中重挫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瑞典军队深入德意志南部，甚至威胁到斐迪南一世最亲密的盟友的首府——慕尼黑。很多人都猜测，瑞典国王企图抢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萨克森的选帝侯约翰·格奥尔格（ Johan Georg ）甚至指责瑞典总理大臣奥克森谢尔纳企图成为“德意志之主和大独裁者”。

神圣罗马帝国之所以具有如此深远的战略意义，还有另一个原因。人们认为它潜藏的资源如此之大，以至于足以在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法国瓦卢瓦王朝（ Valois ）之间、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7 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人口已经达到 1 500 万，而当时的西班牙只有 800 万。只有法国人口比它多一些，大约在 1 600 万～ 2 000 万。单纯从数量来讲，德意志拥有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源储备；从质量来讲，德意志雇佣兵特别是重型骑兵的作战技术广受赞誉。荷兰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抗击西班牙时所集结的军队中，德意志军人是支柱力量。事实上，到了 1600 年，很多西班牙人认为，荷兰人已经更加依赖于其德意志盟友，而非英格兰人。西班牙其实也严重依赖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军事力量。自 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中叶，西班牙在佛兰德的步兵团，有 3/4 的兵力来源于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至少其西部非常富饶——那里的科隆、法兰克福和其他城市中有着非常活跃的商业团体。帝国拥有如此庞大的人口以及军事和经济潜力，无怪乎三十年战争临近结束时，瑞典外交官会警告说：“如果有哪个君主在这片土地上掌握了权柄，那么所有的邻国都不得不向其臣服。”

在意识形态上，神圣罗马帝国对欧洲也有深远的重要性，而且事实上其影响已经超越了基督教国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高于其他一切欧洲国家的君主，至少理论上是这样。正因为如此，一些极具野心的欧洲君主，如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法国的弗朗索瓦一世、英格兰的亨利八世，都曾公开谋求帝国的皇位。其他人，例如法国的亨利二世，不过做得比较含蓄罢了。甚至，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如穆罕默德二世和苏莱曼大帝，也宣称要继承古罗马帝国的遗产，更明显的证据是，他们将欧洲看作世界的中心。最为重要的是，只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才有权调动神圣罗马帝国以及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资源。因此，欧洲各国要么执着于让自己获得帝国的皇位，要么想办法阻止其落入他人手中。

尽管苏莱曼大帝是一名穆斯林，但他却做过一番努力，试图能合法利用德意志帝国的遗产。他竭力强调他的一神论的理念，并效仿“罗马人民的国王”查理的加冕礼，在自己肖像上画上了皇冠和权杖等西方式的象征符号。在 16 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来自威尼斯的顾问协助苏莱曼大帝，在匈牙利以及被其占领的奥地利的部分地区组织了一场西方式的帝国展览，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某种程度上，苏莱曼的尊号“大帝”并非穆斯林用语，而是欧洲的用语。很多德意志的诸侯认为，土耳其人比哈布斯堡王朝更能捍卫“德意志的自由”。

对哈布斯堡王朝而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是将其领土控制在一起的至关重要的工具。在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的意大利战争中，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就利用这一身份调动德意志的军队对抗法国。他的继承人查理五世同样认识到皇位的价值所在，尤其担心法国人觊觎皇位，因为历史上首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大帝就是法兰克人。他在选举之前说道：“这是一项如此伟大而崇高的荣誉，世间其他所有头衔在它面前都黯淡无光。”相反，如果帝国的皇位落入法国人之手，就将招致厄运，这会使勃艮第的土地处于德意志和法国的险恶夹缝中，而且帝国的皇位还会让对手在资源和人力上获得决定性的优势。正如哈布斯堡的首相梅库里诺·加蒂纳拉（ Mercurino Gattinara ）所说：“一旦掉以轻心，就会将帝国拱手让给法国人，而法国人绝不会拒绝这样一个觊觎已久的大好机遇。如果让法国人得逞，查理五世不仅会保不住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土地，还将失去伊比利亚半岛。”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查理五世在 1519 年的神圣罗马帝国选举中，动用了庞大的资源——主要是对德意志诸侯的贿赂，才最终保住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

此后，查理五世对于基督教世界的统治权就是以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为基础的，他还希望以此建立起在他统治之下的和平统一的欧洲。 1519 年，加蒂纳拉曾对查理五世说：“上帝，伟大的造物主，已经恩赐你至高无上的高贵，使你位于基督教世界中的所有君主和诸侯之上，让你成为罗马帝国分裂以来最伟大的皇帝和君主，你的祖先中只有查理大帝曾经达到过这样的巅峰。上帝赐予你王权，让你引导世界重新回归到统一。”查理和他的大臣们在为其政策辩护时，一次又一次地“把西班牙王国的利益放到与神圣罗马帝国利益同等的地位”。但是，查理五世最终还是没能说服或者强迫诸侯继续选举他的儿子腓力为“罗马人民的国王”，腓力也就不能成为他的指定继承人。不过，腓力还是成功保住了西班牙国王的头衔，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依然属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尽管如此，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依然紧密合作。不管怎样，德意志帝国的皇位是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事实迫使法国也把获取帝国皇位作为当务之急。 15 世纪末，法国国王查理八世非常担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染指德意志各邦的资源。同时，查理八世自己也想谋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查理八世还铸造了货币，上面印有清晰的铭文，“卡洛斯的最高统治者——查理皇帝”，以此召告自己的抱负。在 20 年之后的 1519 年选举中，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在帝国皇位的角逐中败给了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认为自己是查理大帝的真正继承人，因此他宣称自己只不过是要夺回本该属于他的头衔。对法国来说，要摆脱持续被围困的状态，否认哈布斯堡家族对帝国皇位的合法继承权至关重要。弗朗索瓦一世解释道：“驱使我夺取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原因，就是阻止所谓的哈布斯堡的国王也这样做，如果对方成功了，他为了扩张其领土和王国，毫无疑问会把我赶出意大利。”此外，弗朗索瓦一世深知，拥有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就能以此来领导整个基督教世界，因此他故意强调“我的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开展对土耳其的战争”。大约 100 年之后，黎塞留的老师约瑟夫神父（ P è re Joseph ）写道，战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阻止西班牙人将他们的帝国交给奥地利王室，以防止哈布斯堡王朝实现统治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野心”。

同样，英格兰也非常渴望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 1519 年，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同时角逐皇位，他的参选反映了英格兰在法国重建大英帝国的野心，以及试图将权力扩展到欧洲的野心。他深刻地意识到法国人的传统观点——英格兰隶属于教皇，而法国却不隶属于任何人。如果亨利想要获得法国的皇位，那么神圣罗马帝国的背景就非常关键，因为如果他能在德意志拥有强有力的外交地位，那么就可以从东侧威胁法国人。换句话说，只有经过德意志才能重回法国。一旦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他所支持的沃尔西（ Wolsey ） 成为罗马教皇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因此英王最初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持强烈的谴责态度。德意志内部也有一些支持英格兰君主的势力，尤为重要的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本人对亨利八世表示支持，他当时非常不想让法国人得逞，而他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候选人能否胜出又不是很有信心。然而，亨利八世竞选失利了。但是猜想一下，假如他成功获得帝国的皇位，又会发生什么呢？这将非常有趣。假如他不仅是英格兰的亨利八世，还是德意志的亨利八世，并且如果他的继承人能继续保住这些头衔，历史将被完全改写。英格兰式的政府制度将扩展到整个欧洲大陆：在亨利的统治下，加来（ Calais ）甚至是佛兰德的图尔奈（ Tournai ），都将派出代表参加威斯敏斯特的议会。这样，神圣罗马帝国将变成一个迥然不同的英式帝国，或许欧洲也将变成一个更加英式的欧洲。

从 15 世纪中叶开始到 17 世纪中叶，席卷欧洲的各种宗教潮流和政治运动的确铸造了欧洲的地缘政治形态，但非根本性的改变。 1517 年，德意志僧侣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教堂的门上张贴了《九十五条论纲》（ Ninety-Five Theses ），抨击罗马天主教会的腐败和错误。这次“改革”并非只是对神学思想的反叛，还是对神圣罗马帝国长期的内乱与外患做出的反应。路德、乌尔里希·冯·胡滕（ Ulrich von Hutten ）、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 Andreas Osiander ）和其他的改革家都高度关注奥斯曼土耳其的入侵行为，他们组织了几次活动，号召人们努力抵抗异教徒的入侵。他们试图通过思想精神的改革来实现德意志民族的复兴，他们倡导人们忏悔和祷告，以求净化那些已经使得帝国在东西方的夹击面前虚弱不堪的“芜杂”。路德的言论不仅激起了上层受教育阶层的共鸣，而且得到了农村地区居民的响应，特别是居住在南部和西部的农民，他们把宗教改革看作将自己从地主手中解放出来的机会，以及实现帝国革新并在欧洲重建德意志民族尊严的机遇。因此，几年之后的“农民战争”其实并非局限于当地的扎克雷（ Jacquerie ）起义，更是一种农民要求参与新的德意志帝国的普遍呼声。另一方面，很多德意志诸侯则把新教教义看作抵抗外部侵扰的盾牌，同时也是一种用来强化对内统治、摆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控制以及没收教会财产来改善自身财政状况的政治工具。

这一政治背景对于 16 世纪 30 年代的英格兰宗教改革也具有深远意义。对于英格兰的稳定来说，男性继承人并非那么关键——因为女性在英格兰同样拥有合法的继承权，但对于亨利八世所谋求的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权来说，男性继承人却非常重要，因为根据《萨利克继承法》（ Salic Law ），女性是没有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继承资格的。在教皇拒绝他的离婚并迎娶安妮·博林（ Anne Boleyn ）的申请后，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之后，亨利八世剥夺了教会的土地，这不仅使他在国内的统治得到支持，还为他提供了急需的战争经费。他强制修道院僧人还俗、洗劫修道院、剥夺教会财产，以此在南部海岸修建大规模的防御工事，以抵挡来自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等天主教国家的威胁。这就是英格兰宗教改革与其国家安全之间紧密联系的缩影。

宗教改革推动了一种“信仰文化”的诞生，也由此引起了公众对欧洲各国国内以及国际宗教、外交和公共利益的关注。中欧、北欧和西北欧的人们，经常沉浸在宣传宗教改革思想的各种训诫、赞美诗、宣传册和廉价的木版画中。在随后的几十年间，德意志各地区的统治者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新教教义，主要包括德意志北部和东部、低地国家、英格兰和苏格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所有国家以及波兰、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的许多地区。新的裂痕形成了，这种裂痕不仅存在于一国内部——很有可能被邻国利用，而且存在于国家之间。除了既存的对抗土耳其人的基督教联盟，以及对抗暴君独裁统治的共和国联盟，现在又多了个对抗天主教的新教联盟，当然所有这些对抗关系都是双向的。

没有哪个地方比德意志更能深切体会这种分裂和对抗，因为宗教改革使其整个帝国一分为二。天主教会、路德教派、加尔文教派三足鼎立。 16 世纪 90 年代，加尔文教徒中的激进分子聚集在普法尔茨选帝侯周围，坚决维护“德意志的自由”不受皇帝侵害，并要求在神圣罗马帝国中获得平等的地位。他们向国外的教友——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国际加尔文教派（ Calvinist International ）寻求支援，联合起来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德意志地区共同竭力捍卫他们的事业。因此，荷兰人、英格兰人和信仰新教的德意志诸侯认为，他们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例如，伊丽莎白的首席顾问大臣威廉·西塞尔就提倡“与所有信仰新教的诸侯结成防御同盟，特别是与德意志帝国中信仰新教的诸侯结盟”。只要帝国不落入敌手，换句话说，只要荷兰人不断反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那么英格兰自身的安全就可以得到保证。到 17 世纪初，加尔文教继续发动攻势，他们不断地干扰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运作，甚至在普法尔茨选帝侯的支持下建立起“福音派新教联盟”（ Evangelical Union ）。作为回应， 1609 年巴伐利亚公爵建立了“天主教联盟”，由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提供其活动经费。同年，加尔文教派最终退出德意志议会，导致了一场宪制危机。

此时，最关键的问题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将花落谁家，这已经不只是战略和对抗的问题，还是宗教问题。哈布斯堡家族成员、施蒂里亚公爵斐迪南（ Ferdinand of Styria ）最有可能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但他却是所有新教徒的梦魇。斐迪南虚荣自负，而且从小一直接受耶稣会的教育。对于信奉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的诸侯来说，斐迪南对他们构成了直接威胁。于是，他们之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努力支持新教人士成为皇帝，以此来先发制人。然而，新教徒的这一策略不仅会损害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和德意志天主教徒的利益，而且会威胁西班牙的地位。 1613 年 9 月，西班牙国王的高级顾问唐·巴尔塔萨·德·苏尼加（ Don Baltasar de Z úñ iga ）警告说：“一旦新教皇帝的力量与荷兰等地的异教徒势力结合起来，我们将失去佛兰德那些顺从我们的诸侯，米兰大公国以及意大利的其他部分也会一起失掉。” 1618 年，西班牙外交官、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全权公使奥内特伯爵伊尼戈·贝莱斯·德·格瓦拉（ Inigo Velez de Guevara ）也警告说：“毫无疑问，如果我们丢掉了德意志，那么我们也会失去整个哈布斯堡王权赖以生存的根基——佛兰德和意大利。”

1618 年 5 月，事态发展到极为紧要的关头，波西米亚贵族选举新教徒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为国王，并希望他能夺取帝国的皇位。然而， 1619 年 3 月，施蒂里亚公爵斐迪南当选为皇帝，即斐迪南二世。他在 1620 年的白山战役中击败波西米亚贵族后，迅速巩固了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支配地位，西班牙军队则直接控制了普法尔茨地区。腓特烈五世被迫放弃他的普法尔茨选帝侯头衔，取而代之的是斐迪南二世最信任的人——德意志天主教联盟的领袖、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哈布斯堡王朝对神圣罗马帝国皇位的控制权因此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德意志内部，现在的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天主教，导致原来的欧洲均势有被打破的危险。正如 1621 年 2 月荷兰议会中有人说到的：普法尔茨的最终陷落将会见证“真正的宗教信仰被连根拔起，德意志的普世自由被践踏，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帝国的皇位将被西班牙王室据为己有”。

另一方面，尽管宗教经常加剧既存的地缘政治分裂，却永远无法超越政治。例如，信仰天主教的法国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仇恨显然超越了其他一切考虑，尽管后者同样信仰天主教。弗朗索瓦一世毫不犹豫地选择和土耳其人结盟，一起对抗查理五世。弗朗索瓦说：“我不否认，我非常渴望土耳其人变得强大，并时刻准备征战。我当然并不是为了土耳其人好，毕竟他们是异教徒，我们是基督徒。我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削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力量，耗尽他的财力，以确保其他国家能与这个强大的对手相抗衡。”弗朗索瓦的继任者同样毫不掩饰地利用德意志的新教诸侯来削弱哈布斯堡王室的力量。同样，在三十年战争中，法国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支持新教诸侯和瑞典军队，以对哈布斯堡王朝进行军事打击，尽管法国人与奥地利人都信仰天主教。而苏莱曼大帝则号召其在西班牙的穆斯林支持者们配合路德教派在低地国家和神圣罗马帝国的行动。

欧洲各国的冲突，尤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权之争，深刻地影响了各国内政。它在各国甚至全欧洲催生了一个公共领域。关于大战略的辩论成为各国公共政治辩论的主题，我们举两个例子就足以证明。 15 世纪中叶，英格兰在与法国的战争中失利，愤怒的英格兰人非常想要搞清楚哪里出了问题以及谁应该为此负责。根据广为流传的书面手稿记载，由此而导致的辩论远远超出议会的范围。对萨福克公爵威廉·德·拉·波尔（ William de la Pole ）的弹劾纷至沓来，时任英格兰皇家枢密顾问官以及英王亨利六世的首席顾问的威廉，被指控背叛了英格兰人在法国的伟大事业，最终被处死。在肯特郡，一场农民起义不断向伦敦蔓延，农民不仅抱怨在当地所受的疾苦，还声讨国王，认为其“一定是听信了谗言，不然为什么他的土地丢失了，商业停摆了，老百姓的生活被毁了，海洋没了，曾经占领的法国也没了”。约克家族的支持者指控英格兰王室的失职导致了在法国的败落。他们质疑英格兰在加来的基地没有及时做出反应，并指责在兰开斯特的驻军被法国人收买了。因此，从 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英格兰人的政治辩论都集中于如何重新获得海峡对岸的遗失的土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格兰人在公共领域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低地国家和神圣罗马帝国。荷兰人反抗西班牙的统治，信仰新教的德意志诸侯被公认为对抗哈布斯堡王朝天主教统治的堡垒。 17 世纪初，很多英格兰人谴责英国政府与马德里达成的和解，认为这是向暴政的妥协，是对荷兰同胞和广大欧洲大陆新教教徒的背叛。不久之后，对德意志新教徒的遭遇、与西班牙王室的联姻以及斯图亚特王朝的失利的种种愤怒，充斥于英格兰人的政治辩论中。

15 世纪 50 年代的德意志，政治讨论很大程度上是由出版商约翰内斯·古腾堡（ Johannes Gutenberg ）发明的西方铅活字印刷术所激起的。文艺复兴中，人文主义思潮的高涨推动了公共领域中原生态民族主义的产生。最初人们关心神圣罗马帝国整体的衰落，进而开始关注德意志在欧洲的声誉。德意志人认为自己是古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尽管帝国中有很多不同民族，但他们认为自己居于主导地位。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帝国中包含了大量的斯拉夫人（ Slav ）和罗曼人（ Romance ）。尽管帝国西边被勃艮第人和法国人所包围，东南边遭受匈牙利人和土耳其人的侵扰，但由于德意志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帝国始终能够屹立不倒。当然，这也表现在德意志人民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神圣罗马帝国的事务中，约翰内斯·爱沃提内斯（ Johannes Avertinus ）这样的人文主义者也不断发出呼吁，他们认为国家应尽更大的努力对抗法国及其他侵略者，以捍卫“德意志的自由”。他们坚决要求整治德意志教会的腐败问题，并谴责地方官的违法作乱，因为这不仅会危害社会，还为外敌干预提供了合适的借口。简言之，古老的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仍然富有顽强的生命力。

外交政策也决定了整个欧洲的宫廷政治，有时候甚至可以导致整个王朝的兴衰。虽然各国情况不尽相同，截至 17 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的形势仍是各国共同关心的首要问题。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大陆各国在德意志的战略成败对各国内部政治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1618 年，西班牙首相、莱尔马公爵弗朗西斯科·戈麦斯·德·桑多瓦尔（ Francisco Gomez de Sandoval ）在马德里失势，原因是他无法在整个欧洲——特别是在神圣罗马帝国中——捍卫西班牙的利益。他的继任者苏尼加却凭借在这方面的才能得势，直至 1622 年去世时仍深受推崇。接替者奥利瓦雷斯（ Olivares ）则因为西班牙的大战略（特别是西班牙在神圣罗马帝国的战略）耗费了巨额财产而饱受诟病。同样在巴黎，法国首相吕伊纳（ Luynes ）公爵夏尔·德·阿尔贝（ Charles d'Albert ）因为其德意志战略的失败而在宫廷失去立足之地。他的继任者维厄维尔（ Vieuville ）公爵夏尔（ Charles ）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然而，红衣主教黎塞留却因为在神圣罗马帝国问题上的成功外交而势力大增，得以长期担任首相。

而在英格兰国内，外交事务引发了最为猛烈的国内巨变。三十年战争刚开始时，随着奥地利——西班牙帝国的力量席卷德意志，英格兰议会和广大民众反抗王权的怒火也爆发了。对于斯图亚特王朝的反对派来说，波西米亚的暴力冲突并非仅仅发生在一个他们一无所知的遥远国度。正如约翰·戴维斯爵士（ Sir John Davies ） 1620 年在下议院所说：“普法尔茨着火了，新教国家着火了，所有其他国家都着火了……这将威胁到低地国家、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和所有新教徒的利益。”国王在议会的反对者认为，“在整个欧洲大陆中，出现了一个势力强大而又无处不在的集团……其目标在于破坏所有基督教国家的新教教会”，而“他们遇到的反抗却微乎其微”。到 1642 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与反对派开始了一场痛苦的内战。最终， 1646 年国王被推翻，并于 1649 年被处死，君主专制的斯图亚特王朝被“护国主”奥利弗·克伦威尔的统治所取代。英格兰议会声明中明确表示英格兰将对普法尔茨和欧洲新教提供支持，简言之，英格兰人推翻查理一世的这场“大反叛”（ Great Rebellion ），归根到底是源于英格兰新教徒对斯图亚特王朝外交政策的抗议。外交政策的失利最终导致了国内共识的崩溃。在之前的 20 多年间，英格兰人没能为欧洲新教事业挺身而战，而英格兰最终在 1642 年走向了内战。

欧洲各国为了能在战争中始终保持战斗力，要么谋求加强国内建设，要么加入更强大的联盟以寻求保护。查理五世意识到，协调好与意大利、德意志以及勃艮第的关系，以对付法国人和新教诸侯，并不那么容易；除此之外，在另一边，协调好奥地利、匈牙利和地中海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对抗土耳其人，也相当困难。因此，查理五世将中欧地区的防卫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大部分管理事务交给他的弟弟斐迪南分担。 1522 年，查理五世任命弟弟斐迪南为奥地利的统治者以及自己在德意志的全权代理人。 9 年后，他强迫德意志诸侯选举他弟弟为“罗马人民的国王”，即斐迪南一世，这是他的指定继承人，这一举动对东南欧国家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斐迪南从匈牙利人的废墟中成功拯救了波西米亚和西里西亚，巩固了自己的东北侧翼。 1530 年在林兹（ Linz ），他对由贵族代表组成的议会说：“匈牙利王国必须掌控在奥地利大公或者其他的德意志诸侯手中，否则将无法抵挡土耳其人的进攻。”几经犹豫后，克罗地亚和匈牙利加入了哈布斯堡王朝。在这两个例子中，最后达成的协议其实都是有条件的，即斐迪南承诺保护他们不受土耳其人的侵略。

荷兰人在联合防御上做得更为成功。奥兰治亲王威廉一世曾警告过荷兰人，“特殊主义”（ Particularism ）不利于他们从西班牙的统治中获得独立。 16 世纪末，荷兰人迅速克服了特殊主义。 1572 年，荷兰人民推选威廉为“执政”和最高统帅，并赋予他征收赋税的权力，以抵抗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进攻，还发布公告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以防止内战爆发。三年后，也就是 1575 年 10 月，西兰岛（ Zealand ）加入荷兰，并发表联合声明称：“我们应该摆脱西班牙国王的统治，并寻求国外的帮助。” 1579 年，荷兰、西兰岛、乌得勒支（ Utrecht ）的大部分以及格罗宁根（ Groningen ）缔结了“乌得勒支同盟”，达成了一项非常复杂的关于赋税、信用和战争筹款的一揽子协议。所有这些举措使得尼德兰地区的人民成为可能是欧洲税负最为沉重的人民。这样苛刻的税收政策之所以能持续，完全是因为民众已决心要把自己的命运和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荷兰人现在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安保政策，他们开始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进行不懈的斗争。正是在如此强大的斗争中，诞生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荷兰人设法发起战争，而战争也造就了荷兰这个民族。

英格兰人希望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因此他们对国内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矛盾有了一些比较激进的看法。都铎王朝担心，一旦苏格兰和爱尔兰由敌对势力所控制，英格兰的“后门”就将大开，或者至少导致被包围的态势。伊丽莎白一世的早期干预和长老教会制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英格兰北部边境问题，至少暂时如此。而爱尔兰的问题却棘手得多，那里的人民大部分信仰天主教，当地人对英格兰人的仇恨其实超越了宗教分歧。必须阻止西班牙在那里的渗透活动，还要粉碎盖尔人的叛乱威胁，所以必须找到一个长久的解决方案。正如伊丽莎白一世的首相西塞尔在 1560 年所警告的：“神圣罗马帝国最近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他们的实力已大增，而英格兰却还是老样子，一点儿新鲜血液都没有，这样的形势尤为危急。”因此，西塞尔建议：“将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起来，同时兼并爱尔兰，以增加国家的实力，这值得好好考虑。”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一个偶然事件导致了苏格兰和英格兰合二为一： 1603 年詹姆斯一世同时成为英格兰与苏格兰的国王。几年后，他启动了阿尔斯特种植园殖民计划，没收当地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的土地，分给定居在那里的英格兰和苏格兰新教教徒。这样，詹姆斯就基本解决了英格兰西翼的安全问题，并确保了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三者在欧洲大舞台上行动一致。

而在欧洲的北部和东部，一个类似的整合过程也正在进行。条顿骑士团及其在波罗的海的领土的衰落，激起了一股分裂主义浪潮，肆虐着想要吞噬整个地区。 1558 年，沙皇伊凡四世强占了利沃尼亚（ Livonia ）东北部的纳尔瓦（ Narva ）。 16 世纪 60 年代初，俄国人还攫取了波兰王国（ Polish Commonwealth ）北部的部分领土。差不多同时期，瑞典人吞并了现在爱沙尼亚北部的领土。被哈布斯堡王朝、崛起的瑞典、俄国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大国包围的弱小国家们纷纷合并在一起，以求在危机四伏的险境中自保。 1561 年，条顿骑士团加入立陶宛大公国， 8 年之后，他们又一起与波兰王国形成卢布林联合（ Union of Lublin ）。新建立的庞大的波兰–立陶宛联邦的领土从波罗的海几乎延伸到黑海。 1592 年，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三世·瓦萨（ Sigismund Vasa ）当选瑞典国王后，两个君主制国家暂时合为一体，联邦的规模变得更为庞大。这个联邦让人们看到了抵挡俄国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些许希望。

国家形成与整合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是少数族裔问题，其中大多都有宗教信仰。 16 世纪一直到 17 世纪初，欧洲各国政府都绞尽脑汁思考该如何同化这群人——是镇压他们还是简单地把他们驱逐出境。同样地，以下两个实例足以帮助我们了解这段历史。西班牙的例子代表了其中一个极端。当地穆斯林少数族裔摩里斯科人与奥斯曼土耳其人勾结，迫使腓力二世在 1567 年颁布了一项非常严厉的法令。法令要求摩里斯科人三年之内必须学会西班牙语，三年之后，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私底下使用阿拉伯语都将被视为犯罪。摩里斯科人被禁止使用自己的特殊姓氏，也不能穿原来的服饰。腓力二世甚至取缔了穆斯林的公共浴室，这是他们接受洗礼仪式之前要去的场所。当摩里斯科人想要拿他们贡献的巨额税收作为抗议的筹码时，国王的代表告诉他们，“相比财政收入，国王更看重的是宗教信仰”。 1568 年，摩里斯科人迅速起义，给腓力二世造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于是腓力二世不得不调动意大利的军队前来粉碎了叛乱。接着，腓力二世以叛国罪逮捕了所有摩里斯科人，不论他们是否真的参与了叛乱。大约 8 万人带着镣铐被流放到西班牙国内的其他地区，大约 1 万人仍然留在格拉纳达。与此同时，那些被流放的人则导致了让国家持续头疼的治安问题。 1609 年，腓力二世的继任者腓力三世将总数达 30 万的摩里斯科人全部驱逐到北非，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在安达鲁斯持续了数百年的伊斯兰文明至此结束。

其他情况下，各国政府一般更倾向于推行宗教宽容政策。要么是因为各国政府真的认为供人们忏悔的各个不同的神是共存的，要么是因为他们认为宗教宽容政策可以加强国内团结以御外侮，或者仅仅是因为需要镇压的教派力量太过强大。所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一世倾向于容忍新教，以便更好地动员其领土内的一切力量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其子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则尝试推行更为有条不紊的宗教宽容政策。 1571 年，他发布诏令，准许奥地利的路德派贵族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自由信仰宗教。事实上，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希望在奥地利甚至在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废除宗教专制政策，他认为这是联合德意志诸侯共同对抗土耳其人的唯一机会。简言之，外部威胁导致了哈布斯堡王朝内部两派对于宗教宽容的迥异态度。

到底是君主专制还是代议制更有利于一国在欧洲之战中胜出？围绕着这个问题，欧洲被划分为两派。佛罗伦萨的政治学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Niccol ò Machiavelli ）在他的两本书《君主论》（ The Prince ）和《论李维罗马史》（ Discourses ）中重点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些书最早试图对欧洲地缘政治的新变化进行系统研究，提出一些概念，并指出这些变化对欧洲各国国内政治架构的影响。在《论李维罗马史》（第一册）的序言中，马基雅维利这样描述：不同的群体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国家，目的是“更方便和易于自卫”。他强调，这种状态的达成，离不开强大的权力做保障。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告诫说：“如今的诸侯和当代的共和国，必须要拥有自己的军队来进攻和防卫，否则统治者应该感到耻辱。”马基雅维利建立理想共和国的目的倒不是出于公民美德本身，而是因为认为共和国有利于国家的最优战略决策以及进行有效动员。在这里，制胜的关键并不只是简单地集聚资源。马基雅维利警告说：“金钱并非战争的最主要资源，这与人们通常的看法不同。”

佛罗伦萨人认为，国内良好的体制结构是强有力的外交政策的基础。在《论李维罗马史》（第六册）中，马基雅维利谈道：“国家有必要建立一种宪制制度，使国家在情况允许时能够扩大它的领土，并能保住其既得利益。”这里的关键是，让民众有政治参与和政治辩论的权利，这是比庞大而有效的税收基础更为重要的事情。马基雅维利还写道：“相比于一个诸侯，普罗大众的智慧更深厚，也更持久。事实上，平民似乎被无形的力量牵引着，能够事先分辨出善与恶。”人民应该有追究国家统治者重大事务责任的权利，因而共和国政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更具竞争力。他还说：“只有当一个城邦真正拥有自由的时候，它才能够增加其财政收入和扩大其领土。”所以早在 16 世纪初，马基雅维利就从国内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视角，向我们清晰地阐述了掌握欧洲权力的系列问题，他的论述既适于独裁政体也适于共和国政体。

英格兰的案例很好地证明了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正确性。在与法国的战争失败后，英格兰人得出结论，认为通过议会为国王提供正确的建议是非常关键的。税收应及时征缴——换言之，英格兰作为一个整体应担负起收复法国领土的责任，但是反过来，国王应听取议会和经验丰富的顾问们的意见。英王亨利八世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在苏格兰、爱尔兰，特别是欧洲战场上的巨额军费，就在于他能够和议会亲密合作。如果国王在某些问题上妥协，那么议会就批准其在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所需要的所有军费开支。 30 多年间，领主和平民甘愿缴纳大量赋税，因此战争压力和王权膨胀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总体上，议会认同国王的大战略：包括恢复国王在法国的权力，或者至少掌握海峡对岸沿海一带的控制权，还有就是确保敌人无法从爱尔兰和苏格兰袭击英格兰的后方。同样，伊丽莎白一世在欧洲的稳固地位，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其与议会间的协调。相反，在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威斯敏斯特内部的分裂以及议会和国王间的矛盾最终葬送了英国之前的外交政策成果。

然而，大多数的历史经验似乎证明，强大的王权是一个国家的战略得以成功的前提。例如，在法国，对外战争的胜利被视作王权的重新壮大。改革家们的演说倾向于强调建立一个具有强大征税能力的中央政府。诚然，把英格兰人赶出国门是国王和三级会议通力合作的结果，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仅仅有广泛的磋商是不够的，最终还是要靠王权来执行各项政策。 1439 年，法国议会（即三级会议）丧失了其对地方领主征税——这是一项直接的土地税——的审批同意权。 1451 年法国中部的地方三级会议也丧失了这一特权。三级会议不仅同意为国王军队的开支埋单，还同意国王自行确定征税的税率。法国国王进行的各种所谓“协商”，本质上是王权和贵族间的互动，并不是对其权力的真正约束。最重要的是，税收的征缴和军队的开支已经完全不需要经过三级会议的同意。如果说在英格兰，议会的地位与其国家实力越来越成正比的话，那么法国人则建立了完全相反的政治文化——尽管法国在欧洲的地位是与王权的强大有密切联系的，但三级会议的地位却日益下降。

然而，很多议会制国家似乎饱受内乱和外患的困扰。即使是伟大的查理五世也不得不面对各种议会：卡斯提尔议会、尼德兰的三级会议以及其他各君主国的小规模代表会议。如果是为了保护西班牙人利益而采取的行动，比如包围纳瓦拉（ Navarre ）、镇压巴巴里（ Barbary ）海盗、打击地中海地区的土耳其人等，西班牙议会是很乐意为其埋单的。不过，他们对欧洲中部的战争却并不热心。 1527 年远征匈牙利的军费提案被驳回，而 1535 年袭击突尼斯的军费提案则通过了。 1538 年，西班牙议会拒绝了对法国的战争军费开支后，议会不仅没有对新的军费提案进行投票，反而直接劝说国王查理五世与法国讲和。西班牙议会之所以负担如此沉重，原因之一就是阿拉贡、加泰罗尼亚和瓦伦西亚地区的代表大会非常不合作，导致从这些地区征收上来的税收少得可怜。唯一能弥补这一差额的地区，就是富裕而又拥有高效税收制度的低地国家，但这一地区的人民同样对西班牙国王的外交政策非常不满。 1524 年 2 月，尼德兰总督帕尔玛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向查理五世汇报说：“低地国家人民抱怨最厉害的就是，他们总是要负担各种名目的战争开支，却没有哪个战争是为他们而战。” 16 世纪四五十年代，到了对法战争的最后阶段，尼德兰的三级会议勉强同意缴纳军费。无论是在西班牙还是在奥地利，类似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哈布斯堡王朝后来的统治者们。

在东欧，强大的代议制机构，似乎明显导致了国家表面上的虚弱。当瑞典贵族反叛波兰——立陶宛——瑞典联邦的国王齐格蒙特三世·瓦萨时，波兰议会拒绝给国王提供足够的军力镇压叛乱。 1599 年，齐格蒙特三世被瑞典议会罢黜，瑞典与波兰的联盟也就此瓦解。在俄国，内战之后不久，即 1598 ～ 1610 年，俄国很快就遭到波兰的入侵，这些经历都使得俄国走向了更加严厉的独裁统治。 1613 年，罗曼诺夫王朝掌权，终结了俄国长达 15 年的大动乱（ 1598 ～ 1613 年）。对于俄国的精英而言，过去 20 年的经验教训似乎显而易见：太多的自由只能招致祸患和民族的软弱；“自由”和“任意”这些词即意味着骚乱和动荡。正因为如此，俄国社会的发展围绕着如下的原则进行：对内为政府提供服务，对外捍卫其国家主权。诚然，很多俄国人也认为，他们的政治参与权，绝不应局限于“面包和黄油”这样的基本经济安全和社会公平事务。然而，俄国人并没有西方社会那种正式的代议制机构，诸如国家议会、三级会议、德意志帝国议会或英格兰式的议会。俄国贵族的代表大会叫作“国家杜马”，其名称来源于俄语单词“思考”或者“考虑”，但是国家杜马并没有任何税收控制权。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几乎完全是独裁式的，唯一能对其产生约束的估计就只有俄国广袤无边的土地了。而且，只要新王朝能够使得国家更为强盛，或者至少保证国家安全，那人民就基本可以高枕无忧了。

类似的状况在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也有发生。马克勃兰登堡（ Mark Brandenburg ）的三级会议确实对诸侯的行为起着制约作用，他们拒绝支持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 John Sigismund ）在克里维斯地区的野心。此外，三级会议还具有批准税收和盟约的权力，这着实是个让选帝侯头疼的大问题。在他看来，三级会议没能履行保卫国家安全的义务，面对 17 世纪初的挑战，“三级会议成功地把自己的脑袋埋在了马克的沙子里”。如果普鲁士想要在欧洲舞台或者哪怕是在德意志的舞台上成为一个有分量的角色，那么这个问题就一定要解决。在 17 世纪接下来的时间里，约翰·西吉斯蒙德的继任者乔治·威廉（ George William ）强烈地意识到王权被团团包围的困境，他无法保护自己分散的领土，甚至无法说服三级会议为国家防御做点儿贡献。 1626 年 7 月，他遗憾地说道：“我的土地被这样浪费，而我自己也被这般无视和取笑，这让我痛苦不堪。全世界都在嘲笑我的懦弱和无能吧！”

然而，对共同的政治参与最为不满的，当属神圣罗马帝国自身了。帝国抗击土耳其人的努力宣告失败，抵抗法国人的不断渗透也宣告失败。例如， 1454 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哈布斯堡家族的腓特烈三世在法兰克福召开帝国会议，讨论对土耳其人发动十字军东征一事，但无果而终。德意志诸侯谴责匈牙利密使“连自己的王国都保不住，还企图把德意志卷入他们的灾难里”。 1480 年夏天，土耳其人重新发起进攻，进军奥地利的格拉茨（ Graz ），腓特烈三世发出战争动员，却被德意志帝国议会讥笑为“关于土耳其人的冗长讲话”。同样，腓特烈三世的儿子、继任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也被迫把勃艮第割让给法国。总之，神圣罗马帝国在应对边境危机上没能保持住一贯的强势。

出于对外部势力控制的不满，德意志改革家曾数次尝试在神圣罗马帝国进行革新。为此，他们积极提高自身在帝国机构特别是议会中的政治参与程度，不过这些尝试都失败了。 1489 年，在美因茨大主教贝特霍尔德·冯·亨内贝格（ Berthold won Henneberg ）的领导下，改革派在法兰克福议会聚集。几年之内，贝特霍尔德就为皇帝建立起了一个集财产、收入和人头税为一体的一揽子税收方案。作为回报，他被授权负责维护德意志领土内的公共秩序，并进行帝国法庭的改革。要想对外强大，德意志就必须保证国内的和平。皇帝在军事事务上被迫接受议会中的帝国委员会的建议。换言之，正如 15 世纪中叶的英格兰，德意志帝国议会开始在帝国的大战略中谋求参与权。下一步就是整顿德意志的军事秩序。 1500 年在奥格斯堡议会会议上，帝国被划分为十大区，各区各自承担维护区域内部公共秩序的责任，并担负起对外抗击敌人的职责。这不仅仅是德意志集体安全体系的萌芽，而且是民族团结一致对外的潜在工具。

16 世纪初，帝国委员会反对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增加在意大利的军力。看上去似乎帝国委员会要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立场，他们成立了选帝侯联盟，决定在形势必要的时候在皇帝缺席的情况下召开帝国议会，并向前推进改革。德意志似乎在寻求实现以议会为基础的民族大团结。在现实中，各方都有意阻碍对方，制造障碍，造成停滞。议会在限制皇帝权力方面被证明非常有效，但他们却无力也不愿建立起一个真正的替代性制度。帝国委员会的试验不久就结束了。无论是来自法国人的，还是土耳其人的，又或者是匈牙利人的威胁，甚至是这些全部加起来，都没有足够强大到使德意志的议会放弃他们的自由而屈服于强大的皇权。另一方面，到了 16 世纪初，德意志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德意志了，它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民族国家特质，正在有力地迎击前方的暴风雨。

神圣罗马帝国仍然感到，自己难以应付苏莱曼大帝统治之下的强大的奥斯曼帝国。 1521 年匈牙利国王路易二世向沃尔姆斯（ Worms ）议会请求支援， 1522 年克罗地亚贵族在纽伦堡求救，但帝国议会对一遍一遍的求救呼声基本无视。奥地利大公斐迪南号召德意志人支援“勇敢的基督徒克罗地亚民族，因为那里是保护奥地利内地的堡垒和阵地”，结果也是徒劳。对于议会里的诸侯、自由城市和神职人员来说，危险看上去还很遥远，冷眼看着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抵抗土耳其人而自己“搭便车”，似乎是更为舒适的逃避责任的选择。大量宣传册性质的作品都认为，土耳其人并不会立即对他们的自由构成威胁，相反，这些作品却暗示了，这不过是哈布斯堡王朝在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幽灵，以实现其在国内建立集权统治的野心。莫哈奇（ Mohacs ）之战中，匈牙利的战败确实统一了国内的声音，却短暂而不明显。整个 16 世纪三四十年代，神圣罗马帝国几次出兵匈牙利，战果喜忧参半。最后，帝国议会对土耳其人的威胁再也没有足够的兴趣，也就没有继续自行出兵。德意志又一次错过了在外部威胁压力下统一全国的机会。

16 世纪末，德意志最高军事指挥官拉扎勒斯·冯·施文迪（ Lazarus von Schwendi ）寻求摆脱德意志军事疲弱状况的方法。面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不断引入外部势力来壮大自身力量的情况，施文迪担心这种宗教和政治上的分歧将在“可怜的祖国”内部点燃“不信任和分裂的大火”。 1569 年，他警告道，西班牙人的干预将导致内战，并最终造成“德意志的全面分裂与毁灭以及德意志人福祉的全面下降”。基于此，施文迪要求德意志动员其全部潜力，以捍卫帝国的完整统一。事实上，施文迪认为，如果能够阻止外国继续无节制地从德意志招募雇佣兵，就可以防止德意志继续堕落，同时还可以阻止外部势力入侵德意志，并且德意志帝国能够对“所有外国君主”发号施令，最终在欧洲建立“德意志治下的和平”。他警告说，如果不作为，德意志将像拜占庭帝国一样遗憾地衰落。在 1570 年施派尔（ Speyer ）议会的改革建议中，他提出建立一支永久的德意志帝国军队，负责德意志境内的公共安全，并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指挥。施文迪同时希望，对新教徒的宽容政策能够凝聚德意志人的意志，以共同对抗土耳其人。但是，有一些诸侯仍然无法信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其程度甚至远超对奥斯曼军队的恐惧，他们拒绝尝试联合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共同御敌。因此，德意志在军事上仍是个侏儒。

统治权之争也驱动了欧洲的对外扩张。在 15 世纪末、 16 世纪初，西班牙的斐迪南二世、伊莎贝尔一世夫妇，以及葡萄牙的君主们开始向地中海南岸扩张，其军队深入北非讨伐摩尔人，并在那里占领了一些领土。目的就是捣毁奥斯曼帝国在那里建立的军事基地，防止其攻击伊比利亚半岛南翼。早期的航海探险活动背后也有同样的意图。从 15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极力说服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室，开辟通往印度的大西洋航路。诚然，对于哥伦布和其他探险家及赞助人而言，对冒险、个人财富以及荣誉的渴望是他们的动力。然而，探险的终极目的却是对奥斯曼帝国发起突袭，进而收复耶路撒冷，这一终极任务被哥伦布描述为“千年之伟业”。对海外新疆土的开拓，不仅可以开辟对奥斯曼帝国的新战线，还能为圣地巴勒斯坦的复兴提供必要的资源。

1492 年，哥伦布带着西班牙斐迪南二世、伊莎贝尔一世夫妇签署的国书出发。他随身带着一名阿拉伯语翻译（一个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并承诺“这次航行的全部所得，都将用于征服耶路撒冷的伟大事业”。然而，哥伦布并没有到达亚洲并找到共同对抗穆斯林的同盟，也没有获得东方世界的财富。他最后在加勒比海沿岸登陆，之后西班牙的殖民地迅速建立起来。当时他们误以为那里的原住民是“印度人”（即“印第安人”），这个称呼一直沿用到 20 世纪末才得以更正。简言之，欧洲人发现美洲大陆，其实是他们与伊斯兰世界争夺统治权的结果。同样地，随后进行的殖民活动，则是受西方列强之间的竞争所驱动。与此同时，葡萄牙人沿着非洲西海岸探索新航路。为协调这两个伊比利亚半岛国家之间的殖民关系， 1494 年 6 月，由教皇进行仲裁，两国签署了瓜分新大陆的《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 Treaty of Tordesillas ）。条约规定，以大西洋的佛得角群岛以西 370 里格 处为两国势力范围的分界线（“教皇子午线”），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 1497 ～ 1498 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 Vasco da Gama ）绕过好望角，沿着非洲东海岸航行，发现了一条通往印度的更近的航线。 1502 年，哥伦布开始了他第 4 次探寻印度的航行，他这样做也是希望可以与达·伽马正式相遇。之后的几年间，葡萄牙侵略者不断骚扰波斯湾和红海的穆斯林船只，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经济混乱。原本的包围奥斯曼帝国的计划，现在已经变得非常不现实了。

西班牙海外殖民帝国的建立也是欧洲形势所需，最初是为了利用新大陆的资源和威望来扭转欧洲大陆的局势。 1519 年，埃尔南·科尔特斯（ Hern á n Cort é s ）为西班牙王室征服了墨西哥并攫取了它的白银。诗人卢多维科·阿廖斯托（ Ludovico Ariosto ）评价说，这使得哈布斯堡王朝成为“日不落帝国”。新大陆在权力均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完全听命于欧洲的安排。相对来说，西班牙海外殖民帝国的建立仅占用了查理五世非常少的时间，它的主要功能是为查理五世在欧洲的野心提供资源支持：从西印度群岛源源不断运来的金银，通常占到西班牙财政总收入的 1/5 。这些钱并不直接用作对抗法国人、土耳其人和德意志诸侯的军费支出，而是抵押给奥格斯堡的大银行家富格尔（ Fugger ）家族，以便皇帝能向其借更多的钱。例如，每年从秘鲁运来的将近 200 万埃斯库多 中，最大的单笔支出流向德意志，其次是低地国家。查理五世在其领土上的巡游情况，也清楚地显示出各地在他心中的战略地位：他出游意大利 7 次、法国 4 次、英格兰和非洲各两次，仅在西班牙就有 6 次长期停留，去佛兰德和德意志的次数则不少于 19 次，却从未踏足美利坚。他的皇帝身份源于对古罗马帝国的继承，而非在全球范围的土地扩张。简言之，是神圣罗马帝国而非新兴的西班牙美洲殖民帝国，为查理五世的野心提供了彰显的舞台，他真正关注的并非大西洋彼岸。

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针对西班牙发动海上袭击，不断蚕食其殖民地。殖民地的平衡与否，被认为是整体权力平衡的一部分。英格兰航海家、探险家沃尔特·罗利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认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财富，最后也就控制了世界。”作为新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拥有的声望以及雄厚财力，是其在欧洲舞台上的重要砝码。因而，理查德·哈克卢特（ Richard Hakluyt ）在他著名的《论西部种植》（ Discourse of Western Planting ， 1584 ）中提到：“查理五世凭借如此巨大的财富，从法王那里获得了那不勒斯王国、米兰大公国及其在意大利、伦巴第、皮埃蒙特和萨伏依的其他领土。”伊丽莎白赞助了弗朗西斯·德雷克（ Francis Drake ） 1577 ～ 1580 年的航行，此举不仅是英格兰迈出建立自己海外殖民帝国的第一步，而且包含了阻止金银大量流向佛兰德的目的，因为那里的军队是支持腓力二世的。同样，随着三十年战争的爆发，美洲大陆的金银不仅支援了西班牙在欧洲的行动，而且支持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付德意志新教徒的行动——这其实是英格兰传统战略理论的一部分。 1624 年，本杰明·鲁戴尔德爵士（ Sir Benjamin Rudyerd ）告诉下议院：“西班牙本身人口少，天然商品匮乏，西印度群岛的矿藏刺激了其国王谋求统一王权的勃勃野心。”有人则认为，没有比“在西班牙沿海毁坏其船只，干扰其返航路线”更能援助战火纷飞的普法尔茨地区了。英格兰建立海外殖民帝国，有利于保证其在欧洲大陆的堡垒的安全，最终也有利于英格兰王国本土的安全，这种联系将在英格兰接下来大约 150 年间的战略话语中明显地体现出来。

新大陆的殖民化很大程度上也是欧洲冲突的延伸。 17 世纪 20 年代离开英格兰并最终抵达马萨诸塞湾的清教徒们，并没有从此对遥远的旧世界置若罔闻。先是对英格兰感到失望，接着又对与之接触越来越多的荷兰共和国感到失望，清教徒们于是把美洲看作他们准备与“基督的敌人”——欧洲的哈布斯堡王朝作战的跳板。他们为英格兰的改革祈祷，为“德意志教堂的悲惨状况”祈祷，也为那里新教事业取得的胜利祈祷。 1621 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总督约翰·温斯罗普（ John Winthrop ）说“波西米亚的状况非常糟糕”，当时是他去马萨诸塞湾的头几年。殖民地居民密切关注来自欧洲大陆的消息，特别是来自日内瓦、法兰克福、莱顿、海德堡、斯特拉斯堡以及英格兰的消息。他们为普法尔茨的形势感到震颤，也为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取得的胜利欢呼。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温斯罗普的儿子斯蒂芬，甚至跋山涉水回到欧洲去支持英格兰内战中的议会派，不过他们所能提供的实质帮助非常有限。相反，正如约翰·温斯罗普所说，清教徒更应该成为“山巅上一座闪闪发光的城，好让人们的眼光都聚焦到我们身上”。这里所热烈庆祝的，不是殖民者与旧世界的疏离，恰好相反，是他们基督教成员的身份及由此产生的义务。对于欧洲的救赎来说，他们所提供的示范效应与他们的实质帮助一样有意义。美洲大陆的移民、英格兰的议会斗争以及欧洲新教徒的事业，三者紧密联系，成为一个更为宏大的命运共同体。

欧洲两项最重要的安排都围绕着神圣罗马帝国的未来，这足以体现德意志的中心地位。 1555 年 9 月，查理五世与德意志的新教诸侯达成《奥格斯堡和约》（ Treaty of Augsburg ），他被迫将庞大的哈布斯堡王朝分为西班牙和奥地利两个部分。查理五世按各领地获得的时间顺序，倒着依次宣布放弃各领地。 1555 年，他将西班牙王位让与儿子腓力二世。不久之后，他最终放下了最重要的头衔——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两年后，查理五世的弟弟斐迪南被选举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即斐迪南一世，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从神圣罗马帝国中分离出来。从此，一直到拿破仑时代，再没有人能统治欧洲如此庞大的领土，奥地利与西班牙永远被分开了。《奥格斯堡和约》提出了“教随国定”的原则，承认各诸侯有权自由决定其臣民的信仰。《和约》还规定， 1552 年前新教诸侯占有的天主教会土地和没收的天主教会财产不再归还，并确认了路德教派与天主教之间的平等关系，尽管加尔文教派并不在此列，但这已经足以恢复德意志以及大部分中欧地区的和平，至少暂时如此。

同样， 1648 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Treaty of Westphalia ）也是一项围绕德意志的协议安排。该《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这是一场席卷法国、西班牙、瑞典、神圣罗马帝国和其他很多诸侯国的全欧洲的战争。和约迟迟不能达成，原因是交战各方都无法以体面的方式接受和平，它们总是担心对手不够“诚实”。西班牙极力想要维护它与奥地利王室的统一，从而与维也纳保持战略合作，这使得它不愿意仅仅解决德意志问题，尤其是因为这会让法国人获得德意志帝国西部的领土。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希望与瑞典和法国达成和解，使它们远离德意志内政，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自己在帝国的权威。法国则试图铲除西班牙对德意志的影响，希望进而打破长久以来哈布斯堡王朝针对法国的包围圈，也希望使诸侯与外国结盟的自主权利合法化，来削弱皇帝的力量。如果可能的话，法国更希望通过阻止哈布斯堡家族连任帝国皇位，将其势力连根拔起。对于德意志自身而言，谈判之所以一直被搁置，是因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拒绝允许帝国（在他看来这是他的臣属）的三级会议参加和法国人的谈判。从 17 世纪初到 40 年代中期，德意志长期分裂，各诸侯已经达成共识，即努力一致面对外部干预，以恢复德意志帝国的完整统一。例如，巴伐利亚天主教选帝侯痛心疾首地表示：“这么多国王和君主赞成帝国的分裂，那么分裂也就成为必然结果。”

最终，哈布斯堡王朝军事形势的不断恶化迫使神圣罗马帝国在一些关键点上做出让步，特别是在德意志诸侯的外交自主权这一点上。法国人也做了妥协，他们没能通过禁止哈布斯堡家族连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法令。 1648 年，《明斯特和约》（ Treaty of M ü nster ）和《奥斯纳布吕克条约》（ Treaty of Osnabr ü ck ）的签订，终于结束了这场持续 30 年的德意志战争，这两个和约一起被称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然而，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冲突却仍在继续。后世的国际法学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都将这一和约看作现代民族国家“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概念的起源。但事实上，和约的全部目的就在于防止德意志诸侯不受限制地行使主权，以致破坏帝国的宗教和平以及整个欧洲的均衡。和约同时也是为了确保德意志不被任何国家单独控制，防止有人试图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建立统一的王权，不论是德意志人还是非德意志人。简言之，神圣罗马帝国应该足够强大，能够防止德意志四分五裂并阻挡外国势力入侵，同时又不至于过分强大以致威胁到欧洲的秩序。

这一艰难的目标是通过一系列地缘政治的、宪法的、意识形态的以及宗教的措施的配合来达成的。在领土条款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带来的，或者所认可的变化，改变了欧洲的国际体系。西班牙最终承认了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独立，但依然保留了佛兰德和瓦隆尼亚（ Wallonia ）两个地区，西属尼德兰的范围缩小了。瑞典获取了西波美拉尼亚——从而可以保护其南部海岸线不受侵袭，还得到了不来梅和维尔登两个主教区，同时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占据三个席位。普法尔茨被一分为二：上普法尔茨仍然属于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巴伐利亚公爵继续保有他的选帝侯席位；而横跨“西班牙之路”的下普法尔茨连同它原有的选帝侯席位，一起归到“新教徒”查理·路德维格（ Protestant Charles Ludwig ）的名下。现在，选帝侯从 7 位增加到了 8 位。皇帝做出的主要让步是，和约首次明确规定准许德意志各诸侯国拥有外交自主权，但不得威胁皇帝和帝国的地位，也不能破坏和约规定的与公共安全相关的条款。而法国人希望把哈布斯堡家族赶下帝国皇位的愿望则落空了。另一方面，奥地利——西班牙王室谋求欧洲统一的野心，不管是真的还是人们幻想的，都得到了遏制。查理五世的幽灵逐渐淡出。

和约规定，罗马天主教、路德教和加尔文教三大主流教派合法共存。在新的神圣罗马帝国中，宗教事务以及各种涉及实质问题的事务，都必须在议会里由天主教和新教代表共同协商解决，不能直接遵从简单的多数决定原则。在各诸侯国的领土内部，统治者必须尊重臣民享有的某些特定权利，其中包括自由改信其他宗教的权利；如果统治者自己改信其他宗教，不能强加给臣民。 1624 年被称为宗教宽容政策推行的基准年，在这一年享受到宗教宽容政策的少数派不仅可以在未来继续保有此项权利，而且其担任公共职务的权利不得被剥夺。和约中也有与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关的条款。瑞典和法国都以保卫“德意志的自由”为理由参战，并认为“德意志的自由”对于防止哈布斯堡王朝凌驾于神圣罗马帝国之上很关键，同时和约也有利于保护瑞典和法国的自由和安全。瑞典外交官约翰·阿德勒·萨尔维乌斯总结了这一联系：对于瑞典的国家安全来说，“波罗的海就像是一条护城河，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 Mecklenburg ）则是缓冲带，而神圣罗马帝国的其他属国就好比是外部工事”。他进一步解释，瑞典的目标就是“恢复德意志的自由……并以此来维护整个欧洲的均衡”。因而，那个时代的人可以看到国内自由、权力平衡以及外部干预之间的直接联系，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法国和瑞典坚持认为它们是德意志各诸侯国的自由的“守卫者”。简言之，《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完全承认了外部干预的合法性：和约解决了德意志内部的宗教平衡问题，并在国际框架下达成了对德意志事务的安排，实际上则是为外国提供了干预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事务的杠杆，这在 17 世纪末至整个 18 世纪非常明显。

德意志饱受内战的创伤，外国军队——主要是西班牙、丹麦、瑞典和法国在这里打仗，使德意志蒙受屈辱。诚然，其他国家也有损失，但没有一个国家像中欧这样损失惨重，德意志人的命运则格外悲惨。当然，战争的创伤并未波及所有地区，有的地区被严重破坏，有的则毫发未伤。然而，神圣罗马帝国的人口骤降，从原来的 2 100 万下降到 1 300 万多一点儿，人口损失是空前的。从人们的讲述和复述中可见，神圣罗马帝国在欧洲的中心位置不复存在，这几乎成了集体性的死亡判决。到 17 世纪 40 年代末，诸侯、市民和农民都不得不面对噩梦般的景象：到处都是被破坏的风景、被毁坏的庄稼、人口凋敝的村庄以及被投了毒的水井。然而，对于这一切，人们从中得出的教训却是复杂矛盾的。每个人都同意应该保留帝国，只有这样才能保护德意志不受外国控制，同时保证德意志不被其内部的某一个国家所控制，但是他们所能达成的共识也仅限于此了。当德意志各邦国面对外部的威胁时，它们是应该对强大的邻国让步以避免冲突，还是应该寻求国内的和谐一致并建立必要的军事力量以抵挡外敌？威胁“德意志的自由”的，到底是德意志人自己，还是那些名为保护、实为干涉的外部势力？

到了 1648 年，这场持续了 200 年的欧洲王权之争陷入了僵局。没有哪股势力有能力主宰神圣罗马帝国进而主宰整个欧洲大陆：查理五世、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八世、苏莱曼大帝、腓力二世和腓力三世，以及黎塞留和马扎然，他们都失败了；荷兰人和英格兰人看到了新教人士担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可能性，至少是把哈布斯堡家族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上拉下来的可能性。然而，结果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自从 15 世纪中叶被狼狈地赶出法国后，英格兰在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统治下，开始强势回归欧洲政坛；经过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长久的退缩之后，英格兰又在克伦威尔的带领下重振雄风。而法国人则从元气大伤的国内宗教战争中走出来，成为欧洲大陆的主要强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班牙在中欧和低地国家的势力则从全盛走向衰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承担了抗击土耳其人的“德意志使命”，不过这一点却并不能使他们在欧洲获得至高的地位。在欧洲的外围，瑞典人异军突起，成为欧洲整体力量平衡中的关键一环。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向中欧的进军一度停滞，当然它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大国间的竞争也进一步延伸至欧洲以外：哥伦布本来试图开辟新航路，以迂回的方式打击伊斯兰力量，但这最终导致了美洲、亚洲新殖民帝国的崛起，欧洲外部的力量开始制约或者平衡原来的欧洲。

随着各国加紧强化军事力量，以上所描述的一切驱动了一场遍及欧洲的国内变革。在英格兰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这一过程激发了政治参与的高涨。然而，在法国、西班牙和很多其他国家，情况却正好相反。相比之下，位于欧洲体系中心的神圣罗马帝国，则零星地做了些努力，试图增强自身军事力量，但效果并不佳。部分是因为德意志人彼此间不信任，部分是因为邻国有意确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不会利用德意志的资源来对抗它们，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很难分清。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一个政治框架，即确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政治野心不会损害欧洲的国际体系。同时，“德意志的自由”在帝国议会和各邦国中得以保存。然而，欧洲的王权之争进一步产生的压力，是会让德意志变成英格兰和荷兰那样的议会政体，还是变成法国或西班牙那样的君主政体，抑或是重新陷入过去 200 多年来所经受的内忧外患之中呢？此时，还没有最终结论。 ZfrQljK+MT8bMyI3lVpmAbajMw8X5Cw4e9Zk4ZB8IFSVq2sWT2Tbve3l5XTeej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