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450 年的欧洲

自中世纪以来，西欧和中欧就一直共享着一种认同感。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几乎都是天主教徒，他们尊罗马教皇为精神权威，受教育的阶层都学习罗马法和拉丁文。欧洲人还团结起来共同抵抗伊斯兰世界的入侵——当时的伊斯兰教势力虽然已经开始撤离伊比利亚半岛，却正在沿着欧洲的东南翼快速蔓延。多数欧洲国家有着非常相似的社会与政治结构。在社会的最底层，农民阶级不仅必须向封建主缴纳赋税以获得保护，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以获得精神指引。许多自治的城市通常由行业精英和地方行政官共同管理。位于金字塔顶端的是贵族、高级神职人员，有时还包括一些自由城市的行政官，他们会与国王达成安全协议。他们承诺为国王提供一些军事服务与咨询，以换取国王对他们领土的保护和承认。这种封建契约关系是通过代议机构来进行协调的。当时，欧洲各国都有这种代议机构，其中包括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的议会，低地国家的总议会，法兰西的三级会议，西班牙古国卡斯提尔（ Castile ）的议会，匈牙利、波兰和瑞典的国会，以及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议会。简言之，在多数国家，国王手中并没有绝对的权力。

因此，不同于邻近的奥斯曼帝国或者更远的亚洲国家，欧洲的政治文化以激烈的公共或半公共的辩论为特征——辩论涉及赋税征收的数量、由谁征收、归谁支配以及为何目的（几乎总是为了军事目的）。尽管当时的欧洲人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相信，政府的成立与运作应该得到人们的同意，否则其合法性应受到质疑。人们认为，维护自己的权利不受国王的侵犯总是首要任务。尽管当时的欧洲人并非生活在民主政体之下，但精英阶层却有强烈的“自由”意识。到了整个中世纪的后期，这些人对于政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越是社会的底层，对这种理想的呼声就越高，但他们很难凭借自己的能力实现这一理想。争取自由的斗争起初是在国内进行的，但有时一国的人民也必须借助邻国君主的帮助才能推翻本国的暴君。为此，欧洲人并没有明显的主权意识：很多人认为，一国对另一国的暴君的干涉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符合人民需要的，甚至是思想健全的君主义不容辞的责任。

把当时主要的欧洲国家看作现代意义上的“强国”或者“国家”，是不恰当的。不过，由于君主们为了扩张或者至少是为了生存，要不断地进行军事动员。“国家建设”的过程，自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就已经开始。另外，英格兰、法兰西、卡斯提尔、波兰和勃艮第等国家，对于自己的特殊性、力量和重要性，都有明确的意识。至少，从英格兰人和法兰西人的情况看，此时谈到民族意识并非为时过早的事——通过政治参与、共同的语言以及战争（主要是国际战争），民族意识已经在两国人民心中发展起来。与此同时，欧洲人还意识到一种共同身份，那就是“基督教国家”——这几乎成了欧洲的同义词，这种表达方式在历次针对穆斯林世界的十字军东征中经常被使用。由于马可·波罗和其他探险家的旅行，欧洲人知道了中国和东方世界的存在，但他们对西半球仍基本上处于无知的状态。当时，欧洲人不仅没有“欧洲中心论”的意识，相反，大多数欧洲人仍然认为整个世界以耶路撒冷和圣城伯利恒为中心，而他们位于世界的边缘。正是这个原因，无论是为了寻找通往东方的海上航线，还是为了从后方偷袭伊斯兰世界，早期的航海探险都是沿非洲西海岸进行的。例如，葡萄牙王子、“航海家亨利”（ Henry the Navigator ）就希望从侧翼包围伊斯兰世界，可能的话甚至打算联合传说中位于非洲或亚洲（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在哪儿）的“祭司王约翰”（ Prester John ）共同对付穆斯林。 1415 年，葡萄牙占领了今天的摩洛哥的休达（ Ceuta ）。可以说，欧洲此时的扩张是以自卫的方式进行的。

当时，欧洲大陆还处于严重的四分五裂状态，在整个中世纪，欧洲各国都充斥着内部斗争与冲突：国王和教皇之间、各大国的君主之间、城邦国家和小国国王之间、各贵族之间、敌对的城市之间，以及农民与地主之间。天主教的统一性遭到了来自英格兰的罗拉德教派（ Lollards ）、波西米亚的胡斯教派（ Hussites ）、法兰西南部的阿尔比教派（ Albigensians ）以及其他各种教派的挑战，在教会内部也有很多人抗议整个中世纪日益严重的教权滥用现象。与中世纪早期相比， 15 世纪中叶的欧洲可能还算处于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但仍是一个暴力频发与分裂的时代。意大利的城邦，特别是威尼斯和米兰，总是想要置对方于死地；与此同时，阿拉贡的阿方索（ Aragon of Alfonso ）国王正企图控制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基督徒和摩尔人在西班牙相互对抗，而穆斯林仍然控制着格拉纳达（ Granada ）；匈牙利正在酝酿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十字军东征。此外，勃艮第公国的腓力三世也在摩拳擦掌，正犹豫着是该继续十字军东征还是在家门口打一仗；而奥斯曼土耳其人正加紧攻打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帝国，后者信仰东正教；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此时也正愈演愈烈，震撼着整个欧洲大陆。

在这一切纷争的中心，就是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从西部的布拉班特（ Brabant ）和荷兰，一直延伸到东部的西里西亚（ Silesia ），从北部的荷尔斯泰因（ Holstein ）一直延伸到南部的锡耶纳（ Siena ）以及东南部的的里雅斯特（ Trieste ），包含了现在的德国、奥地利、瑞士、捷克和荷兰的全部，以及比利时、法国东部、意大利北部和波兰西部的大部分地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是从七大选帝侯中选举产生的，包括三大教会诸侯（美因茨大主教、科隆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和四大世俗诸侯（波希米亚国王、莱茵兰–普法尔茨伯爵、萨克森–维滕堡公爵和勃兰登堡藩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方式是与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各种世俗和教会领袖（包含选帝侯、国王、伯爵、骑士以及城邦的代表）进行协商。德意志人可不是驯服的绵羊，国王会与皇帝做斗争，农民会与地主做斗争，人民通过地方法庭或者帝国法庭不断地与权威做斗争。神圣罗马帝国成了欧洲政治的支点，生活在神圣罗马帝国之内的人民，远多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其中，低地国家、莱茵兰、德意志南部以及意大利北部的城市都是欧洲最为富饶、充满生机、技术先进的地区。神圣罗马帝国（至少是其中最有实力的几个王国）在英法之间起到了平衡的作用。自从 1435 年勃艮第公爵腓力三世宣布脱离与英国的同盟关系之后，英国的征战大业就一蹶不振。勃艮第公爵是法国王室的成员，领土横跨德法边境。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神圣罗马帝国可以追溯到查理曼帝国，而查理大帝就是历史上第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此这个皇位不仅对德意志的诸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对邻国的国王也是一样，特别是对法兰西的诸侯。对于西欧各国的国王来说，谁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谁就可以宣称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者，并且具有普世的权威。

尽管神圣罗马帝国具有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以及值得骄傲的遗产，然而到了 15 世纪中叶，帝国已经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 1438 年，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为了成功当选皇帝，做出了一些“选举承诺”，这种妥协让步使得帝国的权力受到削弱。地方上的封建主彼此有矛盾，土匪越来越猖獗，商业发展受制于大量敲诈勒索罪行。此外，帝国的教会也陷入重重危机，又因教权的滥用而变得更加混乱。尤其是，帝国还要努力保证集体防卫。与英国议会不同，德意志帝国议会未能就帝国的税收问题形成一个常规的机制，因此难以支撑帝国与胡斯教派、土耳其人以及越来越危险的法国人所进行的战争。与此同时，帝国还面临着一场痛苦的身份危机：它渴望能够代表整个基督教国家，它包含很多不同民族的人，如说法语、荷兰语、意大利语和捷克语等各种不同语言的人，但其大多数臣民却认为自己是德意志人，或至少是会说双语的德意志人。虽然之前他们很少提及“德意志”，但是 1450 年前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神圣罗马帝国前面加上“德意志”这个前缀。

这本书将展示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继承国在欧洲权力均势中的中心地位，并考察由此发展出来的全球体系，其中各个大国都有不同的战略考量。如果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继承者成为和平力量，那么这里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力量杠杆；而如果它为邪恶势力所利用，这里就是致命的威胁。这里发生的事，对英格兰来说很重要，因为低地国家成了保护英格兰的屏障，其他大国难以进攻英格兰的南部海岸，同时这也维护了欧洲的均势；对于西班牙而言，神圣罗马帝国维持了西班牙帝国的存在，也是西班牙的主要兵源所在地；对西班牙和荷兰来说，这里是其重要的战略腹地，对于后来的奥地利也同样如此；对法国人而言，它既是缓冲地带又是诱人的扩张目标；对普鲁士而言，这里是其东征西扩的最终跳板；对于 20 世纪初的美国而言，这里也很重要，因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皇帝曾企图使用诡计占领墨西哥，这对美国造成了威胁；而对于美国和苏联而言，神圣罗马帝国又是它们争夺的对象，两大国都会坚决阻止这里落入对方的手中。

对于任何想要代表欧洲的人来说，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继承者是其政治合法性的源泉所在。几百年来，很多重要人物积极谋求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想要继承查理大帝的遗产。亨利八世和土耳其的苏莱曼大帝（ Suleiman the Magni ﬁ cent ）都想要夺取它，查理五世曾经拥有过它。法国国王中，从弗朗索瓦一世到路易十六，都在谋求夺取帝国的皇冠，拿破仑也非常严肃地考虑过要成为这里的主人。而希特勒的野心就再明显不过了，他建立了德意志第三帝国，并企图永远征服这片土地。此外，尽管现在的欧洲联盟与当年的神圣罗马帝国所包含的内容已经完全不同，但欧洲联盟确实发源于这片土地，而且秉承了同样的精神。简言之，在过去的 550 年里，全欧洲的统治权都决定于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继承国，这已经成了欧洲领导人们的坚定信念，甚至他们中没有帝国野心的人也这样认为。从伊丽莎白一世、克伦威尔、马尔伯勒公爵（ Duke of Marlborough ）、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 Alfred von Tirpitz ）、俾斯麦到“一战”中同盟国的高级指挥官，一直到后来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斯大林、戈尔巴乔夫，无不深谙这一点。柏林墙倒塌后，强烈反对北约东扩的俄罗斯人对此也心知肚明。当今那些害怕德国纳粹卷土重来而努力将欧洲联盟维系在一起的精英们，也一定深谙其道——无论是谁，无论花费再多的时间，只要控制了欧洲的中心，就控制了整个欧洲；无论是谁，控制了整个欧洲，就将主宰整个世界。

因此，各国争夺对德意志的控制推动了欧洲内部变化的进程，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意外。英国人推翻了查理一世的统治，因为他未能保护人民自由地信仰新教。法国人与路易十六决裂，因为他试图勾结奥地利王室。俄国人对沙皇感到绝望，因为他没能认真处理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关系。德意志也是欧洲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变革的发源地，宗教改革、马克思主义、纳粹主义都发源于此，并且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对安全以及控制权的追求，也促使欧洲各国不断向外扩张，从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到 19 世纪列强“瓜分”非洲，无不证实了这一点，而其他地区的去殖民化的过程则显得相当缓慢。诚然，这一切并非全部由德意志人推动，但问题也远非表面这样。

17 、 18 世纪，英国的航海家为了维持大英帝国的实力，努力阻止新大陆的金银流向英国的对手手中。英国首相威廉·皮特（ William Pitt ）发表了关于“利用德意志打败美国”的讲话。 19 世纪末，法国人谋求扩张自己的帝国，以抗衡德意志帝国。此外，英国人发表《贝尔福宣言》（ Balfour Declaration ），企图在全世界范围解放犹太人，使之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相对抗，这最终导致了“二战”后以色列的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