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匈帝国的要求

就在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乘船驶向喀琅施塔得港口时，奥地利人也开始对最后通牒进行最后的修订，并准备发给贝尔格莱德政府。7月19日周日，为避开关注，部长联合委员会的成员乘坐着一辆无牌照的车，秘密前往贝希托尔德的私人公馆讨论“即将对塞尔维亚展开的抵制行动”。众人对即将发往贝尔格莱德的文件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讨论，并得出了最终的确定方案。众人一致决定最后通牒将于7月23日下午5点发布（后来又被推迟到了6点，以确保在普恩加莱离开后才发布）。贝希托尔德想当然地称他相信“我们的相关言论不会在普恩加莱离开圣彼得堡前就被外界所了解”，但由于他注意到维也纳的计划已经传到了罗马，现在有必要加快速度了。塞尔维亚政府将有48小时进行回应，而如果他们不能达成一致，最后通牒将于7月25日周六晚到期。

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此次非正式讨论其余的内容也涉及了最后通牒发布之后的事宜。康拉德向蒂萨保证，他们将有足够的兵力保护特兰西瓦尼亚应对可能遭受的来自罗马尼亚的攻击。蒂萨坚持要求奥匈帝国一开始就宣布“对抵制塞尔维亚没有进一步的计划”，并且无意吞并任何国家的领土。这位匈牙利首相之所以如此反对，是因为在此前的一系列会议上他都感觉到，任何反对塞尔维亚的行为都将导致南斯拉夫人对奥匈帝国的反抗情绪加剧；同时他也担心俄国不会对奥匈帝国政府的侵吞行为坐视不管。他的这一要求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贝希托尔德坚持认为在冲突发生之后，也许塞尔维亚领土的减少是减少奥匈帝国所带来的威胁的不可或缺的方法。蒂萨坚持自己的立场，并最终在会上达成一个折中的方案：维也纳将在适当的时候宣布，奥匈帝国并非企图侵占塞尔维亚的领土。但这也会让其他国家，特别是保加利亚，产生借机侵占塞尔维亚领土的念头。

奥匈帝国召开的所有会议都没有涉及在整个事件中如何做到全身而退。塞尔维亚所处的地区一直不太平：相邻的阿尔巴尼亚局势始终不稳定，保加利亚也有可能在出现战乱之后回归亲俄的政策，而保加利亚政局的变化与罗马尼亚领土的变化之间又该如何得到平衡？亲奥的卡拉乔尔杰维奇王朝能否稳坐江山，如果不能，谁将替代它？另外还有一些次要的问题：如果奥匈帝国被迫与德国断绝关系，又该由谁来接管其位于贝尔格莱德和采蒂涅的使领馆？所有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而直到7月7日会议结束，对于俄国对此可能做出的反应，始终没有得出应有的准确评估。康拉德对于军事情况的评估完全集中在奥地利的B计划而非R计划，前者是一个纯粹针对巴尔干地区的军事战略，然而后者则是对于俄国可能对奥匈帝国加利西亚地区所发动的攻击做出了防御预案。即便如此，也没有任何一个高层官员提醒康拉德：俄国一旦发难，奥匈帝国该如何应对，包括相应的战略转变会有哪些困难。奥匈帝国的高层一直在聚焦贝尔格莱德的边境问题。即便普恩加莱曾向绍帕里发出特别警告称塞尔维亚也是有“朋友”的——法国和俄国将对奥匈帝国的侵犯行为做出反击，贝希托尔德在知道这些消息后，依然没有改变既定的策略。

相关文件和最后通牒是由男爵穆苏林·冯·戈米（Musulin von Gomirj）起草的，他并不是一位高级官员，只是自1910年开始担任宗教和东亚政策的相关顾问。穆苏林之所以被任命为最后通牒的起草者，是因为他出色的文笔。正如刘易斯·内米尔（Lewis Namier）后来所说，他是“引发欧洲那段灾难般历史过程中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诚实的、善良的却因噩运被选为这场‘游戏’兵前卒的人”。穆苏林像一名珠宝商对待价值连城的钻石一样精雕细琢这个文件。在文件的最开始提到，塞尔维亚曾承诺将在结束波斯尼亚危机之后与奥匈帝国做“友好的邻居”。文件进而指出，塞尔维亚政府一直以来都在包庇其境内源自“恐怖主义行为、一系列暴动与谋杀”的“颠覆运动”——这实际上将此前的多起南斯拉夫恐怖分子暴行与萨拉热窝事件联系起来。同时文件指出，塞尔维亚政府还“包庇多种社团形式的犯罪活动”，并“包庇某些塞尔维亚舆论向青少年所灌输的对奥匈帝国皇室的仇恨情绪”。针对萨拉热窝事件的初步调查显示，刺杀者是在贝尔格莱德计划的此次行动并受到相关支持，而其通向波斯尼亚的道路则是在买通了塞尔维亚边检官员之后才打通的。因此，奥匈帝国“放任”塞尔维亚种种不负责任的做法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通牒文件最后要求，贝尔格莱德政府必须将这份文件所提到的内容在全国范围内广而告之，并抵制泛塞尔维亚的领土收复主义。

或许这份文件最有意思的部分也是在奥匈帝国向贝尔格莱德宣战5天之后就立刻被其他国家在原文件中抓到了口实的部分，即文件中并没有提到塞尔维亚官方与萨拉热窝事件有关；相反，它只是用极其隐晦的语句谴责塞尔维亚政府的“包庇”导致了萨拉热窝事件的发生。这些谨慎的用词只简单地体现出什么是奥匈帝国政府所知的和不知的。维也纳的外交部已经派出弗里德里希·冯·维斯纳（Friedrich von Wiesner）参赞前往萨拉热窝，整理并分析整个事件的相关背景。7月13日，经过一系列缜密的调查，维斯纳在结论中指出并没有证据指向贝尔格莱德政府与萨拉热窝事件有关联或需负任何直接责任。鉴于这份调查报告，后世很多人认为萨拉热窝事件纯粹只是奥匈帝国发动战争的借口。但当时的情况也是颇为复杂的。正如维斯纳后来向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多特·埃弗利·施米特所解释的，他的报告内容被“广泛地误解了”。

据（维斯纳）回忆，当时他所找到的证据很明显能从道德层面上指向萨拉热窝政府应对刺杀事件负责，但鉴于此类证据并不能被法庭接受，他也就没将这些内容用于对塞尔维亚的质疑上。他说他在回维也纳的路上搞清了这一切。

既然奥匈帝国一向以最严格的法律手段来处理这个事件，那么毫无疑问塞尔维亚对其来说就与萨拉热窝事件有直接的关系。关于受过训练的凶手及入境塞尔维亚等方面的相关证据已经掌握得够多了，只差确认具体是塞尔维亚的哪些组织与之相关。在追踪关于民族自卫组织的相关线索时，奥匈帝国政府却漏掉了更重要的黑手社，后者实际上在塞尔维亚国内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他们不仅没能追踪到“阿匹斯”的线索，也没有找到塞尔维亚政府与这次阴谋的关联，或许是因为比林斯基与塞尔维亚大使的对话内容让贝希托尔德觉得很尴尬，相关的调查遇到瓶颈。如果他们对全局有更多的了解，奥匈帝国方面无疑将更准确地判断局势并采取相应的措施。一时间，弗里德永案（该案成为俄国和法国扬扬得意地拒绝接受维也纳声明的理由）所带来的耻辱使得最后通牒的起草人不得不修饰他们的言辞，试图以萨拉热窝调查中收集到的贫乏的信息为基础，证明事实、消除疑窦。

随之而来的是最后通牒中的10大要求。前三条关注于要求塞尔维亚政府对领土收复主义进行打压，并叫停任何反奥匈帝国的国策。第4、6和8条提到关于镇压萨拉热窝可能出现的涉及军界及边境官员的暴乱。第7条更为具体：要求“立即”逮捕沃亚·坦科西奇和米兰·齐加诺维奇将军。奥匈帝国所不知道的是，坦科西奇是黑手社的骨干成员，是“阿匹斯”的亲信，也正是他招募了刺杀小组的三名核心成员。齐加诺维奇在奥匈帝国看来是“刺杀事件初步调查之后显示为和事件有所牵连的政府人员”，但实际上根据后来柳巴·约万诺维奇的证词，他也是黑手社混在帕希奇麾下的间谍。第9条要求贝尔格莱德向维也纳对“身在塞尔维亚国内和国外的塞尔维亚高官的不正当表达方式做出解释。这些人虽然有着官方身份，但仍然在6月28日战争爆发后毫不犹豫地在采访中表达了他们对奥匈帝国的敌意”。这一点最主要涉及来自圣彼得堡的斯帕拉伊科维奇的采访；此外它还提醒我们，奥匈帝国的态度已经深深受到塞尔维亚对战争反应的影响。第10条则要求贝尔格莱德政府应“毫不迟疑”地贯彻如上各条内容。

最具争议的当属第5条和第6条的内容。第5条要求贝尔格莱德政府“与奥匈帝国合作，共同镇压对帝国皇室有害的活动”，第6条要求奥匈帝国的“有关部门”也要“参与相关犯罪活动的调查”。与往常一样，这份文件的条款是由各方共同提议设立的，但是贝希托尔德坚持将奥匈帝国方面对相关调查的参与权加到要求当中。原因很明显：维也纳政府不相信塞尔维亚当局能在没有奥匈帝国当局的监督和核查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调查。必须指出的是，从6月28日到最后通牒的发布期间，塞尔维亚政府也没采取什么有效的举动让奥匈帝国改变这一固有想法。

而这些要求对于法国、俄国和塞尔维亚本身在其主权问题上所达成的一致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一个国家当然可以依据法律来规定其公民在自己的领土上可以做的事。但在塞尔维亚主权不可侵犯的形势之下，这显得有些走样了。首先是对等问题。塞尔维亚（或者说至少是国家领导人）接受塞尔维亚以及其在奥匈帝国生活的民族同胞的最终的“统一”。这意味着帝国的领土与未被界定的“塞尔维亚化”的领土之间存在模糊的界限。而帕希奇领导之下的塞尔维亚很难地争取到收复这些领土。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之间夹杂着的民族及领土问题时常让二者出现摩擦，而且当时对于此类问题的相关国际仲裁机构也尚未建立。

当爱德华·格雷看到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全文后，他将其形容为“一个国家给另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的最强硬的文件”。温斯顿·丘吉尔在一封写给他妻子的信中也将它描述为“有史以来此类文件中最为猖狂的一个”。我们不知道格雷和丘吉尔是在和什么相比较的情况下才产生这种想法的，而且由于萨拉热窝事件，也让这个文件本身变得难以被完全客观地评判。但这些评价会让人们觉得奥匈帝国的这些要求简直和蛮荒时代野蛮人的行径无异，是对他国主权的践踏。而实际上奥匈帝国的这份文件所要求的并不过分，例如，它与1999年3月北约发给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最后通牒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那份文件中有如下内容。

北约的人员需享有在搭乘车辆、飞机、轮船并携带任何设备时自由进出南斯拉夫共和国国境并在国境内开展相关事务的权力。这些事务应包括但不限于驻扎营地、工业生产、军队训练等活动。

亨利·基辛格将朗布依埃描述为“一个挑衅和开始轰炸的借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当时这些条款即使对于最为温和的塞尔维亚也是难以接受的。相比之下，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中所要求的内容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可以确定的是，维也纳政府的最后通牒就是从塞尔维亚可能不会接受为假设而制定的。这并不是一次挽救两国之间和平的最后尝试，而是奥匈帝国用来表示出自己毫不让步的立场的工具。另外，不像朗布依埃所想象的那样，通牒的内容并非是想完全击垮塞尔维亚而提出的；这些条款的内容和抵制塞尔维亚领土收复主义息息相关，第5条和第6条甚至直接就反映出这些问题，条款的起草者也很看重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直到7月16日，英国公使戴雷尔·克莱肯色普才将这份文件交给塞尔维亚外交部秘书长斯拉夫科·格鲁伊奇，并指出塞尔维亚此时应当针对刺杀事件展开独立调查，格鲁伊奇则坚持“在萨拉热窝事件的准确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不采取任何其他应对奥匈帝国的措施”。格鲁伊奇表示，一旦调查结果公布，塞尔维亚政府将遵从“不惜任何代价按国际惯例协助调查”的规定。格鲁伊奇还称，即便出现了最坏的情况，“塞尔维亚也不会孤军奋战。至少俄国不会在塞尔维亚遭受大规模攻击之时坐视不管”。这种模糊的表述表明拒绝屈从敌邻邦的威胁的确是不太可能的。在1912年巴尔干国家进攻奥斯曼帝国时，塞尔维亚政府正是以强制和顺从问题为由，向其他国家为他们的行为进行辩护的。他们认为，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进行改革的尝试多次失败，这意味着他们拒绝“外国势力”参与到这样的改革中来，并且“整个世界”对于他们“独立地进行严肃的改革”的承诺充满着“深切的不信任感”。贝尔格莱德是否有人在1914年7月注意到了这种相似之处，仍然值得验证。

塞尔维亚的回应

7月23日早上，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吉斯尔男爵致电塞尔维亚外交部，告知他们维也纳政府将与塞尔维亚总理于当晚进行一次“重要的沟通”。帕希奇当时因参加选举而离开了贝尔格莱德，财政大臣拉扎尔·帕丘（Lazar Paču）在此期间代理他的职务。在提前得到关于最后通牒的信息后，帕丘试图通过电话联系帕希奇，让他尽快回来。但帕希奇并不想为此回到贝尔格莱德，并指示帕丘“在我的住处接待吉斯尔”。当吉斯尔于下午6点抵达时（最后的期限被推迟了一个小时），帕丘和作为翻译的格鲁伊奇接见了他，因为财政大臣本人并不会说法语。

吉斯尔交给帕丘最后通牒、最后通牒的两页附录以及一份写给代理总理帕丘的说明，并告知他需要在48小时内做出答复。如果在给定期限内塞尔维亚没能给出让人满意的答复或根本没有答复，吉斯尔将断绝两国的外交关系，并带着所有使馆的外交人员回到维也纳。在浏览最后通牒的内容之前，帕丘就直接表示目前国内大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多高层官员都不在贝尔格莱德，客观条件上来说就很难让这些决策者们及时聚在一起做出决定。对此吉斯尔表示：“在这样一个铁路和电报高度发展的年代，对这样一个小国家来说，召集这些官员应该只需几小时就足够了。”同时他表示：“这是塞尔维亚的内政问题，对此他自己无须发表看法。”在吉斯尔发给维也纳的电报中，结尾处表示“不会再有商量的余地”，但在战后与意大利历史学家路易吉·阿尔贝蒂尼的谈话中，吉斯尔回忆称，帕丘当时迟疑了一下，说他无法接受这些条款。在当时的情况下，吉斯尔说他将文件放在了桌上，“帕丘想怎么处置它都可以”。

吉斯尔一走，帕丘就召集了仍在首都的大臣们，并一起浏览最后通牒的全文。帕丘大为震惊，因为他曾认为德国最终将冒着“将自己也拖入战争”的风险来支持奥匈帝国。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场的人读完文件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因为没人敢第一个说出自己的想法”。第一个开口的是教育大臣柳巴·约万诺维奇，他先是在屋里来回踱步，之后表示：“除了开战，我们别无选择。”

后来出现了一个值得一提的小插曲。鉴于这份文件的极端重要性，在场的人都清楚帕希奇必须立刻返回贝尔格莱德。为准备将于8月14日进行的选举，帕希奇已经在塞尔维亚南部的尼什城准备了一上午。在进行了一个演讲之后，这位总理似乎突然对竞选失去了兴趣。“如果我们能稍微休息一下，应该是件好事，”他告诉同行的外交部政策大臣沙伊诺维奇（Sajinović），“你觉得去萨诺尼卡（即塞萨洛尼基，据1913年的《布加勒斯特条约》该地被希腊吞并）待两三天怎么样？那边也没什么人认识我。”而就当帕希奇和沙伊诺维奇在车站等着乘坐开往塞萨洛尼基的总统专列的时候，有列车员告知帕希奇，他们接到了来自贝尔格莱德的紧急电话。电话正是拉扎尔·帕丘打来的，恳请帕希奇回到首都。然而帕希奇并无意立刻就赶着回去。“我告诉拉扎尔，等我回到贝尔格莱德之后，自然会给出答复。但拉扎尔告诉我这并非一个普通的文件。但我坚持我的意见。”之后，他就和沙伊诺维奇登上了开往塞萨洛尼基的列车。当火车抵达尼什南部50公里外的莱斯科瓦时，这位总理才被摄政王子亚历山大的电报劝了回来。

这确实奇怪，但并非不合常理。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在1903年夏，当帕希奇提前得知谋反者将刺杀亚历山大国王和德拉加王后时，他就带着全家坐火车前往了亚得里亚海岸，在那里坐等结果。我们已经无法还原他在7月23日下午究竟在想些什么。在阿尔贝蒂尼看来，他可能只是希望能远离接受最后通牒的条款所带来的沉重的责任。有趣的是，贝希托尔德已经从秘密渠道获悉，帕希奇打算在收到最后通牒之后就立刻辞职。他可能只是乱了阵脚，或者他觉得无法理清头绪了。全国大选加上塞尔维亚所遇到的最为紧迫的外部危机，已经让他陷入极大的压力。无论如何，最终总理和随行的沙伊诺维奇于7月24日早上5点抵达了贝尔格莱德。

塞尔维亚花了一段时间对最后通牒做出具体的回应。7月23日晚上，在帕希奇返回首都的路上，帕丘向塞尔维亚使馆发去了一份密函，表示奥匈帝国政府列出的这些要求“过于苛刻，塞尔维亚政府不可能全部接受”。帕丘在会见临时代办斯坦德曼（他在哈特维希去世后接任了驻俄国大使）时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帕丘走后，亚历山大王子又来与斯坦德曼讨论了这次危机事件。他也坚持表示，接受这样一份最后通牒，“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莫大的侮辱”，并称他将希望寄托于沙皇，相信“他强大的话语权可以解救塞尔维亚于危难之中”。第二天一早，帕希奇又去面见了斯坦德曼。这位总理认为，塞尔维亚既不应该立刻接受这些条款，也不应该反对奥匈帝国的这些要求，而应该立刻想办法推迟回应最后通牒的期限。在这个时候向国际社会申诉支援，对塞尔维亚无疑是很好的。“但是，”帕希奇补充道，“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我们也将战斗。”

从这些内容来看，似乎塞尔维亚领导层都立刻一致认为，塞尔维亚如果必要的话对此必须反抗并以战争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但这些言论都是从斯坦德曼的报告中转述得知的。看起来贝尔格莱德政府急于寻求俄国的支持。从其他报告中还能看出，塞尔维亚的决策者们都对奥匈帝国可能发起的攻击深感畏惧，同时又觉得似乎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而1913年10月萨佐诺夫曾建议贝尔格莱德政府在面对阿尔巴尼亚利益方面的问题时应向奥匈帝国妥协，这不禁让人担忧俄国这次能否支持塞尔维亚度过此次危机。至于法国的态度，也难以了解，因为法国的领导人正在从俄国返回的路上，而法国特使德斯克斯由于国内问题被召回巴黎之后，还没有人来接替他的位置。

7月23日晚上由帕丘组织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没有得出任何结论，而这一情况也一直持续到帕希奇归来的那个早上。帕希奇只是表示，在俄国人发表他们的意见之前，不应轻举妄动。除了与斯坦德曼的会谈被报告给了圣彼得堡政府之外，还有两个官方的要求需声明。帕希奇致电斯帕拉伊科维奇，要求他搞清楚俄国政府的观点。同一天，摄政王子亚历山大向沙皇发电报表示，塞尔维亚“无法孤军战斗”，而贝尔格莱德政府将接受“陛下（沙皇）所认为我们可以接受的”最后通牒中的任何条款。意大利历史学家卢西亚诺·马格里尼通过对当时的塞尔维亚决策者们以及其他相关的见证人的了解，认为当时贝尔格莱德政府为了避免战争，不得不接受最后通牒的内容。带着将辞职的情绪，帕希奇最终于7月25日向塞尔维亚当局建议贝尔格莱德政府应当“同意各项条款”并让维也纳政府“完全满意”。这与他前两天颇为坚定的言辞相比明显是退让了。而在一份于7月25日午后克莱肯色普发出的电报显示，此时的塞尔维亚政府甚至愿意接受条款中最为过分的第5条和第6条，组建一个联合委员会，“并宣称该组织符合国际惯例”。

还是俄国人的支持让塞尔维亚吃了颗定心丸。7月23日，大约早上8点半，一封斯帕拉伊科维奇前一天晚上发出的电报到达了塞尔维亚，报告了他与普恩加莱在出访期间的谈话。普恩加莱向这位塞尔维亚特使询问关于贝尔格莱德的最新消息，当斯帕拉伊科维奇告知情况非常糟糕时，普恩加莱表示：“我们会帮你们改变这种现状。”这是可喜的，但并不代表着特别的改观。在7月24日午夜前后，又有一封电报发到贝尔格莱德，称“一个大胆的决定”迫在眉睫。

一封发于7月24～25日，来自斯帕拉伊科维奇最为轰动和重要的电报，详细说明了他和萨佐诺夫于7月24日晚上7点前所进行的对话的内容，在此期间，这名俄国外交大臣将下午3点进行的俄国大臣会议的内容转告给了塞尔维亚特使。斯帕拉伊科维奇在报告中称，俄国外交大臣“厌恶地谴责了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并宣称任何国家若接受这样一份文件的要求，还不如“自杀”。萨佐诺夫向斯帕拉伊科维奇承诺，塞尔维亚可以“非正式地依赖俄国的支持”。但他还无法确定具体的帮助形式，因为这些问题需要“由沙皇决定，并征询法国的意见”。在此期间，塞尔维亚应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挑衅行为。如果遭受攻击又无力自保，塞尔维亚应当立刻将部队由东南部调进俄国领土。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任由奥匈帝国占领国土，而是保存塞尔维亚部队实力，以备日后的反攻行动。

7月25日晚上8点，斯帕拉伊科维奇又发来一份电报称他与刚从沙皇官邸归来的塞尔维亚国防部官员进行了会见。这名官员此前与俄国总参谋长有过会谈，他告诉斯帕拉伊科维奇，俄国防部已经表现出“充分的备战状态”，并准备好“最大限度地保护塞尔维亚”。沙皇对此的决心更是让所有人震惊。此外，俄国已经下令，下午6点整，也就是塞尔维亚被要求回应最后通牒的截止时间，所有俄国军校的应届学员都将被提升为军官级别，这也是即将开始做全军动员的清晰信号。“在各个方面，沙皇政府的所作所为都让人欢欣鼓舞。”在发至贝尔格莱德的其他电报中则报告了各项已经着手进行的军事准备措施，“荣誉感和（可以做出任何程度的）牺牲的精神”充斥在俄国国内，而关于英国的舰队也开始备战的消息则让人更为振奋。

俄国提供军事支持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消除了弥漫在贝尔格莱德的悲观情绪，也打消了一些大臣试图接受最后通牒的条款以防止战争爆发的念头。斯帕拉伊科维奇于7月24日发出的关于萨佐诺夫承诺支持贝尔格莱德政府的电报分成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于凌晨4点17分到达，第二部分于7月25日上午10点到达。关于报告斯帕拉伊科维奇与国防部官员于7月25日下午的会谈内容的电报，于7月26日某个时间被送达了贝尔格莱德。这封电报是前一天晚上8点发出的，所以这应该是在贝尔格莱德政府对奥匈帝国做出最终回应之前被送达的。

即便呈现这样的形势，塞尔维亚的大臣们还是做了很大的努力去好言缓和与维也纳政府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防止塞尔维亚的主权受到侵害。帕希奇、柳巴·约万诺维奇以及当时大多数身在贝尔格莱德的高官共同起草了相关的文件。塞尔维亚外交部秘书长斯拉夫科·格鲁伊奇后来向路易吉·阿尔贝蒂尼描述了当局是如何忙于应对奥匈帝国进行答复的。7月25日周六下午，众多官员在上面进行着反复的修改，以至于到最后连最初的字迹都难以辨认了。

最后到了下午4点，文件似乎终于顺利完成，人们试图将其打印出来。但是打字员缺乏经验，打字机也出现了故障，因此该回复不得不用誊写墨水手抄而成，文件用胶版批量印刷出来……最后半小时的工作最为慌乱。回复文件上到处是钢笔修改的痕迹。插入的句子又被墨水勾掉，面目全非。到下午5点45分，格鲁伊奇将文件放在信封里，呈给了帕希奇。

帕希奇曾希望格鲁伊奇或其他下属能将这份回函交给吉斯尔男爵，但没人愿意去，他说道：“好吧，我自己去拿给他。”之后他走下楼梯并加入了与吉斯尔的会议，与此同时高官们都慌忙地乘火车赶往尼什，塞尔维亚政府已经迁到该地，以应对可能遭受的冲击。

塞尔维亚的回复可能看起来一团糟，但它可算是外交事务中含糊其辞做法的“杰出体现”。曾负责起草最后通牒初稿的穆苏林男爵将其形容为他所遇到过的“最精明的外交技巧示范”。有人指出塞尔维亚政府曾在巴尔干战争期间等多个场合表现出其温和、顺从的态度。事实上，“塞尔维亚为了维护欧洲的和平已经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因此这份回函的起草者们也相信，他们的回复将消除两国间所有的误解。由于政府无法追究每个个体的行为责任，也无法对媒体或是“社会的和平工作”直接施加控制，因此它为来自维也纳的指责感到讶异和痛苦。

在这份回函中，起草者们将对于条件的接受、逃避与拒绝等微妙地混合交织在一起。第一，他们同意官方谴责一切针对奥匈帝国侵吞塞尔维亚领土的内容的宣传（而他们在此处用了动词的情态形式，以避免表明曾经其实有过类似的宣传）。第二，在关于抑制领土收复主义方面，回复中称，塞尔维亚政府没有掌握“任何证据能证明民族自卫组织或其他类似的社会组织”犯有“此类罪行”，不过他们愿意解散民族自卫组织及其他“可能有此类反奥匈帝国意识的”组织。第三，政府很愿意“在帝国提供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消除任何反奥匈帝国的教育宣传。第四，同意撤销军方可疑人员的职务，但也只能在奥匈帝国能提供这些人的“姓名以及他们的具体罪责”的情况下。在关于成立奥匈帝国—塞尔维亚联合委员会的事情上（最后通牒中的第5条），回函中表示塞尔维亚政府“没有充分了解这一要求的明确意思”，但他们将同意此类规划，前提是这符合“国际法、刑事诉讼法，并能维护良好的邻国关系”。第6条要求（允许奥匈帝国官员参与对相关违法人员的协同检查）被回绝了，因为这与塞尔维亚的宪法相违背。这事关塞尔维亚主权问题，为此萨佐诺夫也强烈要求贝尔格莱德政府守住底线。关于第7条里所要求的逮捕坦科西奇和齐加诺维奇，塞尔维亚政府表示他们已经“在这份回函发出的当晚”逮捕了坦科西奇，而“还无法抓住齐加诺维奇”。奥匈帝国政府也被再次要求提交“推断犯罪的证据以及证物，以便后续的调查”。这是一个比较狡猾的回应：一旦在萨拉热窝城里发现有名叫齐加诺维奇的人，警察就会把他遣送出去，同时官方则会表示城里找不到名为齐加诺维奇的人。关于第8条和第10条里谈到的对反对奥匈帝国的行为做出查办并通报帝国，被无条件地接受了。但第9条关于对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塞尔维亚官员不当言论做出惩戒，则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应：如果奥匈帝国政府“具体指出哪些段落有这类内容，并能证实确实是塞尔维亚官员所说的”，那么塞尔维亚政府将“很乐意给出”相应的解释。

也难怪穆苏林大加赞赏这篇回函的用词。其实这篇回复并非完全屈从于奥匈帝国的要求。该文件是为塞尔维亚的朋友塑造的，而非敌人。它给奥地利人所提供的便利非常小。首先，它将对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责任推到了维也纳政府身上，同时又没有明确表示这样合作的调查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样看来，这实际上延续了塞尔维亚当局自6月28日以来的政策：避免被卷入事件当中，同时概不承认任何与之有关的言行。回函中所提到的“国际法”其实只是障眼法，因为当时还没有任何相关的国际法可以对此类联合机构的行为加以裁决判定。但不管怎么说，文中已经完美地展示出一种不明就里却仍要尽一切便利条件来接受最后通牒的表象。

因此，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来讲，这是一个经过高度掩饰的拒绝。既然帕希奇的拒绝先发制人，对民族主义集团势力进行打压，使得事情发展到了这种地步，那么人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发问，他是否还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在第一章中，我们探讨了导致总理在6月28日之后表现出让人匪夷所思的被动性的多种原因，这种被动性体现在最近与军事派和黑手社集团的交锋中一直处于下风；在塞尔维亚政局处于危险的巅峰时，他30多年的政治生涯深深地将含蓄寡言和行事隐匿的作风烙在了他的性格中；此外，帕希奇和他的同僚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其基本思想中还是对此抱有同情的。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做出设想。帕希奇必定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担心对这个案件的任何彻底调查，因为这可能牵涉塞尔维亚政坛一系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核心当事人。说得好听一点儿，对“阿匹斯”集团的任何调查都会损害贝尔格莱德的政治事业。但更令人担心的是，对双重间谍齐加诺维奇（他已被奥匈帝国方面列为嫌疑人）的追踪和调查可能会暴露帕希奇和他的大臣们提前知晓真相的事实；在7月7日接受晚报采访时，帕希奇曾激烈地否认自己提前知道内幕。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奥地利人确实在缘木求鱼，即要求符合政治版图的塞尔维亚官方对扩张主义的塞尔维亚民族统一势力进行打压。问题在于，这两方实际上是相互勾连、自成一体的，它们是一个体系的两个方面。在贝尔格莱德的战争部（如果确有这样一个官方部门的话），在主接待大厅前面挂着一张塞尔维亚的地图；地图前竖立着一个颇有讽刺意味、全副武装的女性形象，在她所持的盾牌上罗列着“仍需要被解放的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达尔马提亚……

就在接到塞尔维亚的回函之前，吉斯尔就已经料到他们不会无条件接受这些要求。当天下午3点开始，塞尔维亚的军事总动员令就已经生效了，部队已经大张旗鼓地出发并占领了城市周围的高地，国家银行及重要档案都已经撤出贝尔格莱德，外交使团已经做好准备遵循政府的指令，途径尼什，来到其在克拉古耶瓦茨的临时地点。对参与起草这份回函的高官们也发出了相应的警告。在最后期限到来的最后5分钟，也就是7月25日（周六）下午5点55分，帕希奇出现在奥匈帝国使馆并移交了回函文件，并用蹩脚的德语说道（他没说法语）：“我们已经接受了你们提出的部分要求……至于其他部分，我们希望你们能表现出一名奥匈帝国大将应有的骑士精神。”然后他就离开了。吉斯尔瞥了一眼文件，随后签署了一份已经准备好交给总理的关于他将与部下于当晚一同离开贝尔格莱德的信件。身在塞尔维亚的奥匈帝国公民的权利保障交给了德国大使馆，使馆里相关的密件都已被焚毁，而已经打包好的行李被装到了等候在门口的车上。下午6点30分，吉斯尔偕妻子及部下搭上了离开贝尔格莱德的火车。10分钟后，奥匈帝国封锁了国境线。

这是否意味着战争开始了？在7月24日发给身在伦敦的门思多夫的一封电报里，贝希托尔德要求这位大使转告爱德华·格雷，奥匈帝国的文件并非正式的最后通牒，而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行动方针”，如果在到期之后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就意味着外交关系的破裂以及可能开始的相关军事准备。但战争终归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之后塞尔维亚退缩了，“在我们的大军压境之下”，贝希托尔德说道，他们将偿还奥匈帝国所遭受的一切损失。第二天，就在贝希托尔德前往巴特伊施尔会见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时，在途经莱姆巴赫时，收到了一封身在维也纳的第一分队长官马基奥（Macchio）发来的电报。马基奥报告称，维亚纳的俄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库坦舍耶夫（Kudashchev）已经官方提请延长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期限。贝希托尔德回复表示，延长最后期限的截止时间是不可能的，但他补充说，即便超过了最后期限，塞尔维亚也可以通过接受奥匈帝国的要求来避免战争。在历史学家阿尔贝蒂尼看来，或许这些话表现出贝希托尔德一时的糊涂，也或许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只是逢场作戏——谁都能看出奥匈帝国已经急于在军事上有所行动。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最后的辩解并没有什么好处。7月26和27日，斯帕拉伊科维奇带来了令人为之一振的消息：俄国正在动员170万人的部队，并计划“一旦奥匈帝国攻击塞尔维亚，就立刻向奥匈帝国发起进攻”。斯帕拉伊科维奇在7月26日报告称，沙皇称塞尔维亚人将“像雄狮一样战斗”，甚至有可能摧毁奥匈帝国的铜墙铁壁。虽然德国的态度尚不明确，如果德国人没有加入战斗，沙皇认为这将是一个“让奥匈帝国分崩离析”的绝佳机会；如果德国参战，俄国将“执行与法国的联合军事行动计划，这样战胜德国也完全不在话下”。

斯帕拉伊科维奇作为前任塞尔维亚外交部政策大臣，对这些消息无比激动，以至于他也开始建议相应的政策：“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善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甚至可能促成塞尔维亚真正的统一。因此，奥匈帝国对我们的攻击也将是一个契机，我们应以上帝的名义回击！”这些来自圣彼得堡的激进情绪让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奥匈帝国也不会再对开战有所迟疑了。帕希奇一直以来就坚信，塞尔维亚及其盟国不会得到安宁，而将借助强国的力量展开伟大的战争。这并非从来未曾经过谋划，而是一个即刻就会爆发的局面。虽说两周之前或许还有办法避免严重争端的发生，但战争已经近在咫尺。对塞尔维亚来说，已经没有回头的机会了。

“局部战争”开始

1914年7月28日早晨，弗兰茨·约瑟夫在他位于巴特伊施尔的皇家别墅的书房写字台前，用一支鸵鸟毛做成的羽毛笔签署了对塞尔维亚的宣战声明。在他面前的是他已故妻子的大理石半身像。在他的右手肘边，是一支造型十分具有艺术感的电动雪茄点火机，它是铜质的，十分笨重，带有深色木质底座，线路引向桌子后面的壁式插座。声明文件的格式参考了奥匈帝国在1866年宣告对普鲁士开战时的模板。

承蒙上帝保佑，我的强烈的愿望依然如是——将这虽已被判决的几年时光神圣化，继续开展和平的工作，继续保护我的人民免遭战争的牺牲和重负。然而事与愿违，一个恶毒的敌手却在威逼我，让我不得不为了维护我人民的权力和财产，在度过了长久和平的时期之后再次拔出我的利剑。

但这次，贝尔格莱德已经接近于无人区了。所有适龄的男性都被征召入伍，许多家庭已经逃往国内的其他地区找亲戚避难，大多数外籍人员也已经离开。7月28日下午2点，关于大战一触即发的传言像野火一样蔓延在整座城市当中。街道上零售的报纸都被立刻抢购一空。当天更有两艘塞尔维亚籍的船只携带弹药和地雷在多瑙河上被奥匈帝国的侦察兵截停。第二天凌晨1点刚过，塞尔维亚部队就炸毁了连接塞姆林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大桥。奥匈帝国炮艇向岸边开火，在经历了短暂的交锋之后，塞尔维亚部队撤退了。

时年58岁的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当时也了解到了开战的消息，他对此非常欣喜：“30年来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是个奥地利人，并觉得应该给这个垂暮的帝国一个机会。我对奥匈帝国又充满了自豪。” bQ5m+lEpurz//B4ZpeVT2n78GvvZWRX1r6PfTfATdIN9C7cYkxSKSLrQRvCkLF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