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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在圣彼得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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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7月6日，26岁的法国外交官路易·德罗宾（Louis de Robien）离开法国前往圣彼得堡，就任法国大使馆参赞一职。为了在当地就普恩加莱总统即将于7月20日进行的国事访问进行筹备工作，他提前出发了。为了争取时间，德罗宾没有搭乘并非每天都发车的北方快车，而是乘坐一趟普通的卧铺长途车前往科隆赶快轨，路上也有机会在路过鲁尔工业区时一睹莱茵河畔那座哥特式大教堂“永远令人印象深刻且美丽异常”的芳容。火车从那里取道东边，直到抵达东普鲁士的东部边界维尔巴伦。在这里，德罗宾不得不离开舒适的德国车厢，换乘其他列车，因为俄国和欧洲的普通铁轨是不一样的。他与边界之外的人的第一次接触令人印象深刻：火车一停，一群穿着大靴子的“大胡子部落成员”就闯进车厢拿走了他的行李。德罗宾和其他乘客还经过一个旁边站满了“持巨大军刀的士兵”的检查站，在这里，他们的护照被逐一检查，这一过程让德罗宾颇为震惊，因为“在那个自由无阻的年代，人们只有去俄国旅行时才需要携带护照”。在提交了他的旅行相关文件后，德罗宾被安排在一间装潢颇为奇怪的大等候室里。一切手续办妥之后，列车再次出发，穿过一片“带着可怕的悲伤感”的乡村，村中最显眼的是一些洋葱状尖顶的教堂。他曾尝试与一些看起来像是工程师的人交流，但这些人只能说几句德语。“我们感觉，”他这样回忆道，“我们好像是在中国一样。”
他抵达圣彼得堡之后（在这里他将度过战争年代并见证两次革命带来的灾难般的后果）并没能消减自己的陌生感，相反，这几乎算是“加剧了我们的失望”。这座俄国的首都处处是“可怕的小马车、又长又破的街道和长得非常有异域风情的大胡子车夫”。他最初下榻在法国大酒店，那里的房间虽大，但家具丑陋破旧，“与我们在欧洲所习惯的全然不同”，所以后来他决定退订房间，并改为住进位于“著名的内夫斯基·普罗斯佩克特大街”上的欧洲大酒店。但即便是欧洲大酒店，也并不是那么“欧洲”，河岸两遍的店铺都非常让人失望。这位来自巴黎的贵族写道：即便是里面最好的店，也只能跟法国的乡镇店铺相比。
想融入当地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路人几乎都听不懂他说的话，这让德罗宾感到非常意外，因为在巴黎时他的同事都肯定地告诉他，当地人人都会法语。当地的饮食也让这名挑剔的伯爵感到不堪忍受：在他的报告中，他记录称俄国的食物都非常糟糕，尤其是鱼汤，简直是“令人深恶痛绝”，只有罗宋汤是“值得保留在菜单里的菜品”。至于“他们的伏特加”，则太容易让人醉了，“完全不能与我们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文明人慢慢品味的红酒相提并论”。
在对城市有了一个大体的熟悉之后，德罗宾开始着手他的工作。法国大使馆坐落在美丽的涅瓦河畔，是在多尔戈鲁基家族的府邸旧址上扩建的，这一点起码还能让人感到些许的欣慰，令德罗宾最为印象深刻的还有使馆驻守部队那清一色的蓝色制服和短款马裤。大使办公室位于一层，正对着河岸，办公室里挂有范德尔·莫伊伦（Van der Meulen）的画作。隔壁是一间放着电话的小房间，使馆的工作人员每次都齐聚于此喝下午茶。再隔壁是法律顾问M·杜尔塞（M. Doulcet）的办公室，这里挂满了历任法国驻俄国司法人员的画像。在使馆的后部，在堆着各种文件的后面是使馆的保险库，这里存放的是机密文件和密码函。而使馆里装饰得最奢华的地方，还要数一楼的接待处了。
莫里斯·帕莱奥洛格大使自1月起就到任了，并将工作三年，德罗宾也认识他，从1914年的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大使中等身材，头发整齐地打理过，且“深邃的眼眶下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德罗宾看来，帕莱奥洛格更像是一个“小说家，而非外交官”。他任何时候都从艺术和文学的角度审视事物。“每当他看到什么事情或遇到一个事件，他会凭想象再次塑造它们的特征，让这些事物变得更为理想化，而非真实。”帕莱奥洛格还特别以自己的名字为自豪，他曾（特别）强调这有可能是从拜占庭时期的一个皇帝那里直接继承下来的，同时他也认为他骨子里就带着细腻的文艺和思想的血液（他的父亲是一个希腊的政治难民，他的母亲是一个比利时音乐家）。
由于此前从未任职过这么高阶的职务，帕莱奥洛格在到达圣彼得堡之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德罗宾注意到，这位大使以自己的习惯充分诠释了一个“更小的”国家的形象：每当秘书宣布比利时特使或荷兰大使来访时，帕莱奥洛格都会从后门出去先溜达一会儿，之后才回到接待室，一边张开双臂迎上去，一边说“有失远迎，我今天实在是太忙了……”即便在面对高级外交官的场合，他也竭尽所能地显示自己奢华的排场。就连使馆晚宴所准备的食材都是帕莱奥洛格从巴黎带来的，这在圣彼得堡前所未见。而在德罗宾看来，帕莱奥洛格的“东方”血统造就了这样的他，同很多暴发户一样，他喜欢这种华而不实的东西。
在俄国任职期间，帕莱奥洛格总喜欢以自己的叙述替代外交活动中客观的报道。德罗宾回忆起大使在一个特殊的日子里被沙皇召见前去洽谈关于重要的军事工作方面的事宜。帕莱奥洛格希望相关报道在他回到使馆的时候就发出去，这样消息就能在“起到最大影响的时候”到达巴黎。为了实现这一效果，他提前结束了使馆的会议，前往沙皇那里，德罗宾和他的同事则随便编了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会议记录。在这些虚假的报道里，德罗宾回忆起一个最能代表帕莱奥洛格风格的句子：“会见的谈话内容进入了转折点，而皇帝在此时递给我一支香烟。”
德罗宾对于这位大使的评价虽然并不甚好，但或许是客观的。帕莱奥洛格是法国外交界最“传奇”的官员之一。起初他年复一年地在巴黎进行枯燥的基础工作，后来被调去管理秘密档案，其中主要包括关于法俄同盟和军队情报部门的一些工作，对此他干得乐此不疲。常年的工作让他对军事方面的内容深有了解，例如关于法国与德国的关系等方面。他的笔记中展现出以一个伟人的姿态对历史性决策所做出的那些浪漫的描述：
（在他所写的卡武尔伯爵传记中，他这样写道）在某些情况下，智者往往留下很多机会，并避免自己超越理智，每每做出正确的决定，这就像是一种天赋。这不是谁教给他们的，也并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律，而是一种特殊的感知让他们这样做。
帕莱奥洛格对德国的厌恶之感充斥着夸张的情绪，这也被他的很多同事认为是危险的信号。在他前往圣彼得堡任职之前，曾于1907～1912年在索非亚工作，当时他的一个同事就指出，帕莱奥洛格的报告和谈话中充满了诸如“地平线、云彩和狂风暴雨”等狂野的意向。实际上后来也很难找到任何关于他的正面评论了。一位高级外交官也在1914年5月注意到，关于这个新大使，有太多的负面报道。伊兹沃尔斯基将他评价为“故事制造者，一个狡猾的幻想家”。帕莱奥洛格过去在索非亚认识的同事甚至也于1912年谈到他的时候将他形容为“偏执”、“传播谣言”的人。
而帕莱奥洛格被委派至驻圣彼得堡大使这样一个对法国外交来说显得尤为重要的位置上，也就值得关注。他是通过拉拢普遍的政治群体，而非通过特别的实力一步步爬上来的。德尔卡塞发现了帕莱奥洛格并大力提拔了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都认为德国是法国的威胁——德尔卡塞从帕莱奥洛格那里找到了共鸣。帕莱奥洛格的仕途随着德尔卡塞在1905年的下台也走入低谷。而普恩加莱拯救了他，他们二人从学生时代起就是好友。德罗宾曾不客气地评价道，帕莱奥洛格中学时代作为普恩加莱和米勒兰的同窗，真的是他“巨大的能力”——“他之所以能有后来的事业，完全是因为这些朋友人脉从中疏通的缘故”。普恩加莱任总理期间，于1912年将帕莱奥洛格从索非亚召回，并将其升迁至外交部负责全权工作。这样一个缺少资历而又饱受争议的人物突然得到如此的待遇，让很多老资格的大使颇为震惊。法国驻马德里大使认为帕莱奥洛格“并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法国驻日本大使也将这形容为一个“不明智的选择”。在外交界，这些评价已经非常严厉了。
普恩加莱其实也深知帕莱奥洛格的声誉和所作所为，但由于他们二人在所有关键的问题上都出奇的一致，他也不忍制止帕莱奥洛格的过激行为，甚至变成听取其建议。事实上，正是帕莱奥洛格让普恩加莱在巴尔干地区也掺一脚。帕莱奥洛格不相信奥匈帝国和俄国能就地区利益问题达成和解，而他个人对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憎恶也让其对俄国的居心叵测视而不见。他将两次巴尔干战争视为俄国为了巩固在巴尔干半岛的势力而发起的。出于与普恩加莱的亲密关系，萨佐诺夫也对帕莱奥洛格就任驻圣彼得堡大使一事没有表示异议。德尔卡塞离任之后，帕莱奥洛格于1914年1月接任驻圣彼得堡大使一职。在出发前往俄国就职之前，帕莱奥洛格曾向一位恰巧在巴黎的俄国外交官表示，他将结束法国一直以来对外软弱的政策，并且“他将为建立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而不懈奋斗”。“这一切已经持续得够久了，现在我们应该让德国看到我们的实力！”这位新大使就秉承着这样的理念和态度走马上任了。
7月15日星期三晚上11点30分，总统专列离开巴黎北站，前往敦刻尔克。车上坐着的有雷蒙·普恩加莱、新总理勒内·维维亚尼和外交部新任长官皮埃尔·德马尔热里（Pierre De Margerie）。第二天一早，三人又搭乘法国号战舰穿过波罗的海前往喀琅施塔得和圣彼得堡。维维亚尼出任总理只有死咒，还没有什么实际经验。对于普恩加莱来说，他的主要作用在于协助相关法令的制定，并维护自己的防守策略。随着对俄访问的展开，他的水平也显得有些差强人意了。皮埃尔·德马尔热里则是在51岁时被普恩加莱亲自提拔的。普恩加莱将德马尔热里视作看门狗，让他注意帕莱奥洛格的一举一动，监督其可能做出的出格举动。而这在后来被证明毫无意义。帕莱奥洛格深得普恩加莱的赏识，于是在其升迁到圣彼得堡后，德马尔热里接替了他原有的职位。在这个新职位上，他也证实了自己的能力以及忠诚，后面一点是尤其被所有最高领导者所看重的。而维维亚尼和德马尔热里在政治上终归还是难有作为。
普恩加莱在7月16日早上5点登陆法国的敦刻尔克时，思绪万千。首先是关于查尔斯·安贝尔（Charles Humbert）对法国军方管理层震惊四座的控诉。7月13日，在参议院的一次递交军需用品特殊预算选举报告的演讲中，作为默兹河议员（该地位于法国和比利时边界），安贝尔对法国军方管理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声称，法国的要塞质量低下，工事配备的枪支缺少弹药，要塞与要塞间的无线通信装备常常出现差池。他说，但凡德国在梅斯的无线装置处于传输中，凡尔登的接收站就会出故障。法国的大炮数量大大逊色于德国，尤其是重型机枪。有一个细节最能够吸引法国民众，尤其是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母亲们的注意力，即军队急需供应靴子；安贝尔称，一旦开战，法国士兵只能带一双靴子上战场，顶多再在他们的军用背包里带上一只存放了30年之久的旧靴子。这场演讲触动了政治神经。在陆军大臣阿道夫·梅西米（Adolphe Messimy）的回应中他并没有否认这些指控的内容，但坚持认为所有的前线情况都在迅速地改善。到1917年，大炮的不足可以得到有效缓解。
雷蒙·普恩加莱 |
勒内·维维亚尼 |
更让人头疼的是这样一个现实：身处议会风波的风口浪尖上的人正是普恩加莱的宿敌乔治·克里孟梭，他声称报道中揭露的现象说明应当对新的军事财政政策加以阻止。只有解决问题，并及时通过新的军事预算，才能够避免推迟总统的离任。在他们赶往敦刻尔克的那天，维维亚尼似乎有些紧张，满脑子都是阴谋论的阴影——尽管普恩加莱竭尽全力地安慰他。
如果这些还不够，对卡约夫人的审讯工作将于7月20日开展；我们有理由担心法庭上的检举和曝光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丑闻，这些丑闻足以撼动政府的安全。当谣言四起时，丑闻的规模便开始膨胀：人们传言被杀害的报刊编辑卡尔梅特掌握了线索，破译了德国人的电报，电报中清楚地揭露了卡约与德国方面在1911年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的谈判事宜。在沟通中，至少根据电报内容是如此的，卡约向柏林方面提及了双方结好的希求。同时，卡约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普恩加莱已经在进行精心策划，以针对他本人。7月11日，就在总统离开俄国之后的第三天，卡约威胁道，如果普恩加莱不释放他的夫人，那么他就将一切公之于众。巴黎政治阴谋的隐秘机制仍然开足马力地运行着。尽管有这些顾虑，普恩加莱还是以出奇的冷静和果断的神态踏上了横跨波罗的海的旅程。这必定是在非常时刻逃离巴黎进行喘息的机会——对卡约的审判已经逐渐引发了媒体的狂乱。前三天他几乎都在甲板上度过，并给维维亚尼写信，告知在圣彼得堡的任务；后者对外交政策的冷漠态度曾让他觉得“十分惊讶”。他对这些事物的总结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普恩加莱在离开巴黎时的所思所想，包括“联盟问题的细节”、对“1912年在圣彼得堡谈及的诸多话题”的回顾、“法国和俄国之间的军事条款”、俄国在海军条约上与英国的处理方法以及“和德国的关系的处理”。普恩加莱宣称：“我从未在德国的问题上犯难，因为我对他们的态度一直非常坚决。”
“1912年在圣彼得堡谈及的诸多话题”包括加强战略性铁路的建设、波兰地区进行大规模防御性攻击的重要性，以及将德国视为头号敌人的必要性。提到英国的内容暗示了普恩加莱不仅考虑了与俄国的联盟，而且高瞻远瞩，酝酿着三国协约的雏形。如若将普恩加莱的信念一言以蔽之，即联盟是我们的牢固基础、是我们的军事防御力量中必不可少的关键，它的维系只能通过在敌对势力的需求面前不妥协来达成。这是表达他对于巴尔干危机的认识的基本公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判断，普恩加莱在海上的数日感到格外轻松。当维维亚尼因为巴黎丑闻以及从巴黎发出的无线电报所揭示出的密谋片段而感到焦虑不安时，普恩加莱却在甲板上享受着温暖的气候，在“细浪”冲刷着的湛蓝海面上与阳光嬉戏。仅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困扰他：在7月20日靠近法属喀琅施塔得港时，船只以15节的速度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前进，却撞上了一艘牵拉着护卫舰驶向泊港的俄国拖船。这起事故惊醒了船舱里的普恩加莱。接海军舰队的指令在公海上行驶的一艘法国战舰竟然撞上并损毁了盟国的拖船，这是何等令人懊恼的事情。他在日记中气愤地写道，这是一个“缺乏技巧和庄重的姿态”。在船只驶入喀琅施塔得港后，总统的情绪因人们的热情而缓解。海军船只、装点得如同过节一样的邮船以及欢快的小渔船从四面八方倾巢驶出，欢迎来客和被拉到一边的皇家汽艇——该艇用来将普恩加莱运送到沙皇的“亚历山德拉”号游艇上。普恩加莱记录道：“带着时常困扰我的情绪，我离开了法国，在加农炮的聒噪中，我离开了我们的一艘战舰。”在对面的亚历山德拉桥上（在该桥上能够饱览周围所有的景色），沙皇身边的莫里斯·帕莱奥洛格或许已经在脑海中为他的回忆录打好了腹稿：
场景是何等的蔚为壮观。在晃动的银白闪光中，法国人缓缓地乘着青绿和翡翠色的浪头朝我们驶来，船身后面泛起了一道长长的白色皱波。然后船优雅庄重地停住了。载着法国最高领导人的雄伟战舰名副其实。法国人终于踏上了俄国的土地。我感到自己的心脏仿佛小鹿撞胸。
之后三天进行的峰会备忘录全数丢失。在20世纪30年代，《法国外交档案》（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cais ）的编辑们进行了搜寻工作，却徒劳无功。或许人们对此不会感到吃惊：俄国在会上的记录也丢失了；在战争和内战的年代，档案工作出现了中断。然而，通过阅读普恩加莱日记里的描述、帕莱奥洛格的回忆录以及外交官在关键的日子保留下来的记录，我们还是可以对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基本清晰的了解。
此次会议关注的焦点是中欧地区日益升级的危机状况。作为一次早有计划的国事访问，这一内容应当作为主要议题，同时也必须着重讨论关于塞尔维亚的问题。但事实上，结果恰恰相反。就在普恩加莱还没从“法国”号军舰上走下来的时候，沙皇就已经向帕莱奥洛格大使表示了自己对此次会议的强烈期待：“我们将讨论一系列重要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将在各项事务上达成共识……但现在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尤其重要——我们与英国的关系。我们必须让英国加入我们的同盟。”
在相关手续完成之后，沙皇和他的法国客人就来到“亚历山德拉”号的船舱里开始对话。“或者我应该将之称为讨论，”帕莱奥洛格这样写道，“很明显，他们在像谈生意一样互相交换问题并争论着。”在他看来，普恩加莱主导着此次会谈，很快就只有他“侃侃而谈，而沙皇只是边听边不住地点头，表现出他由衷的赞同”。根据普恩加莱的日记记载，在游艇上的此次谈话首先涉及的便是同盟关系问题，对此沙皇表现得“尤为强硬”。沙皇询问他关于安贝尔丑闻的事情，他认为这件事给俄国留下了非常糟糕的印象，并敦促普恩加莱尽一切可能阻止《三年法案》的失效。普恩加莱对此做出了回应，向对方保证，新的法国议会已经通过投票继续保留法律表现出其真正的决心，且维维亚尼也会对此予以坚定的支持。之后沙皇又谈到关于谢尔盖·维特和约瑟夫·卡约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也被认为是事关俄国、法国、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但他们两人都认为这对于地缘政治并不会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总之，尽管之后他们并没有搭乘同一艘舰艇回到岸上，但普恩加莱和沙皇已经达成了共识。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同盟的团结性，这不仅意味着外交方面的支持，更有军事行动方面的内容。次日（7月21日），沙皇前往普恩加莱下榻的夏宫府邸看望他，二人又进行了一个小时的面对面交流。这次，会谈首次集中在关于俄国和英国在波斯问题的紧张关系上。普恩加莱做出调解的姿态，表示这些小矛盾不应影响英俄关系的友好发展。两人也均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伦敦政府或圣彼得堡政府，而在于一些含糊不清的“地区利益”。沙皇带着些许轻松的情绪称，爱德华·格雷没有允许柏林因为觉察到海军谈判而破坏协议的达成。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事务也被涉及，即阿尔巴尼亚问题、希腊和奥斯曼帝国在爱琴海地区的争端以及意大利的有关政策，但根据普恩加莱的笔记，沙皇的“心头之患”还要数萨拉热窝事件之后奥匈帝国的动向。在普恩加莱看来，沙皇在这一点上表达了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观点：“他一次次跟我强调，在目前的形势下，法俄之间完整的同盟关系对他来说显得前所未有的重要。”之后不久沙皇就离开了。
可见这次谈话的主题再次锁定在面对奥匈帝国的挑衅行为，法俄同盟所应表现的无可动摇的团结。但在实际行动中，这又将意味着什么呢？是否意味着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法俄同盟将在必要的时刻发动一场欧洲大陆范围的战争？在当天（7月21日）下午，普恩加莱在与维维亚尼和帕莱奥洛格一同接见多名大使的时候，用加密的信息回答了这一问题。大使中排在第二个的就是奥匈帝国驻俄国大使绍帕里，他刚处理完夫人的丧事从维也纳归来。在对斐迪南大公遇刺表示了几句慰问之后，普恩加莱向他询问塞尔维亚方面是否有新的消息。“相关的司法调查正在进行当中。”绍帕里回答道。根据帕莱奥洛格的记录，普恩加莱是这样回应的：
我当然对此非常关注。我记得近期的两个事件也并没能促进你们与塞尔维亚的关系……你不记得了吗？弗里德永事件和普罗哈斯卡事件？
一个国家元首在他国期间所做出如此表态，在此前并不多见。且不说其中的讥讽意味，这实际上是提前否认了奥匈帝国方面对于萨拉热窝事件调查的权威性。这表明法国没有也不会承认塞尔维亚政府将对萨拉热窝事件负任何责任，同时针对贝尔格莱德政府的任何要求都将是非法的。弗里德永和普罗哈斯卡事件完全只是法国为了让自己对奥匈帝国的反对变得更加合理的借口。为了把话说得更明白，普恩加莱进而做出了如下举动：
我以强硬的态度提醒奥匈帝国大使，塞尔维亚在欧洲的朋友们不会让其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
帕莱奥洛格还记录了下了一些普恩加莱的言论：
塞尔维亚跟俄国人的关系非常亲近，而俄国和法国是同盟。这里面的复杂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劝君不可轻举妄动！
绍帕里也向奥匈帝国领导人汇报了这些关于奥匈帝国的行动将导致“危害和平局势”的言论。不论萨佐诺夫具体说了什么，产生的效果也是令人震惊的，而且不仅是对绍帕里来说，就连作为其同盟的德罗宾也在笔记中表示：“并没表现出俄国对奥匈帝国众所周知的反感。”在会见的最后，绍帕里记录道（他的判断一向非常准确）法国总统作为一名“处在别国领土上的外国官员”，其“过激的言论”与“萨佐诺夫先生尚且克制的言论”产生了强烈的对比。这一切都表明，普恩加莱的圣彼得堡之行对目前的事件“只会引发更激烈的争端”。
绍帕里在将萨佐诺夫和普恩加莱的言辞加以对比之后，发现了法俄关系当中某些貌合神离的方面。在当晚于使馆举行的晚宴上，普恩加莱坐在萨佐诺夫旁边。在闷热的房间里（房间的通风很差），他们讨论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局势。令普恩加莱颇感失望的是，萨佐诺夫显得心事重重，并没有给出什么确定的观点。“这个时机对我们来说不太有利，”萨佐诺夫说道，“我们国内的农民都还在忙于农活。”与此同时，在其他客人所在的隔壁的小厅里则弥漫着一种不同的情绪氛围。在这里，普恩加莱的一名随行上校则听到了“为了下一次战争的必胜”等诸如此类的祝酒词。萨佐诺夫优柔寡断的态度让普恩加莱感到不安。“我们必须，”他叮嘱帕莱奥洛格，“向萨佐诺夫警告关于奥匈帝国的邪恶意图，并激励他保持强硬的态度、履行对我们所做出的支持承诺。”当天晚上，普恩加莱与维维亚尼以及刚刚从巴黎回来的伊兹沃尔斯基一起在沙皇的游艇上见了面。维维亚尼表现得“非常悲伤”。游艇沿着河岸静静地行驶着，普恩加莱仰望着夜空并思考着：“奥匈帝国到底在针对我们策划着什么？”
第二天，7月22日，更是难熬的一天。维维亚尼几近崩溃，尤其到了下午更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这名坐在沙皇左侧的法国总理对于俄国提出的问题哑口无言。午后，他的行为变得愈加古怪起来。当沙皇和普恩加莱坐在一起欣赏军乐演奏时，维维亚尼却独自在附近自言自语，甚至一度嘀咕咒骂的词语，似乎是在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帕莱奥洛格也无法让他平静下来。普恩加莱的日记里对此也略有记录：“维维亚尼的情绪变得越来越糟糕，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当天的晚饭还是非常完美的。”事后，维维亚尼被诊断出有“肝脏方面的严重问题”并需要尽早退休。
我们尚不可知到底是什么让这名总理当时陷入如此糟糕的心理和生理状况。有历史学家指出他之所以精神崩溃，是由法国国内的危机事件导致的。但作为鸽派来说，维维亚尼似乎更像是被当时法俄双方在会谈期间日益增强的好战情绪刺激到了。德罗宾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在德罗宾的记录里他谈到，7月22日双方的会谈中，所涉及的内容其实完全是关于战争方面的，“人们能感觉到，气氛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就发生了转变”。有“法国”号的船员开玩笑称可能在回国的路上就遭到攻击，但这显然已经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了。7月23日，事态发展到了最高潮，这也是普恩加莱此行在俄国停留的最后一天，这位法国元首在俄国人特别为其准备的法语进行曲中检阅了7万人的俄国军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参加检阅的军队所穿的并非传统的礼仪用军装，而是平时训练时的卡其色军装，德罗宾将这视为渴望战争的另一种表现。
7月22日晚，身为俄国帝国卫队司令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Nikolai Nikolaevich）公爵在圣彼得堡郊区风景如画的豪华宫殿里设宴款待普恩加莱和帕莱奥洛格，这让他们仿佛感受到了同盟关系最为亲密的时刻。在晚宴上迎接两位法国客人的是尼古拉的妻子阿纳斯塔西娅和妹妹米丽提娅，这两姐妹是黑山国王尼古拉的女儿。“你意识到了吗，”她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正在经历历史性的时刻！”
我收到了一封来自父王的加密电文，他说我们在月底之前将面临一场战争……我父亲才是真正的英雄！……他是当之无愧的领袖！看看这个我一直随身携带的小盒子，这里面装着来自洛林的泥土，这是两年前我和我丈夫一起从法国边境带回来的。你看那边的桌子上摆的都是洛林奶蓟草，我不想养其他的花，这些荆棘是我特意将种子带回来种植的……米丽提娅，继续跟咱们的大使讲讲，讲讲今天的这一切对咱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得去迎接沙皇了……”
在当天晚上于“法国”号上举行晚宴时，维维亚尼和帕莱奥洛格就对媒体公布怎样的政策决议产生了很大分歧，最后帕莱奥洛格就塞尔维亚问题写下了这样的话：
米丽提娅的话并不是象征性的。在一封1912年11月来自驻圣彼得堡的法国军事随员的信中，拉吉什（Laguiche）将军证实，1912年夏，公爵夫人在她的丈夫参加法国南锡附近的演习时，曾派了一个人跨越边境，来到德国控制下的洛林地区，并命令该人带回了一朵蓟草花和些许土壤。她将蓟草花带回了俄国，悉心培育它发芽，然后把种子种到洛林的泥土里，浇水灌溉直到新的花朵长出来。之后，她将洛林的土壤和俄国的土壤混合起来，象征法国和俄国组成联盟，并将其转交给园丁继续培育，还警告他如果花死掉的话，他将被赶走。正是在这个花园里，她采摘了后来在1914年7月向普恩加莱展示的花卉样本。这种过度热情的姿态的确在政治上发挥了作用：阿纳斯塔西娅的丈夫尼古拉耶维奇公爵（一位泛斯拉夫主义者，并且是沙皇隔代的大表兄）就是那些在向尼古拉二世施加压力、以塞尔维亚的名义进行军事干预（如果奥匈帝国逼迫贝尔格莱德接受“根本无法接受”的要求）的人之一。
当阿纳斯塔西娅在晚宴时招待她的邻居并预言“‘那里’将要发生战争……奥匈帝国将荡然无存……你们将重新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和我们的敌人在柏林见吧……德国将遭到毁灭云云”时，餐厅里一直播放着黑山狂想曲。普恩加莱也目睹了夫人们的行动。他在一场舞会的幕间休息时刻坐在萨佐诺夫旁边，这时阿纳斯塔西娅和米丽提娅走了过来，开始责备这位外交大臣在支持塞尔维亚的问题上缺乏激情。这位外交大臣的软弱举止让人浮想联翩，但普恩加莱还是十分满足地写道：“沙皇这边虽然没有两位公爵夫人那般热情，但似乎在保卫塞尔维亚的外交问题上比萨佐诺夫坚定得多”。
这种不和谐并没有妨碍双方盟友在行动方针上达成一致。在7月23日晚6点，法国人离开的前一天晚上，维维亚尼似乎从他的肝病中恢复了一些，并与萨佐诺夫在发往俄国和法国驻维也纳大使的指示上达成共识。这一友好的合作行动方针旨在对奥匈帝国采取温和的行动，并表达了这样的希望：奥匈帝国不会损害塞尔维亚的荣誉和独立。诚然，这些言辞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以提前打破这样的印象：双方早就知道奥匈帝国的问题会出现。乔治·布坎南同意他的政府也发出类似的信息。
法俄两国政府此次在维护欧洲的和平局势，尤其是巴尔干地区的平衡方面，达成了完全的一致。
维维亚尼对此表示不满，他说：“我认为这涉及太多关于俄国的巴尔干政策了。”他之后做了如下修改：
共和国总统造访俄国沙皇的举动，给予双方之间友好且相互结盟的政府一个良机，使双方意识到，他们在关乎和平的诸多问题上有着完全一致的观点，且欧洲各国势力的平衡在于诸国的努力，尤其是巴尔干国家。
这是一篇言辞非常委婉的公报，但依然被自由派和泛斯拉夫主义的俄国媒体加以扭曲报道，成为推动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催化剂。
普恩加莱对于这顿晚宴不是非常满意。他在笔记中写道，午后就开始下起大雨，厨师并没有对此做出充足的准备，菜都上迟了，而且“没人觉得菜做得好吃”。但对于本次出访，他总体上还是满意的。他此行就是希望俄国能拿出更强硬的态度，显然对方也很认同。这种强硬的姿态主要是当奥匈帝国政府表现出任何对塞尔维亚的威胁行为时所应做出的。他已经到处宣扬要摆出强硬姿态的理念，他的言辞被有意的人听到了。这里所说的强硬是针对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采取行为进行毫不妥协的反抗。根本没有证据表明，普恩加莱或是他的俄国对话者或多或少地考虑过奥匈帝国会采取什么手段，才能够名正言顺地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行事。人们已经不需要即兴创作或新的政策声明——普恩加莱只是坚持他自1912年夏所做的计划。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与他周围的人不同，在造访期间明显地保持冷静。这是许多法俄对话中设想的巴尔干局面。如果俄国同样保持强硬态度，那么事情就会按照政策预期进行。普恩加莱将此称为和平政策，因为在他的设想中，德国和奥匈帝国会在如此坚定不移的团结中一败涂地。但是如果其他一切都落空，那么强大的俄国以及作为军事、海上、商业和工业强国的大英帝国将会面临更糟糕的局面。
德罗宾作为一个全程的近距离的见证者，并不完全同意这些观点。他觉得普恩加莱已经剥夺了维维亚尼的权利。正如总统和外交大臣，他也是身负职权的公务员，向尼古拉二世施压，使其做出保证和承诺。就在他们离开前，普恩加莱还再次提醒沙皇：“这一次，我们必须保持强硬。”
（据德罗宾回忆）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来自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被发到了贝尔格莱德政府手中。看来我们的对手也决定“保持强硬”。双方都觉得用虚张声势的手段就能让对方认输。没有任何一个人觉得要做得太过火。悲哀的博弈开始了。
帕莱奥洛格日后可能会这样写：只有真正伟大的人，才敢于玩这么命运攸关的游戏。他眼中的“实干家”此刻已然成为“一个赌徒，一举一动不仅决定着未来的走向，更决定了重大事件的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