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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的旋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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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周二的下午，德皇正在北海海岸准备在基尔帆船赛中驾着他的快艇一展身手。在发动机马达开始轰鸣的时候，帝国海军内阁长官穆勒上将在岸边告知了他萨拉热窝事件的消息。经过了快艇上的短暂会面，威廉二世必须立刻回到柏林去“掌控局势并确保欧洲的和平”。差不多与此同时，一封关于此事的电报也被发至正在隆尚马场与其他外交官观看比赛的雷蒙·普恩加莱总统手里。除了奥匈帝国大使塞琴（Szécsen）立即离开了，包括总统在内的其他外交官仍旧留下来观看下午的比赛。
上述这些小插曲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暗示了1914年7月所发生的那场危机中各方势力的分布。据英国驻柏林大使表示，萨拉热窝事件在德国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德皇不久前才刚刚在大公位于波西米亚的府邸会见了他，而他们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德国早已是家喻户晓。之后迎来的是对奥匈帝国老皇帝的同情。德国人与奥地利人感同身受，事件在无数人心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就像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Friedrich Meinecke）那样，当他在办公室看到报纸头条登出的这个消息时，他一度差点儿昏了过去。
在罗马尼亚同样充满悲痛的情绪，即便最近布加勒斯特政府与维也纳政府并不是非常亲密。罗马尼亚新闻界一致将斐迪南大公赞扬为“少数民族的保护者以及民族权益的支持者”。根据俄国驻布加勒斯特特使发来的一份报道显示，罗马尼亚人一致认为弗朗茨·斐迪南有效地调和了马札尔精英阶级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很多“政客”希望大公的努力可以打开罗马尼亚与维也纳政府的友谊之门。塞尔维亚驻布加勒斯特特使也表示，罗马尼亚对于刺客的反应表现出“这个事件给塞尔维亚的国际形象带来的损害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在其他地方则是另一番景象。最鲜明的对比是塞尔维亚国内的反应，英国大使称之为在大众中“充斥着麻木的感觉而非哀悼”。而在邻国黑山，据奥匈帝国使领馆秘书洛塔尔·埃格·里特尔·冯·摩沃德（Lothar Egger Ritter von Möllwald）报告，虽然也有对于大公之死的哀悼情绪，但他们认为这都是奥地利人自作自受的恶果。在黑山境内临近奥匈帝国边境的小镇梅塔卡，节日用的旗子在7月2日依然飘扬着；根据奥地利人的了解，那种旗子只应该在6月30日科索沃纪念日那天才挂出来，也就是说当地人是为了挑衅附近的奥匈帝国部队才有这种举动的。塞尔维亚驻圣彼得堡大使斯帕拉伊科维奇则表示，弗朗茨·斐迪南的死让人“为之一振”。
作为奥匈帝国的盟友和对手，意大利面对大公夫妇死讯时则表现得百感交集。由于大公是马札尔人，身在奥匈帝国的意大利人都对他心怀愤恨。英国驻罗马大使伦内尔·罗德（Rennell Rodd）表示，即便官方表现出一片哀悼之情，但“人们实际上普遍对大公之死表现得幸灾乐祸”，奥匈帝国大使和塞尔维亚的一些外交官也证实了这一事实。根据俄国大使的报告，周日下午人们聚集在罗马的剧院里庆祝这一消息，欢呼雀跃并让乐团演奏国歌，之后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刺客的罪行令人发指，”桑·朱利亚诺对苏贝耶夫（Sverbeyev）大使这样说道，“但好在世界和平的现状不会因此受到更多撼动了。”而当塞尔维亚大使在罗马召开记者招待会时，一名意大利记者以“感谢塞尔维亚”总结了他的感想。
在法国，关于萨拉热窝事件的消息所占的版面实际上还不如一些政治丑闻靠前。1914年3月16日，前总理约瑟夫·卡约的夫人走进《费加罗报》（ Figaro ）编辑加斯东·卡尔梅特（Gaston Calmette）的办公室，并朝他开了6枪。这场谋杀是因为在约瑟夫·卡约竞选期间，卡尔梅特在报纸上刊登了卡约在尚未与前妻离婚的情况下写给现任卡约夫人的情书。审判在7月20日公开进行，由于此案涉及性丑闻和在法国公众眼中的知名女性，媒体对此高度关注。7月29日，法国当地主流媒体以比萨拉热窝事件两倍之多的篇幅报道了卡约夫人被无罪释放的消息。巴黎的很多记者也报道了萨拉热窝事件，而主要的态度是维也纳方面无权因此指责萨拉热窝政府参与此次刺杀阴谋，恰恰相反的是，法国媒体普遍指责维也纳媒体恶意煽动反塞尔维亚情绪。
相比之下，塞尔维亚驻伦敦大使在报告中表示，伦敦的媒体表现出“支持奥匈帝国舆论”的态度，并因萨拉热窝事件而指责塞尔维亚：“他们说这是塞尔维亚革命性的举动，而且与贝尔格莱德政府有关。这对塞尔维亚可不妙。”《泰晤士报》的一名高层于7月16日指出，奥匈帝国政府完全有权利针对萨拉热窝事件展开一切必要的调查，同时塞尔维亚政府也应该极力支持相关活动。
以上各国针对萨拉热窝事件做出的不尽相同的反应反映出各国之间的亲疏离合，其中罗马尼亚算是个有趣的例子。由于大公一直以亲罗马尼亚的形象示人，他在舆论中也树立了较好的形象。但作为罗马尼亚新的大权在握者的卡罗尔国王，则持有亲贝尔格莱德的态度，他相信塞尔维亚政府将针对罪行开展有效的调查，因此奥匈帝国政府无权强求贝尔格莱德方面做任何事。
更加值得人们警惕的发展是此事逐渐成为战争的隐患，首先是有流言在大国外交事务当中兴起，将斐迪南大公视作奥匈帝国鹰派的领袖人物——这显然是子虚乌有。强调受害者的侵略性可以削弱奥匈帝国方面的势力，同时也让塞尔维亚的行为看起来理所应当。之后出现了更加超前的假设，甚至没经过深度的调查，即塞尔维亚官方完全没有参与策划萨拉热窝事件。根据1914年7月13日塞尔维亚驻柏林大使的表述，俄国外交大臣当时告知俄国驻柏林大使“塞尔维亚政府并没有策划萨拉热窝事件”——即便当时奥匈帝国方面的调查已经表明并非如此。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在圣彼得堡肯定地表示，即便奥匈帝国政府向俄国媒体提供了很多相关证据，圣彼得堡的媒体依然遵从俄国政府的口径，并将萨拉热窝事件称为“单纯的奥匈帝国外交事故”。
如果从俄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不能看出他们的这种观点是如何否定维也纳对刺杀案调查的权利，并通过这种假象描绘凶手的无辜，而其实际目的必然是另有所图的。根据舍别科（Shebeko）大使从维也纳发来的报告，这些年来弗朗茨·斐迪南只不过充当了皇帝的傀儡。由于奥匈帝国的“德意志血统”，才使得在刺杀案后产生了反塞尔维亚情绪。舍别科在7月1日报告称，特别是德国大使契尔什基尽可能地“利用这一让人伤心的事件”营造舆论抵制塞尔维亚和俄国的情绪。
哈特维希从贝尔格莱德向圣彼得堡发去报告，称奥匈帝国所有的质疑都是毫无道理的：塞尔维亚绝对没有幸灾乐祸的情绪，相反，那里的所有人都沉浸在萨拉热窝事件所造成的悲痛情绪之中；那个所谓的谋划刺杀行动的贝尔格莱德恐怖组织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查布里诺维奇也并非是从克拉古耶瓦茨军械库拿到的炸弹和武器。这些声称奥匈帝国政府在假造证据的言论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因为它再次唤起了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的那些丑闻（参见第二章），也不仅因为它们完全是假的（这些当然是假的），更是因为这让人们觉得奥匈帝国实际上是想借此事件煽动情绪以实施针对贝尔格莱德政府的侵略行动。在这一阴谋的背后，据俄国的特使所称，实际上是德国人想借此向东进军，从而削弱法俄同盟。在大战爆发前的几周里，一系列协议在各国之间被订立下来，也必将被历史所铭记。
之后的一切顺理成章，在俄国决策者眼中，奥匈帝国政府没有任何权利以任何方式与塞尔维亚敌对。在俄国看来，一个主权国家没有义务对一位国民在外国所做的私人事情负责，尤其是当这位国民还是一个冲动的无政府主义者时。在这里俄国没有特别指向塞尔维亚或南斯拉夫的那些可能参与刺杀行动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一个个体的行为就让整个民族饱受责难，是不对的。舍别科7月5日在维也纳向一名英国外交官说道，奥匈帝国政府指责塞尔维亚“对大公之死幸灾乐祸”是“不公平”的。7月8日，萨佐诺夫和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临时代办奥托卡尔·切尔宁之间的一席谈话就足以看出俄国在萨拉热窝事件之后对于维也纳是多么的遏制。切尔宁提到奥匈帝国“有可能”“要求塞尔维亚政府就萨拉热窝事件进行相应的调查”。萨佐诺夫的回复则是警告这位奥匈帝国外交官，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将“给俄国留下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奥地利人应该放弃他们现有的念头，“免得陷入危险的境地”。在6月18日与刚刚回维也纳参加完夫人葬礼回到圣彼得堡的绍帕里大使的一次谈话中，萨佐诺夫以更决绝的态度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塞尔维亚政府将容忍此类阴谋事件的产生。”
贝肯多夫伯爵
这一表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俄国决定如何针对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冲突做出回应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俄国看来，这一切都是奥匈帝国蓄意制造的假象，并想以此对贝尔格莱德不利，毕竟在历史上塞尔维亚“小兄弟”的英勇抗争就被俄国所肯定。而既然俄国对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冲突的对错与否已做出判断，其他大国的态度相比之下也不那么强硬而肯定了。法国政府已经全权委托圣彼得堡方面处理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普恩加莱未经任何亲自调查就断定贝尔格莱德政府绝对与萨拉热窝事件无关。在1914年7月4日与奥匈帝国驻法国大使进行的一次颇有意思的谈话中，这位法国总统将萨拉热窝事件的刺客与1894年暗杀时任法国总统萨迪·卡诺（Sadi Carnot）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相提并论。这看似是一个同病相怜的态度，实际上是暗示萨拉热窝作为一个非主权地区，没有义务和责任承担罪责。为此奥匈帝国方面徒劳地回应总统，刺杀卡诺的凶手“与在意大利的任何反法组织都没有关系，而现在萨拉热窝的情况是这些刺客已经为颠覆君主制谋划多年”。
爱德华·格雷曾至少表现得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争上只是从理论上分析一下而已，因为他认为英国不应支持由三国同盟或塞尔维亚这两者间任意一方所挑起的战争行为。而他也一直没有表明态度，同时，在萨拉热窝事件刚发生的那段时间里，他也并没有对俄国的言行予以反对。7月8日，俄国驻伦敦大使贝肯多夫伯爵告诉爱德华·格雷他“并不觉得针对塞尔维亚的反对行为有什么依据可循”，格雷对此的回答也是非常精明的：
我说过我不知道目前都有什么设想。我只能认为或许审讯中的一些发现指向了萨拉热窝事件中的炸弹是在贝尔格莱德生产的，而这被奥匈帝国政府用作抵制贝尔格莱德政府的一个借口，但这都只是我个人的一些猜想而已。
贝肯多夫伯爵说他希望德国遏制奥匈帝国的动作。但他也应该想想，德国并不希望争吵持续下去。
格雷对此没有做出（或记录下）更多的回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德国的这种做法让“争吵”不在他们这里变得更加严重，也防止了大国之间因此直接兵戎相见。但持续的争论也随着维也纳发给格雷的电报而展开，这份电报描述了英国驻维也纳大使与俄国外交官之间的对话，其中俄国外交官表示他无法相信奥匈帝国会愚蠢到让自己“冲进战争的深渊”：
一切只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俄国必将保卫塞尔维亚。毫无疑问，塞尔维亚如果不得不面对战争，那么意味着整个欧洲都将燃起战火。
10天之内，俄国就推出了一份关于萨拉热窝事件的局面分析图，其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很明显。正如一名奥匈帝国外交官所指出的，一方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南部斯拉夫人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抗争着，另一方面反对对塞尔维亚的战争激怒了克罗地亚人，这些都不合情理。从俄国来看，塞尔维亚无非就是渴望和平的生活，并如同萨佐诺夫此前向帕希奇所保证的那样，很快将在哈布斯堡王朝覆灭之后得到南斯拉夫的土地。斯帕拉伊科维奇的一份广泛传播的报告也刊登在圣彼得堡的媒体上，其中指出贝尔格莱德政府曾警告维也纳方面可能发生的萨拉热窝事件，而这也是被俄国所忽视的。首先，俄国在塞尔维亚和巴尔干地区的扩张行为也被忽略。另一个很明显在示意图中隐含的信息就是，俄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地下网络。就在“一战”结束后，驻扎在贝尔格莱德的俄国指挥官阿尔塔莫诺夫（Artamonol）上校承认他们在战前即已有密切联系。他甚至承认他给黑手社提供资金用以运作在波斯尼亚的阴谋，即便他否认参与了刺杀大公的阴谋。
不管怎么说，可以确定的是，英国和法国都不打算质疑俄国在萨拉热窝事件上的态度。奥匈帝国在人们看来是想利用一个人的死去向他们和平的斯拉夫邻居挑衅，这让俄国的军事力量开始有可能参与到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争端当中，巴尔干局势也变得愈发紧张了。
在阿列克·霍约斯乘着火车经过一夜的颠簸在7月5日星期天早上到达柏林之前，当地就已经对奥匈帝国即将对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的制裁有了某种程度的准备。而关键的转折点还是在于德皇。当威廉二世读到契尔什基在6月30日的报告中关于他正努力让奥匈帝国方面冷静下来的内容时，他也几近震怒了：
谁给了他这样做的权力？这简直愚蠢透顶！这是奥地利人自己的事，跟他毫无关系。以后如果事情变得更坏了，就会变成：这也并非是德国的意愿！契尔什基能不能别再做这些无稽之举了！是时候一网打尽塞尔维亚人了。
而这一言论肯定也传到了契尔什基的耳朵里，因为就在7月3日，他向贝希托尔德确认了柏林政府将给予奥匈帝国外交方面的积极支持。因此霍约斯才在德国将给予支持这件事上有着十分的把握。他首先提出与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瑟杰尼进行短暂会晤，就他所携带的备忘录文件及奥匈帝国皇帝写给德皇的私人信件做一个接洽。之后瑟杰尼就带着这两份文件的复印件奔赴波茨坦面见德皇并共进午餐，同时霍约斯则与柏林政府外交办公室副秘书长阿瑟·齐默尔曼会面。
威廉二世与瑟杰尼大使在波茨坦皇宫花园最西边的新官会面了，这是一座巨大的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德皇一边听着瑟杰尼的介绍，一边浏览了一下两份文件，之后明确表示他已经“对于共同向塞尔维亚做出制裁有所准备”，但同时他必须考虑这样的行动可能会导致“整个欧洲的复杂局势”，因此他“在与首相协商并达成一致之前，还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之后德皇就离开了餐桌。瑟杰尼这样写道：
饭后，当我再次强调此次情况的严重性时，陛下让我告知我们的最高统帅（弗兰茨·约瑟夫），在这件事上我们可以依靠德国的全力支持。正如他所说，他必须听听首相的意见，但他认为贝特曼·霍尔维格不会有与他完全一致的观点，特别是在我们对塞尔维亚采取制裁方面。但是，在他（德皇威廉二世）看来，这一行动刻不容缓。俄国不管在任何事务上都与我们持敌对的态度，但他对此已有多年的准备，而如果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爆发战争，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德国将一如既往地站在我们一边。更不要说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俄国绝无开战的意图，而且必然会在任何武力行动之前做足考量。但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认识到了对塞尔维亚进行武力制裁的必要性，如果在这种有利的情况下他（德皇）不像我们一样采取行动，就一定会有追悔莫及的那一天。
就在大使与德皇在波茨坦会面的同时，霍约斯与齐默尔曼在位于柏林的外交办公室举行了非正式会谈。外交部秘书长戈特利布·冯·贾高由于还在度蜜月，未能出席此次会见。霍约斯与齐默尔曼在德国将对奥匈帝国制裁塞尔维亚一事上达成了原则上的一致。齐默尔曼看了两份文件，表示他无权提供代表官方的观点，而根据霍约斯后来的回忆，齐默尔曼在向大使表示德国将向奥匈帝国提供支援之前，又强调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展开行动将“有90%的可能引发一场波及整个欧洲的战争”。不管怎么说，齐默尔曼曾在7月4日于维也纳表现出的那种忐忑不安的情绪，此时已经烟消云散了。
当天下午5点，一伙人在新官举行会谈讨论当天的事件，并达成一致意见。出席此次会谈的有德皇、他的副官普勒森将军、国防大臣林克将军，以及战争部长法金汉，齐默尔曼和首相也出席了。普勒森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了此次会谈的细节。德皇当众读出了弗兰茨·约瑟夫写给他的信，从中众人得出一致的观点：奥匈帝国已经“准备好向塞尔维亚开战”，而又想“先确认德国是站在自己这边的”。“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觉得奥匈帝国越早向塞尔维亚开战越好，至于俄国，其虽然与塞尔维亚很亲近，但也不会掺和到这场战争当中”。
第二天，7月6日，霍尔维格与齐默尔曼会见了霍约斯伯爵和瑟杰尼大使，并正式告知德国将给予奥匈帝国支持（德皇威廉二世此时已离开柏林去观看每年在斯堪的纳维亚举行的快艇比赛）。霍尔维格先阐述了一些针对巴尔干地区的总体局势的看法：保加利亚应该加强与三国同盟的紧密关系，布加勒斯特应该减少其在特兰西瓦尼亚对罗马尼亚的支持，等等。之后他才转入拟议的军事行动话题：
在我们与塞尔维亚的关系当中，（根据瑟杰尼后来的报告）他指出德国政府认为我们必须理顺如何处理这个关系；不管我们的决定是什么，我们都应该相信德国作为我们的盟友和奥匈帝国王权的支持者，将站在我们一边。我在之后的谈话中总结出来，德皇和首相都认为针对塞尔维亚的行动将成为解决巴尔干问题的良好途径之一。从一个国际的视角来看，他将当前的这个局势看得非常重要。
与其他内容相比，关于这个问题的陈述显得少得可怜，瑟杰尼只用了54行文字表述了将针对塞尔维亚采取的具体措施，且其中并未提到俄国方面——这个方面实际上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次德国政府内部也达成了一致，德皇和首相（他也曾是外交大臣）达成一致，外交部副秘书长也与秘书长贾高的意见相同。国防大臣告知并建议德皇，德军已经对所有情况做好了准备。其结果就是德国给予的支持许诺变成了“空头支票”。
鉴于这种对于同盟关系的支持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对德国方面的以上形容并不为过。德皇和首相相信奥地利人完全有理由对塞尔维亚展开武力行动，且不必忧虑俄国方面的威慑。更大的麻烦是，德国人对奥匈帝国的信息领会得过于严重了，以至于做出了驱使奥匈帝国迈向战争的支持性行为。虽然弗兰茨·约瑟夫在信中并没有直接提到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但从字里行间中读者都能领悟到维也纳政府正在准备采取最激进的行动，不然人们还能怎么理解两国之间“冲突的调解”已经不可能，而且只有在塞尔维亚“作为巴尔干一支争霸势力被消灭”才能解决问题等此类字眼？霍约斯伯爵的所作所为也让人相信维也纳政府确实是这么考虑的，他在柏林执行“任务”期间，加入了过多的个人行为；后来他向历史学家路易吉·阿尔贝蒂尼表示，是他，而非大使，把瑟杰尼总结的霍尔维格的话做出那种解读的。
德国领导层如何评估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可能带来的俄国威胁，以至于让德国卷入同盟之中并激怒法俄同盟，进而引发欧陆战争这种风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威廉二世、贝特曼和他们的军方参谋们将萨拉热窝事件视为与其他大国挑起冲突并从中为德国带来利益的机会。几年来，由于三国同盟逐渐失去军事上的优势，德国军方都在尽力避免战争，留给德国的时间不多了。而现在若要打一仗，还是有可能胜利的，但5年来的军事装备发展上的差距让协约国的获胜概率也增大了。
像这样的权衡在德国领导层中究竟又做了多少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注意到，关键决策者不相信俄国可能对此做出干预，同时也不想挑起俄国的参战。根据7月2日撒克逊驻柏林特使萨尔扎·利希特瑙（Salza Lichtenau）的报告，虽然某些高层军官强调“现在立刻开战”是非常可取的，俄国也毫无准备，但似乎德皇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之后由撒克逊军队代表递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与那些迫不及待想要开战的人相比，“德皇表示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7月5日下午在波茨坦与威廉二世举行会谈的人都认为俄国虽然与塞尔维亚关系亲密，“但并不会加入这场战争”。因此，当法金汉在会上向德皇问及他是否希望针对大国之间的冲突“进行某种形式的准备”时，威廉二世表示了否定。德国没有进行军事准备，并维持这种姿态直到7月底，这一方面显示出德军对于已有的准备工作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德国领导层希望将冲突限制在巴尔干地区，即便目前的备战情况非常冒险。
德皇自己也坚信冲突只会发生在巴尔干地区内。7月6日早上，在他离开柏林之前，他告诉海军将领阿德米拉尔·冯·卡佩勒（Admiral von Capelle），鉴于“沙皇不会与出现弑君行为的国家站在一起，并且俄国和法国都没做好准备”，“他相信不会出现更多军事问题了”。对其他军方高层人士，他也是这样说的。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德皇一直以来都认为虽然俄国方面的军事准备在推进，但距离冒险开战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在巴尔干危机之后的1913年10月底，他就曾劝慰瑟杰尼大使，“这一刻俄国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威胁感，接下来6年里也完全不必为之感到畏惧”。
这种推论并不是反对战争，相反，这也同主战思想交织在一起。主战思想由两个独立分开的要素组成：首先是人们已经能够察觉到，德国在欧洲军事上的能力已经减退；其次是德国看起来必须在为时不晚之前通过战争解决这一问题。德皇所考虑到的主要是第一点要素。毕竟鉴于德国本身的实力不及当年，俄国干涉进来的可能性更小了。如果与1914年相比，俄国在战争中胜利的可能性真的在这三年中远远超过了德国，那圣彼得堡又何必冒险在还未做万全准备的时候就挑起欧陆冲突呢？
基于这样的考量，出现了两种可能的发展情况。第一种是，俄国对奥匈帝国的行为不进行干预，放任其攻打塞尔维亚，或许会在之后召开外交发布会，向其他国家阐述其这样做的原因，而这也是霍尔维格等人认为比较有可能的；第二种看起来出现的可能性较小的情况是，俄国会质疑奥匈帝国，并不顾自身备战尚未完成的状况，参与到战争当中。正因为出现了第二种情况的假设，让预防战争的思想发生了转变：如果不管怎么说都要爆发战争，那倒不如现在立刻开战。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种认为俄国不会干预的假设显然是错误的。造成这种过度错误考量的原因并不难找。俄国在1913年10月接受的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引发了当时德国的种种想法，再有就是当时对俄国强权根深蒂固的认知。在柏林政府看来，萨拉热窝事件是对君主制的一种政治文化上的巨大冲击（这种观点在一些英国媒体上也能看到）。而如同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一样，德皇认为沙皇不会“与谋反者”狼狈为奸。除此之外，当时我们必须记上一些关于俄国的意图问题。德国人并没有意识到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斗争已经成为法俄同盟所关注的问题，他们也难以想到，对俄国和法国来说，谁挑起战争并不重要。
此外，德国人也没能意识到科科夫佐夫离开俄国内阁之后在俄国国内产生的新的重大政治变化。在这一点上，不只是他们犯了糊涂，英国人也误以为科科夫佐夫为首的反战派已然占据上风。而在法国，谢尔盖·维特所领导的“亲德派”也受到侧目。从前的成见加上现在的种种谣传，让局势变得越发危险。与此同时，鉴于此前曾与伦敦政府合作处理巴尔干问题，德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即便自己与英国人之间在海上存在利益纷争，但在这件事上，英国会支持德国的理念，并对俄国施压。这种缓和风险无异于“温水煮青蛙”：德国的决策者们为此低估了可能存在的风险。
因此就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需要对风险的正确评估，但在当时的德国人那里正少了这一环。那就是，俄国将借此机会向中欧大国宣战，借奥匈帝国的力来发力，达到打破三国同盟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危机倒不像是战争，而是俄国建立其帝国的一步。而如果俄国也是渴望战争的（从其当时的一系列动作中，在德国眼里看来也确实如此），那么与其退缩逃避，倒不如面对俄国挑起的这场战争。毕竟，如果德国选择逃避，那么就将面临输掉盟友、丧失在欧洲的军事优势的局面。
因此，严格地说，这就不是一个以危险为中心的评估，而是面对俄国所带来的危机进行的一次应对。换句话说，如果俄国选择对德国发动欧陆战争，那么并不是因为德国，而是俄国为了重新平衡欧洲大国关系所采取的一个渠道。从这个角度来说，德国并不是在冒险，而是在验证威胁。这也是霍尔维格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个月一直坚持的观点。
为了进一步理解这一内容，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1914年春夏之交世界各国政客和媒体对此事的评论。1914年1月2日，巴黎《晨报》以很大的篇幅发表了一篇名为“庞大的俄国”的文章，撰写该文的是总编辑斯特凡娜·洛桑（Stéphane Lauzanne），他刚刚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旅行归来，透过他细腻的文笔，柏林的读者们形象地感受到了俄国对于战争的挑衅意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一幅名为“俄国的备战情况”的图，在这张图上，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密密麻麻的部队被铁路线连起来。图的附注中表示这些是“俄国截至1913年12月31日的确切部队部署情况”，并提醒读者们注意“这些武装力量对俄国和普鲁士边境地区产生的特别影响”。夸张地描述了俄国的军事力量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为抵制俄国的贷款寻找的借口，但在德国读者眼中，这篇文章却起到了不同的警戒作用。这些原本源自官方的信息被错误地放大了，《晨报》代表的是普恩加莱的口舌，而洛桑也曾在其赴俄期间与萨佐诺夫以及俄国的高级军事指挥官会面。此外还有一些类似的虚张声势的内容被写入报道，几乎在同一时期，被看作总参谋部官方刊物的军事杂志也为与德国的战争表达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观点：
不仅是部队，俄国的所有民众都必须清楚，我们要为了消灭德国的战争而全副武装，即便为此我们将付出上万人伤亡的代价，德意志帝国也必须被消灭。
这种半官方的恐怖舆论一致持续到夏季。尤其令人不安的是6月13日《商业日报》（ Birzheviia Vedomosti ）上刊登的头条：“我们准备好了。法国也必须准备好了。”这篇文章也在法国和德国被广泛传播。而真正引起柏林政府领导层警惕的是来自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塔莱斯的（准确）建议，而他的灵感则完全来自俄国军政大臣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他描绘出一个在战争爆发后德国将面临庞大战争机器的情景：俄国军队人数很快将达到232万（相比之下德国和奥匈帝国只有约180万的兵力）；而借助目前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络，调兵也更加方便了。
苏霍姆利诺夫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吓唬德国人，而是想告诉法国俄国已经尽了两国协约中应尽的义务，同时提醒法国人也做出一些应有的“表示”。但不管怎么说，这一信息给德国人带来的是更多的担忧。德皇更是写下了这样的随笔：“哈！俄国佬终于摊牌了！这时候如果还有德国人觉得俄国和高卢人并没有和我们开战的想法，那真算是脑子有毛病了！”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也获知了来自苏霍姆利诺夫的信息。在6月16日写给驻伦敦大使利赫诺夫斯基的信中，首相指出，俄国“军国主义党徒”的战争欲望从来没有“如此赤裸裸地暴露出来”过。同时他表示，到现在为止只有那些“极端分子”、泛德意志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对俄国为侵略德国备战一事有所认同。而现在，“就连那些淡定的政客们”（在这里霍尔维格应该也把自己算在内）也“开始相信俄国对德国的侵略性了”。戈特利布·冯·贾高也认为，即便俄国现在似乎还没有准备开战，但很快它就将以其庞大的军队、波罗的海舰队以及战略铁路网等多方军事优势“淹没”德国。在1913年11月27日和1914年7月7日德军总参谋部报告中提供的针对俄国战略铁路设施的最新分析中，深入俄国腹地并把与德国和奥匈帝国边境接壤的一些关键铁路线路用粗笔重点标示了出来。
1914年6月英俄海军的会谈让协约国之间的战略合作进一步深入，也让德国的担忧进一步加剧。1914年5月，为了应对来自法国外交部的压力，英国内阁决定加入与俄国的海军高层对话。尽管这次会见是秘密进行的，但德国依然通过潜伏在俄国驻伦敦使馆的间谍本诺·冯·西伯特（Benno von Siebert）详尽了解了会谈的相关内容。柏林政府从中了解到，英国和俄国正在密谋一旦战争爆发，英国的军舰将载着俄国的先遣部队在波美拉尼亚登陆。这一消息引发了柏林政府的高度警戒。1913～1914年，俄国在海军方面的军费支出首次超过了德国，德方开始担心俄国更富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和与协约国之间的稳固关系将很快使德国陷于束手束脚的不利境地。爱德华·格雷给利赫诺夫斯基提供的闪烁其词的回复与西伯特所阐述的细节大相径庭，这让人不得不警惕英国的刻意隐瞒，让德国与英国间一度产生了信任危机。对于贝特曼·霍尔维格来说，这件事情非常严重，毕竟在他过去制定政策时，一直认定即便英国与协约国之间有瓜葛，也绝不会支持一场由协约国发起的侵略德国的战争。
作为霍尔维格最亲密的顾问和知己，外交官库尔特·里茨勒（Kurt Riezler）的日记里记载了这位首相当时是如何做出支持维也纳政府的决定的。在结束了与瑟杰尼和霍约斯于7月6日的会见之后，里茨勒陪同霍尔维格回到了位于霍恩芬诺的府邸。里茨勒回忆起当晚他与霍尔维格的一段对话：
夜色之下，谈话就发生在阳台上。他透露给我的那些秘密信息（德国间谍偷听到的关于英俄海军谈话的相关内容）令人无比震惊。他认为英俄海军关于波美拉尼亚合作行动一事非常严重，事关重大。一方面，俄国的军事实力持续增长；另一方面，稳固德国在波兰的阵地已经于事无补。此外，奥匈帝国的实力也在逐步减弱。
随着对俄国方面的担忧，对于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关系的可靠性和长久性也受到了挑战。
首相谈到了一些重要决定：刺杀弗朗茨·斐迪南的凶手，塞尔维亚官员的涉入，奥匈帝国想要重整旗鼓，以及弗兰茨·约瑟夫的信件里提到的关于联军的战斗。
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动作一直以来都让我们觉得进退两难：如果我们鼓励他们，他们就会说是我们逼迫他们这么做的；如果我们反对他们，他们就会说我们视他们于困境而不顾，之后他们就将投入早已伸开双臂迎接他们的西边其他大国的怀抱，而我们也将失去最后一个可靠的盟友。
在7月7日与里茨勒的一次谈话中，霍尔维格更是表示，奥匈帝国不可能“作为我们的盟友参与任何一场因德国的原因而爆发的战争”。相比之下，一场源于巴尔干地区紧张局势且事关奥匈帝国利益的“来自东部的战争”则将让维也纳政府倾其全力：“如果战火从东边烧来，随后我们加入战争，为奥匈帝国而战，而不是奥匈帝国为我们而战，那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成功的希望的。”德国的这种想法恰恰与法国领导层的想法如出一辙，即一场源于巴尔干的战争将让俄国全力加入欧洲大国对抗德国的战争之中。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都不相信其盟友会在只涉及法国或德国利益的战争中全力以赴。
一个决策在参考了多方形势后被确定下来：奥地利人，或者说至少是贝希托尔德一派，力求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与塞尔维亚的冲突。但在其他各项事务上，维也纳政府内部却始终没能达成一致。直到霍约斯出发前往柏林时，还没有形成各方面的一致意见，例如，如果奥匈帝国在战争中胜利，该如何处置塞尔维亚等问题。当齐默尔曼询问关于奥匈帝国战后的打算时，霍约斯给予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回复，他宣称，塞尔维亚的领土将由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瓜分。而实际上霍约斯并无权限向齐默尔曼阐述此类国策，同时期奥匈帝国的同僚们也绝无此意。在后来回忆自己为何会提出这种瓜分政策时，霍约斯表示，因为他当时怕德国会因为感觉到“我们（奥匈帝国）没有针对塞尔维亚设置具体的政策且缺少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失去对奥匈帝国的信任；有着怎样的目标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关系重大的是让自己的盟友感觉到自己具备坚定的信念和胸有成竹的计划。蒂萨在得知霍约斯的言论后勃然大怒，因为相比维亚纳的那些政治精英们，匈牙利人更关注的是南斯拉夫对哈布斯堡家族带来的威慑。维也纳政府随后表示，并没有侵吞塞尔维亚领土的意图。但霍约斯失态的言论已经显现出奥匈帝国在危机之下的政策有失考量。
时机是另一个问题。德国人坚持认为，如果要对塞尔维亚采取反制行动，必须尽快进行，最好赶在人们对萨拉热窝事件的愤怒还没完全消散的时候。但奥匈帝国的政治字典中“雷厉风行”这个词并不多见，很明显，如果想要采取军事行动，绝不是立刻就能做到的，这里面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是政治方面的。在霍约斯从柏林回来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7日，举行的部长级联合会议上，就下一步该如何进行的问题，高层决策者中还存在分歧。贝希托尔德表示，如果想保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稳定，就必须首先解决塞尔维亚的问题。如果对此无动于衷，奥匈帝国对于俄国发起的南斯拉夫及罗马尼亚抵抗运动也将丧失主动权。他的这一言论也是在刻意迎合将特兰西瓦尼亚的利益看得最重要的匈牙利首相蒂萨伯爵。而蒂萨无动于衷，他回复贝希托尔德，他非常关注塞尔维亚媒体对此形势的报道以及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结果对军事打击的可能性的影响，但首先必须尽可能地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必须先向贝尔格莱德政府发出奥匈帝国的最后通牒，其展示的要求也必须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但也并非不能完成的”。同时要对特兰西瓦尼亚增兵，防止罗马尼亚借机发动侵略。之后维亚纳政府必须寻求在巴尔干霸权的争端国之间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维也纳应该寻求与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之间更为亲密的关系，用以制衡塞尔维亚的力量，同时“迫使罗马尼亚回到三国同盟”。
他的这种言论并非出乎意料的，将特兰西瓦尼亚放在头等位置是匈牙利一贯的政治理念。但蒂萨眼前的这些政府人士则更希望贝尔格莱德政府拒绝奥匈帝国提供给塞尔维亚的相关条件。国防大臣克罗巴廷警告，通过纯粹的外交手段取得成功，会给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圣彼得堡政府以及南斯拉夫地区带来一个维也纳政府已经变得软弱的印象，因此是毫无可取之处的。留给奥匈帝国的时间不多了——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地位已经日趋衰弱。霍约斯的会议记录中也反映出这一紧迫的形势。所有人都认为“不管是通过军事还是和平手段”，首先要解决与塞尔维亚的争端。此外，大臣们接受了蒂萨的提议，即只有在贝尔格莱德政府对最后通牒依然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才施以军事打击。最后，除了匈牙利首相蒂萨之外，所有人都认为即便纯粹的外交手段能给予塞尔维亚“深重的羞辱”，依然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最后通牒必须规定得足够苛刻，以使得贝尔格莱德政府难以接受，“这样一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就只有军事手段了”。
午餐后，康拉德和海军参谋部代表卡尔·凯勒（Karl Kailer）参加了大臣们共同出席的军事行动会议。在国防大臣克罗巴廷的质疑之下，康拉德解释说，虽然针对塞尔维亚的战争部署［被称作“B计划”，“B”代表“Balkan”（巴尔干）］需要大量部队前往南部，但与俄国的冲突也将迫使奥匈帝国的注意力向东北部转移。至于这种转移是否有必要，并且何时做出部署，尚需时日加以确认，但康拉德希望在行军之后的第5天能知道是否需要将俄国视为威胁，而这一迟疑甚至就可能冒着将加利西亚北部拱手让给俄国的危险。至于如何在这两场看起来完全不同的战争中转换，并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与会的大臣们也并没有提出疑问。
这次会谈起着一个分水岭的作用，会议结束的时候，和平解决此事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了。但依然没有任何付诸行动的迹象，不宣而战的做法遭到了否定。在决定中有着巨大发言权的蒂萨始终认为应当先通过外交手段对塞尔维亚进行鞭策。直到一个星期后，他才屈从于大多数人的意见，而那也是因为他开始担忧如果塞尔维亚问题不能得到妥善的处理，将对匈牙利特兰西瓦尼亚地区产生不利的影响。但对于立刻采取行动，奥匈帝国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障碍。在哈布斯堡家族统辖的农村地区，正值收获时节，青壮年劳动力并不是那么愿意立刻放下手里赖以生存的农活走上战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奥匈帝国总参谋部针对农忙时节做出了调整，允许这些士兵抽时间回家打理农活，之后再回到部队参加夏季的军事演练活动。在7月6日，也就是会议开始的前一天，康拉德就已经获悉阿格拉姆（萨格勒布）、格拉茨、普雷斯堡（布拉迪斯拉发）、克拉科夫、泰梅什堡（蒂米什瓦拉）、因斯布鲁克和布达佩斯的部队因农忙而7月25日才能回归服役。
因此康拉德别无选择：他可以禁止再出现新的离队行为（他也确实这么做了），但他如果召回各地的兵源，就必须面临干扰农作物收割、扰乱铁路网秩序并因为一系列大动静导致欧洲各国都知道奥匈帝国在策划一次突袭等弊端。而出乎意料的是，作为这一军队新政的创造者的康拉德并没有看到这一问题，而是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晚上就吩咐贝希托尔德，要像1904年日军突袭俄国舰队时那样不宣而战。
与此同时，维也纳方面也对下一步行动达成了一致。在7月14日召开的一次峰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针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将于7月19日周日逼迫内阁大臣检查并获得通过。而贝尔格莱德政府在7月23日才能见到这份最后通牒，这是为了防止雷蒙·普恩加莱总统和他的新总理勒内·维维亚尼于7月20～23日前往圣彼得堡的时候见到这份文件。贝希托尔德和蒂萨一致认为：“如果这份最后通牒暴露在圣彼得堡，将被视为对大国的一种挑衅行为，进而增加俄国和法国对此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
从这一刻开始，无论是战略方面还是外交方面，保密都是最重要的。康拉德于7月10日告诉贝希托尔德，绝不能让塞尔维亚得到任何风声，从而扰乱了奥匈帝国的进军计划。从奥匈帝国近期对塞尔维亚军事实力的评估来看，一旦开战，塞尔维亚将是一个难缠的对手。（当1914年冬塞尔维亚军队打败奥匈帝国军队时，这一评估也被验证了。）保密行动的成功与否也能决定维也纳政府能否在其他欧洲大国没做出防备时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自己的要求传达到贝尔格莱德，因此刻意避开普恩加莱和维维亚尼在圣彼得堡的这段时间是非常有必要的。因此贝希托尔德也下令媒体禁止谈到关于塞尔维亚的内容。这步棋显然是有效的：在危机酝酿期间的几周里，关于塞尔维亚的消息并不再那样频繁见诸报端，这让舆论产生了片刻的镇静，而在此之下实际埋藏着一触即发的危机。在面对俄国的关系上，维也纳政府尽其所能地避免任何可能出现的摩擦，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绍帕里使出浑身解数与俄国外交部周旋，让他们以为一切都风平浪静。
然而不幸的是，这一精心掩藏的政治意图却出乎意料地在柏林露出了马脚。7月11日，德国外交部秘书长戈特利布·冯·贾高告知德国驻罗马大使关于奥匈帝国的种种意图，弗洛托（Flotow）将这个消息又转达给了意大利外交大臣桑·朱利亚诺，同时将这一信息加密之后向意大利驻圣彼得堡、布加勒斯特和维也纳的使领馆发了电报。奥匈帝国方面一直在密切关注着维也纳和罗马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他们破译了该电文，并立刻了解到意大利已得知奥匈帝国向德国寻求支援的计划，甚至已经将此计划告知了两个不太友好的国家——俄国和罗马尼亚将为此做出“威胁式的举动”。奥地利人也有理由相信，掌握着先进解码技术的俄国人也已破解了意大利的电文，并知道了关于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内容。事实上俄国并非破解了意大利的电报才能知道这些，他们早已从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相关知情人那里知道了最后通牒的信息。7月16日，在与德国前任外交官（原驻罗马大使）吕措（Lützow）伯爵的谈话中，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得知了奥地利人正在起草一份“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接受”的“极其不堪入目的条款”。令人吃惊的是，吕措是在维也纳与贝希托尔德和福尔加奇谈话的时候知道这些事的。舍别科将这一惊人的消息直接通过俄国外交部告知了沙皇尼古拉二世。沙皇对此的评论值得我们牢记：“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对别的国家提出要求，除非它已经决定发动战争。”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俄国支持贝尔格莱德政府、抵制奥匈帝国的态度。
奥匈帝国保密工作上的漏洞产生了两个巨大影响。第一个方面的影响是，大约在7月20日前后，俄国和其大国盟友们就已经完全了解了奥匈帝国在策划什么。而通过7月17日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克莱肯色普的报告，塞尔维亚对此也已经一清二楚。在圣彼得堡和贝尔格莱德，对这一情况的提前掌握有助于他们在最后通牒被真正呈到贝尔格莱德之前就采取相应的应对工作，也正如此，7月19日的圆桌会议上，帕希奇义正词严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绝不接受这些任何其他独立主权国家都不会接受的要求。”除此之外，这也让法国领导人和其总理在7月20日到达圣彼得堡之后，有充分的时间对最后通牒有所准备。萨佐诺夫所声称的俄国和法国在7月23日得知关于最后通牒被呈送到塞尔维亚外交部的消息之后无比震惊，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是关于维也纳对其德国盟友的处理上。贝希托尔德指责德国人将他的秘密战略曝光了，为了不让漏洞进一步扩大，他干脆中断了与柏林政府的联络，这也使得德国甚至不如其他大国更了解奥匈帝国最后通牒的具体内容。奥匈帝国方面对于这次危机的非常奇怪的处理方法还包括，直到7月22日晚才将最后通牒的副本发送给德国。而这更让其他大国认为奥匈帝国与德国之间在密谋着什么大计划，让危机进一步升级。
我们应该对奥匈帝国的决策过程再做一次分析。贝希托尔德虽然在很多鹰派眼中是软弱的，但他终归在6月28日控制了政治走向。但他只有通过艰巨的磨砺和长时间的努力才能达到人们的共识。
或许奥匈帝国决策过程中最大的弊端是个人和团体的狭隘视野。奥地利人经常像井底之蛙一般表现出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在他们看来，俄国的出兵和欧洲大陆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也就此讨论过多次，但他们从没有真正客观审视过当时的情况，更没有评估过奥匈帝国与其他一个欧洲大国或多个欧洲大国爆发战争之后的具体后果。这其中有很多可能的原因，其中一个可能就是奥匈帝国对德国军力的巨大信任，他们相信如果爆发战争，德国将很快击败俄国；奥匈帝国政界的组织架构也不利于一项决策在经过全面的考量之后得到确认。决策者们往往只关注当时舆论的走向而不是维也纳的实际国情。奥匈帝国决策的唯我主义也反映出地缘隔离政治的弊端。奥匈帝国的政治家们从没有“对于欧洲的责任”，因为在他们眼中，“根本不存在什么欧洲，即使塞尔维亚大军侵略我们，俄国和法国的舆论也将永远认定我们是有罪的”。而最大的问题是，奥匈帝国政府始终觉得他们对塞尔维亚的制裁是理所应当的，就连蒂萨也在后来认同了贝尔格莱德应该为此付出代价，而且无所作为只会让人们觉得奥匈帝国气数已尽。从另一方面来说，鹰派的举动将让奥匈帝国找回自信，就如同“我思故我在”。
总而言之，奥地利人在决策过程中所经历的是一种被理论界称为“选择性决定”的过程，这充满了非客观之下的奉献，并且会受个人情绪的左右。这种决策因为其表面看起来遵从民意而具备一定的市场。但这也并不是说奥匈帝国的决策都是“非理性”的，毕竟在整个过程中，他们也是在综合考量了各方面的因素之后才做出决定的。
就在奥匈帝国酝酿其政策期间，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突然暴毙而亡。哈特维希长期以来一直受心绞痛的折磨，由于本身肥胖的体格和易怒的性格，加之工作压力带来的高血压，导致了这一结果。以往他每年都会到巴特瑙海姆修养，同时进行减肥。在他的下属巴西尔·斯坦德曼（Basil Strandmann）听说了萨拉热窝事件的消息之后，立刻结束了他在威尼斯的假期，回到贝尔格莱德，恰巧发现哈特维希的健康状况欠佳。哈特维希告诉斯坦德曼，“鉴于秋天之前都不会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已经提交了一份7月13日开始休假的申请。
而7月10日，就在距离他休假开始的三天前，哈特维希得知奥匈帝国的吉斯尔男爵刚刚回到了贝尔格莱德，他随即致电奥匈帝国使领馆，并安排了一次到访，想对此前的种种误会做一个释疑。7月3日，贝尔格莱德的媒体曾广泛报道称，俄国使领馆是城里唯一一个没有对大公之死降半旗表示默哀的单位，意大利和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此外，还有知情人士称，就在大公遇刺的当晚，哈特维希还在自己的府邸举办了一场宴会，欢声笑语响彻周围的街道。因此，俄国公使也着急了，他不想让这些消息传到奥地利人的耳朵里。事实上，这次会见还是非常和谐的，吉斯尔耐心听取了哈特维希的解释，甚至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与他促膝长谈。
在谈过了自己欠佳的健康状况和假期计划之后，哈特维希将话题引入了重点——为塞尔维亚政府辩护。但就在他刚刚开口还没说出一句话时，大概晚上9点20分，他失去了知觉，从沙发上瘫软下来，手里的香烟甚至还燃着。随后哈特维希的马车接来了他的女儿柳德米拉（Ludmilla）和一名塞尔维亚当地的医生，哈特维希的私人医生也立刻赶到了，但无论什么方法，都无法再次唤醒他了。吉斯尔男爵的夫人想安慰哈特维希的女儿，但被决然地以“没心情听奥地利人说话”回绝了。柳德米拉·冯·哈特维希刚刚在晚上同塞尔维亚王储亚历山大会面，此时她在父亲死去的房间里焦急地四处查看，并问旁人此前是否有给他喝过什么水或吃过什么食物。吉斯尔表示，哈特维希只是抽了几根自带的俄国香烟。柳德米拉随即找到了残留的烟头，并自己收了起来。哈特维希之死引发了巨大的猜想，更有一家报纸将吉斯尔和他的妻子称为“当代波吉亚”——毒死自己不欢迎的客人。几天后吉斯尔自己也无意中听到理发店里两个客人之间的谈话：
奥匈帝国派来的大使都非常奇怪。一开始是个低能儿（指前任福尔加奇大使），现在倒好，来了个杀手。吉斯尔从维也纳带来了电椅，谁坐上去都会立即死亡，并且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幸运的是，这两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认出邻座的吉斯尔。在哈特维希家人和贝尔格莱德政府的要求下，萨佐诺夫同意破例将哈特维希安葬在塞尔维亚。葬礼当天，前来哀悼的市民夹道相送，足以见得他在贝尔格莱德的巨大影响力。不管怎么说，从哈特维希在巴尔干地区造成的影响来看，这位俄国公使在吉斯尔的沙发上昏死一刻之前，已经充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用法国公使德斯克斯的话来说，在哈特维希“不屈的意志”已经成功“影响了塞尔维亚意识形态，并让欧洲的塞尔维亚问题进一步升级”的情势之下，他死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