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

1914年6月28日是个星期日，这天早上，身为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偕夫人索菲乘坐火车来到萨拉热窝，之后改乘汽车经由阿佩尔码头前往市区。其车队共由6辆车组成，为首的一辆车上坐着身着黑衣的萨拉热窝市市长费希姆·埃芬迪·丘尔契奇（Fehim Effendi Čurčić）和警察专员埃德蒙·热尔德（Edmund Gerde）。他们身后的第二辆车是一辆经典的双门跑车，车的顶篷收卷了起来，这样能让车上的斐迪南大公夫妇清楚地看到一路上夹道欢迎的人群。在他们后面的车上坐着的是波斯尼亚州长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在副驾驶位置坐着的是弗朗茨·冯·哈拉赫（Franz von Harrach）中校。更靠后的三辆车上则载着当地的警察以及大公和州长的随员。

如画的景象呈现在斐迪南大公夫妇面前，沿着河的两岸是林荫大道，直通萨拉热窝市中心，再往远处则是高达1 500多米的山峦，在半山腰上还星罗棋布着村舍民居。山的顶端有薄薄的积雪，只有一些杉树与巨石点缀其间。在街道两旁偶尔可见的清真寺和宣礼塔，则向人们述说着曾在这座城市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的奥斯曼文明。在市中心的大集市里，错落的小巷组成了这个由木头和石头搭建的“迷宫”，地毯商、菜贩、马贩、铜匠……各行各业的人在这里叫卖着。在集市的中心，一个由奥斯曼慈善教会组织经营的小屋里，正在向穷人免费发放咖啡。尽管前一天刚下了阴冷的小雨，但6月28日的这个早上，整座城市都沐浴在暖融融的阳光中。

对奥匈帝国来说，这个出访的日期并不吉利。1389年的这一天，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在科索沃战役中击败了塞尔维亚王国贵族的军队，结束了塞尔维亚在巴尔干地区的统治，并为日后奥斯曼帝国吞并塞尔维亚打下了基础，这一天也被当地人称为“圣维特日”。1914年的这一天，整个塞尔维亚地区的相关纪念活动尤其热烈而激进，因为这是科索沃地区在经历了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赢得“自由”以来的第一个圣维特日。“激励着（塞尔维亚）一代又一代的科索沃圣火，现在已经熊熊燃烧起来。”黑手社在1914年6月28日的一份记录中写道，“科索沃自由了！科索沃终于报了一箭之仇！”对于这个由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所组成的组织来说，斐迪南一行在这个时间来到萨拉热窝，是对塞尔维亚乃至整个波斯尼亚地区的挑衅。

在斐迪南一行到来之前，已有7名恐怖分子隐匿在城市中的两个据点。在斐迪南大公抵达的当天早晨，他们已沿着河岸就位。他们的腰间都绑着跟小蛋糕差不多大的炸弹以及12秒引爆装置，口袋里则揣着上满子弹的左轮手枪。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们才准备了如此充足的人力与武器，以便在其中有人被发现、被捕或刺杀失败时立刻能有其他人继续完成刺杀行动。他们每个人还随身携带着一小包氰化物粉，这样一来，当他们完成各自的使命后，可以给自己来个痛快的了断。

与此相对的则是当地政府安排的完全不到位的安保措施。尽管曾被警告可能会出现恐怖袭击，斐迪南大公和索菲依然乘坐着敞篷车沿着拥挤的、人尽皆知的既定路线行进。本应站在两侧人群与车队之间起保护作用的警戒人员一个也没有就位，这让车队完全暴露在人群面前，甚至连贴身警卫团也不在身边，警卫团长错误地与另外几个当地官员一起乘上了车队中的一辆车，而将自己的下属留在了火车站。

大公夫妇对自己的安全也是毫不关心，在三天前，弗朗茨·斐迪南与夫人索菲还在附近的一座名为伊利兹的小镇上，并被那里安逸的生活环境所麻木，斐迪南夫妇甚至当时曾一时兴起步行到大集市里参观。而他们不知道，加夫里洛·普林西普，这个当时也藏匿在集市中的塞尔维亚青年将在三天之后开枪打死他们。在搭乘火车去萨拉热窝的前一晚，索菲在晚宴上遇到了波斯尼亚克族领导人约瑟普·苏纳里奇（Josip Sunarić），他曾告诫当地政府，在这个民族情绪严重激化的时候让斐迪南大公夫妇进入市里并不是明智之举。“我亲爱的苏纳里奇，”当时索菲告诉他，“您还是错了。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所到之处都感受到友好的氛围，即便是在塞族地区，他们都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我们，我们对此也觉得非常欣喜！”弗朗茨·斐迪南在当地一直以来是以难以交流和充满警惕的状态示人，而在他波斯尼亚之行的最后一站，他也想表现得更加“亲民”一些。在过去的几天中，他以总司令的身份检视了波斯尼亚山地驻军的情况，而此刻他想的是以继承人的身份接掌哈布斯堡王朝的王位。

最重要的一点是，6月28日是弗朗茨·斐迪南和索菲的结婚纪念日。尽管有着哈布斯堡王朝繁文缛节的宫廷礼仪作祟，但大公和夫人的婚后生活依旧美满。弗朗茨·斐迪南在1904年曾对一个朋友说，和“我的小索菲”喜结连理，是他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她是他的“所有幸福的来源”，他们的孩子则是最令他“喜悦和骄傲”的，“我就静静地坐在那里欣赏着他们的身影，可以就那样待一整天，因为我是那么爱他们”。即便当时政治婚姻充斥在皇室之间，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斐迪南夫妇在萨拉热窝期间感情也是非常浓烈。索菲执意在结婚纪念日这天留在弗朗茨·斐迪南身边，而在这个奥匈帝国的海外附属国，他们也能拥有与在维也纳相比完全不同的感受。

车队驶向市中心的楚穆尔亚桥，街道两旁的民居和店铺墙面上都挂着代表哈布斯堡的黑黄相间的旗帜，以及代表波西尼亚的红黄相间的旗帜。随周围的欢呼声渐强，人群中的一个刺客穆罕默德巴希奇已手握炸弹蓄势待发，这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因为一旦炸弹的引信被开启，将会发出巨大的响声引起周围人的警觉，此时就将没有退路，必须扔出炸弹。第一名刺客刚想拉开炸弹的引信，却在最后的时刻感觉到了什么人（或许是一个警察）站在了他身后，这让他惊得愣住了，就像他1914年想在火车上刺杀奥斯卡·波蒂奥雷克时一样，这次的刺杀也失败了。人群中的另一个刺客，也是第一个发起刺杀行动的是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查布里诺维奇，当时他藏在靠近河岸的一侧道路边。他扔出了炸弹，听到引信被拉响的声音，大公的保镖哈拉赫还以为是车胎爆了，但司机看到了迎面飞来的炸弹，赶紧猛踩油门。时至今日我们还不能确定，当时是斐迪南大公挥手挡开了炸弹，还是它打到了车的篷子上自己弹开了。无论如何，炸弹没有落到预期的位置，而是在车的后方爆炸了，在地上炸出一个大洞，碎片也波及了周围的一些人。

斐迪南大公对这个突发状况表现出惊人的冷静，转过头来一看，第四辆车已经停了下来。空气中由于爆炸的冲击波而弥漫着浓重的灰尘和烟雾。除了索菲的脸颊被爆炸的碎片擦伤之外，他们二人并没有受到其他伤害。第四辆车上的乘客虽也受伤，但都没有生命危险，有些人还正想下车。受伤最严重的是波蒂奥雷克将军的副官埃里克·冯·梅里齐（Erik von Merizzi）中校，他虽然神志尚清，但头部受伤，流血不止。周围的一些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次爆炸的波及。

查布里诺维奇扔出炸弹之后，就吞下了随身携带的氰化物粉，并纵身跳入河中，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一个痛快的“了断”。毒药过于劣质，以至于直接溶解在了他的嗓子和消化道，非但没能致命，甚至可以说是让他毫无异样的感觉，而夏季的河水水位太低，不仅没能淹没他，就连推动他流走的水流程度都达不到。相反，他只是滚落到了7米之下的河床上，并很快被闻讯赶来的一个店主、一个拿着手枪的理发师和两名警察制伏。

斐迪南大公非但没有要求车队立刻离开现场，还耐心地查看了一下伤者的情况，命令车队继续前往市中心的市政厅，并在回来的时候改道去医院探望伤者。“这没什么的，”当时他说道，“这个人明显是疯了而已，咱们还是按照原先的日程安排进行。”随后，后面几辆车绕过冒着烟的第四辆车，再次组成了一连串的车队向目的地进发。剩余的刺客们仍然潜伏在自己的袭击位置上，继续等待下一个合适的机会。但他们实在太年轻且缺乏经验，其中三个人在车队靠近自己时都惊慌失措。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刺客瓦索·丘布里洛维奇因为出乎意料地看到大公的夫人也一起在车上，在最后关头像第一个刺客一样僵在原地。“我没有掏枪，因为我看到大公夫人也在那里，”他后来回忆道，“我不忍心伤害到她。”刺客波波维奇也由于恐惧而没有出手，他一直在指定地点准备行动。但由于他“在最后一刻被斐迪南大公的视线扫过时吓破了胆”，所以并未实施刺杀。当他得知查布里诺维奇扔出炸弹后落得那样的下场时，他惊慌失措地藏到了附近的一个塞族俱乐部里，并把自己携带的那个炸弹藏到了地下室的一个箱子后面。

刺客普林西普一开始也是惊慌失措，听到爆炸声后，他以为刺杀行动已经成功，随即跑向查布里诺维奇所在的位置，却看到他弯着腰一边忍受着喉咙里氰化物的灼烧，一边被双手绑缚着押走了。“我立刻发现他并没有成功，同时也没有饮毒自尽，当时我打算赶紧开枪打死他，而就在这一分神的工夫，车队开了过去。”于是普林西普放弃了干掉同党的念头，而是将注意力重新放在了车队上，但当他看到斐迪南大公的时候（他是通过其头盔上点缀的绿色鸵鸟羽毛准确地认出他的），车已经加速了，使他难以瞄准。普林西普在这种情况下依旧保持着冷静，在得知大公夫妇不久将返回后，他在弗朗茨·约瑟夫大街的右侧找到了一个新的刺杀位置，这也是官方所公告的车队离开城市的必经之路。另一个刺客特里夫科·格拉贝日为了找普林西普也离开了隐藏的位置，却在第一声爆炸后被抓。当车队经过他所在的位置时，或许是由于恐惧，他完全乱了阵脚，而根据他后来的供述，他表示当时周围的人太多了，拥挤到他连掏出炸弹的空隙都没有。

起初一切行动看起来还都在按照日程计划进行，直到车队到达萨拉热窝市政厅，一路上没有再发生其他意外。紧接着还发生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轮到市长丘尔契奇致欢迎辞时，他自己明知道刚刚在路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意外，他之前准备的那些欢迎的套话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但他当时实在太紧张了，以至于完全忘记修改自己的措辞。在高度紧张的情绪下，他满头大汗地走上演讲台开始致欢迎辞，其中就包含如下内容：“萨拉热窝首都的民众们今天都充满了喜悦之情，他们以最热烈的方式表达着自己对阁下您的到来的巨大期待与欢迎……”他的发言并没有进行多久，就被斐迪南大公一阵不满的咳嗽声打断了。斐迪南大公之前一直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怒火，在这一刻终于爆发了：“我身为客人出访你们的国土，却被你们的民众用炸弹来欢迎！”随后是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索菲在他耳边窃窃私语，随后弗朗茨·斐迪南恢复了冷静：“就这样吧，你可以继续说了。”在市长终于费劲地念完自己的欢迎辞之后，又出现了片刻的停顿，因为斐迪南自己准备的那份致辞已经被第三辆车上受伤官员的血浸掉了字迹。但随后斐迪南还是随机应变地进行了致辞，并委婉地提到了早上所发生的意外事件：“市长先生，在此我衷心地谢谢你，你确实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里市民们对我的欢迎！在刺客行刺失败时，周围人爆发出的欢呼声是那么热烈。”在讲话的最后，斐迪南大公还特别用克罗地亚语叮嘱市长，要代表他向市民们致以深切的慰问。

讲话结束后，大公夫妇也要暂时分开了。按照日程安排，索菲将在市政厅一层的一个房间里会见穆斯林妇女代表团，男性不能进入该房间，这样参会的妇女们就可以揭开面纱。房间并不宽敞却很温暖，大公夫人在看到其中一个妇女代表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前来时，似乎也勾起了她对自己孩子的想念，面露忧色，她说道：“你们看，这个小女孩跟我家的小索菲差不多高呢。”后来她再次提到，她和丈夫都希望能与他们的孩子尽快团聚，并表示“我们从来没有扔下孩子这么久不管”。与此同时，斐迪南大公口授了一封电报给奥匈帝国皇帝，表示他们二人都很好，此时正在市政厅里。但早上的意外所带来的惊吓这时似乎开始在他身上造成影响，据一个当时在场的人后来回忆称，斐迪南大公“说话的声音显得滑稽而尖锐”，“他站立的姿势也很怪异，就像踢正步一样交替抬起双腿。我想他可能借此表示他并没有因为早上的意外而害怕”。当然，他的表情也流露出对波蒂奥雷克的安保工作的严重失误非常不满。

访问活动接下来怎么进行？原先的计划是车队在行驶过大集市时右转，开上弗朗茨·约瑟夫大街，之后开到国家博物馆。斐迪南大公询问波蒂奥雷克是否还有遭到袭击的隐患，根据波蒂奥雷克后来讲述的，当时他给出了一个令人大跌眼镜的答复，他“希望没有，但即便有着铜墙铁壁一般的安保防护，也无法完全防止近距离的袭击”。出于安全起见，波蒂奥雷克建议取消接下来的行程安排，直接开车出城回到伊利兹镇，或者去州长的官邸，并从那里沿着河的左岸一路前往火车站。但斐迪南大公一心想去探望正在西郊的驻军医院里疗伤的波蒂奥雷克的那名受伤的副官。当然，博物馆之行必然取消了，车队将原路返回，不再经过弗朗茨·约瑟夫大街，以防遭遇更多的袭击。此外，按照原计划，斐迪南大公夫妇在市政厅的活动结束后也将分开，大公前往博物馆，他的夫人则前往州长的官邸。但索菲在所有人面前毅然决然地表示：“我要和你一起去医院。”出于安全考虑，哈拉赫决定站在车左侧的踏板上（朝着河的那一侧），防止遭遇其他袭击。

伴着烈日，车队离开市政厅一路向西行驶，但大家都忘了将行程的变动告知司机，当车队经过大集市后，前导车右拐驶入弗朗茨·约瑟夫大街，后面载着斐迪南大公夫妇的车也随即跟上。波蒂奥雷克责备司机：“我们走错路了！我们应该原路返回！”汽车停了下来，（由于没有倒车挡）缓慢地返回主干道。

普林西普的机会来了，他早已埋伏在弗朗茨·约瑟夫大街右侧的一家商店门前，此时他终于有机会追上这辆几乎停在原地的车。由于来不及解开腰间的炸弹，他掏出左轮手枪连开两枪，子弹直接朝着目标射去，而此时站在车左侧的哈拉赫只能眼睁睁看着右侧飞来的子弹。据普林西普后来的供述，当他从店铺门前遮阳棚的阴影里冲出来瞄准的时候，时间似乎都静止了，而索菲的眼神一度让他迟疑不决：“当我看到一个女士坐在他的身边，我曾犹豫是否要开枪。而同时，我的心里也是百感交集……”在波蒂奥雷克后来的讲述中，也对当时的那一幕有着特别的感受：我坐在车上，注视着杀手的脸，他开枪了，但似乎并没有烟尘和火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寂静，仿佛子弹来自遥远的方向。一开始人们都以为刺客打偏了，因为斐迪南大公夫妇依然端坐在座椅上，但实际上他们当时都已经受了致命的弹伤。第一颗子弹穿过了车门，击中大公夫人的腹部并瞬间切断胃动脉；第二颗子弹则击中了大公的脖子，穿过颈静脉。当车向着目的地酒店开去的时候，索菲的身子倒了下来，面贴到了她丈夫的双膝上，波蒂奥雷克起初以为她只是吓得休克了。直到他看到鲜血从斐迪南大公的嘴里涌出，他才意识到事态远比想象的严重。而站在踏板上的哈拉赫则探身进到车内，拽着大公的领子使他的身体保持坐着的姿势，这时他听到弗朗茨·斐迪南气若游丝的声音：“索菲，索菲，你不能死，要为咱们的孩子活下去！”装饰着绿色鸵鸟羽毛的头盔从他头上滑落，当哈拉赫询问他的伤是否严重时，斐迪南大公一遍遍重复着：“这算不了什么！”之后陷入昏迷。

在车队的后面，普林西普被人群包围了。他刚想举枪自杀，手中的左轮手枪就被人打掉了，他也没来得及吞下随身携带的氰化物粉。如果不是警察及时赶到并将他带走，他很可能当场就被围上来的愤怒群众乱棍打死。

在到达州长官邸的时候，索菲已经气绝身亡，他们两个人被分别安排到不同的地方施以急救。弗朗茨·斐迪南昏迷不醒，他的贴身男仆莫赛从事发现场一路跑到这里，此时正想剪开大公的制服前襟以便他呼吸。鲜血染红了这名男仆的黄色袖口，随后他跪在床边，询问斐迪南是否有遗言给孩子，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复，大公的嘴唇早已僵硬。几分钟后，这名奥匈帝国的皇储被宣布已经死亡。凌晨两点，消息迅速从那里传播出去，钟声响彻萨拉热窝。

亦真亦幻

萨拉热窝的枪响也打乱了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的思绪。6月28日下午，他正在巴登度假，这是一个离维也纳很近的温泉小镇。这里远离喧嚣的人群，也让他有机会耐心阅读俄国象征主义的典型代表梅列日科夫斯基（Merezhkovsky）的一篇论文。他很快沉浸在文字当中。

而林间的风声、小鸟的阵阵啼叫和公园里悠扬的音乐声在我看书的同时似乎也萦绕在耳边。我可以清楚地辨别那旋律，因为我的耳朵此时已经屏蔽了吵闹的街道和湍急的河流所带来的噪声；只有一个意料之外的停顿让我竖起了耳朵。……突然音乐停了下来，我不知道他们演奏的是哪个乐章，我只是感觉到音乐突然停了。我本能地抬起头，远处的人群似乎也乱了阵脚，突然静止了动作。一定有什么大事发生了。

萨拉热窝事件就像在1963年达拉斯发生的肯尼迪总统遇刺案一样，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记忆深处。当斐迪南大公被刺身亡的消息传出的时候，人们都在回忆当时自己在哪、和谁在一起。来自维也纳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罗萨·迈尔霍费尔当时正在与她患有抑郁症的丈夫卡尔在德国旅行，他们在德累斯顿所下榻的旅馆对面的一家百货商店的橱窗上看到了相关消息被贴出。甚至在事件发生的半个世纪之后，阿尔方斯·克拉里–阿尔德林根（Alfons Clary-Aldrigen）王子想起他当时正在与金斯基的亲戚在波西米亚的森林里打猎，当他们在黄昏时分在森林边缘的路边露营时，来自金斯基的一个厨师骑着车将这个从当地邮政局局长那里得知的消息告知了他们。国会议员约瑟夫·雷德利希（Joseph Redlich）则是通过电话得知这个惊人的消息的，随后的整个下午他都在打电话给亲戚朋友和合作伙伴，告知他们这一消息。剧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就在４个星期之前还梦到耶稣会指派他去刺杀大公，在那之后他就被人打电话告知大公遇刺身亡了。

更有甚者，奥匈帝国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在事件发生前就有预感。6月28日，由于要等到11点才去做弥撒，他就一早在维也纳的家中看报，他被上面的一篇关于斐迪南大公出访波斯尼亚的详细行程的文章吸引了。

直至今日，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在读到这篇描述（出访萨拉热窝）行程细节的文章时身体上的不适感。但鉴于只是一些疼痛的感觉而无大碍，当时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自己竟然为看到斐迪南大公出席这样的活动而感到难受。然而片刻之后，（向我通知他遇刺的消息的）电话响了。

当时的俄国驻维也纳大使称，这个消息太过骇人，以至于当时很多人不相信这件事真的发生了，直到当天晚上一些相关细节报道见诸报端、表示哀悼的旗帜在政府建筑上升起，才算证实了此事的真实性。“首都的居民聚集在街道上，为了这件事七嘴八舌地讨论了一整夜。”在24小时内，消息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甚至传到了《好兵帅克》（ The Good Soldier Svejk ）里。那个傻气十足的捷克士兵帅克在布拉格家中的客房里，一边给自己患有关节炎的膝盖上药，一边谈论此事。萨拉热窝事件甚至融入当时的很多文学艺术创作当中，在雅罗斯拉夫·哈谢克（Jaroslav Hašek）的这部小说《好兵帅克》中，就以斐迪南大公遇刺这一事件作为重要情节的铺垫，当时帅克从负责清扫公寓的米勒太太那里得知这个消息的，他借助帅克这一英雄形象的塑造，讽刺了奥匈帝国政治上的丑恶。

米勒太太：他们在萨拉热窝把他刺杀了，先生，用的是左轮手枪，你可能已经听说了吧。当时大公正与他的夫人一起坐着车。

帅克：哦，你知道得还挺清楚，米勒太太，原来他们是在车里遇刺的啊。这也难怪了，如果是平时，他可能不会这么轻易就遇刺了，但当主动权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脚下时就不一定了，况且是在萨拉热窝！那是波斯尼亚地区啊，米勒太太，我希望是土耳其人干的，毕竟我们当时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地区从他们手里抢过来就是个错误。

直到奥匈帝国覆灭多年之后，关于萨拉热窝事件的描述依旧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来自萨拉热窝的消息与多年来文学上关于消失的帝国的想象紧密呼应：从卡尔· 克劳斯的《人类的末日》（ Last Days of Mankind ）中不祥的电话铃声，到约瑟夫·罗特的《特罗塔·冯·斯普尔杰少尉》（ Lieutenant Trotta von Sipolje ），在书中，特罗塔中尉接到“令其终日幻想成为现实”的噩耗。

我们很难具体评估萨拉热窝事件在当时对奥匈帝国产生了何种程度的影响。一个专家曾如此写道，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作为公众人物“最杰出”的一点“就是他在各个阶层都并不是那么受欢迎”。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绝非万人迷，他没什么人格魅力，并且易怒。透过他平时给人的那种矮胖、迟钝的形象，普通大众很难想象当他和至亲在一起时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他会变得充满活力，碧蓝的眼睛里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他不能容忍有犯上由头的行为，同时他又对只知道阿谀奉承的人深恶痛绝，在他的政治友人奥托卡尔·切尔宁看来，他是一个“很记仇的人”。他暴躁的脾气也让那些大臣和高官们经常“在还没面对他的时候就已经胆战心惊”。他只有几个真正交心的朋友，在与其他人交流时，他更多时候是保持着戒心。“在每次与别人初次见面时，我都认定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曾经这样说，“只有深入交往后，我才慢慢消除自己的这种成见。”他对于打猎的极端痴迷也不时引起负面评论，尤其是在布吕恩巴赫堡所在的山谷，这里是他的主要狩猎场，为了保证当地能有足够的健康的猎物，弗朗茨·斐迪南封锁了城堡周边所有的土地。当地人不能再走那些熟悉的路了，也不能再到山上去放羊了，这都引起了当地的民怨。剧作家阿图尔·施尼茨勒就曾在记录萨拉热窝事件的一份笔录中注意到，当时的“第一波袭击”很快退却，但因为斐迪南大公“极其不受欢迎”，民众中的戾气一时间并没有消散。

也正因此，刺杀案的消息公之于众时并没有引发大范围的哀痛情绪，这也是为什么这场刺杀案一直以来都以发生地命名，而不是受害者的名字（相较之下，没人将肯尼迪总统遇刺的事件称为“达拉斯事件”）。也正因为斐迪南大公并非一个饱受欢迎的公众人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个事件并不能作为“一战”爆发的导火线。当然，这么想是错误的。首先，不管他是否受欢迎，他的皇位继承人身份和对于改革的热忱都受到广泛的认可。驻君士坦丁堡的奥匈帝国大使曾告诉他的塞尔维亚同事，弗朗茨·斐迪南有着“罕见的活力和坚强的意志”，将把自己全部的精力与心血献给国家，并将带来巨大的改变。他的身边聚集着一群有识之士，并且“都深知只有实施一个彻底的改革政策”才能确保帝国的持续生存。此外，这不仅关乎弗朗茨·斐迪南个人的存亡，更在于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走向——王朝的未来以及“哈布斯堡国家理想”的实现。

弗朗茨·斐迪南的声望在纸媒的报道炒作之下不断提升，24小时之内萨拉热窝事件的诸多主要细节（从查布里诺维奇扔出炸弹到跳河寻死、从大公对伤者所表示出的关切到他在市长致辞时对情绪的克制、从那个致命的通往弗朗茨·约瑟夫大街的弯道到大公弥留之际对妻子说的话）已是人尽皆知。报纸以大篇幅持续报道此事。代表哀悼的黑色条纹最先出现在报纸的头版，随即街上开始出现哀悼的黑旗，直到最后就连电车上都被盖上黑布以示哀悼。舆论领袖们也开始从大公个人出类拔萃的政治能力竟然英年早逝、一段完满的婚姻就这样被硬生生地摧毁了、大公夫妇的三个孩子一夜间变成了可怜的孤儿、老皇帝承受丧子之痛等多个方面突显这一事件是如此让人悲痛。

此外，这也是第一次将大公的私人生活暴露于公众的视野当中。6月30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大段援引了大公对自己家庭的一段描述：“每当我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回到家里，看到爱妻在那里做针线活、孩子们在周围玩耍，我就感到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在了家门外，而围绕着我的只剩下幸福。”这些被大公的亲信们整理口述出来的片段，完全改变了大公曾经的那种并不太受欢迎的形象，但事实上报道的内容很大程度上是媒体炒作而非事实。在卡尔·克劳斯将这些内容引入自己的作品后，弗朗茨·斐迪南之死也显得倍加悲壮了。

然而，萨拉热窝事件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冲动所为。舆论领袖们也迅速将此事件包装得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代表维也纳资产阶级的《新自由报》用“命中注定的打击”来形容这个事件，“当这个可怕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撰稿者如此写道，“就仿佛是暴风撼动了帝国的权威，似乎历史注定要用血在这个新时代开启的时刻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茵斯布鲁克消息报》（ Innslbrucker Nachrichten ）则用“奥匈帝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大事件”来形容此事。斐迪南大公遇刺后，有媒体报道，这不仅意味着国家丧失了其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更使民众们失去了这样一位“他们所依靠的、能够为他们构建美好未来的伟人”。当然，这些都是来自奥匈帝国的声音。在布达佩斯，更多的声音则是一个灾星终于陨落了。但即便在这里，资产阶级报刊也将这个事件渲染为一个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在舆论的普遍影响下，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传遍了奥匈帝国的大城小镇，很少有人能坚持客观冷静地看待这个事件。但也有例外，当时身在布拉格的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对此事充耳不闻，他那天的日记里只记录了一些日常琐事：出门走错了路、坐错了车，然后又错过了电话。当然，他只是为数不多的特例。

调查开始

针对萨拉热窝事件的相关司法调查自普林西普开枪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在事件发生的几小时之后，忍受着氰化物残渣的灼烧和弗朗茨·约瑟夫大街上群众“私刑”后带来的伤痛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被带到了身在萨拉热窝的奥匈帝国法官莱奥·普费弗（Leo Pfeffer）面前。普费弗后来回忆道：“这个年轻的刺客身材矮小且面黄肌瘦。很难想象看起来如此文弱的一个人能犯下如此深重的罪行。”一开始普林西普似乎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当普费弗直呼其名的时候，普林西普“以一个清晰而平缓的声音”回应了他。在之后的几天里，普林西普以坚韧的毅力百般阻挠官方的调查取证工作，在6月28日下午对他进行首次审讯时，他表示自己完全是独自行动的，跟查布里诺维奇没有任何瓜葛。“当我听到（查布里诺维奇所投出的炸弹产生的）爆炸声时，”普林西普解释道，“我告诉自己：看来有人有跟我一样的目的。”在接下来的几天中，他甚至为自己的虚假供述增加了很多细节描述，以加强其所谓的真实性：他当时被查布里诺维奇的举动震惊了，以至于忘记在大公经过自己身边时举枪射击，之后只好迫不得已找了另一个地方实施他自己的刺杀行动。查布里诺维奇起初也证实了这一说法，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当天下午，他也声称自己是独自策划的此事，他使用的炸弹是从贝尔格莱德一个不记得名字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得到的。

而第二天，也就是6月29日星期一，查布里诺维奇的供词却突然改变了，他承认与普林西普是同伙，并且他们在贝尔格莱德一起策划了此次犯罪行动，武器是由一个曾参加了巴尔干战争的“前游击队员”在复员后保留下来并提供给他们的。后来查布里诺维奇指认了齐加诺维奇就是那个“前游击队员”，当普林西普在周一早上面对以上供述时，他也承认他们确实是同伙。

至此，两个年轻人都做出了一个较为合理且一致的供述，调查此时似乎已经到头了。普费弗并不是一个善于审讯罪犯的人，他在整个过程中都没有采用刑讯逼供或任何其他司法威胁的审讯方法。普费弗似乎非常反感采用这种威逼的手段得到不同犯罪分子之间的一致口供，因为在他看来，只有面对独立的罪犯并通过非胁迫的方式得到的供述才是值得信赖的真相。实际上，想得到独立的供词并非易事，因为查布里诺维奇和普林西普即便被各自关在单独的房间里，却可以通过敲击之间的隔板，以他们之前在一本俄国小说里学到的暗语及时交换信息。

在这之后推动调查取得更多进展的并非这两个人的供词，而是来自于当地警方对相关嫌疑人员大范围的搜捕，因为他们都怀疑此事必有其他同党尚未落网。达尼洛·伊利奇就是因此落入警方手里的。实际上警方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他们之所以逮捕伊利奇，是因为知道他与普林西普交往密切，并且他经常与塞尔维亚种族主义者们沆瀣一气。而伊利奇此时也不知道警方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同时他开始怀疑是普林西普或查布里诺维奇供出了自己。当他在7月1日星期三被警方带到普费弗法官面前时，他彻底慌了，并要求“坦白从宽”，他表示，如果法官能保证他不被判处死刑，他就把知道的一切都供出来。普费弗没有这个权利，但他提醒伊利奇，在奥匈帝国的法律中，提供相应证据帮助破案确实有助于在最终判决中减刑。

对于伊利奇来说，这就足够了。他的供词揭穿了普林西普和查布里诺维奇之前编造的故事，并让调查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根据伊利奇的供述，参与此次刺杀活动的远不止两个人，而是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组织，其中三个人来自贝尔格莱德，这三个人是由伊利奇亲自招入组织的。之后他提供了该组织的详细名单，并推测了他们目前的大致行踪。在得到这些信息后，普费弗立刻从审讯室冲到外面，并电话通知各处去逮捕名单上的那些人。

第一个落网的是特里夫科·格拉贝日，即第三个来自贝尔格莱德的组织成员。当时在普林西普开枪后。格拉贝日也给自己精心规划了一个摆脱嫌疑的办法，他从事发现场小心地离开，躲到了他在萨拉热窝的一个叔叔家，并把随身携带的炸弹和手枪也藏在那里。之后他绕过城镇闹市区，来到另一个在当地开餐馆的叔叔那里，在那里吃了饭并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乘火车回到在帕莱的家中，并打算从那里逃往塞尔维亚。最后他在临近塞尔维亚边境的一座小镇上被逮捕。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9天内，丘布里洛维奇和波波维奇也先后落网，只有穆罕默德巴希奇尚未被抓。当时他已经逃到了黑山，并躲过了奥匈帝国警方的追捕。即便如此，萨拉热窝的警方也已经可以采取下一步行动了。伊利奇的供词又使得更多的相关人员进入警方的视线当中，从学校教师到街头地痞无所不包，甚至连当时给几名刺客提供过夜住所或帮助他们藏匿、运送武器的当地农民也被牵连。

想查出塞尔维亚与这件事有关的方面则是更为困难的一件事。武器是塞尔维亚产的：左轮手枪是在塞尔维亚手工制造的，炸弹经查也出自塞尔维亚的军事重镇克拉古耶瓦茨。6月29日，查布里诺维奇供出在贝尔格莱德时是丘布里洛维奇给他们提供了武器装备。但以当时丘布里洛维奇身为波西尼亚流亡者的身份，他在当地似乎并没有那么强的能力通过高层搞到这些东西，这也表明塞尔维亚官方并未参与此事。而根据后来意大利历史学家路易吉·阿尔贝蒂尼（Luigi Albertini）的结论，如果齐加诺维奇是作为尼古拉·帕希奇的助手在黑手社做相关的情报工作，那么他也不会这么快就被抓到。对于沃亚·坦科西奇这名曾经参加游击战的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来说，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根据伊利奇的供述，坦科西奇不仅为刺客们提供了武器，还在贝尔格莱德训练他们的枪法，而且也是他告诉他们，即便自杀也不能落入警方手里。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这几名刺客一开始表示完全没听说过有坦科西奇这么一个人，直到他们一个个被带到伊利奇面前当面对质之后（一个比较少见的方式，可通过嫌犯之间的当面口角来从中辨别真相），普林西普、查布里诺维奇和格拉贝日才承认坦科西奇确实也参与了这次犯罪活动。

但经过两个星期的努力，直到此时奥匈帝国方面对于该事件的幕后真凶到底是谁，还是一头雾水。或许确实如历史学家约阿希姆·雷马克（Joachim Remak）所说，普林西普、格拉贝日和查布里诺维奇在面对审讯时通过“从最初的闭口不谈到扭捏作态，再到最后的假意逢迎”而精心布下了一个迷局，同时在他们三人的努力之下也让伊利奇的供词丧失了很大效用，也让贝尔格莱德官方未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他们都没有提到黑手社，而是一直在暗示关于齐加诺维奇和民族自卫组织之间的联系，但实际上这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让奥地利人的调查走向错误的方向。加之普费弗法官消极的诉讼态度，也给了刺客们更多的时间完善他们谎话的各个细节。

即便警方的调查进展缓慢，依然让奥匈帝国政府上层将此事与贝尔格莱德有关的边境问题产生了联系，而波蒂奥雷克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几小时内所发出的电报就已经提到了该事件与塞尔维亚有关组织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在电报中称“投掷炸弹的人”查布里诺维奇实际上参与了一个“由贝尔格莱德方面操纵的”塞尔维亚社会团体；普林西普也曾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东正教”学校就读，而且警方也曾在普林西普哥哥的住处找到“整整一个图书馆那么多的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关于种族主义的书籍”。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也截获了一份加密的电报，上面显示查布里诺维奇就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几个星期前还曾受雇于贝尔格莱德的一家出版社。而在6月29日发出的另一份比较长的报告中，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发现这些刺客曾在贝尔格莱德接受“政治教育”，并将谋杀冠以塞尔维亚种族文化的高尚名义，其中最著名的教材范例当属中世纪的自杀式袭击者米洛什·奥比里克，他被称为“塞尔维亚人的英雄”：

我还不敢直接指责贝尔格莱德（政府）应对谋杀行为负责，但他们肯定有间接责任，在他们的领导下，民众受教育的程度一直不高，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外交部之下的宣传部，他们多年以来安插一些教授和写手煽动舆论引发种族仇恨。

波蒂奥雷克也并未就此收手。在一份发给陆军大臣的加密电报中，他发现刺客曾提到从贝尔格莱德获得武器装备的支持。但即便刺客并未亲口承认这一点，波蒂奥雷克也“完全相信”幕后的黑手来自于塞尔维亚。尽管他无权为此采取什么官方措施，但在他看来，只有“在外交上采取强硬的手段，才能确保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的长治久安”。萨拉热窝事件的余波在最初的报道中持续存在，“我们依然没能从昨天的灾难性事件中缓过神来，”驻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大使表示，“为此我也始终很难以冷静和客观的态度评估萨拉热窝事件所产生的后果……”仅仅通过司法方面的调查，奥匈帝国方面立刻就对塞尔维亚政府充满了复仇的愤怒，并将其作为“假想敌”来看待了。

塞尔维亚的回应

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反应引起了塞尔维亚的极大重视，贝尔格莱德政府极力示好，但其官方的吊唁与塞尔维亚民间丝毫没有悲痛之感的氛围让奥匈帝国政府感到巨大反差。根据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的报告，本来计划在事件第二天举行的纪念同样身为刺客的米洛什·奥比里克的活动被临时取消了，但他的报告中同样指出，民间对于萨拉热窝事件表现出的情绪似乎很高涨。其中，在科索沃地区更是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圣维特日庆典，据奥匈帝国领事报告，萨拉热窝事件的消息传到当地时，当地人“极其夸张”地热烈庆祝，那种表现“我只能用‘兽性’来形容”。此外，塞尔维亚官方此前表示的将对此事件进行7周的官方哀悼活动也被改成了只持续8天，但这好在对塞尔维亚爱国主义者中所充斥的对哈布斯堡家族此次深重打击所带来的喜悦有所掩饰。

伴随着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媒体持续的谩骂之声，奥匈帝国方面的质疑也进一步加强。6月29日，印有关于揭露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塞尔维亚人的所谓“种族灭绝”阴谋的小册子开始在贝尔格莱德被分发，里面提到哈布斯堡王朝当时对屠杀坐视不管，这让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颇为不满。情况后来愈演愈烈，第二天就有当地一份重要报纸指出并谴责维也纳政府试图与塞尔维亚结盟完全是个“谎言”；其他媒体则将刺杀斐迪南大公的刺客称为“身怀荣誉感的优秀青年”，带有如上内容的这篇文章（以及很多其他类似的文章）被定期翻译、刊发在奥匈帝国国内的报刊上，不断激起民怨。带来更恶性的影响是（因为内容里充满了真实的描述），这些文章中阐述了关于贝尔格莱德政府曾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前向维也纳方面提出过官方警告。一篇在贝尔格莱德《新闻报》（ Stampa ）上刊登的名为“一个被忽略的警告“的文章指出，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大使约万·约万诺维奇曾将刺杀的各项安排提前告知了贝希托尔德伯爵，后者对于大使的此番话语“感激不尽”，并将这一警告及时地转达给了皇帝和皇储。以上内容可以被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方面揭示了奥匈帝国方面对于这个警告的忽视，另一方面透露出塞尔维亚政府事前就对此次刺杀行动了如指掌了。

当然，面对指责之声，塞尔维亚官方几乎束手无策。贝尔格莱德政府既不能禁止在咖啡厅里随处可见的庆祝活动，也无法控制科索沃地区的激进活动。媒体成为灰色地带，在维也纳，约万诺维奇意识到了贝尔格莱德的媒体刊发的内容所带来的巨大威胁，并敦促帕希奇对其中最恶劣的几家媒体采取措施，杀鸡儆猴，防止更多极端言论的涌现。奥匈帝国方面也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并对塞尔维亚的行为提出警告。但对于帕希奇政府来说，对限制塞尔维亚媒体的言论自由，他们缺少足够的宪法依据。实际上政府还指示塞尔维亚新闻出版署署长要谨慎处理贝尔格莱德记者的有关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帕希奇在7月7日官方辟谣后，关于贝尔格莱德政府曾官方警告维也纳关于刺杀的这一传言也烟消云散了。帕希奇是否动用强制措施管住了媒体的嘴，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他很有可能考虑到如果此时对媒体强硬，会导致内阁中激进派作祟，因此没有动用强制手段。此外，毕竟8月14日的大选日益临近，面对选举阵营中普遍的对奥匈帝国的愤慨情绪，帕希奇也不敢在此时对种族主义者们大动干戈。

还有更多失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6月29日，塞尔维亚驻圣彼得堡大使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向俄媒体表明了关于波斯尼亚反对维也纳政府的各项论据，谴责奥匈帝国政府对塞尔维亚收复失地的组织所进行的干预活动。多年以来斯帕拉伊科维奇都在向媒体表示，身在维也纳的一些政治领袖正在谋划反奥匈帝国的活动，其中就包括“新兴的被称作‘黑手社’的组织”。他坚持认为，在塞尔维亚国内没有任何革命组织。在日后接受另一家媒体的采访时，他还否认刺客的武器是由贝尔格莱德方面提供的，并指责耶稣会挑起了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波斯尼亚地区的宿怨，并警告称如果有塞尔维亚领袖在波斯尼亚被逮捕，很可能由此引发塞尔维亚人对政府的反抗。斯帕拉伊科维奇历来以善于与奥匈帝国外交官针锋相对并在唇枪舌剑中占据上风而出名，就连与他交往密切的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都形容他“不甘平静”。但当这些公开言论快速地被传到维也纳的官方时，也加剧了萨拉热窝事件之后的阴云。

帕希奇也因为其不合时宜的虚张声势使这摊浑水越搅越浑。在6月29日于新塞尔维亚进行的一场有几名内阁大臣、多名奥匈帝国辖区的塞尔维亚代表出席的演讲中，帕希奇警告如果奥匈帝国方面尝试以“刺杀案这一让人遗憾的事件”作为政治筹码抵制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人民则“必将毫不迟疑地捍卫自己的权益、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当时刺杀案发生没过多久的那个时刻看来，这一姿态显得甚为扎眼。在7月1日发送给所有塞尔维亚使馆的通函中，帕希奇也以类似的态度，对贝尔格莱德政府为事件的平息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和奥匈帝国媒体在其中的险恶用心进行了深刻的对比与揭露，并提出塞尔维亚及其利益的代表者必须抵抗维也纳政府任何“印有欧洲整体舆论导向”的尝试。在后来就此通函的进一步补充中，帕希奇指责了维也纳媒体对塞尔维亚报刊的错误翻译与舆论导向，并指出这一行为阻碍了贝尔格莱德政府采取正面措施控制舆论发展。简而言之，帕希奇有些时候更像是在扮演一个为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媒体火上浇油而非是釜底抽薪的角色。

帕希奇与奥匈帝国大使和外交官们的往来一直困难重重，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他们之间的交流显得尤为尴尬。例如7月3日，在贝尔格莱德进行的一次对大公的官方悼念仪式上，帕希奇对奥匈帝国大使表示对此可以尽管放心，贝尔格莱德政府将“像是本国的领袖去世一样”处理这件事。他这么说固然是出于好意，但在塞尔维亚这样一个弑君行为在历史上并不少见的国土上，这番话就显得毫无分量了。

与帕希奇的话语相比，更重要的是他或他的政府能否在奥匈帝国政府调查皇储夫妇遇刺案的根源动机时提供可靠的协助，而在这一点上也同样有充足的理由加以质疑。6月30日，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里特尔·冯·施托克（Ritter von Storck）会见了塞尔维亚外交部秘书长斯拉夫科·格鲁伊奇（Slavko Gruić），询问塞尔维亚警方目前在调查众所周知的刺杀阴谋上已经有了怎样的进展，格鲁伊奇对此报以了一种极端的（很可能是装傻充愣）天真的态度，表示因为不确定奥匈帝国政府是否希望就此事展开调查，警方还未有任何动作。施托克听后勃然大怒，表示不论维也纳方面是否要求进行调查，这都应该是贝尔格莱德警方最起码的职责。

然而，尽管塞尔维亚做出过官方的承诺，但其当局从未就萨拉热窝事件进行过切实有效的犯罪动机调查，或对该事件所带来的危害进行实质性的评估。格鲁伊奇表示，内政大臣确实任命了贝尔格莱德警察局局长瓦西尔·拉扎列维奇（Vasil Lazarević）调查该事件，一周后拉扎列维奇就结束了他的“调查”并欣喜地宣布，萨拉热窝事件与贝尔格莱德方面没有任何瓜葛，同时他补充，在贝尔格莱德从来没有过名叫“齐加诺维奇”的人。当施托克提出希望得到塞尔维亚警方及外交部的帮助，调查一个可能有计划更多刺杀行动的当地一个学生团体时，却得到了对方敷衍了事的合作，这使他相信，尽管尼古拉·帕希奇一直担保塞尔维亚的调查效果，但实际上塞尔维亚外交部在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中并不能胜任一个合格的协作伙伴。对于黑手社，塞尔维亚当局没有任何先发制人的措施，警方大多按兵不动，而帕希奇关于非法入境者的调查效果也并不尽如人意。

帕希奇（和塞尔维亚政府的大多数人）并没有与奥匈帝国方面建立最终的协助关系，而是采取了自我辩解的态度：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到萨拉热窝，塞尔维亚民族始终都是受害者，而这都是奥地利人带给他们的；如果有必要，塞尔维亚人有通过言论或军队保护自己的权利。在帕希奇看来，萨拉热窝事件与“塞尔维亚官方”没有丝毫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针对萨拉热窝事件的参与个人或组织所进行的独立措施，在贝尔格莱德方面看来都是可以允许的。塞尔维亚也指出，奥匈帝国此前一直都对自己的政府进行无端的言论攻击。这一切在塞尔维亚方面看来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激怒了奥匈帝国政府，在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有塞尔维亚的傲慢无礼和假意逢迎，而塞尔维亚曾经信誓旦旦做出的关于遇到灾害性事件时的所谓合作，在此刻只能产生更负面的作用。从贝尔格莱德方面的言论中，完全看不到塞尔维亚政府能对此次针对萨拉热窝事件的调查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虽说对于已经在与塞尔维亚合作道路上踌躇不前的奥匈帝国来说，这些也没什么值得惊讶的，但这些后续事件的发生使两国关系已经很难再恢复到曾经正常的轨道上了。

还需要做什么

事件给奥匈帝国决策层带来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6月28日之后没几天，奥匈帝国的决策者们就达成共识：只有靠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与塞尔维亚之间存在的种种问题。鹰派更是对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施以前所未有的压力，要求他迅速采取行动。“去年我还在写给你的信中表示我们将学着宽容对待塞尔维亚的戏谑态度，而不是简单地付诸战争。”里特尔·冯·施托克在6月30日给贝希托尔德的信中这样写道，“现在，事情变得完全不同了。”

在回答是要和平还是要战争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再错误地认为与塞尔维亚开战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了，我们需要做的是抓住一切机会毫不迟疑地给予他们毁灭性的打击。

被任命为接替瑟杰尼（Szögyényi）出任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的霍恩洛厄–希灵斯菲斯特王子在事件的第二天早上会见了贝希托尔德。霍恩洛厄威胁道，如果现在还不采取严厉的措施，他即便是冒着犯上的大罪也不愿去继任驻柏林大使一职。在贝希托尔德经历了一天的类似对话之后，当天晚上，康拉德到了。这名总参谋长借助萨拉热窝事件终于得以毫无顾虑地开始再次说起他的那套理论，即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立刻开始总动员，不要再与贝尔格莱德政府进行任何谈判了。“打蛇打七寸，否则你只会面对毒蛇坐以待毙。”后来贝希托尔德回忆道，总参谋长的建议其实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开战！开战！开战！”而刚从南蒂罗尔视察归来的国防大臣克罗巴廷（Krobatin）在6月30日（星期二）与贝希托尔德和康拉德会见时也持类似的态度。克罗巴廷声明，军队已经准备就绪，面对如此灾难性的事件，战争是唯一的解决之道。

联合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也被卷入了此次事件。作为奥匈帝国政府中起关键性作用的三大高官之一，他所扮演的角色对这次危机的走向至关重要。比林斯基并不仇视塞尔维亚人，作为负责波斯尼亚的行政大臣，他在处理该地区少数民族事务时从未采取过强硬措施，始终以平易近人的形象示人。他通过自学学会了阅读并能听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平时与他的南斯拉夫同事们交流也是用俄语而非德语，这也让属下们备感亲切，在日常工作中他也尽全力营造和谐的氛围。直到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比林斯基仍在持续致力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地区与少数民族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即使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他也极力反对波蒂奥雷克在波斯尼亚地区开展的镇压行动。

在巴尔干局势动荡的时期，比林斯基对于与塞尔维亚的关系是战还是和的态度曾来回摇摆。在1913年5月与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的对峙和10月的阿尔巴尼亚危机中，即便他知道皇帝和皇储对于全面战争都不会支持，并且会因此面临兵源不足的问题，他依然是主战派的一员。另外，他也与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大使约万诺维奇交往甚密，并通过这层关系和平解决了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的边境纷争。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他反对帮助保加利亚打击贝尔格莱德政府，并以此帮助塞尔维亚开拓了疆土。同时他也极力反对康拉德针对邻国发动战争的建议，认为这将使奥匈帝国变成一个暴虐无理的国家，失去在大国之中的权威。

但萨拉热窝事件让比林斯基的态度急转直下，从6月28日下午开始，他就大力倡导对塞尔维亚加以制裁。即便他与弗朗茨·斐迪南从未有过真正的交往，但他依然认为在萨拉热窝事件上他也有着不可推卸的失职责任，当然，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他完全不必为此自责。他之前也并不清楚波蒂奥雷克将大公夫妇带进城里的种种安排，因此他在后来读到相关报道时更是感到莫大的震惊。虽然在大公夫妇此次出行的安全事务上从未征求过他的意见，但在萨拉热窝事件后的会议上，他并没有像贝希托尔德那样急于通过各种证据摆脱各方的责难。

鹰派中最激进的当属比林斯基的下属波蒂奥雷克了，与比林斯基不同，他有充分的理由为萨拉热窝事件感到自责。波蒂奥雷克也提出要首先在波斯尼亚地区开展演习行动。在斐迪南夫妇出访当天，一切安排都是由他全权负责的，也是他在大公从市政厅出发之后的这段行程中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与处理。实际上，波蒂奥雷克只是在借这种深切的自责掩盖自己好战的本性。在从萨拉热窝传到总参谋部的报告中能看出，波蒂奥雷克期望对贝尔格莱德进行快速打击。留给奥匈帝国的时间不多了，波斯尼亚地区即将面临被塞尔维亚势力控制的局面，一旦如此，该地区将无法再进行大型兵力部署。只有打击散布在各地的塞尔维亚组织、根除贝尔格莱德的问题，奥匈帝国才能确保巴尔干地区的安全。波蒂奥雷克虽然并不能扮演决策者的角色，但他的相关报告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弗朗茨·斐迪南始终认为奥匈帝国只会因为与别国的战争而变得更加不堪一击，波蒂奥雷克则推翻了这种论断，指出战争将解决帝国内部的种种问题。这种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国内政治的首要性”的理论帮助康拉德和克罗巴廷在与鸽派的论战中占据上风。

外交部的官员们也开始接受这一主战的政策。早在6月30日，德国驻维也纳大使契尔什基男爵就表示大多数驻外使节都希望看到一个“与塞尔维亚一了百了的做法”。主战的事态也逐渐扩大开来：出席了几次相关会议后便自称是“塞尔维亚问题专家”的亚历山大·冯·穆苏林（Alexander von Musulim）男爵作为一名克罗地亚人，生怕塞尔维亚的发展会给克罗地亚带来威胁；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茨·绍帕里因为回国探望生病的妻子故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正巧在维也纳，在他看来，俄国在巴尔干地区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则值得忧虑；自1913年10月开始担任外交部政策司司长一职的福尔加奇伯爵也因为曾经在贝尔格莱德遭遇的不堪经历而颇有成见。主战派占到了决定性的比例。掩盖对对抗政策的偏好是积极外交政策的一贯作风——这被视为是顺从的极端反面，以及可能困扰奥地利政策的得过且过的心态。埃伦塔尔在1908年到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期间，曾就这些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的先发制人的观点与其前任们的“宿命论”形成了鲜明对比。福尔加奇、亚历山大·奥约斯伯爵（贝希托尔德的幕僚长）、绍帕里、阿尔伯特·内梅斯伯爵（Count Albert Nemes）和穆苏林男爵都是埃伦塔尔的忠实信徒。在1912～1913年的巴尔干危机期间，这些人多次向贝希托尔德施压，要求他不要放任俄国的恐吓行为，也不要纵容塞尔维亚“越发的无礼举动”；他们私下还为他实施的过度安抚政策感到悲哀。更有一部分政界人士在1912～1913年持续劝诫贝希托尔德不要向俄国或塞尔维亚“日益蔓延的侵略”屈服。

萨拉热窝事件不只鼓动了鹰派走向战争，也彻底摧毁了和平的希望。如果弗朗茨·斐迪南在1914年波斯尼亚之行中幸免于难，他必将继续坚持他一贯以来反对战争的态度。在他此次出访结束后，他可能就会将康拉德调离目前的岗位，如果果真是这样，也就绝不会有这个好战的总参谋长的今天了。“大公一直以来反对战争，这完全不合情理，”一个奥匈帝国高级外交官曾在7月底这样对约瑟夫·雷德利希说，“是他的死让我们找到了一种他活着的时候永远不可能带来的力量！”

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前几天，奥匈帝国联合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的压力是最大的，他被萨拉热窝的消息极大地震惊了。他和弗朗茨·斐迪南自儿时起就是要好的伙伴，与这个英姿勃发、自信满满、富有主见的大公相比，他则显得思维缜密、心思细腻，他们二人彼此间充满了敬意。贝希托尔德深知这名曾带给外界古怪形象的大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是怎样一个有着真性情的人。此外他们二人还有一层亲戚关系：贝希托尔德的夫人南迪纳和索菲也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贝希托尔德得知刺杀消息时正身在他位于布赫劳的城堡，他震惊得哑口无言，之后立即乘坐火车赶往维也纳，并召开一系列紧急会议。“一个逝去的人，一个逝去的伟人的阴影笼罩着所有的谈话，”贝希托尔德后来回忆道，“我内心的伤痛无以复加。他被残忍地杀害的场景一遍遍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他那明亮的眼睛依然散发着光彩……”

贝希托尔德除与塞尔维亚开战之外就别无选择了吗？这当然离不开萨拉热窝事件之后第二天就有鹰派开始对他教唆身为外交大臣必须对此采取措施。即便贝希托尔德也曾在一些事务上采取过强硬措施（例如针对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但他始终还是主要以怀柔政策而出名的。1914年5月，曾有一名大使宣称贝希托尔德就是个“外行”，他那“缺乏主见的做事方法和不足的信念”让奥匈帝国的外交政策始终找不到正确的方向。为了催促这位外交大臣对萨拉热窝采取强制措施，鹰派开始费尽心思进行各种努力。康拉德也扮演了鹰派中的急先锋，他在6月30日对贝希托尔德宣称，奥匈帝国目前陷入了和在巴尔干战争时相同的窘迫境地。

事实上，贝希托尔德似乎自己提早做出了一个或许是完全出自个人意向的导向直接措施的政策，这个别人眼中“大丈夫能屈能伸”的人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铁腕的领袖。在6月30日下午1点就萨拉热窝事件举行发布会并在美泉宫接受皇帝会见时，他第一次有机会阐述自己针对这次危机的观点。这次会见至关重要，在一份未曾出版的贝希托尔德的回忆录中，他记述了关于此次会见的细节。引起他高度关注的是，尽管皇帝与大公和他出身低微的夫人索菲的关系并不大好，但对于萨拉热窝事件依然表现出极大的悲痛。这位83岁高龄的统治者破例拉住贝希托尔德的手并要求他坐下，在谈到近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时，他的眼眶湿润了。贝希托尔德与皇帝达成了共识——奥匈帝国的“忍耐政策”已经到达了极限，同时贝希托尔德警告，如果帝国在这样一个极端恶劣的事件后表露出自己的软弱，那么“东边和西边的邻国将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展自己的利益行动”。帝国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时刻”。据贝希托尔德回忆，皇帝看起来明确了目前所处的状况并完全同意所需要采取的行动。但皇帝也坚持要求贝希托尔德与当时身在维也纳的匈牙利首相蒂萨伯爵的步调保持一致。

这里蕴含着一个潜在的严重问题：蒂萨强烈反对立即采取冲突行为的政策。蒂萨曾于1903～1905年出任匈牙利首相，并于1913年再次接任，是匈牙利政坛的一把手。这个精力充沛、雄心勃勃的人同时也是俾斯麦的狂热崇拜者，他通过贿选、对内铁腕统治、倡导经济改革而为马札尔中产阶级带来利益与支持率等手段建立起自己的统治。蒂萨于1867年建立了妥协系统。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同时信赖与奥匈帝国的同盟关系，他认为这是匈牙利未来安全保障不可或缺的力量。他坚持执行马札尔精英统治的方针，并因此使非马札尔人不能进入政坛。

对蒂萨来说，皇储遇刺事件带来的不是悲痛，而是极大的解脱。弗朗茨·斐迪南曾倡导的改革或将撼动蒂萨所建立的权力体系，大公与罗马尼亚知识分子的密切联系尤其让人感到不安。因此，这位匈牙利首相并没有像他的奥匈帝国盟友那样表现出愤怒与对塞尔维亚实施制裁的急不可耐。在6月30日下午与贝希托尔德的一次会见以及之后几天与皇帝的书信交流中，蒂萨认为不能以此作为与塞尔维亚开战的“借口”。主要的限制因素还在于目前巴尔干地区并不稳定的局势。1914年与俄国以及协约国调解之后所产生的罗马尼亚问题才是关键所在。鉴于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巨大规模的罗马尼亚少数民族和与罗马尼亚冗长的边境线，布加勒斯特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是严重的安全威胁。蒂萨认为，在这种罗马尼亚随时可能翻脸挑起战争的情况下与塞尔维亚开战是一种非常不明智的行为。为此蒂萨设想了两种选择：要么在德国的帮助下说服罗马尼亚再次加入三国同盟，要么通过建立与罗马尼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的敌人保加利亚的关系，达到限制罗马尼亚的目的。

罗马尼亚政府的心腹之患只有保加利亚。一旦他们觉得不能阻止我们与保加利亚的联盟，他们或许就将尝试加入三国同盟并借此保护自己免遭保加利亚的侵略。

在匈牙利人眼中，这其实是巴尔干关系的再次体现。身为特兰西瓦尼亚贵族家庭的后裔，蒂萨很愿意看到罗马尼亚受制于马札尔精英集团的控制。蒂萨和他的幕僚们都觉得保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是匈牙利安全的巨大保障，当时这种理念在马札尔领导集团中也颇为盛行。这名匈牙利首相指出战争并非是绝对的。蒂萨曾在1913年10月第二次阿尔巴尼亚危机中支持对塞尔维亚动用武力，同时他也很乐意看到在将来某个更合适的时机展开与塞尔维亚的另一场战争。但他坚决反对大多数奥匈帝国决策者所支持的直接采取行动的政策。

即便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奥匈帝国领导层一直被激烈的情绪冲击着，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不可能为此就立即采取军事行动。首先说服蒂萨同意这一观点就很难，而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宪法上都不可能在这个二元制的统治系统下忽略匈牙利首相的意见。此外塞尔维亚官方对开展萨拉热窝刺杀行动的介入问题也并未完全得到证实。在6月30日下午与贝希托尔德的会见中，蒂萨曾指出应该给塞尔维亚政府更多的时间，让他们“展示出良好的意愿”。贝希托尔德对此表示怀疑，但他同意等到塞尔维亚政府的罪责被进一步确认之后再采取军事行动，这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军事行动所需要的准备时间。康拉德反复要求鸽派们“立即行动”（即无须等待更多的调查结果），但他也曾在6月30日上午告知贝希托尔德，总参谋部需要16天筹备针对塞尔维亚的打击行动——后来证实远不止需要这么几天。因此即便领导层同意立刻展开行动，也免不了被一拖再拖。

最后，最重要的是德国的态度。德国会同意与贝尔格莱德政府对峙吗？德国对于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政策的支持也已经形同虚设。绍帕里大使8周前才刚刚从圣彼得堡写信过来抱怨德国为了奥匈帝国的巴尔干利益而做出了太多的“牺牲”。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的前几天，各种信息从柏林接踵而来。7月1日，德国著名记者维克托·瑙曼（Viktor Naumann）将贝希托尔德的幕僚阿列克·霍约斯（Alek Hogos）称为“内阁之首”，用以抨击他相信德国将乐于看到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开战并准备好与俄国开战的可能的一厢情愿。瑙曼并不能代表官方的意见，但他与德国外交部政策司司长威廉·冯·施图姆（Wilhelm von Stumm）交往甚密，因此他的话也带有一定分量。同时，德国大使契尔什基男爵则催促奥比利人小心观察。每当奥地利人向他感叹采取强硬的措施是多么有必要的时候，契尔什基在6月30日写道：“我就会劝诫他们要冷静地分析形势，不要冲动。”在一次与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的谈话中，德国外交副秘书阿瑟·齐默尔曼表示了他对维亚纳政府所处困境的同情，但同时也警示他们不要对贝尔格莱德政府提出“羞辱性的要求”。

德国皇帝的看法也值得关注。1913年秋冬之际，威廉二世就多次建议奥地利人通过礼尚往来建立与贝尔格莱德政府的友好关系。而在他于1914年6月与弗朗茨·斐迪南的最后一次会见中，德皇则是含糊其辞。在被问及奥匈帝国“能否在未来继续依赖德国的力量”时，威廉二世“避重就轻地做出了回复，并且完全没有提供一个让人满意的答复”。在7月1日提交给弗朗茨·约瑟夫皇帝的一份报告中，蒂萨警告称德皇是“亲塞尔维亚”的，并且如果想让他支持维也纳政府的巴尔干政策，就需要给予德皇更有力的说服。在威廉二世即将来维也纳出席大公葬礼的时候，奥匈帝国的领导层本来希望两国的皇帝可以借此机会面对面地交换意见，但德皇的此次行动随即因为“塞尔维亚刺客组织还将对德皇展开刺杀行动”这一传言而被迫取消了，故而只能通过其他手段争取与德国达成一致意见。

最后，起码在一件事上贝希托尔德、蒂萨和其他奥匈帝国决策者们达成了共识：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开展之前，都必须先充分征询德国的意见。贝希托尔德负责监督对德国的外交动作，两份文件都被发往德国盟友处。第一份是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写给威廉二世的私人信件，虽由皇帝签名，但实际上是由贝希托尔德的首席顾问阿列克·霍约斯所起草的；第二份则是关于萨拉热窝事件的备忘录，其中还包括暗杀事件后的一些内容。

如今这两份文件产生的效果让人震惊。备忘录传递出来的实际上与巴尔干协约的内容如出一辙，但更强调罗马尼亚的潜在危害。法俄同盟的侵略性被夸大了，并被误导地称为不仅对奥匈帝国是威胁，对德国也是威胁。在文件的最后有这样一个附注：“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上述备忘录刚刚被写完。”这份文件完全是为了宣扬塞尔维亚所带来的“危险和紧迫性”，并指出此时对塞尔维亚采取怀柔政策毫无意义。虽然没有直接提出要挑起战争，但也暗示着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近期“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份文件还以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结尾：奥匈帝国之鹰“现在必须亲手撕裂它的敌人们笼罩在它头上的罗网”。

弗朗茨·约瑟夫写给威廉二世的私人信件则更加开门见山，它也对罗马尼亚和俄国可能采取的动作做了暗示，但结尾处则明示了需要对塞尔维亚采取措施。文件中指出，刺杀行动绝非偶然，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牵涉贝尔格莱德政府”。只有当塞尔维亚成为“巴尔干地区的一个中立力量”时，奥匈帝国才会安全。

你也将明白最近发生在波斯尼亚的事件进一步说明塞尔维亚与我们同床异梦，欧洲大国所倡导的和平实际上纵容了贝尔格莱德政府的狂妄，让他们逍遥法外。

现今的读者们对这些文件感到震惊的原因在于，这些文件没有做到有理有据，也并没能以情动人，没有要求德国的援助，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协议，没有讲威胁为何最大化，也没有将巴尔干的局势阐述清楚，而只是将外交途径解决的关键放在了塞尔维亚上，而这就让读者明白了该文件的起草者心中是渴望战争的。

贝希托尔德最开始打算将这两份文件以政府定期快递送到柏林，但在7月4日的这个周六，他给驻柏林大使瑟杰尼发电报表示他的“内阁之首”霍约斯伯爵将亲手将两份文件送至柏林。瑟杰尼被要求安排一场与德皇以及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的会见。霍约斯虽然只有36岁，但他已经是外交部中鹰派的代表人物了。他与柏林政府的关系也很好，1908年瑟杰尼大使就曾赞许他促成了与德国“亲密的且值得信赖的”友好关系。在中国期间，霍约斯结识了阿瑟·齐默尔曼。在霍约斯看来，与德国的友好关系是奥匈帝国安全保障的基石。更重要的是，身为强硬派的霍约斯一开始就主张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在争取蒂萨的支持时，他也得到了良好的效果。

通过派霍约斯执行前往柏林的任务，贝希托尔德确保了借助这两份文件将好战的思想有效地传达过去。毫无疑问，在德国人眼中奥地利人也很重要。虽然表面上同意蒂萨所建议的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都要征询德国的意见，贝希托尔德的这一举动实际上中断了传统的匈牙利决策进程，并保证政策方向朝着对萨拉热窝事件予以制裁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正如德国大使在7月3日向贝希托尔德尖锐地指出的，奥地利人有一个不可否认的天赋就是通过一系列策划影响政策的走向。

部队武装进程、政治纷争、萨拉热窝警方的调查、等待德国的支持，这些都拖延了对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日程，康拉德对此也束手无策。而随着危机的发酵，奥地利人开始越来越认为即便草草准备之下就对塞尔维亚发动武装突袭也是理所应当的，尤其是经历了如此的举国哀悼之后。在危机就这样愈演愈烈的时刻，罗马尼亚首相布勒蒂亚努在7月4日曾质疑为何奥匈帝国不直接攻击塞尔维亚。“之后（你）将得到整个欧洲的同情。”危机将如何发展，人们争论不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自载着阿列克·霍约斯的火车在夜色中抵达柏林的那一刻，通向和平的那道大门就关闭了。 xz6gu42TV6cgyaJP2MJefLWKgUgI8XuA/ezy9hTYl28sgDhSJ8hQrMA0hEXdj0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