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是1914年年初。“自从我进入外交部任职，就没遇上风平浪静的时候。”阿瑟·尼科尔森写道。尼科尔森的这段话把我们的注意力带到了战争爆发之前的两年那令人好奇的特征上，尽管在这段时间内，各国武器储备迅速增加，一些军方高层及公众领袖表现得越来越好战，欧洲国际体系却在整体上展现了危机处理和缓和外交方面的惊人能力。这是否意味着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半里，其发生的可能性反而越来越小了呢？难道外交上的缓和只不过是在掩盖不断深化的联盟内部的敌对关系？若果真如此，缓和局势下所隐含的事实与导致战争在1914年爆发的交错复杂的因果关系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呢？

缓和政策的局限性

1912年夏，德国皇帝与俄国沙皇在一众高级官员的陪同下，在波罗的港（即帕尔迪斯基）——俄国海军在柏格里半岛（今爱沙尼亚东北部）的一个海军驻地，进行了非正式对话。这次会面被认为是对沙皇在1910年到访波茨坦的回访。会面进行得非常顺利，两位君主一起漫步、共同用餐、检阅士兵，而官员们则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气氛融洽。时任俄国首相科科夫佐夫和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首次在波罗的港会面，两人惺惺相惜。他们都很拘谨且保守，属于温和派。他们之间的对话冷静且坦率，详细讨论了两国在武力装备方面的有关政策。他们互向对方保证自己的国家只不过是采取守势，都认为当下不断膨胀的军费开支在公众心目中留下了局势动荡不安的印象。霍尔维格说，大家都希望，“所有国家都有如此多的相同利益，以至于他们只会把军备竞赛当作预防性措施，而不是打算动真格的”。

霍尔维格与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谈及各种话题，但他们都尽量采取缓和的语气。谈到关于巴尔干半岛日渐动荡的局势时，萨佐诺夫向贝特曼保证，俄国针对基督教斯拉夫国家的“任务”早已是过去式。萨佐诺夫重申，俄国并没有打算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困境从中谋利。霍尔维格表示，尽管有时德国被认为有意干涉三国协约之间的内务，但他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不过反过来说，他也觉得德国并无必要与英、法、俄三国培养过于深厚的友谊。在会面结束之际，当萨佐诺夫问起“你觉得如果把奥匈帝国也考虑进来，情况会怎么样”时，霍尔维格向他保证，德国不会在奥匈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萨佐诺夫问道：“所以（德国）不会鼓励奥匈帝国采取什么行动吗？”霍尔维格回答，柏林方面并无兴趣支持维也纳这些“冒险”政策。会面结束前，双方都表示，将这样的会面变成每两年一次的“例会”是个不错的主意。

德皇威廉二世在这次会面上已尽力表现得最好。沙皇一直害怕与这位德国同辈会晤：他总是很勉强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但据科科夫佐夫的观察，这是因为“沙皇只是害怕德意志帝国的扩张，而这并非他的本意”。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普尔塔勒斯伯爵在会面前曾在备忘录里写道，威廉二世被告知在会面中要避免谈论有倾向性的话题，尽可能地采取聆听的态度，只有这样，沙皇才有机会发言。在大部分时间里，威廉二世都控制得非常好，但仍免不了有些小纰漏：在沙皇的“斯坦达特”号上的第一顿午宴后，威廉二世支开萨佐诺夫，直接与沙皇谈了一个多小时（“针对沙皇”可能是更合适的说法），说起自己与父母的关系，称父母从未给予他关爱。萨佐诺夫觉得威廉二世的表现“明显过了头，没有表现出他这样地位崇高的人所应有的审慎和尊严”。会面的第二天，一行人在酷热中参观了一些废弃要塞，这些要塞分布在彼得大帝建造的港口周围。威廉二世又将之前的警示忘得一干二净，强留科科夫佐夫听他反复唠叨建立泛欧石油信托基金的重要性，要以此抗衡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科科夫佐夫回想起这次对话时说：“他的表达过于生动，完全将正式场合下的礼仪抛诸脑后。”

阳光十分灼热。沙皇并不想打断我们的对话，但他站在威廉二世的身后，向我示意他已经不耐烦。不过，威廉二世的热情越发高涨，不停回应我的主张。最后，沙皇的耐心消耗殆尽，向我们走过来，听我们谈话。于是，威廉二世转向他，用法语说道：“你们的首相并不是很同意我的想法，但我想极力说服他，不想让他心存犹疑。我希望您让我用我们在柏林搜集到的资料来证明我的观点。等一切准备妥当，我希望您允许我继续和他讨论这一话题。”

这场景十分值得描绘：猛烈的阳光灼烧着要塞废墟里的乱石，科科夫佐夫穿着夹克，热得几近昏厥；威廉二世面部赤红，他的胡须颤抖着，对他的话题越来越投入，一边说话，一边打手势，完全不在意身边人是否难堪；而沙皇站在他身后，极力想要从这种折磨中逃脱，躲到阴凉处。没人知道威廉二世最后是否将“在柏林搜集到的关于石油财团的资料”发给科科夫佐夫，因为这说不准——他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所以德皇在皇室中被认为是“难应付的人”，也不足为奇。

关于威廉二世的这些小插曲并没有对双方的融洽气氛造成什么损害，这次会谈在非常好的氛围中结束。7月6日，一份官方联合公报发表，声称“这次会谈的气氛非常好，这不仅成为两位君主之间‘友谊关系’的又一例证，也证明了两国想要维持‘双方之间长久以来可敬的传统’的‘坚定的决心’”。

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几年的缓和局势中，波罗的港的会面成为俄国与德国的外交关系最高点。但实际上，这次会面带来的影响十分有限。两国之间的对话虽然友好，却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决定。所发布的联合公报也只不过是模糊不清的概述，反而更加清晰地显示了会面既没有达成“新的共识”，也没有“在团结各个势力上有所进展”。而这种团结早已被证明对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局势是非常有价值的。霍尔维格和萨佐诺夫在巴尔干局势问题上做出的种种保证的背后，暗藏着十分危险的矛盾：德国的确在加紧对奥匈帝国的限制，维也纳对“柏林已对同盟国许下坚定承诺”表示怀疑，而俄国人正在并将继续和巴尔干地区对着干。萨佐诺夫对霍尔维格保证，俄国并无意趟奥斯曼帝国这摊浑水，而且他们在巴尔干半岛的“任务”早已结束。这样的保证其实是有误导性的，实际情况要糟得多。如果这些保证就是俄德两国互相理解的基础，那么这基础的确非常不牢靠。哪怕是波罗的港会面的联合公报里那些谨慎的套话，都足以在伦敦和巴黎引发一阵猜想。位于圣彼得堡的俄国外交部在波罗的港会面前后都曾向伦敦及巴黎方面保证，自己对三国协约的承诺比以往更加坚定。与之相反的是，俄国在波罗的港进行的试探性和解显示出多方参与的缓和政策是多么难以捉摸。

德国与英国之间的缓和政策也有着类似的结构与政治上的约束。1912年2月的霍尔丹任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德国和英国没有就海军武力限制达成共识，而霍尔丹任务的始作俑者是霍尔维格。他的目标是和英国达成这样的共识：要让国际问题（尤其是殖民问题）能够通过合作来解决，而不是走上竞争和对峙这条路。但是在首相眼里，蒂尔皮茨将军在海军建设上的野心会成为达成这一共识的主要障碍。然而德皇个人对海军建设项目表示出的支持态度，以及德国决策层中混乱而脱节的架构，都说明需要用间接手段来瓦解当前的海军策略。为了削弱蒂尔皮茨将军的势力，霍尔维格站到了海军部这一边，成为海军部长期对抗帝国海军办公室斗争中的一分子（海军部对蒂尔皮茨将军更注重船舰数量而忽略对海军人力的教育及培养这一做法是持批判态度的）。陆军长期以来面临资金短缺，而海军的预算却不断增加。霍尔维格就怂恿陆军坚持要求重新整装及扩军。当然，霍尔维格也和德国驻英国大使梅特涅沟通过，为的是他之后试图让德皇相信这种观念时能握有更多的胜算：“相对于当下采取的关于军事力量及挑战的政策，控制海军扩张或许对英国更有用。”总而言之，霍尔维格费尽心思地采取各种手段，想把帝国的国防政策重心从发展海军上移开。

正如约瑟夫·卡约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的所作所为，霍尔维格也动用了一位非政府官员身份的中间人：立足于汉堡的运输界大亨阿尔伯特·巴林。他为拓展沟通的渠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像许多商界及银行业的大人物一样，巴林深信文明在国际贸易中的价值，认为欧洲战争会是一项愚蠢的犯罪。通过银行业的关系，他接触到了英国银行家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并通过他向柏林传达英国在原则上有意寻求在海军武力和殖民等问题上的相互理解。1912年2月，陆军大臣霍尔丹动身前往柏林，试探达成这一相互理解的可能性。

为什么霍尔丹任务最终失败了？这不仅仅是因为德国在海军建设的规模及步伐上不予妥协——霍尔维格和极不情愿的威廉二世是想要在这些方面做出让步的。真正的绊脚石是柏林方面坚持要得到实质性的回报，换句话说，柏林方面希望与英国约定，如果德国与欧洲另一国家之间发动战争，英国必须保持中立性。而英国方面为什么不愿做出这一承诺？有观点认为英国被其与法国之间的义务所束缚，但这一说法已经站不住脚，因为霍尔维格想要将这一“保持中立”的约定限定于德国并非侵略方的情况下，同时也明确表示，若与现有的由高层缔约方制定的协议无法协调，任何新达成的共识都将作废。英国对这一约定有所保留的真正原因是不想有所付出却毫无收获：英国已经能够轻而易举地在海军竞争中摘得桂冠，享受毫无争议的优越感。霍尔维格和威廉二世想要以中立协议换取德国永久认同英国在海军实力上略胜一筹，但英国有何必要以这样的交易来换取它已拥有的领先地位呢？总的来说，并不是船只什么的阻碍了双方达成共识，而是因为双方在利益上的冲突无法调解。

霍尔丹从柏林返回英国，对他在德国所看到的混乱连连摇头。即使是局外人也看得出来，霍尔维格根本没有说服威廉二世和帝国海军办公室站在他这一边。但同样在英国，认为这次任务失败的呼声也十分高涨。一开始，英国只把这次任务当作纯粹的试探。霍尔丹不得不以学术的名义远赴柏林（他当时担任伦敦大学皇家委员会的主席）。在一份英国起草给德国政府的备忘录里描述道，他“既无权力和德国立下协议，也无法对其他同僚进行约束”。霍尔丹曾向法国驻德国大使朱尔·康邦保证，这趟德国之行是为了缓和政策，而不是为了立下友好协约。在巴黎，英国驻法国大使伯蒂努力想要破坏协议，他暗中警告普恩加莱，并唆使外交部向英国施压。此外，据说，在对话期间为霍尔丹提供资料和建议的那个人正是阿瑟·尼科尔森。他一直相信，任何对德国的让步都会增加与俄国成为敌人的风险，而俄国的支持对英国的安全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他从不掩饰他对霍尔丹冒险行为的反对。1912年2月，他与伯蒂说起此事：“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放弃一直占据的有利地位，放下身段，努力把自己陷于所谓‘相互理解’的泥沼中，这样会毫无疑问地损害我们与法国及俄国之间的关系。”伯蒂也认同霍尔丹之行是“非常愚蠢的一步棋”，它只不过是为了让“驱赶格雷的激进分子们”闭上嘴而已。带着这样的出发点，这项任务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让尼科尔森和伯蒂感到欣慰的是，格雷不接受“中立公约”，霍尔丹任务宣布失败。英国驻德国大使戈申从柏林写信给尼科尔森表示祝贺：“有这样的好结果，你功不可没。”

正如尼科尔森的笔记所描述的，缓和政策的发展（至少在英国）受到了集团式思维的局限，而这一思维方式仍被认为是国家安全不可缺少的根基。缓和政策或许可以成为集团式策略的一个补充方案，却永远无法代替它。1911年11月，在下议院的一次演讲中，爱德华·格雷爵士非常利落地描述道：“一个人不会以牺牲老朋友的代价来争取新的友谊。我们当然要接触新朋友，但绝不能以我们现有的友谊为代价。”

也正是因为英国并没有为霍尔丹任务投入太多，它的失败很快就过去了，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的英德缓和局势得以持续。只不过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双方未能就海军问题达成协议，而那些事情有着历史性的非凡意义。1912年秋，巴尔干危机爆发，德国外交大臣基德伦–韦希特尔向英国大使戈申提议，两国应该统一认识，防止双方变成敌对关系。在格雷这方面，他让霍尔维格知道他急切盼望着和英国有“紧密的政治合作”。英国和德国共同资助了1912年12月至1913年7月在伦敦召开的大使会晤。针对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引发的一些最棘手的问题，两国帮助起草了妥协方案，并极力主张对它们各自的盟友（俄国及奥匈帝国）做出限制。

当然，这里面也有更深层的动机。外交大臣基德伦在1912年突然去世，继任者戈特利布·冯·贾高（Gottlieb von Jagow）接手他的工作，继续在巴尔干半岛的合作，希望能让英国看清俄国在这一地区的激进政策，从而摆脱对三国协约的依赖。格雷则希望德国能继续对奥匈帝国施加控制，以免巴尔干地区的冲突对欧洲和平造成威胁。但无论是德国还是英国，都没有准备好在各自的联盟政策上进行实质性改变。英德之间的“巴尔干缓和政策”大体上还是有效果的，这是因为双方虽都十分专注于这一地区，但实际上它们在巴尔干半岛并没有什么性命攸关的利益。另一个原因是奥匈帝国和俄国都无意发动战争。这一缓和策略没有实质内容，也只在欧洲和平没有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才能起到一些作用。

因此我们可以说，缓和政策的发展潜力受到了联盟内部集团反弹的约束。这是对的，但这并不能完全说明联盟是国际体系内非常稳定及坚固的组织。许多主要决策者已经察觉到联盟内部有多么脆弱和不稳定，但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奥匈帝国时常担心德国会马上将自己与俄国区别对待，置哈布斯堡的盟友于不顾。不过这一担心并非子虚乌有，有证据显示德国在1910～1913年对奥匈帝国的限制鼓励了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行动，却并没有为奥匈帝国带来任何安全利益作为弥补。在波罗的港的会面中，普恩加莱察觉到一些不祥的迹象，预示着俄国和德国在巴尔干及海峡地区问题上会达成合作关系。1913年春，法国渐渐传出对英德两国相互示好的不满，乔治五世则被指想与德国发展良好关系。英国驻俄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则认为，若有蛛丝马迹能证明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的缓和趋势，前景将不容乐观：俄国会背弃协约国，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为伍，重演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三皇同盟的局面。

回到英国与俄国的关系，英国担心俄国这一强大的盟友会变成可怕的敌人。在战争爆发前三年，俄国和英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紧张局面又恢复如前。从中国到突厥斯坦及阿富汗，中国及中亚阵线上隐患重重，其中以波斯地区最为严重。1912年夏，俄军武装进入波斯北部，人们开始怀疑英俄条约是否能够继续维持。早在1911年11月，格雷就曾警告过俄国驻英国大使贝肯多夫伯爵，很快就会有人命令他公开否认俄国在波斯地区的行动，因这会对英俄条约的前景造成威胁。这件事不仅引起了外交部的注意，内阁、国会及新闻界都十分关注。1912年9月，当萨佐诺夫和格雷在巴尔莫勒尔堡会面探讨波斯地区问题时，就有公众游行示威抵制这位外交大臣。对于大英帝国发展前景的忧虑，加上长久以来自由运动及英国新闻界对俄国的恐惧，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融合。这些忧虑在1913～1914年早期一直存在，且越发严重。在1914年2～3月，格雷与布坎南大使多次通信，表示英国对于俄国出于战略目的计划在波斯地区建造铁路十分不满，因为这些铁路横跨波斯地区，直达印度边境。俄国已经开始排挤英国在波斯地区的贸易利益，甚至对于在协议中规定的英国控制的区域也是如此。中国边境的局势更加不容乐观：1912～1913年，英国收到线报，俄国正在煽动蒙古族人与中国西藏相互发动“非常规的军事活动”；俄国的来复枪穿过乌兰巴托被运抵拉萨这一举动也被侦查出；俄国布里亚特“僧侣”正在训练中国西藏的军队，同时俄国还在不断逼近中国其他地区及土耳其斯坦地区，在距离英军斯利那加驻地240公里处建造防御工事。这一切看起来就像俄国正在伺机而动，准备入侵印度。

英国察觉到的这些潜在威胁导致其外交政策出现裂痕。在格雷看来，俄国这些令人恼怒的举动加强了英德在巴尔干半岛的缓和政策的重要性。就在人们惊讶于英国和德国的外交官竟然轻而易举地开始合作时，萨佐诺夫在巴尔干地区充满投机意味地蜿蜒前行激怒了他的英国盟友们。格雷的举动得到了他的长期私人秘书威廉·蒂雷尔的支持，他与格雷的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位同僚。他倾向于“反德政策”，之后却变成了“坚定的英德共识的拥护者”。英国方面发现，自从发现自己在海军实力的竞争中不敌英国，德国就像是被“拔掉了刺”，不再是英国的主要威胁，所以英国对与德国的合作也更感兴趣。重新采用这样较为灵活的政策，一方面是不想让激进的反对党在恐俄这一议题上再出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制止“驱赶格雷”的倡议者，他们把外交大臣对柏林的敌意看作对英国独立和欧洲和平的威胁。

不过，亲近德国所得到的好处太少，远远无法弥补失去俄国的支持所导致的风险，这样的选择近乎空想。在真正的转折点到来之前——而这并没有发生在1913～1914年，亲俄抵德的论调仍然占据主流。在1913年，俄国的角色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尤其是当时的英国决策者像其法国同僚们一样，十分坚定地相信俄国的庞大力量。在他们看来，这时的俄国比1900年时更加危险。在日俄战争及1914年“七月危机”这几年以来，英国大使馆的军官及一些专家确信俄国的军事力量十分强大，尽管许多证据显示并非如此。这种确信在现在看来是十分荒谬的。1909年9月，由伊恩·汉密尔顿爵士将军（Sir Ian Hamilton）——他也曾是大使馆军官中的一员，在中国东北地区日军驻地见识过俄军的行动——呈交了一份十分有代表性的报告。在该报告中，他表示俄军在过渡时期进行了极大的改进。多亏了“突进”战术所带来的“非同一般的优势”，俄国军队现在已经可以被描述为“比德军更加骁勇善战”。由于汉密尔顿也曾参与过德军调遣，他的观点非常有分量。

在伦敦，一些重要的决策者认为，俄国对英国的威胁和德国相较之下仍显逊色。1912年12月初，当第一次阿尔巴尼亚危机正处于最严重的时候，一位英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承认：“我们的人民所害怕的是，德国向俄国提出，如果俄国放弃三国协约，德国将会协助其控制奥匈帝国。这才是最危急的状态，而不是各大势力之间的冲突。我们真的非常担心俄国会在三国联盟这边引发骚乱。”在尼科尔森的眼里，英国的安全问题和帝国的发展仍然要依靠“英俄条约”，他希望这份精心打造的条约能够带着法国盟友一起，组成一个完全成形的联盟。“相比于与德国为敌，失去法国和俄国这两个盟友更加不利。”他在1914年写道，“显然，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把最好的条件都留给俄国，如果我们与俄国的关系不再友好，甚至变得再不往来，那么我们将会在一些地区面临困境——一些我们无法保障自身安全的地区。”即使是些微与德国和解的举动，都是在拿英国为人称道的可靠性来冒险。一旦别人认为英国不再可靠，俄国就很有可能摒弃英国，与之为敌。尼科尔森的观点来源于战前时期在伦敦很流行的一种论调：经济水平的增长和军事力量的强大会让俄国变得越来越独立，而到那时，英国对俄国来说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以这一论调看来，无论是付出多大的代价，英国都需要保持与俄国的友好关系。虽然尼科尔森很惊讶萨佐诺夫在俄国资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对抗奥斯曼帝国时的表现，以及俄国在整体上对塞尔维亚政府的怂恿。不过考虑到俄国与英国一旦相互对立所造成的灾难，这些就都只是小事罢了。在某些方面，英国的外交人员觉得在处理巴尔干问题时的日子更好过，相比处于奥匈帝国与俄国共同管辖时期的巴尔干，那时的巴尔干局势更容易控制。这种共同管辖的关系会回过头来促使局面回到1907年年初，当时英俄两国正处于公开的全球性竞争关系。1913年的英国觉得自己在这样的局面下毫无胜算，获胜概率还不如在布尔战争时期的。1912年夏，尼科尔森甚至宣扬，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扩张是不可避免的，英国不应该反对俄国的举动。他告诉身处维也纳的英国驻奥匈帝国大使：“既然此时的俄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军队也整装待发，此时俄国的表态就是要再次强调并重新确立自己在巴尔干地区的领导地位。”

缓和政策以非常复杂的方式，在并不稳定的联盟内部起着作用。它能掩盖主要政治人物对危机的警觉，从而使局面更加危险。在伦敦召开的大使会晤（格雷认为会晤能成功举行，大部分的功劳属于自己）让格雷对自己处理危机及“拯救和平”的能力非常自信，而正是这一自信成为他的障碍，他在面对1914年7月的萨拉热窝事件时就没能及时回应。格雷从英德在巴尔干地区的缓和政策中认识到，不论发生什么事，德国都会继续抑制自己的奥匈帝国盟友。贾高和霍尔维格也同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那就是英国至少曾经认识到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政策的真面目，一旦俄国在该地区制造冲突，英国很可能会保持中立。此外，缓和政策对欧洲国际体系中的某一方起到的作用，也会同时僵化其与另外一方的关系。比如说，由于英德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合作，英国的态度变得不明朗，这就导致法国与俄国的关系受到影响。比利时首相在1913年4月致信法国：“法国政府想要加强与俄国的关系，因为它们意识到自己与英国的友谊变得越来越不牢靠，效果也越来越不尽如人意。”

这一切仿佛暗示着在战前时期，欧洲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而战争是打破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纵观局势，可能能够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即使是缓和政策，也对和平造成了威胁。但我们不该忘记，整个欧洲体系仍然充满活力，或者说它的发展前景仍然有无限的潜力。在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英国一些最高层的决策者逐渐明白，英国与俄国在波斯问题上的协议可能无法持续到原本计划的1915年续订时。1913年春，蒂雷尔认为英国应该要容忍俄国的冒进行为，直到巴尔干地区的危机平复，然后在1914年或1915年，再对俄国在波斯、蒙古及中国附近的行动采取强硬态度。1914年，随着尼科尔森逐渐被孤立，他与格雷之间出现了裂痕。尼科尔森对《英俄条约》的无条件的支持态度，使许多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对其产生了越来越深的怀疑。蒂雷尔和格雷，以及外交部的其他高级官员，非常反感俄国没有遵守1907年所签协议中的条款，而且开始觉得与德国进行一些往来能够修正俄国的这种态度。到了1914年春，连尼科尔森都察觉到了外交部的这种想法。1914年3月27日，他警告一位同事，不要以为当下的这种势力分布能够持续很久：“我相信，非常有可能的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欧洲政治布局出现的新变化和新组合。”

生死存亡之际

英国与俄国之间发生的这些事对德国来说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着眼于战争前的两年国际形势发展中存在的种种矛盾。一方面，在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局势缓和，尤其是德国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有迹象表明欧洲内部的各个阵营仿佛正失去它们的功能性和凝聚力。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缓和政策不仅仅是想要暂时缓解敌对关系，更是真的有可能成为欧洲国际系统的常态。由此看来，一场全面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另一方面，阿加迪尔和巴尔干地区的危机加快了各国军事准备的速度，同时，在巴黎的支持下，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主张变得更为激进。对三国协约瓦解的担忧，加上当时在欧洲占据主流的好战情绪，的确在短期内使三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

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德国的政策就显得既无条理又模糊不清。我们先要记住，德国和其他国家一样，为俄国经济的发展及活力所震惊。霍尔维格在1912年夏到访俄国之后，对法国驻德国大使朱尔·康邦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9个月之后，韦纳伊也对皮琼做出了类似的阐述）：

首相感到十分钦佩及惊喜，以至于这些感触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政策。这个国家气势雄伟，幅员辽阔，农业发展强劲，人口涨势迅猛。但他觉得仍然缺少的是对知识及智慧的追求。他把俄国和美国两地的年轻人互相比较，在他看来，俄国青年的未来一片光明，而美国青年之后不过就是普通人而已。

从德国军中最有影响力的几位指挥官的立场上来看，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似乎使德国迅速处于下风。赫尔穆特·冯·毛奇从1906年起接任总参谋长，接手施里芬计划。他认为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十分不乐观，更倾向于发动战争。简单来说，他的观点就是两个不言自明的假设：第一，从长远来看，欧洲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第二，发动战争的时机是德国无法控制的。无论是德国可预见的敌人，还是经济飞速增长、人力资源充沛的俄国，它们的军力日益壮大，直到它们强大到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选择开战的时机——他们很享受这种绝对的优越感。

值得关注的是，两种假设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第一种假设不过是毛奇偏执又悲观的心理映射，无法得到客观证实。与之相反，虽然也有些许偏执的意味，第二种假设已经可以通过比较分析欧洲各国相对军力来证实。两大阵营之间的不平衡持续加剧，德国在之后战争中获胜的可能性越来越不容乐观，这些都引发了毛奇的担忧。1910年之后，俄国着手进行第一轮武器及军力重整，他的担忧加深也是情有可原的。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和巴尔干战争把欧洲向战争又推进了一步，也掀起又一轮购买武器的热潮。1912年11月，俄国加紧充实军备以抗衡奥匈帝国，法国政府在一旁拍手称快，德国却显得束手束脚：它们没有召集后备役军人，没有保留征兵制，也没有尝试进行征兵动员。但从11月中旬开始，鉴于俄国大规模的招兵买马逐渐为人所知，德国的指挥官们越来越坐不住了。最引起他们警觉的是，俄国保留了高等级征兵制，大大增强了波兰战线的军队实力。来自不同消息源和地区的情报显示，俄国军方高层普遍认为和奥匈帝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最好的开战时机就是现在”。这些都使得德国方面的忧虑持续加深。

因为接踵而至的种种征兆以及加利西亚边境两侧的军队行动而慌了阵脚，又急于打破“德国对于保护奥匈帝国在地区内的安全早已失去兴趣”这样的流言，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于1912年12月2日在国会发表了一个10分钟的演说，这算得上是对劳合·乔治前一年在伦敦市长官邸发表的演说的修订版，形式更加简洁，态度更加谦虚。他一开始就指出，“为了使战争地域化，德国到目前为止已经运用了自己的影响力”，且这一目的“已经达成”。此论调赢得了场内一片喝彩。紧随其后的则是用词十分小心、严谨的警告声明：

如果（当然我并不希望这样）困难无法解决，所有陷入其中的国家就应该将它们之前声称的一切付诸实践。我们的盟友们也必须如此。如果一切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的盟友们在这一过程中被第三方攻击，国家受到威胁，那么我们作为一位忠实的盟友，应该坚决且鲜明地表态，和我们的伙伴站在一边（右翼及德国国家自由党欢呼不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为我们国家在欧洲的地位而战，也为保护我们的未来和国家安全而战（右翼人士欢呼）。我确信，只要遵循这样的方针，全体人民都会支持我们（全场欢呼）。

《泰晤士报》在第二天就刊发了演说全文，认为首相的言辞“没什么新意，或者说算不上轰动”。《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写道：“很显然，德国希望和平，同时也在努力保证（追求）和平。”格雷却不这么认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召见了德国驻英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伯爵（Count Lichnowsky），告诉他一旦德国与法俄联盟之间爆发战争，英国更有可能成为德国的敌人。伯爵将这一对话呈报给柏林，引发了一片恐慌，更确切地说是让德皇慌了神。他对来自英国的信号向来敏感，他表示他了解了格雷这一“精神上的宣战”。在深深的震惊中，威廉二世召集毛奇、蒂尔皮茨、海军部战时参谋长黑林根（Heeringen）及海军内阁长官穆勒上将（Mueller），于12月8日上午11点在皇宫里召开紧急会议。会议一开始，威廉二世就将自己的好战情绪倾泻而出：他提出奥匈帝国必须对付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军队当时正在阿尔巴尼亚），如果俄国攻打奥匈帝国，德国将对后者提供援助。威廉二世吼着说，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德国陆军就要直指法国，海军则要派出潜艇，用鱼雷对付英国的舰队。在之后的讨论结束前，他敦促海军加快U型潜艇的生产，要求“必须在传媒界有更多动作，以劝说公众接受这场打击俄国的战争”。他还认可了总参谋长毛奇的观点：“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越早开始对我们越有利。”

在历史学家眼里，这场“战争会议”的意义有不同的解读——这个名字不过是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的霍尔维格出于讽刺所起的绰号罢了。一方面，有人认为，1912年12月的这次会议不仅揭示了德皇在决策制定过程中持续的关键地位，也展示了一幅全面的战争蓝图：以战争为立足点，将海军和陆军、德国经济及公众观点全部包括在准备这场早有预谋的战争的过程中。也有人认为，这次会议是德国对国际危机的响应，否认德国军方及政界领导层将开始为这场蓄谋已久的欧洲大战倒计时这样的论调。谁是对的？毫无疑问，这次会议上提及的军事策略是充满好战情绪的，而且很明显，威廉二世暂时是想站在他手下那些最激进的指挥官这边的。另一方面，实际上这次会议并没有让这场保卫战进入倒计时阶段。我们拥有的唯一一份来自与会者的会议报告是穆勒上将的日记，他将会议的观察总结为“几乎毫无成果”。在会议结束之后，既没有全国性的宣传活动，也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投入为战争做准备。12月8日的那次会议的主角并不是威廉二世，而是霍尔维格。他随后就让德皇“认清了自己的位置”，并“废除了”德皇在这次会议上做出的各项决定。战争会议的惯性还持续了一阵子；终于，在1月初，笼罩在柏林上空的危机感渐渐消散，威廉二世也终于冷静下来。霍尔维格说服他放弃海军的扩充计划，他在会议上要求的潜艇增产最终也未实现。1913年4～5月，塞尔维亚—蒙特内哥罗占领阿尔巴尼亚城市斯库塔里，引发新一轮的巴尔干危机，此时的威廉二世仍然反对任何增加战争风险的行动。

和12月在新宫举行的这次会议相比，另一件事的意义更加深远。11月，军方决定要想方设法以前所未有的步伐增加德国在和平时期的军事力量。俄国在处理巴尔干危机问题上的态度为德国敲响了警钟。德国对于安全问题恶化的担忧则全部反映在1913年德国军费预算法案上。在12月的一份详细备忘录里，毛奇极力促成一项野心勃勃的军队扩充及改进计划。他据理力争，强调一旦战争爆发，德国很有可能将面对法国及俄国的两面夹击，那时奥匈帝国的帮助作用甚微，而意大利则完全帮不上忙。根据格雷在12月3日发出的警告，英国非常有可能加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能派出的步兵将比英国、法国及比利时三国联军少192个营。来自俄国的威胁也不可忽略，它的兵力正在逐年增强。1913年4月，在国会预算委员会召开的一次秘密听证会上，将军们表现出对德国前景的担忧。他们认为德国目前的处境很难以和平的手段来解决，且获胜的概率不大。到1916年，俄国的军力将会发展到不可战胜的地步。法国在战略铁路、军队流动性及部署上的优势已经显而易见：直至1913年，法国已经拥有16条双轨铁路，与支线环形道、车站、交叉道相连；而那时的德国仅拥有13条直通边境的铁路。

在争论了许多细节及讨价还价之后，新的预算法案在1913年7月通过。和平时期的军队规模已达到89万人，增加了13.6万人。但这仍然没有满足德国的安保需求。法国和俄国见此纷纷增加了自己的军队开支，抵消了德国增加的军力。在欧洲第一轮扩军潮中，俄国发展速度成为其他国家标榜的对象；而现在，这个位置让给了德国。1913年的德国军队法案对1913年8月法国通过三年制兵役法起了关键作用。这一切都促成了俄国名为“大计划”的军事扩张及装备更新项目。1913年3月，沙皇批准了数额惊人的预算，这些预算将用于炮兵及计划中的其他武器装备。俄国的这项野心勃勃的计划预计将在1917年前为冬季和平时期的军队增加80万人。与1910年的调遣方案不同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将驻扎在俄国属于欧洲版图的地区。结果就是，1914年，俄国和平时期拥有的军队规模达到约150万人，这一数字是德国的两倍，甚至比德国与奥匈帝国两国军队相加还多了30万。到1916～1917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200万。俄国在1914年的军队规模也要归功于由法国资助的俄国战略铁路计划。1905年起，德国就以施里芬计划作为对俄国军队扩张的回应。施里芬计划是为了应对德国被法俄两面夹击的状况，首先集中军力对抗法国，而在东边按兵不动；在解决西部战线的问题之后，再转向东边对付俄国。但如果法俄联盟的力量分配变化使得施里芬计划变为废纸，德国应该怎么办？

有消息指出，与它的两个敌人相比，德国能够更快地做出改进，而这一点也在1914年那段时间为德国军方带来了短期的战略优势。与此同时，俄国军方的经济基础似乎仍然薄弱：在1900～1913年，俄国的生产力与德国相比其实是下降的。但是柏林方面依然觉得形势十分严峻。1904年，法俄军队比德奥军队多260 982人；到1914年，这一差距的估值已经达到约100万人，且还在继续快速扩大。在1914年5月25日的一份报告中，位于圣彼得堡的德军随行官员指出最新的增长情况（从45.5万人增加至58.5万人），并且预估了接下来三四年间和平时期军队的增长，并总结道：“俄国的军队将会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增长。”毛奇把法俄之间的借贷关系看作“1870～1871年的战争以来，法国用来对付德国所做出的最敏感且最充满战略意味的一击”，并且预测它将带来“让德国转为劣势的决定性转折点”。直到1916～1917年，德国的战略家们确信，俄国的战斗力已经足以让施里芬计划失效。

出于对东线及西线暗涌的危机和时间紧迫的担忧，毛奇成为“保卫战”的极力拥护者。他认为只有这样，德国才能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解决即将来临的危机。在他眼里，过往所有的战前危机都是在尝试弥补德国在策略上越来越严重的失调，且这些尝试均以失败告终，而这种失调将很快置德国于不可挽回的劣势。保卫战这一想法很快就在军方指挥层内传播开来。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曾出现过许多情况使得指挥层中的高级人员迫切要求开战，“越快越好”，即使这样意味着德国将主动开战，还要背负侵略者的骂名。当然，并非只有德国是这样看待局势的。早在1914年早期，普恩加莱就对《晨报》（ Le Matin ）的编辑说，德国害怕俄国的发展壮大，“他们知道这个巨人每天都在成长，他们想要在它的力量强大之前攻击它、摧毁它”。1914年3月，英国陆军行动部总指挥亨利·威尔逊收到了一份新闻简报，上面列出了1913年以来俄国军队所做的各项改进。威尔逊做出了以下评论：

这是一份有分量的新闻。现在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德国对未来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这是“生死存亡之际”。

在德国军方的好战倾向背后，暗藏着一丝宿命论的意味。提起战争时，他们谈论得更多的是“战败和被消灭的双重威胁”，而不是胜利。这种想法的危险性显而易见，正是这种想法使得指挥官批准将最激进的主动性作战视为基本防卫。不过，军方坚持的保卫战这一论点又在多大程度上促成了德国的外交政策呢？就算在诸如普鲁士—德国这样的带有禁卫军性质的系统中，也必须依靠大多数高层指挥官的能力才能说服其民政机关的同僚，接受他们的战略计划。因此，并不是特别成功的。毛奇于1912年12月在新宫敦促道，“战争越早开展越好”，但是尽管德皇似乎很快就接受了这位总参谋长的意见，事情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很矛盾的是，在柏林并没有一个像圣彼得堡的大臣会议那样的共同决策机构，这就导致军方很难在政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团体支持他们的提案，并使用军事征税来打破财政上的限制。在巴黎，那些最有影响力的民政及军方官员紧密合作以筹措资金，来支撑由于采取进攻策略而不断上涨的军费开支。在德国，由于体制和法制上的重重障碍，民政和军方之间这样的紧密协调很难实现。德国没有克里沃舍因这样的人，而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与俄国的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相比，更加强势且更难对付。在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霍尔维格持续奉行与英国及俄国保持不引人注目且务实的合作政策。他在1911年12月发言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就是与英国妥协。”1913年3月，他写道：“我们必须控制法国，并且对俄国和英国采取谨慎的态度。当然，这种政策既没有让我们的爱国主义者高兴，也不受欢迎。”1914年之前，保卫战这一论点从来没有被德国摆上政策层面，而是一直被平民领袖们反对，就像康拉德在维也纳提出的那些吵吵嚷嚷的要求一样。无论是在1905年或1908～1909年，还是1911年（当情况变得比在1914年夏对德国更加有利），德国政府都没有考虑要挑起这一场保卫性战争。1911年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期间，正是英国把危机推到了动用军事力量的地步，而不是法国或德国。在1912～1913年冬季危机中，是法国而非德国的政策越来越向（虽然是断断续续地）保卫性战争这种论调靠拢。与巴黎和圣彼得堡之间的沟通相比，德国更多地被约束在给盟友维也纳的忠告中。

至于德皇，虽然好战的论调在他嘴边就要脱口而出，但他还是害怕了，并警告陷入无尽的挫败感的将军们，无论什么时候，若一场真正的冲突正在逼近，一定要保持戒备。威廉二世仍然对与英国的长期和解抱有希望。他在1913年表示，他仍然认为英德战争不可能爆发。他还对德国军力自信满满，足以阻止俄国以武力介入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纷争。在这种自满的情绪下，作风强硬的法金汉（Falkenhayn，之后他成为德军总参谋长）在1913年1月的一封信里察觉到，包括威廉二世在内的政治领导层，对长久和平的可能性抱有一种虚幻的信任，而这使得毛奇在与德皇要求更加激进的外交政策的“斗争”中“孤立无援”。德皇对保卫性战争这一想法的抗拒态度成为不断壮大的“反对军事派”的令人厌恶的一个特点。和以前一样，民事的优先地位仍然高过军方领导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在反对主动权的论调与德国或其他决策者的行为之间划清界限。相反，保卫性战争的逻辑对主要决策者在1914年夏的危机中的思考影响深远，而这一切不为人知。

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德国人

德国的决策者（撇开那些执着于在两条战线上武装德国以应对未来战争的人）也发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德国既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又能避开战争的风险。一群较有影响力的政府官员，包括殖民地事务大臣伯恩哈德·德恩伯格（Bernhard Dernburg）、驻英大使保罗·梅特涅以及他的同事，之后成为外交大臣的理查德·冯·库尔曼（Richard von Kuehlmann），继续推进对英国的缓和及妥协政策。这一路线在一本名为“没有战争的德国世界政策！”（ A German World Policy Without War! ）的政治宣传册中有了更加正式的表达。这本册子在1913年于柏林匿名出版，撰写者为理查德·普莱恩（Richard Plehn），他和库尔曼在伦敦曾经有密切的工作来往。在白厅（英国政府所在地）内也有潜在的支持这一政策的伙伴，尤其是反对格雷的自由党成员，比如殖民地事务大臣刘易斯·哈考特。

尽管霍尔丹任务以失败告终，探寻对英缓和政策的努力却并非颗粒无收。1912年夏，关于殖民问题的新一轮谈判展开。两国签署了关于非洲领土的协议，这些领土当时隶属葡萄牙帝国管辖，而葡萄牙帝国的经济前景并不被看好。由于柏林和伦敦两方对何时及如何公开这份协议意见相左，最终导致协议没有生效。但它仍然显示了两国在原则上还是愿意划清自己的利益范围，并共同合作防止第三方介入。

纵观世界，在全球帝国竞争的舞台上，以及欧洲这个因为联盟集团而变得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德国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但有一个地方尤其吸引那些奉行“没有战争的世界政策”的官员们：奥斯曼帝国。长久以来，德国都被束缚在这个帝国非常激烈的内部斗争环境中，但在19世纪80年代，柏林变得更活跃了。这一举动受到了正被英治埃及（1882年）疏远的奥斯曼帝国的鼓励，君士坦丁堡方面非常积极地讨好在柏林的伙伴。德国的银行、建筑公司及铁路公司开始进驻这些苏丹帝国开发程度较低的地区，建立租界，划分利益范围。1881年，安纳托利亚铁路动工。这一铁路连接君士坦丁堡和安卡拉与孔亚，由德国出资并建造，两条铁路都在1896年前完成。政府对这些投机事业的支持一开始虽然断断续续，但逐渐变得明确，且一直保持了下去。到了1911年，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德国大使已经可以将奥斯曼帝国描述为德国的“政治、军事及经济利益范围”。通过在奥斯曼帝国（尤其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德国人希望能够稳定面临其他帝国力量（尤其是俄国）威胁的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一旦破裂，就仿佛是向世界各个帝国敞开了瓜分领土的大门，它们一定会想确保自己能分到一杯羹。

安纳托利亚铁路被寄予了厚望。奥斯曼当局试图安抚并联合安纳托利亚“未开化的东部”——那里当时仍在遭受切尔克斯土匪的破坏，并让奥斯曼土地上最不开化的地方走向文明。他们以东方学者的视角审视安纳托利亚这片土地，把它看作急需开垦的殖民地。他们向已经通了铁路的地区引进新的粮食作物，比如甜菜和土豆，后来发现在这个地区早有这些植物的种植历史。他们还尝试引进一些经济作物，比如可以用于造纸的细茎针草。许多尝试都止步于试验阶段，要么是因为气候与土壤条件不适合作物生长，要么是因为当地人拒绝采用新的农耕技术。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乡下的一些人会把大量稻草带到火车站喂食牵拉火车的马匹。对他们来说，蒸汽机车的出现无疑是一次难忘的冲击。

在德国，开拓安纳托利亚的想法也同样煽动了殖民计划的火焰。一些泛日耳曼主义者认为（虽然不太可能），今后可以把安纳托利亚地区发展为德国大量人口的居住地；其他人更感兴趣的是开拓当地市场、贸易路线及原材料开发。就像19世纪30～50年代的水电大坝或60年代的太空旅行，铁路在20世纪初始占据了帝国幻想中的一个特殊位置。在英国及其开普殖民地，建造开普至开罗的铁路计划正在准备中；几乎在同时，法国也加入竞争，筹划建造一条横跨非洲的超级铁路，西起塞内加尔，东至吉布堤。伟大的全球电报网络历史已经开始：已经在基础设施和国家权力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尤其是在英国的某些地方，电报站同时也是皇家权威与律法的小型前哨站。

因此，1903年奥斯曼帝国政府将一个非常大的铁路建设项目交给一家隶属于德国银行的公司时，引发了一阵惊恐。这条铁路将把安纳托利亚铁路在安卡拉的终点进行延伸，经由阿达纳和阿勒波，穿越美索不达米亚到达巴格达，并最终到达波斯湾的巴士拉。这个项目在理论上可以在某天实现乘火车由柏林直达巴格达，却遭到了来自其他帝国力量的质疑及阻挠。由于英国海军当时正计划将以煤炭为动力的船只更新为以汽油为动力的型号，油田对于英国来说越来越重要。英国担心铁路建设项目将使德国优先获得奥斯曼伊拉克的油田。英国还担心，这些从英国称霸世界的海军带来的束缚中挣脱、由陆路来到东方的德国人，会威胁到英国在殖民贸易中的统治地位。虽然铁路的路线已经确定（这给工程师和投资者带来了不少麻烦）并会尽量远离俄国有意向的地区，圣彼得堡方面还是担心德国因此会威胁到俄国对高加索地区及波斯北部的控制。

回想起来，这些战略上的担忧很牵强，但它们在那时对决策者的影响却非常大。这些决策者倾向于认为，资金上的投入将必然导致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威廉二世在支持奥斯曼和支持伊斯兰之间飘忽不定时，就完全没有打消这种担忧。1898年，威廉二世第二次访问中东，他在大马士革市政厅即兴说出了一段祝酒词：“愿苏丹陛下，以及将他看作‘哈里发’的全世界3亿穆斯林，坚定地相信德国皇帝会是你们的朋友。”这段话很快为世界各报纸引用。这样的表述源于阿拉伯人民的欢呼所带来的兴奋与激动，却因德国与泛伊斯兰及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为伍，而唤醒了对德国的恐惧，而且这种恐惧在英国和俄国势头渐长。

实际上，德国的经济投入符合国际惯例。德国在电子设备、农业、矿业及城市交通上的投入非常多，与奥斯曼帝国的贸易往来也正在增长。但在1913年，德国依然在从奥斯曼帝国进口方面落后于英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在出口奥斯曼方面落后于英国和奥匈帝国。法国在这上面的投资比德国多了约50%。所以和欧洲大陆与英国的竞争相比，德国也说不上在这方面特别上心。为了确定能够战略性地控制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石油开采权，一场竞争悄然而起。比如，英国的银行和投资者在伦敦方面的支持下，通过强硬杀价，加上毫不留情的金融外交，轻而易举地就将德国推向了不利局面。即使是在铁路建设领域，德国将多于一半的投资花在这上面（3.4亿金法郎），法国也不甘示弱，投资金额达到了与德国差不多的水平（约3.2亿金法郎）。奥斯曼帝国公债由一家国际代理机构作为帝国债权人的代表进行管理，公债中的62.9%为法国所持有，德国和英国差不多平等瓜分剩下的份额。君士坦丁堡实力最强的金融机构，奥斯曼帝国银行除了负责控制有利可图的烟草垄断及为数众多的企业，还拥有在奥斯曼帝国独家发行货币的权利。这样大的机构并非德资银行，而是一家法英合资企业。同时，它也是法国政策中的一颗棋子，它的信用及财政管理全部由巴黎掌控。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谈判之后，一系列的国际合作的确对缓和巴格达铁路沿线的紧张局势有所帮助。1914年2月15日，法国与德国签订协议，划定了两国主要投资者的利益范围（法国的资本投入对于这个项目的资金筹备来说非常关键）。6月15日，通过让步妥协，德国终于能够不再理会英国的反对声。这些让步中包括了认可英国对至关重要的未来铁路中的巴士拉—波斯湾区段的控制权，这一举动也牺牲了这个项目应给德国带来的地缘战略价值。协议、让步再加上其他一系列的合作，各国已将政治问题摆在一边，而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确保经济活动能够有实际效益方面。这也使人们有理由相信奥斯曼帝国或许真的可以提供一个舞台，让“没有战争的世界政策”得以施展，从而及时建立与英国合作的某种基础。

比中立巴格达铁路权所产生的矛盾更加严峻的是，1913年12月德国军事代表团抵达君士坦丁堡时引发的一场危机。在巴尔干地区发生灾难性的军事活动之后，奥斯曼帝国政府迫切渴望外国的协助，通过彻底的改革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尽管奥斯曼军方指挥官曾经短暂考虑过邀请法国军事代表团前来，但显然德国更像是伙伴。从19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德国军方顾问就已经是君士坦丁堡的常客，当时戈尔茨·帕夏（Goltz Pasha）将军已经在训练奥斯曼帝国基层军官。但是与以前的尝试不同，这次的行动目的是扩大规模。代表团首领被任命为指挥官（拒绝停止这种放权行为被看作导致之前尝试失败的原因），而且将负责整个奥斯曼军队的训练活动，总参谋部也包括在内。指挥官同时拥有无限的军队视察权力，他也会有一队由40位现役德国军官组成的小组跟随。最重要的是，作为奥斯曼第一军团的指挥将军，他同样也肩负着保卫海峡地区及君士坦丁堡的重任。被选中作为领头人物执行这次任务的是，驻扎在卡塞尔的第22师指挥官中将利曼·冯·桑德斯（Liman von Sanders）。

无论是德皇还是首相霍尔维格，都不认为这次的任务相较之前的实例有任何基本偏差。也由于这项任务的细节由奥斯曼帝国和德国军方指挥官内部起草，没有人把它和与俄国之间的正式外交谈判联系起来。反而是德皇于1913年5月参加普鲁士的维多利亚·路易丝公主与汉诺威的欧内斯特·奥古斯特王子的婚礼时，以非正式的口吻，向俄皇尼古拉斯二世和英王乔治五世提出了问题。他们之中没有人对这项计划好的行动表示反对。霍尔维格在1913年11月与萨佐诺夫短暂会晤时也没有提及此事，他还以为沙皇已一五一十地告诉萨佐诺夫了。当利曼任命的细节渐渐泄露出来时，俄国报业掀起了一片反对的声浪。公众的愤怒离不开俄国外交部门的煽动，但真正原因是民众担心这项行动不仅将使德国在君士坦丁堡的影响力扩大（因此形成战略瓶颈），同时将给奥斯曼帝国带来新生机，而当时在俄国对中短期发展的战略思考中，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与分裂已经成为既定元素。在一封寄给沙皇的信中，俄国军方驻柏林全权大使将利曼描述为一个“充满活力、喜欢自我吹捧”的人。德皇在一次与代表团成员秘密会晤时，催促他们为他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能够“听从我的命令”并成为“对俄国激进谋略中的一个砝码”。这些话经由俄军驻柏林随行官员巴扎洛夫传回圣彼得堡。由此，萨佐诺夫认为这次德军的行动“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意义”。此时在圣彼得堡则是一片恐慌，“我从未见过他们这么激动”，爱德华·格雷向德国驻伦敦大使吐露了心声。

为什么俄国人对利曼的任务反应如此强烈？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在1912～1913年的危机时期，俄国的战略思考仍是以海峡地区为中心。当时萨佐诺夫的政策倾向于着重应付巴尔干半岛问题而不是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而海峡地区对俄国经济生产的重要性从未如此显而易见。在1903～1912年，俄国37%的出口需途经达达尼尔海峡；对于小麦和黑麦的出口来说，这一比例则达到了75%～80%，而这一出口对俄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转型以及现金匮乏的经济体制至关重要。两次巴尔干战争已经显露出这些关联的紧迫。自冲突开始，萨佐诺夫多次向好战的各国以及结盟的势力表示，关闭海峡地区中立性的商务运输将会使俄国的出口商遭受“巨大的损失”，必须避免这种导致损失的情况发生。如果这一切发生，战争将导致达达尼尔海峡经历两次暂时关闭，严重损害俄国的贸易活动。

造成损害是一方面，在这样一个有着关键性地缘政治利益的地区永远失势是另一方面的担忧，且后者更为严重。1911年夏，苏霍姆利诺夫十分担心德国在博斯普鲁斯地区建立据点，“在奥斯曼帝国的背后，”他警告道，“正是德国。”1912年11月，保加利亚似乎即将拿下君士坦丁堡。在那时，萨佐诺夫命令伊兹沃尔斯基前去警告普恩加莱，一旦君士坦丁堡沦陷，俄国将不得不立即将整个黑海舰队部署在该地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萨佐诺夫与总参谋部及海军讨论俄军的登陆计划，以保护君士坦丁堡并彰显俄国的利益。英国提议将奥斯曼帝国的资产国际化，但遭到了萨佐诺夫的反对，因为这样做有可能弱化俄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为了以军事行动占领君士坦丁堡及整个海峡地区，新的计划应运而生。在一份于11月12日为科科夫佐夫和后勤主任准备的文件里，萨佐诺夫阐述了俄方占领君士坦丁堡所带来的优势：这将确保又一世界贸易中心的形成，这是“打开地中海大门的钥匙”，这是“在为俄国实力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打下基础”。他表示，俄国将建立“一种国际身份，或者说是一顶本就属于俄国的皇冠，以彰显在两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它的努力和付出”。在暗暗透露这一观点的重要性时，萨佐诺夫总结出，如此巨大的成就将在“毋庸置疑的超越民族的重要性”的前提下“联合政府及社会”，并由此“重塑我们国家的生活”。

在最近海峡地区的混乱局势中，俄国在贸易上遭遇了上百万卢布的损失。1912年11月23日，萨佐诺夫向尼古拉斯二世指出：“想象一下，如果海峡地区不是落入奥斯曼帝国手中，而是在另外一个有能力反对俄国要求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忧虑导致1913年夏天至秋天，俄国黑海海军指挥官都集中精力，使即将到来的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占领成为可能。海军总参谋部的A·V·聂梅兹（A.V.Nemitz）上校声称俄国“必须准备好在近期实现（占领海峡地区）的目的”。对奥斯曼帝国海军舰队不断壮大的担忧也反过来使得这些提议更为迫切。土耳其人已经订下了一艘无畏战舰，当时仍在英国建造。1912～1914年又加订了两艘，不过这些战舰都没有在战争爆发前交货。无论如何，奥斯曼帝国当地高级官员对俄国海军军力的看法，让圣彼得堡的海军至上主义者们有这样一种预感，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帝国计划被倒置了。

俄国人(尤其是萨佐诺夫，他与所有相关的策略讨论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于是变得对利曼·代表团到达君士坦丁堡时的海峡地区控制问题极其敏感。令外交大臣特别不快的是德国指挥官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一开始，德国人并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错，因为此前没能任命真正的权威人士担任军队顾问（德国和奥斯曼帝国），这被当作没有进行真正改革的核心原因。经验告诉我们，若没有足够的能力支持改革完成，只有下命令的权力是远远不够的。萨佐诺夫并没有被打动，还尝试通过争取另外两个协约国的支持来向柏林施压。他向伦敦和巴黎发出了一份联合备忘录，以最强硬的言辞反对这项活动，并在结尾给出暗示性威胁：“如果德国这么想要在君士坦丁堡占据首位，那么其他国家就会发现它们不得不遵从这样的做法，尽管它们在意的是自己在奥斯曼帝国的利益。”

这种倡议并未成功，主要是因为俄国把利曼的任务当作对自身性命攸关的利益的威胁，而持这种看法的只有它自己。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随军官员都没有收到关于利曼到来的特别通知。他们认为，德国在之前几次任务的失败后加强控制以获得某些长远价值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格雷也对此进行了辩护，他认为爱尔兰危机及“国家内部的困境”已经比对这件事的介入来得迫切得多。同样，相比法国资本越来越壮大的统治地位，英国人也不那么关心德国在奥斯曼帝国得势这件事了。1913年3月，路易斯·马利特爵士（Sir Louis Mallet）告诉爱德华·格雷：“在法国金融家的逼迫下，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是不会存在的。”3月18日，在英国下议院的一次有力的演说中，奥斯曼及中东地区问题专家、保守党下议院议员马克·塞克斯爵士（Sir Mark Sykes）警告称，法国金融在奥斯曼叙利亚的绝对统治将最终“为合并而铺路”。

事实上，英国海军已经派代表团驻扎在博斯普鲁斯。1912年，海军上将阿瑟·林帕斯（Arthur Limpus）到达该地区之后曾将领地扩大——他的雇佣合同上写着他的职位是“舰队指挥官”。除了监督奥斯曼军队训练和补给品的改进，林帕斯还协调鱼雷舰艇及地雷在土耳其海峡地区的分布部署，这是防止外国战船进入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林帕斯能从一个较为广阔的政治层面理解自己的任务：他与奥斯曼海军部门的联络并不只包括技术现代化、采购及训练，还有更多战略重要性的议题，比如“让俄国军队穿越黑海时更危险”而需要的海军军力水平。换句话说，他之所以出现在君士坦丁堡，想要达到的目的和利曼的很相似。林帕斯以自己的睿智与泰然来看待英国和德国对奥斯曼海军及陆军的共同管制。他在1912年6月对奥斯曼海军说道：“英国在海军方面的经验以及海岸建设方面无人能及。”

德国拥有最强大的陆军力量，这支军队也被认为是最有效率的。我很确定，让德军顾问参与陆军的方方面面是最明智的。我也相信，在海军事务上采纳英国顾问的建议同样是最明智的选择。

由此，萨佐诺夫发现，想要把协约的伙伴国也拉进俄国对于德国代表团抵达奥斯曼这件事的愤怒情绪中是很困难的。格雷拒绝了萨佐诺夫发来的带有威胁语气的联合备忘录，并建议在德军代表团范围内对君士坦丁堡开展无伤害性的调查。尽管在圣彼得堡，德尔卡塞很积极地表示赞同，但法国外交部已经变得甚至比英国外交部更不上心。因为在萨佐诺夫充满威胁的联合备忘录中，法国看到了一幅完整的“亚洲奥斯曼帝国的瓦解”的画面，而这将有可能给法国金融利益带来灾难性的损害，所以法国更倾向于支持格雷较为缓和的提议。也就是说，已经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吸引了太多不同类型的帝国的野心和狂想，使得三国协约无法联合起来对抗同一个可能的威胁。

无论如何，利曼的这一篇文章使得俄国主要决策者之间的情绪有了一次危险的升级。英国和法国对于俄国的抗议反应如此不温不火，使得萨佐诺夫大为恼火。在1913年12月12日发给俄国驻英国大使的一份电报中，他咬牙切齿地阐述了自己越来越不信任英国支持的效力，还说“身为三国协约中的两个国家却缺乏团结，这让我们非常担忧”。在12月23日呈交给沙皇的一份报告里，他的态度则是公开地表明了自己的好战性格。他促请立即准备好“联合军事措施”，并与法国和英国协调。三国协约应该“在小亚细亚地区掠夺并占有些什么，并声明在达成自己的目标前不会离开该地区”。当然，如此戏剧化的主动行动是冒着触发“欧洲大混乱”的风险进行的。但一方面，摆出这种“坚定的决心”很有可能达到他们想要的效果——迫使德国改变心意；另一方面，屈服“可能会招来致命的后果”。为了讨论由利曼事件引发的一连串问题，召开一场峰会很有必要。

1913年1月13日召开的峰会，由首相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主持。萨佐诺夫、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总参谋长日林斯基及海军大臣格里戈洛维奇（Grigorovich）悉数出席。会议的开始就是讨论向君士坦丁堡施压，迫使其放弃对德国军队代表团的需求所应采取的“强制措施”。有一种意见是可以用经济制裁来向奥斯曼政府施压，不过被摒弃了，因为这同样会在很大程度上伤害法国在奥斯曼的金融利益，也会使协约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另一条路则是动用协约国的军事力量，以武装占领奥斯曼的要塞。萨佐诺夫指出，最关键的前提是法国的支持。和往常一样，科科夫佐夫反对任何战争的论调，认为战争所冒的风险太大了。在整个会议过程中，他努力想要使会议进程的基调变得温和且理性。他认为，建立明确的限制很重要，要列明哪些是俄国能够容忍的举动，哪些不可以，而不是表现得因为一时的报复心态而满腔怒火。在科科夫佐夫的观察中，德国是在寻找一种逃离“由俄国的要求所造成的局面”的方法，并已准备好做出妥协。所以，避免发出“带有最后通牒意味的明确声明”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那会迫使德国巩固自己地位。但当时，这位首相遭受了苏霍姆利诺夫、萨佐诺夫、格里戈洛维奇和日林斯基的轮番挑战，他们争论说德国武力干涉的可能性已达到最小，但万一情况坏到极点，即使没有人愿意看到这一局面，战争是可以接受的。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和总参谋长日林斯基都断然宣称：“俄国已经完全准备好与德国进行一对一的战争，更不要说和奥匈帝国对战了。”

这些激烈的场面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因为德国很快就做出了让步，危机得以解除。鉴于俄国的强烈反应以及伦敦和巴黎的催促调停，柏林政府同意将利曼调任至苏丹陆军：他仍然是督察长，但是“奥斯曼帝国陆军元帅”这一晋级实则让他丧失了第一军团的指挥权，却不有损于他的面子。

利曼事件并没有升级成为欧陆战争，但现在回顾来看，它确实揭露了其中的一些端倪。首先，它揭示了一些俄国决策者已经变得多么好战。尤其是萨佐诺夫，由早期从事文职时的优柔寡断转到了一种更加坚定且更加反德的思维方式。他开始撰写描述德国和俄国之间关系的文章，完全不考虑柏林的立场：俄国永远是温顺的、热爱和平的邻国，而德国则是虚伪的掠夺者，不放过任何一个欺凌、羞辱俄国的机会，现在是时候坚定地站起来了！这种文章在政策广度上带来的缩紧不容低估。巴黎反复的保证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月13日的会议上，萨佐诺夫表示，虽然并不清楚英国对俄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会有何反应，可以确定的是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将会提供“积极的援助，甚至是最终极的力量”。萨佐诺夫说，法国大使德尔卡塞已于近期向他保证，“法国将与俄国同进退”。至于英国，虽然一开始伦敦方面仍有犹豫，但“毋庸置疑”的是一旦冲突的结果对法国和俄国不利，英国将会介入。

沙皇也同样开始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在1914年4月初和大使布坎南的一次对话中，他说：“人们普遍以为没什么能把德国和俄国分开，可不是那么回事：达达尼尔海峡那里有点儿问题。”沙皇害怕德国在达达尼尔海峡努力把俄国限制在黑海范围内。若德国尝试这么做，那么协约国就要更紧密地联合起来，让柏林更清楚“三国协约将共同对抗德国的侵略”。在德国，俄国对利曼代表团的激烈反应，再加上德国根据俄国的要求而投降所带来的痛苦，让德国人觉得柏林和圣彼得堡已被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分开。“俄国和普鲁士之间的关系将永远成为历史！”威廉二世哀叹道，“我们已经变成敌人了！”

对作风稳健的科科夫佐夫来说，利曼事件终于显露了他地位的卑微。当危机爆发时，他一直在法国就新铁路贷款的事进行谈判。萨佐诺夫指派他前往柏林与德国谈判。科科夫佐夫写的关于那些会谈的报告显示出他已经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在某种意义上，他已经坐在冷板凳上了。他向萨佐诺夫抱怨——他不怎么掩饰这种抱怨，让他在德国的对话人明白俄国体系的“特色”，即身为首相却在“权力与特权”上受限颇多，是非常困难的。科科夫佐夫在1月13日出任首相一职是他最后一次担任这样的职务。1914年1月底，作为首相及财政大臣的他被沙皇免职了。

科科夫佐夫的免职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是政策，或者更广泛地说，是他所代表的谨慎且保守的俄国政治倾向的失败。新的首相是戈列梅金（Goremykin），他被普遍认为不过是一个傀儡领袖，如萨佐诺夫日后回忆所描述的，他“很久以前就失去了对任何事物关心的能力，只在意个人的宁静和舒适。同样失去的还有考虑他周围正在发生什么事的能力”。新大臣会议的真正权力源泉其实是社会关系广泛的克里沃舍因，他自1913年起就一直在协调反抗科科夫佐夫的活动。在财政部门，科科夫佐夫的继任者巴克能力很强，但是个平凡的角色，同时还是克里沃舍因的手下。克里沃舍因是强硬派的积极支持者，而强硬路线正是苏霍姆利诺夫和萨佐诺夫一直追求的。没有了科科夫佐夫在旁不停倡议谨慎，大臣会议的天平偏向了好战那一边。

最终，利曼事件显现出俄国对海峡地区变得多么热衷。同时，麻烦的问题不断涌现，三国协约的伙伴国对俄国努力争取在海峡地区畅通无阻表示支持，但这种支持能保持多久？萨佐诺夫在这一点上的怀疑反映在并不怎么重要的1月13日的会议总结里。总结在一方面同意俄国应该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施展一系列强制的手段对付君士坦丁堡；另一方面，如果协约国继续抱持支持的态度，俄国要限制自己的强制手段，不可以涉及军事。俄国在协约国支持上的怀疑是对的。即使危机过去，英国仍然担心俄国会“在不远的将来再次提出（关于土耳其海峡）的问题”。

换句话说，很难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项直接并公开地瞄准海峡地区安全控制问题的政策得到俄国的保证，提供必要的国际支持。1911年11月，当恰雷科夫在探寻与奥斯曼政府达成双边协议的可能性时，正面临这样的问题。那时，萨佐诺夫选择不承认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因为他相信直接争取海峡地区的时机仍未成熟。他转而投向哈特维希，因为他那好战的泛斯拉夫政策主要针对的就是巴尔干半岛，并特别关注塞尔维亚。萨佐诺夫的选择说明，重新将目光投向巴尔干战线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在海峡政策上遭受的失败或挫折。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默认的或不得已的选择。但是在巴尔干半岛的前进政策并不要求放弃俄国在海峡地区的终极利益。相反，这只不过是用一种更长久、更曲折的方式来达到同样的目的。俄国的战略思考在1912～1914年逐渐倾向于把巴尔干看作海峡地区的腹地，同时也是确保自己对奥斯曼控制住“咽喉”地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关键。在这种决心的背后是一种信任：相信俄国在海峡地区的宣言只有在欧洲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这种信任在战前最后几年内渐渐变为萨佐诺夫的中心思想。而在这场战争中，俄国将为自己的终极目标而战斗即确保自己在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的控制。

这些都在1914年2月8日的国家特别会议议定书里呈现了出来。会议由萨佐诺夫召集并主持。在科科夫佐夫下台之后，会议的基调及大致氛围很明显并未延续他的风格。会议重新确定了俄国控制海峡地区的重要性。但连萨佐诺夫都承认，现在仍然很难描绘拿下海峡地区却不触发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的画面。由此展开了关于俄国应该如何考虑这两项不同任务的优先性的讨论：攻占达达尼尔海峡，动用所有可用的力量赢得欧洲战争。作为对萨佐诺夫观点的回应，总参谋长日林斯基表示一旦欧洲战争爆发，俄国将没有多余的力量攻占海峡地区，因为军力要集中在俄国西端战线。但是（这也是概念上非常重要的一步）如果俄国在西线战争中占据优势，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许多其他地区的问题就算是其他更严重冲突的一部分，也能得以解决。这一点也得到了总军需官达尼洛夫（Danilov）的赞同。他反对军方任何专门为保障海峡地区而采取的行动：

西线战争需要的是整个国家军事力量的投入，我们不可能分配任何一个军团去执行其他任务。我们必须集中精力保证在整场战争中最重要的战场的成功。在这个战场的胜利需要我们在其他次要问题上做出对自己非常有利的决定。

这并不是会议上被采纳的唯一一种看法。身为俄国海军行动部门领导的聂梅兹上校曾经警告说，萨佐诺夫、日林斯基和达尼洛夫所描绘的愿景只有一种情况下才有意义，那就是：威胁君士坦丁堡安全的敌人，和俄国在西部战线的敌人是同一个国家（比如德国和/或奥匈帝国）。在那种情况下，再加上如果那时海峡地区能够及时被俄国掌控，俄国才能够真正地只关注主要冲突。但在争夺海峡地区的努力中，聂梅兹描述道，俄国也曾遇到过德国和奥匈帝国以外的敌人。这说起来仿佛也合理，即当俄国在德国和奥匈帝国前线浴血奋战时，有可能有“外国舰队和军队”来占领海峡地区，在这里他暗中影射了英国。聂梅兹说出了他的道理：从这几年的经验看来，任何单方面改变海峡地区政治体制的尝试，都有可能遭受来自朋友和敌人的抵抗。

这些反映都反过来解释了为什么利曼事件成为俄国对英国政策的关键节点。萨佐诺夫立即开始施压，采取能使三国协约变成完全成熟联盟的措施，他同时也是与伦敦进行的海军对话的主要参与者，这一对话开始于1914年6月7日。在他的传记里，萨佐诺夫回忆起德国派遣至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军事代表团，它“迫使”俄国在“意识到柏林引发的共同危险”的基础上寻求与英国之间“实质上的一致”——这也同样符合我们回顾走向1914年战争爆发这段历史时所看到的。但正当萨佐诺夫梦想着以“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联盟”正面对抗德国并抑制它的势头时，很明显（虽然这并不是外交大臣能够马上实现的），一份与英国的海军协议履行了约束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的诺言，并使其退出了海峡地区那些不受欢迎的行动。俄国于1914年5月正式递交给伦敦的抗议强化了这一论断，这一抗议针对的是英国官员在奥斯曼帝国海军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俄国眼里（对英国人来说亦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潜在的敌人不止一个。在联盟的架构下隐藏的是老牌帝国之间的竞争。

启动巴尔干计划

在一封于1913年5月寄给哈特维希的信中，萨佐诺夫概述了近期巴尔干半岛的事件以及它们对于英国的意义。他写道，“塞尔维亚”仅仅完成了“它历史路径的第一阶段”：

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它还必须经历一段痛苦的斗争，其存在性甚至会受到质疑。塞尔维亚的期许之地在今天奥匈帝国的领土，而不在它现在努力争取却被保加利亚人阻碍的方向。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迎接将来不可避免的抗争而坚定、耐心地努力，对于塞尔维亚是至关重要的。时间正在对塞尔维亚产生积极的影响，它的敌人已显露出明显的解体征兆。

这封信的有趣之处不仅仅在于萨佐诺夫如此坦率地将塞尔维亚人的敌意从保加利亚转移到奥匈帝国身上，而且在于他声称历史已经决定了哈布斯堡政权已经时日无多，他自己仅仅是默认了历史的裁决。我们经常在协约国政治家的虚华辞藻中见到类似的奥匈帝国必将衰落的论调，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是多么有所助益。它们使塞尔维亚的武装斗争得以合法化，像现代化的先驱一样注定要扫除过时的双君主制度。同时，它们掩盖了过多的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奥匈帝国确实是欧洲文化、管理和工业现代化的中心之一，然而巴尔干半岛的国家，尤其是塞尔维亚，却仍然深陷经济倒退和生产力下滑的旋涡之中。不过，这些精妙的论调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它们让决策者得以掩藏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所要承担的责任。如果未来已经被描绘出来，那么政治就不再意味着在指向不同将来的选项中做选择，其任务变为去迎合与个人无关的磅礴历史潮流。

到1914年春为止，法俄同盟已经在奥匈帝国及塞尔维亚的边境构筑起了一个地缘政治的诱因。他们把三大强国的防御策略与欧洲最暴力、最不稳定地区的不确定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对法国来说，投身于塞尔维亚突出阵线是其对法俄同盟忠诚的合理结果，而这本身也出于法国决策者眼中不可动摇的政策限制。这些政策上的限制之一来自人口。即便三年制兵役法给军队带来巨大扩张，法国的指挥官们仍然认为其兵力不足以独力对抗德国方面的威胁。所以要战胜德国需要两个条件：英国远征军参加协约国在西线的战斗；快速穿越比利时，使得法国部队可以包围被重兵把守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不幸的是这两个选择是互相排斥的，因为突破比利时中立地区就意味着丧失来自英国人的支持。然而英国人模棱两可的政策使人心生怀疑，即使放弃入侵比利时带来的战略优势，也无法保证英国会在战争的第一个也是决定性的阶段就介入。

因此，法国不得不在东方寻求帮助，以补偿其在西方不足的安全感。比利时大臣在1913年说过，与英国人的友谊看起来越不“可靠和有效”，就会有越多法国战略家认为需要“加深”与俄国的联盟关系。法国政府从1911年开始着重发展俄国的进攻实力；在1912～1913年致力于确保俄国的兵力部署计划针对德国，而非它们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仅仅是名义上的敌人奥匈帝国。强有力的经济动力渐渐加固了双方密切的军事联系。实施这一策略意味着付出一定的战略代价，因为将重注如此压在依靠俄国上以占据对德国的主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法国的自主权。法国决策者愿意专门在巴尔干半岛事务方面扩展与俄国之间的同盟关系，这种将主动权交到俄国人手中的让步表明了法国人心甘情愿接受接踵而来的限制。究其原因，在于法国人最担心的并不是俄国会贸然采取行动，而是俄国人会完全不采取措施，因其占有过大优势而不再关注同盟的安全价值，或是将其精力集中在进攻奥匈帝国而非“主要对手”德国身上。

准确地说，启动巴尔干计划的吸引力在于，它似乎是在联合行动中获取俄方支持的最有希望的途径，这不仅仅是因为俄国历来就对巴尔干半岛地区显示出强烈的兴趣，也因为可以依赖塞尔维亚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冲突激起俄国的民族情感，如此一来俄国的领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采取行动。因此，法国给俄国的巨额借款（当时算得上金融史上最大规模的贷款之一）加上能让俄军主力进攻德国的战略铁路建设项目，可以迫使德国（如法国期待的那样）分散兵力，减轻对西线的进攻压力，给法国留下获胜所需的喘息时间。

俄国对塞尔维亚阵线的投入源于不同的考量。长久以来，俄国一直谋求和有能力抵御奥匈帝国的一众巴尔干半岛国家达成某种合作关系。俄国在意大利对利比亚战争期间重新启用了这一策略，出面促成了将俄国定义为半岛上仲裁者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因瓜分领土问题产生的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时，俄国意识到原先的同盟策略已被淘汰，在一番推诿之后，它选择了塞尔维亚作为主要委托人。保加利亚的利益受到损害，很快被纳入同盟国的势力范围。正如1912年12月至1913年1月的事件所展现的，与塞尔维亚越走越近的俄国的立场已转变为与奥匈帝国直接对峙。

然而，俄国并没有很快接受法国总参谋部反复提出的战略设想。在苏霍姆利诺夫的重新部署计划中，俄国兵力不再集中于与德国接壤的边境，这使得法国人大为光火。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法国人将能把庞大军队送入敌人腹地的铁路干线数量翻了两番，并借此成功迫使俄国接受在可能的最短时间内将最大打击力量输送到西部边境的策略。

如果说俄国和法国的战略思想最终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了一致，是出于如下几个原因。法国人对俄国承诺的巨额借款极大地促进了双方的合作。由于俄国对奥匈帝国的进攻不可能不涉及德国，那就显而易见，只有当俄国能够战胜德国时，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地位才有可能被颠覆。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利曼·冯·桑德斯被派往君士坦丁堡不仅引起俄国的战备升级和对德国真实目的的怀疑，也澄清了巴尔干战略与俄国对土耳其海峡的更基本的需求之间的联系。在2月8日的特别会议上，萨佐诺夫、苏霍姆利诺夫和日林斯基认识到，确保能够通行或控制土耳其海峡的目标，尽管被一致认为对俄国的经济和战略未来有深远意义，但也必须为在欧洲斗争中战胜同盟国的任务让路。这不仅仅，或者说并不是主要由于害怕德国在土耳其海峡取得控制权，而是由于协约国同盟当时还未准备好支持俄国人去争取这一关键战略资产。确实，三个协约国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的观点如此迥异，使得俄国外交大臣认为只有以爆发全面战争为背景，俄国的行动才能得到其西方盟友的支持。

我们需要明确区别一点：法俄战略家们从未计划发动一场针对同盟国的侵略性战争。这里我们讨论的只是设想中的情况，而非计划。尽管如此，决策者们几乎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行为对德国会有所影响，这一事实仍十分引人注目。法国决策者了解到军事威胁的天平已经不再倾向德国。1914年6月一份法国总参谋部的报告满意地指出“军事形势已转变为对德国不利”，几乎一样的结论也出现在英国的军事评估报告中。但由于主要决策者将其行动视为防御性行为，将侵略的意图完全归咎于敌人，他们不曾认真考虑过他们制定的措施可能让柏林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少。一个国家为了加强自身防卫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并迫使其他国家做最坏打算”的情形，被国际关系学家称为“安全困境”，而这正是“安全困境”的一个显著例子。

那么英国人意识到了巴尔干化的协约国安全策略所带来的风险吗？英国决策者足够清楚地认识到，欧洲的地理政治趋势已经形成一个机制。如果以正确的方式触发这一机制，它将使巴尔干半岛上的争执变为一场欧洲战争。他们看待这一可能性的态度，正如他们看待欧洲局势的几乎所有方面那样，十分矛盾。即使最亲俄的英国决策者也对圣彼得堡的巴尔干政策不无批判。1912年3月，当尼利尔森得知俄国人促成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条约的签订时，他强烈谴责了俄国人的这一新举措：“这说明俄国政府无意在巴尔干事务上与奥匈帝国政府携手合作，对此，我非常遗憾。”1912年9月，当萨佐诺夫在伦敦和巴尔莫勒尔与英国主要政治家会面时，英国在巴尔干事务上“过度的谨慎”以及他们怀疑俄国蓄意对奥斯曼政府施压一事，给萨索诺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塞尔维亚部队于1912年11月突破阿尔巴尼亚到达亚得里亚海岸时，英国驻巴黎大使伯蒂警告法国外交部长，英国不会因为贝尔格莱德要在亚得里亚海夺取一座海港而参战。

然而在仅仅数日之后的12月4日，爱德华·格雷给了德国大使利赫诺夫斯基伯爵一个强硬的警告：

如果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进攻，以及在舆论驱使下的俄国军队开赴加利西亚（而不是再一次忍受诸如1909年那样的屈辱）共同导致了一场欧陆大战，并且德国不得不对奥匈帝国施以援手，那么法国也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因此再没有人能预知其后果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交流是以德国首相霍尔维格对德国议会发表的一次10分钟的演说为借口。在那次演说中，霍尔维格提醒众人，如果奥匈帝国出乎意料地遭到另一大国（此处明显指的是俄国，其在加利西亚边境的军事措施已经引起战争恐慌）进攻，德国会出面干预以保护盟友。利赫诺夫斯基将格雷的话理解为一次“不可能被误解的暗示”，它说明保护法国不被德国击败对英国来说是极为必要的。几天之后，看过利赫诺夫斯基总结报告的威廉二世大为恐慌，认为这是对德国“道德上的宣战”。正是这次警告引发了1912年12月8日的波茨坦战争会议。法国的文件中明确地记录，就在格雷发出警告当天，他将自己与利赫诺夫斯基伯爵的对话内容传达给了大使保罗·康邦，康邦随后将细节告知了普恩加莱。

值得注意的是，在格雷的警告中，启动巴尔干计划能够引发的一系列因果联系得到了有力证明，其中包含众多假设。格雷首先赞同了萨佐诺夫与伊兹沃尔斯基对1909年遭到“羞辱”的观点，似乎忘了正是英国拒绝与伊兹沃尔斯基在海峡问题上合作，才促使这位当时的俄国外交大臣声称自己被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欺骗而引发危机。至少可以说，认为俄国多次遭到同盟国羞辱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事实恰恰相反，俄国幸运而轻易地逃过了自己亲手制造的危险。接着，“如果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冲突煽动了俄国国内舆论，俄国决策者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进攻奥匈帝国”，这一想法也大有问题。事实上俄国国内的意见并非毫无保留地支持在塞尔维亚问题上轻率行事。虽然一些民族主义报刊理所当然地表示支持，但其他人持不同意见，例如米谢尔斯基亲王的保守派刊物《公民》（ G ć azhdanin ）就谴责斯拉夫派“无力的浪漫主义”，并抨击了所谓俄国必然要在奥塞冲突中支持塞尔维亚的观点。在1913年2月，巴尔干冬季危机正值高峰时，前俄国首相谢尔盖·维特估计只有大约10%的俄国人赞成战争，而剩余90%的人则反对战争。格雷还假定，俄国的介入一定会侵犯一个并未直接威胁俄国安全的国家，还会“不可避免地”将法国卷入其中。这一观点实质上赞同了——或者说至少含蓄地承认了，普恩加莱考虑俄国进攻另一欧洲大国的可能性，因而增加了条约承诺的行为。格雷暗示，在某种情况下，这会迫使英国干预援助法国。格雷也许对“为塞尔维亚而战”的可能性感到窘迫，他无疑陆陆续续地表达了这一点，不过他已理解和合法化了巴尔干的计划，并且将其融入自己的观点。我们需要记得，这一情景并不是国际体系的中立特征。它体现的并不是客观的必要性，而是交织着倾向性思维、承诺和威胁。这表明格雷十分倾向于将协约国同盟安全最大化，而舍弃了纯粹的大国之间的策略平衡。为利赫诺夫斯基描绘情景时，格雷不是在预言已注定的未来，而是在清晰表述让未来成为可能的一系列认识的一部分。

这些谋划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拒绝（无论是明确地或含蓄地）奥匈帝国以一个欧洲大国的方式保卫其邻近区域利益。英法决策者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会因何爆发冲突的问题上总是闪烁其词。奥匈帝国虽然还未进犯塞尔维亚，但普恩加莱从未在与他人的谈话中试图清晰定义这一标准，包括在与伊兹沃尔斯基的谈话中，以及在1912～1913年冬季与法国战争部队、高级军事指挥官们的谈话中，而后者已敦促采取进攻性措施。格雷的态度则更矛盾，他试图将其区分开来。1912年12月4日，即他向利赫诺夫斯基发出警告的同一天，格雷在给身在巴黎的伯蒂的便笺中写道，英国对巴尔干冲突的反应将取决于“战争如何爆发”：

如果是塞尔维亚挑衅奥匈帝国，使其产生有合理理由的怨恨，那么情况会和奥匈帝国主动进犯大不相同。

可是怎么算是“有合理理由的怨恨”呢？在1912～1914年分化对立如此严重的欧洲，我们很难界定哪种程度的挑衅会导致武装报复。不愿意把奥匈帝国的安全要务加入考虑也进一步证明了，大国们对将来“二元君主制”的完整性是多么的无动于衷。这或是由于它们将其视为德国身边缺乏自治性地缘政治认同的宠物狗，或是由于怀疑其在巴尔干半岛上有激进的谋划，又或是由于它们认为已不能再给君主制国家时间，其必将很快让位于更年轻、更好的后继国家。这个局面的一个讽刺之处是，无论哈布斯堡的外交大臣是雄辩——如艾伦塔尔，还是仁和——如贝希托尔德，都没有区别：前者被怀疑有侵略性，后者则被认为对柏林阿谀奉承。

让已被判处死刑的哈布斯堡雪上加霜的是一种乐观的观点，认为拥有许多自由斗士的塞尔维亚已被赐予了未来。在我们意料之中，从哈特维希发自贝尔格莱德的充满热情的报告，以及法国驻塞尔维亚首都公使德斯克斯发出的热烈支持的快件中，我们都能看清这个趋势。法国继续提供存在已久的经济援助。1914年1月，贝尔格莱德又得到了一大笔法国借款（金额达到1912年整个塞尔维亚国家预算的两倍）以支持其庞大的军事支出，帕希奇与圣彼得堡协商，同样得到了一笔军事援助，包括12万支步枪、24门榴弹炮、36门“拥有最新系统”的加农炮以及适量军需品，他声称（后被证实确实发生）保加利亚从奥匈帝国也得到了类似的货物。

格雷在1913年伦敦和会的谈判中隐蔽地采取了亲塞尔维亚策略，赞同贝尔格莱德索要新阿尔巴尼亚国家领土的要求。这并不是因为他对大塞尔维亚的概念表示支持，而是因为在他眼中，安抚塞尔维亚是协约国同盟长久维持下去的关键。最后的领土划分将超过一半的阿尔巴尼亚人口关在新成立的阿尔巴尼亚王国门外，被划归塞尔维亚统治的很多人遭到迫害、放逐、虐待及残杀。然而在塞尔维亚政坛交友甚广的英国代理部长克莱肯色普却先是压制，而后淡化处理了被征服区域发生暴行的新闻。当这些罪行的证据不断增加，尽管也有人陆陆续续地对此表示厌恶，但还是不足以改变国家倾向与俄国保持良好关系的政策。

两个更深层的因素使得巴尔干半岛问题的触发变得更为敏感。一个是奥匈帝国日益增长的抑制塞尔维亚领土野心的决心。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巴尔干半岛局势的恶化，维也纳的决策者们逐渐倾向于鹰派的解决方案。他们的情绪随着危机的起伏波动，但是始终有积累效应存在：每次都有更多的决策者选择采用激进的姿态。经济上和国内士气方面的因素增强了政客的易变。随着金钱因和平时期调动而流出，随之而来的是对少数民族征募的忧虑，奥匈帝国的选择范围渐渐缩小，其政治前景渐渐失去可能性。然而，我们不能忘记1914年6月贝希托尔德得到的最后一次战前区域战略总结中，对使用军事手段解决奥匈帝国在半岛上面临的众多问题只字未提。

另一个是德国人对“实力政策”的倚仗日益加深。从俾斯麦到比洛，再到贝特曼·霍尔维格，通过实力最大化寻求自主权和国家安全一直是德国政策的一大特征。历任决策者没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对力量的追求可能引起德国邻国的敌意以及疏远潜在盟友。不过，只要这个政策继续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以杜绝敌对阵营联合进攻德国的可能性，其带来的孤立的威胁即便很危险，也未到达势不可当的程度。直至1912年，协约国同盟大规模增强军事防备，使得这一途径在更长时期内的可行性被逐渐破坏。

在战争爆发前的最后几年，两个问题困扰着德国战略家和决策者。第一个问题在上文中提及过：如果战争爆发，德国能够击退其对手的相对实力优势能保持多长时间？第二个问题则与俄国人的意图相关：俄国领导人是否在积极准备一场针对德国的预防性战争？这两个问题之间有紧密联系，因为如果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俄国确实在寻求与德国开战，那么用政治上代价高昂的让步来避免战争的方案就变得不那么有说服力了。如果没有避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只可能推迟它的发生，那么明智的选择是现在就与敌人开战，而不是等到相同的情景重现，环境却已不再对德国如此有利的时候。

男性主义的危机？

如果在1914年的春天和初夏对欧洲的大臣们做一次调查，我们必定不惊讶于那不幸的性格结构。从卡斯泰尔诺和霞飞到日林斯基、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威尔逊和毛奇，这些高级军官全部是策略性进攻计划的拥趸，他们对那些政治决策者们施加着具有波动性却十分重要的影响力。在1913～1914年，德尔卡塞和帕莱奥洛格两位强硬派先后任法国驻俄国大使，而仍旧决心为1909年的“羞辱”报仇的伊兹沃尔斯基正驻巴黎工作。法国驻索非亚大使安德烈·德帕纳菲厄在1912年12月观察到，伊兹沃尔斯基是“最好的驻法国大使”，因为他“在对抗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问题上拥有个人利益”。而他的俄国同僚注意到，当他谈及奥匈帝国对贝尔格莱德的政策时，他总是呈现出“从吞并时期就不曾离开他的明显的苦涩语调”。脾气暴躁且厌恶奥匈帝国的米罗斯拉夫时任塞尔维亚驻圣彼得堡大使，他的老对手福尔加奇伯爵正在维也纳协助制定战略。这不禁让人想起哈罗德·品特的戏剧，登场人物之间知根知底却又互相厌恶。

这是一幕只有男性人物的戏，那么这一点有多重要呢？男子气概一向包含了多种行为形式；这些男性的男子气概受到他们的阶级特性、民族性和职业影响。然而，引人注意的是关键人物经常刻意地诉诸男性的行为模式，这与他们对战略的理解是相互交织的。“我衷心地相信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应当挺直腰杆。”尼科尔森在给他的朋友查尔斯·哈丁的信中写道，并建议伦敦拒绝任何来自柏林的重新修好的恳求。至关重要的是，德国驻法国大使威廉·冯·舍恩在1912年3月写道，柏林政府在与法国的关系上保持着“完全冷静沉着”的姿态并“冷血地”尝试解决国际局势带来的国防问题。当伯蒂谈到德国会“把我们推入水中，并偷走我们的衣裳”的危险时，他把国际体系比作了一个挤满了男青年的乡间操场。萨佐诺夫赞扬了普恩加莱“正直诚实”的品格和他“意志的坚定不移”；保罗·康邦欣赏他具有专业法学家的“刚正”，尽管内敛自主的“户外活动者”的魅力是格雷最重视的公众人物特质。霍尔维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1914年的危机期间畏畏缩缩而不支持奥匈帝国，体现的是一种“自我阉割”的行为。

对颓废的男子气概的祈求在那些年的书信和备忘录中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其影响很难被囿于局部。然而这确实反映出欧洲男子主义的历史中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性别历史学家提出，大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数十年中，一种主要与满足欲望（食物、性、商品）有关的相对豁达的父系特征正被某种更加敏感、更加严苛、更加有节制的特征所取代。同时，来自低级别及边缘雄性的竞争，例如无产者和非白种人，更加强了在精英人群中对“真正男子气概”的演绎。特别是在军事领袖群体中，毅力、韧性、责任和毫无保留的服务逐渐代替了过去注重、现在却被视为“娘娘腔”的上层社会出身。“尽可能地表现男子气概在（男人的）眼中是真正优秀的品质。”维也纳的女权主义者和自由思想家罗萨·迈尔霍费尔（Rosa Mayreder）于1905年写道，“他们全然不顾失败的无情和只为符合传统男子气概标准而行动的纯粹谬误。”

但是，这些逐渐过度膨胀的男性气质却在压力下存在着，因为服从、谦恭、有教养和慈悲的理想特质仍被看作“绅士”的特征。也许我们可以将在许多关键决策者身上观察到的角色压力和疲惫的迹象，譬如情绪起伏、强迫症、神经紧张、优柔寡断、心理疾病和逃避现实，归咎于已经开始给一些人带来无法承受的对性别角色的强调。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既有好战的严格执行纪律者的冷漠形象，也有对女性的支持的渴望。在女性的陪伴下，不可动摇的指挥者的面具摘下，显露出一个迫切需要安慰和心理支持的难以满足的人。他的母亲芭芭拉在去世前都与康拉德同住，或住在他附近。康拉德为填补逝去母亲的空缺，最后与吉娜·冯·赖宁豪斯（Gina von Reininghaus）（此女子当时已婚，后离异）结婚并让她随军生活在切申的奥匈帝国总部，这一举动让他的同僚和维也纳社会大吃一惊。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法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德斯克斯。一位对德斯克斯很了解的俄国同僚说，两次巴尔干战争的“深深的道德打击”已经损伤了他的“神经系统”，“他开始变得更孤僻，还不时会重复哼唱他最喜爱的关于和平不可侵犯的小曲”。

在巴尔干战争期间，贝希托尔德时常在日记中抱怨噩梦连连、不眠之夜和头痛。当新任法国总理勒内·维维亚尼前往圣彼得堡参加1914年7月的峰会时，这位生性安静的人几乎彻底崩溃。哈特维希也处于压力之下。俄国驻索非亚大使亚历山大·萨温斯基相信哈特维希已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失去了心理平衡”；萨温斯基观察到，哈特维希“到处都能看见他自己树立的敌人”。直至1914年初夏，哈特维希都在抱怨自己的心脏不好以及憧憬在巴特瑙海姆的暑假和治疗。可是他并没有活过“七月危机”。正如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在1904年所说的，被许多人视为这个时代标志的这种神经质不仅以这些有权势的男人身上的焦虑表现出来，也在他们的强迫性欲望上得以体现，这一强迫性欲望驱使他们为成为一个“勇敢之人”而非“懦弱之人”而战胜个人意志“弱点”。然而，当把这些人物与这个故事在性别史的更大范围内联系起来时，我们似乎能发现一种基于崇尚坚强不屈，而非上一代政治家（俾斯麦、卡武尔、索尔兹伯里）身上可见的能屈能伸、战术灵活和诡计多端的行为准则。这种行为准则增加了冲突的可能性。

漫漫长路

奥匈帝国公设律师格奥格·耶利内克（Georg Jellinek）在其1892年出版的《主观公法权利体系》（ System of Subjective Public Laws ）中分析了他所谓的“事实的规范性力量”概念。其意为人类根据现有事件状态确定规范权力的倾向。他提出，人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事态对人的影响塑造了人对事态的认知。陷于这个解释的循环当中，人们往往很容易放弃对现有事物的观察，而设想事态是正常的，因此必须包含某种道德的必要性。

当我们在思忖历史事件，尤其是像“一战”这样灾难性事件时，某种大致相似的情况也会发生。当这些事件发生时，会把一种必要感加于（或是有可能加于）我们身上。这是一个会在许多层面上显露出来的过程。它可见于信件、演说以及事件主要参与者的回忆录。他们很快强调并没有其他的路可以选择，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没有人可以回避战争的爆发。这样对必然性的记叙有许多种形式：他们可能仅仅是把责任推给其他国家或参与者，也可能归咎于体制本身具有引发战争的倾向，不受个别参与者意愿的控制，或是归结于人类不可控的历史或命运的力量。

在相关文献中占首要地位近一个世纪的对战争起因的探求，加强了这一趋势：从欧洲的战前数十年中找出的各种原因像砝码一样被放上天平，直到人们的意见从可能性倾向必然性。意外性、选择和成因被从视野中剔除。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个和视角相关的问题。当我们从遥远的21世纪早期回头看1914年前欧洲国际关系的转折起伏时，我们的观点不能不透过后续事件的镜片。这些事件汇集成类似于狄德罗所描述的一张构图优秀的图片：“事物整体都被囊括于单个视角内。”当然，尝试去纠正这个问题，盲目追求意外性和无意为之都是不合常理的。此外，这只不过是将一个“多元决定”的问题替换成了一个“不完全决定”的问题——关于一场没有起因的战争。与此同样重要的是要了解这场战争完全没有发生的重要性的可能性及其原因，这一观点的重要性与分析战争为何以及如何确实发生的重要性相当。

欧洲领导层之间互动的一个惊人之处在于，对盟友和潜在敌人的方方面面的意图的长期不确定性。权力在派系和要员之间的不断变化，以及对公众意见可能带来的影响，仍然是个问题。格雷能在内阁和议会中战胜他的对手吗？普恩加莱能保持对法国各部门的掌控吗？军方的意见向来都为维也纳的战略讨论定下了基调，但在雷德尔事件曝光后，康拉德的权力似乎开始缩小，其已大有可能被免职。同时，鹰派在圣彼得堡正占据上风。外国政治领导人在解读权力关系时遇到的困难更加重了这些在国内诱发的不确定性。英国观察者（根据我们的回溯，错误地）相信像科科夫佐夫（尽管他刚刚被撤职）和杜尔诺沃（Durnovo）这样的鸽派保守党人士已增强了对沙皇的影响，并准备卷土重来。巴黎曾忧心忡忡地讨论过以前首相谢尔盖·维特为代表的亲德派即将获得的胜利。对关键决策者易受公众意见风向影响的紧张也一直存在。在一份于1914年2月最后一天从柏林发出的报告中，德国皇帝的朋友利奥多维奇·塔季谢耶夫（Leonidovich Tatishchev）少将承认尽管他已经注意到了德国出版物中对俄国的高度敌意，他还是无法判断这对威廉二世会有何影响：“我相信大体上，陛下对和平的热爱是不可动摇的，但这种倾向可能正在他的幕僚之中减弱。”不过，两周后他宣布警报解除，指出最近俄德媒体的结怨似乎没有给德国统治者留下丝毫印象。在所有的猜疑和侵犯的表面之下，是一种对如何解读他国官员情绪和意图的基本的不确定性，更不用说如何预判他们对仍未发生的不测之事的反应了。

未来仍然广阔。两个强硬的欧洲武装阵营中都出现了“大规模冲突发生的时机正在流逝”的征兆。英俄同盟正面临窘境，看起来它无法维持到定于1915年的续期。正在品尝在巴尔干问题上与德国关系缓和的胜利果实的英国决策者，甚至开始显露出要改变看法的迹象。普恩加莱能否在更长时间内支持他的安全策略，这一前景并不明朗。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谋求和成功达成了有关交换政治犯的协议，以及东部铁路问题的解决，都说明双方的关系正渐渐好转。最重要的是，没有一个欧洲大国正在考虑对其邻国发动一场侵略性战争。他们都对这样的主动行动心存恐惧，随着协约国的军事准备升级，维也纳与柏林军方曾经讨论过抢先发动一场战争以打破僵局，但是他们并未确定下来这种先发制人的策略。维也纳也没有决定要在未被挑衅的情况下入侵塞尔维亚——这将会发展为地缘政治层面上的自杀式行为。整个体系仍旧需要从外部点燃，即通过俄国人和法国人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边境建立起的契机。如果帕希奇的塞尔维亚政府能谋求国内整顿，进而将威胁国家政权乃至欧洲和平的民族统一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男孩们也许就不会跨越德里纳河，维也纳也许就会在良好的时机得到更加明确的警告，枪声也就不会响起。造成1914年灾难性结果的相互交错的诸多承诺并不是欧洲体系的一个长期性特征，而是无数短期性调整的结果，这些调整本身就是大国间关系瞬息万变的佐证。

假如枪声并未响起，1914年已成的历史将让路于一个不同的将来，可以想象，在其中，三国协约将不会在巴尔干危机被解决之后继续存在，英德之间的缓和也可能会取得更实质性的进展。矛盾的是，第二种未来的合理性增强了第一种发生的可能性，恰恰是为了避免被俄国放弃和确保得到最大限度的支持，才使得法国加强了对圣彼得堡的压力。如果同盟关系能更可靠和持久，关键决策者们或许不用承受那么大的压力而采取他们倾向的行动。与此相反，战前最后数年特有的缓和时期有着矛盾的影响：让发动一场欧陆战争的可能性变得渺小，但是也使得关键决策者们低估了参与战争的风险。这是大国集团之间发生冲突（正如正在进行的最终将欧洲卷入战争的一连串事件那般）的危险正在降低的一个原因。 IQhVxRAMx/buSi9sD23CecAFDt8UMoN2e7iNLPFJbDKBa+VSzAlllCtUV3UQuD1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