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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半岛的复杂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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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在开战之前，其实就是第三次巴尔干战争。为什么这样说呢？与奥斯曼帝国毗邻的东南欧的冲突和危机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欧洲的体系时常进行自我调适，以维持整个大陆的和平，但1914年之前的几年里，这一原则发生了转变。1911年秋，意大利发动战争，试图征服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非洲的一个省，引发了一系列在巴尔干地区针对奥斯曼领土的投机取巧的侵袭。地缘政治达到平衡的体系遏制了地区间的冲突，但这种平衡已经一去不复返。在经历过1912年和1913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奥匈帝国在东南欧地区面临一个更具有威胁性的新局面，而奥斯曼帝国的后撤则对俄国外交官和政策制定者们提出了战略性要求，并且这些问题是他们无法忽视的。两大洲际联盟体在这一动荡地区的问题上出现分歧，在这个过程中，巴尔干舞台上上演的矛盾冲突与欧洲体系的地缘政治紧密相连，并不断使得事态升级，最终在5周之后，也就是1914年夏，扰乱了整个大陆。
1912年1月5日一大早，住在利比亚沙漠一处帐篷里的乔治·弗雷德里克·阿博特（George Frederick Abbott）就被喊叫声和枪声惊醒，他赶忙跑到阳光明媚的帐篷外，发现营地旁的阿拉伯和土耳其士兵正在盯着空中的什么东西——那是一架飞在约600米高空的意大利单翼机，阳光照射在机翼上，熠熠生辉。那架飞机完全不顾来自营地的射击，优雅地继续驶向西南部——意大利入侵利比亚已经有四个月之久。作为英国观察员，阿博特加入了奥斯曼帝国的部队，目的是写一部关于战争的历史题材作品。他写道，阿拉伯人“除了开枪之外”，对飞机丝毫不热衷，“他们认为新事物都是理所当然的，并不对此感到奇怪”。这架飞机在一天后又飞了回来，向营地空投了大量的宣传单，这些纸单在空中飘然而下，就像“许多人造的雪花片”。阿博特回忆，那些阿拉伯人“停止射击，弯下腰，迫不及待地捡起传单，希望这些纸片会是钞票”。
阿博特的那些土耳其兄弟十分幸运，因为这些从天而降的只是意大利在这片古老土地上投下来的宣传单而已。意大利军队和奥斯曼方面在军事技术上的巨大鸿沟产生了致命的后果。在利比亚战争的主要行动开展之前，意大利的飞机就做足了侦查工作，确定了敌人的位置和实力，因此意大利人能够通过野战炮兵连或者海上装甲力量对对手予以打击。同时这也是第一场进行空中轰炸的战争。1912年2月，在赞祖尔绿洲和加加莱仕之间的黎波里东南部撤退的奥斯曼帝国军队遭到了意大利P3飞艇的轰炸，溃不成军。该飞艇能够携带250枚烈性炸药制成的炸弹。飞艇扔下的炸弹数量很少，尽管机上的人已经尽全力了，飞行员不仅要驾驶飞机，而且还要拿起放在膝盖间的炸弹，并在瞄准地面敌军之前腾出手来插入导火线。
尽管不是什么最新的科技，但军事探照灯（皇家海军早在1882年就使用探照灯来对付亚历山大港的埃及军队）的出现也可以算作当时另一项高科技武器，且在利比亚战争中得到了杰出的运用。比起飞机和飞艇，它甚至具有更强的战略重要性，因为探照灯的使用阻止了奥斯曼帝国军队发动夜袭，或至少让对方在夜袭时付出更惨重的伤亡代价。一位英国观察家欧内斯特·贝内特（Ernest Bennett）回忆道，他和一小撮阿拉伯士兵沿着海岸的一条小径摸黑回到营地时，他们突然被意大利巡逻兵的探照灯发现了：“这些可怜的阿拉伯人在灯光照耀下的轮廓让我感到黯然神伤。探照灯、大炮、战舰、飞机，这些怪物实在是太可怕了！”
给巴尔干地区带来破坏的一系列战争开始于非洲，而1911年意大利对利比亚的进攻掀开了对巴尔干地区的奥斯曼势力进行打击的序幕。不同于埃及（当时属于英国）或摩洛哥（在法国的有效控制下），利比亚构成了奥斯曼帝国中的三大综合省。正如一位英国观察家所言，对巴尔干地区的国家而言，意大利对奥斯曼帝国在非洲的最后领地的毫无缘由的进犯成为一次“破冰之举”。多年以前，人们曾就形成联盟、为逐出巴尔干地区的奥斯曼帝国势力举行过会谈，但在实际行动中却一直没有突破。只有在意大利的侵犯行为之后，巴尔干国家才有胆量举起武器。当塞尔维亚外交部的前政治首领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Miroslav Spalajovic）1924年回顾这段历史时，他认为意大利进攻的黎波里成为后续战争的肇始：“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只是第一次进犯的演变。”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以前，意大利就一直强调意大利在北非地区的权益。1902年夏，根据《普里内蒂–巴雷尔协议》的条款，罗马和巴黎私下达成共识，在领土重新分配的问题上，法国的目的是摩洛哥，而意大利则要控制利比亚。这项共识确保了与曾是北非问题上的劲敌的意法两国之间的良好关系。1902年3月，英国方面传来消息称，英国承认“利比亚局势的任何变动都与意大利的利益息息相关”。这些保证作为绥靖政策，旨在从意大利入手撼动三方联盟——其最不可靠的一分子。通过这种手段，沙皇尼古拉二世同意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国王于1909年制定的《拉冈尼基协定》。在该协定中，俄国承认意大利在利比亚的特殊权利，以此换取意大利支持俄国自由通行于土耳其海峡的权益。
向那些持激进政治观点的意大利民众宣扬侵略和吞并的政策并不困难。与其他国家一样，意大利的殖民主义正在高歌猛进，在他们的记忆中，“罗马非洲”时期的利比亚就是罗马帝国的粮仓，的黎波里塔尼亚也处于殖民地的中心位置。1908年，位于罗马的殖民办公室扩大了面积，同时升级为殖民地事务中央机构，这标志着政府内部对非洲殖民地问题越发重视。自1909年以后，民族主义者恩里科·科拉迪尼在民族主义机构L’IDEA Nazionale的支持下，不遗余力地号召对利比亚采取行动；1911年春，他公开要求入侵并吞并对方。政治精英集团内部也普遍认为，意大利需要找到一片物产丰富的土地，来安置涌出的移民。就连社会主义者都受到了这种观点的影响，尽管他们倾向于用“经济需求”这种措辞对此进行掩饰。
然而直到1911年夏，意大利领导人仍然严格地恪守着这个古老国家的传统——意大利不能挑唆奥斯曼帝国的分裂。1911年夏，首相乔瓦尼·乔利蒂仍然坚定地拒绝针对君士坦丁堡采取更激进的姿态和呼声（如在一系列关于奥斯曼帝国在阿尔巴尼亚地区利益的问题上），而法国人对摩洛哥问题的干涉则改变了这种局面。意大利外交部相信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要求从利比亚那里得到补偿。一位意大利外交部高级官员指出，法国在地中海局势中表现出的“激进的改良”姿态打破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赶在舆论之前”将继续无作为的政策“合理化”。
刺激罗马采取行动的不是意大利所在的三国同盟，而是由英国、法国和俄国组成的协约国集团。1911年7月初，意大利人向英国政府抱怨，称奥斯曼帝国在的黎波里的统治成为意大利的一块“心病”（这是欧洲列强的惯常手段，即宣称他们现在的处境是在不公正中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从而将掠夺行为合法化）。7月28日，当意大利驻伦敦大使马奎斯·吉里诺·因佩里亚利（Marquis Guiglielmo Imperiali）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采取实际干涉行动的问题时，格雷的反应是格外支持对方。格雷对大使说，他“与意大利十分有共鸣，鉴于两者之间良好的关系”。如果意大利在的黎波里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或是“遭到了强迫”，格雷将会“让土耳其人明确地认识到，他们不会从英国这边得到任何好处”。毫无疑问，意大利人将这些含混的表述视为攻击利比亚的通行证。但格雷一直表现得言而有信：9月19日，他告知外交部常任副大臣阿瑟·尼科尔森爵士，“最重要的事情是”英国和法国都不要阻止意大利的计划。在俄国人那里，意大利甚至得到了更令人愉快的答复。派到圣彼得堡的意大利大使被告知，如果意大利得到了利比亚，俄国将不会做任何干涉；圣彼得堡甚至还敦促意大利的行动要“迅速而果敢”。
因此，意大利首先与协约国国家展开了一系列商讨，却将自己三国同盟的盟友罔顾一旁。9月14日，乔利蒂和马奎斯在罗马达成共识，要尽早行动，以免“奥匈帝国和德国的政府觉察”。这种隐而不显的含蓄，德国人并不是没有觉察，而是不希望看到他们的意大利盟友与他们的奥斯曼兄弟之间爆发战争，并且已经采取行动，希望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方式。德国驻奥斯曼首都的大使甚至警告其意大利同人，意大利占领利比亚可能会瓦解青年土耳其组织的统治并引发一系列的动乱，这些动乱会让东方问题卷土重来。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埃伦塔尔伯爵再三要求限制意大利人的行为，并警告他们，鲁莽地占领利比亚可能会在巴尔干半岛导致不乐观的后果；他还提醒对方，他们自己也曾多次强调，奥斯曼帝国的稳定和统一是意大利最大的利益。
桑·朱利亚诺（San Giuliano）深刻地认识到意大利政策中相互矛盾的地方以及奥地利人所担心的“不乐观的后果”。1911年7月28日向皇帝和首相所做的一次冗长的报告中，他权衡了入侵的利与弊。他认为，对奥斯曼帝国地位进行打击的“可能性”会“引起巴尔干人民的反抗，并加速一场被迫让奥匈帝国卷入其中的危机”。这些有先见之明的意见背后的考量并不是真正为奥匈帝国的安全担忧，而是把握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一系列军事行动可能会以牺牲意大利为代价巩固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尤其是阿尔巴尼亚（在许多方面，该地区已经被视为意大利未来的另一块殖民地）。朱利亚诺的观点认为，巴尔干地区的危险也有积极的一面，即拖延意大利进攻北非的时间。
如果政治原因不足以削弱或瓦解奥斯曼帝国，那么在两三年内，奥斯曼帝国将会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给我们造成相当大的困难，并且使得针对的黎波里的计划无从谈起……
该观点最惊人的一点是其完全缺乏依据。诚然，奥斯曼帝国政府正在努力让已经淘汰的舰队实现更新换代，打造一艘现代化战舰的订单已经在英国人手中，并且政府还准备从巴西购买另外一艘。但与意大利的海军建设计划相比，这些努力相形见绌，更不用提意大利舰队当时的实力。假设奥斯曼帝国撼动意大利在东部地中海的海军优势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朱利亚诺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列强在海军实力上的平衡的基础上，毋宁说它根源于一种时代的恐惧症：我们可以在那个时代的许多欧洲国家中发现它，那是一种觉得时间将被耗尽的紧迫感，人们认为自己的财产正在耗散，面临的威胁与日俱增，任何的拖延都一定会带来严重的惩罚。
因此，在一系列小规模的海军冲突之后，1911年10月3日，停泊在的黎波里港湾前的一群意大利战舰响起了出发的号角。其中一艘战舰上的意大利指挥官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枪手冲向前取枪，搬运工冲向军火库，信号员也都各就各位。”炮弹被搬运到排炮前，白色的弹壳，尖端是红色的，被整齐地码成一堆。在下午3点13分，“贝内代托·布林”号战舰首先在红堡打响了第一枪。之后是一片枪林弹雨，“沿着海岸，形成了一片白色的雾”。在敷衍地进行了抵抗之后，的黎波里沦陷了，1 700名意大利陆战队员仅用了48小时便占领了它。接下来的几周，图卜鲁格、德尔纳、班加西以及胡姆斯也相继沦陷。在之后的几个月中，意大利的士兵人数从2万增至10万，之后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微弱的防御下又有所损失。
朱利亚诺所期待的“速战速决”并没有实现。意大利人越发觉得打入这个国家内部困难重重，并且在战争的前6个月中，他们的胜利仅仅被局限在海岸的桥头堡地区。11月5日的一项意大利法令正式宣布“兼并”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这一举动不是军事情况的如实反映，而是做出旨在让其他国家进行草率调停的姿态。在1912年1月和2月针对黎巴嫩海岸的一系列行动后，意大利人摧毁了奥斯曼海军在贝鲁特的实力，清除了南部地中海地区对意大利仅有的海军优势威胁。与此相比，陆上作战却停滞不前，甚至有许多报道称意大利对当地的阿拉伯人施以耸人听闻的暴行。尽管在技术上处于弱势，奥斯曼抵抗者和他们的战友们仍进行着殊死搏斗。以土阿士兵为核心的部队在战争的第一个月里，向的黎波里周边发动强攻，实现了多点突破，大大挫伤了对方，造成对方大量的人员伤亡，而在意大利势力范围内的武装“叛徒”则从后部对反抗的士兵进行攻击。在整个冲突中，小规模的战斗、埋伏战和游击战妨碍了从主要海岸要塞向内部深入的行动，因此意大利人想要打入利比亚内部，恐怕要花20年的时间。
此外，朱利亚诺还认为，进攻并占领利比亚可能会对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国家有利。如果主动进攻有效，那么意大利一定会试图通过奥斯曼帝国本土的海上作战打破该地区的已有局面。1912年4月18日，意大利的炮艇轰炸了保卫土耳其海峡入口的两座堡垒。船上的炮手在离岸边约6海里的地方发射了346枚炮弹，造成一名士兵和一匹马死亡，损坏了一座营房。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动作，而不是对地方军事力量的真实打击。土耳其人也不出所料地采取了行动，他们停止了进出海峡的所有中立国的商业活动。
10天后，爱琴海南端的佐泽卡尼索斯群岛也遭到了袭击。从1912年4月28日到5月21日，意大利人一共占领了13座岛屿，岛上的希腊人将入侵者视为英雄和解放者。在消停了一阵后，意大利人在7月重整旗鼓，向土耳其海峡派出了8艘潜艇。土耳其人试图再次关闭海峡，尽管这一次君士坦丁堡在俄国的压力下同意只是通过放置鱼雷，缩小海峡通行的范围。1912年10月，意大利政府威胁道，如果奥斯曼政府不妥协，就要向爱琴海派出海军主力。在其他列强的施压下，尤其是俄国和奥匈帝国，他们的考虑分别是防止海运贸易的中断以及巴尔干地区不断升级的危险，奥斯曼帝国方面最终还是认输了，并于10月15日签署了一项秘密的和平协议，承认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自治。当天，一项帝国法令宣布奥斯曼撤出其在这些省的直接统治。3天后，这项安排被公开写在了《洛桑条约》中。
今天，大多数人都忘记了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但这场战争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整个欧洲和整个国际体系。利比亚反抗意大利占领的斗争是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出现的关键的早期催化事件。鼓励意大利毫无缘由地掠夺的幕后国家正是协约国，而三国同盟方面则勉强保持沉默。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些端倪：诸列强的干预暴露了三国同盟的弱点和松散性。奥匈帝国和德国一再警告意大利，其行为会危及巴尔干半岛或者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但这些声音完全被忽略了。这样看来，意大利这个盟友好像只是徒有其名了。
到此为止，意大利都没有表现出明显反对协约国的迹象。意大利复杂而模糊的外交政策仍然在充满矛盾的保证中寻求着并不牢靠的平衡。在北非问题上，他们与法国仍然是宿敌，并且这种敌对状态在表面风平浪静之下暗流涌动。双方在海上也发生过敏感事件，如意大利海军扣押法国船只，因为怀疑对方私下为奥斯曼帝国运送武器和军事人员，这些事件在意大利和法国之间也激起了相互的怨恨和偏执。尽管如此，战争同时还向巴黎和伦敦证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对于协约国来说，当下意大利作为三国同盟成员，非常具有价值。1912年1月，法国总理雷蒙·普恩加莱致信保罗·康邦，称对于三国同盟来说，意大利“这个盟友与其说是有利的，不如说是累赘”：
它（意大利）对奥匈帝国有着潜在的、无可救药的敌对心理。至于法国，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旦爆发冲突，它将保持中立或更有可能在采取行动之前就静候事件的发生。因此，我们不必跟它走得太近……
发现三国同盟内部出现的混乱状况是更为根本和重要的。在进犯利比亚的行动中，意大利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支持。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方面，因为它揭示了欧洲内部亲奥斯曼的联盟是如何全面瓦解的。19世纪50年代，诸列强达成一致，纵容俄国针对奥斯曼帝国采取的行动——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后，这一团体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重新组合，并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保加利亚危机期间完成了重组。但20世纪初，它已经荡然无存了。在意大利战争初期，奥斯曼帝国曾经寻求与英国达成联盟，但因为不想破坏与意大利的关系，伦敦对此不置可否。而接下来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则彻底打破了这个绥靖集团。
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发生了：英国通过支持奥斯曼帝国的统一，逐渐改变了其长达一个世纪的承诺——帮助俄国进入黑海。诚然，英国对俄国的戒心还是让其无法彻底在海峡地区放松戒备。1908年，格雷拒绝伊兹沃尔斯基的要求，即放松对俄国进入土耳其海峡的限制，尽管《英俄协约》已经对此进行了规定。一直到1914年，奥斯曼在博斯普鲁斯的舰队仍然由一个英国人指挥——海军上将阿瑟·亨利·林普斯爵士（Sir Arthur Henry Limpus）。但由于地缘政治真空的逐渐形成（这使得德国同时也乘虚而入），使得英国也逐渐放松了对奥斯曼帝国的承诺。1887年，俾斯麦在柏林向俄国使者保证，德国并不反对俄国人成为“海峡的主人，进入博斯普鲁斯和君士坦丁堡的入口的拥有者”。但在1890年俾斯麦卸任之后，与俄国结成的传统友谊关系开始松懈，德国的领导人转而与君士坦丁堡走得更近一些。德皇威廉二世于1889年10月和1898年10月冠冕堂皇地出访了奥斯曼帝国，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德国就为奥斯曼帝国的铁路建设慷慨地提供资金支持，首先是安纳托利亚铁路，其次是著名的巴格达铁路，这条1903年开始修建的铁路从柏林经过君士坦丁堡，直达奥斯曼占领下的伊拉克。
体制上的连续性成为从英国到德国盟友变动的基础。海峡问题（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即允许俄国势力进入东部地中海的问题）是长期困扰欧洲国家的诸多问题之一（如果我们抛开1915～1917年的小插曲，即法国和英国为了寻求圣彼得堡在战时与其达成同盟，向俄国许诺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峡的权利的话）。1945年，当土耳其在盟友美国的庇护下、以避免遭到来自苏联的潜在进犯可能时，这个问题仍然存在。这个关键的战略性承诺意味着土耳其自1952年以来已经成为北约组织的成员了——尽管它一直被欧盟拒之门外。在这个关键时刻，德国逐渐取代英国成为海峡的守护者。这一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同时伴随着欧洲向两大同盟阵营分化的过程。曾经一度有助于欧洲内部统一意见的土耳其海峡问题，当时却成为两极分化体系中敌对状态的深刻表现。
当1912年秋，土耳其人向意大利人寻求和解时，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一场主要的冲突却正在酝酿。1911年9月28日，意大利向君士坦丁堡下了最后通牒，而塞尔维亚外交大臣却提出警示，如果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继续拖延下去，将会不可避免地牵扯巴尔干地区。就在意大利1911年10月公开宣战的同时，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政府间的代表人也坐到一起，商讨共同的军事行动。1911年11月，塞尔维亚第一份与保加利亚结盟的条约草案明确指出，要对奥斯曼帝国发动一场战争。在1912年3月达成塞尔维亚–保加利亚防御同盟之后，双方又在5月签署了共同进攻的条约，正如意大利攫取佐泽卡尼索斯群岛那样。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的条约主要集中在针对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东南欧的军事目的，但他们同样也在酝酿针对奥匈帝国的联合行动。以这两个国家为核心，一个秘密的巴尔干联盟正在形成，其目的是要将奥斯曼帝国赶出巴尔干半岛。当这些联盟国家开始行动起来，展开一场大范围的巴尔干战争时，意大利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和平协商仍然裹足不前。1912年10月8日，黑山首先对奥斯曼帝国进行打击，揭开了战争的序幕。1912年10月18日，就在签署《洛桑条约》之时，彼得一世在皇家声明中指出他“以伟大的上帝的名义，命令我勇敢的军队加入圣战，让我们的兄弟得到解放，并许诺我们一个更好的未来”。
1912年10月，巴尔干地区爆发战争，而这对每个人来说都不足为奇了。真正让当时的观察者感到惊讶的是，巴尔干联盟国家的胜利如此迅速、范围如此之广。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黑山的军队浩浩荡荡向奥斯曼的要塞开赴，同时，巴尔干半岛的海面上也闪过诸国的舰队。受地形影响，战争的主要地点将是色雷斯东部，那里波浪状的广阔平原在地峡处变窄，而那里就是君士坦丁堡所在的地方。30万保加利亚士兵涌入该地——该数量大约为这个国家男性数量的15%（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保加利亚的男性共有30%加入了作战部队）。在罗森格勒，一场战斗持续了三天三夜，战线绵延36英里，向东一直到奥斯曼帝国在埃迪尔内的要塞。在骁勇善战的迪米特里耶夫（Dimitriev）的带领下，保加利亚士兵的作战果敢而凶残；迪米特里耶夫绰号“拿破仑”，不仅因为他与拿破仑一样都十分矮小，还因为他拥有强大的领导力。当土耳其人四散溃逃时，保加利亚士兵穷追不舍，不顾道路泥泞和倾盆大雨，直到他们追击至缺乏地图或已不在勘察的范围内——他们的司令却从没命令他们追到这么远的地方。保加利亚的猛攻最后爆发于仅离首都君士坦丁堡20英里的查塔尔贾防线。1912年11月17日，靠着首都提供的支持，土耳其人守住了最后的防线，运用精准火炮便将对方的先行部队造成了惨痛的伤亡，并抵御了一波接一波的攻势。这是保加利亚人离君士坦丁堡最近的一次作战了。
当保加利亚人大举开进色雷斯时，塞尔维亚第一军团的13.2万士兵则从南部向马其顿北部挺近。10月22日，他们出其不意地遭遇了一支驻扎在库马诺沃附近的奥斯曼军队。第二天，双方在一场冰冷的大雨中展开了战线长达10英里的战斗。两天后，塞尔维亚人一举击败了土耳其人。但是胜者并没有立刻进行追剿，而是继续向南行进，三天内就遇到零星的但火力十分猛烈的敌军，在普里莱普附近，又是伴随着冰冷的秋雨，塞尔维亚人再一次将当地的土耳其人赶了出去。应保加利亚同盟的请求（他们急于在希腊人得手之前拿下萨洛尼卡，但没有足够的兵力），塞尔维亚军官命令第一军于11月8日向比托拉前进——马其顿西南部濒临德拉格河的一座如诗如画的小城。而这里的奥斯曼帝国士兵则巩固了他们的地盘，他们将大炮拉到奥布拉科夫高地上，俯瞰着敌人的进犯。枪林弹雨从高地上倾泻而下，塞尔维亚人节节败退。11月17日，在攻击并占领奥布拉科夫大桥之后，形势才得以扭转，塞尔维亚人反败为胜。塞尔维亚人也占据制高点，以让人刮目相看的技术向对方发射炮弹，捣毁了守卫城市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为步兵团进一步向奥斯曼帝国的侧翼推进扫清了障碍。这是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的最后据点。与此同时，塞尔维亚第三军已经从西面进入北阿尔巴尼亚，在那里，他们协助黑山军队围剿了守城斯库台。
战斗一开始，希腊人就一心一意地集中火力攻打萨洛尼卡——马其顿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该地区的战略重地。左翼的马其顿守军交给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军队，在色萨利的希腊军队则向东北方进攻，分别于10月22日和11月2日攻下了奥斯曼帝国在萨兰塔波罗斯和雅尼察的据点——通向萨洛尼卡的大门被打开了。但这期间也有有趣的插曲出现。在11月的第一周，希腊军队开始围城，而在意识到希腊人将要获得他们垂涎已久的战利品之后，保加利亚人却命令他们的第七师挥师向南，赶在希腊人得手之前捷足先登。当他们快赶到时，就派出信使提前通风，敦促奥斯曼指挥官向保加利亚人投降，并准备了相当优厚的诱降条款。但他们从指挥官那里却得到了近乎绝望的消息：“我只有一座塞萨洛尼基城呀，而且它已经屈服于人了。”显然，希腊人还是赶在了他们前面。先发制人地将保加利亚人拒之门外之后，希腊指挥官最终还是同意让1.5万保加利亚人与2.5万希腊士兵共同占领该城。在伊庇鲁斯王国（即阿尔巴尼亚南部）同时进行的一场战斗中，由于土耳其人在亚尼纳周围的要塞十分牢固，因此希腊人陷入了对方的包围中。战斗在几个地区陆续打响，但联盟所取得的胜利却十分可观：仅6周，他们就征服了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近一半地盘。到1912年12月3日双方签署停战协议时，奥斯曼帝国在查塔尔贾防线西面进行继续抵抗的据点仅剩下阿德里安堡、亚妮纳和斯库台，并且所有的据点还都处于包围中。
正如萨洛尼卡纷争所体现的那样，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为第二次冲突（针对已经获得的领土）埋下了伏笔。1912年3月联盟形成时订立的协约中，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同意事先实施瓜分计划：保加利亚人的目的是马其顿南部，包括奥赫里德、普里莱普和比托拉。科索沃、新帕托尔的桑扎克被分给了塞尔维亚。包括诸如斯科普里这样的马其顿北部重镇则尚处于“争议区”，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那么他们都要接受俄国的裁决。保加利亚人欣然接受这种解决方法，因为俄方的决定总是对他们有利的。
与此相反，塞尔维亚人则高兴不起来。许多政治精英都认为，由温和的总理米洛万·米洛瓦诺维奇参与的同盟协商使得塞尔维亚牺牲了许多利益。在这些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总参谋长拉多米尔·普特尼克以及激进党领袖尼古拉·帕希奇的影子。帕希奇之后发表评论称：“以我的观点，我们进行了太多的妥协。或者应该这样说，我们放弃了我们从来都不敢放弃的属于我们的塞尔维亚地盘，纵使我们并没有加入这个联盟。”几个月后，在1912年7月，米洛瓦诺维奇突然离奇死亡，他的死亡也使得持温和外交政策的官员中损失了一员大将。他死后6周，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帕希奇成为总理和外交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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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政府摧毁与保加利亚的协约条款的明确意图甚至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之前就有所体现。1912年9月15日，帕希奇向塞尔维亚代表团暗中发去了通告，通告中他提到了“旧塞尔维亚”，并将普里莱普、基切沃和奥赫里德包括在内，而这些地区却在条约中被划给了保加利亚。在战争期间，塞尔维亚对马其顿的意图因为被阿尔巴尼亚的战事所搁置，当时的领导人一心着迷于获得亚得里亚海的港口。这个问题是塞尔维亚民族“统一”中老生常谈的：其扩张潜在包括了若干个不同的方向，这迫使决策者在不同的意见中做出选择。然而一旦事情变得明确，即奥匈帝国并不打算允许塞尔维亚获得阿尔巴尼亚的一块地区，并且获得亚得里亚港口的愿景也消失之后，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便开始公开违反与保加利亚签订的条约条款。塞尔维亚对莫纳斯提尔的兴趣尤为强烈，这片土地也是用数次的军事努力和惨重伤亡换来的。保加利亚人警觉了起来，他们要求对方做出澄清，但帕希奇却用他一贯的搪塞回应，“所有的分歧都将化解”，他向保加利亚人保证。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在背后讨论兼并保加利亚辖区内的普里莱普和比托拉，甚至还在觊觎备受争议的斯科普里。此外，还有消息称，塞尔维亚虐待“解放区”居住的保加利亚人，这使得事情进一步升级。亚历山大王子曾经来到被征服的数个马其顿城镇（那些城镇里住着许多当地的保加利亚人），并与当地人进行了形式上的对话，可对话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你们是谁？”
“保加利亚人。”
“你们才不是保加利亚人。去你们的吧。”
数月以来，双方之间的冲突看起来是可以避免的，因为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都于1913年4月底同意将马其顿争议交给俄国进行仲裁。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索非亚派出迪米特尔·里佐夫（这位保加利亚外交官曾在1904年协助双方达成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协议）来到贝尔格莱德，为协商提前营造一种友好的气氛。里佐夫是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双边合作的竭力推动者，因此如果事态发展得很糟糕的话，他也能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在与塞尔维亚政府的谈话中，他明显感觉对方完全没有放弃任何地区和军事要塞（它们都处于“保加利亚辖区”）的意愿。尤其让里佐夫感到惊讶的是俄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他向保加利亚首相汇报称，哈特维希在塞尔维亚事务中的影响极大，“以至于对方的外交同人私下称他为‘摄政王’，因为实际上他在代替疾病缠身的塞尔维亚国王行使权力”。5月28日，就在里佐夫离开贝尔格莱德的第二天，帕希奇旋即公开了他的兼并政策，并赶在联盟议会之前宣称，塞尔维亚将保卫所有浴血奋战得来的土地。
而接下来的关于马其顿的冲突则变得毫无调和的余地了。1913年5月的最后一周，大批塞尔维亚军队被调往沿保加利亚防线的各个据点，铁路也都停止了民用功能。6月30日，帕希奇再一次抢先联邦议会一步，重申他的马其顿政策，以免遭到极端民族主义代表的破坏（这些代表认为塞尔维亚应当直接并彻底地占领那些土地）。就在争论升级之时，信使赶来通报总理，称凌晨两点的时候，保加利亚的军队攻击了塞尔维亚在争议地区的据点。因此，双方再也不需要考虑如何宣战了。联邦议会顿时炸开了锅，帕希奇结束了会议联合政府一起准备组织反击。
接下来，曾经的联盟之间爆发了战争。塞尔维亚、希腊、奥斯曼帝国和罗马尼亚联军分别从保加利亚的侧翼地区进行攻击。7月初，保加利亚进入马其顿的军队在布雷加尔尼察河一带遭到了塞军的阻挠。7月1～18日，在马其顿东北部的卡里曼奇，成功挺进的保加利亚军队击败了对方的反击，阻止塞尔维亚人进犯西保加利亚。当塞尔维亚防线部分出现僵局时，希腊人从南部攻入，与对方发生了一场血腥却无果的战斗。与此同时，罗马尼亚从东边进攻，直逼索非亚，离保加利亚首都只有7英里不到了，这迫使保加利亚政府不得不要求停火。1913年8月10日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中，元气大伤的保加利亚丧失了它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中收获的大部分领土。
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政策在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的阴影下得到了强化。俄国人忘记了（或是他们从来没有意识到）伊兹沃尔斯基在提议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为筹码与奥匈帝国外交官进行交换（以换取土耳其海峡的通行权）时所扮演的角色。更为宏观的国际背景，比如英国拒绝支持俄国进入土耳其海峡，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冲淡了。为了迎合民族主义者和泛斯拉夫主义宣传而进行的波斯尼亚兼并被认为是奥匈帝国背信弃义的一段历史，而德国在1909年3月为保护其盟友而进行的干涉则使事情的性质进一步恶化，这使俄国无法再经历第二次的“耻辱”。但是波斯尼亚混乱同样说明了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孤立立场，因为法国和英国都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帮助俄国摆脱伊兹沃尔斯基制造的问题。因此，俄国在将来不得不寻求在该地获得发言权的途径——在不得罪其西方伙伴的前提下。
俄国在1911～1912年的巴尔干政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特征是微弱的中央权力和合作。1911年9月18日斯托雷平被刺杀，搅乱了当时的体制。首相的死亡就在意大利政府向奥斯曼政府发出最后通牒10天之后，新首相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还没有站稳脚跟。萨佐诺夫在1911年3～12月都在国外养病。在他的缺席下，外交大臣助理涅拉托夫（Neratov）竭尽全力力挽狂澜。行政控制权被大大地削弱，其结果就是俄国的政策被分裂成若干并行的、相互矛盾的集团。俄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恰雷科夫试图利用奥斯曼帝国的困境来与之协商俄国船只进入土耳其海峡的条件。利比亚危机发生时，恰雷科夫向奥斯曼帝国提议，俄国会确保奥斯曼帝国不丢掉君士坦丁堡以及色雷斯内陆的防御地带。作为回报，奥斯曼政府则要授予俄国船只进出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自由通行权。
而就在几乎同一时间，在贝尔格莱德的尼古拉·哈特维希却在寻求另外一条不同的道路。哈特维希曾在外交部的亚洲部门受过训练，而该部门的文化则以武断的立场和无情的手段著称。自从他1909年秋到塞尔维亚首都任职后，他就成为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积极政策的拥护者。他并没有掩盖自己对奥匈帝国的厌恶和自己的泛斯拉夫观点。当保加利亚驻塞尔维亚首都的大使安德烈·列普切夫（Andrey Toshev）发表这样的言论时，他一点儿都没有夸张：“哈特维希一步一步地将塞尔维亚王国的命运掌握在手中。”毫无疑问，哈特维希在贝尔格莱德的政治生涯确实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俄国在贝尔格莱德的代办沮丧地认为，哈特维希在沙皇尼古拉二世面前的得宠以及圣彼得堡方面松懈的控制和监督，意味着他有着相当大的自由权来炮制自己的极端观点，就算它们与官方的表态大相径庭。他“明确地提出，他将随时为塞尔维亚提供俄国下一步的动态解读”。
当恰雷科夫正在做出与君士坦丁堡达成长久和平关系的努力时，哈特维希却敦促塞尔维亚人与保加利亚合伙，达成一个针对奥斯曼帝国的防御联盟。后者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将各方联系起来，因为他的旧友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在审判弗里德永丑闻期间，他几乎成为俄国代表团的一员）接受了作为塞尔维亚驻索非亚大使的职位，这将帮助他为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协约的缔造铺平道路。为了让他的观点被塞尔维亚政府接受，哈特维希致信外交大臣助理涅拉托夫，坚持称针对土耳其人（间接指向奥匈帝国）的巴尔干同盟的形成是确保俄国在该地区利益的唯一方式。他在1911年10月6日（就在意大利向的黎波里开枪后的第三天）向涅拉托夫表示：“现在的形势已经如此，双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应当形成伟大的抵御力量，保卫俄国和斯拉夫族——不能有任何哪怕是最小的踌躇。”
因此，当萨佐诺夫于1911年年底结束疗养回国后，他不得不在两种矛盾的建议中做出选择。最后，他选择抛弃恰雷科夫的立场。奥斯曼帝国被告知，应该忽视该大使的提议，恰雷科夫也在几个月后被召回。萨佐诺夫称，他惩罚了这位大使，因为他不顾他的旨意，越过圣彼得堡的“所有障碍”，“将事情搞得一团糟”。但是这只是烟幕弹而已：恰雷科夫已经得到来自外交大臣助理涅拉托夫的支持，他也绝不仅仅是在非常时期制定政策的俄国公使。从这方面来说，哈特维希行为的性质是更恶劣的。萨佐诺夫否决君士坦丁堡大使的真正意图，是因为获得土耳其海峡主动权的时机尚未成熟。1911年12月，在他从瑞士疗养地归返的途中，萨佐诺夫从伊兹沃尔斯基和驻伦敦大使贝肯多夫那里得到消息，直接敦促解决海峡问题可能会导致与法国和英国的关系紧张。尤其应当被考虑的是英国的态度，因为1911～1912年冬，俄国和英国在波斯问题的解决上再度陷入紧张局面。局势越严峻，英国就越不会在海峡问题上对俄国的目的网开一面。与此同时，俄国在1911年春夏出现的摩洛哥问题上一直对法国表现得不温不火，这也使得双方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痕。法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看到俄国在东地中海达成心愿，因为他们也将此地视为自己的利益范围。最重要的是，法国对奥斯曼帝国大规模的投资让巴黎深切怀疑俄国的任何动机，认为这将危害自己的金融投资。一时间，协约国之间的关系相对削弱，在对像土耳其海峡这样的战略重地的问题上，如果成员之间有潜在的分歧，那么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换言之，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萨佐诺夫不得不将协约国的团结放在第一位，俄国在海峡的权力暂且搁置。
谢尔盖·萨佐诺夫
就在他放弃恰雷科夫观点的同时，萨佐诺夫选择支持哈特维希的亲塞、结盟政策，这样不仅会破坏奥匈帝国的意图，而且能够对奥斯曼帝国施加直接的压力。但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却谨慎地避免以一种可能会让自己与西方协约国盟友分道扬镳的方式挑战奥斯曼帝国。利用机会获得海峡权力的苛求必须与独自行动所承担的风险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他鼓励意大利人对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然后立刻撤退，这样可能会让奥斯曼帝国关闭水路，从而严重阻碍俄国的商业运输。萨佐诺夫同时告知英法，他的目的在于将意大利拉入伙；他对英国驻圣彼得堡的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称，他认为意大利的价值在于“抗衡奥地利”；实际上，他则希望意大利的突袭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为俄国提供一个借口，来要求只有他们自己的商船才能通行海峡。1912年10月初，萨佐诺夫对伊兹沃尔斯基表示，俄国“不要表现出与奥斯曼帝国角力且破坏其统一的姿态”是非常有必要的。
萨佐诺夫还支持并资助了巴尔干同盟的成立。在重新回到岗位之后，他成为联盟政策的倡导者，并声称自己被这样一种愿景所鼓舞：几十万的刺刀共同形成一座坚固堡垒，横亘在中央权力和巴尔干国家之间。他之所以选择资助1912年3月形成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同盟协议，是为了借刀杀人，针对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条约称，一旦“有任何的列强试图兼并、占领或暂时入侵”任何土耳其占领下的巴尔干领土——当然这里指的是奥匈帝国，签署国要“倾其全力，相互协助”。
萨佐诺夫心知肚明，巴尔干半岛在利比亚战争之后将有可能变得极其动荡。因此他相信，俄国在随即发生的任何冲突中都有话语权是相当重要的。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协议就相应地赋予俄国在任何后续冲突中起调停和仲裁的作用。一项秘密协议确保了签署方在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提前征询俄国的意见；如果两国在是否对奥斯曼帝国出兵、何时对奥斯曼帝国出兵的问题上出现分歧，俄国的否决权将会生效。如果在被征服地区的领土划分上有矛盾，那么该事务就要被提交给俄国进行仲裁，即俄国的决定与协约双方的行动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因此，这个联盟对于俄国的利益诉求相当有利。然而却仍然有几点存疑。过去的经验表明，俄国帮助下成立的巴尔干联盟可能并不会对圣彼得堡言听计从。1911年10月和11月，由于这一点产生的分歧已经引发哈特维希和A·V·涅克柳多夫（A. V. Nekliudov）之间的敌意，前者支持激进的巴尔干同盟政策，而在索非亚的后者则担心联盟会脱离俄国的控制。涅克柳多夫也有自己的论据：如果两大签约国确实在攻击的可能性和时间表上达成一致，俄国的否决权就毫无意义了（事实确实如此）；此外，如果两大签约国家又邀请其他邻国加入（例如希腊和黑山）他们的联盟而并没有征询圣彼得堡的意见呢？他的质疑再一次成为现实：联盟只是告知俄国附加在联盟之外的秘密军事条款，但并没有征得它们的同意；圣彼得堡反对让黑山和希腊加入的提议被忽略了。在该联盟完全存在之前，它们就已经脱离了俄国的控制。
当巴尔干猛虎在1912年10月脱笼而出时，萨佐诺夫公开对此表示限制（但这也只是示意性的）。另外，在伦敦的俄国大使被告知他不会同意任何牵扯俄国和奥匈帝国进行合作的提议。与此同时，联盟国家也得到警告，它们不会得到来自俄国的帮助。这些警告对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很是不寻常，因为俄国曾经鼓励它们为了共同的事业向奥斯曼帝国开战。驻法国的塞尔维亚大使米伦科·韦斯尼奇于1912年10月被萨佐诺夫在巴黎召去开会，而此时战争已经爆发。当着一群法国外交部官员的面，萨佐诺夫对韦斯尼奇说，他认为塞尔维亚的动员存在“计划不周”的问题，因此不得不对这场战争进行遏制，使其尽快结束。韦斯尼奇十分恼怒，他直言不讳地提醒萨佐诺夫，俄国外交部“完全了解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之间已经达成共识”。萨佐诺夫当即感到很尴尬——法国官员可都在场啊！——他回应说这确实是事实，但这只对于第一个“仅有防卫性质”的协议有效。萨佐诺夫告知索非亚，他并不是针对巴尔干战争，而是对时间表示担心：巴尔干战争或许会波及更大的范围，而俄国并没有为一场全面冲突做好军事准备。萨佐诺夫相互矛盾的信息令人质疑，再加上好战的哈特维希以及俄国在索非亚的军事随员，他们都鼓励各自的对话者，让他们相信如果事情变得糟糕，俄国不会让巴尔干“小兄弟们”自己收拾残局。据称，当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动员宣布开始时，涅克柳多夫一度喜极而泣。
但如果俄国的巴尔干政策不仅没有让俄国得到任何的海峡权益，还让其处于危险境地呢？圣彼得堡的政治领导人承认，海峡权应当留到合适的时机，即在奥斯曼帝国的管理相对放松的时候，但其他列强如果也乘虚而入，在博斯普鲁斯海峡阻碍他们的话，那就完全不能接受了。1912年10月，保加利亚军队出其不意地进攻色雷斯东部的查塔尔贾——奥斯曼首都最后的壁垒，这给萨佐诺夫和他的同僚们敲响了警钟。保加利亚任性的国王一直觊觎着古老的拜占庭，如果保加利亚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那么俄国将如何应对？萨佐诺夫对布坎南说，如果发生那种情况，“俄国将有义务对他们进行警告”。他很不由衷地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尽管俄国并没有打君士坦丁堡的主意，但我们也同样不允许其他国家占领它。”在一封写给涅克柳多夫的信中（该信件同时被抄送给在巴黎、伦敦、君士坦丁堡和贝尔格莱德的使馆），萨佐诺夫再一次重申，保加利亚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行为会使得俄国的舆论矛头指向索非亚。圣彼得堡向保加利亚大使发去了不友好的警告：“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进入君士坦丁堡，因为这样的话你们将要面临更复杂的后果。”当保加利亚对查塔尔贾的血腥进攻被打败之后，萨佐诺夫才从一场可能的干预中脱身。
这项策略的背后，是俄国媒体的挑唆。俄国报刊编辑们受到巴尔干国家和他们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宿仇（奥斯曼帝国）之间的矛盾的激励。之前从来没有任何事件能够激起俄国城市媒体如此强烈的兴奋、团结和愤怒的情绪。“如果斯拉夫人和希腊人能够胜利，那么还有哪个强者能够抢走他们通过浴血奋战得来的战利品呢？”评价萨佐诺夫在这些事务上施加的影响并不容易。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对媒体想要了解他政策细节的兴趣非常反感，并且做出一幅轻视记者及其观点的姿态。然而，他对媒体批判又非常敏感。他曾经召集一次媒体会议，抱怨他感受到的来自记者的敌意。在10月31日致所有俄国大使的通知中，萨佐诺夫称，他无意让民族主义的声音在俄国媒体中传播，以至于影响他对政策的控制。但是他又进一步指出，公使们应当考虑利用媒体的煽动性文章来“使他国的内阁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时刻考虑我们目前遭遇的困难”。换言之，当他否认媒体影响他的决策的同时，他还看到敌对的媒体文章能够在国外被充分利用，以确保为控制外交协商留出空间。这些文件可能是最能揭示决策者和媒体之间关系复杂性的了。
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萨佐诺夫的政策充满了即兴和游移不定的特质。10月底，他坚定地宣称，他支持奥匈帝国维持在巴尔干半岛领土现状的政策。然而在11月8日，萨佐诺夫却告知意大利政府，塞尔维亚进入亚得里亚海的权益必须被保障，他还自负地加了一句：“忽略事实是很危险的。”然而仅在三天之后，他就告诉哈特维希，在亚得里亚海岸成立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国家是“无法逃避的必然之举”，这次他又加了一句：“忽略事实是很危险的。”哈特维希接到命令，警告帕希奇如果塞尔维亚人的行动过于激进，俄国可能会被迫抽身而退，让他们自行处理问题。这是这位俄国部长十分不乐意看到的，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这条消息同时也被发往伦敦和巴黎。然而到11月17日，他却又在为塞尔维亚辩护了。伦敦和巴黎又收到消息，称如果他们对塞尔维亚发动进攻的话，俄国可能有义务对奥匈帝国进行军事干涉；这两个政府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萨佐诺夫总是在改变他的立场。”1912年11月，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称：“他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总是轮番登场，让人捉摸不定。”“我曾不止一次责备萨佐诺夫变化多端的观点。”但是他继续指出，平心而论，这位俄国外交大臣“并不是其自由意志的履行者”，他需要考虑沙皇的意见，而后者当时受到圣彼得堡军方意见的左右。驻巴黎和德黑兰的前第三任秘书、就职于伦敦的外交部的罗伯特·范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对这个问题做了简单的总结：“萨佐诺夫先生是个悲哀的摇摆不定的人。”
萨佐诺夫还在犹豫不决时，俄国统治阶层对巴尔干的态度渐显强硬。在巴尔干半岛各国动员其军事力量时，俄国决定在1912年9月30日举行军事演习。这表明俄国打算通过对巴尔干采取军事行动向维也纳示好。奥匈帝国总参谋部的报告显示，约五六万俄国预备役军人被纠集到波兰战线的华沙地区（紧邻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预计后续还要召集17万人，用来在奥匈帝国边境建立一个大型的俄国军营。当被问及这些军事行动时，萨佐诺夫宣称他对此一无所知。与之相反，苏霍姆利诺夫坚称外交部完全知晓此事。无论萨佐诺夫是否参与了这个决定（两种可能都是可信的），军事演习（以及在巴尔干战争爆发后继续沿用这个策略的决定）标志着俄国与之前的保守政策告别。俄国开始拥护“实权”战略，即外交依靠武力威胁得以实现。在一封1912年10月10日写给科科夫佐夫的信中，萨佐诺夫评论道：“我们可能需要英法的实质支持，只要这两个国家明白我们愿意承担多少风险。”在战争爆发前一年，他告诉伊兹沃尔斯基，只有军事上有充分的准备且利用“和平压力”，才能使俄国实现目标。这是与他的政策自相矛盾的地方。
俄国对巴尔干转向更加坚定的政策，也标志了科科夫佐夫与苏霍姆利诺夫的权力平衡发生了变化。1912年10～11月，在讨论1913年的军事预算期间，沙皇明显不再愿意支持科科夫佐夫的限制军事开支的号召。10月31日至11月2日，在召开一系列会议后，内阁同意增补军事贷款6 680万卢布。这个提议的发起者不是苏霍姆利诺夫，而是萨佐诺夫，他在10月23日给科科夫佐夫写信称，他想提高军备实力以对抗奥匈帝国或者奥斯曼帝国。科科夫佐夫别无选择，只能将该信传达给苏霍姆利诺夫，由他正式申请提高贷款。这是削弱科科夫佐夫地位的关键步骤：首相无权否决由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提出、由沙皇在幕后支持的提议。11月5日之后，沙皇批准了一条法令，推迟俄军高龄入伍者返乡时间，因此，服役期延长之后的预备役人数增长到40万人。根据从圣彼得堡传到法国的信息，前线部队力量仅比战时水平低一点点。这些策略还有其他措施辅助：派遣一些队伍前进至邻近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边界、优化武装设备、保证足够储备。雅科夫·日林斯基（Yakov Zhilinsky）参谋长告诉法国军官，所以这一切的目的是保证“我们可以……迅速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件”。
使冲突扩大的决定性事件发生在1912年11月的第4周，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以及其他司令积极说服沙皇颁布动用部分武力针对奥匈帝国的命令。科科夫佐夫回忆道，有人在11月22日告诉他，沙皇要在第二天早晨召见他和萨佐诺夫。当他们到达的时候，他们惊愕地发现军事会议已经决定，在紧邻奥匈帝国的基辅和华沙军事区进行武装召集。看来苏霍姆利诺夫前一天就想进行武装召集了，但是沙皇因为要先征求相关大臣的意见，因此推迟颁布命令。科科夫佐夫被军方这些蛮不讲理的小动作激怒，他指出该提议是愚蠢的：对奥匈帝国的小范围动武毫无意义，因为德国有义务在奥匈帝国受到攻击时协助他们。那法国这边呢？由于当下还没有和法国商量，突然动武很可能迫使俄国独自面对这愚蠢的结果。此外，该行为还违反了宪法：科科夫佐夫认为，苏霍姆利诺夫没有权力在未征求外交大臣的意见前，向沙皇提出这样的建议。尼古拉二世支持了科科夫佐夫观点，并同意撤销陆军大臣的命令。在这次事件中，萨佐诺夫选择站在首相弗拉基米尔·科科夫佐夫一边，支持撤销该提议，因为从政治角度看，它毫无意义；从战略角度看，它极不可行，而且还存在危险。这也是俄国“联合政府”的最后一次发力。
但是，在1912～1913年冬季危机时，萨佐诺夫事实上是支持对奥匈帝国动武的。也是这个政策使得俄奥边境成为“外交风暴中心”。在11月23日，平民和军官之间就动武问题发生对峙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但是圣彼得堡总归还是支持战争的。12月中旬，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向内阁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增强基辅和华沙军事区的边境骑兵团军力、召集预备役进行训练、增强边境部队战斗能力、运输马匹到边境区域、强化军事防卫以及禁止出口马匹。如果这些措施得以实施，则可能直接把冬季危机推至战争——一场波及全欧洲的战争在所难免，因为法国政府当时正敦促俄国加快对奥匈帝国进行制裁，并承诺在德国参与军事冲突时对俄提供帮助。但是这对于萨佐诺夫来说有些过头了，他再一次与科科夫佐夫站在同一战线，拒绝苏霍姆利诺夫的提议。这次，和平支持者仅获得了部分胜利：召集步兵预备役以及马匹出口禁令因为过分具有煽动性而被拒绝，但是其他措施仍然得以继续实施，此举自然会令维也纳的奥政府不安。
从历史上来看，1912年12月的最后一周，萨佐诺夫提出将加利西亚边境的部分俄军撤离（但是是在奥军先撤退的前提下）看起来更像是在进一步威胁恫吓，而不是真正努力缓和危机、避免战争。如果奥匈帝国不顺从，俄政府会再一次加速恫吓的步伐，并指出有可能进一步公开放宽征兵年龄上限，这将引起战争恐慌。萨佐诺夫甚至在1913年1月初告知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他有个“召集军事力量到奥匈帝国边境的计划”并计划征集更多军队。关于在基辅军事区征兵及俄对奥下最后通牒的讨论（这次是萨佐诺夫，而不是苏霍姆利诺夫）又重新提上了日程。
俄奥武装僵局的结果对双方来说都是痛苦的：在维也纳，边界冲突给原本财力薄弱的皇室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此外，捷克、塞尔维亚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预备役士兵的忠诚度也受到质疑。如果时局持续高度紧张，他们中的很多人将失去原有的工作。俄方同样也有质疑边境军队的可靠度的问题，那些被召集来扩充和平时期加利西亚边境的军力逐渐产生反叛心理，他们要求要么即刻开战，要么撤退兵力。财政部及科科夫佐夫也抱怨维持预备役军队带来的财政负担。尽管一般说来财政问题对于俄方并不是主要问题，但是维也纳则不然，他们的大臣们十分担心其财政控制会彻底崩溃。科科夫佐夫成功地缓和了冲突，并说服沙皇不要继续采取进一步可能引发冲突的行动。
在这次事件中，奥匈帝国首先做出了让步，从1月底开始逐渐减少边防部队的军力。2月及3月，贝希托尔德又对贝尔格莱德进一步做出妥协。2月21日，弗兰茨·约瑟夫提议大规模减少加利西亚的兵力，尼古拉二世批准了这个提议，并允许被召集的年长士兵返乡。3月的第二周，边境双方的驻军大规模减少，并告知公众冲突正式得以缓和。
1912～1913年的巴尔干冬日危机结束后，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是一般看来，这次危机改变了维也纳政府和圣彼得堡政府的政策。奥匈帝国的决策者开始习惯于一种更为军事化的外交风格。在圣彼得堡则出现了战争派，该派别中最核心的成员有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Nikolai Nikolaievich）和彼得·尼古拉耶维奇（Pyotr Nikolaievich），他们都是高级军事将领，都迎娶了黑山公主。驻圣彼得堡的比利时大臣在1913年年初写道：“帝国的和平主义者不能（在庭上）劝服那些宣称不可能早于奥匈帝国撤退的人。”主战的观点获得支持，不仅是因为沙皇（间接）、高级陆海军将领站在这一边，还因为一批有影响力的民事大臣同样鼓励这种态度，其中最重要的是农业大臣克里沃舍因。
克里沃舍因是俄国政坛最活跃、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是个对扩展政界网络得心应手的人：睿智、世故、敏锐，并且拥有一种能够恰当结交朋友的过人天赋。年轻时，他就因善于结交能帮助他登上较高职位的高官子弟而闻名。1905年，他混入了沙皇的秘书D·特列波夫（D. Trepov）的社交圈（1905年秋是沙皇启用私人秘书的唯一时期）。至1906年，尽管克里沃舍因还是没有任何固定官职，但他依然被皇家所接受。他也因此变得非常富有，还娶了纺织帝国后代莫罗佐夫家族的成员。通过这段联姻，他可以与莫斯科工业经营层保持密切的联系。
克里沃舍因的政治天赋源于他作为俄国人在波兰生活的幼年时光，他是在华沙出生长大的，这片土壤是孕育俄国民族主义者的温床。引用一位高级官员的原话来说，在波兰西部省份的俄国官僚“就像个封闭起来的营队，他们的想法总是会向国家权威靠拢”。1905年之后，西部地区成了杜马民族主义者的一个落脚点。掌握对外政策一开始并非克里沃舍因的拿手好戏，他是斯托雷平式的农业与管理革新者。他觉得跟外国人交流有困难，因为他不像大多数和他同阶层的俄国人那样能够流利地说德语或法语。但是，当他作为一颗政治新星冉冉升起时，他也旋即拥有了控制外交的野心——当然这也是最重要的政府事务。此外，1908年5月，他被任命为土地使用管理以及农业大臣，他的地缘政治权利范围比他的头衔所体现出的还要多。克里沃舍因的部门参与扩展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殖民地，因此他特别关注俄国远东和中国满洲的边境安全问题。就像很多以西方马首是瞻的政治家一样，克里沃舍因偏向于与德国保持友好关系。他不赞成伊兹沃尔斯基将波黑归为奥匈帝国属国的观点，也拒绝外交大臣所呼吁的对三国同盟进行“报复”的看法。
亚历山大·克里沃舍因
但是，在1914年夏季来到的几年以前，克里沃舍因经历了一次转变。他的一位强有力的导师斯托雷平突然被害身亡，联合政府变得毫无头绪。克里沃舍因开始更加努力地扩大杜马以及公众中的民族主义者圈子。在1912～1913年巴尔干冬季危机期间，他支持苏霍姆利诺夫在巴尔干地区的激进政策，并把“停止对德国人唯唯诺诺”、让大家信任俄国人民以及他们对祖国长久的爱作为依据。1913年春，他领导了一场获得高票数的竞选，以修改当时俄德税费协议条款。谢尔盖·维特和科科夫佐夫于1904年与德国签订的该协议；1913年，在俄国政界被广泛接受的一个观点是：该协议允许“狡猾、冷漠的德国企业家”从“头脑简单的俄国农业工作者”身上剥削“贡品”。这次明显是反对科科夫佐夫农业政策的竞选激起了德俄媒体间的争执。克里沃舍因的儿子在日后回忆，当时，那场争执越演越烈，俄国同德国的关系也越发恶化，但与此同时，克里沃舍因却成为法国使馆的宠儿，在那里，人们能经常看到他和他法国朋友圈的新朋友在一起。
克里沃舍因追求强硬外交政策的热情也反映了他对寻求能够将社会和政府联结起来的时机的渴望（对伊兹沃尔斯基和萨佐诺夫而言，这同样重要）。克里沃舍因以及他的部门能够在政府和官方机构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与区域地方选举议会以及很多民事社会组织紧密合作。1913年7月，他在基辅举办了一场农业展并做了一个简短的且在日后变得非常知名的讲话。在该讲话中，他宣称，俄国只有在“我们”（即政府）和“他们”（即社会）之间没有不利分歧时，才能实现富裕、和谐。简言之，克里沃舍因代表了一种在对外事物上可怕的技术治国的现代主义、民粹主义、耕地区域主义、议会普及化以及渐强的鹰派观点的结合。至1913年，他毫无疑问是最擅长社交以及最有权力的民政大臣。难怪科科夫佐夫绝望地在大臣会议上谈及他的“孤立感”与“彻底无助”，很明显大臣会议是要逼他下台。
萨佐诺夫以及他的同僚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个战略抉择：俄国应该支持保加利亚还是塞尔维亚？这两个国家中，保加利亚显然在战略上更加重要，它位于黑海，而且地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使得它成为俄国的一个重要伙伴。在1877～1978年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失败为建立保加利亚紧急自治州创造了条件，该州名义上隶属奥斯曼帝国，实质上受俄国监管。因此，保加利亚在历史上一直是俄国的属国。但是保加利亚从来没有像俄国期待的那样，做个听话的属国。保加利亚的亲俄派和亲欧派不停争夺外交权，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停止；统治阶层利用该国具有战略敏感性的地理位置，不断地向不同的势力表达自己的衷心。
萨克森–科堡和哥达–科哈里家族的费迪南德即位统治保加利亚后，这种混乱局面更加显著。1885～1918年，费迪南德首先作为王子君临，后来成为国王。他在亲俄和亲德的内阁派系间掌控着大局。保加利亚君主“一直定下规矩，自己不准确定地倾向于任何事情的一边，”乔治爵士日后回忆道，“一个投机者只会考虑他自己的利益，他通常……先谄媚地与一个国家搞好关系，然后是另一个……”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令保加利亚与俄国的关系急速恶化，因为费迪南德决定暂时与维也纳联盟，利用这个契机弃置《柏林条约》（该条约将保加利亚定义为附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自治公国），宣布保加利亚的统一与独立，并且在保加利亚古都特尔诺沃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仪式，还自立为沙皇。伊兹沃尔斯基对保加利亚的不忠表示吃惊，并警告保加利亚，他们不久将为自己对朋友的背叛付出代价。这场胜利十分短暂，而后果也十分恼人：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关于独立问题的谈判失败后，奥斯曼帝国开始在保加利亚边境集结兵力，保加利亚向俄国求助后，一切才得以平息。通过俄国的调停，保加利亚和奥斯曼帝国签署独立协议，维持一段时间忠诚的协约伙伴关系。
但是，即使是最亲近保加利亚的俄国政客也认识到，跟保加利亚关系的维持同样需要考虑到塞尔维亚的利益，尤其是在波斯尼亚兼并危机之后——该危机在俄国公众中激发了支持塞尔维亚的情绪。1909年12月，由于急于在巴尔干半岛重建据点，俄国战争部起草了一份秘密协定，开展俄国–保加利亚联合行动，以共同对抗哈布斯堡皇朝、罗马尼亚或是奥斯曼帝国，并向保加利亚保证马其顿和多布罗加（罗马尼亚边境有争议区域）的领土完整。但是，在伊兹沃尔斯基的指示下，该条约被搁置，因为它很大程度上伤害了塞尔维亚的利益。驻贝尔格莱德的哈特维希鼓励塞尔维亚人对抗奥匈帝国，并且代表塞尔维亚人去挑衅俄国，因此，对塞尔维亚还是保加利亚的选择问题上，矛盾越发显著。
1910年3月，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前往圣彼得堡，进行为期两周的高层对话。保加利亚要求俄方放弃塞尔维亚，坚决维护保加利亚，即只有在此前提下，才会形成一个稳定的巴尔干国家联盟。保加利亚首相马利诺夫告诉伊兹沃尔斯基，俄国不可能同时建立一个大保加利亚国和大塞尔维亚国：
一旦你决定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和我们站在同一边，我们很容易和塞尔维亚解决马其顿问题。只要塞尔维亚政府认识到这点，你们最好摆明立场让他们认识到这点，如此一来塞尔维亚就容易妥协多了。
保加利亚人刚刚离开、塞尔维亚人的彼得国王后脚就跟着来了。彼得在沙皇的宫廷上要比狡猾的、因塞尔维亚事件对俄施压的费迪南德受欢迎得多。他获得了非常重要的保障：俄国不再授予保加利亚优先权。俄国在马其顿问题上对保加利亚长期以来形成的支持名义上依旧存在，但实质上，伊兹沃尔斯基承诺他也会找到“保障塞尔维亚利益和权利”的方法。首先就是（这是个令塞尔维亚外交部振奋的消息）俄国现在承认部分马其顿领土归属塞尔维亚。
在俄国看来，巴尔干联盟政策的优势之一就在于它能够结合两种选择之间的矛盾——至少当下可以。一旦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在1912年3月缔结的联盟找到双方看似都可以接受的马其顿问题的解决方法，那么这样的联盟就可能成为俄国控制巴尔干半岛的长久手段。俄国仲裁争议区的条款看似是在保护俄国在半岛上的特殊地位，并创造出一套能够管理、化解双方冲突的机制。
保加利亚军队对君士坦丁堡毫无前兆的突袭引起了圣彼得堡的恐慌。萨佐诺夫强烈要求保加利亚要足够“理智”、谨慎，并且“在对的时机停手”；由于怀疑法国要求保加利亚占领奥斯曼首都，他的警告显得更加重要了。这种情绪在保加利亚进攻失败后得以缓解。战后，俄国专注于在两个胜利国之间调停，在符合1912年3月条约条款的情况下，使两国停战和解。但是塞尔维亚拒绝撤离已经获得的领地，而保加利亚又不同意放弃对该区域的所有权，调停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保加利亚声称调停的依据必须是1912年3月的条约，而塞尔维亚政府认为实际发生的事情已经令该条约无效。巴尔干半岛诸国正如尼古拉二世说的，就像“表现良好的孩子”却“长大变成了烦人的小混混”。
萨佐诺夫起初倾向保加利亚，对塞尔维亚不撤出占领地进行谴责。但是，在1913年3月底，俄外交大臣改为支持塞尔维亚且强迫保加利亚做出让步。当他得知保加利亚即将召回其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安德烈·列普切夫时，萨佐诺夫感到无比愤怒，并且谴责保加利亚是在维也纳的指示下行事，由于他们“对俄国以及斯拉夫民族的无理”，保加利亚正自己走向“毁灭”。最后，保加利亚同意不召回列普切夫，争执才得以平息，但是俄国却在进一步考虑疏远保加利亚。在萨佐诺夫重复警告任何挑起下一场战争的人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后，保加利亚在6月29日发动的战争为俄疏远保加利亚推波助澜。（但是俄国其实也参与其中，哈特维希让尼古拉·帕希奇无论如何不能主动带头，要等保加利亚先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俄国对罗马尼亚的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期间，萨佐诺夫曾向罗马尼亚请愿，确保罗马尼亚不会对保加利亚的任何领土进行突袭，他指的是多布罗加——两个国家的争议边界区域。与此相反的是，1913年夏初，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关于马其顿区域协议破裂后，萨佐诺夫则告知罗马尼亚，如果罗马尼亚干涉塞尔维亚—保加利亚战争中侵略的一方，俄国将不会采取行动。这是至此为止最明确的反对保加利亚的行动，这令俄国立场空前明确。
圣彼得堡财政上的起色强化了其站在支持塞尔维亚一方的立场。根据卡耐基基金会对巴尔干战争的起因及经过的调查，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之后，参战国就像“寻求借钱用于还债、重建军事和恢复生产力的乞丐”一样。保加利亚的状况最糟糕，刚与四国交战，其人力、财力都损失惨重（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保加利亚死亡人数达9.3万——比4个帝国死亡人数总和都多）。在1913年7月17日新任职的自由党首相瓦西里·拉多斯拉沃夫（Vasil Radoslavov）的统领下，保加利亚政府寻求一笔巨额贷款。维也纳第一个做出反应，10月底预付3 000万法郎，但是这些数额都不够保加利亚政府继续偿还自己的债务。尽管保加利亚承诺把达达尼尔海峡转让给俄国作为其管辖地，俄政府依旧不愿伸出援手。萨佐诺夫认为，只要是对俄有敌意的拉多斯拉沃夫执政，俄国就不能给予保加利亚经济援助。俄国无论如何都不能给予保加利亚所需要的贷款额度，尽管它希望如此。此外，也是更重要的，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对持有大量金融资本的法国施压，令其跟俄国站在统一战线，不给予保加利亚支援。
法国人并不需要太多的劝说，他们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猪肉战争”之后，就出于政治动机给塞尔维亚提供资金支持。国际放贷是法国的一种成熟且高效的外交手段。驻索非亚的法国大臣安德烈·德帕纳菲厄（André de Panafieu）在1914年1月20日的一篇报道中观察到，只要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和平相处，想出拒绝保加利亚贷款的理由很容易，他也因此明白了金钱和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但是很明显，如果萨佐诺夫过度运用这个政策，可能会起到反作用。新任俄国大臣亚历山大·萨温斯基（Alexander Savinsky）于1914年1月被派去索非亚，他的任务是防止保加利亚投靠日耳曼一方。从在索非亚的俄国外交大臣那边得到警告称，如果拒绝贷款，保加利亚就会向德国人借钱购买奥匈帝国的武器。在争议的压力之下，伊兹沃尔斯基求助于法国，使得法国外交部从2月开始便考虑给保加利亚提供贷款，但是条件却极其苛刻，比如要求资金只能用于购买法国的军备和军需用品。
可想而知，是德国救了保加利亚。3月中旬，德国政府同意以政府的名义向保加利亚提供贷款。这并不代表德国打算把保加利亚拉入长期的三国同盟，夏季，德国同样以优惠的条件贷款给塞尔维亚。当塞尔维亚拥有很高的信用额度，并不需要接受任何令协约国对其忠诚起疑的任何贷款时，保加利亚陷入绝望。当俄国和法国政府得知柏林与索非亚之间接洽后，最后一搏试图阻止贷款继续进行。萨温斯基在保加利亚亲俄媒介上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文章，并不断督促萨佐诺夫对保加利亚进一步施压。在最后一刻，法国一家专门给拉丁美洲和亚洲提供贷款的银行Périer & Cie银行为其提供了贷款：5亿法郎、5%的利息。基本是俄方通过伊兹沃尔斯基在巴黎斡旋获得的Périer银行提供的贷款，银行规定俄国作担保方，即如果违约，俄国需要承担保加利亚的债务。其目的是将巨额贷款和政治依赖性结合起来，以加强对巴尔干协约国的影响：计划劝服保加利亚接受贷款，日后再给他们施压以更换政府。但是Périer银行提供的贷款资金到位过晚（1914年6月16日），并未成功改变局面，最终还是经过几轮交涉、确保条件改善之后，德国提供的贷款获得了胜利。在这场喧嚣和混乱中，德国的“一揽子”财政（如果用词得当的话）于7月16日在保加利亚国民议会上得到通过。事实上，该法案既未被宣读，也未被讨论，更没有经过投票表决。在会议结束时，政府只是宣布议会通过了该法案。反对党指责政府出卖国家，并将“书本、墨水瓶扔向大臣们”。大家看见首相拉多斯拉沃夫维护秩序并挥动左轮手枪。贷款成了联盟的一个危险的工具。通过国际借贷武装自己虽然不是什么新鲜手段，但是在这种情形下，保加利亚被迫和三国同盟政策联系在一起，就像塞尔维亚融入了协约国政治体制一样。巴尔干发生的事情不过是对“忠诚”这一传统概念进行逆转。过去，俄国支持保加利亚，而奥匈帝国管辖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到1914年，这样的安排彻底调转。罗马尼亚也参与其中，1913年夏初，萨佐诺夫还在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的战争中邀请罗马尼亚政府加入保加利亚一方。当时时机已经成熟，因为罗马尼亚正因奥匈帝国示好塞尔维亚而感到愤怒，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也因为奥匈帝国反对签署作为他个人外交政绩的《布加勒斯特条约》而感到愤怒。俄国和罗马尼亚于1914年6月14日正式恢复邦交，当时沙皇在罗马尼亚黑海岸康斯坦察拜访国王卡罗尔。这是个象征性的仪式。到场的从沙皇手中接过奖章的唯一一位外国代表是法国驻罗马尼亚大臣卡米耶·布隆代尔（Camille Blondel）——他前不久刚从塞尔维亚国王彼得那里获得一枚高级奖章。奥匈帝国驻布加勒斯特大臣奥托卡尔·切尔宁（Ottokar Czernin）也参加了庆典，他把这一天形容成罗马尼亚“向三国同盟”的完美转型。
事情的结果就是奥匈帝国对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影响进一步被削弱。罗马尼亚的民族统一主义逐渐偏离比萨拉比亚地区（因为它与俄国有利益冲突），然后趋向特兰西瓦尼亚地区，这种趋势阻碍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体化。当然，对罗马尼亚一些意愿的限制也成了俄国的目标。当萨佐诺夫询问罗马尼亚首相及外交大臣伊恩·布勒亚努（Ion Brătianu），“在俄国和奥匈帝国爆发武装冲突，俄国必须发起战争时”，罗马尼亚会有什么样的态度，布勒亚努“面露惊色”，并给出了个“搪塞的回答”。但是，当被进一步施压时，布勒亚努还是承认罗马尼亚和俄国在防止“任何削弱塞尔维亚的行动”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对于萨佐诺夫来说，这就足够了。因此，俄国与罗马尼亚恢复邦交造就了（援引自法国内阁一份报告）一种俄国给奥匈帝国施压的新手段。但是巴尔干地缘政治重组的最显著特点是它成形之快。这不是需要数年才能消失的长期现象，而是针对地缘政治环境更改的短期调整。1913年11月，萨佐诺夫告诉在圣彼得堡的比利时大臣，保加利亚现阶段倾向奥匈帝国很可能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这是一个由狡诈的费迪南德国王支持的特殊国会小集团的杰作，“对于他，我们完全没有敬重”。等时机到了，新的巴尔干联盟很可能很快又有进一步的调整或者形成新的体系。重要的是，在1914年夏，这种特殊结盟模式还在运作。
塞尔维亚现在是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傀儡了，这种形式既不必要也不自然。1909年，埃伦塔尔指责俄国即使在塞尔维亚不牵涉各国利益时期，依旧做塞尔维亚保护者的“疯狂主张”。他是有道理的。俄国声称做它在巴尔干的东正教“孩子”代表的行为，无异于一个民粹主义者为弱化奥匈帝国的政策辩护，它想要获得更多本国人的支持，以及确保自己在邻土耳其海峡的巴尔干内陆的霸权。泛斯拉夫主义学说可能在俄国民族主义媒介那边很受欢迎，但它也同希特勒的生存空间概念一样，不能为政治行动提供合法依据。此外，这个政策也没有保持其一致性，因为保加利亚人也是东正教派的斯拉夫人，而罗马尼亚人虽然信仰东正教，但不是斯拉夫人。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承诺是出于霸权政治，而非泛斯拉夫主义。它令巴尔干两大势力变得极其不平衡，因为奥匈帝国在那里没有可以与俄国盟国相比的盟国。
虽然很难量化，但是不可否认俄国结盟塞尔维亚所带来的刺激效应。1914年2月，当帕希奇访俄回国后，由于沙皇对他的偏爱，呈现出一种“完全如痴如醉、触及灵魂”的状态：
从沙皇的每一个字（帕希奇告诉哈特维希），我都能感受到陛下对塞尔维亚的仁慈；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俄国对我们坚定不移的忠诚给予的无价的奖赏，在外交政策上，我们都毫无二心地跟随着俄国。沙皇的友好在我们看来也是对塞尔维亚光明的未来的保障，如果没有俄国强有力的援手，塞尔维亚不可能克服由充满敌意的毗邻国家制造的困难。
圣彼得堡收到的从斯帕拉伊科维奇那里发出的急件也显示出对方因为获得了俄国的支持而充满自信。沙皇“公开表示对塞尔维亚的偏爱”，斯帕拉伊科维奇在1914年1月21日与俄国统治者会面后报告：“并向我保证全俄国都是如此，尤其是在有决定权的区域。”“全俄媒体都支持塞尔维亚！”他于3月27日宣布。保加利亚媒体对塞尔维亚的批评受到了俄国媒体的强烈敌视。“曾经是保加利亚人对俄国媒体有影响，现在轮到我们了。”他宣称，“只有一家 Rech 报不那么友善，近几个月，它发表了一些批判塞尔维亚政府在新占领的马其顿地区的行为的报告。”但是这些负面报道对俄国官方关于新占领省份的看法没有影响，这很令人欣慰。斯帕拉伊科维奇与萨佐诺夫的代表涅拉托夫谈过，斯帕拉伊科维奇认为俄国外交部对塞尔维亚在兼并区域的出色表现印象深刻，他们愉快地谈及塞尔维亚如何修好公路，重建楼宇，“时间之短，令人都无法认出它们”——此处完全没有提及驱逐及屠杀。
法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M·德斯克斯（M. Descos）记录了塞尔维亚王国的这种新的自信。在报告帕希奇在国会的演讲时，他注明，政府现阶段“和平政策”的关键是确保塞尔维亚有机会“强化军队、扩展盟友以及力求在新发生的事件中表现最好”。值得注意的是，“帕希奇，一个通常表现得谦逊的人，却想将自己归于巴尔干事件中的权威人物——可能他认为塞尔维亚统治的时机已经到了”。德斯克斯还补充说，塞尔维亚领导者“跟俄国大臣关系如此亲近，很难区分究竟是俄国人还是塞尔维亚人的想法在控制着局面”。确认了塞尔维亚的身份和俄国的利益之后，塞尔维亚执政者纷纷转而准备接受俄国的激励。例如，1912年年底，俄国驻维也纳大使向圣彼得堡抱怨塞尔维亚大臣与奥匈帝国过度交涉。结果就是俄国外交部给帕希奇发函，要求塞尔维亚避免与奥匈帝国“所有过度公开的讨论”，以免引起“塞尔维亚与维也纳签署特殊协议的流言蜚语”。帕希奇对此做出的反应是给他的代表发出一封仅有“小心”二字的电报，并且是当着俄国公使哈特维希的面写的。哈特维希在1914年1月的贺年信中向萨佐诺夫保证道，“他们当然会听我们的指示。”
《时代周刊》的驻地记者威克姆·斯蒂德1912年10月17日在维也纳报道称：“巴尔干大战真正开始，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严肃气氛可以在这里感受到。无论战争进程如何，情况必定发生巨变。”因为巴尔干发生的冲突比任何国家都要紧急、严重。联盟国家让人猝不及防的胜利令奥匈帝国面对一系列交织在一起的问题。首先，事实证明，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政策现在已经彻底破灭、无法挽回。维也纳的行动准则即永远把奥斯曼帝国作为整顿该区域的核心问题，至此也变得无关紧要。现在需要的就是迅速的随机应变。1912年夏，“保持现状的保守主义”不得不被摒弃，当前情况下催生了一个新计划，主要用来控制巴尔干的局势变化、以将其对奥匈帝国的损害降到最低。他们允许塞尔维亚侵占土地，但是他们必须保证今后好好表现，像有组织的经济合作就会比较受欢迎（奥匈帝国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比旧的关税联盟要慷慨得多，同时他们还派遣代表团到贝尔格莱德去提出条款）。另外，塞尔维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为了扩展其在亚得里亚海岸的边界获得许可。原因是塞尔维亚港可能很快就在外国势力（俄国）的控制下了。这样的理解听起来牵强附会，但是它获得了极度亲奥的贝尔格莱德“无冕之王”哈特维希的信任。
维也纳坚持：为了维持现有政策，阿尔巴尼亚必须成立并且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巴尔干国家为巴尔干人民”的宣传口号下，这个政策成了阻止塞尔维亚侵略亚得里亚海域的后备方案，因为所有塞尔维亚想侵占的港口都不可避免地处于阿尔巴尼亚境内。这项政策的宣布激起了帝国范围内支持塞尔维亚派系的反对声音，1912年11月，在萨拉热窝举行的波斯尼亚会议上，塞尔维亚代表做出了一项决议，认为塞尔维亚军队的“牺牲与胜利”证明了“令阿尔巴尼亚重归塞尔维亚”是合理合法的，并抱怨奥匈帝国不断挑衅南斯拉夫的“自主权”之苦，同时把原因归于“未开化的阿尔巴尼亚人”。但是，对于欧洲政权，贝希托尔德计划看起来像是对巴尔干发生的剧烈变化的一个温和回应，甚至萨佐诺夫都站到支持阿尔巴尼亚独立的一方了。
手中握有王牌的是塞尔维亚。到1912年10月底，塞尔维亚军队已经挺进至海岸，一路上惩戒性地杀死野蛮的阿尔巴尼亚反抗者。一系列的小型挑衅进一步僵化了双方的关系：塞尔维亚阻断奥匈帝国领事的信件，干扰其他领事间的交流，也有报告称有领事被逮捕或者绑架。比如，奥匈帝国驻米特罗维察的领事就被塞尔维亚军队关禁闭关了4天，这究竟是如塞尔维亚当局宣称的那样保护对方的人身安全，还是说像领事自己要求的那样——“这样他不用见证本地阿尔巴尼亚人被‘驱逐’”？在恐慌中，奥匈帝国外交部试图做另一番尝试，让情况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当证实无法与奥匈帝国驻普里兹伦领事奥斯卡·普罗哈斯卡（Oskar Prochaska）取得联系后，维也纳流传他被塞尔维亚人绑架并阉割。外交部调查并发现，虽然他确实被捕（有人伪造称他煽动土耳其人进行反抗），但是被阉割的流言是假的。外交部没有抑制谣言传播，反而允许其流传一两周，以最大化首都人民的愤怒。普罗哈斯卡几周后完好无损地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个计谋事与愿违，产生了很多攻击性言论。普罗哈斯卡事件是个不大也不聪明的舆论控制实践，它也成为宣称奥匈帝国总是用假造文件和伪造指控为自己辩护的人的把柄。
阿尔巴尼亚问题曾经一度看起来会激起欧洲边界的争端。至1912年11月中旬，黑山和塞尔维亚军队占领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包括阿莱西奥以及海港城圣乔瓦尼–迪梅杜亚和都拉斯。一大批黑山军队包围斯库塔里城，有3万阿尔巴尼亚人居住于此。事实上，这种侵略已经威胁到维也纳的政策。贝希托尔德继续坚持建立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并且驱逐所有占领军。但是黑山人和塞尔维亚人拒绝交出他们在阿尔巴尼亚的领地。维也纳决定，如有必要将用武力驱逐侵略者。但是俄国在与奥匈帝国交界的边界处召集军队演习也表示俄国可能愿意武力支持其委托人。11月22日，黑山共和国国王尼古拉通知奥匈帝国驻采蒂涅大使：“如果帝国试图武力驱逐我，我会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炮。”
整个1912～1913年的冬季至春季，阿尔巴尼亚问题一直困扰着欧洲政治。1912年12月17日，该问题由在伦敦举办的、由爱德华·格雷任主席的强国大使会议第一次会议提出，以寻求解决巴尔干战争问题的办法。大使们一致同意在各国共同担保下，建立一个中立、自治的阿尔巴尼亚国家。萨佐诺夫（在经历了稍许动摇之后）同意了阿尔巴尼亚的自治，但是划定这个新国家的国界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俄国要求普里兹伦、佩奇、迪勃拉、达科维卡和斯库台应该归属塞尔维亚和黑山，而奥匈帝国希望这些地方属于新阿尔巴尼亚。为了平息与俄国的争议，奥匈帝国最终做出让步，同意把大部分争议地区划归给塞尔维亚，这个提议一开始并不是由贝希托尔德提出，而是由他派去伦敦的大使门思多夫伯爵提出的，门思多夫伯爵和俄国大使贝肯多夫伯爵在会上做了很多消除双方对立观点的工作。至1913年3月，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边界问题至少在理论上是基本解决了。
但局势仍然持续紧张，因为还有10万塞尔维亚军队驻扎在阿尔巴尼亚。直到4月11日，塞尔维亚政府才宣布撤军。国际焦点继而转向黑山，其军队依旧包围着斯库台并拒绝撤离。尼古拉国王宣称，只有强国们直接攻击黑山领土，让它“光荣战退”，它才会愿意撤军。很难说他究竟是认真的，还是只是在取笑国际共同体。4月22～23日晚，于阿尔巴尼亚出生的斯库台总指挥埃萨德·帕夏·拓普塔尼（Essad Pasha Toptani）投降并撤离。黑山的旗帜飘扬在城市及要塞上空，黑山和塞尔维亚都欣喜若狂。荷兰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称，斯库台的投降令塞尔维亚首都陷入“难以言表的欢乐”，全城挂满旗帜，所以商店都关门，两万狂欢者在俄国使馆外庆祝。
当从伦敦寄来的要求黑山撤离的联合信函被忽视之后，国际共同体一致同意在大使会议的下一次会议（计划于5月5日）上讨论联合政权的应对之道。与此同时，奥匈帝国开始准备在外交手段失败后针对黑山侵略者采取单方面行动。俄国会对奥匈帝国军事行动做出何种反应还不清楚。至1913年1月末，俄国及其外交部对鲁莽的黑山国王失去耐心。尼古拉国王可能认为他的行为符合斯拉夫民族的利益，因此会获得俄国全心全意的支持。事实上，俄国外交部把他看作一个做事不顾后果的人，他的行事目的仅仅是让自己在国内享有盛誉。1913年4月，俄国外交部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手段，公开声明否定尼古拉以及他对斯库台的处理方法。在这份声明中，萨佐诺夫（虽未提及，但众所周知他就是作者）指责媒体对该问题愚蠢的处理方法，并指出尼古拉对斯库台没有控制权，该市“完全属于阿尔巴尼亚”。因此，俄国准备好接受几个国家的联合提议。但是当斯库台危机到了紧要关头，萨佐诺夫也警告说公众舆论可能强迫他在奥匈帝国单独行动时采取武力干涉。布坎南在圣彼得堡报道：“政治前景空前黑暗。”
问题存在数月之后，突然消失了。5月4日，在伦敦大使会议举办的前一天，尼古拉国王宣布他把“斯库台的命运交给强国联合体”。随后，该城就分给了阿尔巴尼亚。1913年5月30日，各方在伦敦签署了一份和平条约，正式宣布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7月29日，在会议的第54场中，大使们确认阿尔巴尼亚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近一半的阿尔巴尼亚领土（尤其是科索沃）是在伦敦达成一致、确定的国界之外。
伦敦签署的和平协议墨迹未干，巴尔干地区却再一次爆发战争。这次是由瓜分战利品之事引起。1913年8月10日签署的《布加勒斯特条约》把马其顿东南的一些新的区域分给了塞尔维亚，因此扩大了其王国的领土：与1912年前相比扩大了近100%，并且使其增加了64%的人口。维也纳陷入混乱，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个新局面。1913年夏，关于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边境再次动荡的报告送至维也纳，贝希托尔德此时依旧试图在自相矛盾的政策中重获政治控制。尽管被不断谴责和警告，塞尔维亚依旧拒绝从阿尔巴尼亚部分边境地区撤军，而该地区在伦敦会议上一致同意归属阿尔巴尼亚。这种做法的表面意图是保护塞尔维亚不受阿尔巴尼亚暴徒侵袭，事实上，塞尔维亚军队才是边境麻烦的制造者。7月，维也纳要求塞尔维亚撤军，但是毫无成效。然后，在爱德华·格雷的协调下，强国联合起来一致要求塞尔维亚撤军，但是依旧毫无成效。法国和俄国阻止了一场9月初的联合抗议；当德国、英国和奥匈帝国进行单方面抗议时，得到的是时任外交大臣的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的回应，他否认在争议地区有任何塞尔维亚军队驻扎，几天后又有些自相矛盾地说，军队已经撤到德林河岸线之后。尽管如此，塞尔维亚军队依旧在伦敦会议划出的国界之内。9月17日的报告称塞尔维亚打算在几个入侵的区域设立海关办事处，这加剧了维也纳的不安。
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猫鼠游戏解释了为什么奥匈帝国政策决策者逐渐丧失了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两国间利益冲突问题的信心。当阿尔巴尼亚人在边境通过游击战等方式对塞尔维亚的挑衅（例如，否认违背伦敦协议、否认侵占地处塞尔维亚边境的属于阿尔巴尼亚的主要城市）做出反应时，塞尔维亚军队则使他们节节败退，甚至比他们更加深入阿尔巴尼亚领土。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公使约万诺维奇在9月26日接受一家维也纳报纸的采访时声称，由于很难在阿尔巴尼亚找到解决边境问题的机构，所以塞尔维亚“不得不自己采取行动”，该言论敲了警钟。帕希奇9月30日宣布塞尔维亚打算“为了保护自己”占领阿尔巴尼亚疆域内的“有战略意义的位置”，这进一步将局势复杂化。10月1日，奥匈帝国向帕希奇政府发出要求其澄清言论的信函，却得到了一个敷衍的答复。
10月3日，帕希奇对维也纳进行短期访问，但这也没有改善局势。贝希托尔德，这个被塞尔维亚领导人以热情及友善的方式“缴械投降”的人，错过了向帕希奇转达奥匈帝国的态度的机会。帕希奇向维也纳媒体代表保证，“他对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未来的关系很看好”，但是他也提及了阿尔巴尼亚国境的“边界更改”。贝尔格莱德发出的声明称，塞尔维亚不属于“违抗欧洲”、抢占阿尔巴尼亚领土，这着实令人欣慰。一位接待奥匈帝国领事里特尔·冯·施托克（Ritter von Storck）的塞尔维亚高级外交官“热情地好像帕希奇在奥匈帝国签署了一份防御联盟协约似的”。但是当被问及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的具体政策时，他很官方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与此同时，塞尔维亚军队在阿尔巴尼亚继续挺进。10月9日，奥匈帝国领事坚持要与帕希奇会面谈这事件，总理虽然依旧心情愉悦，但还是坚称塞尔维亚只是“临时”占领阿尔巴尼亚领土。10月15日，在半官方报纸上，塞尔维亚声明其确实计划占领阿尔巴尼亚的“有战略意义的领土”。奥匈帝国的警告再次得到挑衅式的回复之后，10月17日，奥匈帝国向贝尔格莱德下了最后通牒。塞尔维亚要在8天内撤出阿尔巴尼亚，如果塞尔维亚没有这么做，奥匈帝国会采取“适当措施保证要求得到满足”。
最后通牒奏效了。1913年秋，列强们与塞尔维亚达成一致，认为塞尔维亚侵占阿尔巴尼亚领土是违法的。在圣彼得堡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甚至也改了口，承认“塞尔维亚在该事件中应当受到更严重的谴责，这也是导致它近期收到最后通牒的原因”，并要求塞尔维亚赶紧做出让步。在收到最后通牒两天后，帕希奇宣布塞尔维亚撤军。至10月26日，塞尔维亚军队撤离有争议的区域。
1913年10月，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僵局为萨拉热窝事件之后，奥匈帝国为处理破坏两国关系的危机提供了经验。首先，最显著的是要强调最后通牒的效果。奥匈帝国于10月17日发出的信函都得到媒体的广泛支持，塞尔维亚最终撤出其军队的消息也令维也纳欣喜。贝希托尔德因为在斯库台事件中的胆怯曾被斥责，当时他却在尽享荣耀。塞尔维亚与维也纳的沟通也留下了麻烦的印象：他们狡诈而不失礼貌，看似温和的政策实际上充满了挑衅和不安分。不仅是利益冲突，执政形式也有矛盾。看起来，贝尔格莱德只有在维也纳的威逼下才会撤退，泰然接受任何因此带来的羞辱；一旦奥匈帝国有所松口，塞尔维亚则又开始尝试挑衅。塞尔维亚的行事准则就是：军事实力的重要性更大。
对奥匈帝国来说，巴尔干战争改变了一切。首先，战争表明了奥政府的孤立状态，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交使臣是如何无法理解其观点的。俄政府对奥匈帝国的敌意使得它理所应当完全不顾奥政府在该区域的利益。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他强国对此事的冷漠。国际共同体不愿看到奥匈帝国在其南部面对真正的安全威胁并有权抵抗它，这反映了其态度上的大转变。西方国家通常认为奥匈帝国是维持中西欧稳定的支点，因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其保护好。但是到1913年，这样的准则不再那么吸引人。另一种趋势取而代之，1907年后，这种趋势在合约国中很快获得支持，即认为欧洲是一个联盟集团，每个国家都扮演重要角色，和地缘政治没有太大关系。许多英法出版的战前几年反奥匈帝国的政治报告也通过传播奥匈帝国不符合时代、必将消亡的观点，强化了这种趋势。更有甚者，像塞尔维亚报纸报道的那样，把奥匈帝国称为“欧洲的第二个病人”（在奥斯曼帝国之后，该帝国常被如此形容）。
特别令人警觉的是，来自德国的支持不温不火。1913年10月，德国政府很肯定地支持对抗塞尔维亚的政策——这正是危机有扩大的风险、可以提供支持的时候，但是德国的行为与它的承诺有所背离。1913年2月，双方在加利西亚边境纠集的军队如此之多，令人觉得战争一触即发，甚至连军方都急需警惕。毛奇跟他的同僚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写信保证德国会在俄国袭击奥匈帝国时毫不犹豫地给予支持，“但是如果是奥匈帝国挑起战争，德国就很难进行合法干预，因为德国人民不会理解这样的行为”。
奥匈帝国主要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态度。不仅不要求德国政府与奥匈帝国团结一致，威廉二世还禁止在柏林的外交办公处参与任何“有可能妨碍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军队胜利进程”的活动。他认为，巴尔干战争是世界史进程的一部分，可将伊斯兰教徒赶出欧洲。如果巴尔干国家可以通过牺牲奥斯曼帝国稳固自己，这就可以成为在适当的时候建立一种联邦盟国（“巴尔干共和国”）的基础。太平盛世、奥俄紧张关系的平息、新区域市场的形成，这都给德国出口创造了最佳的条件。威廉继续奉行这种路线。1912年，塞尔维亚入侵亚得里亚海的危机时期，威廉二世明确拒绝德国应该帮助奥匈帝国对抗塞尔维亚的想法。当然，巴尔干半岛局势当时的改变对维也纳来说“并不舒服”，但是威廉二世“绝对不会考虑为了阿尔巴尼亚和都拉斯的利益，向巴黎和莫斯科进军”。11月9日，他甚至向外务部提议，要求维也纳同意塞尔维亚作为阿尔巴尼亚的宗主国。
这种疯狂的想法中还是有可以安抚已经很烦恼的奥匈帝国政府的部分。1912年11月22日，在一次与他的朋友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秘密会谈中，威廉二世表示在塞尔维亚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这件事上，他愿意支持奥匈帝国的立场，尽管这意味着要冒向俄国宣战的风险，但是前提是英法不参与；一个孤立的俄国，他补充道，是不太可能冒风险挑起冲突的。但是就连这如此微弱的宽慰的信号都在三天后消失了，贝特曼·霍尔维格和基德伦发出官方消息称，德国会寻求多边解决方案。1913年2月，巴尔干危机达到顶峰，威廉二世给弗朗茨·斐迪南的信中要求他与俄国商谈，找到减缓危机的解决方法，因为面临的问题没有严重到要持续陷入武装僵局。10月18日，阿尔巴尼亚危机白热化，威廉二世在与康拉德的一次谈话中承认，情况可能“终于”达到“一个强国不再能控制，必须用武装来解决的地步”。但是10天后，他告诉在柏林的奥匈帝国大使，维也纳应该通过贿赂塞尔维亚领导人，以大量现金（“从国王开始，从上到下，他们都很需要钱”）、军事交换计划以及优化贸易条件来安抚这个国家。1913年12月，威廉二世向奥匈帝国驻慕尼黑公使保证，“几百万”就够收买贝尔格莱德了。
在1914年4月25日发出的报告中，外交部高官、奥德关系专家、时任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茨·康特·绍帕里（Fritz Count Szapáry）描述了一副毫无前景的德国对巴尔干政策的分析图。1909年3月，协助结束波斯尼亚兼并危机的强有力的德国后援已经成为过去，绍帕里称。绍帕里援引德国决策者委婉的话语：取而代之的是“一场为了保障经济文化活动实现无冲突的对话”。所有德国直接反对俄国的立场完全被摒弃，无论做出什么决定，德国都会事先询问一下俄国的意见。在巴尔干战争期间，德国放弃奥匈帝国、选择其他利益集团、给奥匈帝国施压接受塞尔维亚的胜利和挑衅，总的来说就是在“牺牲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利益”。这个观点更加戏剧化，奥匈帝国对俄国加强对塞尔维亚支持的理解经绍帕里添油加醋了一番，但是也确实反映了当时大家对德国没有对巴尔干地区采取任何举措的失望。尤其令人伤心的是，柏林急于促成《布加勒斯特条约》的签订，使奥匈帝国失去了与保加利亚结好的机会，奥地利人，而非德国人，把它视为制衡塞尔维亚的潜在力量。
孤立感，以及1912～1913年不断遭到的挑衅，都令维也纳决心采取单方面行动。奥匈帝国主要的政策决策者们也不再那么抗拒使用武力解决。最显著的象征就是在俄国召集军队进行威胁时，奥匈帝国决定召回康拉德。“你必须再次担任总参谋长。”国王在1912年12月7日召见这位将军时疲惫地对他说。复职后，康拉德当然为战争提出自己的意见，但不过都是些老生常谈。更令人担忧的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他们对极端措施的抵抗逐渐弱化。1912年秋，几乎所有人（包括匈牙利首相蒂萨）都倾向于采取对抗军事威胁的政策。值得一提的例外就是弗朗茨·斐迪南，他在10月12日写给贝希托尔德的极有说服力的一封信中警告他不能允许帝国陷进康拉德的“魔法战争厨房”。此外，需要考虑的还有俄国、保加利亚、德国，这些国家很有可能避免各类高风险的手段。至于贝尔格莱德，弗朗茨·斐迪南补充道，想要挑起冲突的人是弑君的主战派（孰知，在8个月后，正是这些人将其暗杀）。总的来说，他不认为有任何发起战争的“必要”。发动战争的压力仅仅来自奥匈帝国皇室的仆人们，他们“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侵害着帝国”。但是到了1912年12月11日，在美泉宫举行的高级官员会议上，连弗朗茨·斐迪南一反主张和平的常态，支持不惜任何代价与塞尔维亚进行武装对抗。
但是这个改变转瞬即逝，他刚一听到贝希托尔德和民政大臣的对立观点，这个法定继承人立即转变了他的观点，并表示支持贝希托尔德的外交方案。4个月后，轮到贝希托尔德反悔了。在1913年5月2日的联合内阁会议上，由于被黑山再次攻击斯库台所激怒，贝希托尔德也第一次同意召集兵力对抗黑山共和国。当然，这并不等同于发起全欧或者局部战争，因为黑山共和国这次是完全孤立的，甚至连塞尔维亚都撤回了其兵力。贝希托尔德希望仅靠召集兵力就可以将侵略者驱逐出阿尔巴尼亚，并且深信俄国不会干涉。等真正开始行事之后，却发现召集兵力是没有必要的，尼古拉自己在最后通牒下达之前就撤退了。但是，该会议的基调预示着维也纳更加倾向战争的态度。1913年9～10月，在塞尔维亚第二次侵略阿尔巴尼亚北部之后，康拉德一如既往要求开战，贝希托尔德也再一次基本同意应战，不同寻常的是这次弗兰茨·约瑟夫也同意了。就在此时，只有弗朗茨·斐迪南和蒂萨（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还在做高级官员中的“和平鸽”。而最后通牒成功驱退了塞尔维亚军队，这本身也证明了更加军事化的外交方式很有效。
这种喜战态度也表明，财政的限制增强了奥匈帝国战略决策的意识。针对巴尔干战争危机的局部兵力召集已经极大地限制了帝国的经济。1912～1913年的额外支出总共3.9亿克朗，相当于奥匈帝国全年的军事支出预算，在奥匈帝国经济萎靡时是个严重的问题。不得不提及的是，奥匈帝国在军事上的支出却极少：在强国中，意大利的军事支出更少。奥匈帝国每年的征兵人数（占总人口的0.27%）比法国（占总人口的0.63%）和德国（占总人口的0.46%）都少。1906～1912年虽然是帝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但是资金却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拨给了军事预算。尽管人口增长了两倍，但是帝国在1912年的步兵营士兵数量甚至低于1866年，当时，帝国军队须在克尼格雷茨和库斯托扎迎战普鲁士和意大利军队。双轨制政体是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之一——匈牙利一直遏制军事增长，建造昂贵的基础设施的压力是另一个原因。令情况恶化的还有夏季或早秋征兵对农业经济的极大破坏力，因为这会造成大量农业劳动力无法从事收割工作。1912～1913年，批评政府者指出，和平时期征兵成本高昂，破坏了帝国经济，并且没有加强帝国防御水平。看起来，帝国负担不起战略征兵策略了。如果真的是如此，政府控制巴尔干地区危机的灵活度就大大降低。没有战略征兵的中间选择，决策就没有那么多细微差别。只有和平或战争的区别。
1912年夏，法国是否在一场纯粹的巴尔干冲突中支持俄国还是个未知数。法俄于1893～1894年签订的军事条约也在这一点上表现出模糊的特征。其中的第二条条款规定，如果三国同盟中有任何一方进行了全面动员，法国和俄国将同时、即刻调动起所有兵力，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派兵到前线而不需要事先商议。这似乎在暗示一场巴尔干危机已经足以诱发奥匈帝国在某些情况下采取行动，而与此同时也自动带来了法国和俄国的反动员，二者的动态又会引发德国的反动员。因为1879年的德奥双边同盟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签署双方将在任一方遭受来自俄国或其他俄国支持下的势力攻击时相互帮助。因此，这种机制表面上看起来会使巴尔干危机升级为一场欧陆大战，更重要的是，无论奥匈帝国的动员是局部的还是全面的，结果都会如此。
让人感到疑惑的是，法俄军事条约中的第一条规定只有在以下情形，才有干预的义务：a）德国进攻法国时；b）德国或德国支持下的奥匈帝国进攻俄国时。该条款设置了比第二条更高的军事干涉门槛儿。文本中出现的矛盾反映了双方一开始就不同的需求。对法国来说，该同盟以及附属的军事条款只是反抗和遏制德国的手段；对俄国来说，其核心考虑则是奥匈帝国，尽管做出了努力，但法国谈判代表还是不能说服他们的俄国伙伴放弃其在第二条中规定的随奥匈帝国的动员而开展的法国全面动员的内容。相应地，这有效地使得俄国手中握着随时挑唆起一场为了其在巴尔干野心的欧陆大战的遥控器（至少在字面上是如此）。
然而联盟（就像宪法一样），对政治现实充其量只起到大概的引导作用。巴黎的决策者们很快意识到第二条中暗含的风险，并迅速对法国的义务做出限制性阐述。比如1897年爆发在希腊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30天战争”期间，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就告知圣彼得堡，法国不会将奥匈帝国的干涉视为条款上所规定的情况。同时我们也看出，法国十分不情愿被卷入1908～1909年的波斯尼亚兼并危机。在这场危机中，法国人拒绝承认它会给法国或俄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威胁。1911年，在法国的敦促下，双方修改了军事干预的条款。双方立刻为对方提供帮助的义务不变，但条件变为德国的全体动员。然而，如果奥匈帝国进行全面或部分动员，法国和俄国之间则也会同意采取合适的行动对策。
1912年，这种趋势却突然发生扭转，这种变化成为战前最重要的战略调整的原因之一。多年以来，法国政府都试图让法国游离于巴尔干动荡的影响范围之外，但现在，他们扩大了法国的承诺，宣布了法国对纯粹的巴尔干危机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这种思路的更改的幕后人是普恩加莱，1912年1月14日到1913年1月21日他任外交部长，之后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就在他上任的第二天，普恩加莱公开宣称他将“保持与俄国之间最正直的关系”，并且“在充分与对方协商的基础上确立法国的外交政策”。在巴黎与伊兹沃尔斯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之后，普恩加莱向俄国人重申，如果与奥匈帝国的分歧升级为战争，法国将向俄国伸出援手。1912年11月，他又告知伊兹沃尔斯基，法国政府没有任何理由担心“自己会孤立无援”。
追寻这种思想的演变历程并不简单。普恩加莱本能地对德国方面造成的威胁十分重视，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德国在1870年攻占他的家乡洛林时，他只有10岁，被迫举家逃亡。他所住的地方被德国占领了三年之久，直到法国对此进行了赔偿。这并不是说普恩加莱是一位布朗热式的收复失地主义者，但他仍然深深地质疑德国人，他们与俄国和法国达成协议共识的努力在他眼里则是陷阱和妄想。普恩加莱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仅仅在于法国和俄国之间达成联盟关系，这也是确保法国安全的关键之举。当不同的政治思路让人充满疑惑时，他同样也想防止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混乱再度上演。在这里，性格起到了一定作用：他倾向于清晰的立场，并一贯坚定地追寻他的目标。有批评者认为，这种对于清晰定义的目标的坚定追求立场缺乏一定的灵活性。保罗·康邦认为，普恩加莱的“死板”反映了他“在外交事务上的不老道，这是法律界人士的显著特征”。保罗的兄弟朱尔也认为“在普恩加莱的头脑中，一切都是量化的、分门别类且被有序记录的，就像文件夹一样”。
然而普恩加莱并不是旨在将法国的安全政策赋予更激进目的的唯一一人。他的晋升有着这样的背景：当时，法国的政治基调正在从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后所遵循的历史学家称之为“民族主义复兴”的思路中发生转变。共和派政治家在德雷福斯案发生之后，倾向于对法国的安全政策采取一种防御性措施，其标志就是对领土边界安全以及全国性武装的强调。与此相反，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之后的几年，法国又回归到另外一种政策，它考虑到军队的职业利益，同意延长训练时间，讲求指挥机构的集权化和效率化，并且设想，在下一场战争中明确地采取进攻作战。与此同时，1905年的和平主义和反军事主义的普遍情绪被一种更积极的态度所压制。并不是所有的法国人都能抵御民族主义的浪潮——拥有这种激进好战性格的正是普遍年轻的、头脑聪明的巴黎人，但对军事力量的重建却成为共和国政策的信条之一。
或许是意大利对利比亚的进攻以及奥斯曼势力在欧洲开始走下坡路，才使得普恩加莱将巴尔干半岛纳入他的战略考虑范围。早在1912年3月，他就告诉伊兹沃尔斯基，巴尔干本土危机和具有更宏观的地缘政治意义的事件之间的长期存在的差别，“已经不再具有实际重要性了”。在欧洲现阶段的联盟体系面前，设想“巴尔干地区发生的事情不会影响到整个大陆”是不切实际的。“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事务上发生的任何冲突都会触发奥德联盟的行动；与此同时，法俄同盟也会联手予以抗衡。”
普恩加莱究竟有没有意识到支持俄国在巴尔干的政策所带来的危险呢？在法国总理于8月到访圣彼得堡期间，他与俄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进行了一次对话，阐明了这一点。普恩加莱知道，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已经签订协议，因为伊兹沃尔斯基在4月已经告知他此事，但他并不知道该条约的内容是什么。当法国外交部长询问圣彼得堡其确切内容时，却没有得到任何答案（萨佐诺夫之后称，他推迟了向普恩加莱发送信息的时间，因为他担心其中的内容可能被泄露给法国媒体）。8月，在圣彼得堡与俄外交大臣会谈期间，普恩加莱又提出了这一问题。萨佐诺夫将文本翻译成法语，呈现给对方。这些细节震惊了法国人，尤其是涉及针对奥斯曼帝国（如果有必要，还有奥匈帝国）的自发动员，更不用说现在仍然划分在奥斯曼控制下的马其顿领土，并且俄国将作为未来发生的任何争议的仲裁者。普恩加莱认为，该权限的规定“隐晦地出现在字里行间”。在会谈后他写了如下文字，以抒发自己内心的挫败感：
该条约似乎埋下了不仅针对奥斯曼帝国，还针对奥匈帝国的战争的种子，而且它建立了俄国对诸斯拉夫王国的霸权，因为俄国成为所有问题的裁判。我对萨佐诺夫先生称，该条约完全没有符合之前我所被告知的内容，就让我开诚布公一些，这纯粹是战争条款，它不仅揭露了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动机，同时让人有理由担心他们的企图是被俄国所激发的……
对于俄国在巴尔干政治上的影响，普恩加莱并不是唯一感到担心的人。法国驻圣彼得堡的使馆参赞让·杜尔塞（Jean Doulcet）几乎同时认为，巴尔干共识实际上是“瓜分计划的条款”。俄国对此的支持也说明：“俄国人准备绕开关于奥匈帝国的杂事，在不考虑奥匈帝国利益的前提下直接与土耳其人进行清算。”
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人可能会期待普恩加莱开始质疑在巴尔干问题上支持圣彼得堡是不是明智的，但他的发现（俄国已经如此深入地将自己卷入半岛事务）却似乎带来了相反的结果。或许这只是单纯让他认识到，根据俄国政策的整体情况，巴尔干冲突不是可能，而是几乎注定要发生。因此，该问题要被纳入联盟的讨论范围内。另外一个更长远的因素是，普恩加莱认为（一部分法国军方人士也持这种观点），巴尔干战争是最可能将俄国彻底拉入伙，共同对抗德国人的方式。普恩加莱的军事顾问对他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如果开战的话，将会削弱奥匈帝国军队中1/2～2/3的力量，俄国也会派遣大量部队针对德国，因此会迫使德国分配更多的兵力到东线，这样会大大缓解法国在西线的作战压力。
无论他改变思路的原因是什么，1912年秋，普恩加莱坚定地支持俄国对巴尔干的武装干涉。9月的第二周（当第一次巴尔干危机迫在眉睫但还没有正式爆发时），他与伊兹沃尔斯基举行会谈，这位法国总理对俄国大使说，奥斯曼帝国对保加利亚的破坏，或是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进攻，都可能“迫使俄国放弃其被动的角色”。无论俄国是否有必要对奥匈帝国进行军事干预，以及这种干预是否会将德国卷入其中（根据德奥双边联盟，这是不可避免的），“法国政府都将提前将此断定为合乎条约规范的，且不会耽误一分钟，去履行自己对俄国承诺的义务”。6周之后，战争还在进行，伊兹沃尔斯基向萨佐诺夫汇报称，普恩加莱对“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加入战争”“丝毫不担心”，并且他认为三方协约国将会取得胜利。伊兹沃尔斯基补充道，这种自信是建立在最近才被呈上总理办公桌的法国总参谋部的细节性分析上的。
的确，普恩加莱如此尽责地履行自己的义务，以至于有时候他冒着赶在俄国前面的危险。1912年11月4日，他致信萨佐诺夫，提议俄国与法国和英国一道，先发制人，抵抗奥匈帝国的干预。该提议着实让伊兹沃尔斯基大吃一惊，他写信告知了萨佐诺夫。直到最近，这位大使才指出，法国政府的目的并不在于参与一场看似纯粹的巴尔干事端。但最近，该观点发生了转变。巴黎现在承认，“奥匈帝国的任何领土入侵都会打破欧洲的平衡状态，并且会触犯法国的根本利益”（与之前法国关于波斯尼亚兼并危机并没有涉及自己利益的辩解相反，这次他们转变了口径）。伊兹沃尔斯基总结道，普恩加莱对巴尔干事务的前瞻性措施，标志着法国外交部的“新思路”。他建议圣彼得堡的外交部立即把握这种优势，以确保在未来取得法国和英国的支持。
直到11月中旬，萨佐诺夫仍然还在预测奥匈帝国进攻塞尔维亚的可能性（或至少进攻塞尔维亚在阿尔巴尼亚的部队），并且希望知晓伦敦和巴黎对俄国的武装干涉有何反应。格雷的回答明显是一种敷衍，他认为，这是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对于并没有发生的假设情况，我们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决定”。与此相反，普恩加莱的反应是要求萨佐诺夫进行更清晰的表述，他询问俄国政府具体的意图是什么？这必须明确地说明，否则“法国政府的主动行为将会承担这样的风险：或者没有达到其盟友的目标，或者又做得过火了”。俄国人完全没有理由怀疑法国在一场巴尔干危机中不会提供帮助：“如果俄国参加战争，法国也会效仿，因为我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必定会站在奥匈帝国的背后。”在几天后与意大利驻巴黎大使的谈话中，普恩加莱坚定地表示：“如果奥塞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俄国完全可以依赖法国的武装援助”。
在其回忆录中，普恩加莱强烈否认自己做过这些保证，而伊兹沃尔斯基也很明显不是一个完全公正的证人。正是他在波斯尼亚兼并危机时所犯的错误，毁掉了他在圣彼得堡的政治生涯。在质疑声中，他从高位上下马，却仍然对埃伦塔尔和奥匈帝国的背信弃义耿耿于怀。他是否为了坚定其同僚萨佐诺夫在巴尔干问题上的决心而撒谎？还是正如普恩加莱自己之后承认的，他并没有夸大法国总理的言论，以此扩大他在巩固联盟中发挥的作用？
这只是可能的臆断，但事实证明它们都是假的。比如，伊兹沃尔斯基在9月12日的报道中称，普恩加莱宣称法国军队对在一场肇始于巴尔干危机的欧陆军事冲突有着必胜的决心，9月2日的总参谋部备忘录证实了这一点，而伊兹沃尔斯基并没有独立的权限阅览该文件，这说明备受质疑的谈话确实发生过。11月17日，伊兹沃尔斯基记录了普恩加莱关于忽略俄国而感到不安，这也是真实的。在普恩加莱1914年“七月危机”期间的日记中，他同样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这种疑虑。此外，还有许多证人可以作证，诸如前总理和外交部长亚历山大·里博（Alexandre Ribot），他是一位聪明的法理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他在1912年秋与普恩加莱多次会面。在里博1912年10月31日的私人笔记中，他写道：“普恩加莱认为，塞尔维亚不会撤退出于斯屈布；如果奥匈帝国进行干涉的话，俄国将不会坐视不管。德国和法国也将根据条约履行他们的义务，加入进来。内阁特意做此决定，并认为法国应当坚守承诺。”
普恩加莱的转变在大多数高层决策者中引发了复杂的反响。他对德国的不信任和对契约的死守得到了颇具影响力的巴黎政治学院的积极回应，对于他们来说，对斯拉夫民族的同情和对德国的敌对是不证自明的。军方高层对此也表示普遍支持。法国总参谋部第二办公室的维尼亚尔上校（Colonel Vignal）在其1912年9月2日的回忆录（普恩加莱在与俄国大使的交谈中还引用了他的话）中认为总理应当意识到，巴尔干地区开始的战争将会为协约国的胜利提供千载难逢的机会。由于奥地利人将会在与南斯拉夫的战斗中元气大伤，德国人必定会倾其全力，从西线的进攻中抽调部队，到东边抗衡俄国。在这种情况下，“三方协约国将面临最好的获胜机会，这种胜利使得他们能够重新规划欧洲的版图，尽管奥匈帝国可能会在巴尔干取得地区性的小胜利”。
而其他人对此则并没有表现出支持。驻伦敦大使保罗·康邦就对普恩加莱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前几个星期里针对奥匈帝国采取的对抗性立场感到惊慌。1912年11月5日，在回到巴黎期间，他写信给其兄弟朱尔，抱怨媒体的一篇文章（明显其背后的怂恿者是普恩加莱）直接对奥匈帝国进行挑衅，以一种“毫不巧妙、毫无耐心、毫不谨慎”的姿态责备维也纳。保罗进一步采取措施，在11月2日一个周六的晚上与普恩加莱进行对话。康邦冒着风险向对方建议，法国应当考虑允许奥匈帝国拥有新帕札尔区（该区只是“一堆石头”，毫无价值可言），这样他们就对巴尔干地区的其他地方没有兴趣了。而总理的回答着实让他一惊：“根本不可能让奥匈帝国这样一个没有交战、没有权利的国家得到任何好处，这将让法国产生非议，并破坏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普恩加莱继续指出，“法国在战争开始就没有太大作为”（此时，康邦在后面加了一个带括号的惊叹词），“而我们同样有义务分一杯羹，比如爱琴海的一座岛屿……”次日早晨（11月3日星期天），康邦经过一夜对此谈话的担忧，再一次前去会见普恩加莱，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为了区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区，不值得发起战争。”他对总理说。比起带来的好处，一座爱琴海小岛将会引发更多的麻烦。康邦同时对普恩加莱所言的按照“舆论”压力行事表示质疑。与普恩加莱的主张不同，法国公共舆论表现出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的姿态，康邦警告称，政府不去煽动起“让问题不可能解决的舆论”是非常重要的。普恩加莱无法接受对方的意见，谈话终止了：
“我已经在内阁议会上跟政府摆明了我的立场，”普恩加莱冷冷地回答，“他们已经认可了我的观点，现在这是内阁的决定了，我们没法违背。”
“我们没法违背？您这是什么意思？”我问，“除了只有两三个部长知道，其他的内阁成员根本就一无所知，且此类会谈一直对此问题有所保留。”
“这是政府的决定，”他继续敷衍道，“对此施加压力是无效的。”
这种交锋中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上述内容，因为这并不是要求一个行省的问题，奥匈帝国已经从该地区撤出了军队，将其交给邻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来管理。这件事早就成为历史，被人们淡忘了。更关键的是普恩加莱对法国深入、直接地卷入巴尔干问题的意见所传达出的内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总理让人匪夷所思的笔记中所记录的：如果将一个行省让给奥匈帝国，那么巴黎将寻求以“爱琴海岛屿”的形式的赔偿。更悲观的信息不仅从康邦的信中，还能从里博的言论中感受到：法国的巴尔干政策不再是根据新情况随机应变的了，而是陷入坚决而果断的承诺中，陷入“根本没有回头路”的“决定”中了。
1912年12月19日，俄国驻巴黎的军事随员伊格纳季耶夫上校（Colonel Ignatiev）在一封信中记述了与法国陆军部长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的一段冗长的对话。米勒兰提出了一个关于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和加利西亚防线增加兵力的问题：
米勒兰：您认为奥匈帝国进行动员的动机是什么？
伊格纳季耶夫：对于这个问题进行猜测是很困难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奥匈帝国针对俄国的准备动作，其意义远非防卫性的。
米勒兰：好的，但您不认为占领塞尔维亚是让您采取行动的直接信号吗？
伊格纳季耶夫：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知道我们并不期待欧洲爆发战争，或是采取某些手段激化欧洲的冲突。
米勒兰：所以，您要让塞尔维亚自由行动了？这当然是您自己的决定。但我们也要理解，这不能归咎于我们。我们准备好了。
伊格纳季耶夫写道，米勒兰似乎对他含混不清的回答“感到烦躁不安甚至有些恼怒”。这位法国部长坚持认为，这不仅仅是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或是都拉斯的问题，而事关“奥匈帝国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的霸权”。对此，俄国政府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
法国部长的言谈之中有些地方十分值得注意。这位部长是位受人尊重的社会主义政治家，处理外交事务不是很娴熟，他的政治生涯主要关注养老保险、教育以及劳动环境，而不是地缘政治的问题。然而到1912年，从在校期间就是普恩加莱挚友的米勒兰，却成为法国民族复兴的领导人之一。因为坚韧、勤勉和强烈的爱国情感等优秀品质，他为人们所敬畏。他的目标不仅在于重振士气，加强军事领导权威，还在于为法国人民灌输一种尚武的精神。他与伊格纳季耶夫的交谈反映了1912～1913年巴尔干冬日危机时期，法国领导人普遍的一种态度。伊格纳季耶夫写道：“卡斯泰尔诺将军（General Castelnau）曾两次对我说，他本人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他甚至十分喜欢作战。”的确，整个法国政府“已经做好充分的准备，支持我们，共同打击奥匈帝国和德国。如果需要的话，不仅在外交方面，还有军事方面”。伊格纳季耶夫认为，这种主动性的原因在于，巴尔干战争为法国提供了最为有利的时机，扩大冲突的范围，因此德国也就会把其注意力集中在对付俄国上，“将法国抛诸脑后”。诚然，1912年11月和12月，来自巴黎的信息言辞过于激动，以至于萨佐诺夫本人不得不敦促法国冷静下来。
该政策背后的协调者正是普恩加莱。在他之前，已经有许多外交部长和总理在这两个岗位上来来去去，并没有给法国的外交政策留下什么谈资。但普恩加莱却是个例外，他将总理的职权和外交部长的职位结合起来，排斥不受欢迎的意见。他经常早早地就来工作，这种行为明确地体现了以往非常闲适的法国外交部在这些天内出现的严肃氛围。他坚持阅读并标注档案文件，定期查阅邮箱；还有人称他时不时地自己撰写文章。他并没有耐心应付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大使，1914年1月他怒气冲冲地称，这些部长过于轻易地就接受他们赞同的政府观点。为了确保外交部不会失去控制，普恩加莱成立了由信得过的、忠心耿耿的顾问组成的内阁，正如德尔卡塞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时的所作所为一样。
1913年1月，普恩加莱当选共和国总统，他是直接通过总理职位成为法国总统的第一人。奇怪的是，这在理论上削弱了他的外交决策能力，因为根据传统和经验，尽管拥有让人敬畏的特权，但总统的职位在权力中并不处于重要位置。在议会两院的选举中，人们期待他能够作为“向前滚动的弹球”，在内阁陷落时能够力挽狂澜。但是这位前总理并不甘心从此大权旁落，在选举开始之前，普恩加莱就明确表示，他想要充分利用总统一职所赋予的宪政手段——他的头脑和对宪法的深刻理解确保他能够放开手脚施展抱负。1912年，他甚至出版了政治科学教科书，书中他认为，总统的权力（比如解决议会问题）是关键的稳定因素，总统能够恰当地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出色的角色。
在当选法兰西共和国总统之后，普恩加莱立刻对候选人选举施加间接影响，以确保他在外交部的继承者是一个实力孱弱、毫无经验或是对自己的战略和外交观点唯命是从，抑或是结合所有以上特征的人。查尔斯·若纳尔（Charles Jonnart）于1913年3月接替普恩加莱的职位，他正是其前辈理想的人选：他曾任阿尔及利亚的总督，对对外关系一概不知，且在处理日常事务中需要完全依靠普恩加莱的手下、政治部首领莫里斯。普恩加莱于1913年1月26日在其日记中坦言：“我仍然控制着若纳尔，我每天都要去外交部。”
当法国的领导人在扩大与俄国的联盟职责时，与法俄军事条约紧密相关的条款中出现了重要变故。法国军事指挥官为苏霍姆利诺夫1910年的调度计划感到担忧（该计划将俄国地区的焦点从波兰转到了往东几百英里的地方），因此不得不拖延西线的动员时间，这破坏了条约文本所规定的同时动员的设想。1911年法俄总参谋部年度会谈中，法国代表团以此问题向其俄国同人施压。俄军总参谋长雅科夫·日林斯基的回答并不是特别能给予对方信心。他承诺，俄国的武装力量将倾其全力在动员的15天之后尽快实施行动。但他还承认，必须到1913年和1914年，才能够完成给部队配备野炮和机关枪的工作。
在条款的约束下，俄国究竟能多快地调兵、调动多少人以及调遣到哪个方向，这些问题成为1912年和1913年法俄内部磋商的首要问题。在1912年7月的会谈上，法国总参谋长约瑟夫·霞飞请求俄国将其所有通往东普鲁士和加利西亚防线的铁路都改成双轨铁路。有些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铁路线甚至可以将运送兵力的速度提升4倍。1912年7月的法俄海军条约为双方海军达成密切合作和协调提供了契机，这是双方合作的另一大收获。此外，俄国的保证逐渐提高。1912年，日林斯基承诺在动员第15日以80万大军进攻德国；次年，承诺得到了升级，他认为自己能够再提前两天达成上述目标。动员的方向是双方关切的另一个问题。内部磋商的记录记载，法国军官不遗余力地将俄国的视线集中到德国身上，而不是将奥匈帝国作为实质对手。尽管法国人愿意承认以巴尔干事端为战争借口的合法性，但如果俄国纠集大量军队对付哈布斯堡王朝，法国不得不在西线孤军奋战，抵御大量来犯的德国人，那么从法国的角度来说，联盟的军事目的就不复存在了。1912年的一次会晤中，这个问题被提出，日林斯基并不认为俄国还需要考虑其他威胁：奥地利人同样也在改善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由于对民族士气来说，这个地带是敏感的，因此俄国选择冒着在巴尔干失败的危险则是不可能的。瑞典人是另外的潜在威胁，此外还有奥斯曼帝国。但霞飞坚信，“摧毁德国的军队”实际上将能够解决联盟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不惜任何代价”达成这一目的是至关重要的。总参谋部之后的记录中总结道，会谈的结果是恰如其分的——“俄国的指挥官承认德国是最根本的敌人”。
普恩加莱也尽其所能说服俄国方面。在1912年8月起身前往圣彼得堡之前，当他询问霞飞他应当和友方谈什么问题时，这位法国总参谋部长“指出了改善铁路的问题，其他的就没有多说了”。抵达俄国首都之后，法国总统认真地不停向对方询问铁路问题：“我想让他（沙皇尼古拉二世）意识到我们的总参谋部提出的完善铁路的问题，我们对此很感兴趣”；“我向他（萨佐诺夫）解释了将道路扩充2倍、4倍的必要性”，等等。普恩加莱的记录甚至还让我们了解了俄国管理层内的权力之争：它发生在科科夫佐夫和军事指挥之间。俄国首相对在巴尔干的激进政策表示怀疑，作为金融界人士，他并不热衷于将大把大把的贷款都用到修建铁路这一目的可疑的商业行为上。面对普恩加莱的观点，他回复道，俄国近期正在“研究”改善铁路的问题。普恩加莱则坚持称：“考虑到时间很紧张，因为很有可能德国在俄国防线地带取得的战果将决定一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平淡无奇的设想给科科夫佐夫留下的印象可想而知。普恩加莱认为，只有对方由此“感到不快”，俄国的军事指挥才能够在不直接咨询财政大臣（即科科夫佐夫）的前提下赢得法国政府的支持，以保证军事拨款。普恩加莱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给俄国施加压力，使其加强自己的武装。
法国人自己也在按照说服俄国的那一套行事。1911年7月，约瑟夫·霞飞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当时，第二次摩洛哥危机正处于白热化阶段，这一任命使法国的战略握在一个信奉“进攻理论”的人手中。法国的军事家倾向于在将来与德国的对抗中采取防御性手段：1903年的第15号作战计划以及1909年的第16号作战计划都设想了在战斗的第一阶段采取防御性的调度，之后则在了解敌军意图的情况下进行决定性的反攻，这种思路与1910年苏霍姆利诺夫的调度计划截然相反。但是霞飞却修改了第16号作战计划，允许部队先发制人，从阿尔萨斯打入德国的领土，因为他认为“仅凭进攻就足以瓦解敌人的意志”。同时，他比他的前辈更积极地与法国的盟友和协约国伙伴搞好关系。作为法国方面，他推动了1911年、1912年和1913年召开的联盟内部会议，他与其俄国同僚日林斯基的友谊是他成功的关键。同时，他也与英国军事指挥人员有着密切的来往，尤其是与亨利·威尔逊。霞飞是第一位将英国远征军纳入自己的部署的法国军事战略家，他对第16号作战计划的修改就包括对集中在比利时边境的英国军队做出的细节性规定。
普恩加莱在霞飞那里发现了一个十分适合他自己的战略观的军事伙伴。诚然，两人之间在某些问题上也有分歧。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比利时的中立的问题。根据德国方面泄露的文件以及其他军事情报，如果爆发战争，德国人将通过中立的比利时对法国发动进攻。1912年2月21日普恩加莱新任总理时，当他在外交部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来商讨法国的防御部署时，霞飞提出了一项先发制人的策略——当然也是通过比利时来达成，霞飞认为，这是抵消法国在人数上不敌德国的唯一方法。英国当然会理解这项措施的需要，并且比利时和德国之间的关系当时十分冷淡，这意味着甚至有可能提前与比利时达成共识。然而普恩加莱却断然拒绝考虑霞飞的意见，因为进攻比利时将会顶着冒犯英国舆论的危险，并且格雷在这种情况下也不会恪守他对巴黎的诺言。在法兰西共和国，民政权力是大大高于军事权威的，这是一个显著的特征。而普恩加莱的远见和智慧则在于，他将与东方国家的协议中高度带有攻击性的因素，与法国前线需要采取的策略性的防御姿态巧妙地结合起来了。这就是法国如何解决1914年几个交战国所面临的一大棘手难题的方式。
在普恩加莱胜任共和国总统之后，他继续对承诺进行强化。1913年春，泰奥菲勒·德尔卡塞被任命为驻圣彼得堡的大使，这是个明确的信号。德尔卡塞的任职期却很短，从一开始他就只打算在圣彼得堡待到1914年的法国选举。然而，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时离职的杰出（在位时间很长的）前辈的决定对法国的政策动向一点儿都不担心。在圣彼得堡的德尔卡塞和在巴黎的伊兹沃尔斯基，即联盟的双方大使都对德国有着强烈的主观上的憎恶。德尔卡塞的这种情感在近几年甚至变得更加强烈，当他东行的路上途径柏林时遇见朱尔·康邦时，据说他拒绝下火车，防止自己鞋子的灵魂被德国的土壤玷污。这位新任大使以其对铁路战略的专业性知识著称（作为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外交部长，德尔卡塞甚至向俄国政府施压，让他们修建铁路以对抗大英帝国）。不难想象，俄国媒体热烈欢迎他的上任，称“他好战的性格”将成为协约国的一笔资本。普恩加莱在给沙皇的介绍信中称，这位新任大使的目标是“进一步强化法俄联盟之间的关系”，之后还不厌其烦地向对方灌输向帝国西部防线修建军事铁路的重要性。伊格纳季耶夫称，德尔卡塞已经被法国政府授权，“让我们提出用于此事的任何数额的贷款”。
在他短暂的职业生涯（从1913年3月23日到1914年1月）中，德尔卡塞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他过于忙碌，以至于人们很少在圣彼得堡的社交场合见到他。在他第一次会见沙皇时（就在他到达的第二天），他强调了“完成铁路工作、实现总参谋部的意志”的重要性，并出奇招：直接请求科科夫佐夫提供必要的支持。他在圣彼得堡工作生活期间，除了萨佐诺夫和科科夫佐夫，德尔卡塞几乎不与任何人会面，就连英国大使都觉得和他约见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他向其俄国同人夸口说：“我了解俄国所有的外交政策，我身边的人对此却知之甚少。”德尔卡塞监督着诞生了法国巨额贷款成果的谈判：法国资本市场为俄国的私人铁路公司提供25亿法郎，有效期为5年，每年分期付款额度为5亿法郎；作为条件，西部的军用铁路要按照1913年共同商讨所设想的进行优化。1914年1月开始，莫里斯走上了德尔卡塞的位置，他和他的前辈并无二致，同样计划将战略性强化和处理外交政策问题的强硬作风结合起来。
在普恩加莱前18个月的总统任期里（直到“一战”爆发之前），他都在逐步提高法国军事计划的进攻性。他支持由法国内阁和参议院于1913年夏通过的《三年法案》，根据这一法案，法国军队的兵力提升至约70万人，使得与德国仅差5万兵力，并向俄国展示出法国真的要为了对抗“主要的敌人”而贡献自己切实的力量了。通过选任副总理、掌握国防部高层权力等措施，普恩加莱成为法兰西第三帝国成立以来最强势的总统。
而这一切行动都有着一层公众的意义。普恩加莱—米勒兰—德尔卡塞三人之间所形成的联盟关系引发了比利时驻法国大使纪尧姆男爵的注意。纪尧姆对普恩加莱一派所坚持拥护的《三年法案》表示震惊，虽然这帮助普恩加莱在总统大选中获胜，但他也同时“忽视了其中不断滋生的不稳定因素”。纪尧姆在1914年1月写道，“正是普恩加莱、德尔卡塞和米勒兰三位先生”在现在的法国社会中“发起并推行民族主义、强硬外交政策和沙文主义政治”。他将此视为“当今欧洲最大的一次咎由自取”。普恩加莱不只是一个巴黎的贵族，纪尧姆在1914年5月写道，他同时也是一个纯粹的民族主义者，通过自己的极端手段在全国赚取了人们对自己的支持。他是一个叱咤法国各地的优秀的演说家，所到之处得到的都是赞誉与支持。
尽管得到了全国这么多地区的支持，法国政治体制的内在波动性仍使普恩加莱当时的位置变得并不是那么稳定。在这个过程中，法国的高层也频繁出现变动，就连普恩加莱的亲信查尔斯·若纳尔也在短短两个月里离开了外交部长之位。接替他位置的外交部长皮琼则表现出一副与中央意见背道而驰的姿态，甚至开始在与德国的交往中表现出更加温和（或者说不再那么强硬）的姿态。当普恩加莱1913年归来时，他找了另一个傀儡替代皮琼。新任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加斯东·杜梅格（Gaston Doumergue）在就职之前就已经承诺将继续遵循《三年法案》和普恩加莱的既有外交政策。总统希望缺少经验的杜梅格能彻底听命于自己。但他并没能如愿，因为杜梅格作为亲俄派的同时，暗地里也跟普恩加莱对着干，甚至任命了普恩加莱的死敌约瑟夫·卡约为财政部长，并逐步开始剥夺总统在外交政策讨论中的话语权。
普恩加莱始终在面对着一群强大且不择手段的政敌。1913年5月，当总统与天主教会高层的一次秘密谈话所达成的内部交涉遭到曝光并在内阁引起轩然大波时，他的政治图谋遭到重创。1913年春，普恩加莱和皮琼已经进行了一系列这种谈话，目的是选举一名能够支持法国的教皇继任者。这看起来似乎并无大碍，因为这能巩固法国在天主教国家中的地位。但在1914年之前的法国，一名政界的高层领导和天主教廷之间的此类协议很难让人接受，因为当时的法国政治文化本身就在抵制宗教可能产生的影响。这次讨论本来是绝对保密的，就是为了防止激进派及其支持者从中作梗。但在1913年4～5月，意大利驻法国使馆收到的三封电报披露了普恩加莱、皮琼和梵蒂冈之间的交涉。5月6日，内政部长让-路易–吕西安–克洛在内阁会议上公布了这些电文的内容。在随后爆发的舆论风暴中，皮琼威胁称如果此类电报继续被泄露，他将辞职。电报的泄露停止了，但覆水难收，因为这些敏感的材料日后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作为证明普恩加莱失职的证据。
这里还有一个进一步的、个人方面的问题：普恩加莱担任总统期间，通过一个私下的过场就迎娶了他的第二任妻子亨丽埃特。但1913年5月，在人们知道了亨丽埃特的前两任丈夫都去世了的消息后，他才迫于其妻子的压力，并遵循其不久前刚去世的老母亲的遗愿，正式通过宗教仪式迎娶了她。后来的这次仪式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普恩加莱一直担心泄露出去的话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出于对此的担忧，他也费尽心思收买那些激进派的领袖人物，以防被抓住把柄。他甚至邀请亲英的激进派领袖和反普恩加莱一派的乔治·克里孟梭（后来拒绝了他的提议）共坐一叙。对于各种阴谋的担忧，直到“一战”爆发，一直伴随在这位总统左右。
换句话说，普恩加莱已经很脆弱了，甚至某些时候他可能将面临必须放弃自己现有政策的局面。民族主义的锐气于1914年年初便开始消退，形成了另一股复杂的力量。普恩加莱在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人士的眼中“逐渐成为遭人厌恶的对象”，他的政敌克里孟梭和卡约也抓住一切机会向他发起口诛笔伐。最令人担忧的是，如此之下产生的新的对立局势可能迫使《三年法案》被废除，并由此让法俄同盟变得不那么稳固。1914年4月26日和1914年5月10日的大选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已经很难准确定位了，但这意味着《三年法案》的根基开始动摇。随着1914年6月2日杜梅格政府的垮台，普恩加莱不得不去寻求另一个可以拯救这项法案的政治伙伴。经过几次碰壁之后，普恩加莱和前社会主义者勒内·维维亚尼（René Viviani）搭上了线，后者在6月12日组成了一个新的内阁，在17个内阁成员中，有10个人都支持《三年法案》。当新的政府于6月16日再次赢得大多数支持时，内部的危机似乎平息了。《三年法案》安全了，至少暂时是如此，但这种状态又能持续多久呢？
国际问题的发展引发了更多的关注。1913～1914年，巴黎的政策决策者们对俄国势力的增强变得尤为关注。法国军方观察员报告称，俄国的军队自对日战争的挫败后已经取得巨大的发展；俄军士兵是“一流的，坚韧的，训练有素的，有着强烈的纪律性和对国家的巨大忠诚”，俄军也在为了战胜其“最终的敌人”而时刻准备着。法国金融专家证实了俄国的这些情况。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资深经纪人M·德韦纳伊（M·de Verneuil）长期研究俄国的经济。德维纳伊曾长期参与俄法之间的商贸活动，在此期间，他也曾前往圣彼得堡，探讨科科夫佐夫政策下法国新贷款的事宜。在1913年7月7日的一封信里，他向外交部长皮琼报告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德维纳伊对俄国的经济发展持一种极为乐观的态度，但从他最近到访俄国的经历来看，真实的情况甚至超出了他的预期：
我很清楚地感觉到，在接下来的30年里，我们将目睹俄国在经济方面一个空前的成长，这将相当于（如果保守地说，不会超过）美国19世纪末所发生的那些巨大的变革。
不仅德维纳伊有这种感觉：在1914年，法国驻圣彼得堡外交官的报告中也提到了俄国“巨人”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有着“一流的”士兵和“无尽的权力”。在参加了那年春季的演习后，该外交官更是激动地表示：“我看的越多，就越觉得惊叹，俄国人真是我见过的最强的人种。我在任何其他的军队中都感觉不到这种源源不竭的力量与能量。”媒体的一些报道则加剧了这种感觉。1913年11月，法国《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一位驻俄国通讯员在文中宣称：
我们不能过于夸赞俄国军队的强劲，这容易让人联想到法国自身的问题，在法国，军费开支一直是个严重的问题，而俄国人完全不用担心这些。在这场军备竞赛中，俄国比任何人都更有优势取胜。俄国的人口随着其财富的发展而增长，也让军队的扩大成为可能。他们也完全没必要抑制这种增长。
而将此看得最严重的正是普恩加莱自己。
所有这一切，从表面来看都对法俄同盟是好事。但在巴黎，也给人们带来了挥之不去的疑惑。如果俄国变得足够富有、强大，以至于不再需要依靠法国的援助，那局势又将如何发展？最起码，俄国的这种快速发展肯定会让局势变得不利于法国政府，因为正如一名外交官在1914年2月表示的：“俄国每多获得一分自立的力量，就将多挣脱一分来自我们的控制。”而法国这种忐忑的心情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可笑：这完全是建立在对于俄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过度的评估之上的。但这些错误的判断已经足够让法国人乱了阵脚，在结合了其他情况之后，法国政府认为目前针对德国的手段也难以为继了。
在1914年6月底，令普恩加莱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是，他还在保持镇定。他的政策是安全的，至少在目前政府垮台之前是这样的。勒内·维维亚尼在与议会的周旋方面是一个得力的助手，但在外交事务上则完全是个新手。万一国内政治危机升级，作为总统应该是可以轻松控制住局面的。积极的军事政策和对巴尔干地区的战略保持不变。但从中长期来看，普恩加莱一派的未来显得就不那么明朗了。这种奇怪的政治组合也将在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爆发之后影响法国的政策。就像其他很多因这件事而陷入困境的决策者们一样，普恩加莱也将面临分秒必争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