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
由多极到两极：
|
|
如果将1887年与1907年这两个时间内的欧洲的大国势力分布做个对比，便能清晰地洞悉其中的端倪。1887年的欧洲所呈现的是一个多极化的势力分布，在这其中，多个国家或利益团体努力维持着彼此间微妙的平衡，使各个势力都得到制衡：英国与法国在非洲与南亚维持着竞争关系，英国在波斯和中亚地区亦与俄国针锋相对；而法国也费尽心机企图一雪1870年普法战争的前耻；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冲突使俄国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在亚得里亚海的争端由来已久，而法意两国在法国对北非的政策上亦存在分歧。而所有这些矛盾都在1887年潜存着，德奥意三国同盟（其条约于1882年5月20日签订）使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不至于撕破脸，而带有防御性质的俄德《再保险条约》（1887年6月18日签订）则有效限制了两国对于他国领土可能造成的侵略行为，并使俄德关系不至于因为奥俄关系而发生冲突。同时俄国与德国的紧密关系也使法国无法联手俄国构建反德联盟，而英国借由1887年与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签署的《地中海协定》（其目的在于遏制法国在地中海地区、俄国在巴尔干地区及土耳其海峡的势力）也与欧洲的各个势力体关联到了一起。
然而1907年的欧洲局势与20年前相比已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英法俄与德奥意两大联盟之下，呈现的是一个两极化的欧洲。德奥意三国同盟依然存在（虽然意大利此时与德奥两国已是同床异梦），法国与俄国组建了法俄同盟（其盟约于1892年起草，于1894年通过），规定如果三国同盟或其中一国动员兵力，“法俄一经得知，无须任何事先协议”，需立即调遣全部兵力，以“使德国立即陷入东西方向腹背受敌的局面”的速度来御敌。而随着1904年英法协约以及1907年英俄协约的签订，英国也加入法俄同盟之中。至此，距离这些国家真正与彼此组成同盟并打响“一战”虽然还为时过早，两大军事阵营的轮廓已然清晰可见了。
对于1914年爆发的“一战”来说，欧洲地缘政治体系的两极分化是一个极为关键的前提条件。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虽然紧张，但当时绝对没有人能想到这会成为欧洲大陆迈入战争深渊的最后一步。欧洲两极分化的状态并没有引发战争，实际上相对于战前持续升级的两极对立局势，它也对平息分歧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当然也必须承认，如果不是因为存在两大阵营的对立，“一战”也不会就这样打响。很多至关重要的决定都是在欧洲两极化的大环境中产生的，而要想知道这种两极化的形势是如何产生的，就有必要先回答4个相关问题：为何俄国与法国要在19世纪90年代组成同盟对抗德国？为何英国也选择加入这个同盟？在促成这个同盟的过程中，德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这个同盟发生了哪种程度的结构转型，才最终导致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
1870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为日后法俄同盟在欧洲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几个世纪来，德国所处的欧洲中部都处于一个多方势力各自为战而又不堪一击的状态，而如今，这个国家的各个部分以新的强势姿态联合起来，屹立于欧洲。1870年的普法战争使德国与法国的关系一落千丈，德国出乎意料地大胜法国，不仅让法国的精英阶层大跌眼镜，也引发了法国文化界的深层次危机感，而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及军方所极力坚持的吞并阿尔萨斯—洛林的事实，成了法德关系中永远无法弥补的一道深深的裂痕。阿尔萨斯—洛林俨然成为法国报仇雪恨的终极符号之一，随之而来的是沙文主义的不断发酵。虽然丢失的领土绝非法国新政策的唯一推动力，但其对舆论不断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对政府高层产生的隐性压力是不可忽视的。当然，即便没有割让领土，新兴的德意志帝国的存在也将改变其自身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毕竟在此之前法国的安全就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的政策。1871年后，法国不得不在东边寻求与新的稳固势力联合的机会，法国与德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敌对状态也因此深深地融入了欧洲的国际化体系。这种转变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似乎并不大，但欧洲各国却因此步入一个前所未见的全新时期。
鉴于德意志帝国的国土面积和潜在的军事实力，法国政策的主要目标便是：通过建立一个反德同盟来遏制德国的发展。俄国虽然与法国的政治体制大相径庭，但依然是同盟成员的最佳候选人。美国前驻法国大使尤斯蒂斯（J. B. Eustis）在1897年就注意到，在法国“面前有两条路，要么是孤军奋战，以其一己之力面对接踵而来的困难……要么寻求与俄国这个唯一能倚靠的大国的同盟关系”。如果法俄组建同盟，德国将面临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潜在威胁。
德国只有与俄国联盟，才能阻止这种被两面夹击的情况发生。为此，德国、奥匈帝国与俄国于1873年缔结了三皇同盟。但由于俄国与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有利益之争，任何与这两国相关的联盟体系都注定无法长久。这也让德国必须在这些潜在矛盾最终爆发的时候，在奥匈帝国与俄国之间做出抉择。如果德国选择亲奥，法俄同盟的发展之路就将畅行无阻。作为德国首相、帝国的构建者，同时掌握着外交决策权的俾斯麦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其于1890年3月离任前相应地调整了德国的外交政策。正如他在1877年夏所宣布的，他的目标是创造一个“除了法国之外，所有大国都依靠于我们，且要让它们因彼此间的利益关系难以形成反德联盟的政治总形势”。为此，俾斯麦推行了一项双面政策：一方面，避免德国与其他大国之间发生正面对抗；另一方面，利用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争斗，为德国尽量创造更多的优势。
俾斯麦的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停止了对非洲及太平洋地区殖民地的大规模掠夺，使英国不至于与其翻脸；他对于巴尔干地区的权益摆出了毫不在意的姿态，并于1876年12月在国会发表了著名演说，表示巴尔干问题不值得“让波美拉尼亚的士兵们献出自己的生命”；当俄国与奥斯曼帝国在1877～1878年的战争引发国际震动时，俾斯麦通过德国国会的力量使各国相信德国有能力成为欧洲大陆的守护者。这位德国首相还通过义务调解战后的领土纠纷，向世人证明，对于德国来说，欧洲大陆的和平与德国自身的稳定同等重要。1887年，俾斯麦构建的大陆联盟体系达到顶峰，德国通过各种各样的协约与欧洲的每个国家都保持紧密的联系。德国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以及与俄国的《再保险条约》确保了法国始终处于孤立的位置并且无法组建反德同盟，而由俾斯麦促成的英、意、奥《地中海协定》，甚至使德国与英国（经由三国同盟关系）变为了间接的同盟关系。
但无论如何，俾斯麦的大陆联盟体系并非无懈可击，特别是俄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为勉强维系的三皇同盟增加了不稳定因素，而19世纪80年代中期爆发的保加利亚危机也让俾斯麦的同盟濒临崩溃。1885年，奥斯曼帝国所属的东鲁米利亚爆发革命，并宣布与保加利亚合并。对此，俄国政府极力反对，因为保加利亚领土的扩大将使其更加靠近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君士坦丁堡，而这些地区均是俄国的战略要地。素来与俄国在中亚地区有利益争端的英国则承认东鲁米利亚为保加利亚的新领土。随后，塞尔维亚于1885年11月入侵保加利亚，使原本紧张的事态进一步升温。然而塞尔维亚人非但没有胜利，反而被保加利亚军队逼回塞尔维亚境内，最终在奥匈帝国出面干预的情况下，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才不至于被保加利亚占领。在各方的妥协之下，俄国成功阻止了保加利亚的国土扩张，却不得不接受保加利亚北部与奥斯曼帝国南部土地合并的事实。之后，俄国为了让保加利亚服从自己，甚至采取了包括绑架、恐吓和废黜保加利亚大公在内的一系列举动，但都以失败告终。直到1887年春，俄国都完全有可能不顾奥匈帝国和英国的反对，入侵保加利亚并扶植一个新的傀儡政权。而就在俄国政府因为巨大的风险打算放弃发动对保加利亚的战争时，一股巨大的反德舆论风波突然自俄国媒体和社会各界席卷而来，因为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媒体眼中，此时的德国俨然与奥匈帝国一起成为巴尔干地区的最大获益者，也使俄国丧失了对于巴尔干斯拉夫人群体在政治方面的统辖优势。
对德国来说，这一切也是一个教训，巴尔干地区的问题依然存在。保加利亚危机从某种程度上凸显了潜藏在该地区的巨大矛盾，即发生在一个不算重要的国家身上的细微变化，都有可能导致两个大国因此走向战争。那么应当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呢？对此，俾斯麦的答案是再次寻求与俄国的友好关系，避免那些能触及共同利益的矛盾，阻挠俄法的交往，并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上做出适当的调整。俾斯麦于1887年与亲德的俄国外交大臣尼古拉·格尔斯（Nikolai Giers）签订了《再保险条约》，以稳固与俄国的关系。该条约规定，德国对俄国在土耳其海峡的主权提供支持，同时需在俄国与另一国家（奥匈帝国除外）交战时保持中立，由此，德国也能通过双重的条约在与俄国以及奥匈帝国的联盟上进行适当的利益权衡。
但俾斯麦的政策在国内没有得到完全认可。面对俄国强势的姿态以及德俄之间日益浓重的火药味，很多人开始对《再保险条约》提出质疑，甚至连时任德国外交部国务大臣的俾斯麦之子赫伯特也对这个条约有所顾虑。“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最糟糕的地步”，赫伯特曾这样向他的哥哥透露，《再保险条约》或许能“给我们6～8周的喘息之机用以抵御俄国”。另外，激进的情绪也开始在军方酝酿，很多人提议积极备战，应对可能来自俄国的威胁。伴随着不断增长的消极情绪、对俾斯麦政策的争论以及舆论的多重影响，一个包括部分政府高层在内的反对派开始形成。很多人质疑，德国为何要同时承担帮助奥匈帝国抵御俄国以及帮助俄国抵御奥匈帝国的责任？没有任何国家会这样做，为何德国永远要扮演制衡者的角色？为何唯独德国不能完全根据自身的利益制定相应的完全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国策？在反对派看来，俾斯麦精心打造的制衡各个国家的协约体系，其运作效果还不如一台老旧的破烂机器，是一个让德国陷入越来越危险境地的用“破铜烂铁”勉强维系的体系。也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此后接替俾斯麦出任德国首相的列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于1890年春宣布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失效。
随着德俄《再保险条约》的终结，法俄关系也迎来了新的转机。当然，在二者的关系中依然存在许多障碍。以独裁政治闻名于世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与实行共和制的法国统治阶层显然很难达成共识，同时俄国也对与法国结盟后的利益评估有所质疑。毕竟无论俄法关系如何，俄国应该都能随时获得法国的支持，既然这样，又何必为了争取法国的支持而束缚自己的行动呢？一旦俄国与德国真的爆发战争，法国政府是绝不可能袖手旁观的。至少德国当时必须在德法边境增加驻军，从而使俄国的边境压力得以减弱——这可是不需要签订任何条约就能拿到的实际好处。虽然法国和俄国在抵制英国的大陆均势政策上有着相同利益，但俄法两国相隔甚远，难以在对抗英国上有实质性的紧密合作。以法国所处的位置，即便它有意维护德国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也是鞭长莫及，就更别说维护俄国在北非的利益了。何况在某些问题上，俄法之间的利益矛盾可谓针锋相对。例如，法国的政策倾向于阻断俄国在土耳其海峡的通航，以防止其最终削弱法国在东地中海地区的影响力，而东地中海地区也使法国和英国之间形成了利益共同体。
但同时，俄国似乎也没什么理由继续以让步的姿态保持与德国的友好关系。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频繁出现，主要表现在德国针对俄国的粮食进口关税方面，却很少涉及直接利益的问题。俄国与德国的主要争论源于在巴尔干地区与奥匈帝国的对抗，德国的实力成了消除俄奥争端的关键，特别是在巴尔干地区问题上，俄德两国联手抑制奥匈帝国可算是众望所归。而这也是三皇同盟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一种表现。德国的相对中立性使其相比于法国来说，在俄国人眼里是更有利的盟友。俄国人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才选择将其大陆安全政策的第一步放在与德国的结盟上。这也是为什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即便个人对德国和德国人没有任何感情，但依然对各方的压力视若无睹，坚持于1887年签订《再保险条约》。
那么，俄国为何又在法国向其示好时，于19世纪90年代初向对方张开了双臂呢？即便亲德的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提出过改善条约的方案，德国拒绝恢复协议内容的行为还是改变了俄国政策的初衷。此外，1890年6月德国军事法案中规定增加预备役军力18 574人，加之德国宣布废除《再保险条约》等举动，都使俄国感受到了接踵而来的威胁。随着俾斯麦的离任，生性冲动鲁莽的德皇威廉二世大权在握，这个被沙皇亚历山大形容为“无赖的花花公子”的皇帝增加了德国未来外交方向的不确定性。同时，法国提出的大额国债也吸引了俄国沙皇的目光。但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让俄国真正动摇的原因是其对于英国将加入三国同盟的担忧。
19世纪90年代初，英德关系迎来战前的最好时期。借由1890年7月1日签订的《黑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英国与德国之间交换或割让了位于非洲的部分领土主权，德国因此得到了位于北海的黑尔戈兰岛，这引起了俄国的警惕。1891年夏，三国同盟修订；此外，德皇出访英国期间被亲德媒体大肆宣扬，俄国的危机感急剧增强。特别是英国的《晨报》还提到“加入三国同盟，或者说是成为四国同盟的一员”。此外，1891年7月11日的 Standard 杂志称，英国与德国“自古以来就是朋友，更是盟友”，未来“英国海军将与德国军队联手”，一同捍卫欧洲的和平。随着类似报道的出现，法国与俄国的驻英大使之间也展开了多次交流。对于俄国来说，这意味着英国作为其远东和中亚地区的竞争对手，将要与强大的德国结为同盟，并进而与威胁着俄国在巴尔干半岛利益的奥匈帝国沆瀣一气。正如法国驻俄大使警告过的，这样一来所造成的局面将是“英国与德国政府在大陆均势政策上达成共识”，并给俄国带来潜在的灾难性后果。
英国与德国日渐亲密的关系，加之俄英之间在阿富汗、波斯、中国、土耳其海峡等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关系，都使俄国不得不更加慎重地考虑其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为了缓解这种威胁，俄国放下姿态，公开与法国签订合约。曾经与德国修订《再保险条约》的格尔斯在1891年8月19日写给俄国驻法大使的信中，提出了与法国签订合约的想法：三国同盟现在已经发生变化，“英国出于政治目的也或多或少地涉入其中”，这让俄国和法国不得不“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就如何看待对方国家这件事上重新交换意见”。鉴于英国与三国同盟的亲密关系所带来的威胁，格尔斯于1891年夏正式宣布增进俄法两国的互利交往。1892年8月18日，法俄签署军事协定，两年之后，两国最终形成了全面同盟关系。
在这一系列事件当中，有两个地方值得特别关注。首先，法俄联盟的形成动机十分复杂。虽然遏制德国是法国的最大目标，但俄国更看中的是阻挡奥匈帝国向巴尔干地区的扩张。法俄两个国家也都不得不防范，日渐发展的英国与三国同盟的亲密关系，特别是对俄国来说，其政策依然带有一定的亲德倾向，毕竟比起与德国为敌，与英国争夺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才是它的终极目标。因此，在俄国的高层中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批亲德派人士——格尔斯就是其中之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曾表示，如果俄奥之间爆发战争，法俄同盟就将“摧毁”德国目前形成的主权国家，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些弱小的城邦”。这话让格尔斯大惊失色。但总的来说，俄国对于德国的敌意主要还是源于德奥之间的同盟关系以及德英之间的密切交往。直到1900年，关于军事方面援助的条款增加到法俄合约当中，规定如果英俄之间爆发战争，法国必须出动10万兵力到英吉利海峡协助俄国作战；如果英法之间爆发战争，俄国军队必须经由法国出资修建的铁路线直抵印度前线，以压制英军。
其次，1894年形成的这个法俄同盟对于两国关系来说没有什么新的价值。与之前欧洲大陆的两国、三国同盟或者三皇同盟相比，这个同盟主要表现在军事协定方面，规定两国要合并各自的力量以对抗共同的敌人（这一规定于1912年被写入海军法）。同盟的作用不再是“制衡”同盟之间的关系，而是面对并化解来自对立同盟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俄同盟标志着“促成‘一战’拉开序幕的转折点”。
法俄同盟丝毫没有加重与德国之间的矛盾。通过官方及民间的节日互访、宣传政策、文化及贸易合作等方面的交流，法俄两国之间达成了文化上的某种共识。但法俄之间存在的利益分歧依然阻碍着两国间更紧密的合作：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法国外交部长都坚持认为，既然俄国不愿意在帮助法国讨回阿尔萨斯—洛林的主权一事上采取实际行动，法国也就不必在与俄国的同盟中尽太多义务。而对于俄国人来说，也并不想因为与法国的同盟关系而疏远德国，相反，他们恰恰认为与德国保持良好的关系才是上策。在俄国外交大臣的首席助理弗拉基米尔·拉姆兹多夫（Vladimir Lamzdorf）看来，同盟的目的是保证俄国一切行动的独立性，并在保障法国安全的同时抑制其打击德国的气焰。在同盟刚刚成立的前10年里，以沙皇为首的俄国政府首脑们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如何以经济和政治手段渗透中国东北地区，并没有太过关注在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的利益纷争。更重要的是，被视为促成了法俄联盟的英国也在一段时间内试图阻止欧洲大陆的各势力朝着一致反德的方向发展。俄国为了完全控制中国东北地区，与英国在对华政策上产生了利益冲突，这也使得与英国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比与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
随着英国与德国的交好，如何权衡与英国之间的竞争关系也成为摆在法国面前的难题。在法俄同盟建立之后的前4年里，法国外交部长加布里埃尔·阿诺托（Gabriel Hanotaux）所推行的是坚决反英的政策。在法国殖民主义媒体的舆论影响下，阿诺托向英国在埃及的殖民地直接提出质疑，这种敌对状态最终酿成了1898年的法绍达事件。当时法国的一支远征军为了征收殖民地的款项而向尼罗河上游方向行进，同时一支英军部队也由占领地向南行进，两支部队在苏丹沼泽地的一个名为法绍达的废弃前哨站相遇了。由该事件引发的政治危机使两个国家在1898年夏向着战争的深渊迈进了一步。直到法国做出让步，危机才得以化解。
法国对德政策中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在于与英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的纠纷。阿诺托在1892年的一份机密备忘录中提到，根据法国当时的政策，法国允许与德国在极其有限的方面进行合作。这一决定所带来的后果是增强了德国和英国之间和解的可能性，同时也加速了法俄同盟的形成与发展。而在阿诺托看来，阻止英德之间相互勾结的一个方法或许应是寻求法、德、俄三国在更广泛的事务方面的理解；这也将确保德国在法英的殖民地竞争中支持法方，进而摧毁“德国与英国之间存在了很久的和谐景象”，尤其是在这一切都只是英德在所谓的同为“日耳曼国家”的概念之下所形成的和平假象。法国与德国的这种联系当然是暂时有所裨益的：阿诺托曾写道，如果德国愿意永久归还其于1870年占领的法国领土，那么法德之间长久的友好关系或许还是有可能的。
泰奥菲勒·德尔卡塞
于1898年继任外交部长的泰奥菲勒·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如大多数表现突出的法国政客一样，德尔卡塞在他的文章和言论中无时无刻不表露出对德国的不信任。法国曾经割让的土地在他心中留下了巨大的伤痛，以至于他的家人都不敢在他面前提到“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词。“我们当时甚至有一种错觉，这两个词是绝不能逾越的禁区。”他的女儿后来回忆道。但作为在各个领域争取影响力的大国，法国难免会在一些事务上面临与德国狭路相逢的尴尬局面。作为殖民部的副秘书长，德尔卡塞决定加大法国与英国竞争尼罗河上游殖民地的力度。其实他上任之时正值法绍达事件发展到顶峰，他当机立断决定做出让步，以避免法属南苏丹地区受到英国的威胁。但当英国拒绝和解之后，德尔卡塞转而变成反英姿态，并尝试（正如同阿诺托所做的一样）染指英国在埃及的利益。他的最终目标则是有朝一日能将摩洛哥纳入法国的版图。
为了向英国施加更多压力，德尔卡塞尝试着将阿诺托的构想付诸实践——将德国拉入法俄同盟。从1899年秋到1900年春，这个同盟的政治环境变得空前良好：在与法国驻德大使的一次会谈中，新任德国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暗示愿意德法之间共同分享欧洲大陆之外的利益。法国人都知道，德国媒体（同法国媒体一样）对于英国在布尔共和国发动的战争持反对态度，德国皇帝在这件事上，对英国行径的怒斥更是增加了法国人的乐观情绪。1900年1月，德尔卡塞操纵之下的主要媒体都鼓励德国加入法国与英国争夺埃及殖民地的斗争，并指出如果苏伊士运河恢复中立状态，德国也将从中获利，同时德法两国的强大海军联盟也将在欧洲重大问题上拥有与英国分庭抗礼的实力。在外交界，人们都知道这些文章皆是出自法国外交部之手，只不过是借媒体传递出他们的外交政策而已。
在德尔卡塞等待德国回应的同时，他与同僚们也在紧张地为可能与英国爆发的全球性战争做准备。“有人提出可以直接空降到英国本土实施打击。”他在1900年2月28日的内阁会议上说道，“有人则提议先出征埃及，也有人提出应该配合俄国在印度的军事行动，让印度支那的部队向缅甸发起进攻。”大家都认为法国最高军事委员会应该召开一次更大规模的会议，以商讨法国究竟应该从何地发动对英国的武装突袭。德尔卡塞宣称，英国已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他还在1900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是时候“为了全人类的利益”，采取实际行动了。同时他声称，英国为了离间法国同意大利、西班牙之间的关系，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这些国家都对摩洛哥的领土图谋不轨（后来，德尔卡塞甚至也与美国人共同探讨抢占摩洛哥的计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对于德国往昔的不信任都转移到了英国身上。
然而法国的这些计划最终化成泡影，因为德国拒绝按照德尔卡塞的规划组成反英同盟。德国方面甚至指出，任何向英国提出的要求都应事先征求英国政府的意见。由此看来，德皇嘴上坚持说要反英，但在外交政策上却犹豫不决，简直是说一套做一套。“他确实说过‘我讨厌英国人’……”德尔卡塞抱怨道，“但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真正把法德关系扼杀在恢复期的是德国为此提出的要求：1900年3月15日，来自法国驻德大使的一份报告称，德国只有在法、俄、德三国“保证欧洲政治版图的现状不再变更”的情况下，才能考虑继续发展反英同盟。实际上，这相当于变相要求法国承认德国对于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主权。
德国的此番要求永远地改变了德尔卡塞的想法，从这一刻起，这位法国外交部长彻底放弃了构建法德同盟的想法，联手向埃及殖民地进军的想法也永久地搁置了。相反，德尔卡塞开始认为，同英国结盟，并加强在贸易等方面的合作，将有助于法国实现自己的目标，即如果英国在埃及的殖民地能在法国的帮助下得到巩固，作为交换，英国便会将摩洛哥交到法国的手里。这种安排的好处就在于，能够防止出现（虽然实际上几乎不可能）英国和德国就摩洛哥问题达成一致——这对法国将是巨大的损失。到1903年，法国外交部长已经把摩洛哥和埃及之间的主权交换作为法英联盟的基础。
法国外交上的这种重新定位对法德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亲英政策发展的同时，反德情绪也随之滋长。德尔卡塞在获取摩洛哥主权的方法的变化中，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德尔卡塞早期曾设想以武力威慑埃及，从而让英国顾此失彼，放弃对摩洛哥的掌控，之后法国会收买其他与摩洛哥利益相关的国家：西班牙将获得摩洛哥北部的土地，意大利将在利比亚事务上得到法国的支持，德国则将得到法属中非的一块土地作为补偿。20世纪后，法国对摩洛哥的政策改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法国要与英国合作；更重要的是，德尔卡塞现在计划在不给德国任何补偿甚至不征得其任何意见的情况下，直接控制独立主权受到国际公约保护的摩洛哥。德尔卡塞对于这个充满挑衅性质的计划一意孤行，以至于在北非埋下了最终发生在1905年的摩洛哥危机的导火线。
德国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与法国签订停战协定的三个月后，1871年2月9日，英国保守党的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就在下议院的演讲中提到了普法战争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他告诉议员们，与普奥战争、法意战争或克里米亚战争相比，普法战争绝非一场“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对德国来说意味着一次革命，甚至比18世纪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影响还大”。同时他强调，很多外交传统在这次战争后都已荡然无存。“欧洲大陆各国之间的制衡关系已被彻底破坏，而这其中遭受损失最大、受到影响最严重的当属英国。”
迪斯雷利的这席话后来经常被看作对未来与德国的冲突的预言，但我们不能在“一战”爆发的事实基础上解读他的演讲，从而觉得他很高明。实际上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普法战争之后崛起的德国并非其最大的威胁；俄国作为英国的宿敌，在结束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之后，又开始对英国图谋不轨。而依照英法于1856年参与签订的《巴黎和约》所规定的内容，黑海已经“正式永久地禁止”包括俄国所属国在内的任何国家在该海域内驻军。该条款的目的在于削弱俄国对东地中海地区的威胁，并防止俄国干扰英国通往印度的海陆线路。而随着普法战争中法国的战败，该条约的政治基础也土崩瓦解，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再承认《巴黎和约》，对于俄国的黑海海域武装化行为也不再加以制止。俄国深知仅凭英国无法继续维护禁止黑海驻军的协约，于是开始了包括组建黑海舰队在内的一系列新动作。1870年12月12日，俄国正式宣布废除1856年签订的和平条约并开始建设“新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传至英国。俄国营建的波蒂港位于黑海东岸，这个“全副武装”的备战用港口距离奥斯曼帝国边境仅几英里。
至此看来，俄国新一轮的扩张似乎已经开始，而这一点迪斯雷利在1871年2月9日的演讲中也有所提及。在迪斯雷利看来，200年来，俄国一直是以一种“合法”的政策手段一步步扩张，直到“将国境线延伸到了海岸线”。但目前俄国在黑海地区的驻军则似乎预示着其扩张进入了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阶段，即开始将主要力量用在吞并君士坦丁堡、控制土耳其海峡。鉴于俄国“未曾向君士坦丁堡提出任何声明”且“没有任何染指那一地区的政治必要”，迪斯雷利宣称，俄国目前奉行的是一种“不合法且给别国带来祸患的外交政策”。在迪斯雷利看来，俄国并非唯一的威胁，他同时也非常关注美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与野心。值得注意的是，当迪斯雷利提到“德国的变革”时，他并没有以此喻示德国带来的威胁，而是更多地关注这场给“完全工业化的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普法战争所带来的全球影响。
直到1914年，迪斯雷利演讲中所阐述的主题都被视作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1894～1905年，给英国利益带来“最显著和最长期威胁”的不是德国，而是俄国。而对于英国领导者来说，中国问题在当时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和巴尔干地区一样，都是由一个没落的帝国所引发的变革。在19世纪90年代初，俄国开始入侵中国东北，引发了一连串的区域性冲突，这一系列的冲突最终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达到顶峰。日本获胜后，开始与俄国争夺在中国东北的影响力。同时，中国的战败也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欧洲各国在中国加紧瓜分步伐的同时，欧洲本土之间的矛盾也加剧了。
对英国来说，最根本的问题是俄国实力的不断增长。与非洲相比，中国对于英国来说有着无可复加的贸易潜力，然而俄国的存在却对英国的利益造成了威胁。在国际社会对八国联军（1898～1901年）施压之后，俄国却一家独大地在中国东北占据了更大的优势，故此，这个问题对于英国来说变得更加严重。然而，鉴于俄国的地理位置和其地面部队的先天优势，俄国进一步向东亚进行渗透的步伐根本无法阻挡。在这场新的“竞争游戏”中，俄国看来已经胜券在握。印度是英国的另一个脆弱的前线：英国领导人警觉地注意到，随着俄国的铁路逐渐稳步地向中亚地区延伸，俄国在次大陆享有比英国更好的“军事主导权”。
鉴于俄国在中亚和远东地区坚决实行的反英政策，并且法国也在非洲与英国进行竞争，法俄联盟成为英国政府最大的眼中钉。这个问题在布尔战争中显得尤为突出，当时英国为了向南非派遣充足的部队，导致了印度北部的兵力真空。1901年8月，一份来自国防部情报局的关于“英国针对法国及俄国的战争所需的军备”的报告中指出，如果俄国发动攻击，印度军队完全没有实力抵抗。更糟的是，（在英国人看来）俄国外交官们不只是好战、野蛮的，更是阴险狡诈、毫无诚信的。“俄国的外交发展史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谎言。”印度事务大臣乔治·汉密尔顿（George Hamilton）于1901年3月就中国问题进行谈判期间这样写道；印度总督乔治·寇松（George Curzon）也曾在1903年向身为海军要员的塞尔伯恩伯爵表示：“如你所知，俄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一个长期的、巨大的谎言”。
对于俄国的威胁，英国的应对措施是采取双面政策，一方面与日本和法国发展积极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寻求与俄国的利益共享，以减小来自俄国的威胁。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英国和日本都希望抑制俄国的扩张。在外交大臣金伯利（Kimberley）于1895年5月写给英国驻日大使的一封信中，他将日本比作英国在远东地区的“天然盟友”。20万日军于1895年年底驻扎于中国东北境内，由此给俄国造成的军事威胁与英国在印度北部带给俄国的军事优势相互抵消。同时，日益强大的日本海军也增加了“与俄国抗衡的筹码”，并因此让早已不堪重负的英国海军有了喘息的机会。直到1901年，在长时间的和平相处之后，英日之间终于展开了官方的正式合作；从一开始的海上联合防务协约，再到后来于1902年1月30日在伦敦签署的内容更为全面的协约。1905～1911年，合作不断升级（协约条款也逐渐增多），英日同盟也成为“一战”之前国际社会的另一个特色。
出于同样的考虑，英国也决定开始寻求与法国的友好关系。早在1896年，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 Salisbury）就曾提出，英国就英属缅甸和法属印度支那交界处的湄公河地区向法国做出让步，这有利于拉近与法国的关系，从而暂时瓦解法俄同盟。而出于同样的目的，英法于1904年签订的《友好协议》（至少对于英国政府来说）也主要是旨在缓解与法国之间的殖民地问题，并同时对俄国产生负面影响，而非旨在反德。为了对该协议表示支持，德尔卡塞也表示，如果法英两国成为协约国，法国将对俄国加以抑制，而且如果俄国与英国开战，法国将不会向前者提供帮助。正如兰斯多恩勋爵（Lord Lansdowne）所说，人们有理由相信英法联盟比英俄联盟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英国在借力日本平衡俄国的同时，也与俄国签订利益分享协议，用以应对俄国的威胁。而这之间并无矛盾。正如时任英国外交部常任副大臣的托马斯·桑德森爵士（Sir Thomas Sanderson）于1902年5月写给英国驻俄大使的一封信中所说，与日本的同盟关系是非常宝贵的，但“我们更希望（俄国）看到我们的实力”，这将“更有利于（英国）对当前局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英国国防部一直都在设想中亚地区可能产生的最坏情况，并于1901年12月向英国内阁发出警告：俄国有能力向特兰斯卡斯皮亚和赫拉特地区调配20万大军。而为了抵御这一可能到来的军事威胁，英国将被迫在印度增设5万～10万的兵力，这对当时正需大幅削减开支的英国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而俄国向着阿富汗方向修建铁路的“疯狂步伐”也预示着英国在这场竞争中将迎来更多的挑战。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时，英国的这种担忧进一步加强。俄国无论是在海上还是陆上都没能占据日本的上风，而这也加剧了英国的担忧。基钦纳子爵就曾担忧：俄国会不会通过进军印度，为其挫败于日本的耻辱找回一些安慰？这样看来，印度需要大规模增兵：到1905年2月，据印度政府粗略统计，英国在印度的驻军预计需达到211 824人。这种增长带来的支出是巨大的，根据基钦纳的测算，为了阻挡“来势汹汹的俄国军队”，英国需要花费“2 150万英镑的军费”。对于在1905年上台时刚刚承诺过要削减军费、扩大内需的自由党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然而如果英国无法再用武力保卫印度北部的边境线，那么它就必须找到一个足以抵抗俄国进攻的非军事手段，以保证印度的安全。
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给出了一种两全的方法。随着俄国的战败及其国内发生的动荡，在印度增兵以防范俄国的想法也变得不再那么必要了。1905年上台的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指出：“俄国在欧洲重新恢复元气的过程中，希望对于咱们的态度能够优于从前。”到1906年，格雷已成功地将在印度增兵的方案废止了。
英国这种多变的政策调整过程中，有一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无论是与法国的《友好协议》还是与俄国的双边对话，都没有被英国领导人视作反德的筹码。在英国的考量中，德国带来的威胁只是伴随着法国和俄国而产生的，德国政府的动作都是协同俄国和法国一同反对自己的。例如在1895年春，德国与法俄一起将日本逼退回甲午战争中其所侵占的中国领土内；又如在1897年，德国出乎意料地占领了山东胶州——当时伦敦（官方）认为这是出于俄国的默许与指示。在这些事例当中，德国都与法俄默契配合，进行反英的动作。不仅是在中国战区，在世界其他地区，德国对于英国来说，所带来的更多的是外交上的压力而非切实的利益掠夺。换句话说，“英德之间的对抗”并非英国政策中主要关注的内容；实际上，直到1904～1905年，英国还无暇顾及这方面的内容。
在俾斯麦时代，德国的外交重心主要在于防止其他大国组成反德联盟。各国之间尔虞我诈的关系也使他的目标相对容易实现。法国与英国的竞争让法国有些无暇顾及德国；俄国对英国的敌意也使其目光从巴尔干地区转移开来，从而避免了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冲突。作为欧洲大陆的强国之一，只要德国本身不想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它完全可以保全自己不至于陷入非洲、中亚和中国的区域争斗的泥潭。而只要英国、法国和俄国之间多保持一天竞争的关系，德国就能多一天在其中渔翁得利。这种现状维护了德国的和平稳定，却也让德国的领导者们开始有些蠢蠢欲动了。
但俾斯麦的政策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这一政策需要德国在面对其他大国在非洲、亚洲和其他地方展开争斗时始终视若无睹，而且在其他国家分享世界其他地区的战果时，也只能做个局外人。这都需要德国在各个国家之间巧妙地周旋。而这很容易由于某些失误导致国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并使执政党失去选民的支持。毕竟对于当时的德国中产阶级来说，建立殖民地能带来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能具备移民条件及贸易上的优势，是让人梦寐以求的。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德国对于压在其身上的权力与政治的束缚稍作反抗，都会受到其他大国的强烈抵制。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应当再次审视德国这一“姗姗来迟的帝国”与其他大国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的但是重要的特质。借助本国的广阔土地、富饶物产和与尚在扩张中的德国相比更为雄厚的军力等优势，英、法、俄三国都掌握着为国家赢得巨大利益的资本，并在国际社会中独占鳌头。英国可以通过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区的权益让步与法国搞好关系，俄国可以通过与英国划分在波斯地区的势力范围而赢得话语权，法国则可以通过将北非的领土划拨给意大利而赢得更多的盟友。至于德国，则没有这么“财大气粗”，作为后起之秀，它已经很难在这个早已被瓜分殆尽的利益市场占据有利位置了。即便它只想从中得到一些蝇头小利，也往往遭遇来自其他大国的巨大阻力。
例如在1884～1885年，当德国希望通过购买殖民地来满足帝国主义的胃口时，却遭到英国不屑一顾的回应。1883年，不来梅商人海因里希·福格尔桑（Heinrich Vogelsang）曾购买了一片今属纳米比亚的安哥拉海岸地区，在此后的那年中，俾斯麦曾询问英国政府是否承认德国对该地区的主权，而英国的答复一直很简单：英国不希望有任何其他国家在葡属安哥拉地区和英属开普敦地区之间建立自己的殖民地。对此，德国随即也以两个问题针锋相对：英国凭什么证明自己的殖民地所属权？如果不承认此地属于德国，那么英国政府能否承诺保护该地区的德国公民？几个月之后，英国政府才迫不得已给出回应，对此，俾斯麦显然大为不满，其实他完全不用将此事放在心上：1895～1896年，英国与美国就委内瑞拉边境问题难以达成一致时，也是以这种傲慢粗鲁的态度给美国泼了一盆冷水。之后，当德国以雷厉风行的态度正式宣布其对于该殖民地的掌控时，英国政府立刻表示抗议，英德之间的关系由此日趋紧张。最令俾斯麦气愤的是，英国这种举动无疑是在推行“非洲版的门罗主义”。随着大臣们的接连施压，俾斯麦的儿子赫伯特被派往英国展开谈判。而英国由于面临其他更严重的危机（俄国对阿富汗的觊觎，加之在非洲地区与法国关系的僵化等），无暇再与德国纠缠，终于决定做出让步。这次的危机虽然安全度过，但欧洲大国之间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却也可见一斑了。
或许是出于希望挣脱俾斯麦政府给德国造成的自我束缚的原因，德国于1890年废除了与俄国签订的《再保险条约》。这一年德国的政局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俾斯麦卸任首相一职，由列奥·冯·卡普里维接任，德皇威廉二世执掌政权，这一切都给德国的外交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但19世纪90年代初的“新政”最初可谓摇摆不定，加之俾斯麦突然卸任所造成的权力真空状况，实权实际上落在了当时在外交部机要部门的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斯泰因（Friedrich von Holstein）身上。霍尔斯泰因坚持的基本政策是，一方面加紧巩固与奥匈帝国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与英国方面的一系列协约尽可能地缓解巴尔干地区的紧张局势，尽管他自己并不希望与英国建立全面联盟的关系。他的外交政策的中心思想是争取最大限度的独立。与英国结盟很有可能意味着成为英国的“替罪羊”，就像在“七年战争”期间，身为英国盟友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最终发现自己被几个强大的敌国四面环伺。值得注意的是，霍尔斯泰因的亲信伯恩哈德·冯·比洛在1890年3月曾表示，德国“不应该依靠其他国家”。与英国达成合作协定的代价将意味着德国放弃了对殖民地的控制权，而这恰恰是卡普里维愿意付出的代价。
自由政策看起来是无害的，但实际上它的风险巨大。1891年夏，德国发现自己的盟友意大利正在与法国秘密会谈，以图在未来争夺北非殖民地的过程中得到法国的支持。与此同时，德国接到消息称法国外交人员从海路抵达俄国的喀琅施塔得港，并受到俄国媒体和民众的热烈欢迎。而1892年建立的法俄军事协定则表明，即便英国与这两个国家只是表面上的合作，也将极大地增加德国落入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的可能性。更值得德国警惕的是，虽然法国和俄国的友好关系不断加深，但也并未因此带给英国“必须与德国结盟”的压力；非但如此，英国政府甚至开始对法国和俄国先后采取绥靖政策。1891年法国舰队在访俄后回国的路上顺便象征性地造访朴次茅斯，为德国政府增添了更多的忧虑。
德国到底是否有能力在不借助其他盟国的力量下突破重围呢？卡普里维给出的答案是要进一步加强德国的军事防御能力。1893年的军事法案使军队扩充到552 000人，比10年前增加了15万人，同时军费开支已是1886年的两倍。但这些增长并不是某种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而只是单纯地为了起到威慑作用。
德国高层之间在对于扩军所可能产生的外交影响问题上也争论不休。鉴于与法国改善关系已是痴人说梦，那么德国是否应该寻求英国的支持，或者从与俄国的联盟中找到发展之路？然而，这两种可能性的结果都令人失望。被德国高层寄予厚望的俄德贸易条约在1894年春宣告订立。迫于德国农业界的强烈抗议，德国政府通过此条约，这对两国的贸易增长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这并没能削弱俄国与法国的联盟关系，相反，俄国将这个条约视为受众的政治筹码，打算借此在德国处在外交劣势时进一步从中牟利。
与英国的外交往来也丝毫不轻松，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卡普里维在德国外交上推广的“自由政策”让英国变得更自由了，相比之下德国反而显得被束缚了手脚。法俄两国之间的同盟局面让英国得以在欧洲大陆各国间更有效地周旋，也降低了其与德国结成稳定同盟的必要性。英国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主动与德国寻求合作，但这与德国所给予的全方位的同盟关系支持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例如1901年，英军在南非无法抽身，俄国借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外交大臣兰斯多恩急于寻求德国的援助，赶忙在内阁中发布了一份密约，所涉及的内容是关于在特定的情况下（例如俄国与日本发生战争时）与德国结盟，以便联合英德两军的力量共同对抗俄国。此类密约被送至德国进行试探，但德国不愿意卷入任何反俄的事务当中，因为怕就此成为欧洲大陆各国的众矢之的，而如果真的面临那种情况，英国海军对他们的帮助只是杯水车薪。令当时德国首相比洛最忧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抵消英德结盟后带给法俄同盟的威胁感。这正是阻挠英德之间构建同盟的根本性问题。
另一个更长远且更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德国致力于扩张在欧洲以外的利益地盘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英国的抵触。当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Abdül Hamid）委托德意志帝国铁路公司建设一条从安纳托利亚到孔亚的铁路（巴格达方向）时，英国政府怨声载道，他们认为这个融资项目“未经允许就侵犯了英国的权益”，因为新铁路将会重创英国投资建设的士麦那铁路的收益。因此，在众多纠纷中，英国的决策者得出结论，尽管大英帝国的利益是“至关重要”和“最为核心”的，但德国总是“更奢侈”一些，后者劲头十足的行为背后一定是其他势力在挑唆。关于1894年5月12日签订的英刚（刚果）条约（通过该条约，英国获得了连接乌干达和罗得西亚的25千米宽的走廊地带）的纠纷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条约原本打算消除法国对尼罗河上游的企图，不料英国划分领土的警戒线却紧逼德国在东南非洲的地盘。德国只好通过协商向对方施加压力，英国最终退避三舍。这样的结果对于渴求民族自我主张的德国媒体来说是鼓舞人心的，同样，它也坚定了德国决策者们的信念——勇敢地反抗英国才是维护德国利益的不二法则。
1894～1895年发生的德兰士瓦危机是英德关系紧张局面达到顶峰的象征。在英国控制下的好望角殖民地和相邻的南非布尔共和国（即德兰士瓦）之间，积累着由来已久的矛盾。尽管德兰士瓦的独立已经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包括英国），然而好望角殖民地的统治者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却因觊觎19世纪80年代在那里发现的巨大的黄金储量而试图兼并北面的邻居。由于德国殖民者在德兰士瓦的经济事务中扮演着主导角色，并且德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占据所有国外投资的1/5，因此柏林政府能够在该独立共和国维持自身的利益。1894年，柏林计划投资修建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将被内陆包围的德兰士瓦和葡属莫桑比克的德拉瓜湾连接起来，引发了来自伦敦的抗议。当英国政府考虑通过兼并德拉加湾攫取这条并不受欢迎的铁路的控制权，并拒绝任何稀释他们在该地区政治和经济主导地位的安排时，德国则坚决支持德兰士瓦的政治和经济独立。另一次摩擦发生在1895年。当时英国驻德国大使爱德华·马来特爵士（Sir Edward Malet）在谈到德兰士瓦时，将其定义为英德关系的瓶颈，并且隐晦地指出：如果德国拒绝让步，则不排除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最终，英国在1895年12月向德兰士瓦发动了一场失败的进攻，从而引发了一次全球性危机，德国政府也因此被激怒。实际上，英国政府并未正式批准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发动袭击，尽管至少有一名英国政府官员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提前获悉了此事。英国发动的袭击以失败告终：詹姆森的手下很快就被击垮，成为德兰士瓦士兵的俘虏。正如巴黎和圣彼得堡的情形，柏林人普遍相信英国是这次来犯的幕后主使——尽管白厅官方否认了这一点。为了表达自己的愤怒，德国政府以德皇的名义向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保罗·克鲁格（Paul Kruger）发去了一封私人电报。后来人们知道，这封“克鲁格电报”向总统致以新年的祝福，并祝贺他“在没有呼吁友方支援的情况下”抵御外侮，保卫了“他的国家的独立性”。
这个言辞温和的电报激起了英国媒体的愤慨，而对于德国人来说却欢呼雀跃，它被当作一种象征——人们终于能够为德国在海外的利益做点儿什么了。但“克鲁格电报”只是一种政治姿态罢了，很快，德国就从与大英帝国在南非的冲突中抽身而退。对于自己的意愿，德国缺乏执行手段。最终，柏林选择了妥协，其在非洲南部的政治未来也就此断送，只为换取英国对某些问题虚假的让步。最让德国民族主义媒体感到愤怒的是，德国政府在1899～1902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拒绝代表德兰士瓦进行干预，这导致德兰士瓦一败涂地，并被作为殖民地收入英国囊中。
因此，德国的孤立状态在19世纪90年代进一步加强。英国的承诺如空中楼阁，法俄同盟似乎极大地限制了德国在欧洲发展自身的活动。然而德国慢热的政客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主要因为他们相信世界列强之间旷日持久的紧张关系无法保证它们能够联合起来对付德国。与其选择以睦邻友好的政策打破孤立无援的状态，德国的决策者们宁愿另辟蹊径，选择以加强自身实力为指导方针的道路。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决定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
19世纪9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停滞和相对的衰微后，海军建设和策略重新成为德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中心。舆论在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如在英国，大型舰艇向来是德国的严肃报刊及其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读者们心向往之的。由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提出的风靡一时的“海军至上主义”便是例证。马汉在《海权论：海权对历史的影响》（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中预言，全球列强之间的抗衡将由大批重型战舰和巡洋舰决定。德皇威廉二世也积极支持海军建设，他本人是一名狂热的航海爱好者，同时也是马汉的忠实读者。在他年轻时的一本画册中，我们会发现战舰的影子，他用热情饱满的铅笔素描描绘了这样一幅场景：这些漂浮的要塞上架设的巨大枪炮如同发怒一般地工作着。这项工作背后的国际影响也是很关键的：毕竟正是与英国之间无足轻重的矛盾，坚定了德国加强海上军事实力的信念。在德兰士瓦事件之后，德皇开始疯狂地满足自己对舰艇的渴望，他开始盲目地认为所有的世界性危机都需要通过海军实力来解决。
德皇个人对海军事业如此地热衷，但在德国海军管理部门的高层人员中却出现了观念上的分歧。海军内阁首领、海军上将古斯塔夫·冯·森登·比布兰（Baron Gustav von Senden Bibran）和他雄心勃勃的下属阿尔弗雷德·冯·蒂尔皮茨（Alfred von Tirpitz）敦促进行大规模的大型战舰建设。与其对立的是行事谨慎的海军上将弗里德里希·霍尔曼（Friedrich Hollmann），他是海军的国务秘书，并且负责为帝国国会草拟海军立法议案。霍尔曼仍希望组建由快速巡洋舰组成的海上力量。当蒂尔皮茨将德国海军发展战略视为未来与大英帝国在本土水域附近相抗衡的力量时，霍尔曼的设想则是开发更为灵活和具有远距离作战能力的武器，以保护德国的海外利益。1893～1896年，蒂尔皮茨和他的同僚不断向霍尔曼发起攻势，公开质询他的能力，并不断向德皇进行轰炸式的“进谏”，力申他们的战略规划。在两大阵营之间摇摆许久之后，德皇威廉二世于1897年不再支持霍尔曼，蒂尔皮茨取得了他的位置。1898年3月26日，在一轮密集的宣传攻势之后，帝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海军法案。一改19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规划的折中性和零散性，蒂尔皮茨的帝国海军办公室规划了一项大规模的、长期的建设项目，其主导德国国防经费直到1912年。其最终目标是使德国海军能够与英国海军相抗衡。
在许多研究“一战”起源的作品中，德国开展雄心勃勃的海军项目的决定成为关键。从后人的眼光来看，它或许确实预示甚至解释了1914年冲突爆发的原因。难道挑战英国海上霸权不是一种多余的挑衅行为吗？它只会使两国关系恶化，让欧洲的格局走向极端化。
人们大可以对德国海军战略进行批判，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并不诞生于一种广泛的政治概念，且超越了自身的需求。但这项新的海军项目不但不离谱，还有其根据。德国人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除非他们拥有令人侧目的海上实力，否则会一直被别人小觑。众所周知，英国在与德国的沟通中，其口吻一直是居高临下的。比如1897年3月，英国外交部副部长助理弗朗西斯·伯蒂爵士（Sir Francis Bertie）——因其火爆的行为而被送外号“公牛”，和德国驻英国的临时大使赫尔曼·冯·埃卡德施泰因男爵（Baron Hermann von Eckardstein）之间举行了一场会晤。在讨论进行的过程中，作为人尽皆知的亲英派人士的埃卡德施泰因（他的穿着打扮刻意模仿爱德华七世，并流连于伦敦的俱乐部）提及了德国在非洲南部利益的问题。伯蒂的反应十分强烈，他声称，只要德国敢动德兰士瓦一根手指头，英国政府就会“不顾一切地”死磕到底（很显然这是指一场战争），以“反抗德国的干涉”。“如果与德国之间爆发战争，”他继续补充，“整个大英帝国都会团结起来，届时，对于英国的舰队来说，封锁汉堡和不来梅，断绝德国的海上贸易将易如反掌。”
基于此，德国的海军政策不得不被视为阻力和威胁。诚然，新力量的宗旨无疑是反英的，蒂尔皮茨自己也做出了充分的说明：1897年6月，呈给德皇的舰队计划直抒胸臆，即“对德国来说，目前最危险的海上敌人就是英国”，之后几年的各种草拟提案和备忘录中，同样的假设也多次出现。但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军事力量的建设通常就是针对潜在的最强大的对手而制定的。直到1904年英法协议签订，法国海军的计划文件仍这样预测：一旦爆发战争，全副武装的巡洋舰就要全速前进，攻击英国商船，使英国本岛陷入饥荒和屈服。1898年，这一景象已经实际发生，英国海军因为需要更多的巡洋舰、克服本国食品供应问题而惊慌失措。
总而言之，德国在1898年之后建立自己的舰队的事实并非是让英国转向与法国和俄国结好的原因。英国决定与法国签订协约并寻求与俄国合作的安排，其压力源于帝国本身。英国的决策者对德国的海军建设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在意或警觉。英国的海军战略并非仅仅针对德国，而是在于维持自己在世界海上列强中的霸主地位，其竞争对手包括法国、俄国和美国。德国的海军建设并没有吸引英国战略家的注意。1905年，英国海军情报指挥官自信满满地说，对德国来说，英国的海上优势是“压倒性的”。1906年10月，英国外交部常任副大臣查尔斯·哈丁认为，德国并没有对英国海军造成直接威胁。次年，英国海军上将A·K·威尔逊爵士（Sir A. K. Wilson）在一篇报道中谈到，英德之间不可能爆发冲突，因为双方都不可能对对方造成“致命的打击”。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同样乐观：根据他在1907年11月的观察，“德国人还没有无畏舰的时候，我们已经拥有7艘了。”“1910年，他们将建成4艘来对抗我们的7艘，如果这几年间他们真的付诸行动，我们仍有足够的时间摧毁那些新鲜出炉的军舰。”就连第一海军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Sir John Fisher）于1907年写给国王爱德华七世的信中都在自吹自擂，夸耀英国对德国的巨大优势：“英国有7艘无畏舰，其中3艘是所向披靡的，而德国至今还没有着手建造第一艘！”这样的自信并非空穴来风，因为德国占下风是理所当然的事：1898～1905年，当德国的战舰从13艘增加到16艘时，英国的舰船数量则从29艘增加到44艘。蒂尔皮茨曾将目标设定为1艘德国战舰对1.5艘英国战舰，但这目标距实现遥远无期。1913年，德国海军军部单方面下令正式开始英德军备竞赛，蒂尔皮茨对德国与英国的军舰对比比例感到满意，而到1914年，英国的领先地位再一次巩固。这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媒体舆论和政界带来的紧迫感，另一方面是因为重视海军军力的人士推动为资金紧张的海军募集资金。
因此，在蒂尔皮茨和他的同僚开展的海军开支合法化的巧言令色的工作，与其收到的微弱效果之间，便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德国海军建设旨在为1900年提出的“世界政策”提供支持。这一术语代表着一项聚焦扩张德国影响力（作为世界列强之一）的外交政策，以使德国能够以大国身份同其他列强对话。1897年，历史学家和时政评论员汉斯·戴布流克（Hans Delbrück）在一篇重要的时评中指出：“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世人将会被爱国主义唤醒，那些徒有一副空壳的国家将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被其他优秀的种族（那些定义了人类精神轮廓的种族）所排斥。”在1897年12月6日的一次颇受欢迎且颇具影响力的演讲中，外交大臣伯恩哈德·冯·比洛传达了一种激昂奔放的信号：“德国将世界拱手让与邻邦们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德国海上实力落后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它再也不会停留在纯粹哲学统治下的温床里，我们不想置任何人于不快，但我们同样需要在太阳下宣告我们的存在。”
“世界政策”一词似乎一度吸引了德国中产阶级和国家重要媒体的眼球。它之所以会引起共鸣，是因为它浓缩了人们当时最为强烈的愿景。世界政策意味着扩大国外出口市场的需求（当时出口增长势头正颓），意味着摆脱欧洲联盟系统的限制，以更广阔的世界作为展现自己的竞技场。它体现了膨胀的民族性，将德意志帝国四分五裂的地区团结在一起，并传达了几乎是被普遍认同的信仰：作为后起之秀的德国，若想在帝国盛宴上分一杯羹，想要得到其他列强的尊重，就必须奋起直追。然而，尽管世界政策含义深远，却从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就连使之成为德国外交政策指导性方针的比洛本人都没有做出准确的说明。他的表述充满矛盾，这说明世界政策与旧的自由政策（同样支持海军扩建）并无二致。前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将军（General Alfred von Waldersee）在其1900年1月的日记中气愤地写道：“我打算支持世界政策，如果我知道这玩意儿到底是干什么的。”
1897年后，世界政策的具体实践成就相对微小，尤其是如果我们将其与美国在同时期的帝国扩张相比：当德国确定获得马里亚纳群岛、加罗林群岛（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和中国北部沿海的胶州湾时，美国与西班牙就古巴问题交战正酣，在此过程中，美国于1898年将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收入囊中，并于同年宣告了对夏威夷的拥有权；1899～1902年，美国又与菲律宾发生了惨烈的殖民地战争，菲律宾的人口损失介于50万～75万；1899年，美国获得了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并在当地支持下顺势建立了横亘中美地峡的运河，并握有控制权；最后，正如其国务卿的观点，美国对南美洲拥有“实际主权”。比洛兴奋地致信德皇威廉二世，称“对人民和海军来说，这次胜利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将继续跟随陛下，向成为列强的征程、向伟大和永恒的荣耀进发”，而他所谓的“胜利”，指的却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战略上对德国来说都一文不值的加罗林群岛！难怪有些历史学家对德国的世界政策做了如下总结：它的初衷是面向国内舆论的，是加强民族团结，以及用长期的预算投入对国家议会造成压力的手段，使持不同政见者闭上嘴（如社会民主党），借此巩固现有的主导型工业和政治局面。
或许德国在1900年前后制定的政策中最显著的短板是没有看到风起云涌的国际环境是如何一步步置德国于不利的。柏林的决策者们在20世纪初仍然自信满满，他们认为，大英帝国和俄国之间的紧张将继续为德国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短时间内，他们保持与圣彼得堡的良好关系；从长期看来，他们则相信英国由于与俄国相抗衡，且面临德国舰队的不断发展，将被迫与柏林寻求更好的关系。
1904年2月8～9日的晚上，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Togo Heiachiro）的舰队袭击并击沉了俄国在中国旅顺港停泊的战舰，日俄战争就此爆发。虽然冲突是由日本制造的，挑唆者却是俄国人。在过去10年中，沙皇和他最为得势的同僚们被这样一个愿景所诱惑——攫取东亚帝国广袤的领土。俄国人在中国北方、辽东半岛和朝鲜北部稳步推进，逐渐蚕食了日本在这些地方的权益。他们以1898～1901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实际上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一部分原因肇始于俄国对中国的入侵）作为借口，向满洲里派兵17.7万，声称要保护那里的铁路。起义被镇压后，俄国将其他列强敦促撤兵的要求当作耳旁风。直到1903年年初，人人皆知俄国意欲永久占领满洲里。日本多次要求俄国对其与日本在满洲里以及朝鲜的势力范围进行正式的边界划分，但并没有引起圣彼得堡的注意。
1902年，日本与英国建立同盟关系，日本因此信心大增，认为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处理事务了。于是，接下来的战争对俄国造成的打击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俄国的三支舰队中有两支全军覆没（更为讽刺的是，第三支幸存的黑海舰队之所以免遭厄运，是因为一条禁止俄国舰队通过土耳其海峡的限令）。俄国的军队在1904年满洲里战场上也一败涂地，日本人同时又包围了旅顺港，前去支援的俄方部队不得不从满洲里撤出。1905年1月，经过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日本占领了旅顺港。两个月后，一支27万人的日本军队在满洲里的奉天城附近击垮了人数略占优势的俄国军队。外部打击接踵而至的同时，俄国国内也爆发了一波接一波的民族暴动、大规模罢工、政治反抗以及人民起义，横扫整个帝国，它们暴露了沙皇专制的脆弱性。这导致一支将近30万人的队伍（比在满洲里战场迎战日本军队的人数还多）曾一度被迫驻扎在波兰整顿秩序。
日俄之间的冲突产生的影响既意义深远又充满矛盾。短期来看，这场战争似乎为德国提供了始料不及的机会，去打破法俄同盟和英法协约国施加的限制。但从长远来看，却有完全相反的效果：它反而加强了这些盟国之间的关系，所有人的目光从周边地区重新聚焦欧洲大陆，极大降低了德国行动的自由度。由于这两方面都对1914年的事件造成影响，因此我们应当对两者进行简要的分析。
直到1904年夏，德国的外交地位实际上比1890年俾斯麦卸任时还要糟糕。德国的政治领导者目空一切，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英国和欧洲大陆其他列强之间的紧张关系将会永远为良好的英德关系敞开大门。在这样的思维背景下，英法结盟的消息对德国来说简直是一道晴天霹雳。在1904年4月写给比洛的信中，德皇威廉二世告知这位大臣，这一消息引发了他的“无限深思”，因为英国和法国不再相互畏惧和排斥的事实意味着他们“越发没有必要重视我们的实力”。
而德国要如何让自己摆脱低落的情绪呢？对他们来说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转而寻求与俄国交好，以削弱或抑制法俄同盟；第二种是通过某些途径破坏英法关系。日俄战争为检验两种方法的可行性提供了机会。德皇曾一度试图通过外交途径与俄国人打交道，但结果并不理想，于是他很快发现从俄国的窘境中获得甜头的机会。1904年2月，他致信沙皇，称法国正为日本提供原材料，这种行为可不是一个可靠盟友应当有的。6月，他对尼古拉二世说，他相信法国与英国（日本的伙伴）的缔结，是在“阻挠法国向您提供帮助”。其他的信则都是表达了对俄国军队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他对俄国未来胜利的信心。此外，德国人还提供了更实际的帮助，诸如在德国境内的补给站（这是东行的必经之地）为俄国战舰填装燃煤。在这些主动示好行为的推动下，双方形成了两个正式结盟的提议。第一个诞生于1904年10月30日，其中规定，缔约方无论哪一方谁在欧洲或其他地方遭受攻击，另一方就要为其提供帮助。但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征求他另外一个盟友法国的意见之前，并不情愿达成正式共识。而法国显然是不会同意的，这相当于俄方拒绝了这项提议。
然而直到1905年夏，俄国的国内形势和军事地位急转直下。当德皇再次与沙皇商讨这些提议时，他发现沙皇开始动摇了。1905年夏，德国皇家游轮“霍亨索伦”号驶向芬兰海湾的一个小渔村，与沙皇的“极地之星”号汇合。7月23日，两艘船并排停泊，沙皇亲自登船用餐。之后，双方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期间德皇极尽所能地撩拨沙皇的忧虑，收效颇丰，使他担心英国的威胁以及法国的不可信赖，而此时的法国显然已经投入英国的怀抱了。在重重压力之下，尼古拉二世泪如泉涌，拥抱了他的德国表兄，并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大名。但条约草案却夭折在圣彼得堡的官员手中，他们指出，在与法国结盟的同时（这种同盟关系仍然是俄国的安全保障）是不可能与德国结好的。法国也传来消息，确认自己永远不会容忍任何更改条约的行为，指的正是俄国与德国的合作。沙皇仍然支持与德国之间达成类似于共识的成果，但迫于来自政治和经济同僚的压力，他逐渐放弃了这种想法。德国向东寻求突破孤立局面的道路就此封上，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如此。
与此同时，面对英法协约的压力，德国也曾从中寻找突破。在突出的殖民地问题上，英法协约在磋商后形成了诸多解决方案，其中包括英国承认将摩洛哥划分到法国的势力范围，而作为回报，法国也承认英国在埃及的控制权。在英国刚刚做出承诺之后，法国决定继续采取行动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因此法国政府于1905年1月派出一位外交使节到摩洛哥城市非斯，商议巩固法国在摩洛哥的控制权。
鉴于协约上白纸黑字的内容，法国在摩洛哥宣誓主权的努力并不让人感到惊讶。但在1905年，法国外交部长选择给这项政策赋予明显的反德意味。通过交换领土，法国与西班牙的潜在分歧被消除，与意大利在1902年达成的北非共识既给了意大利一个交代，也体现了英国的立场。但德国人却在此方面毫无斩获，柏林甚至未被提前告知法国的意图。这与德尔卡塞个人的早期政策相悖，他预测，要获得德国的支持，必须做出领土上的补偿，即“他们可能觊觎的非洲的其他地方”。为了排挤德国，德尔卡塞在他的北非决策中加入了完全不必要的挑衅成分，这招致了他的法国同僚们的批判，就连保罗·雷瓦尔（Paul Revoil）——德尔卡塞在摩洛哥问题上最亲近的合作者都在为部长的不妥协感到遗憾，他反驳道，“最大的不幸”就是德尔卡塞认为“与德国进行磋商是让人厌恶的事情”。“德国人是骗子。”他表示，“但是天哪，我又不是在与他交换浪漫爱语或是象征爱情的戒指，而是要和他进行商业谈判！”就连法国殖民支持派领袖欧仁·艾蒂安（Eugène Étienne）都将德尔卡塞拒绝与德国协商摩洛哥问题视为“高度的轻率”。
德国方面，其外交部早就开始以怀疑的姿态观察法国在摩洛哥的动向，且其并不打算允许法国政府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来破坏德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德国的观点被制定成了法律条款，即“1881年国际协议”。这项协议正式提出，摩洛哥地区任何的改变都应当在法德双方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进行。然而，德国政策的最终目标不是按国际法办事，而是试图考验英法同盟关系的牢靠度。从伦敦发出的报道给了德国这样的信号：英国政府并不觉得自己有责任干涉法国和第三方国家在摩洛哥问题上的争议。德国希望这样的表态能够提醒法国——用德皇精巧的表达就是“海军是没有轮子的”，以此减少对方对于与自己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的敌意。从这种意义上来看，摩洛哥事件可以说是对俄国在1904～1905年所采取的措施的西方版本。
1905年1月初，一支法国代表团来到摩洛哥境内的非斯，宣示对摩洛哥军队及警察的控制权，但被苏丹拒绝。1905年3月31日，德皇威廉二世出其不意地造访丹吉尔。在人民极其兴奋的欢呼声中（他们认为德国的主权是能够与法国抗衡的力量，因此颇为欢迎），威廉二世骑马来到德国使领馆，让法国使领馆的三等秘书碰了一鼻子灰（这位秘书还“以德尔卡塞先生的名义”向德皇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在德国使领馆，德皇发表演讲，声称德国的商业和经济利益与摩洛哥的独立和统一息息相关，因此应当被接受。在这里短暂停留了不到两个小时，他便回船返航了。
就短期而言，这次声势浩大的姿态性政治行为取得了很大成功。德皇的造访在法国激起了愤怒，但英国并没有表现出干涉的兴趣。在一系列相互威胁和外交冒险政策之后，法国政府选择寻求一种和平的解决方式。泰奥菲勒·德尔卡塞下台了，他的挑衅政策也暂时宣告破产。他的职责落到了接任的并没有多少经验的法国总理莫里斯·鲁维埃（Maurice Rouvier）身上，这位新人支持就摩洛哥问题进行双边协商。德国人却一味试图巩固自己的优势，愚蠢地拒绝了鲁维埃的提议，并坚持根据1881年的条款，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问题。最后，德国的提议被通过，但德国的胜利也就此终结。会议于1906年1月在西班牙的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举办，摩洛哥的拟独立通过一般条款被确定下来，但是就其他提议，包括摩洛哥警力和经济机构的国际化，德国的谈判者并没有从其他列强那里获得任何支持（除了奥匈帝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经被法国的领土补偿所收买，而俄国则因为法国向其提供贷款而支持自己的东家——他们都坚定地站在法国一方。俄国代表在抵达阿尔赫西拉斯时就明确表态自己会“不遗余力地”支持法国的所有提议。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所谓的三皇同盟的脆弱性在现实中暴露无遗。事实证明，通过多方磋商来解决问题的决定是错误的，其实当初法国的态度已经表明事情完全可以在双方之间解决。德国的决策者完全失误了。1906年4月5日，德国对摩洛哥政策的总策划师伯恩哈德·冯·比洛首相在帝国议会上发表演讲，宣布阿尔赫西拉斯会议的结果。就在演讲结束后不久，他便脸色苍白，栽倒在地。直到10月，他的身体才恢复过来。
德国政府在东西方问题上的努力因此彻底破产，而这些努力背后的目的是要打破德国的孤立局面。英法协约不仅没有因为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挑战而被削弱，反而得以巩固。在东方，日俄战争为德国创造的条件就此看来也是虚无缥缈的。当英国和俄国在1907年夏签署协议，结束了双方在波斯地区、阿富汗和中国西藏问题上的所有纷争时，德国在东方的选择机会也一起丧失了。
1907年的条约并非针对德国或是出于对德国的畏惧，事实正相反：由于俄国在英国的一系列弱势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威胁，那么他们必须舍弃德国而保住与俄国的关系。这是世纪之交以前英国的主导思路，在协约签订之后这种思路仍然奏效。1909年3月，查尔斯·哈丁爵士对此做了扼要总结。“我们与德国之间并没有悬而未决的争议，除了海军建设问题。”他对他的继任者阿瑟·尼科尔森说，“但是我们在亚洲的发展前景则取决于我们和俄国之间的关系，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牺牲与俄国之间的协约，即使是为了一个简化了的海军计划。”俄国的决策者同样支持协议，并抱有和英国一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这项政策并不是针对德国的，而是一个颇为划算的举动，旨在为国内的动荡赢得喘息的机会，为自身的对外行为赢得更大的自由。这些利益具体表现为波斯问题的和解以及英国支持俄国拥有进入土耳其海峡的权力。对伊兹沃尔斯基和他在伦敦的大使贝肯多夫伯爵（Count Beckendorff）而言，土耳其海峡问题是“协议所涉及的核心问题”，甚至能确保在将来某一“合适的时间”，俄国能够对通行权做出修改。
换言之，面对1907年形成的国际新格局对德国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不应当简单做如下假设：该结果真实地反映了当事人的目的性。只有在法国的例子中，我们才可以说其决策一贯优先考虑的是对德国的制裁。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系列的协议是世界历史出现转折后影响欧洲的结果——日本作为地区强国的崛起和中日战争，非洲问题以及中亚地区的角逐所造成的财政负担，奥斯曼帝国残余势力在非洲和西南欧制造的威胁，以及关于中国问题的纠纷（在这一问题上，不仅包含列强在中国的相互争夺，还有列强入侵所引发的中国社会的剧烈动荡）。德国的“焦虑”及傲慢和强硬也是其中的一种表现，但它们应当以一种更开阔的视野来理解。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德国的孤立状态是咎由自取（他们举止奇怪，在国际上的口碑很差），但该结论并不是根据时代带来的地区重组过程得出的。
实际上，对德国的敌视与新的联盟体系之间的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关系上的逆转：并非是他者对德国的敌对才导致了德国的孤立，而是这一新体系本身为他者对德意志帝国的不满创造了可能性并不断被强化。例如俄国，日本在东方的胜利以及与英国在中亚问题上分歧的暂时平息，都不可避免地使其外交政策重新聚焦剩余的阻碍其实现帝国大业的威胁——巴尔干地区的问题，即与奥匈帝国之间的分歧，更进一步来说，德国也脱不了干系。俄国外交政策团体分为“亚洲派”和“欧洲派”两大派系，双方的分歧也因此以后者的胜利告终。以伊兹沃尔斯基和萨佐诺夫为首的欧洲派（他们试图对德国采取不信任的姿态，借此与英国和法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在关键问题上获得了更多的支持。英法协约的诞生消除了1904年协约缔结以前的反英情绪，断断续续地淡化了法国政治家对德国的畏惧心理。
尤为显著的是英国的例子。让人惊讶的是，对德国挑战法国在摩洛哥势力的问题上，许多英国的关键决策者的反应十分激烈。1905年4月22日，外交大臣兰斯多恩告知在巴黎的英国大使，他相信德国人会试图获得非洲西部海岸的港口，作为法国得到摩洛哥的补偿，且英国会站在法国一方，“强烈谴责这项提议”。而在巴黎的英国大使正是这位：“公牛”脾气的弗朗西斯·伯蒂爵士，泰姆子爵，曾就德兰士瓦问题以发动战争来威胁德国代理埃卡德施泰因的前议会副大臣。在将兰斯多恩的支持态度转达给德尔卡塞（他还没有听说德国觊觎西非港口的事）的过程中，伯蒂的语气十分坚定，坚决表示为法国提供无条件的支持。这位法国外交部长是这样被告知的：“考虑到德尔卡塞先生的立场，英国政府认为，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举措是极其不理智的，英国政府愿意倾其所有的能力为您提供帮助。”在与德尔卡塞的私人谈话中，伯蒂用掷地有声的言谈肯定了对对方的支持。一天之后，这位外交大臣对一位亲密的同僚称（他的言辞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伯蒂早些时候威胁埃卡德施泰因的话语），法国的地位现在已经坚不可摧：
德国很清楚，英国可能会将矛头指向自己。我在此重申，英国将会为我们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没有我们，任何和平协议都无法达成。你会认为德皇能够平静地设想他的舰队被击垮，他的海上贸易被摧毁，他的港口被英国的舰队夷为平地吗？
英国决策部门的其他人也同样发出了这种激奋的声音。格里尔森将军（General Grierson）是军事行动部门的首领，他和他的副手一道，以私人名义于1905年3月到法国和比利时边境地带考察，目的是评估英国远征部队降落地点的具体情况。4月，第一海军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甚至建议，将英国海军部署到基尔运河，并派遣远征军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海港。这些颇为偏激的反应并没有什么作用——它们没有对德国面对法国渗透摩洛哥所采取的立场进行是非评价，它们来源于这样一种想法：德国正在试探新协约关系的稳固性，毕竟，协约的基础是建立在主权交换之上的（以英国在埃及的权力换取法国在摩洛哥的权力）。
1905年12月继任外交大臣的爱德华·格雷爵士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外交部出现的反德情绪。格雷的同僚和下属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各种备忘录，提醒他柏林方面的威胁。外交部那些反对德国的声音反而被边缘化了。被派到德国的外交使节并不赞同这种主流观点，如拉塞尔斯（Lascelles）、索尔兹伯里和戈申（Goschen）。当他们回到英国时，被贴上了不入流人物的怀疑标签。相反，在慕尼黑（之后是维也纳）的费尔法克斯·卡特赖特爵士（Sir Fairfax Cartwright）却从来都没有忘记最大限度地贬低德国和奥匈帝国，他发回的报道格外受到赞扬：“从所有方面来看，这是一篇优秀的、颇具价值的报道”、“最有趣且最值得一读”、“有趣且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卡特赖特先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最有能力的人做的报道”、“对时局做出的深度评论”等。
在英国外交决策的“官方意见”中，英德关系的历史写满了德国作为挑衅方的不良记录。外交部初级文员G·S·斯派塞（G. S. Spicer）逐渐相信，从俾斯麦上台的那一刻起，德国一直在不断地寻求一条非常不友好地侵蚀英国利益的道路。回顾最近几年发生的事情，格雷认为，从1884年到他就任的这段时间（大概20年），英国一直被它的宿敌误导而做出让步。“日耳曼人含混不清的扩张规划”被归咎于德国的领导人。德国人被指责为妄图在欧洲大陆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刻意地将目标设定为统治世界”，正如伯蒂用他的伊顿口吻所说的那样：“将我们拉下水，然后偷走我们的衣服。”1909年11月，查尔斯·哈丁爵士将德国形容为“欧洲唯一一个有豺狼野心的势力”。这样的措辞不停被重复，人们抓住一切机会进行这样的表达（书信或是备忘录），这种情况逐渐成为一种“虚拟的现实”，在言辞中获得了它的意义。
为何这些人如此敌视德国？难道德国的行为真的比其他列强更“糟糕”，难道真的因为德国的愚蠢和傲慢，才使形势发展到这种地步，而其他列强则承担着调解者的角色吗？当然，在这种大环境中，确认某些具体的行为和动机在多大程度上是“挑衅”，并非易事，因为人们的主观印象独占鳌头，对得当的行为的判断标准总是不断变化。难道“克鲁格电报”就比措辞拙劣的格罗佛·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的消息（即大概在同时间从华盛顿发出的阻碍英国入侵委内瑞拉的抗议）更“有挑衅性”？难道获得胶州湾就比美国攫取巴拿马运河或是俄国将蒙古划为自己的保护地区更“有挑衅性”？难道德国在阿加迪尔用笨拙的方式寻求外交上的胜利就比法国在1911年单方面破坏法德摩洛哥协议（见第四章）更“有挑衅性”？或许这个问题的假设出了问题。那些反对德国的人并没有就一个具体的问题发起攻击，他们只是泛泛地指摘德国自负的野心和“具有威胁性的”行为、德皇的变幻莫测以及德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欧洲列强之间平衡的破坏，却对德国破坏良好的世界秩序的具体定义一直讳莫如深。
对英国满腹牢骚的原因的最佳解释莫过于艾尔·克劳（Eyre Crowe）完成于1907年1月的一份著名的备忘录了，这份备忘录记录了当下英国与法德的关系。艾尔·克劳是英国外交部西方部门的高级文员，也是驰骋英国外交圈的杰出人物之一。他的父亲曾就职于英国领事馆，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德国人。就连克劳本人都是在莱比锡出生的，直到17岁来英国参加外交部的资格考试时，他还不能流利地说英语。正如他的同僚们所形容的那样，他这一辈子都带着“喉音很重”的口音，有位下属回忆道，他在批评自己的时候说“你写……写的报……报道简直一……一塌糊涂”（德国人的“r”发为小舌音，所以克劳将英语里“write”或是“report”当中的“r”音发得很重）。尽管他在处理部门事务时表现出让人钦佩的效率和勤奋，但人们对克劳的印象仍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德国式”风格的烙印，这也说明他永远不可能爬上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位置。尽管有着这样的个人背景，克劳仍然是白厅最为坚定地反对与德国结好的人之一。
1907年1月1日的备忘录以对最近发生的摩洛哥危机的简要回顾展开。克劳采用了一种故事叙述的手法。德国对法国的威胁是建立在将英法“年轻的友谊”“扼杀在摇篮里”的基础之上的，但这样的恐吓低估了法国对英国盟友的忠诚和果断。此类恐吓是无力和懦弱的，武装起来的英法同盟的大好前景足以让他们吓得屁滚尿流。但在他们退出之前，这些恫吓者却恬不知耻地讨好英国，“规划出一幅与德国合作所带来的具有吸引力的美好前景”，再次暴露出他们无耻的嘴脸。而英国应当怎样回应这种不讨喜的作态呢？克劳认为，作为世界老牌强国，英国受困于一种“自然律”，因此无法抗拒任何试图通过结盟来最终推翻英国霸权的国家。而这正是德国的政策想要达到的目的。德国的最终目标就是“先称霸欧洲，再占领世界”。英国的统治地位因其政治民主和商业自由而颇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德皇和泛日耳曼主义媒体的大声聒噪意味着德国的霸权代表着“政治独裁”，很可能“摧毁欧洲的自由传统”。
当然，克劳原则上不能反对德国崛起。但问题在于，德国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令人厌恶，具有挑衅意味。然而德国的挑衅行为究竟是什么？这些罪恶包括在桑给巴尔“模棱两可的行为”，包括获得喀麦隆（当时英国已经宣布将该国的居民纳入英国的保护范围）。或许对克劳来说，但凡英国的举目之处都在与德国纠缠不清。继续列举这些行为，我们还会发现更多：德国对德兰士瓦共和国提供了财政支持，德国对英国在南非战争中的行为感到不满，厌恶其插手中国长江流域的事务（“那里实际上是英国的地盘”）。更糟糕的是，德国对国际媒体施加了自己的影响力，纽约、圣彼得堡、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罗马、开罗甚至伦敦，在这些地方，“德国使馆与一大批拥有广大读者的媒体有着秘密的、大部分没有被察觉的关系”，这“或多或少的是一种让人厌恶的行为”。
格雷称，这份有巨大吸引力的报告值得首相亨利·坎贝尔–班纳曼爵士（Sir Henry Campbell-Bannerman）和其他高层官员一读，里面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首先，克劳近乎滑稽地将大英帝国发起的战争以及对其保护国、占领地和兼并地区的行为视为自然而然的、颇受欢迎的，而德国在这方面徒劳的努力则被当作对和平粗暴离谱、必然失败的破坏。当英国打算在德兰士瓦问题上“诉诸战争来解决”时，德国怎么可能在萨摩亚问题上再与之纠缠！然而，德国的政策进一步被视为暗中破坏和扩大了诸帝国之间的分歧，因此，英国“与俄国在中亚地区的问题”是由德国挑起的，德国还“小心地煽动”欧洲的反动势力，向英国占领埃及发起诘难。无论英国及其帝国对手在哪里发生摩擦，德国总要在背后推波助澜。对于德国操控了从开罗到伦敦的媒体一事，克劳的处理方式和思维方式反映了其极强的偏执狂倾向：与那些规模更大、有更雄厚的资金支持（来自圣彼得堡和巴黎）的行动相比，德国的媒介工作简直微不足道。
或许这些无礼冒犯的重要性只能排在第二位，最核心的问题是克劳对于德国这个单一民族国家充满恐惧的心理分析：德国被视为一个复杂的人，密谋着用“具有攻击性的恐吓和挑拨”、“专业的勒索”、“威胁和冒犯”从中获益，“丝毫不顾及其他民族”。所有这些行为背后是否有更深的打算，或者这“只不过是模棱两可的、让人疑惑的、不切实际的政治家的表达”，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结果都是相同的：只有通过严格的规范才能让德国人老实。克劳称，法国也是如此，这个国家也曾一度让人烦心，处处与英国作对，无理取闹。但英国强硬地坚守埃及和苏丹的每一寸土地（最后还以发动法绍达战争为威胁），给这一切挑衅画上了句号。英国和法国变成了最亲密的盟友。从中可以看出，只有用最“不屈不挠的精神”来维护“英国在这世界上每个地方的权利和利益”，才能赢得“德国政府和人民的尊重”。这样的想法并没有给欧洲新兴势力留下余地。
尽管在克劳的文字中没有明确地表达，但在其陈述和理解背后，证明了德国经济大幅增长这一奇迹。1862年，当俾斯麦成为普鲁士首相时，德国各个州的制造业占到了世界工业产值的4.9%，名列第5，而英国则占到了19.9%，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1880～1900年，德国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位列第3；而到了1913年，它又前进了一步，超越了英国。换言之，1860～1913年，德国所占世界工业产值的比重增长了4倍，而英国下降了1/3。更让人惊讶的是德国在世界贸易中越来越突出的成就。1880年，英国控制着22.4%的世界贸易；虽然处在第二位，但德国所占的份额只有10.3%。然而在1913年，德国以12.3%的比率几乎可以与英国的14.2%相媲美。人们随处可以感受到这样的经济奇迹：1895～1913年，德国的工业产值增长了150%，金属制造增长了300%，煤炭产量则增长了200%。1913年，德国的经济所产生和消耗的电量比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加起来还高出20%。在英国，“德国制造”的字眼传递出了强烈的威胁感，这并不是因为德国的商业或是工业实践比其他国家更野心勃勃或更具扩张性，而是因为它们使英国认识到自己处于霸主位置上的局限性。
德国的经济实力解释了其他列强在政治上的焦虑和担心，正如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引发的恐慌一样。然而这对于英国外交政策呈现出的反德态度却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这种意见并不是人人都认可的，就算是外交部内部高层人员亦如此，甚至在其他政治家中也不受欢迎。只有在幕后开展艰难的工作，才能将伯蒂、尼科尔森和哈丁推到更高的职位，以便能以他们的声音指引英国政策的方向。从低级别的职位到国王爱德华七世私人秘书，花费了伯蒂数年的时间，不遗余力地参与竞选，之后他便一路飞黄腾达。哈丁也同样是一位老练的政客，他将伯蒂推选为1905年驻法国大使职位的候选人。哈丁动用了他在高层的关系，“肃清”了“来自外交部高层的一些反对的声音”。伯蒂和哈丁之后又合伙将阿瑟·尼科尔森推举到高级使节的职位，尽管有人说他的妻子不擅社交且穿着打扮就像一个女佣。英国的政策原本可以遵循另外一条道路：如果格雷和他的同僚没有在如此多的重要职位上有所安排，诸如来自戈申和拉塞尔斯以及议会副大臣埃德蒙·菲茨莫里斯（Edmond Fitzmaurice）——他感叹道，“反德的病毒”已经感染他的同僚们——等人的温和言论会被更广泛传播。正相反，格雷的集团逐渐握紧了英国的政策，与德国关系的大方向也因此确定下来。
正如基思·威尔逊（Keith Wilson）所说，将德国所谓的“干涉”视作英国最大的威胁，反映并强化了更广泛的体制变化。多极化的世界在对非洲、中国、波斯和阿富汗等问题上“角逐”，使得其中的决策者时常觉得他们不断地在一个又一个危机中颠簸，庸人自扰般地设想那些遥不可及的挑战和威胁，而不是坐下来达成共识，这很容易形成一种单一的世界观：假想敌的目的是要统治世界。这并不是英国与俄国和法国结盟的原因，反而更像是它的结果。因为这种联盟关系的重构加剧了（实际上使其成为必要）英国的焦虑和偏执（这些表现在布尔战争期间达到顶峰）。英国的外交政策如美国在20世纪的外交政策一样，时常将威胁和入侵的手段作为假想的依据。在19世纪中叶，法国的入侵对政客们形成了周期性的刺激。到19世纪90年代，俄国接替法国，成为英国政治和公共问题的焦点——哥萨克骑兵们不久后就会入侵印度和埃塞克斯了。现在又轮到了德国。正是：“铁打的思维，流水的目标”。
回顾往事，在1904～1907年的风起云涌中诞生的三国同盟似乎是1914年爆发战争的诱因。这正是法国外交官莫里斯·帕莱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的观点，他在30年后将其在这些年的日记整理出版，取名为“惊天逆转”（ A Great Turning Point ）。经过事后的杜撰，帕莱奥洛格的“日记”赋予法国决策者（尤其是他本人）几乎能够预测战争的超自然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战后出现的关于战前政治家们的“回忆录”的观点的扭曲，这些“日记”就是其中的代表。1914年的结局对我们来说似乎能够推断十几年前甚至更早之前发生的事情，然而现实却是，这只是我们眼中所看到的而已，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1907年新同盟的缔结仍然无法显示欧洲大陆要爆发战争的端倪。在1905年遭受重创后，圣彼得堡的政客们被迫寻求与德国之间的良好关系，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在此非常时刻，俄国国内的脆弱性不允许它采取任何国际冒险主义的政策。很难想象这样的场景：法国会为了俄国自愿涉足巴尔干问题。更难想象的是，俄国会为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而出兵柏林。1909年，法国与俄国就摩洛哥问题签署协议，成为在联盟体中“僭越原则的惊天案例”。1910年11月，俄国和德国的领导人在波茨坦和柏林见面，商讨德国和俄国在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地区的利益问题。毫无疑问，这些举措无疑使得法国和俄国的关系变得疏远，但它们是朝着缓和局势的方向做出的重要姿态。至于英国和俄国在1907年的协约，它或许能够缓解俄国和英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但没有改变关系的本质，直到1914年，英国外交部甚至还在警惕俄国对英国辽阔帝国所造成的威胁。
简而言之，此后的前景并不清晰。1914年，三国同盟仍然超出大多数政客的理解范围。1904～1907年发生的大逆转能够帮助我们解释这些格局如何出现（正是它们，一场欧洲战争才有可能发生），却不能解释战争爆发的具体原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政策结果是如何通过决策过程诞生的，以及欧陆联盟松散的关系是如何在巴尔干半岛问题的催化下成为连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