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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个性的帝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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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哈布斯堡皇朝的生存轨迹可以由两场军事灾难来定义。1859年，法国和意大利的皮埃蒙特军队在索尔费里诺打败了奥地利的10万大军，这也吹响了意大利成为单一民族国家的号角。1866年，普鲁士人在克尼格雷茨摧毁了奥地利的24万军队，将奥地利驱逐出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德国。这些接二连三的打击改变了奥地利的命运。
在军事打击的重创下，新专制主义的奥匈帝国逐渐演化成奥匈帝国。根据1867年的协议，奥地利和匈牙利两大国家（即西边的德国人和东边的匈牙利人）之间实现权力共享。旋即出现的是一个统一的政体，就像一只双黄的鸡蛋：匈牙利王国和奥地利领土中称为“内莱塔尼亚”（意为“利斯河一侧的地方”）的部分在哈布斯堡双君主制的外壳下融为一体。两大实体都拥有自己的议会，但它们没有共同的首相和共同的内阁。只有在外交事务、国防和国防相关的财政事宜上，两者才通过对帝国直接负责的“共同部长”统一处理。帝国共同利益不能通过议会会议来决定，因为这样做的话就会暗示匈牙利王国仅仅是一个更大帝国实体的附庸。相反，两者之间经常派“代表”相互切磋（代表团由30人组成，分别来自双方），他们定期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碰头。
这种双边协议达成后，便招致了许多批评，也树敌不少。一方面，那些强硬的匈牙利马札尔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否认匈牙利应有的国家独立性的自我出卖。有些人还称，奥地利仍然在利用匈牙利王国，让它变成自己的农业殖民地。引起争议的是，维也纳拒绝出让武装部队的控制权，拒绝创建一支独立、平等的匈牙利军队——关于这一问题的宪法危机在1905年扰乱了帝国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奥地利的德国人认为，匈牙利人会蚕食更为发达的奥地利经济，他们应当为此承担更高份额的经费。这种体制势必导致分歧，因为协议要求“合二为一”的两大帝国每隔10年就关税同盟进行重新协商（收益和征税是二者共同享有的）。每次协商之后，匈牙利人的要求都变得越来越大胆。协议中同样没有说明，这两大“优等民族”中究竟是谁对其他少数民族拥有政治监管权。协议签署后的第一任匈牙利总理久洛·安德拉希（Gyula Andrássy）向他的奥地利同事建议：“您看护好您那边的斯拉夫人，我们管好我们这里的。”战争爆发前的几十年里，帝国的11大官方民族之间关于民族权利的抗争逐渐成为主旋律，包括日耳曼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罗塞尼亚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
两大帝国之间分别有自己的措施来应付这些挑战。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匈牙利人主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来冷处理。王国的选举权仅仅覆盖人口的6%，且最富裕的阶层马札尔人拥有最有利的财产资格。这样就导致尽管马札尔代表仅占人口的48.1%，却控制了90%的议会席位。300万的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罗马尼亚人是整个国家人口最多的民族，占人口的15.4%，但在400余个匈牙利议会席位中，他们仅占5个。此外，从19世纪70年代起，匈牙利政府便开展了雄心勃勃的“马札尔化”运动。教育法强行规定各个州和不同信仰的学校都使用马札尔语，甚至那些上幼儿园的孩子也要服从这一规定。同时要求教师能够熟练掌握马札尔语，如果他们被认为“对匈牙利国家抱有敌意”，则会被解雇。针对少数民族激进分子的严格措施助长了语言权的退化。来自南部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来自北部的斯洛伐克人和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罗马尼亚人常常联起手来，为少数民族的权利抗争，但收效甚微，因为他们手中的权力实在是太小了。
与此相反，在奥地利的内莱塔尼亚，政治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动，以符合少数派的需求。1882年和1907年的选举改革（男性普选权被正式确立）旨在创造公平的政治环境。但是这些民主措施却增加了民族冲突的潜在可能性，特别是在公共机构（如学校、法庭和行政机关）语言应用的敏感问题上。
没有哪个地方的民族主义政治摩擦比内莱塔尼亚议会更严重。内莱塔尼亚议会坐落于维也纳环路一栋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内。这个拥有516个席位的立法机关（也是全欧洲最大的）除了会出现人们熟悉的政党间的思想分歧，还有民族势力掺和其中，各种矛盾交织成一幅分裂重重的景象。比如，在1907年选举产生的具有合法权的30余个政党中，有28名捷克平均地权论者、18名捷克激进民族主义者、17名捷克保守人士、7名捷克温和派、2名捷克改革分子、1名独立身份的捷克人和9名捷克民族社会主义者。波兰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甚至斯洛文尼亚人和罗塞尼亚人也同样被划分成不同的思想阵线。
由于内莱塔尼亚没有官方语言（与匈牙利王国截然相反），那么议会召开的过程便不存在统一的语言。人们可以随便使用德语、捷克语、波兰语、罗塞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斯洛文尼亚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和俄语。但议会并不提供翻译，除非演讲的代表自行提供演讲稿的译稿，否则即便演讲者使用的并非德语，也不会记录或者显示演讲内容。就连那些来自最微不足道的派系的代表因此也能够通过用很少人能够听懂的语言夸夸其谈，来防止别人说三道四。他们是不是真的在谈论当下的话题，还是在用地方话吟诵诗歌，别人无法判断。尤为著名的是捷克人，他们最喜欢用夸张而过分的冗长演说对议事进行阻挠。内莱塔尼亚议会还是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特别是在冬季，维也纳那些总想找点儿乐子的人便会蜂拥而至，旁听议会。一位细心的柏林记者发现，与这座城市的电影院和歌剧院不同，旁听议会会议是免费的。
民族冲突已经非常紧张，以至于在1912～1914年，各种各样的议会危机重创了君主政体的立法机构：1913年，由于波西米亚人存心作对、不服管束，奥匈帝国首相卡尔·施蒂尔克伯爵（Count Karl Stürgkh）解散了他们，由一个帝国委员会接手管理该省。1914年3月，捷克人对此事的抗议又掀起了波澜，而3月16日，施蒂尔克把捷克人的组织也解散了。当奥匈帝国在7月向塞尔维亚宣战时，它仍然处于解散状态，因此，在战争爆发时，内莱塔尼亚实际上在遵循一种专制统治。匈牙利的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1912年，继萨格勒布和其他几个南斯拉夫城市共同抵制一位不受欢迎的政府官员后，克罗地亚的宪法被暂停；仅在布达佩斯一地，战前的几年变成了针对少数民族反抗和选举权改革要求、保护马札尔霸权的议会专制时期。
这种惊人的失调现象显然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奥匈帝国政体已经奄奄一息，它在政治版图上的消失仅仅是时间问题。这是一些敌对分子的观点，他们认为这个帝国近年来（战争爆发前）对于统一的任何尝试都是徒劳的。实际上，奥匈帝国政治骚乱的程度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严重。比如，1908年在卢布尔雅那也陆续出现民族冲突，布拉格也时不时会上演捷克人和日耳曼人斗殴的场面，但不同于当时的俄国或是20世纪的贝尔法斯特，这些冲突都没有上升到暴力程度。至于内莱塔尼亚议会出现的骚乱，则更像一场慢性疾病，而非不治之症。政府常常行使1867年宪法第14条规定下的紧急命令权。此外，在某种程度上，不同的政治冲突会相互抵消。对于奥匈帝国的君主政权来说，发生在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教权保守主义者以及1907年后出现的其他政治团体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一种恩惠，因为它可以制衡各个民族阵营，民族主义的毒素因此也被冲淡了。想要在众多力量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以维持多数派的统治，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要求技巧、灵活性和对策略的想象力，但从1914年以前的三任奥匈帝国首相贝克（Beck）、比纳特（Bienerth）和施蒂尔克的表现来看，尽管政体总是遭遇间歇性的创伤，但他们还是能够力挽狂澜的。
战争打响前的几十年里，也是哈布斯堡皇朝经历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呈现一派普遍繁荣的景象——这与同时期的奥斯曼帝国形成了鲜明对比。与另外一个日薄西山的政体，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苏联相比，哈布斯堡皇朝一样显得与众不同。奥匈帝国广大的关税同盟里，自由市场和竞争制度刺激了技术的革新和新产品的引进。二元君主制的多样性在于，新型的工厂能够从各种各样的工业合作中受益，而有效的运输体制、高品质的服务和配套设施又加强了这种合作。这种经济的良性发展在匈牙利王国尤为显著。19世纪40年代，匈牙利还是奥匈帝国的“大粮仓”——出口奥地利的货物中有90%是农业产品。但在1909～1913年，匈牙利的工业出口上升了44个百分点，而奥地利—波西米亚工业地区对于廉价食品持续走高的需求同时拯救了匈牙利的农业部门，哈布斯堡共同市场抵御住了来自罗马尼亚、俄国和美国的竞争。许多经济历史学家都认为，1887～1913年，帝国整体内部见证了一场“工业革命”，或者说是自力更生的扩张增长阶段：1881～1911年，生铁消费增加了4倍；1870～1900年，铁路覆盖面积也翻了两番；接受基础教育的人数超过了德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战争爆发前的几年，奥匈帝国，特别是匈牙利，是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年平均增长率为4.8%）。
就连长期居住在维也纳的《泰晤士报》记者、挑剔的观察家亨利·威克姆·斯蒂德（Henry Wickham Steed）都在1913年发出感慨，“奥匈帝国出现的‘种族斗争’”在本质上是现有体制内对于保护权和恩惠的争取：
争取语言权的本质是对官僚影响力的争取。同样，捷克人、罗塞尼亚人和意大利人提出的建立新的大学或中学的要求（同时遭到日耳曼人、波兰人以及其他种族的反对），实际是要求建立能够造就潜在官员的新机构，而这些未来的官员能够将议会党派的政治影响力官僚化。
此外，使保障民族权益的政策更灵活、更具适应性的努力也在缓慢却卓有成效地推进（至少在内莱塔尼亚如此）。1867年的基本法正式对内莱塔尼亚统治下的民族的地位和语言平等做出说明，一大批判例法供法律起草者参考，为其没有考虑到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法，例如德属波西米亚地区的捷克少数民族的语言使用规定。在帝国最后的和平年代里，内莱塔尼亚当局一直在根据少数民族的需求调整自己的政策系统。比如1914年1月28日在伦贝格通过的《加利西亚协议》，它确保了之前遭到排挤的罗塞尼亚人（即乌克兰人）能够在扩大的地区立法权中获得固定比例的选举权，并向他们承诺不久之后建立一所乌克兰大学。连匈牙利当局也在1914年年初国际环境恶化时期做出了表态。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的南斯拉夫人也得到承诺不再受过度强权的困扰，并保证他们获得媒介自由；特兰西瓦尼亚也收到消息，称布达佩斯政府打算满足当地罗马尼亚人的诸多要求。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警觉地认为，这些措施可能会巩固哈布斯堡皇朝在罗马尼亚地区的统治。于是他在1914年1月向沙皇尼古拉二世提议，向在俄国西部生活的数以百万计的波兰人也做出类似的让步。
这些针对不同需求做出的调整说明该体制最终会在一定的框架内，实现一系列对民族权利的保障。有迹象表明，在响应这些地区的物质需求后，管理的状况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当然，扮演这个角色的是国家，而不是哈布斯堡困难重重的议会。与各个政党或是立法会议不同，通过一种更加直接和连续的方式，即通过教育委员会、城市委员会、县委员会、市长选举等范围的扩大，国家与公民被紧密联系起来。国家（或者说其主要职能）不再是实施镇压手段的暴力机器，而是一个各部分相互黏合的、充满活力的实体，一个多元社会、经济体和文化利益之间的中间人。1890～1911年，哈布斯堡官僚体制的国内行政花销增加了366%，因此而付出了巨额经费。但哈布斯堡皇朝的居民们都因有序的政府而获益匪浅：公共教育、福利、卫生、法制以及精巧的公共设施等。哈布斯堡政体的特点在它灭亡后仍然闪烁着余晖。20世纪20年代末，当作家（同时也是机械领域专家）罗伯特·穆西尔（Robert Musil）回顾奥匈帝国尚存的最后几年和平时光时，他脑海中闪过的画面是“洁白、宽阔、繁华的街道……如河流般有序地延伸，就像军装上的绶带，用白色的臂膀拥抱着这片土地”。
最后，大多数少数民族激进主义者认可了哈布斯堡联邦，承认它是一个共同的防卫体系。少数民族之间爆发的惨烈冲突，例如在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或是在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和罗塞尼亚人之间发生的冲突，以及杂居着不同民族的地区，这些状况似乎都在说明，成立新的、离散的民族实体只会引发更多问题，而不会缓解现状。无论如何，这些年轻的单一民族国家如果失去了一个帝国的护卫，又怎能继续生存下去？1848年，捷克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弗朗齐歇克·帕拉茨基（František Palacky）就警告称，哈布斯堡皇朝的解体只会为“俄国君主制的入侵”制造条件，而不是换来捷克的独立和解放。他说：“我发自内心地认为，并且也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维也纳是能够保卫我们的民族，使之和平、自由和公正的中心。”1891年，查尔斯·施瓦岑贝格王子（Pince Charles Schwarzenberg）询问年轻的捷克民族主义者爱德华·格雷格尔（Edward Grégr）：“如果您憎恶这个帝国……那么您的国家那么小，它能靠自己的力量独立吗？您是把它再拱手让给德国还是俄国呢？如果您抛弃了奥地利同盟，您将孤立无援。”1914年以前，那些寻求与帝国彻底决裂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仍然只是一小部分人。在很多地区，民族主义政治集团已经融入联盟，如老兵俱乐部、宗教和慈善团体、狙击手联盟，哈布斯堡的爱国精神得到了不同形式的滋养。
沉着冷静、拥有着美髯的帝国皇帝弗兰茨·约瑟夫（Franz Joseph）很好地诠释了为何人们因此敬重君主国，且它能够长治久安的原因。但这位君主的私生活却写满了悲剧：皇帝的儿子鲁道夫和情人在家族狩猎场双双自杀；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即人们熟悉的“茜茜公主”）在日内瓦河畔被一位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他的兄弟马克西米利安被墨西哥叛乱者在克雷塔罗处决；他最喜欢的侄女被活活烧死，而这场悲剧是由一个未熄灭的烟头点燃了她的衣服引起的。皇帝将这一连串的打击进行了淡化处理。在每个正式的庆典仪式上，他的标志性语言总是“很好，我们很满意”，这句话也因此变得家喻户晓。当处理复杂的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平衡不同力量以达到各方面都不会呈现抱怨时，他总能表现得很周到；他积极投身于宪法改革的每一阶段。然而在1914年，他却显得怠惰了许多。在战斗打响前的两年里，他维护独裁的匈牙利首相蒂萨·伊斯特万（István Tisza），共同抵制少数民族对于选举权的要求。只要匈牙利王国向维也纳提供它所需的资金和选票，弗兰茨·约瑟夫就能接受马札尔的领导权，虽然它罔顾王国内其他少数民族的利益。由此可见，他已经与时代格格不入了。奥匈帝国日耳曼政治家约瑟夫·马里亚·伯恩莱特（Joseph Maria Baernreither）在1913年（此时弗兰茨·约瑟夫已经83岁高龄）写道：“我们的时代气势如虹、排山倒海而来，而对于我们年迈的皇帝来说，它却仍如同在远方飒飒作响。他已经不再有任何实质性参与。他不再理解这个时代，而时间却不会因此停下它的脚步。”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对这位皇帝在政治上和情感上有着强大的依恋。众所周知，他受欢迎之处并不在于他体制内的角色，而是体现在普罗大众对他的情感。到1914年，他的在位时间甚至比他的臣民们的寿命还要长。用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的作品《特罗塔家族》（ The Radetzky March ）里的话来说，他似乎“潜藏在冷若冰霜的高龄背后，就像一块铠甲覆盖下催人振奋的水晶”。他常常出现在子民的梦中。在数以万计的肖像画中，他湛蓝色的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在客栈、学校、办公室和火车候车室，我们常常能够看到这双眼睛；日报仍然用惊叹的口吻报道，他是如何在国事场合迈着稳健而灵活的步伐从他的马车上走下。正如它旧时的风采，这个帝国依旧繁荣、井然有序，于乱象中向世人展现罕见的稳定局面。危机此消彼长，但从未危及它的存亡。正如维也纳记者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所说的俏皮话，这种局面“让人绝望，却无伤大雅”。
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却是个特例。1878年的柏林条约授予奥地利人管辖权，使这片土地从奥斯曼帝国的宗主权中易手；30年后，奥匈帝国正式吞并了它。19世纪末，波斯尼亚还是一个植被郁郁葱葱、山地层峦叠嶂，南部是海拔2 000多米的高山、北部是萨沃河溪谷的国家。黑塞哥维那则主要是由湍急的水流作用劈就的荒凉而高耸的喀斯特高原，周围由群山环绕——严酷的地形条件使得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基础建设。哈布斯堡控制下的巴尔干地区的这两个省的状况一直充满争议。那些在1914年夏天潜入萨拉热窝、杀害奥匈帝国继承人的年轻的波斯尼亚塞族恐怖分子，辩称这一行为的动因是他们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同胞们遭到压迫，历史学家们也认为应当归咎于奥地利人自己，因为是他们的压迫和恶政，将波斯尼亚的塞族人拱手让给贝尔格莱德。
真的是这样吗？在刚刚占领该地的前几年里，确实出现了广泛的抗争，特别是人们对征兵制度的不满。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这些省份也经历了类似的骚乱；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到1914年，这些地区实际上经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1878年之后，农民的生存状况成为统治该地区的一个瓶颈。奥地利人并没有选择废除奥斯曼的领主体系（直到1914年，还有约9万波斯尼亚塞族农奴在这样的体系下劳作），有些历史学家将其视为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目的是讨好住在城市里的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而压制主要是由塞尔维亚人构成的农民。但这种观点只是一种基于过去的想法。正是根植于文化的由来已久的保守性，而非一种殖民统治哲学，才使得奥匈帝国在这些新省中的统治得以巩固。“渐进性和连续性”是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统治的特点，这正迎合了这些地区的传统性。只要有可能，那么在奥斯曼时代制定的法律和制度就能继续沿革、发挥作用，而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它们。但哈布斯堡的统治确实也通过一次性清算解放了所辖范围的农民们，超过4万波斯尼亚农奴在占领后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的这段时间获得了人身自由。无论如何，从20世纪早期整个欧洲的农民境遇标准来看，“一战”前夕，旧体系下的塞尔维亚农奴的生活确实不能算糟糕，他们或许比达尔马提亚或是南意大利的农奴活得更滋润一些。
在增加农业产量和改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工业状况上，奥匈帝国当局也付出了很多。他们建立了模范农场，包括葡萄园和鱼塘；培训中学老师，让他们了解初级农艺学；建立了一所农业高等院校，而在邻国塞尔维亚，这种教学机构还从来没出现过。如果说引进新方法的过程仍然相对缓慢，那么农民对创新的抵触情绪是主要原因，而非奥匈帝国的责任。此外，还有大规模的投资资本涌入这些地区。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公路和铁路的运输网络，其中有一些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山地铁路。诚然，这些基础设施工程部分被用于军事目的，但其他一系列部门（如采矿业、冶金、林业和化学产品制造业）同样也吸引了大批投资。在本杰明·卡洛伊伯爵（Count Benjamin Kállay）统治时期（1882～1903年），工业化的步伐达到最高峰，其结果就是巴尔干地区实现史无前例的工业产值（1881～1913年年均增长率达12.4%）。总而言之，哈布斯堡将这些新省份当作施展其施政才能的平台，其目的是“展现哈布斯堡统治的人性和效率”。到1914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经发展到可与帝国内其他地域媲美的水平。
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统治纪录中最大的一个失误是，低得耸人听闻的识字率和受教育人口比例（甚至比塞尔维亚还要低）。但这种结果并不是奥匈帝国的政策使然。奥地利人兴建了大约200座小学、3所中学、1所师范类高等院校以及1个科研所。虽然这些努力收效甚微，但它们的作用也不能完全被忽略。导致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在于农民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直到1909年（在这些省被正式兼并之后），小学义务教育才被引进。
诚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境况并非可人而光明的。哈布斯堡统治者竭尽全力，应对所有针对帝国的民族主义行为，有时也会果断地重拳出击。1913年，奥匈帝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军事管理者奥斯卡·波蒂奥雷克终止了1910年波斯尼亚宪法，加强了政府对教育系统的控制，禁止发行塞尔维亚报刊，并关闭了许多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文化组织。必须指出的是，尽管采取了强硬措施，但它们都是出于对膨胀的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遏制。另一个让人恼火的事实是，对边境西部和北部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地区以及东部的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管理是失败的，这些地区都处于匈牙利严格的统治之下。总而言之，对这些省不同民族群体的多元传统的尊重，使得这种管辖相对来说是比较公正和有效的。西奥多·罗斯福在1904年两位奥匈帝国高级政客造访白宫时表示，哈布斯堡君主国“知道如何以公平的姿态对待这个国家存在的不同民族和宗教，因此也会懂得如何获取巨大的成功”；他还不开心地添了一句，他相信美国在菲律宾事务的管理上能够从奥匈帝国身上学习很多。此外，游客们也被哈布斯堡政权的公正性所震撼：1902年，一位美国记者观察到，在不同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中，处处体现一种“相互尊重和相互包容”的精神；法院在“明智和真诚的管理下”，“公正对待每一位公民，无论他持有什么样的宗教信仰，拥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
在“一战”爆发前夕，我们对奥匈帝国状况和前景的评判或许会遇到一些问题。从战争期间一直到1918年战败，这个帝国的溃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预示着它迫在眉睫而不可避免的衰落，这掩盖了它之前的光辉，也导致人们对它的评价充满矛盾。捷克民族主义者爱德华·贝内什（Edvard Bene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战”期间，贝内什成为捷克秘密独立运动的组织者；1918年，他是新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的奠基人之一。但是在他1908年发表的“奥匈帝国的问题和捷克的质疑”的研究论文中，他也曾对哈布斯堡联邦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说：“有人提到奥匈帝国会瓦解，我根本不相信。奥匈帝国的各个民族之间拥有共同的历史沿革和紧密的经济联系，它们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的。”另外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泰晤士报》记者（之后是该报编辑）亨利·威克姆·斯蒂德。1954年，斯蒂德在一封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信中称，当他在1913年离开奥匈帝国时，“我感觉我正在逃离一座将倾的大厦”。当时大多数人都持有这样的观点。然而，当他回过头来重新审视1913年的奥匈帝国，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尽管他对哈布斯堡统治的诸多特征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但那一年他还是写道，在10年的“持续观察和体验”中，他无法获得“任何充足的理由”，认为哈布斯堡君主政体“不应当在欧洲大陆维持其合法地位”。他总结称：“它的内部危机通常是发展导致的危机，而不是衰落引起的危机。”只有在“一战”期间，斯蒂德才是一名真正呼吁奥匈帝国解体的人。在捷克民族主义者托马什·马萨里克（Thomas Masaryk）的回忆录《一个国家的诞生》（ The Making of a State ）1927年的英译本中，斯蒂德为其作序，在序中他写道，“奥匈帝国”这个名字是以下这些特征的同义词：“能够抹杀一个民族的灵魂，用少得可怜的物质利益来腐蚀它，剥夺它的自由、它的良知和它的思想，摧毁它的意志，消解它的毅力，让它放弃追求理想的道路”。
这样极端的反转也有相反的版本。研究哈布斯堡皇朝的最著名的专家之一、匈牙利学者奥斯卡·亚西（Oszkár Jászi）对这种二元体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1929年，他在一份研究君主制解体的宏大研究中总结道：“‘一战’并不是原因，深深积累的仇恨的最终爆发以及各民族的不信任态度才是导致帝国瓦解的原因。”然而在1949年“二战”结束后，亚西的家乡又遭受了一次灾难时刻，独裁和种族灭绝的噩梦挥之不去。这一次，自1919年就流亡美国的亚西发出了截然相反的声音。他写道，在旧的哈布斯堡时期，“法制还算健全，个人的自由越发受到重视，政治权利也不断扩大，民族主权的原则逐渐被尊重。自由流动的人口和商品让君主国里的每一寸土地都享受着利益”。那些曾经忠于哈布斯堡、对民族独立欢欣鼓舞的公民，之后却指摘旧有的二元君主制；那些在1914年怨声载道的人，之后却陷入对往事的怀恋。1939年，在写到君主制的瓦解时，匈牙利作家米哈伊·鲍比契（Mihály Babits）是这样形容的：“现如今，我们对这一损失追悔莫及，急切想要寻回曾经我们所厌恶的事物。我们现在独立了，但我们没有欢愉之感，我们感到的只是焦虑。”
在1859年和1866年的两次战争中战败后，奥地利人被驱逐出意大利和德国，从此，巴尔干地区便成为奥匈帝国外交政策的焦点。不幸的是，他们在缩小地缘政治范围之时，恰逢巴尔干半岛的动荡越演越烈的时期。此外还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那就是奥斯曼政权已经日薄西山，在东南欧苟延残喘，俄国和奥匈帝国都对该区域的利益虎视眈眈，而这造成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历史渊源上看，俄国和奥匈帝国都认为自己应当在奥斯曼帝国撤出的地区行使主权。哈布斯堡自古以来就是欧洲东部抵御土耳其人的大门。而在俄国，泛斯拉夫主义认为，巴尔干地区新兴的斯拉夫人民族（尤其是东正教徒）和圣彼得堡的老东家在利益上具有一致性。奥斯曼帝国的退出引发了争议，即土耳其海峡未来的控制权究竟归谁。对俄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敏感话题。与此同时，许多雄心勃勃的新巴尔干国家诞生，它们各自为政，相互之间还有利益冲突。在这片混乱的土地上，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就像两位博弈的棋手，它们小心翼翼地走着每一步，希望能够消除或削弱对手的优势。
直到1908年，合作、妥协和对非正规的势力范围进行界定让事态中潜藏的危险得到抑制。1881年，俄国、奥匈帝国和德国之间对之前达成的三皇同盟进行了调整，俄国承诺“尊重”《柏林条约》的规定，即奥匈帝国1878年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正式统治，三个当事国还同意“相互为对方考虑”彼此“在巴尔干地区的利益”。俄奥之间在1879年和1903年的另外几项协议，重申了对巴尔干地区现状的共识。
然而，巴尔干地区的政治是如此复杂，以至于与敌对的势力集团保持良好关系并不足以保证安定。半岛上那些次要的难缠分子同样需要安抚和驯服。从维也纳的立场上看，最重要的关系当属塞尔维亚王国。在亲奥匈帝国的米兰·奥布雷诺维奇的漫长统治期里，塞尔维亚十分归顺维也纳，默许了帝国的区域领导权。同样，维也纳支持贝尔格莱德1882年以王国的身份争取选举权的努力，并答应如果塞尔维亚意欲扩张到南部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马其顿，奥匈帝国会提供外交上的帮助。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古斯塔夫·卡尔诺基伯爵（Count Gustav Kálnoky）在1883年夏告知他的俄国同行，与塞尔维亚保持良好的关系是帝国在巴尔干政策的关键。
尽管米兰国王同样很友好，但他绝不是一个省心的伙伴。1885年，通过提出退位、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奥地利上学，并允许帝国吞并他的王国，这位国王在维也纳制造了一场骚乱。奥地利人当即拒绝了这种胡闹的行为。在维也纳的一场会晤上，人们提醒这位狼狈的君主他作为国王应尽的责任，并把他送回了贝尔格莱德。古斯塔夫向奥匈帝国首相解释道：“比起一个信马由缰的省份，一个繁荣和独立的塞尔维亚更符合我们的意图。”然而就在米兰国王似乎要放弃统治权的4个月之后的11月14日，他出其不意地进攻了自己的邻国保加利亚——俄国的附属国。这场冲突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在保加利亚人的抵抗下，塞尔维亚军队很快就被打败了，然而事情的善后还需要外交行动，以防止得到缓和的俄奥关系再起波澜。
新国王表现出比他的父王更加奇怪的举止：亚历山大国王狂妄地吹嘘奥匈帝国给他的王国提供的帮助；1899年，他公开宣称“塞尔维亚的敌人就是奥匈帝国的敌人”，这样失言举动震惊了圣彼得堡，同样也使得维也纳感到尴尬万分。但是他也对亲俄政策心动不已：1902年，在他的父亲米兰国王死后，亚历山大国王不遗余力地寻求俄国的支持，他甚至对圣彼得堡的记者宣称，哈布斯堡皇朝“是塞尔维亚的头号敌人”。可以想象，在听到亚历山大早年便遇害的消息后，维也纳并不感到惋惜，尽管那里的政客们像其他人一样，对这样的根除行动感到震撼。
奥地利人慢慢地意识到，1903年6月的弑君行动标志着新的突破。维也纳的外交部迅速与篡权者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建立良好的关系——他们乐观地把他视为亲近奥匈帝国的人。奥匈帝国是第一个正式承认新塞尔维亚政权的外部势力。但是好景不长，人们很快发现，两个邻国之间和睦关系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政治事务的管理权已经由一些公开反对二元君主制的人接手，维也纳的政策制定者们越发担心贝尔格莱德媒体的民族主义恶言（它们现在已经摆脱了政府的管控）。1903年9月，驻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公使康斯坦丁·邓巴（Konstantin Dumba）在报道中称，这两个邻居之间的关系“已经糟糕到极点”。维也纳重新认识了这场违反道德的弑君暴行，并与英国一道对卡拉乔尔杰维奇进行制裁。俄国人试图从松动的奥塞关系中趁火打劫、分一杯羹，他们向贝尔格莱德政府保证，塞尔维亚的未来在西方，在亚得里亚海岸，并教唆他们不要恢复与维也纳之间的长期贸易协定。
1905年年底，这种紧张态势终于演变成公开冲突——维也纳发现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私下”成立了关税同盟。1906年年初，维也纳要求保加利亚拒不履行这一协议，但适得其反；除此之外，与保加利亚的联盟一夜之间被塞尔维亚国人奉若神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如此的）。而在过去，对大多数塞尔维亚人来说，它是可有可无的。在第一章中，我们大概讲述了1906年的危机，更重要的一点是，使维也纳的政客感到担忧的与其说是这个与保加利亚缔结的具有微不足道的商业重要性的同盟，不如说是这背后暗含的政治逻辑。如果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关税同盟只是迈出的第一步呢？巴尔干国家“联盟”会不会携起手来反对奥匈帝国，并投入圣彼得堡的怀抱？
这很容易被当作奥地利人偏执的想法，实际上，维也纳政客们的担忧并不是天方夜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的共同关税实际上是这两个国家之间的第三个协议，前两个协议已经明确表态，其出发点是针对奥匈帝国的。两国之间的《友谊条约》和《同盟条约》已经于1904年在贝尔格莱德签署。邓巴已经竭尽全力解读到访的保加利亚代表和他们的塞尔维亚对话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他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但他还是没能明确地探明这些协商的机密之处。这就表明，维也纳担心俄国的介入是有其原因的。尽管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已经缓和，且俄国正忙于与日本进行一场恶战，但圣彼得堡的确意图建立一个巴尔干联盟。这些协商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保加利亚外交官迪米特尔·里佐夫（Dimitar Rizov），他曾是为俄国亚洲部门工作的特工。1904年9月15日上午11点，俄驻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大使们同时（且秘密地）收到由两国外交大臣分别呈上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联盟协议复印件。
奥匈帝国在巴尔干政策问题上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即国外和国内事务彼此之间的高度融合。原因很明显：因为这片国土存在许多少数民族，在帝国的国境线以外，还有他们真正的“家乡”，因此，国内和国际的政策很容易混淆。哈布斯堡境内的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波兰人、斯洛伐克人和克罗地亚人在境外没有独立主权的“母国”，但生活在特兰西瓦尼亚公国的300万罗马尼亚人则不然。由于二元体系过于复杂，维也纳无法阻止匈牙利与邻国罗马尼亚相分离的不公正的文化政策——毕竟后者是该地区一个具有巨大战略价值的伙伴。然而至少到1910年，奥匈帝国和罗马尼亚之间的关系还是能够不受国内紧张局势的影响的，这主要是因为身为奥匈帝国和德国同盟国的罗马尼亚并没有挑唆或利用发生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民族事端。
然而，在塞尔维亚人和塞尔维亚王国则不会发生这种事（特别是在1903年后）。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仅有4成人口是塞尔维亚人，南匈牙利的伏伊伏丁那有很大一片地区都是塞尔维亚人定居点，在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地区也有小部分塞尔维亚人。1903年弑君事件之后，贝尔格莱德加快步伐，在奥匈帝国内发起民族主义活动，主要针对的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1906年2月，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军事专员波米亚诺夫斯基（Pomiankowski）在一封致总参谋部长官的信中对问题进行了总结。他认为，如果未来发生军事冲突，塞尔维亚一定会拉拢奥匈帝国的敌人助阵。问题不在于政府的态度，而在于总体上有着极端民族主义血统的政治文化。波米亚诺夫斯基警告称，就算掌舵的是一个“明智而通情达理”的好政府，也不可能阻止“所有强大的激进沙文主义者”采取“冒险行为”。然而比塞尔维亚“公开的敌意和它糟糕的军队”更危险的是“塞尔维亚激进分子在和平年代的间谍活动，它们会系统地对我们的南斯拉夫人民进行毒害，且试想最坏的结果，它们将成为我们的军队面对的严重困难”。
塞尔维亚整个国家，更确切地说，是这个国家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所表现出的沙文民族主义，成为维也纳评估与贝尔格莱德关系的焦点。1907年夏，外交大臣冯·埃伦塔尔伯爵在对新任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公使的官方指示中说明了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如何从弑君行动之后每况愈下的。埃伦塔尔回忆，在米兰国王执政期间，塞尔维亚王室完全有能力对抗任何“波斯尼亚的公然煽动行为”，但自从1903年6月弑君事件发生后，事情便发生了变化。不仅是因为佩塔尔国王在政治上的弱势，无法对沙文民族主义进行打压，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也开始利用这些民族运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贝尔格莱德的新任奥匈帝国公使的“当务之急”之一是，对塞尔维亚民族活动进行严密的观察和分析。当机会来临时，公使便会告知国王佩塔尔和总理帕希奇，他已经充分掌握了泛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活动开展的规模和特征。毫无疑问，贝尔格莱德的领导们应该意识到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占领是“不可更改的”。最重要的是，对方不能用那种习以为常的官方的否认来敷衍公使：
估计他们还会对你的警告一如既往地用一些陈词滥调做出回应，在被占领的省份的问题上，塞尔维亚的政治家们往往会因为鬼祟的密谋备受指摘，他们也常为自己做出毫无实质内容的辩解：“塞尔维亚政府致力于维持正确而清白的关系，但我们无法左右国家的意见，这需要实际行动。”
埃伦塔尔的官方指示体现了维也纳对贝尔格莱德的态度：他们相信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原始力量，但深深质疑对方的领导人，对波斯尼亚的未来，他们也表现出万分的焦虑，虽然奥地利人表面上做出了傲慢而自信的姿态。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于1908年还是被奥匈帝国吞并了。奥匈帝国和其他列强都认为，1878年的占领就意味着永久的拥有。1881年修订后的三皇同盟相关条约中有一项秘密条款，奥匈帝国明确表态“无论何时，吞并这些省份都是恰如其分的”，这项声明隔三岔五就会在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外交协议上出现。俄国也没有对此进行辩驳，尽管在这一实质性转变的时刻（从占领到吞并）来临时，圣彼得堡持保留意见。对于奥匈帝国来说，正式的吞并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任何关于这些省份未来发展的未知都烟消云散，柏林会议上达成的协议中规定占领的期限正是1908年，因此这是在最后的期限内仓促实现的。通过诸如成立省级议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更充分地融入了奥匈帝国的政治结构中。这也有利于为对内投资创造稳定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吞并的行为是对贝尔格莱德（以及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人）发出的信号，宣称了奥匈帝国对这些地区的永久占有权，这也至少在理论上消除了骚乱发生的一大隐患。
在1906年10月被晋升为外交大臣的埃伦塔尔一直在殚精竭虑地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他是这种二元君主制的忠实拥趸。但在1905年，当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政治精英因为共同军队管理权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时，他对之前看似坚不可摧的同盟关系产生了质疑。到1907年，他开始支持在君主制问题上引入第三方的意见，两大主流的权力中心应当由包括南斯拉夫（最主要的是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内的第三方进行调解。这个想法得到了南斯拉夫上层集团的强烈支持，尤其是布达佩斯管控下的克罗地亚人，他们不愿意被分成内莱塔尼亚、匈牙利王国和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省三个支离的部分。只有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帝国完全吞并，它才最终可能被纳入这个体系。而这样一来，正如埃伦塔尔热切希望的那样，才能在内部实现对贝尔格莱德的民族主义活动的制衡。届时，塞尔维亚将不再是巴尔干南斯拉夫的一片山麓地带，而是从帝国内广袤的、以克罗地亚为主导的南斯拉夫实体中被割裂出去。
1908年夏在奥斯曼马其顿地区爆发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成为吞并计划的导火线。青年土耳其组织逼迫君士坦丁堡的苏丹颁布宪法、成立议会，他们计划对奥斯曼帝国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革。一时间谣言四起，称土耳其的领导人不久之后将会在奥斯曼帝国内，同时包括一些奥匈帝国占领的地区（但它们暂时还没有奥匈帝国的代表机构），举行普选。土耳其的新政权通过革命匡正了自身的合法性，同时提高了士气。如果这个新政权意欲夺回它们丢失的西部军事重地，并承诺进行宪法改革以赢取当地人的民心，那该怎么办？一个趁火打劫的穆斯林—塞尔维亚民族联盟想利用这些不确定性，从土耳其领主地位那里宣布自身的独立。这就变得很危险，因为这些省的民族联盟可能会与土耳其人联手，将奥地利人驱逐出去。
为了在一片混沌中先发制人，埃伦塔尔当机立断，准备兼并事宜。在得到一笔慷慨的赔偿后，奥斯曼人放弃了他们名义上的主权。更重要的是要摆平俄国人，他们的默许是整个计划的基础。埃伦塔尔坚信，与俄国之间维持良好的关系是问题的关键。1899～1906年，作为驻圣彼得堡的奥匈帝国大使，埃伦塔尔为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做出了许多贡献。让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对之前的协议进行担保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在奥匈帝国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合法化统治的问题上，俄国人没有提出异议——前提是圣彼得堡也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事实确实如此，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支持下，正是伊兹沃尔斯基本人，提出如果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兼并，那么俄国要从奥匈帝国那里得到进入土耳其海峡的许可。1908年9月16日，伊兹沃尔斯基和埃伦塔尔在布赫劳城签署协议。因此，1908年的兼并在一定程度上是奥匈帝国和俄国在巴尔干问题上达成共识的产物。此外，这次交易中双方寻求到了一种平衡，因为伊兹沃尔斯基和埃伦塔尔所追求的实际上是相同的：通过秘密协议确保自己的利益，但违反了《柏林条约》，牺牲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
尽管做了准备，埃伦塔尔于1908年10月5日宣布兼并的事实还是在欧洲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危机。伊兹沃尔斯基出尔反尔，否认曾与埃伦塔尔达成共识，他之后甚至否认他之前就了解埃伦塔尔的动机，并要求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归属问题召开国际会议。危机由此爆发，并持续数月。塞尔维亚、俄国和奥匈帝国甚至进行战争动员，摩拳擦掌。埃伦塔尔始终没有理会伊兹沃尔斯基关于召开会议的要求——这项要求并没有在《布赫劳协议》中出现过。直到1909年3月，德国致信俄国，要求俄国承认兼并的合法性，并要求塞尔维亚也这样做。伯恩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首相警告称，如果他们不干，那么“就让该发生的发生吧”。这样的口吻不仅暗含了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德国可能会拿出证据，证明伊兹沃尔斯基在地区兼并事宜中的所作所为。伊兹沃尔斯基立刻败下阵来。
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在这次兼并危机中，埃伦塔尔负主要责任。而这样说公平吗？诚然，这位奥匈帝国外交大臣的行为缺乏外交透明性。他没有尝试通过召开国际会议，邀请签署《柏林条约》的多方共同解决兼并危机，而是选择运用老套的外交手段：秘密会议、相互许诺，以及私下的双边协议。而这种鬼鬼祟祟的行动及其成果很容易让伊兹沃尔斯基抓到把柄，声称自己，甚至整个俄国，都被这位“老奸巨猾”的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欺骗了。然而也有证据表明，危机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伊兹沃尔斯基为了不丢掉饭碗并保全个人名誉，以一种过分的方式撒了谎。这位俄国外交大臣的判断出现了两点失误。首先，关于土耳其海峡向俄国战舰开放的问题，他误认为伦敦会赞同这一点。其次，他彻底低估了兼并对于俄国民族主义观念的影响。据说，当1908年10月8日，伊兹沃尔斯基在巴黎听到兼并的消息后，他还表现得相当镇定。直到他几天后来到伦敦，发现英国摆出不配合的姿态，并且还听到来自圣彼得堡媒介的风声，这时他才惊慌失措地认识到自己的失误，并开始尽力将自己的角色塑造成受害者。
不管埃伦塔尔的决策是对还是错，波斯尼亚的兼并危机还是成为巴尔干地缘政治的转折点。它将俄国和奥匈帝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实现合作的最后可能和意愿摧毁殆尽，从这一刻起，遏制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冲突产生的消极影响变得更加困难。它同样影响了奥匈帝国的邻居和盟友——意大利王国。双方之间的关系早就有紧张的趋势，意大利少数民族在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的权利问题和他们与亚得里亚的强权政治之间的对抗是两大争论的焦点，然而兼并危机要求意大利进行赔偿，这激起了意大利人的愤怒，双方陷入新一轮的紧张关系。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里，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关于巴尔干亚得里亚海岸的利益分歧已经越来越难以调和。起初，德国人对兼并问题并没有表态，但他们很快便积极地对奥匈帝国表示支持，这种姿态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效果：它阻止了俄国政府从兼并危机中捞取更多的好处，但从长远来看，它使得圣彼得堡和伦敦更坚定了原有的想法：奥匈帝国是柏林的左膀右臂。对于1914年的危机来说，这种观点产生了十分危险的后果。
危机对俄国的影响尤为深刻和持久。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败局，使得俄国在远东地区的扩张前景破灭。伊兹沃尔斯基和英国大使阿瑟·尼科尔森爵士（Sir Arthur Nicolson）于1907年8月31日签署的《英俄公约》限制了俄国在波斯地区、阿富汗和中国西藏的影响力。当下，只有巴尔干地区还是俄国能够继续施加影响的地区。舆论认为，俄国是斯拉夫少数民族的守护者，这些声音灌输给关键决策者，因此所有人都在土耳其海峡的问题上产生了偏见。在伊兹沃尔斯基的误导和普遍的沙文主义情绪的煽动下，俄国政府和人民将兼并视为对彼此之间的共识的无情背叛，是对自己的不可原谅的侵犯，是在关键问题上让人无法接受的挑衅。在波斯尼亚危机发生后的几年时间里，俄国人计划在军事上投入大量精力，这在欧洲引发了一场军备竞赛。俄国同样表现出要更深层次地介入塞尔维亚政治的姿态。1909年秋，俄国外交部委派尼古拉·哈特维希为驻贝尔格莱德的俄国公使。他是一个“狂热地遵循亲斯拉夫人传统的人”。走马上任之初，这位精力充沛、头脑聪敏的外交官便不遗余力地迫使贝尔格莱德对维也纳表现出更强硬的姿态。实际上，他有些发力过猛，以至于僭越了圣彼得堡管理者们下达的指令。
兼并危及使得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二元君主制的政治体制更是让情况雪上加霜。数年来，奥匈帝国当局一直在观察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1905年在匈牙利辖内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首都萨格勒布成立的政治宗派）的动向。在1906年的选举之后，该联盟攫取了对萨格勒布的控制权，提出了“南斯拉夫议程”，旨在寻求帝国境内所有南斯拉夫民族的统一，并在一些相当棘手的问题上与匈牙利当局长期斗争，如对方要求所有国有铁路的军官必须讲马札尔语。不过这都是司空见惯的情况，真正让奥地利人感到担忧的是，联盟的一些（或是所有）代表都有可能成为贝尔格莱德的间谍。
在1908～1909年的危机中，这些担忧上升为一种偏执的心态。1909年3月，当俄国在与波斯尼亚的对峙中妥协退让时，哈布斯堡当局出其不意地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发动了一场不合时宜的司法攻击，主要的53名塞尔维亚激进分子被判处叛国罪，原因是密谋将南斯拉夫地区从奥匈帝国中分裂出去，归入塞尔维亚。就在同一时间，维也纳作家海因里希·弗里德永（Heinrich Friedjung）博士在《新自由报》（ Neue Freie Presse ）上发表文章，谴责联盟的3名主要政治家收受来自贝尔格莱德的补助金，然后替塞尔维亚王国卖命，开展叛国行动；他号称政府机密文件已经证实了这些指控的真实性。
对于叛国行为的审讯从1909年3月3日一直持续到11月5日，很快，它便给政府的公共关系带来了彻底的灾难。法院听取了276名证人的证词，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是被告人提到的。在阿格拉姆（即现在的萨格勒布）宣布的所有31项罪名之后却在维也纳的上诉中被撤销。与此同时，弗里德永以及《帝国报》（ Reichspost ）一位编辑也遭到了一系列诽谤指控。这位博士作为证据的“秘密文件”变成了伪造物，由塞尔维亚的一名双重间谍传给了奥匈帝国使馆，奥匈帝国外交部之后又将它交回弗里德永。作为杰出的历史学家，这位不幸的弗里德永博士的名誉被可耻地滥用，他做出道歉并撤回了指控。但是，捷克民族主义活动家、同时也是被告的辩护者托马什·马萨里克仍然穷追不舍地对这次事件刨根问底，通过广泛的调查搜集新的证据，并在多次公共讨论中声明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大使以埃伦塔尔伯爵的名义刻意伪造了文件。
维也纳当局根本不可能从一开始就知晓这些文件并非真实的，他们的偏执可能会轻信这些言论——奥地利人一直都对他们所担忧的事情深信不疑。但阿格拉姆和对弗里德永的审判还是对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关系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尤其糟糕的是，这场丑闻曝光不久后，奥匈帝国在塞尔维亚的代表约翰·福尔加奇（Johann Forgách）伯爵成为众矢之的。1910～1911年，马萨里克仍然在努力“揭发”令人尴尬的奥匈帝国的不义行为（他的发现并非都是真的）。塞尔维亚媒体欢欣鼓舞，将福尔加奇逐出贝尔格莱德的呼声此起彼伏。福尔加奇——这位很早以前就对自己的处境倍感不快的代表，发起了猛烈还击，否认所有的指摘（或许他是正确的）；同样身为攻击对象的埃伦塔尔，发现无法让这位跟敌人唇枪舌剑、交锋正酣的公使离开，因为这样就暗示着维也纳默认了奥匈帝国当局在故意欺骗公众。1910年11月，福尔加奇私下致信维也纳的外交部门称：“情况对我来说很不乐观，但如果当地政府能够悬崖勒马、主持公道，那么我一定会从贝尔格莱德媒体发起的风暴式打击中挺过来，因为我已经经历了那么多不愉快。”
尤其让福尔加奇感到愤怒的是，塞尔维亚高级军官总是不断地介入这件事，以达到让他身败名裂的目的。在这些人当中要属外交部的米罗斯拉夫·斯帕拉伊科维奇（Miroslav Spalajković）最过分。斯帕拉伊科维奇向马萨里克提供证据以攻击奥匈帝国政府；在对弗里德永进行审判的日子里，他甚至成了代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的专家证人。在竭力质疑伪造文件的可信度之后，他又继续采取行动，断言福尔加奇为了捏造针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盟的指控，故意肯定了这些信息的真实性。1910～1911年冬天，荷兰驻贝尔格莱德使节弗雷登比赫（Vredenburch）称，斯帕拉伊科维奇一直在外交圈内散布针对奥匈帝国代表的流言。更糟糕的是，人们经常可以看到斯帕拉伊科维奇和他的妻子身边出现哈特维希的身影，也就是那位新任俄国公使。福尔加奇愤怒地将他称为“我们的死对头”，两人之间互通信件，恶语相向。1911年4月，福尔加奇下令奥匈帝国在贝尔格莱德的所有外交人员都不许和斯帕拉伊科维奇有任何往来。他告知埃伦塔尔：“在某些方面，这个过度焦虑的人神志并不健全。自兼并以来，他对奥匈帝国的憎恶已经让他精神出问题了。”
很明显，福尔加奇在贝尔格莱德的工作已经无法继续下去，1911年夏，他被召回。但阿格拉姆和弗里德永的丑闻还在审讯中，这件事在塞尔维亚首都造成的余波尚未散去，因为很多关键人物都在1914年爆发的战争里悉数登场了。作为外交部高级官员，斯帕拉伊科维奇很看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利益——他的妻子是波斯尼亚人；1879年，他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中提到，既然这两个省是奥斯曼封建统治下独立的合法实体，那么奥匈帝国对它们的兼并就永远不是合法的。之后，斯帕拉伊科维奇成了塞尔维亚驻保加利亚的公使。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串通俄国，在巴尔干同盟中建立了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联盟。在保加利亚任职期间，他是哈特维希最亲密的朋友，以“每月20次”的频率拜访他。很快，他便被调到圣彼得堡的公使馆去了。在那里，适逢1914年“七月危机”如火如荼之时，他的工作是将沙皇和他的大臣们的意图传达给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政府。1912年，埃伦塔尔突患白血病逝世，继他之后奥匈帝国外交部的政策制定者中，福尔加奇（这位被调离原岗位的强硬的反塞主义者）当仁不让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名重量级成员。他不大可能忘记伊兹沃尔斯基和埃伦塔尔之间的私人过节，波斯尼亚危机过后，维也纳的报刊恰当地将其看作阻碍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关系改善的绊脚石。1914年“七月危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那就是其中许多主要人物早就是老熟人了。在关键事务背后，埋藏的是纷纷扰扰的私人恩怨和挥之不去的伤害。
单凭奥地利人的力量，塞尔维亚问题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其背后牵扯许多交互错杂的关系。首要的是塞尔维亚和俄国的关系，尤其是在兼并危机之后，双方的关系得到了加深。维也纳对俄国公使哈特维希十分提防，因为他是个持反奥立场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他在贝尔格莱德越发重要的影响力并不是什么好兆头。一位在索非亚的法国公使这样描述哈特维希：“一个典型的农民”，顽固地坚守“旧俄国政策”，并时刻准备“牺牲远东，赢得巴尔干地区”。哈特维希与塞尔维亚总理帕希奇之间建立了异常亲密的友谊，这两个人每天都要见面。塞尔维亚外交部的官员们也跟着向俄国代表团的外交官们示好：“我们是唇齿相依的伙伴。”一位俄国记者曾做出如此评价：“没有人相信，俄国和塞尔维亚之间在共同的政治目标上存在任何秘密。”贝尔格莱德的大街小巷都欢迎这位俄国公使，他就像一个征服了这里的英雄一样风光：“只要有人看到他很有特色的脑袋，他就会赢得热烈的掌声。”
理论上，维也纳可以通过寻求与保加利亚之间建立良好关系来转移塞尔维亚的敌意，但这种选择同样会带来问题。由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之间依旧存在领土争，讨好索非亚就不得不冒着与布加勒斯特分道扬镳的危险。得罪布加勒斯特是极不明智的选择，因为罗马尼亚少数民族有许多人生活在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如果罗马尼亚脱离维也纳，转而投入俄国的怀抱，那么少数民族问题将会扰乱该地区的安全。匈牙利外交官和政治领导人尤其警告称，“大罗马尼亚”对二元君主制的威胁不亚于“大塞尔维亚”。
亚得里亚海岸的小公国黑山也是问题之一。弗朗兹·莱哈尔（Franz Lehár）的轻歌剧《风流寡妇》（ The Merry Widow ）就是取景于这个风景如画却颇为贫穷的王国。黑山共和国是巴尔干地区面积最小的国家，仅有25万人口，散居在虽然美丽但环境很恶劣的山峰和溪谷中。这个国家的国王身着镶满金银、颜色鲜艳的华丽制服，人们在黄昏时可以看到他在他的宫殿前吞云吐雾，等候路人过来搭话。布拉格记者埃贡·埃尔温·基施（Egon Erwin Kisch）在1913年夏徒步从采蒂涅出发，途径黑山首都，最后到达美丽的港口城市里耶卡（现在克罗地亚境内）。旅行中，他听到山谷里传来枪声，这使他大惊失色。一开始他还以为巴尔干爆发了战争，但他的防卫人员向他保证，这只不过是黑山青年用他们的俄式步枪朝湍急的山溪里的鱼开枪的声音。
这个国家虽然贫穷且面积狭小，但它并不是无足轻重的。洛夫琴山上架起枪支，能俯瞰奥地利在亚得里亚海岸的卡塔罗建造的港口设施，而后者丝毫没有防御能力。1861年之后掌握政权的王子尼古拉（Nikola）是继维多利亚女王和弗兰茨·约瑟夫之后，在位时间最长的欧洲君主，同时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他成功地将自己的国土扩张了一倍；1908年吞并危机时，黑山的领土再一次得到扩张；之后，他又开始盘算阿尔巴尼亚北部的一小块地盘。1910年，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国王。他以超凡的技巧，嫁出自己的女儿们。塞尔维亚的佩塔尔·卡拉乔尔杰维奇是他的女婿（尽管他的黑山妻子在他刚获得王权时就离世了）；尼古拉的其中一个女儿埃莱娜嫁给了意大利的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Victor Emmanuel III）；另外两个女儿则嫁给圣彼得堡的俄国大公，他们都是俄国上层社会的精英。尼古拉充分利用他的国家敏感的战略地位，以吸引强大的外部支持者，而这些支持者中最重要的当属俄国。1904年，他为了表现对大斯拉夫同盟的支持，悍然向日本宣战。作为回报，俄国给他提供军事补助，并派出军事代表团帮助“黑山军队的重新改组”。
与黑山联姻的意大利的处境同样复杂。1882年5月起，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和德国结成三国同盟，并在1891年、1902年和1912年三次恢复自己的成员国地位。但在与奥匈帝国的关系问题上，意大利国内的意见出现了严重分歧。一般来说，意大利的自由主义者、非宗教人士和民族主义者倾向于与奥地利人对抗，尤其是在亚得里亚海的问题上，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者将其视为巩固意大利影响力的最佳地点，而意大利的天主教徒、教权主义者和保守人士则相反，支持与维也纳修好并与之合作。面对这些不同的意见，罗马方面推行了一种精细化、多元化但常常自相矛盾的外交政策。1900年和1902年，意大利政府与法国签署秘密协议，解除了大多数与维也纳和柏林的条约义务。此外，从1904年起，意大利人渐渐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政策视为对该地区利益的侵犯。黑山是意大利在巴尔干地区施加商业和文化影响的不二之选，外交大臣托马索·蒂托尼（Tomaso Tittoni）与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
对于1908年的兼并，意大利的反响非常强烈，并非仅仅因为抵制奥匈帝国的行为，更是因为埃伦塔尔拒绝为罗马提供财政支持——在哈布斯堡主要讲意大利语的港口城市伊斯特里亚建立一所意大利语授课的学校。1909年10月，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三世打破三国同盟的约定，与沙皇尼古拉二世签订了秘密协议，即之后的《拉冈尼基协定》。协定规定，在双方没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意大利和俄国都不能在“欧洲东部”的问题上与其他方面缔结合约。此外，双方都承诺，“要支持彼此的利益，即俄国在土耳其海峡的利益，以及意大利在的黎波里和昔兰尼加的利益。”而这项协定并非表面上那么重要，因为意大利很快就和塞维利亚签署共识，推翻了之前的《拉冈尼基协定》中的许多承诺，但这也表明罗马下决心寻求一种更加肯定和独立的政策。
最有可能导致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之间出现分歧的是阿尔巴尼亚问题，这个国家仍然处于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而意大利和奥匈帝国都认为，自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正逐步增大。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奥匈帝国就通过其在斯库塔里的副领事，为这个国家北部的天主教徒提供宗教保护。但意大利也对阿尔巴尼亚漫长的亚得里亚海岸线虎视眈眈。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罗马和维也纳都认为，一旦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政权垮台，它们应当为阿尔巴尼亚的独立提供支持。而在双方的影响力究竟如何分配的问题上，还有待商榷。
1909年3月，塞尔维亚正式宣告停止针对奥匈帝国领土内的秘密行动，并意欲与邻居奥匈帝国修好。1910年，在经历了诸多口角之后，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甚至同意以一份贸易协议来结束双方之间的贸易冲突。同年，塞尔维亚进口量增加了24%，经济情况有所好转。来自奥匈帝国的商品重新出现在贝尔格莱德商店的货架上；到了1912年，奥匈帝国再一次成为塞尔维亚的主要买家和供应商。帕希奇与奥匈帝国代表之间的一次会议上，双方都做出了信誉担保。但双方之间业已存在的尴尬似乎不可能那么容易被抹杀。尽管佩塔尔国王正式出访维也纳的计划已被提出，但一直没有付诸行动。最初，塞尔维亚政府以国王抱恙为由，将出访地点从维也纳改到了布达佩斯，但之后又推迟了时间；1911年4月，这个日子被一推再推，仿佛遥遥无期。然而就在奥地利人气愤不已时，1911年冬，塞尔维亚却对巴黎进行了一次十分成功的皇家访问。这次拜访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就连塞尔维亚驻法国的公使都回到贝尔格莱德，准备诸项事宜。更早之前，他们计划将维也纳和罗马作为这次法国之旅的额外访问地点，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打算。佩塔尔于11月6日到达巴黎，被安顿在法国外交部。在那里，他得了共和国总理的迎接，还被授予一枚金质奖章。在这样的场合，这枚奖章的意义十分特殊：它用来纪念和表彰这位国王，即作为一名年轻的塞尔维亚流亡者和志愿者，他在1870年法国与普鲁士的战争中表现非凡。让奥地利人更为恼火的是，当日的晚宴上，法国总理致辞的开场白中赞扬佩塔尔是“所有塞尔维亚人的国王”（很明显，也包括了在奥匈帝国生活的塞尔维亚人），并且会“带领他的国家和人民走向自由”。佩塔尔兴高采烈地回应，他和他的塞尔维亚同胞在追求自由的斗争中离不开法国的支持。
此外，种种现状背后，塞尔维亚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仍然耿耿于怀。民族自卫组织虽然在表面上已经转变成一个纯粹的文化机构，但它很快便重操旧业，它的分支机构在1909年之后迅速扩张，且深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奥地利人也铆足了劲儿，监视塞尔维亚特工在边境外的间谍活动。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塞尔维亚军队中的一名候补中尉德拉戈米尔·乔尔杰维奇（Dragomir Djordjević），他将自己的文化工作（即在波斯尼亚当一名“演员”）与管理塞尔维亚线人的秘密组织相结合。1910年10月，有人发现他重返塞尔维亚参与武装训练。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的代表们很早就觉察到黑手社的存在，尽管他们当初并不确定究竟该如何利用这个充满秘密的新生集团。1911年11月12日的一篇报道中，新任驻塞尔维亚公使（也就是福尔加奇的继任者）斯特凡·冯·乌格龙（Stephan von Ugron）告知维也纳，“一个存在于上层圈子中的组织”目前是塞尔维亚媒体热议的话题。关于这个组织，外人没有“深入的了解”，只知道他们自称黑手社，其主要目的是重新获得奥布雷诺维奇时代军队所享有的国家政策影响力。
乌格龙和奥匈帝国陆军武官奥托·格利内克（Otto Gellinek）之后提供的消息显然更为充分。在这个新成立的组织中，“阿匹斯”是最重要的人物。对于该组织的目标，人们也有了更准确的了解：“行动计划包括清除这个国家里所有阻碍大塞尔维亚理想实现的人”，并且扶植一位“立志领导所有塞尔维亚人实现民族统一”的人上台。报纸上谣言四起，称黑手社已经草拟了一份黑名单，上面是他们准备行刺的官员——如果需要发动一场针对人民激进党政府的政变的话，但这些谣言之后被证明并不可信。1911年11月22日，格利内克在报道中称，显然，谋反者们计划通过合法的途径消除“塞尔维亚国内的敌人”，以便之后“通过联合所有的力量，清除外部敌对势力”。
起初，奥地利人以出奇的冷静对待这些组织。但格利内克发现，根本不可能放任这些秘密组织在塞尔维亚长时间存在，因为“每5个反叛者中，就有一个线人”。反叛活动在塞尔维亚是司空见惯的事，因此也不用大惊小怪。但当他们逐渐意识到黑手社在国家机关不断扩大的影响力之后，奥匈帝国观察家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1911年12月，格利内克称，塞尔维亚军政大臣取消了一项针对组织行动的调查，“因为将会招致大麻烦”。1912年2月初，他发现黑手社的性质已经变成半官方的了，很明显，政府“对组织内的所有成员和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身为国家公职人员的斯特潘诺维奇却是这一组织的保护人，这足以见得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有多大。
奥匈帝国在1914年夏的行为背后是一个复杂的局面。一方面，黑手社的确是一个针对塞尔维亚当局的颠覆性组织，后者也十分畏惧它；另一方面，大塞尔维亚的雄心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容忍——国家领导人和民众亦如此。更重要的是，黑手社和当局似乎在行动上联起手来。1912年2月，乌格龙警告称塞尔维亚当局可能会支持“一次狂热的军事爱国主义行动”——如果这次行动能够让双方一致对外且不会再企图颠覆国内政权的话。民族主义组织Pijemont曾打着民族事业的幌子公开支持反对哈布斯堡的极端目标，而黑手社的存在又使得塞尔维亚当局无法采取行动进行打压。简而言之，奥地利人深谙黑手社的势力，以及塞尔维亚这个国家的复杂形势：帕希奇政府受到了重重限制，根本无法与之抗衡。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14年夏。在1912年和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奥地利人目睹了黑手社组织的成长和扩张。1914年1月，人们的注意力被集中到了对谋反军官韦米奇的审判上。1903年刺杀行动后，韦米奇随身携带了一只箱子，里面装的是他从德拉加王后乳房上割下来的一块已经脱水的肉，这算是6月11日晚行动成功的战利品。1913年10月，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期间，韦米奇射杀了一名塞尔维亚新兵，原因是他执行命令的动作太慢，而他也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但担任司法人员的全部是高级军官，他被宣判无罪，这在贝尔格莱德的部分媒体中掀起了轩然大波，韦米奇不得不接受塞尔维亚高级法院的复审，但宣判结果仅为判处10个月监禁，并且1913年12月底的一项由国王下达的赦免令又将刑期缩短。格利内克在1914年5月写道，军事警察“已经成为今天塞尔维亚政治的决定性力量”。塞尔维亚公共生活的“趋军事化”特征构成并加深了对奥匈帝国的威胁，因为“这些军事警察同时也是大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的排头兵，是号召反奥匈帝国的中坚力量”。
在这个混乱的局面中，最神秘的一个人物当属“塞尔维亚的无冕之王”——尼古拉·帕希奇。1913～1914年的政治风暴中，帕希奇按兵不动，生怕自己和军事警察之间发生直接冲突。1914年5月21日，格利内克写道，“带着他一贯的机敏”，这位总理巧妙地回避了来自议会的质询和催促，坚称塞尔维亚政府和军事警察们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达成了高度一致”。在6月21日（萨拉热窝事件发生的前一个星期）的文件中，格利内克将当前的形势总结为4点：国家的大权已经落入反叛者之手，塞尔维亚当局有心无力，军队继续执行着他们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俄国公使尼古拉·哈特维希在贝尔格莱德仍是一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但这些都不能说明帕希奇可以被完全地忽略，正相反，存在长达30载的“亲俄”的人民激进党奠基人和领导人仍然处于“全权地位”。
然而，想与帕希奇进行直接对话是相当困难的。1913年秋发生的一段奇怪的插曲证明了这一点。10月3日，经过预先安排，帕希奇访问了维也纳。这次到访是一场及时雨，因为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在塞尔维亚占领阿尔巴尼亚北部地区的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共识。10月1日，贝尔格莱德收到一封信，警告塞尔维亚人必须放弃阿尔巴尼亚，但得到了模棱两可的反馈。在大使的陪同下，帕希奇与诸位奥匈帝国大臣举行了会晤，还与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匈牙利首相蒂萨、福尔加奇、比林斯基等人共进晚餐。然而在这些活动中并没有对双方面对的问题进行彻底的讨论。联合财政大臣并兼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事务的比林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帕希奇的谈话闪烁其词。他的话语“热情洋溢，辞藻华丽”，但刻意回避奥匈帝国方面提出的问题，东拉西扯，并保证“一切都会好的”。比林斯基还批评贝希托尔德没有给这位塞尔维亚政治家施加更多的压力。“外表精悍，有一把很有代表性的胡子，热情的目光，举止得当”，帕希奇用他彬彬有礼而激情四射的举止、刻意让人迷惑的话语，把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弄得云里雾里。在午饭前他们的第一场会谈中，贝希托尔德被帕希奇友好的姿态和热情所感染，以至于当谈及阿尔巴尼亚问题时，他竟然忽略了自己的职责——态度强硬地表达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占领表示反对。会谈过后，贝希托尔德在下午突然意识到他“忘记”告知帕希奇维也纳的态度。双方答应在当天晚上一起去看戏时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这位外交大臣稍微迟到了一些，来到了他的皇家包厢之后，却发现帕希奇已经回酒店休息，现在他应该在床上呼呼大睡了。这位塞尔维亚总理在第二天早些时候匆匆离开了，双方再也没有进行进一步的会谈和交流。贝希托尔德回到他的办公桌前，以最快的速度写了一封信，并将它转交给酒店的信使，信使会在帕希奇离开这座城市时把信交给他。但因为这封信是用德文写的（更不用提贝希托尔德“天书”一样的字迹），帕希奇看不懂。即便这封信在贝尔格莱德被翻译过来，帕希奇或许也很难明白贝希托尔德到底在暗示些什么。奥匈帝国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同样不知道信中写了什么，因为贝希托尔德没有留下信件的副本。假设比林斯基在十几年后的叙述是可信的，那么毫无疑问，这些充满喜剧特质的错误有一部分是奥地利人混乱的头脑造成的，或者说，是贝希托尔德近乎恼人的谦虚、羞怯和保守造成的，但这同时也表明了帕希奇真的是一个聪明狡猾的人。
萨拉热窝事件之前的数年、数月和数周里，奥匈帝国一直对塞尔维亚实施监控，他们发现这个邻国中的确存在一股企图颠覆政府的力量，而这一解释与事实有细微的差别。因此，这只能说是存有偏见的一家之言。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活动的观察深深根植于一种对塞尔维亚政治文化以及主要人物的消极的情感态度——这种态度部分来自经验，部分来自长久以来存在的刻板印象。奸诈、阴险、不可靠、闪烁其词、暴力、急脾气……这些都是从贝尔格莱德发来的报道中常见的描述。真正缺失的是一个彻底的分析，即分析塞尔维亚的反奥匈帝国团体与哈布斯堡帝国内的民族恐怖主义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阿格拉姆—弗里德永事件有可能使奥匈帝国的情报搜集工作在1909年之后受阻，正如20世纪80年代“伊朗门”让里根政府的秘密情报工作大大削弱一样。奥地利人知道，民族自卫组织的目标是颠覆哈布斯堡在波斯尼亚的统治，并在哈布斯堡境内开展破坏活动。他们认为，塞尔维亚在奥匈帝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活动的动机根源是以贝尔格莱德为基地的爱国主义组织的泛塞尔维亚宣传。但两者之间的联系以及民族自卫组织和黑手社之间的关系都无从确认。尽管如此，萨拉热窝事件后，奥匈帝国之所以会有如此的想法和行动，早已经在1914年春之前就见端倪了。
巴尔干战争动摇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坚固地位，同时它也壮大了塞尔维亚，后者的国土在战争中扩张了80%。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拉多米尔·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将军坐镇指挥的塞尔维亚军队体现的纪律性和主动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谈到贝尔格莱德的军事威胁时，哈布斯堡政府往往表现出轻蔑的态度。埃伦塔尔就曾用生动的比喻将塞尔维亚形容成在奥匈帝国果园里搞破坏的“无赖男孩”。然而1912年11月9日，总参谋部发文，称惊讶于塞尔维亚军事实力的崛起。该年年初便开始的铁路系统建设、武器和装备的现代化，以及前线兵力的增强（法国人是背后的资金支持者），已经让塞尔维亚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此外，塞尔维亚的军事实力可能还会继续增强，其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新征服的土地有着160万人口。在1913年的报道中，驻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陆军武官格利内克称，尽管眼下并没有直接的危机，但所有人都不能低估这个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奥匈帝国的国防必须向塞尔维亚看齐。
在如何采取措施应对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地区日益衰退的地位的问题上，维也纳的关键决策者之间出现了分歧。奥匈帝国应该与塞尔维亚寻求和解，或是通过外交手段解决？维也纳需要和圣彼得堡重修于好？或者问题的解决需要付诸一场军事冲突？奥匈帝国多元的政治立场很难在这些问题上达成清晰的共识。外交政策也并非来自这一体系最高级别的一小撮人，而是产生于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相互磋商，而这些团体的关系有些并非是正式的，且经常处于变动之中。总参谋部就是众多团体之一。外交部当然也是一个主要参与者，尽管它的内部也是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相互竞争的平台。二元制度宪法要求，帝国的外交政策需要咨询匈牙利总理。内政和外交问题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许多大臣和高级官员同样宣称自己有解决问题的权力，比如负责管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事务的财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甚至还有理论上是他下属的波斯尼亚地区长官波蒂奥雷克——一个意见总是和别人相左的人。奥匈帝国的政治结构如此开放，以至于连中等级别的人（例如外交官，或是外交部的部门领导）都可能通过提交来路不明的备忘录左右帝国政策的形成，而决策者们经常谨慎对待这些人的意见。负责总管事务的是皇帝，他的权力没有改变——赞同或是否决他的大臣们和谏言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但他反而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对于松散结合而成的政治团体给出的意见，他只知道顺从或是对它们进行调解。
在这种混乱的政治背景下，有三个人凭借巨大的影响力脱颖而出：奥匈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康拉德·冯·赫岑多夫（Conrad von Hötzendorf）、哈布斯堡皇位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以及联合外交大臣贝希托尔德。
康拉德·冯·赫岑多夫是20世纪欧洲掌管军事大权的著名人物之一。1906年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已经54岁，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支持通过战争扫清帝国的敌人。在帝国的外交关系上，康拉德始终表现出野心勃勃的姿态。然而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却产生了深刻的焦虑，并常常考虑退休的问题。他在公共场合非常拘谨，喜欢独自一人登山，在登山的过程中，他还用忧伤的笔触完成了一幅描绘被黑暗的针叶林覆盖的陡坡的素描。间歇性的严重忧郁症让他趋向于自我怀疑，尤其是1905年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为了逃离这场沉痛的打击，他从与维也纳一位实业家的妻子吉娜·冯·赖宁豪斯（Gina von Reininghaus）的关系中寻求慰藉。
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 |
康拉德·冯·赫岑多夫 |
这段不光彩的私情给康拉德的人生仿佛投射进一缕阳光。1907年，两人相识在维也纳的一场晚宴上，当时他们的座位挨着。大概一周之后，康拉德出现在赖宁豪斯的别墅并对她说：“我已经无可救药地爱上您了，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您应当成为我的妻子。”大吃一惊的吉娜赶忙回答这是不可能的，她已经身处“七人联盟”中无法抽身——她的丈夫和六个孩子。“无所谓。”康拉德坚定地认为，“我不会退缩，这个愿望是我的动力。”一天之后，一位副官出现了，告知赖宁豪斯总参谋长处于脆弱的精神状态中，劝说她应当在毁灭他所有希望之前三思。8天后，康拉德本人又亲自拜访，宣称如果她明确地拒绝了她，他将辞去在总参谋部的职位，就此从公众视线中消失。最后他们达成一致：赖宁豪斯继续和丈夫、孩子生活，但应当时不时地和她的丈夫分开。这位总参谋长无畏的计划（大胆而狂热，甚至有些冒犯的求偶艺术）大获成功。
就这样，吉娜和丈夫继续一起生活了8年，期间她和康拉德是否还保持着关系就不得而知了。吉娜的丈夫汉斯·冯·赖宁豪斯（Hans von Reininghaus）虽然戴上了绿帽子，却仍然自鸣得意，这位富有的商人总归还有别的女人来慰藉自己，何况与康拉德攀上关系意味着能够轻易地获得利润颇丰的军需物品合同。只要有机会，康拉德就会来拜访他的情人。此外，他还写情书给她，有时一天会写好几封。但因为将它们寄给情人等于冒着丑闻曝光的危险，他只能将它们收集成一个集子，并命名为“记我的苦楚”。除了一些零星的新闻，这些信的主题一直没有变过：她使他的灵魂得到欢愉，只有她的想法才能将他从绝望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的命运掌握在她手中，云云。1907～1915年，他一共攒了3 000多封信，直到他死后，吉娜才得知这个信集的存在。
我们很难将这段关系的重要性再夸大，因为从1907年到战争爆发，它就一直是康拉德生活的重心，虽然他也在不停思考其他一些事情，包括送到他办公桌上的军事和政治问题。这段关系中他的表现同时也可以解释康拉德职业生涯的特质，比如他不顾身份铤而走险的坚强意志，以及对破坏名誉的毫不畏惧。他甚至将发动战争当作赢得吉娜芳心的手段。康拉德认为，只有成为一名立下赫赫战功的战争英雄，他才能消除一切社会压力和障碍，让吉娜永远地离开她的丈夫和自己结婚。在一封信中，他幻想着从一场“巴尔干战争”中凯旋，将所有蹑手蹑脚的行为都抛弃在空中，大大方方地迎娶她。在那些年，他一丝不苟地将自己塑造成具有阳刚之气、衣冠楚楚而年轻的形象，这从他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在他的私人文件里（现在它们被陈列在维也纳的各大档案馆中），可以发现从日报上剪下的抗皱霜广告。总而言之，康拉德代表了欧洲男子的典型性格——脆弱且过度紧张，因此在某些方面具有忧郁的特质。
在面对哈布斯堡皇朝地缘政治上的困境时，康拉德表现出了他对梦中情人的那种偏执。1914年以前的欧洲军事指挥官中，他以出奇的好武独树一帜。每次遭遇外交上的挑战，他的回答都是“战争”；在这一点上，1906年的他和1914年的他没什么两样。康拉德一再重申要对塞尔维亚、黑山、俄国，甚至还有奥匈帝国不忠实的盟友、在巴尔干地区的敌人意大利，采取防御性战争。他从不掩盖他的意图，而是将它们公之于众，比如通过总参谋部控制下的媒体《军事快报》（ Militärische Rundschau ）广而告之。他对他坚定的信念非常自豪，并将这种果敢和大胆视为男人应有的品质。在他写给部长和同事的信中，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我一再地重申，我坚持自己的立场。”此外，他与人沟通的语气常常是粗鄙、吹毛求疵而自我欣赏的，这使得他的同僚和上司们很不快。1912年，当他的桃色新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时，吉娜建议康拉德，如果他能够更和气地和皇帝说话，并避免犀利的言辞，那么他一定能够和这位长辈更好地相处。
康拉德的眼中有许多潜在的敌人，但塞尔维亚是其中一个主要对手。在1907年写的备忘录中，他呼吁侵略并吞并塞尔维亚，他将这个国家描述成“滋生那些将南斯拉夫从帝国中分裂出去的意愿的温床”。1908～1909年，当兼并危机还处在风口浪尖时，他多次提出对贝尔格莱德进行防御性战争。1909年春，他对吉娜说：“这是一场危机，而我们却无动于衷。对塞尔维亚的战争能够挽救帝国。几年之后我们就会为自己的不作为而感到痛苦，那时我将选择负全责到底。”1912～1913年巴尔干战争期间，他又呼吁发动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在1913年1月1日到1914年1月1日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提出发动战争的次数超过25次。这种固执的坚持背后体现着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哲学，在他看来，两国的政治关系的主旋律且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是竞争和对抗。与其说康拉德是个种族主义者（尽管一些稍微年轻的哈布斯堡军官都在憧憬着德国与斯拉夫民族之间爆发冲突），不如说他的思维更倾向于冷漠的霍布斯主义，认为两个国家为了追求各自的安全，诉诸永无止境的对抗。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
直到巴尔干战争打响，康拉德的呼声才变得姿态高于影响力。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在1908年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同样，埃伦塔尔对他的论点也变得无动于衷，并且对这位总参谋长不懈地阻碍政策制定过程表现得越发没有耐心。1911年10月，当康拉德敦促与意大利开战时，埃伦塔尔终于忍无可忍，向皇帝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埃伦塔尔写道，康拉德在总参谋部形成了一个“战争派”。如果不对他们的发展势头进行遏制，那么“帝国的政治行动将会被其削弱”。11月15日，在会见皇帝时，双方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已经无法再忍耐这位聒噪而固执的参谋长，他将他召到美泉宫，狠狠地训斥了他。“我禁止您再向埃伦塔尔发动无休止的人身攻击。”他对康拉德说，“您那些关于意大利和巴尔干问题的指责直接是针对我的。政策——制定政策的人是我！我的政策是和平的政策。所有人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哈布斯堡皇帝和他的总参谋长之间的这次冲突值得一提，因为在康拉德的前任中，还没有谁和皇帝之间的关系会闹到这种程度。它象征着哈布斯堡指挥体系中有一小部分人已经与大部队分道扬镳，试图实现自主，发出自己的声音，而这使得政策制定的过程变得格外复杂。康拉德对皇帝的指摘毫不畏惧，赶忙起草一份尖锐的回复。但弗兰茨·约瑟夫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在他呈上这份回复之前就将他免职了。1911年12月2日，他被正式免职。
在反对康拉德和他的战争政策的人中，最执着且最有影响力的便是哈布斯堡皇朝的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而他的死也加速了1914年“七月危机”的发酵。在哈布斯堡的领导层中，弗朗茨·斐迪南的地位既复杂又关键。在宫廷中，他是个被孤立的角色。他和皇帝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他之所以被提名为帝国的继承者，完全是因为皇帝的亲生儿子鲁道夫在1889年1月自杀了。对逝去的这位才华横溢却充满忧郁气质的皇太子的怀恋，无疑让皇帝和这位代替皇太子继承皇位、脾气古怪的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在他的儿子死后不到5年，皇帝准备指定弗朗茨·斐迪南为继承者，两年后，即1896年，这位大公正式继承了皇太子之位。但即便是这样，皇帝和他的侄子之间的会面气氛依旧很尴尬。据说这位大公在去参加帝国会议的路上吓得瑟瑟发抖，就像一个要去校长办公室的学生。
1900年7月，斐迪南与捷克贵族索菲的婚姻进一步影响了他与皇帝的关系。这段通过自由恋爱而达成的婚姻违背了皇帝和哈布斯堡皇室的初衷。尽管有着高贵的波西米亚血统，但这位女伯爵还是没有达到哈布斯堡对皇室血缘关系的要求。弗朗茨·斐迪南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他积极赢得大主教们、大臣们，最后还有德皇威廉二世和罗马教皇的支持，以确保这个联盟的稳定性。弗朗茨·约瑟夫最终还是放弃了坚持，但对于这样一段婚姻，他仍不甘心，直到这对夫妻在1914年遇袭身亡。他的皇位继承人必须发誓，自己当时还未出生的孩子没有哈布斯堡皇室的血统。婚礼之后，这对夫妻继续忍受着哈布斯堡宫廷几乎包含了所有公众生活礼仪的规章制度（对他们来说，这些规定无疑带有冷落和歧视的味道）：索菲从来都不被允许使用大公妃的头衔，而是被称为第一公主，之后是霍恩贝格女公爵。在看戏的时候，她不允许和她的丈夫一起坐在皇家包厢，在用晚宴的时候也不允许和他坐在一起，在他乘坐华丽的金轮马车时，她也不能陪伴他。最让她感到受折磨的是皇帝的管家——蒙特诺福，他自己是拿破仑众多妻子中的一位的私生子，他无所不用其极地监督她落实每一条规矩，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1906年后，当皇帝任命他的侄子为军队的总监察长时，弗朗茨·斐迪南开始打翻身仗，弥补多年来在宫廷受到的冷落。他在二元君主制摇摇欲坠的执行机构之上，建立了自己的力量集团。除了任命一波关键人物（比如埃伦塔尔和康拉德）之外，这位大公还扩大了他的军事总理府的活动范围，他将它们设立在自己的下宫旁边。在一位充满活力、才华横溢的总管亚历山大·布罗施·冯·阿伦瑙（Alexander Brosch von Aarenau）少校的监督下，军事总理府按照军事化方针和原则进行了重新改组。表面上看，它作为军事信息渠道，为政治情报搜集和一批记者提供掩护——这帮记者专门宣传大公的观念，打压政敌，并试图形成舆论和公开的讨论。该总理府以每年一万件的速度审理信件，它已经升华为帝国的智囊团和这个政治系统的权力中心，有些人将其视为“影子政府”。正如所有的智囊团一样，它也有行动的方向。一项内部调查表明，其主要的政治目的就是消灭任何能够加速哈布斯堡皇朝“国家—联邦之间的分裂”的“可能性意外”。
他们对政治分裂的担忧，实质上是对控制奥匈帝国东半部分的匈牙利上层集团由来已久的敌意的担忧。1866年，奥地利被普鲁士打败后形成的这种二元政治体系，成为大公和他的谋士们公开的批评对象。在弗朗茨·斐迪南眼中，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权力被集中在傲慢自大且并不属于忠实的政治伙伴的马札尔领导者手中，这就导致哈布斯堡其余9大官方民族被边缘化和排斥。当布罗施·冯·阿伦瑙被任命之后，他集结了一批愤愤不平的非马札尔学者和专家；军事总理府成为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的信息交流所，专门针对匈牙利王国欺压性的少数民族政策。
这位大公开诚布公地表明了他试图在继承王位之后重新规划帝国内部系统的意愿。他的主要目标是毁掉或是削弱匈牙利在帝国东部的领导权。弗朗茨·斐迪南还一度支持强化斯拉夫人的影响力，如在帝国内成立了一个以克罗地亚人（因此天主教成为主要宗教形态）主导的“南斯拉夫国”。正是这样一个念头，点燃了他的对手的敌意——信奉正统的塞尔维亚人。然而到了1914年，他似乎放弃了这项计划，转而进行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将帝国变成一个包括15个成员国（大多数“成员国”内都有斯拉夫民族）的“大奥地利合众国”。
通过削弱匈牙利人的地位，大公和他的智囊团希望能够强化哈布斯堡皇朝的权威，与此同时，恢复少数民族对帝国的信心和忠心。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这项工程——当然匈牙利人对此并不乐意，我们确实能够由此看出大公的激进目的，他的继承将摆脱1914年之前十几年浑浑噩噩的政治局面。同时，大公也成为统治阶层的众矢之的。皇帝拒绝支持任何对1867年二元协议的篡改，因为在他眼中，这项协议是他本人早年执政到现在经久不衰的典范。
弗朗茨·斐迪南的国内改革计划同样对他的外交政策的形成有深远影响。他相信，目前帝国体制上的缺陷以及对激进的国内改革的需求，决定了坚决不能实施冲突对抗的外交政策。因此，弗朗茨·斐迪南坚决反对激进冒险主义的康拉德。让人感到讽刺的是，正是弗朗茨·斐迪南本人（当他还是监察长时）将康拉德提拔到总参谋长的位子上的，让他从许多看似更合适的人选中脱颖而出。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人们才普遍错误地认为，奥匈帝国背后的战争贩子是这位大公。这两个人的确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例如平等对待少数民族，以及对高龄军官的退休金计划。私下里，弗朗茨·斐迪南也非常喜欢康拉德，部分原因是后者对他的妻子十分尊敬，抱有同情（这位皇位继承人一般喜欢通过人们对他不被看好的婚姻的反应和态度评判对方），而出于非常明显的原因（或许是同病相怜），康拉德欣赏大公的非正统婚恋。但在国土安全和外交问题上，两人的意见可谓南辕北辙。
在康拉德的眼中，军队是专门的现代战事工具，必须要完全达到现代化，要有实战能力，为下一场大战未雨绸缪；而对弗朗茨·斐迪南而言，军队主要是用来维持国内稳定的。通过成立无畏舰舰队，作为海军主义者的弗朗茨·斐迪南决心加强奥匈帝国在亚得里亚海的统领地位，而康拉德却认为组建海军是在浪费资源，资源应当用于军队建设。他曾对大公说：“一次最漂亮的海上打击不会弥补陆上作战的失败。”与康拉德不同，弗朗茨·斐迪南反对兼并波斯尼亚。1908年8月，他对埃伦塔尔说：“从我们不尽如人意的国内形势来看，我坚决反对所有类似的权力闹剧。”10月中旬，当塞尔维亚对兼并事件做出激烈的反应时，他告诫埃伦塔尔，不要让危机升级成一场战争：“如果战火燃起，我们绝不是受益方；然而在英国（或许还有意大利）居心叵测的撺掇下，那些巴尔干的讨厌鬼们似乎正将我们拉入军事冲突的泥潭。”他向阿伦瑙坦言，如果能给塞尔维亚人和黑山人一些颜色，那当然是很好的，但如果它们会让帝国卷入一场欧陆大战，或是一场拥有“两三条阵线”的、旷日持久而让人弹尽粮绝的冲突，那么这些“小打小闹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他警告称，康拉德必须克制。1911年12月，康拉德要求奥匈帝国趁利比亚战争攻击意大利，导致了冲突的激化。康拉德被皇帝免去官职，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朗茨·斐迪南对他失望透顶。
弗朗茨·斐迪南最有影响力的盟友是哈布斯堡新任外交大臣利奥波德·贝希托尔德。贝希托尔德是个相当富有的贵族，他拥有独到的品位，是温文尔雅、有贵族气质的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当时仍然在奥匈帝国的上层管理集团中拥有显赫地位。他的性格小心谨慎，甚至有些畏首畏尾，因此他天生并不是政治家的料。他真正的爱好是艺术、文学和马术。他之所以从事外交工作，并不是因为对私权和声誉的渴望，而更像是在对皇帝和外交大臣埃伦塔尔表达自己的忠心。每当被提拔到需要更高资历和承担更多责任的职位时，贝希托尔德都表现出勉为其难的样子，而这毫无疑问是发自内心的。
从行政机关调到外交部后，贝希托尔德在驻巴黎和伦敦的使馆供职，1903年又来到圣彼得堡。在那里，他成为埃伦塔尔的亲密盟友，而埃伦塔尔自1899年以来便担任驻俄大使。圣彼得堡的工作正巧顺遂了贝希托尔德的意愿，因为他积极支持俄奥同盟。奥匈帝国与俄国的和谐关系的基础在于，在诸如巴尔干地区等存在潜在分歧的地区问题上保持合作。贝希托尔德认为，这种关系对帝国的安全和欧陆的和平都是至关重要的。作为埃伦塔尔在圣彼得堡的同僚，他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因为他确实在两国巩固良好关系的努力中发挥了作用。当埃伦塔尔要离开前往维也纳担任外交大臣时，贝希托尔德欣然接受了大使的职位，并坚信他的观点和维也纳那位新任大臣完全吻合。
然而1908年，奥匈帝国和俄国的关系急转直下。在贝希托尔德任职的前18个月里，两国关系还算和睦，尽管有事实表明，伊兹沃尔斯基正与奥匈帝国分道扬镳，转而采取一项新的大陆策略（这项新策略的基础是1907年俄国与英国之间新签订的协议）。然而兼并波斯尼亚引发的危机，摧毁了进一步与俄国外交大臣合作的所有契机，同时破坏了缓和双方关系的政策（而贝希托尔德正是因这项政策才答应任职的）。埃伦塔尔曾试图冒着与俄国翻脸的危险，维护奥匈帝国的威望，贝希托尔德对此深表遗憾。1908年11月19日，在一封呈给外交大臣的信中，贝希托尔德直截了当地进行了批判。他写道，鉴于“俄国不断膨胀的泛斯拉夫主义民族心理”，如若进一步采取“积极的巴尔干政策”，那么这必然会“对奥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最近发生的事件已经使他在圣彼得堡的工作变得“步履维艰”。其他人或许能够通过个人魅力或诚挚态度来修复双方的关系，但对于“像我这样资质平平的人来说，这似乎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最后，他附上了一个请求：等局势恢复平静之后，他不再担任此职。
按理说，贝希托尔德应该在圣彼得堡待到1911年4月，但他的工作已经成为他的负担。象征着20世纪初显赫政治人物社交生活的奢靡财富对他来说已经开始变味。1910年1月，他在特克拉·奥尔洛夫—达维多夫伯爵夫人（Countess Thekla Orlov-Davidov）的住处参加了她举办的一场巨大的豪华舞会。那栋建筑是一位著名建筑师模仿凡尔赛宫建造的，所有的舞厅和走廊都被成千上万朵鲜花点缀，它们来自法国里维耶尔的花房，是斥巨资用一辆特殊的火车装载，一路穿过寒冷的北方运送而来的。对这位富有的艺术鉴赏家和狂热爱好者来说，这等无度的挥霍反而让人无法忍受。当贝希托尔德离开圣彼得堡返回他在布赫劳的住所时，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深深的解脱。然而这种放松状态仅持续了10个月。1912年2月19日，皇帝召他到维也纳，指派他接任埃伦塔尔，担任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
上任之后，贝希托尔德仍希望修复和俄国之间的关系。诚然，他相信自己能够如愿以偿，这也是皇帝指派他成为外交大臣的动机。新任奥匈帝国驻圣彼得堡大使杜格拉斯·图尔恩伯爵（Count Duglas Thurn）是这项政策的支持者。不久后贝希托尔德发现，他已然成为弗朗茨·斐迪南的坚实盟友，后者很快便向这位新任外交大臣靠拢，给他提出了许多建议，赞扬他比“他恼人的前任们（戈武霍夫斯基和埃伦塔尔）”优秀得多，并支持在巴尔干的缓和政策。这时，人们还不知道如何才能与俄国重修于好：俄国公使尼古拉·哈特维希鼓吹塞尔维亚的极端民族主义，包括在哈布斯堡皇朝内煽动民族情绪；最重要的是，俄国特工已经背着奥地利人，苦心建立了针对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巴尔干联盟。尽管如此，外交部的新鲜血液还是愿意着手进行意见交流。1912年4月30日，在对匈牙利代表团的讲演中，贝希托尔德宣称，他的政策“是倡导稳定与和平的政策，提倡对现有问题进行对话，避免干涉和打击”。
巴尔干战争正是对这些承诺的有力检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阿尔巴尼亚。奥地利人恪守成立独立阿尔巴尼亚的诺言，因为他们希望后者能够成为奥匈帝国的卫星省。然而对塞尔维亚政府来说，他们也想力保这块连通中心国土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狭长土地。在1912～1913年巴尔干冲突时期，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北部进行了多次进犯，引发了国际危机。事情的结果同样导致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奥匈帝国也曾想满足塞尔维亚的需求（或仅仅对要求予以重视），但现在看来是不可能的了，塞尔维亚由于在南部和西南部获得了新的领土而士气大增，逐渐成为一个有威胁性的存在。
奥匈帝国对贝尔格莱德的胜利表现出愤怒情绪。1913年秋，被塞尔维亚用武力征服的地区传来坏消息时，这种敌对状态再一次加强：奥匈帝国总领事杰里茨卡（Jehlitschka）从斯科普里发来报道，称那里发生了针对当地居民的暴行。其中一份报道还提到，10个小村庄被摧毁，那里的所有居民都惨遭屠杀。那些人被赶出村庄，被排成一排并扫射；房屋火光连天，但凡有妇孺从火光中逃出，便会被刺刀刺死。这位总领事称，总而言之，参与射杀平民的是军官，而对妇女儿童的杀戮则由士兵执行。另外的消息来源描述了塞尔维亚军队占领戈斯蒂瓦尔（阿尔巴尼亚奋起反抗塞尔维亚侵略者的地区之一）之后的行为。有大约300名戈斯蒂瓦尔穆斯林被捕，并在夜间被分成二三十人的小组，带离城区；之后，他们有人被枪托猛击而死，有的被刺刀刺死（因为如果开枪，附近的居民会被惊醒），然后统统被扔进事先挖好的巨大墓坑中。这些人与起义并无干系。杰里茨卡认为，这并不是自发的暴力行为，而是“一场血腥而有组织的种族屠杀或灭绝行动，这些人背后应该有发号施令的人”。正如我们所见，这样的报道与该地区的英国外交人员的报道如出一辙，而它们不可避免地对奥匈帝国领导层的情绪和态度造成了巨大的影响。1914年5月，塞尔维亚驻维也纳公使约万诺维奇称，就连法国大使都向他抱怨塞尔维亚人在新兼并地区的不当行为；希腊、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同僚也纷纷表示不满。塞尔维亚名声的败坏可能“产生极坏的影响”。帕希奇和他的大臣们摇唇鼓舌，对此进行了否认，而这种行为反而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政府要么是暴行背后的始作俑者，要么无意对这些行径进行阻止或是展开调查。让人感到可笑的是，维也纳的报纸上刊登的领导人文章建议塞尔维亚政府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并通过安抚政策使他们归顺。驻贝尔格莱德的奥匈帝国公使在呈给贝希托尔德的一封信中说，这样的建议对于“文明国家”来说或许还有些作用，但塞尔维亚是“犯罪和杀戮已经被制度化的国家”。关于暴行的报道对奥匈帝国政治的影响很难预测，维也纳的领导人对此并不感到奇怪，因为这些行径与他们眼中典型的塞尔维亚作风并不矛盾。此外，从政治角度看，他们还一再强调塞尔维亚领土扩张的非合法性。
尽管如此，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在1914年春夏之际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那年春天，贝尔格莱德的情绪尚且稳定，这反映了巴尔干战争之后该国家还未完全从战争的疲态中恢复过来。5月，面对新征服地区的不稳定和军民之间的冲突，贝尔格莱德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内的稳定。在1914年5月24日的报道中，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吉斯尔男爵（Baron Giesl）认为尽管塞尔维亚在阿尔巴尼亚边境布置了重兵，但这还不足以让人担心未来会发生侵略战争。而3周后的6月16日，贝尔格莱德的陆军武官格利内克派遣的部队打破了宁静。一时间，在外度假的军官被悉数召回，居民被禁止离开他们的住所，军队蓄势待发，形势一触即发。但这并不足以表明针对奥匈帝国或是阿尔巴尼亚的侵略意图。因此，南线还是和平的。
从奥地利人那里同样无法察觉要发动战争的迹象。早在6月，贝希托尔德命令一位外交部高级首领弗朗茨·马特申科男爵（Baron Franz Matscheko）起草一份声明，阐述帝国对巴尔干问题的关切所在，并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份在咨询福尔加奇和贝希托尔德的基础上完成的“马特申科备忘录”于6月24日被呈到了外交大臣的办公桌上，也成为我们了解1914年夏维也纳主张的最清晰的材料。这并不是一份鼓舞人心的文件。关于巴尔干问题，马特申科仅指出了两点积极因素：奥匈帝国与“最终从俄国的催眠下苏醒”的保加利亚之间的和睦关系，以及阿尔巴尼亚的独立。但阿尔巴尼亚并没有完全遵循成功的建国模式，其国内骚乱程度以及目无章法的程度已经相当严重。此外，阿尔巴尼亚人普遍认为，无外部势力的干预，良好秩序的建立便是空谈。其余所有问题几乎都是消极的。在两次巴尔干战争中走向强盛和扩张的塞尔维亚成为空前的威胁，罗马尼亚的舆论正中俄国的下怀：罗马尼亚何时能够正式与三国同盟决裂从而投入俄国的怀抱，成为人们应当警觉的问题。奥匈帝国时时刻刻都承受着俄国政策的压力。当时，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势力已经被摧毁，俄国暗中资助巴尔干联盟的唯一目的就是对最后的奥匈帝国进行肢解，而俄国早已对帝国的土地虎视眈眈，妄图其成为自己的卫星省。
那么奥地利人提出的补救措施是什么呢？备忘录集中回答了4个外交问题。第一，必须让德国站在自己的一边，支持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政策。柏林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忽略维也纳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面临的艰巨挑战，因此他们的态度必须有所转变。第二，罗马尼亚应当明确表态自己站在哪一方。俄国人已经在向布加勒斯特示好，希望能够拉拢一位新的同盟对付奥匈帝国。如果罗马尼亚人倾向于自己一方，则需要尽快告知维也纳，以便后者做出部署以加强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匈牙利东部其他地方的防御力量。第三，奥匈帝国必须尽力与保加利亚之间结成同盟，以对抗俄国和贝尔格拉德之间关系的深化。第四，必须通过使用经济特许权等手段，把塞尔维亚从对抗政策中拉拢过来，尽管马特申科仍然怀疑这种方法能否平息贝尔格莱德的敌对情绪。
“马特申科备忘录”体现出一种偏执的妄想，这种妄想奇怪地将强硬的姿态和宿命论融合在一起。许多同时代的人都发现，这是20世纪早期维也纳盛行的一种情绪和文化产物。但并不等同于维也纳承认战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不能说明他们渴望战争。正相反，他们所关注的是外交手段和目标，这与维也纳给自己的定位是相吻合的——“通过对话实现和平的政策”的倡导者。
另外，1912年12月被重新任命为总参谋长的康拉德仍然固执地坚持他的战争政策，但他的政治生涯已经日薄西山。1913年5月，反情报军事部门前长官、布拉格第八军团参谋长阿尔弗雷德·雷德尔上校（Colonel Alfred Redl）被发现向圣彼得堡定期汇报奥匈帝国军方的高级别机密，包括所有的动员计划。这次丑闻直接影响了外界对康拉德作为军事管理者的管理能力的质疑，因为这一级别人员的所有任命都是他的职责。雷德尔为人浮夸、轻率，是个同性恋者，他的联系人名单上都是重量级人物，这很容易让他成为俄国情报人员胁迫的对象。有人或许会问，这一行径是如何逃过康拉德的注意的？因为他从1906年就开始负责监督雷德尔的工作了。众所周知，康拉德对这方面的工作没有多少兴趣，他与绝大多数高级军事人员只是泛泛之交。为了弥补他的失误，他将这位上校召至一家旅馆的房间里，递给他一把手枪，向他施加压力，迫使其自裁。雷德尔将手枪瞄准自己，扣动了扳机。这一不光彩的结局让总参谋部永远丧失了从雷德尔那里获悉他究竟向圣彼得堡泄露了什么信息，以及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的机会。
这或许是康拉德的本意。据说泄露奥匈帝国军事秘密的人里面有一个叫切多米尔·扬德里奇（Čedomil Jandrić）的南斯拉夫裔男子，他任职于总参谋部，这个人恰好是康拉德儿子库尔特的亲密友人。切多米尔和库尔特是军事学院的同窗好友，两人经常外出饮酒，寻欢作乐。不断有证据表明，扬德里奇伙同赫岑多夫的意大利情人以及其他若干名圈中朋友，卷入向意大利人出卖军事情报的事件中，这些情报之后不久便被意大利泄露给了圣彼得堡。库尔特本人也可能直接参与了为俄国人效劳的间谍活动，如果圣彼得堡军事区的军情首领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斯韦钦上校（Colonel Mikhail Alekseevich Svechin）的声明可以信赖的话。斯韦钦之后回忆称，奥匈帝国特工为俄国提供了高端的军事情报，包括总参谋长的儿子，据说他潜入了他父亲的书房，搜出了总参谋部的战事规划文件。康拉德家族与这种事情有染，可见能够造成多么大的影响。当时，库尔特的罪责并没有被全部揭发（如果他自己确实是个特工的话），但在1913年5月的维也纳，由康拉德主持的一次高级别会议上，那位年轻人宣称拒绝向自己人透露重要信息，因此备受谴责。在敦促会议给予当事人最严重的处罚之后，康拉德感到头晕目眩，从椅子上起身，暂时离开了房间。出于自负，这位总参谋长已经被雷德尔丑闻搞得元气大伤，颜面尽失，以至于在1913年的整个夏天，他都异常沉默。
弗朗茨·斐迪南仍然是最强硬的反对战争政策的人，这位皇位继承人比任何人都要努力地在冲淡康拉德在主要决策意见上的作用。1913年2月初，差不多在康拉德重返岗位的6个星期以后，弗朗茨·斐迪南在美泉宫的一次会议上提醒他“政府的职能是维护和平”，康拉德则以他一贯的坦率回答：“但明显不是以任何代价来达到这一目的的。”弗朗茨·斐迪南多次提醒贝希托尔德不要在意这位总参谋长的观点，并派遣他的副官卡尔·巴尔多夫上校（Colonel Carl Bardolff）到康拉德那里，严肃地告知对方，不要“逼迫”外交部“采取行动”。康拉德却认为，这位大公“无论如何也不会支持与俄国开战”，他“并不想从塞尔维亚那里得到一草一木，抑或是一只羊，他的思想太单纯”。两人之间的关系具有越来越浓的火药味。1913年秋，他们之间的对抗已然公开。在一次高层首脑会晤之前，弗朗茨·斐迪南猛烈抨击总参谋长，因为他在没有征得自己同意的情况下，恣意修改了军事演习的安排。只有前任总参谋长布罗施·冯·阿伦瑙从中调停，才成功阻止了康拉德的辞职。康拉德被迫离开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大公的一位副官回忆道：“自从雷德尔案之后，总参谋长就心如死灰……是时候该考虑考虑他的葬礼安排了。”在关于波斯尼亚1914年夏的演习问题上经过激烈交锋后，弗朗茨·斐迪南下决心除掉这位让人头疼的总参谋长。如果这位大公能够毫发无伤地从萨拉热窝回来，康拉德可能就会卷铺盖走人了。鹰派群体到时候恐怕就会失去他们最为坚决和专注的代言人。
与此同时，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的外交关系呈现良好的态势（至少表面上看是如此）。奥匈帝国政府拥有东方铁路公司51%的股份，该公司是之前奥斯曼帝国在马其顿领土运作的一家国际化公司。既然大部分控制权已经转移到塞尔维亚手中，维也纳和贝尔格莱德必须就铁路权达成共识（同时还包括谁应当对战争损失赔款负责和如何、是否继续这项工作的问题）。因为贝尔格莱德坚持认为塞尔维亚应全权掌握，1914年春双方不得不进行协商，就价格和运输条件等达成一致。这些问题非常复杂、困难重重，局面不时出现敌对态势，尤其是当帕希奇就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霸道地插嘴、打断协商流程时，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正面报道，在大公前往萨拉热窝时，协商仍在继续。双方关系的另外一个鼓舞人心的改善，是经过了数月的官方争论后，1914年5月底达成的共识：交换双方被指控为间谍罪的一小部分嫌疑犯。这件事的意义并非那么重要，但仍暗示了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彼此之间迟早会友好相处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