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14年6月28日是个星期天。这天清晨，当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偕夫人索菲·霍泰克（Sophie Chotek）出现在萨拉热窝火车站时，欧洲大陆还是一派和平的景象。然而，37天之后，这里却燃起了战火。这个多事之夏爆发的冲突导致欧洲成为6 500万兵力厮杀的战场，三大帝国卷入其中，造成2 000万士兵和平民死亡，2 100万人受伤。这场浩劫宣告了降临在20世纪欧洲的恐怖的开始，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所说，它是“20世纪所有灾难的开始，此后各种灾难便接踵而至了”。战争爆发之前，人们就开始对战争为何会发生这一问题争论不休，时至今日，战争爆发的原因也未有定论。这一事件还催生了数量空前、内容翔实、流露出强烈道德情感的历史文学作品。此外，1914年发生的事情仍是那些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们津津乐道的政治危机，由于它们过于错综复杂，以至于任何的假设和猜想都能够自圆其说。

研究“一战”起源的历史学家总会碰到一些问题。首当其冲且最显著的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资料的过剩。每个交战国都有卷帙浩繁的官方外交文件，搜集的档案资料也数量庞大，而其中有些文件是否真实地还原了历史还有待商榷。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布的官方文件大都带有致歉并反思的意味。长达57卷的《德国外交部档案》（ Die Grosse Politik ）将15 889份文件归纳在300个主题下，但它本质上并不具备纯粹的学术客观性，人们只是希望能够通过曝光战前的档案来反驳《凡尔赛条约》（ Treaty of Versailles ）加之的“战争罪名”。法国政府也不例外。外交部长让·路易·巴尔都（Jean Louis Barthou）于1934年5月指出，战后出版的文献“充满浓厚的政治色彩”。其目的在于“根据《凡尔赛条约》，在德国发起的这场战争中维持秩序”。1926年出版的8卷合集《奥匈帝国外交政策》（ Österreich-Ungarns Aussenpolitik ）的其中一位编者路德维希·比特纳（Ludwig Bittner）在维也纳指出，他们之所以出版该合集，是未雨绸缪，及时出版官方资料，防止某些国际机构（很有可能是指国际联盟）迫使奥地利政府在情况并不乐观时出版。抱着将法国要求赔付战前贷款这一事实合法化的希望，苏联早期的出版物在一定程度上旨在证明：是独裁的沙皇及其盟友挑起了战争。在英国，人们高调呼吁学术公正，《英国关于战争起源的文件》（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War ）也应运而生。尽管如此，之后的文件记录仍有偏颇和疏忽，这也使得关于1914年战争爆发前夕英国的所作所为的描述并不中肯。总而言之，尽管有着不可否认的学术价值，但正如德国军事历史学家伯恩哈德·施韦特费格（Bernhard Schwertfeger）在其1929年的批判研究中所言，欧洲的文件记录俨然在为“历史文件领域的世界大战”提供军火。

对于那些致力于洞悉通往战争之路的人来说，尽管政客、指挥官以及其他关键决策者的回忆录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但它们同样疑点重重。对于人们热切关注的问题，很多文件却保持出奇的缄默。在此举三个例子：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 Hollweg）于1919年出版了《对世界大战的反省》（ Reflections on the World War ），实质上对他自己及其同僚在1914年“七月危机”时的行动只字未提；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佐诺夫（Sergei Sazonov）在其回忆录中对自己在关键事件中的表现轻描淡写、敷衍了事，丝毫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法国总统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的10卷回忆录记录了他的执政时期，但它的宣传作用却超过了其启发性——普恩加莱关于危机时期的“回忆”与他当时匆匆记下的日记（这些日记并未出版）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之处。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那言辞温和的回忆录也只是隔靴搔痒地解释了一个敏感的问题：他在1914年8月之前对协约国的承诺以及这些承诺在他处理危机时所起的作用。

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伯纳多特·埃弗利·施米特（Bernadotte Everly Schmitt）的历史学家曾于20世纪20年代末造访欧洲，并采访了一些经历过战事的政治家。让他感到惊讶的是，受访者对自己的作为从未感到怀疑（但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格雷，他“直率地承认”，在“七月危机”发生时，在通过柏林与维也纳协商的过程中，他犯了一个战术上的错误。但他提到的这个错误并不重要，同时这种口吻也折射出一种英国特有的自我贬低的官方话语方式，因此这并不是对其应负责任的认真反省）。其他人的回忆同样漏洞百出。施米特追踪访问了俄国前财政大臣彼得·巴克（Peter Bark），他现在是伦敦的一名银行家。1914年，巴克参与了一系列会谈，会议上做出了许多至关重要的决定。然而当施米特与他对话时，巴克却坚持说他“不记得那一时期发生的事情了”。幸运的是，这位前大臣当时的笔记给我们提供了更真实的信息。1937年秋，一位名叫卢西亚诺·马格里尼（Luciano Magrini）的研究者来到贝尔格莱德，对每一位与萨拉热窝阴谋有关系的幸存者进行了采访。他发现，有些人为一些他们并不知道的事情作证，有些人“保持沉默，或对他们所知的事情给出错误的解释”，还有一些人“夸大事实或是一味专注于自我辩解”。

此外，我们现有的了解仍旧匮乏。许多与关键人物的交流只是口头进行的，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它们都是通过间接的或者后来的证据来重现历史的。与萨拉热窝事件相关的塞尔维亚的组织异常警惕，并没有留下书面证据。涉嫌参与行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关键人物——塞尔维亚军事情报部门主管德拉古廷·迪米特里维奇（Dragutin Dimitrijević）定期焚毁他的文件。很多人对维也纳和柏林在最早关于如何应对萨拉热窝事件的讨论的确切内容一无所知。记录6月20～23日在圣彼得堡举行的俄法首脑会议的文献对理解危机的最后阶段具有潜在的巨大重要性，然而它们却无迹可寻［俄国的会议记录可能早已丢失，而委托编辑《法国外交文件》（Documents Diplomatiques Français）的团队也没能找到法方的版本］。苏联曾经的确出版过许多关键的外交文件，以此来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阴谋，但这些文件对时间段的划分并不规范，没有按照一定的顺序编纂；此外它们还普遍存在片面聚焦某些事件的问题，比如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企图。有些文件（其数量不明）在内战时期混乱的运输过程中丢失，苏联也从未有系统编纂成卷的可与英国、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原版相匹敌的文档记录。时至今日，俄方出版的记录仍然处于未“竣工”的状态。

另一个明显的问题是“一战”危机内幕的繁杂精细。古巴导弹危机虽然已经足够复杂了，但它所涉及的仅有两大阵营而已（美国和苏联），无非再加上那些“代理者”和“追随者”。与此相反，要研究“一战”的起因，必须要弄清楚实力居于同等地位、相互独立的5大竞争对手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它们是德国、奥匈帝国、法国、俄国和英国，如果我们加上意大利的话，这一数字就变成了6个；此外，其他一系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且拥有独立主权的方面同样可以考虑在列，如奥斯曼帝国和巴尔干半岛的诸国——后者在战争爆发前的几年内政治局面高度紧张且动荡不安。

参与战争的国家的政策制定过程往往并不透明，这是研究“一战”起源遇到的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想象，1914年的“七月危机”表现出“国际化”特征，它波及一大批民族国家，这些国家联系紧密，又是独立而离散的单一实体——就像台球桌上的台球。但是危机期间负责政策制定的权力机构却并不统一。在多个执行单位中，我们甚至不能确定究竟谁是真正的政策制定者；此外，那些所谓“政策”（或至少是那些影响政策走向的不同的主观意愿）并非必然出自国家的高层系统，它们或许出自外交组织的外围机构、军事指挥官、部门的官员，抑或来自职权范围常常包括政策制定的大使们。

由此看来，现存的资料中，关于承诺、威胁、计划和预言的内容相互交错，毫无头绪，如此具有迷惑性的卷帙浩繁的解读使得战争爆发的原因变得捉摸不定。实际上，任何观点都能够在现有的资料中找到证据支持。正是因为关于“一战”起源的解读囊括了太多的维度，因此任何一位历史学家（甚至一位能够驾驭多国语言的出色学者）历尽一生都无法阅尽它们——根据20年前的统计，当时就已经有2.5万份相关的书籍和文章了。其中一些将战争责任归罪于某个充当“害群之马”的国家（公认的是德国，但实际上其他国家都难辞其咎），另一些将原因聚焦于“体制”的缺陷。总之，问题的复杂性并没有终止人们的讨论。历史学家试图解开战争罪责或是独立机构和体制约束之间关系的问题，他们的辩论又延伸到对国际关系全局把握的宏观视野上，其中包括关系中的威慑、缓和与疏忽，或是诸如平衡多方、协商和顺应时局的普适机制。尽管这些辩论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但仍然没能找到突破口。

尽管人们对这些辩论已不陌生，但这一主题却历久弥新。实际上，与二三十年前相比，它对我们的现实意义更为重要。时代和世界的改变让我们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1914年。20世纪60～80年代，人们越发普遍认为1914年爆发的战事散发着神奇的魅力，并很容易将欧洲“最后的夏天”那场灾难想象成爱德华时期的一场古装剧。在现代人的头脑中，那个仍然以世袭皇权为统治的世界，那个追求奢华的年代中苍白的礼节和华而不实的服饰已经离去，那些故事的主人公似乎来自另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这些设想在潜意识中坚信，如果这些主人公的帽子上插着俗丽的鸵鸟毛，那么他们的思想和动机也一定是如此滑稽且荒唐的。

然而对于一位了解1914年“七月危机”爆发始末、身处21世纪的读者来说，他会对危机中展现出的原始的现代性感到震惊。事件以车队和自杀式袭击开场。在萨拉热窝事件背后，分明是一个崇尚献身、死亡和复仇的恐怖组织，但是这一恐怖组织并没有固定的活动区域，没有明确的地理或政治归属，它只是分散在政治边界的小股势力，人们无法对其做出界定，因为它只是间接与其他政权相联系，想要从组织外围觉察出其隐秘的存在是相当困难的。诚然，人们还是完全有理由认为1914年7月离我们没有那么遥远，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它呈现出更清晰的轮廓。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两极化的体系日益明显，各种力量前途未卜，帝国走向衰落，新兴大国正在崛起——与1914年7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视角的转换让我们重新反思战争是如何在1914年降临到欧洲的。接受这项挑战并不意味着对流于俗套的现代主义的默许（这种现代主义将历史的解读建立在满足现代需要的基础上），而是利用现代的优势去认可过去以及历史中的人物。

首先，我们要讨论的是战争的开端，即巴尔干地区的背景。塞尔维亚是关于“七月危机”的史籍中的盲点之一。很多人将萨拉热窝事件仅仅当作一个托词，与最终发起战争的真正列强相比，它实际上无足轻重。近期对于1914年战争爆发的一个精彩的解释提到：“（萨拉热窝）行刺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真正让这些国家走向战争的是人们对这次事件的利用。”“七月危机”中，从宏观的巴尔干地区的维度来看，对塞尔维亚的边缘化引燃了事件，成为萨拉热窝事件的导火线，并一发不可收拾，进入地缘政治阶段；随着事态的发展，塞尔维亚的重要性也逐渐被淡化。

其次，我们的道德罗盘同样发生了偏转。以战胜国姿态出现的塞尔维亚族居于主体的南斯拉夫，似乎隐晦地为1914年6月28日那位打响第一枪的人做出了合理辩解——这是南斯拉夫当局的观点。为了纪念“象征迈向南斯拉夫之自由的第一步”的刺杀事件，在事发地点，他们用铜质记号和徽章作为标记。在那个国家概念方兴未艾而颇受欢迎的时代，人们普遍对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抱有感性的怜悯，而对多元化联邦形态的哈布斯堡帝国却表现出刻板的冷淡。20世纪90年代的波黑战争让我们深刻感受到巴尔干民族主义的杀伤力。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 和塞尔维亚人包围萨拉热窝引爆战争的事实，很难让人将塞尔维亚想象成受大型政治集团摆布的棋子或受害者，从而证实了这种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自身就是一股历史的推动力。从欧盟的角度来看，对于业已消失的混合帝国——哈布斯堡帝国，我们现在表现出更多的同情，或至少不再那么蔑视它。

最后，如今以下这种观点或许越发得不到支持——我们应当对萨拉热窝事件更宽容，它只不过是并不具有真实因果重要性的小事故而已。2001年的“9·11”事件就很好地印证了单一的、象征性的事件（不管它陷入历史洪流的程度有多深），确实能以该种方式不可逆转地改变时局，它能以始料不及的紧迫感摒弃旧的观点，催生新的观点。将萨拉热窝以及巴尔干地区重置于事件的中心并不是要将塞尔维亚人及其政治家妖魔化，也不是让我们摆脱解读其他力量的责任，只是在各种力量之中，塞尔维亚的政治家、官员及激进主义分子的行为和决定奠定了萨拉热窝事件的结果。

因此，本书致力于以现代视角来解读1914年的“七月危机”——这或许是迄今为止最复杂的现代事件。重点不在于战争为何爆发，而是其以何种方式呈现。在逻辑上，二者是密切相关的，但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研究方向。“战争以何种方式呈现”这一问题需要我们按照一定顺序深入研究产生既定结果的列强之间的互动。与此相反，“战争为何爆发”这一问题则需要研究那些细微而绝对的原因：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军备竞赛、国家联盟、财政问题、对待国家荣誉的看法以及动员机制。尽管后者能够通过分析具备一定的明确性，但其中仍有曲解之处，因为人们会产生一种基于逐渐建立的因果思维的假象；各种因素相互推挤，重重地压在事实上；政客们成为某种力量的执行者——这种推动力早已成形并超出了人们的可控范围。

与此相反，本书的内容更关注各种机构。关键的决策者（国王、外交官、大使、军事指挥官以及众低等官员）以小心翼翼、精明算计的步履逐渐逼近危险。战争的爆发是一系列决策不断积累的产物，而这些决策正是政治家有意而为的。在掌握了最佳信息之后，他们通过自我思考和反省，明确了诸多可供选择的方案，继而形成最佳的判断决策。诚然，民族主义、军备竞赛、国家联盟以及财政问题的确是事件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只有被嵌入促使战争爆发的决策中，才具有实际的解释价值。

保加利亚一位研究巴尔干战争的历史学家最近发现：“只要我们提出‘为什么’的问题，便不自主地聚焦到罪责的问题上。”在战争打响之前，关于战争爆发的罪行和责任的问题就已然出现了。所有的资料和文件都充斥着对罪行的归咎和谴责（侵略性的意图在这里总是被理解为敌意的，而抵御性的意图才是合理的）；《凡尔赛条约》第231条奠定了“战争罪”问题持久而突出的显赫地位。相反，对战争“如何发生”的探讨却是另外一种解读方式：纵观事件始末，并非旨在完成一个针对某个国家或个人的档案记录，而是为了定义引爆战争的决策，理解其背后的理性及情感支撑。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开责任的问题，相反，它是在对“如何发生”的理解的基础上，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为什么”的问题。

因此，本书重在讨论战争是如何在欧洲大陆点燃的。通过多角度的叙述来追踪、还原这条战争之路，包括对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巴黎、伦敦和贝尔格莱德的关键决策中心的分析，此外还简单地囊括了罗马、君士坦丁堡和索非亚。本书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重点关注两大死对头——塞尔维亚和奥匈帝国，它们之间的争端是战争的导火线，因此我们需要追溯二者直至萨拉热窝事件前夕的互动和交往。第二部分仍以叙事的手法，回答以下4个问题：欧洲的两极分化是如何形成相互对立的联盟阵营的、欧洲国家的政府外交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处于欧洲权力和财富中心外围的巴尔干地区是如何成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危机爆发源头的，以及表面上做出绥靖姿态的国际体系最终如何倒向了战争。第三部分聚焦萨拉热窝事件和“七月危机”，探究主要决策中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将危机不断向前推动的考量、误解以及决策。

因此，本书的中心论点在于，只有准确追踪和阐明关键决策者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自己观点的，1914年7月所发生的事情才有意义。要完成这项工作，我们不仅需要简单地回顾战争爆发前的国际“危机”，还需要了解它们的过程，以及它们是如何构成人们的观点、激励人们的行动的。那些将欧洲送上战争之路的人为何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人们可以从许多资料中体会出当事人的恐惧和对灾难的预测，但这些情感又是如何在同样的人身上与傲慢、狂妄相互交织的？战前，为何那些看似具有异国情调的地方会如此举足轻重——正如“阿尔巴尼亚问题”和“保加利亚借贷问题”，它们与大国列强又有何干系？当决策者们谈及国际环境以及外部威胁时，他们是否洞见了真相，还是为了向其对手展现自己的忧惧和愿景，还是两者兼有？因此，本书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生动地还原战前以及战时关键当事人所经历的高度动态化的“决策环境”。

大部分最近出版的关于战争的有趣作品认为，实际上，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未必会发生的”——至少在它真正爆发之前。由此可知，冲突并非是长期恶化的局面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而是短时期发生的，对国际体系具有一定震撼力。不管我们对这种观点接受与否，至少它开始了对战争的偶然性因素的关注。当然，我在本书中探讨的问题似乎确实在1914年发生了，但仍存在一些不同的发展矢量，将事情引向不同的、未曾出现的结局。正是意识到这一点，我致力于展现因果关系的碎片是如何在合适的时机汇聚到一起并引发了战争的，但我并不会将结局绝对化。我试着提醒自己，书中出现的那些人、那些事以及那些推动力本身都可能改写历史与未来——或许它们不是那么糟糕。 36gWERjugMMtk7Pgi7zfOE6NPPMkRcu2a00sptNfaYsLzBrmX8SkSu0Da4Rxh0o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