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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度量》与我此前所写的《西方将主宰多久》是姊妹篇，但是一本截然不同的书。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中，我试图讲述最近15 000年来社会发展的故事；而在本书中，我想介绍我在建构那些故事背后的社会发展指数时所使用的论据和论证方法。
和许多书一样，本书也是持续多年的讨论的产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读研究生时，就有人向我介绍了社会进化的观点，自那以后，我就不时思考并与他人讨论这个问题。在此期间，我欠下了很多人的人情，特别想感谢以下各位：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詹姆斯·安德森（James Anderson）、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弗兰切斯卡·约翰·谢里（Francesca John Cherry）、埃里克·齐恩斯基（Eric Chinski）、大卫·克里斯汀（David Christian）、杰克·戴维斯（Jack Davis）、斯特凡·德·施皮格利埃（Stephan de Spiegeliere）、贾雷德·戴蒙德、阿尔·迪安、汤姆·加伦特（Tom Gallant）、彼得·加恩西（Peter Garnsey）、班宁·加特（Banning Garrett）、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黛博拉·戈登（Deborah Gordon）、史蒂夫·哈伯（Steve Haber）、约翰·霍尔顿、保罗·霍尔斯特德（Paul Halstead）、伊恩·霍德（Ian Hodder）、徐心眉（Agnes Hsu）、帕拉格·康纳（Parag Khanna）、卡拉·克尔凯郭尔（Karla Kierkegaard）、克里斯蒂安·克里斯蒂安森（Kristian Kristiansen）、大卫·莱廷（David Laitin）、迈克尔·莱西希（Michael Lässig）、鲁威仪、安东尼·林（Anthony Ling）、刘莉、安格斯·麦迪森、阿莱西奥·马格纳瓦卡（Alessio Magnavacca）、保罗·马拉尼马、乔·曼宁（Joe Manning）、迈克尔·麦考密克（Michael McCormick）、汤姆·麦克莱伦（Tom McLellan）、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苏雷什·奈杜（Suresh Naidu）、雷维尔·内茨（Reviel Netz）、道格·诺思（Doug North）、乔希·奥伯（Josh Ober）、艾萨克·奥珀、安妮·波特（Anne Porter）、迈克尔·普特（Michael Puett）、库马尔·罗摩克里希纳（Kumar Ramakrishna）、安娜·拉泽托（Anna Razeto）、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吉姆·罗宾逊（Jim Robinson）、理查德·萨勒（Richard Saller）、沃尔特·沙伊德尔、格伦·施瓦茨（Glenn Schwartz）、雨果·斯科特－加尔（Hugo Scott-Gall）、史蒂夫·香农（Steve Shennan）、丹·斯梅尔（Dan Smail）、瓦茨拉夫·斯米尔、拉里·史密斯（Larry Smith）、迈克·史密斯（Mike Smith）、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彼得·特明（Peter Temin）、尼克·托马斯（Nick Thomas）、彼得·图尔钦、巴里·温格斯特（Barry Weingast）、托德·怀特洛（Todd Whitelaw）、詹姆斯·惠特利（James Whitley）、格雷格·伍尔夫（Greg Woolf）和诺姆·约菲（Norm Yoffee）。他们都曾帮助我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希望他们能同意我很好地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如果没有下面这些人，我也根本完不成这本书。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罗布·滕皮奥（Rob Tempio）的鼓励；感谢Profile Books图书公司的丹尼尔·克鲁（Daniel Crewe），是他看出原本只被我视作一个数据库的东西可以扩展为一本书；感谢桑迪·戴克斯特拉（Sandy Dijkstra）和阿拉贝拉·斯坦（Arabella Stein）的指教，是他们把大家召集在一起；感谢凯茜·圣约翰（Kathy St. John）的支持和耐心；感谢我父亲诺埃尔·莫里斯（Noel Morris）给我树立的榜样和早年对我的教育，事实证明，他教我的数学派上了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