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莱斯利·怀特曾说，能量获取应当是了解社会发展的基础。物质的复合性层次要想随时间的推移而维系，除非它们能自由地从所处的环境中获取能量，人类及其社会也不例外。

如果没有氧气，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的复合性层次在几分钟后就要开始瓦解：如果没有水，我们几天后就会完蛋；如果没有食物，我们至多撑上几星期，也要呜呼哀哉。如果将多个人聚在一起创造超个体，人们就必须获取更多的能量，这使得能量获取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

我在说“能量获取”时，指的是人类全方位的能量获取，最重要的有：

食物。无论是直接消耗，还是喂养牲畜以让它们提供劳力，还是喂养肉畜以供随后食用。

燃料。无论是用于做饭、取暖、制冷、烧窑或烧炉，还是用于为机器提供能源。燃料既包括木头、煤炭、石油、天然气，也包括风能、水能和核能。

原材料。无论是用于建筑、金属制品、制陶、制衣，还是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如此定义的能量获取与更普遍使用的生理幸福感尺度有关，但要宽泛一些。生理幸福感尺度包括诸如实际工资、人均GDP、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或者人均NDI（国民可支配收入）等。实际工资衡量校正了通货膨胀的个人收入（无论是以现金还是其他形式获取）；GDP衡量消费、生产添加的价值和一国疆域内产生的收入；GNP衡量的是加上或减去从世界其他地方转移财产收入或劳动收入而来的净收入的GDP；而NDI衡量的是GNP加上或减去以货币或其他形式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取的净转移支付的GNP，包括税收和馈赠。GDP、GNP和NDI只需各自简单地除以研究地域的人口数量，就可转换为人均数字。

经济学家通常关注的是人均实际工资、人均GDP、人均GNP和人均NDI，而不是能量获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度量标准在现代经济体（即1800年后的西方、1900年后的东方和1950年后的世界其他地方）中，比种类更广泛的能量获取记录要完备得多。然而，如果在时间跨度极长、生存实践的本质变化巨大的情况下做比较，能量获取是一种更灵活的度量标准。

东方、西方从哪儿出发

关于人类的能量使用情况，涌现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贡献者有医学研究者、工程师、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然而，相形之下，很少有人尝试对其进行历史的综合分析，而且由于不同的研究者专注于不同的能量获取特点（比如，食物消费、净能量使用、物质生活标准、总消费等），以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度量（比如，每人每天千卡消耗量、出生时预期寿命、实际工资、身高等），或者对变化进行定性分析而不是定量分析，使得即使只是形成总体概貌也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任务。因此，我首先要更严密地定义我的一些术语。

我的总体框架要从一幅广为引用的图说起（见图3.1）。这幅图最初是于1971年发表在《科学美国人》（ Scientific American ）杂志上的。在该图中，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地球科学家厄尔·库克（Earl Cook）对狩猎–采集社会、早期农业社会（他指的是大约公元前5000年亚洲西南部的农民）、先进农业社会（大约公元前1400年欧洲西北部的农民）、工业社会（1860年左右的西欧人），以及他本人身处的北美和西欧的技术社会的典型的人均能量获取，进行了粗略估计。库克给4项指标打了分：食物（包括喂养的家畜）、家庭和商业、工业和农业，以及交通运输。此图表成为研究能量获取情况的历史学家一个常用的出发点。

库克将食物能量与非食物能量区别对待，这是至关重要的。人类对食物能量的消费是具有极大的强制性的：如果在一段时间内，这一数值远低于平均每人每天2 000千卡，人们就会变得虚弱而无法劳动。他们将丧失身体的机能，过早死去。然而，如果食品能量的输入在一段时间内持续高于4 000千卡，人们也会变得肥胖，患上极其严重的相关疾病，同样会有不少人过早死去。（营养学家通常会用“卡路里”来描述物理学家所说的营养“千卡”，食品包装上的营养成分表上列出的含热量实际上指的是千卡。）

食物能量的消费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部分是因为人们会在诸如谷物等“廉价”热量食物和诸如肉之类的“昂贵”热量食物之间来回摆动（大致估算，消耗10千卡的植物才能生产1千卡的肉类）。在肉类丰富的21世纪，饮食通常会达到每人每天大约10 000千卡。然而，在非食物的表中，能量消费变化得更显著。大多数狩猎－采集社会消耗的非食物热量都相当少：他们需要生物量用于烹饪、燃料、衣服、武器、篮子和个人饰品，但通常居住在非常简陋的栖身所里，只有极少的实用物质产品。农业社会通常有数量多得多的坚固房屋，有大量的各式各样的人工产品，而现代工业社会无疑更是能生产出数量巨大的非食物产品。在最简单的热带狩猎－采集社会，总能量获取量（食物+非食物）大致会低至每人每天4 000～5 000千卡；而在当代美国，这个数字则会高达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全球平均数现在大约为每人每天50 000千卡。

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均非食物能量都是趋于上涨的，但人们没有多少办法将非食物热量转化为食物。结果，增加食物热量的困难成了扩大人口规模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障碍。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其《人口原理》（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中就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写道：“应当始终牢记，食物与加工产品之间存在根本区别。加工产品的原材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可以促使它们需要多少就能生产出多少。然而对食物的需求，绝对没有这样的创造力。”

甚至在史前时代，非食物能量都能稍稍缓解食物供应的压力。例如，提供肥料、改善交通以使食物从充裕的地方流动到匮乏的地方，还可以提供燃料以加工食物。然而，直到19世纪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始于马尔萨斯在世时——交通、加工、肥料和科学干预才对食物供应进行了彻底改革，使得人类的身材、寿命和健康状况得到不断改进。

尽管马尔萨斯和库克的研究都很出色，对长期经济史感兴趣的社会科学家们仍通常会忽略食物热量和非食物热量的差别，只专注于食物，他们的结论是：自一万年前农业发明到200年前工业革命之前，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在最被广为引用的最近的一次讨论中，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清楚地表明：“（公元）1800年时世界上的人均富裕状况并不比公元前100 000年时好。”但他的论断是错误的。正如马尔萨斯所认识到的，如果良好的天气状况和先进的技术或组织促使了食物产量提高，人口往往会增长，消耗掉盈余的食物，迫使人们消费更少、更廉价的食物热量，然而尽管人均食物供应有下降的压力，从长远来看，非食物能量获取的增长，在整个全新世却得到了稳步的累积。

库克提出，虽然典型的狩猎－采集社会只能获取每人每天2 000千卡的非食物能量，但到早期农业社会时便提高到8 000千卡，而工业革命前先进的农民所获取的达到了每人每天20 000千卡。我重新构建的框架认为，从长远看（暂且忽略几个暴跌期），自大约公元前12700年冰期结束后的13 000年间，非食物能量的获取提高得较缓慢，但却很平稳，直到罗马时代的意大利——最先进的古代农业帝国的核心地带——这一数字可能会达到每人每天25 000千卡。这似乎是前工业社会可能达到的上限，相当于经济史学家E·A·里格利（E. A. Wrigley）所说的高级有机经济体和化石燃料经济体之间的界限。

在将近2 000年间，农业帝国不断冲击着这个上限，但却无法突破。到了十七八世纪，当全球化达到了能使植物和动物在大洲之间流动的程度时，投入到交通运输业的热量开始间接地转化为食物热量。然而，直到19世纪，企业家们学会了将煤燃烧释放的热能转化为动能后，非食物能量获取才得到了极大增长，使之能够转化成食物热量。这便将人类从马尔萨斯所说的陷阱中解救了出来——至少目前如此。

库克的估计当然只是个起点，因为他只提出了6个数据点（原始人社会、狩猎社会、早期农业社会、先进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技术社会），没有尝试区分世界上的不同地区；他也没有提供他估计时使用的资料来源。因此，在重新探索西方和东方的能量获取时，我先将库克的数据作为出发点，为给定体制内“正常”的消费建立一个数量级，然后利用更详细的证据，估算出每个时间点上东方和西方的核心地带实际上距离这些正常的数据有多远。

度量的单位

在书中，我使用下列传统的度量单位及缩写：

1卡=将1立方厘米的水的温度提升1℃所需要的热量

1卡= 4.2焦耳

1焦耳= 0.238卡

1英制热量单位= 1 055焦耳

1吨小麦当量= 3 300 000千卡

1吨原油当量 = 10 038 000千卡

1公升小麦当量= 0.78千克小麦当量=2 574千卡

1兆焦=239 999千卡

1瓦特= 1焦耳/秒

1马力= 750瓦特

成人基本生理需求所需食物热量=2 000～2 700千卡（=8～11兆焦≈90瓦特）/（人·天）

证据的本质

关于能量获取的可靠的统计资料，在东方的核心地带，只能部分回溯到20世纪，在西方也只能回溯到19世纪早期。即便如此，这些资料通常也都会遗漏大量的农业社会用于燃料和建筑的生物量。零星的统计资料在中国和日本的部分地区可追溯至19世纪，在西欧可至少追溯至17世纪。在此之前，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只有文本记录，偶尔才有一些计量文献，在中国可回溯至公元前1200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可回溯至公元前3000年，但这些资料都无法提供像现代时期那样可供了解的细节。

我们在时间上回溯得越远，就越必须依赖于考古证据和比较证据。前者有时能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关于谷物和技术的非常清晰的画面，以及关于贸易水平和生活水准的一种尽管模糊但仍然很重要的感觉。结合现代语境中记录良好的关于类似的谷物、技术、贸易和生活方式的能量产额的比较证据，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能量获取。我们偶尔也可以对照一些完全不同类别的证据，如冰蕊和泥炭沼的污染记录等，反复核查结果。

将这样形形色色的资料结合在一起，当然是个挑战，需要时常施展猜测的功夫。一方面，这使得专家们对于公元1900年之前的东方和公元1700年之前的西方的精确分数，永远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但另一方面，证据的确形成了没有专家会质疑的历史上能量获取的参数。例如，没人会认为公元1000年西方的核心地带（大约在伊拉克－埃及一带）或东方的核心地带（黄河流域）的能量获取，会像1 000年后的美国或日本一样高，或者就此而言，像1900年、1800年，甚至1700年时的核心地带那样高。同样的，也不大可能会有专家提出公元1000年时西方的能量获取会和1 000年前罗马帝国时一样高，但几乎所有专家都会同意，那时的能量获取会比大约公元前1000年“黑暗时代”的地中海地区高。在东方，大多数中国经济史学家也许会同意，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1000年左右的宋朝，比在公元1年左右的汉朝要高，比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更是要高得多。任何违背这些看法的结论，都会招致严密的审查。

在一定限度内，我们当然可以建立一个大致的、约略的能量消费数字，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将误差幅度控制到足够小，从而大概估计能量获取状况，使我们能够确认对于为什么目前西方主宰世界这个问题的最好解释，究竟是长期注定论，还是短期偶然论，抑或根本是某种其他理论。

中断与增长：西方能量获取

计算不同时期的能量获取的最好方法，是从最广为人知的时期向最不为人知的时期推算，因此我不是从公元前14000年起始，不断向前推进至公元2000年，而是让我的讨论从目前开始，回溯至公元1700年，然后向后进行两次大跳跃，再去填补三个时期之间的沟壑。第一个跳跃是跳回到约公元前500～前200年的古典地中海世界，有好几位经济史学家新近提出了一些消费水平的数据；第二个跳跃是跳回到我们故事的开端，大约公元前14000年时，在这个时间点上（尽管会令非考古学家们大吃一惊），我们可以对冰期晚期狩猎－采集社会的消费，做出非常自信的估计。

表3.1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

年代	千卡/（人·天）	分数（分）	年代	千卡/（人·天）	分数（分）
公元前14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500年	23 000	25.06
公元前13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400年	24 000	26.15
公元前12000年	4 500	4.90	公元前3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11000年	5 000	5.45	公元前200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10000年	5 000	5.45	公元前100年	29 000	31.06
公元前9000年	5 500	5.99	公元前1年	31 000	33.78
公元前8000年	6 000	6.54	公元100年	31 000	33.78
公元前7000年	6 500	7.08	公元200年	30 000	32.69
公元前6000年	7 000	7.63	公元300年	29 000	31.60
公元前5000年	8 000	8.72	公元400年	28 500	31.06
公元前4000年	10 000	10.90	公元500年	28 000	30.51
公元前3500年	11 000	11.99	公元6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3000年	12 000	13.08	公元700年	25 000	27.24
公元前2500年	14 000	15.26	公元800年	25 000	27.24
公元前2250年	16 000	17.44	公元900年	25 000	27.24
公元前2000年	17 000	18.52	公元10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1750年	19 000	20.65	公元11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1500年	20 500	22.34	公元1200年	26 500	28.88
公元前1400年	21 000	22.88	公元1300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1300年	21 500	23.43	公元14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1200年	21 000	22.88	公元1500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1100年	20 500	22.34	公元1600年	29 000	31.06
公元前1000年	20 000	21.79	公元1700年	32 000	34.87
公元前900年	20 500	22.34	公元1800年	38 000	41.41
公元前800年	21 000	22.88	公元1900年	92 000	100.00
公元前700年	21 500	23.43	公元2000年	230 000	250.00
公元前600年	22 000	23.97

图3.2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线性－线性标尺）

图3.3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情况（对数–线性标尺）

不远的过去（1700～2000年）

公元2000年的统计数据质量很好，据此可以得出西方核心地带（美国）的人均获取食物+非食物总能量为（每人每天）大约230 000千卡。按照第二章中介绍的方法，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史上最高的能量获取水平——可得到满分250分，意味着在指数中，每人每天920千卡得1分。

我们关于1900年甚至1800年西方最先进的经济体（大西洋北岸一带）的资料，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相当完备的。有可回溯至1700年的关于欧洲某些部分的工业产值的比较丰富的资料，但主要难题是怎样将这个信息与用作燃料、房屋和衣服等的生物量结合起来。最依赖于生物量的农民往往不会留下太多的文字记录，这就迫使我们关注那些根据比较证据所做的估计，再与文学和艺术作品中的定性证据进行对比核实。定性证据通常极其丰富，但又必须将不同来源的资料汇集起来，这不可避免地会扩大误差。

将化石燃料和生物燃料的数字，与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人口数据相结合，显示西方核心地带典型的能量获取数字为：1900年，每人每天约92 000千卡；1800年，每人每天约38 000千卡。据我的大致估计，1900年的每人每天92 000千卡可分解为约41 000千卡来自化石燃料，8 000千卡来自食物/牲畜饲料，43 000千卡来自非食物生物量；而1800年的每人每天38 000千卡，可分解为约7 000千卡来自化石燃料，6 000千卡来自食物/牲畜饲料，25 000千卡来自非食物生物量。1900年的每人每天92 000千卡和1800年的每人每天38 000千卡这两个数字，都与库克所估计的1860年的先进西方经济体为每人每天77 000千卡的数字完全相容，在这样的数据可等同的范围内，与遗嘱检验记录和工业考古学所提供的关于家庭用品增长的证据，看来是一致的。1800年和1900年的数字比2000年的数字所容纳的误差幅度要大，但与历史文献中关于能量使用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以及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所重新确定的实际工资的变化趋势，也是相符的。

我所估计的西方核心地带的人均能量获取在1800～1900年有242%的增长，低于已被广泛接受的发达的欧美核心地带工业产值增长的统计数字。那是因为在估算工业产值时，生物量和肌肉力量通常完全不纳入计算，使得总体能量获取的情形被扭曲了。19世纪工业产值的一个重要剖面是在向着取代生物量和肌肉力量，而不是增加它们的方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要容许工业核心地带有比以往高得多的人口密度，而又不至于产生环境灾难。

当我们回顾1800年之前时，不确定性无疑大大增加了，但我们的估计仍然有强大的约束力。西方的能量获取在18世纪比在19世纪显然要增长得慢，但比在17世纪或16世纪则要增长得快；如果库克的推断——中世纪晚期先进的农业社会已能获取每人每天26 000千卡的能量——是正确的，1700年左右早期现代化的西北欧所消费的能量，一定在每人每天30 000～35 000千卡。

1700年和1400年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的比率大致为5：4，这一猜测是基于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做出的，内容涵盖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房屋质量的改善，家庭用品品种的增多和质量的改善，西北欧地区实际工资的上涨，昂贵热量消费的增长，工作时间的增加，等等。

安格斯·麦迪森估计西欧的人均GDP在1500～1700年，从798美元（以国际元来表示，这是一种与1990年的1美元具有同样购买力的假设单位）增长至1 032美元。有好几位经济学家都认为麦迪森的数字低估了，但其总体趋势似乎没有错误——只要我们记住几乎所有的计算结果似乎计算的只是非食物热量。成人的身高是反映儿童营养水平的强有力的指标，但在1700年与在1400年似乎变化不大。

我的数字——1700年为32 000千卡——当然是个推测，但我认为误差不超过10%，原因如下：

一是，如果西北欧的消费在1700年时已经超过了每人每天35 000千卡，但是到1800年时只增长到38 000千卡，就很难解释工业和运输业上消耗的所有额外的能量从何而来（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艾伦所展示的，实际工资在1750～1800年也许是下降了，随后也增长得很缓慢，直到1830年，因为新的经济精英获得了大量利润，又进行了再投资）。

二是，西北欧的能量消费在1400年时已经达到了每人每天26 000千卡，假如在1700年仍然低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就很难解释贸易、工业、农业和林业在15～17世纪，怎么可能像我们所知的那样迅猛发展，而能量获取增长得却这样缓慢。

三是，假设西方的能量消费在1400年后迅猛上升，在1700年左右却仍低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在此情况下，我们可以将1400年的数字从每人每天26 000千卡压低至每人每天20 000千卡，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或者承认，（按前现代化的标准）生产力极高的1400年左右的欧洲社会，在能量获取方面还不及大约3 000年前青铜时代的地中海东南地区，这似乎不大可能；或者承认，大约公元前1600年的能量获取还要低，或许在每人每天15 000千卡左右，这反过来又要求我们将更早的数字压得更低。由于我们可以为后冰期时代的能量获取设一个至少每人每天4 000千卡的下限，将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能量获取水平压低到每人每天15 000千卡，这么一来，像公元前1500年左右乌尔这样的考古遗址有坚固的房屋，而像公元前12000年左右以色列的恩马拉哈这样的遗址只有非常简陋的栖身所，两者之间生活水准存在的巨大差异就难以解释了。

古典时期（公元前500～前200年）

过去几年，有几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尝试量化古典时期地中海地区的实际工资和人均GDP。这些计算虽然与本书所定义的能量获取不是一回事，但是迈出了非常有益的一步。

实际工资

我们有关于古代地中海地区工资和食物价格的信息，参差但有用，据此也能计算出部分时期和地方某类人每天能买得起的小麦的数量。在最近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循早期现代史学家扬·范·岑登（Jan Van Zanden）之例，将古代的工资数据换算为“小麦工资”，借以表示一名工人一天收入可以买到的小麦的公升数。掌握了这样的信息，以及1公升小麦（0.78千克）含2 574千卡，我们就能计算出由工资水平代表的能量获取情况了。

沙伊德尔证明，在公元前400年之前不久，一名雅典成年男子的实际工资，每天可以购买含有超过22 400千卡能量的小麦，而到了公元前3世纪20年代，实际工资的购买力上升到相当于每天33 500～40 000千卡。这是极高的数字了，接近于18世纪甚至19世纪早期的西方核心地带了。

沙伊德尔关于公元前几个世纪罗马时代的意大利的数据，变化要大得多。其中罗马城的工资居于相当于每天15 500～43 000多千卡，而庞贝的每日工资是12 000～30 000千卡。这些数字的平均值为每天大约25 000千卡，但正如沙伊德尔所指出的，考虑到变异量，很难过多相信这个数字。

这些数字代表着前进的一大步，但在将实际工资与能量获取相关联的道路上，也有后退的两步。首先，正如沙伊德尔本人所强调的，数据点如此分散，我们无法判断数据是否典型。这种情况只有一例，在古代欧亚大陆的西部，即公元前385～前61年的巴比伦，我们知道许多商品的真正详细的一系列价格，然而价格波动得也很剧烈。由于我们经常不得不面对一连几个世纪无资料的情况，只搜集到单独的价格点，我们很可能会被零星信息误导。

其次，工资水平与总体的食物+非食物能量获取之间的关系很不明朗。我们只有少量行业的工资信息，许多人也许部分或很大程度上是在非货币化经济中从业的，他们在家庭农场或家庭商铺中谋生。在古典时期的雅典，工资数据是由诸如军饷和担任公职的俸禄之类的国家雇佣主宰的。在这些部门，国家担任了独家垄断买方的角色，这就使得工资水平与私有领域的关系变得很难琢磨了。

罗马的数据没有如此严重地偏斜于国家付酬，但也有它们自己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无记录的行业和有记录的行业的对比情况如何，也不知道家庭通常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收入来源来补充文献中提到的工资收入，或者典型的家庭在能量获取方面有多少来自完全在货币化经济之外的生物量。

人均GDP

还有一个办法是计算古代社会的GDP，再除以其人口规模。有多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了对公元最初两个世纪罗马帝国的估计（见表3.2）。这个办法避免了实际工资的一些问题，但也产生了其自身的一些新难题，最明显的是计算须依赖于一系列消费情况。沙伊德尔和弗里森（Friesen）甚至承认“研究罗马世界的学者们，如果不熟悉我们的方法，也许会倾向于把这种项目贬斥为一团乱麻般的臆想”。

表3.2 罗马人均GDP估计

	千克小麦当量（人·年）	千卡（人·年）	千卡（人·天）
霍普金斯	491	1 620 000	4 438
麦迪森、戈德史密斯	843	2 780 000	7 616 仅算意大利：12 712
特明	614	2 030 000	5 561
麦迪森、戈德史密斯 （经沙伊德尔、弗里森的数据调整）	620	2 050 000	5 616 仅算意大利：9 370
埃及“概况” （沙伊德尔、弗里森）	390	1 290 000	3 534
埃及“可观数字” （沙伊德尔、弗里森）	940	3 100 000	8 493
沙伊德尔、弗里森	714	2 360 000	10 710
301年，戴克里先价格法令（根据艾伦的资料）	204	670 000	1 836

资料来源：霍普金斯，《罗马帝国的税收和贸易》( Taxes and Trade in the Roman Empire ）；戈德史密斯，《规模和结构的估计》( Estimate of the Size and Structure ）；麦迪森，《世界经济的轮廓》(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特明，《估算GDP》( Estimating GDP ）；沙伊德尔和弗里森，《经济的规模》( Size of the Economy ）；艾伦，《罗马究竟有多繁荣？》( How Prosperous Were the Romans？ ）

最重要的假设是估计最小食物需求量，这一“提高”能表现出非食物消费情况；另一个假设是要表现出政府开支情况，还要推测出每年工作日的典型数字。关于所有这些数据，意见都很不一致。公元最初两个世纪人均GDP的估计结果，低至古代史学家基思·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提出的相当于每人每工作日7 364千卡，高达经济学家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aymond Goldsmith）和安格斯·麦迪森提出的每人每工作日12 636千卡。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强调研究一系列估计的必要性，但他们的确提出了每人每工作日10 710千卡，作为总结性的数字（17 000万人口在220个工作日中生产了5 000万吨小麦当量）。将估算方法与罗马帝国治下的埃及的资料相结合后，他们认为实际的数字必然在每人每工作日5 864～14 091千卡，好几种不同的方法也都会合于这一范围。

这些能量获取的分数比从实际工资推算出来的要低得多，这似乎出于多个原因。原因之一是，人均GDP的估算法是运用于整个罗马帝国，而不是意大利核心地带的。这又一次提出了关于单位选择的“彭慕兰问题”。我们需要专注于西方最发达的核心地带，在此应该是意大利。麦迪森意识到了这一点，提出流入意大利的税收和贡赋提高了其NDI，使之比帝国其他地区高出2/3，这将使麦迪森对意大利能量消费的估算被推高到每人每工作日12 712千卡（或者，使用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对他的分数提出的调整，每人每工作日9 370千卡）。

然而，意大利的这个分数，甚至仍然低于沙伊德尔所使用的从罗马和庞贝的实际工资推算出的能量获取数字范围的最低值，接近于库克计算的早期农业社会（他指的是大约公元前5000年亚洲西南部的农业社会）的分数。对此的解释是，用于所有对GDP数字的“提高”，非常严重地低估了罗马经济中用于燃料和建筑、风能和水能，以及原材料的生物量。霍普金斯只提高了33%，试图覆盖种子和损耗，即使戈德史密斯给出的最高估计（得到了麦迪森、沙伊德尔和弗里森的同意）也只有75%。关于能量获取的对比数据表明，真实水平一定高得多。

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在其对生物质能量精妙的研究中，以能量密度为标准将生物质燃料分成了两类（见表3.3）。他的极低密度类（泥炭、生材、草类）每千克产生5～10兆焦（相当于1 200～2 400千卡），而低密度类（作物残茬、风干木材）每千克产生12～15兆焦（相当于2 880～3 600千卡），看来与古罗马最为相关。煤炭的使用在罗马帝国并非无足轻重，尤其是在北方省份，但化石燃料的确还不是主要的燃料来源。

表3.3 能量密度

密度	能量	能量密度（每千克兆焦）
食品
极低	蔬菜、水果	0.8～2.5
低	薯类、牛奶	2.5～5.0
中等	肉类	5.0～12.0
高	谷物和豆类	12.0～15.0
极高	食油、动物脂肪	25.0～35.0
燃料
极低	泥炭、生材、草类	5.0～10.0
低	作物残茬、风干木材	12.0～15.0
中等	烟煤	18.0～25.0
高	木炭、无烟煤	28.0～32.0
极高	原油	40.0～44.0

资料来源：斯米尔，《大众能量学》（ General Energetics ）

我们当然没有罗马帝国生物质燃料使用情况的统计数字，但我们的确有一些具有提示性的比较证据。20世纪热带狩猎－采集群体通常靠每人每年不到500千克的生物质燃料就能过活，其中大部分估计是极低密度类型的，也就是说，其能量获取量大概为每人每天1 300～2 600千卡。气候较冷地区的农业社会化通常使用的生物质燃料约为每人每年2.5吨，估计既有低密度类的，也有极低密度类的；假设低密度类/极低密度类的比率为50：50，那么能量获取量约为每人每天12 329～22 191千卡。18世纪西北欧和北美先进的有机经济体的使用量为每人每年3～6吨。如果我们再次假设低密度类和极低密度类燃料的比率为50：50，那么能量获取量将为每人每天21 699～43 397千卡。

这些关于其他社会生物质燃料使用情况的数据，与库克对西欧中世纪晚期先进农业社会的非食品能量消费的估计——每人每天20 000千卡——是一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古代地中海地区的经济在这个范围内需要摆在什么位置。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求助于考古学。

考古证据

考古方法包括调查古人为获取能量所留下的实际物质残存，其形式包括人类和动物的骸骨、碳化的种子、花粉、房屋、人工产品和污染留下的化学痕迹。这种实地考察的办法比更程式化的实际工资法和人均GDP法麻烦得多，但更具有实证效力。最重要的是，比之非常抽象的人均GDP法，这能描绘更清晰的画面，并显示出无论实际工资法还是人均GDP法，都严重地低估了古代社会的能量获取能力。

考古证据证实了实际工资法产生的数据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按照古代社会的标准，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人获取能量的能力很高。他们的饮食相对较好，肉类的含量通常较低，尽管地方与地方之间差别较大。橄榄油、葡萄酒、水果、大蒜和鱼类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尽管鱼类的消费量像肉类一样，一地与另一地之间差别很大。食物消费不足以将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提高到168厘米以上，但鉴于“昂贵的”热量的数量，按照地中海地区古代社会的标准，典型的希腊人摄入的食物能量一定是相当高的，也许能达到每人每天4 000～5 000千卡。

典型希腊人的饮食好（人口增长也快），部分也许是因为太阳活动减弱，使得公元前800年气候从亚北方气候转为了亚大西洋气候，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更凉爽、更湿润的天气，有利于依赖冬季的雨水种干谷的农民。然而，最近对地中海东部地区的80份论文的综合研究，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区域差异，而在大约公元前800～前200年，只有细微的变化。

无论气候扮演着什么角色，希腊人的行为变化似乎的确发挥着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起，实地调查的考古学家们就认识到，对希腊农业模式的旧看法，即认为其效率低下和规避风险，绝对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农业体系不可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供养古希腊世界的人口密度。

关于聚落形态和发掘出来的农庄的证据，表明公元前500～前200年可能出现了邻近土地上形成集中劳动群体的变化，使得肥料得到大量施用，通常生产是为了适应市场，通过干谷耕作获得的收益至少要到19世纪才能与之媲美。孢粉数据支持了这一观点，谷物和橄榄生产的巅峰时期，在大约公元前500～前200年，不仅出现在希腊，而且遍及地中海东部地区，甚至深入到亚洲的伊朗西部。

古典时期希腊的房屋又大又舒适，通常都有240～320平方米的屋顶空间。关于房屋价格的资料存在争议，但一般来说一座房子的成本大概是1 500～3 000德拉克马（古希腊银币），当时5 000千卡的日常饮食需要约半个德拉克马——这意味着一座普通房屋的成本相当于1 500万～3 000万千卡。按30年的房屋寿命期平摊，相当于每天将近1 375～2 750千卡。（我们无从得知希腊人预期的房屋寿命是多久，但30年似乎大致符合从考古遗址观测到的房屋重建率。）

更难量化的是窑炉、熔炉、作坊等代表的人均能量消费。正是这些窑炉、作坊生产了我们在希腊人的房屋中，在神庙、堡垒、武器和盔甲、战船、公共建筑、私人纪念碑、道路、港口、艺术作品，以及考古学家们发掘的无数其他目标旁发现的所有人工制品。还有从远到乌克兰和埃及等地的农场运来的大量食物，其运输成本所代表的人均能量消费。然而，对比古希腊定居点（如毁于公元前348年，如今已被发掘得很详细的奥林索斯）与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北欧地区的定居点（如英国的沃勒姆－珀西）的房屋质量和手工艺品的丰富程度，更不用说对比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希腊，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古希腊人享受着极高的物质生活水平。

同样惊人的还有，古希腊人不仅承受得起相当高水平的非食物消费，并且在公元前4世纪的爱琴海一带也承受得起较高的人口密度。在希腊的好几个部分，公元前4世纪的人口密度都无法望其项背，直到20世纪。如此多的希腊人居住在城镇或小城市里，而不是住在小村或农庄中，这个事实一定意味着他们的能量获取达到了非同寻常的高度。杰夫·克朗（Geof Kron）在一篇重要论文中利用住房证据，论证了在许多方面，普通的希腊人实际上过着比18世纪普通的英国人都要好的生活。

希腊考古资料清晰地指向高能量获取量（按照前现代的标准）。我估计公元前4世纪的这个数字在每人每天20 000～25 000千卡（更可能接近于较高的数字而不是较低的数字），是从“黑暗时代”的水平——在公元前1000～前800年，每人每天接近于16 000千卡——突然跃升上来的。

大量关于罗马证据表明，公元1～2世纪意大利地区的能量获取，比公元前4世纪时的希腊还要高。农业产量的水平仍然存在争议，尽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埃及的灌溉农业的产量似乎极高。对于消费的定量研究——包括从定居点发现的牲畜骸骨，到船只残骸的数量、因工业活动而产生的铅和锡污染的水平、森林采伐的程度、公开铭刻石头的频率、流通中的钱币数量，以及沿德国边境发现的考古出土物的数量在内的一切——也指向了同样的结果：地中海的人均获取能量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增长迅猛，其巅峰时期是公元前100～公元200年，然后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期出现下跌。图3.5展示了船只残骸数量的升降（通常被视为海上贸易水平的表现），与西班牙潘尼柳–韦柳地区年代确定的沉积物中铅污染水平的高低密切匹配。

每类资料都有其自身的局限，但没有一个论点能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公元前第一个千年非食物消费有很惊人的增长，以及为何其巅峰出现在公元头两个世纪。船只残骸的资料和罗马城周边的运输用陶器的巨大垃圾堆（其中仅泰斯塔西奥山就包含2 500万个陶器的残片，这些陶器曾被用于装船运输两亿加仑橄榄油），也证明了非食物能量被用于增加食物供给，而且“昂贵”食物热量的消费水平异乎寻常地高。一些学者还探明了公元头两个世纪人们身高有所增长，尽管另外一些学者比较悲观，认为罗马帝国早期意大利成年男子的身高普遍不到165厘米，这使得他们比铁器时代或中世纪的意大利人要矮。更多的证据，以及更多的与之相应的统计技术的运用，应当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寄希望于格尔杰·克莱恩–戈尔德维克（Geertje Klein-Goldewijk）的罗马人骨骼数据库的面世。

像在希腊的情况一样，房屋证据的信息量也许是最大的，罗伯特·斯蒂芬（Robert Stephan）和杰夫·克朗目前正在搜集和分析这方面的资料。来自埃及和意大利的资料已经表明，公元初的几个世纪，典型的罗马房屋甚至比古希腊的房屋还要大，而且（按照前现代的标准）复杂精细的水管设施、排水系统、屋顶和地基遍及社会各阶层的房屋。

罗马考古遗址物质产品的激增甚至更令人惊讶。轮制的、烧制得很精美的陶器，装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双耳瓶，还有贱金属的饰物和工具的大规模生产，在公元头几个世纪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准。分布图也显示，到公元200年时，贸易网络之广大和密集，远超后世，至少要到17世纪才又恢复到那时的水准。与帝国正式边界之外很远的印度的贸易规模，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考古数据表明，通过考察实际工资，尤其是人均GDP的办法来研究罗马经济，会低估罗马核心地带的能量使用情况。迄今为止，所有的人均GDP计算均以人类对食物热量的生理需求为出发点，对非食物消费进行了随意的“提高”，既没有考虑生物质能量的比较证据，也没有考虑非食物消费异乎寻常的激增的考古证据。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至今出现的最大的“提高”为75%，但比较证据表明，对于复杂的农业经济来说，这个数字甚至都太低了。

库克总结说，即使对于一个“标准的”先进农业经济体，“提高”的幅度都应在300%以上。考古证据很清楚，大约公元前200～公元200年的罗马时代的意大利，绝非一个“标准的”先进农业经济体。目前还没有办法非常精确地确定应当对其“提高”多少，但考古证据给我的启示是，应当比古希腊高出许多，很可能应提高400%以上。因此，公元1世纪时罗马核心地带总能量获取能力大约为每人每天31 000千卡。

这一估计使得公元100年左右的罗马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能力，仅比公元1700年的西北欧核心地带稍稍落后一点。

对罗马经济来说，这是一个比人均GDP的估计更乐观的评定，但能解决对罗马经济观察方法不一致的问题。麦迪森的数字显示公元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与1500年的西北欧最相当，不过他随后又指出，罗马的城市化水平实际上与约1700年的西欧更接近，而不是约1500年。虽然沙伊德尔和弗里森也曾总结说，公元2世纪时整个罗马帝国范围的经济不像1580～1600年的荷兰或1680～1700年的英国的经济那样复杂、精细，但他们的确提到过，意大利核心地带的表现要好得多。经济学家保罗·马拉尼马（Paolo Malanima）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我只知道另外还有两个人，曾试图用我在这里使用的术语，计算整个罗马帝国的能量获取。第一次讨论是瓦茨拉夫·斯米尔在其《为什么美国不是新罗马》（ Why America Is Not a New Rome ）一书中提出的。这本书旨在彰显当代美国和古罗马之间的不同。斯米尔非常正确地强调的一个观点是，两者在能量获取方面存在巨大的鸿沟。然而，斯米尔在试图证明这个非常有效的观点时，所提供的罗马人能量使用数据是难以置信地过分低估了。他认为当代美国人使用的能量比罗马人高出30～50倍，这将使罗马人的总能量获取数值定为每人每天4 600～7 700千卡。如果我们假设其中大约2 000千卡是食物（这意味着忽略考古证据所显示的来自肉类、食用油和葡萄酒等的相当高的昂贵热量消费水平），那么就只剩下每人每天2 600～5 700千卡来涵盖所有其他能量消费了。为了证明这个估计是正确的，斯米尔提出罗马人使用的燃料每人每年只有相当于180～200公斤的木材，或者说大致为每人每天1 750～2 000千卡的热量。

这些数字与关于罗马人的消费状况，或罗马时代沼泽、冰蕊和湖床的铅污染程度的考古证据不相符。斯米尔的数字与他在《世界历史的能量》（ Energy in World History ）一书中使用的前现代时期生物量的数据，也不兼容。斯米尔对罗马的估计，使其能量获取能力与一些有记录的最简单的农业社会为伍。我本人的估计与洛·卡西欧（Lo Cascio）和马拉尼马的计算大致相当，我们都将巅峰时代的罗马（约公元100年）的能量获取能力与1700年的西北欧相提并论，而麦迪森和沙伊德尔、弗里森则认为其与16世纪的西北欧相近。然而，斯米尔在《为什么美国不是新罗马》一书中提出罗马人获取的非食物能量只有每人每天2 600～5 700千卡，这就将罗马人的水平降至不足斯米尔本人在《世界历史的能量》一书中估计的18世纪的西北欧能量获取数字（每人每天21 700～43 400千卡）的1/8了，使罗马人更接近于狩猎－采集社会，而不是早期现代农业社会。所有其他类的证据都使之显得实在太低了。

第二个讨论是保罗·马拉尼马在他的论文《罗马世界的能量消费和能量危机》（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ergy Crisis in the Roman World ）中提出的。这篇论文是其在2011年罗马美国学院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该论文的附录之一直接回应了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的论点，提出罗马人获取的能量在巅峰时期为每人每天6 000～11 000千卡。这大致是斯米尔所估计的数字的两倍，却不及我的数字的1/3。

我们的计算之间的某些差异是明显的。正如上文所述，不同类型的食物能量有不同的成本；通常要耗费大约10千卡的饲料才能产生1千卡的肉食，这意味着向肉类消费转变的时期，也是人均能量消费增长的时期。以面包和水为食的人，也许会像以牛排和香槟酒为食的人一样，吃掉同样千卡数量的食物能量，但食用牛排/香槟酒代表着高得多的总体能量消费水平。考古证据表明，罗马时期大多数人的饮食成本都有巨大增长。这在罗马本地最为显著。葡萄酒和橄榄油消费的爆炸性增长创造了泰斯塔西奥山，但即使在最简陋的村落遗址，也出现了向更昂贵的食物热量转化的惊人证据，覆盖的人口达数千万。虽然普通罗马人的饮食并非牛排和香槟酒，但的确他们至少有橄榄油和进口葡萄酒。

马拉尼马将用于建筑、工业和运输的材料排除在了能量内容之外。在罗马时代之前的大部分时间，这种定义上的差异不会对计算产生重大的影响，因为那时候的建筑、工业和运输业一直非常简单。但考古证据又一次清晰地显示，罗马时代与前罗马时代最巨大的反差之一就是所有这些领域的活动的蓬勃发展。

马拉尼马在定义上的判定，不断地创造着比我的分值要低的能量获取分数。而同时这种情况又不少见，那就是当他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猜测（例如，对于罗马帝国役畜的数量及因此而消耗的饲料量的人均数值，或者对人均消耗的木材量的猜测），而选择了较低的估计数字时，我们的差异还在进一步扩大。这些差异合起来，就会使我们每个人所估计的提高的幅度越发不同。

如果争论纯粹是定义上的，那倒不是很重要，因为马拉尼马和我都竭尽全力地做到了清楚、直白，读者们可以根据自己想了解的问题，选择使用相关指数。然而，马拉尼马还提出，我所得出的罗马帝国的数字肯定是夸大了。他认为我的数字意味着罗马人获得了比19世纪的许多欧洲人还要多的能量，而且罗马帝国早期的能量强度（即消费的能量与GDP的比值，或者基本上是耗费1千卡所能赚取的美元数）是1800年的西欧的两倍。

马拉尼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将我对罗马帝国核心地带能量消费所做的每人每天31 000千卡估计，与他本人的欧洲人在1800年只能获取大约每人每天15 000千卡的估计进行了比较。他的数字比我得出的1800年左右西欧核心地带能量消费为每人每天38 000千卡的数字低了很多。我的数字来自库克、斯米尔和麦迪森的计算，因为纵观19世纪前的时期，马拉尼马定义的能量获取比库克的和我的都狭窄得多。结果，马拉尼马计算的1900年前的分数，始终只有我和库克计算的一半左右，所以，将我计算的100年的能量获取数与他自己计算的1800年的数字进行比较，只能产生荒谬的结果。我们的设想当然是不同的——按照马拉尼马的计算，西方核心地带的普通人在1800年消费的能量要比100年时的多大约75%；而依据我的计算，只多25%——但是，在罗马帝国使用的能量比英国廉价的情况下，马拉尼马认为我的分数是荒谬的，纯粹是因为他坚持将术语定义不同的指数直接进行比较。

我们可以将定义上的分歧视为看待数据的两种不同方式，马拉尼马的定义将导致较低的结果，而我的定义则导致较高的结果。那么引人注目的是：总体的画面何其相似。马拉尼马和我都认为，欧洲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之间的这段时期，能量使用是稳步增长的这种旧看法是错误的。能量获取状况自罗马帝国之后曾一路下跌，最快也要到1700年时，欧洲人才刚刚赶上罗马人的水平。甚至到20世纪时，我们的画面仍大致是相似的。依照我的定义，在西方核心地带，能量消费从1900年的每人每天92 000千卡增至2000年的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增长系数为2.5）；而依照马拉尼马的定义，在西欧，能量消费从1900年的每人每天41 500千卡增至2000年的每人每天100 000千卡（增长系数为2.4）。

然而，这种将马拉尼马的计算和我的计算相对比的方法，会忽略两者之间的巨大反差。正如我在前文中指出的，当我们只观察过去2 000年时，这两种方法会产生大致相同的情景。但是，当我们观察自最后一个冰期以来的历史时，情况就大为不同了。马拉尼马的数字意味着从拉斯科时期到泰斯塔西奥山时期，人均获取能量一定大致翻了一番（从养活能生存的人口所需的最低水平，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长至每人每天约8 500千卡），而我则认为应当增长了七八倍，增长至每人每天31 000千卡。

马拉尼马倒不像格里高利·克拉克那样离谱。正如我前面曾提到过的，克拉克曾说，“（公元）1800年时世界上的人均富裕状况并不比公元前100000年时的好。”然而，马拉尼马的数字意味着在公元前14个千年间，能量获取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005%。而我的数字意味着年平均增长率为0.02%，这个速度也不算快，但使前现代的经济发展展示出一幅非常不同且更真实的面貌。

在本章较前面的部分我曾提到过，对罗马世界感兴趣的经济学家们，通常都试图探究罗马的实际工资或人均GDP，却很少有人关心考古记录的杂乱的细节。其结果之一便是他们似乎往往对罗马世界与史前社会之间的鸿沟，缺乏比较清晰的认识。马拉尼马对度量什么和如何度量所做的设想，没有抓住罗马帝国的生活与像耶利哥那样一万年前的农业城镇的生活，以及像南非的平纳克尔角那样10万年前的定居点的生活之间的反差。观察非常长期的能量历史，需要更完备地研究考古记录，也需要采用像库克那样的先驱人物们创新的方法。能量流之类的问题对研究史前社会和古代社会至关重要，而库克等人的方法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比马拉尼马的方法要敏锐得多。

结论

贯穿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人均获取能量都有所增长，在1世纪时达到最高点，约为每人每天30 000千卡。按照前现代的标准，达到极高的水平，接近于1700年左右西方核心地带的水平，不过按现代的标准仍算很低，也许连当代美国15%的水平都达不到。图3.6显示了我对古代时期（公元前500～公元200年）和现代时期（1700～2000年）的估计。

图3.6 公元前500～公元200年和1700～2000年西方能量获取估计数字

古代和现代之间（200～1700年）

下一个挑战是填补古代地中海地区和早期现代欧洲的数据之间的漫长鸿沟。我把这1 500年分成了3个阶段： 200～700年、700～1300年、1300～1700年。

衰退（200～700年）

图3.5显示了在这第一个阶段中，工业和商业活动出现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意味深长的衰退，说明能量获取也在下降。

原则上讲，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于301年颁布的关于价格和工资的著名法令，应当能使我们了解4世纪初时的实际工资情况，从而为我们提供起点，但实际上，问题远不是这样简单。根据沙伊德尔的计算，从该法令所推测的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只相当于每人每天9 376千卡，低于1～2世纪时意大利的大约每人每天25 000千卡（不过存在很大的变量，12 000千卡上下）。然而，罗伯特·艾伦的计算显示，实际工资只相当于1 439千卡，和18世纪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一样低，即使把工资全部用于购买食物，也维持不了太久。无疑，这个法令似乎说明从公元150～301年，实际工资下降了，但沙伊德尔和弗里森建议将其中的数字权当痴心妄想，与真实世界中的价格相距甚远，他们恐怕是对的。

最近几项对考古证据的研究，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公元200～700年间能量获取水平下降的印象，不过这些研究也表明，变化的详细情况和速度在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表现殊为不同。一些新的能量获取手段，例如铧式犁和水车的使用，在公元200年后变得越发普遍，尤其是在罗马核心地带其他方面都相当落后的北部边缘地区，但是总体趋势是显著地在向另一个方向变化。

除非罗马晚期考古的专家们能够更精确地对考古证据进行量化，否则很难做出准确的估计，但是公元200～700年的概貌是：由石头和砖头盖成的高大房屋被木头和泥土建成的矮小房屋取代了；铺砌的街道被泥土道路取代了；排水沟和高架渠被废弃了；人的寿命、身高和数量都下降了，存活下来的人们从城市流向了农村；远程贸易衰落了；简陋的手制陶器取代了精致的轮制陶器；木制和骨制的工具使用增多，而金属工具减少；工厂纷纷歇业，被乡村匠人或家庭手工业者取代。

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曾提出，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水平下降，是从1世纪60年代开始的。当时穿越大草原的人口迁徙，使得欧亚大陆东西端原本迥然不同的细菌融合了起来。图3.5显示，这种被称为“安东尼瘟疫”的突发疾病，在公元200年前就已经开始拉低能量获取水平了。随着气候开始恶化，到公元3世纪时，这种下降的趋势日渐明朗，特别是在罗马帝国的西部；但是从5世纪开始的第二轮暴跌有着深远的影响。早在公元450年，不列颠岛的极西北部便显示出物质财富的骤降。到500年时，高卢也出现了这种情况。600年时蔓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到700年时又吞没了北非和爱琴海沿岸的拜占庭核心地带。

公元400～700年，崩溃的浪潮从西北席卷东南，通常呈现出各种纷繁复杂的模式，正如新近对6世纪安纳托利亚地区西部的萨迦拉索斯遗址的公共厕所进行的植物考古研究所证明的。研究显示在当地农业越来越精耕细作的同时，城市结构却在瓦解，呈现出明显矛盾的画面。然而，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过程中，整体效应却是明显无误的。西方的核心地带在地理上收缩了，缩小到今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一带。地域的缩小是与人均能量获取水平的下降是相应的。

这就是说，我们应当认为公元200～700年的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水平的下跌并非是灾难性的。在埃及和伊拉克，灌溉系统、城市和基本的国家形态仍然是完整无缺的，阿拉伯人的征服也许反而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增长。在其他地方，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如意大利地区的6世纪，或安纳托利亚地区的7世纪），人们仍然采集木头，生火做饭，做着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大致相同的事情。然而，总体能量获取水平肯定是下降了。例如，最近对英国所做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7世纪时，非常简单且千篇一律的谷物食物，代替了罗马时代更加丰富多彩的饮食。

在当前的证据状态下，我们只能根据特定的考古发掘报告，进行大致的猜想。从公元200～500年，能量获取水平可能下跌了10%（核心地带从大约每人每天31 000千卡降至大约28 000千卡）；然后在公元500～700年，又下跌了10%，降至大约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其实，公元200～700年，埃及和伊拉克的人均能量水平即使真有下降，恐怕也降得很少，但是意大利、北非和高卢南部等地区的暴跌，却导致了西方最发达的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700年时比200年时低了20%。

这个下降程度远没有图3.5所显示的那样剧烈（原因是图3.5也许主要反映的是变化最大的非食物热量和昂贵食物热量），但在一些罗马史专家看来，似乎仍然被夸大了。在整个19～20世纪的相当长的时间内，历史学家们都倾向于认为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对晚期古代社会的总体观点是正确的，但到了20世纪60年代，有批评家提出了反对意见。按照最主要的修正主义者彼得·布朗（Peter Brown）的说法：“撰写晚期古代世界（公元200～700年）的历史简直是太容易了，好像那就是一个关于‘衰落和瓦解’的悲伤故事。”布朗抛弃了吉本的黑暗画面，他主张：“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这个时期是与令人震惊的新开端相连的……对于被一个敏感的欧洲人如此珍重地视为其自身文化中最‘现代’和最有价值的……‘当代’特性，我们表现得极度敏锐。”

布朗意在提醒历史学家们，不应让衰落和瓦解的叙事，遮掩了晚期古代社会文化转变的复杂而迷人的事实，但经过30年的提醒后，许多历史学家如今已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安德烈娅·贾尔迪纳（Andrea Giardina）曾评论说：“现在有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诸如‘衰落’或‘颓废’之类的词意识形态色彩太过强烈，因而也就成了对人们的误导。”布朗主张我们应当将公元200～700年这个时期视为从古典文化进入早期中世纪文化的转型时期，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太多历史学家任由这种新观念蒙住了自己的双眼，无视这也是政治和经济崩溃的时代这一事实。战略学家爱德华·鲁瓦克（Edward Luttwak）最近曾说，“新的时尚观点将晚期古代社会的转型几乎说成了和平的迁徙与温和的渐进式转变，然而却遭到了详细的考古证据的反驳。考古证据中充满了暴力、破坏，以及上千年都无法恢复的物质享受和教育成就的灾难性的损失。”我发现几乎没有人否认这个结论。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对渐进主义模式的最好的修正办法，就是直接将对2世纪时罗马帝国任何部分的遗址考古报告和调查数据，与7世纪时同一地区的报告和数据进行对比。所有遗址（甚至包括比罗马帝国所有其他部分都更好地渡过危机的埃及的遗址）都显示出物质生活水平和能量获取水平的下降。

说不清的600年（700～1300年）

虽然很少有人质疑这600年间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是否在总体上呈现缓慢上涨的趋势，但详细情况却难以说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研究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对于能量获取的关注度相比同行要低。

在公元700年时，西方核心地带已收缩至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地区。有一些证据表明，8世纪或9世纪是叙利亚，9世纪或10世纪是伊拉克，11世纪塞尔柱人入侵时是整个亚洲西南部地区，能量获取水平都下降了，但是在700～1300年这段时期，似乎埃及始终保持着能量获取的高水平，而西班牙地区有所上升。欧洲基督教地区在900年后显然出现了强劲的经济复苏，到1300年时，最富裕的地区意大利赶上了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埃及的水平。

拜占庭帝国在10世纪也显示出经济迅速复苏的迹象。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其一篇极具价值的论文中，利用了相当丰富的资料，计算出在大约公元1000年时，拜占庭核心地带非熟练工人的平均实际工资为大约每年680美元（以1990年国际元的购买力平价）。像罗马的人均GDP的计算一样，这个数字对食物热量之外考虑很少。米拉诺维奇特别对非食物收入进行了小小的提高。然而，他的确注意到了，他得出的拜占庭人均GDP数字比大多数人估计的罗马帝国早期人均GDP数字低大约20%，比扬·范·岑登计算的1086年英国人的收入和格里高利·克拉克计算的13世纪初英国建筑匠的收入高20%～25%。所有这些人均GDP研究使用的都是同样的方法，说明即使绝对数字低估了能量获取水平，随时间推移的相对变化仍然可以准确地反映实际状况。

从这些对比推断，再为非食物热量做较大的提高，如果公元1世纪时罗马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大约为每人每天31 000千卡的话，那么公元1000年左右拜占庭的能量获取水平则约为每人每天26 000千卡。而如果米拉诺维奇所采纳的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Lopez）的论断——公元1000年左右拜占庭和阿拉伯人的阿拔斯王朝的能量获取水平大致相当——是正确的，西方核心地带整体水平也应当达到每人每天26 000千卡。而公元第二个千年早期，英国遥远边缘地区的能量获取水平约为21 000千卡。如果有什么要补充的话，那么通过罗马和拜占庭人均GDP和实际工资的对比，也许会稍稍低估了公元100～1000年能量获取水平总体的下降情况，因为这一下降也许对非食物热量的影响比对食物热量的影响要大得多，而戈德史密斯–麦迪森–米拉诺维奇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都忽略了这些非食物热量。

如果这一系列推断都是正确的，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在700～1000年只有极小提高，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增至26 000千卡。尽管这个数字无疑与希腊的发现是相符的，但考古证据的匮乏使得这点很难得到验证。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在700～900年比较平稳地保持在大约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在10世纪时开始攀升，在1000年时增至每人每天26 000千卡，然后可能在1300年时达到了每人每天27 000千卡。欧洲的考古证据似乎与此相符，有家庭财产增多、坚固房屋增多、贸易加强，以及政府开支大大增多的显著迹象。甚至在遥远的波兰边缘地区，11～12世纪的饮食也比以前要丰盛得多，花样也繁复得多，但是欧洲最富裕的地区似乎仍然是意大利。

我们不可能对13世纪的意大利和埃及进行直接的考古对比，这是令人沮丧的，但经济史学家谢夫凯特·帕慕克（Sevket Pamuk）搜集的实际工资数据显示，1300年时意大利北部的工资水平（可以推测总体的能量获取水平）可能已经赶上了埃及，并领先于拜占庭；而到1400年时，意大利连埃及也超过了（见图3.7）。

快速增长（1300～1700年）

如果对中世纪和近代的能量获取水平的这些估计大致是正确的，那么在1300～1700年这段时期，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一定增长了大约23%，从大约26 000千卡增至大约32 000千卡。这比同样时间跨度的任何其他时期都要快，除了公元前400～前1年这段时间，当时增长了29%——从24 000千卡增至31 000千卡。古代和近代早期增长率和总体分数的近似，说明历史学家们喜欢将这些时期做类比，并非是不合时宜的。

欧洲许多城市自中世纪晚期以来的极其详细的实际工资系列数据，如今都可以得到。这些数据表明整个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总体减少了；1350年，黑死病加大了土地与劳动力的比率后，工资得到了巨大回升；随着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的人口增长，实际工资又逐渐下降了，但是到1600年时，西北欧和南欧、东欧的工资水平拉开了距离：西北欧的工资呈回潮之势，而南欧和东欧仍在继续下跌；1700年时，阿姆斯特丹的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比在1350年时高出了30%，而伦敦的非熟练工人高出了80%，这两地的工资增长都高于前面提到的能量获取水平的提高。

安格斯·麦迪森对人均GDP的估计使得1500～1700年这段时期呈现出极其不同的面貌。按照麦迪森的计算，除了意大利，整个16世纪西欧的生产率全面持续增长。在他看来，1700年时荷兰和英国取得了领先地位，并非因为它们在17世纪复苏了而其他地区却倒退了，而是因为它们比欧洲的其他经济体发展得更快。他确定在1500～1700年西欧生产率增长了29%。

像古代时一样，实际工资和人均GDP情况之所以有所不同，很大程度上应解释为，度量的是非常不同的事物。西欧的领主们在黑死病肆虐后无法再任性妄为，使得资源配置大大地向穷人转移，实际工资的增长比生产率的增长快得多；但随着16世纪人口回升，实力又转回贵族那一边，尽管人均GDP仍在增长，实际工资却下降了。

1350年后长达一个世纪的实际工资飙升，也遮掩了14世纪的广泛大衰退的事实。衰退在很多方面损害了贸易和工业。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表明情况并不像以往的某些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严重，但14世纪的灾难和不稳定似乎仍然拉低了能量获取水平，但下降幅度不大。从1300年的每人每天27 000千卡降至1400年的26 000千卡，但由于缺乏关于定居点的可量化的考古证据，这只是猜测。

1300～1700年的能量获取水平呈现上升（见图3.8），这方面的考古证据非常明显，似乎也符合我在前文中提出的23%的涨幅，尽管考古证据还没有详细到能够验证我所提出的每人每天的能量获取水平在14世纪下降了1 000千卡的看法。西北欧农业产量增长的证据非常清楚，文字资料和实物证据都表明，13～14世纪在城市人口增长的压力下，捕鱼量有显著增长，渔场也得到了扩张。

食物热量的增加仍不足以明确地影响成年人的身高，但在非食物热量中，变化要惊人得多，特别是在1500年后。遗嘱和诉讼文书中显示的细节和发掘出的遗物，全都表明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1700年时西欧的房屋比1300年时的更大、更精致，物质产品也更丰富。工业生产在增长，人们工作的时间更长，诸如泥炭和煤炭等化石燃料开始贡献巨大的能量。虽然对比肯定仍然是猜测性的，不会很精确，但17世纪时西北欧的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可能已经超过了罗马巅峰时期（约公元100年时）。

冰期晚期的狩猎－采集社会（约公元前14000年）

尽管也许令人吃惊，但我们在估计冰期末期的能量获取水平时，较之其后到18世纪前的任何时代，我们有更充分的立足点。尽管自农民将最后的食物采集者逐出最早的西方核心地带（侧翼丘陵区）已过去了数千年，同时，该地区的气候和生态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比较研究仍能相当准确地确定能量获取的可能参数。

颇具盛誉的生物能量学和灵长类动物生态学等领域的研究，为我们展现了我们最近的进化邻居类人猿的能量使用情况的生动画面，而经济人类学家也测出了从炎热的非洲到寒冷的西伯利亚，当代世界各地的食物采集者的能量获取情况。

已知最早的作为物种的人，180万～250万年前生活在东非地区。他们的能量需求近似于黑猩猩，但有相当确凿的证据表明，这种“能人”吃肉的次数比黑猩猩要频繁，他们甚至可能已经成为活跃的猎手，而不是拾荒者。通常需要植物与太阳能的光合作用产生的大约10千卡的化学能量，才能使动物产生1千卡的动能，所以，能人已经在用昂贵热量取代廉价热量了。即便如此，能人由于身材矮小、脑容量较小、物质文化简单，可能通常也只需要大约每人每天1 500千卡的能量。

随着180万年前东非的能人进化成直立人，能量获取水平可能得到了巨大飞跃。直立人的脑容量增长了大约40%（从610毫升增至870毫升），体重增长了75%（从35千克增至62千克），身高增长了近50%（从1.15米增至1.7米）。直立人可能已能随心所欲地生火，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非食物能量获取的能力，并使他们通过改造食物从中吸收了更多热量。由于大约5万年前的考古记录太少，证据是存在争议的，但是最近在以色列的盖谢尔贝诺特雅各布地区的考古发现强而有力地证明了79万年前直立人已经懂得使用火了。假如从木头中释放能量烹饪食物已经成为尽人皆知的技术，那么直立人的总体能量获取水平可能已升至大约2 000千卡。

随着原始人类北迁越过北纬40°线，他们必须摄入更多能量以应对更为寒冷的气候。英国的山毛榉坑和德国的舍宁根都发现了4万年前的人类经常使用火的确凿证据。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尼安德特人摄入的食物能量中相当大一部分都是昂贵的肉类热量，特别是在较寒冷的地区和时间。生物能量学家估计他们通常每人每天要消费至少3 000千卡，也可能接近5 500千卡。

冰期晚期的现代人需要用于食物的热量相对较少，因此用于燃料的热量也较少，但其他类非食物能量的获取极大地增长了。对虱子的基因分析表明，人类至少在5万年前，也可能在15万年前，就开始穿合身的衣服了。对化石脚骨所做的解剖研究也表明，至少在4万年前，人类也普遍穿鞋了。大约5万年前，智人也开始将少量的能量用于个人装饰，将相对较多的能量用于建设栖身场所。考古学家们至今仍未发现关于原始人类盖房子的令人信服的证据，但至少自5万年前起，现代人开始将能量投入建筑了。从最早的时候起，修建这些建筑物就需要数千千卡的非食物能量，但是人们在没有山洞可以使用时，有了遮风避雨之所，就可以借助火炉取暖，使这种努力得到了回报。

到冰期末期，大约公元前14000年时，在亚洲西南部西方核心地带，像欧哈罗这样的考古遗址，人类总体的能量获取水平（食物+非食物）一定是在每人每天4 000千卡左右。我做出这样的估计，是因为食物能量不可能长期远少于每人每天2 000千卡。假如非食物能量获取远低于此，纳吐夫人的物质文化就要比考古记录所显示的简陋许多；假如非食物能量获取远高于此，考古记录也会比实际显得富裕许多。

从采集者到帝国主义者（公元前14000～前500年）

正如图3.9所清楚地显示的，关于冰期晚期西方核心地带狩猎－采集社会能量获取水平合理有把握的估计数字（公元前14000年，每人每天4 000千卡），与下一个合理有把握的估计数字（公元前500年的地中海东岸城市居民，每人每天23 000千卡）之间，还有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补。我们可以为这13 500年简单地假设一个平稳的增长率，或者是算术的，或者是几何的。但实际上，将实地考古资料与文献数据相结合，借助经济人类学方法，再对比公元前500年之后的分数，我们是可以得到更准确的估计数字的（见图3.10）。

我将这一时期划分为6个阶段，先简要地概括一下每个阶段的大致发展情况，再努力对这些变化对于能量获取的意义进行定量分析。

丰富的采集社会（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

考古证据似乎非常清楚，亚洲西南部随着冰期末期气候越来越温暖、越来越稳定、饮食越来越丰富，棚屋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精致了，物质文化在发展。叙利亚的阿布胡赖拉的考古发现表明，用于种植的黑麦在公元前11000年时，更大种子已被选出来。亚洲西南部的人仍然是采集者（不过越来越多地成为定居者），到公元前11000年时，他们的能量获取水平仍然更接近于冰期晚期时的每人每天4 000千卡，而不是库克所认为的早期农业社会所应达到的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出，这3 000年至少就百分比而言有了相当大的相对增长，即便没有按照后世的标准，认为在千卡的绝对数量上有较大增长的话（见图3.10），也会得出这一推论。

新仙女木小冰河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

被称为新仙女木期的长达1 200年的小冰河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对能量获取意味着什么，是有争议的。一方面，公元前10000年时，很多永久性村落似乎被遗弃了，居民回到了更具流动性的生活，在建筑和物质文化方面投入的能量也减少了；另一方面，最早的重大公共建筑出现在像柯尔梅斯德雷、杰夫–阿玛和穆赖拜特这样的考古遗址，意味着能量获取的增加。在我看来最稳妥的办法是，至少在相关证据得到重大完善之前，先假设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10800～前9600年基本是持平的。这样与平稳的算术增长模式和几何增长模式都有了较大差异。这两种模式都认为公元前10800～前9600年之间能量获取水平增长了17%（算术模式认为从每人每天9 000千卡增至10 500千卡；几何模式认为从每人每天6 000千卡增至7 000千卡）。

农副产品的革命（公元前9600～前3500年）

公元前9600年后，随着天气变暖和定居生活的普遍化，我们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第一个是，耕种恢复得相当快。在公元前9000年时的约旦河谷、幼发拉底河谷和底格里斯河谷的多个考古遗址，都出现了非自然生长的小麦和大麦的大种子，到公元前8500年时就变得更普遍了，在很多考古遗址都能看到完全是人类种植的最早的小麦和大麦（坚硬的叶轴和外壳都还没有碾碎）。到公元前8000年时，沿着今伊朗、土耳其、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和约旦的边境地区延伸的侧翼丘陵地区，将近半数的碳化的谷物种子都是人类种植的了。到公元前7500年时，几乎全部的种子是种植的了。

驯化动植物的定居生活提高了平均每公顷耕地能量获取量，并且至少在短期内，提高了人均能量获取水平。然而，多余能量的主要用途之一是生养了更多婴儿，这就引发了第二个趋势。村庄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几何级的人口增长超越了算术级的食物供给增长，使得人均食物供给跌回最低限度。这两个趋势共同造成了一种矛盾的结果，尽管公元前9600～前3500年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显然得到了巨大提高，总体食物供应的最好情况也就是停滞不前。种植谷物的廉价热量越来越多地替代了基于狩猎和采集野生食物的更为丰富的饮食。人们的骨骼记录表明，总体而言，早期的农业人口健康程度不及农业产生之前的狩猎–采集群体。

过去30年的考古发掘情况也表明，自新仙女木事件后，能量获取的变化率比原先想象的要慢得多。我们不应想象发生了一场单一的农业革命，也许应当认为从用全部时间采集食物，到采集与耕种相结合，再到用驯化的植物和动物生产出的食物逐渐替代野生食物，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最新的研究也表明，在侧翼丘陵区，这一过程大致发生于公元前9600～前7500年，经历了大约2 000年。

而且，这还只是第一阶段，驯化植物和动物这一转变之后，跟随而来的是时间更为漫长的食物能量的副产品革命。在这场革命中，农民们逐渐加强实践，发现了驯化的动植物的新用途。人们花费了很多世纪，才学会了轮换种植谷物和豆类以恢复地力；去除杂质，更有效地处理谷物；更有效地烘烤面包；约束动物用于取奶或牵拉，而不是在它们尚幼小时就把它们全部吃掉；制造更高效的犁和装有轮子的车；储藏设施也越来越完善，打井技术为溪水流不到的地方提供了水。

完整的古代干谷农业在亚洲西南部至少直到公元前4000年时才就位。到那时，除草、轮种和为庄稼施肥才全部成为常规做法，极大地增加了每公顷能量获取量，即使大部分甚至全部的能量盈余都转换成了更多的人口，而不是更多的人均获取食物能量。

非食物能量获取的增长依然缓慢，但已经明显得多了。就像计算后罗马时期的能量获取量一样，最好的办法就是对比不同时期的定居点遗址。来自阿布胡赖拉的一张非常著名的照片（见图3.11）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顶部是一座小而结实的房子的一部分，建于公元前8000年左右；底部是一个脆弱得多的棚屋的残存，建于大约公元前12000年。如果我们将时间继续推移，我们发现在公元前6500年左右时，房屋更加牢固——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恰塔尔休于。到公元前4500年时，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欧贝德时期越发令人难忘。迈克尔·罗亚夫（Michael Roaf）曾描绘过一个相当典型并且也保存得非常完好的例证：伊拉克的玛德胡遗址，面积170平方米。那时的房屋已经用泥砖建得很坚牢了，通常会围成一个阴凉的院子，有防水的屋顶，还有很大、很好的仓储设施。

典型的家居产品也同样在增长。陶器于公元前7000年左右开始使用，自那以后不久就有专业的制造者开始使用陶轮了。编织似乎也在稳步发展成熟，铜质的饰品、工具和武器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开始使用。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考古学家对亚洲西南部不同历史时期的家居产品进行过系统的定量分析和比较，但阿布胡赖拉（约公元前12000～前8000年）和玛德胡遗址（约公元前4500年）家居产品内容的反差，还是很引人注目的。

各种各样的重大公共建筑所消耗的能量也急剧增长。耶利哥有一些早至公元前9000年的作为防御工事的塔，但是与公元前3500年埃利都的精美神庙或者苏萨的堆积的巨大土台相比，就要逊色多了。图3.12是约公元前5000～前3500年埃利都神庙序列的复原图，能够像阿布胡赖拉的房屋图片一样形象地说明非食物能量获取的增长情况。

用于运输的能量也在增加。将畜力与带轮的车辆联系在一起的最早的确凿证据，是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苏美尔人所绘的牛车图。而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坟墓中，出土了真实的车辆。风力和水力也得到了利用。独木舟于公元前5000年被用于打鱼；在埃利都，公元前4000年时就开始使用正经的船了。

公元前9600～前3500年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增长非常明显。不过，我们应当记住，就公元前14000～前11000年丰富的采集社会而言，尽管公元前9600～前3500年能量获取水平在百分比上变化很大，但在绝对数字上，按照现代的标准却并不大。甚至到了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末期，西方核心地带的人们仍然是村民，他们的能量获取水平大致处于图3.1中库克所谓的“早期农业社会”阶段。

古代国家（公元前3500～前1200年）

公元前3500年后，随着有中央政府的国家的创建和扩张，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增长率开始加速。但由于没有对人体骨骼资料进行系统性搜集，讨论又一次无法进行，就像对旧石器时代饮食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及其他人类学分析不足一样。零散资料给人们形成的总体印象是，食物热量摄入的总体变化相对不大。

对于西方核心地带不同部分的饮食和营养，我们可以勾勒出非常简略的画面，但细致研究后会发现，地区间的差异非常大。高产可能是长期趋势：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之间的结实率上涨了（在公元前2000年时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大麦种植可能达到了30：1），但人口似乎增长得同样快，抵消了收益。

然而，像较早的时期一样，人均非食物热量获取也有极大增长。最引人注目的是金属器具的普及。这决定了这个时代的标准名称：青铜时代。据皇家官方档案记载，宫廷里有很多青铜铸造坊；考古发掘者也发现了大量的私人铸造坊；自公元前1200年后，西方核心地带的石制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就消失了。

著名的埃及金字塔、亚述和巴比伦金字形神塔，以及青铜时代的宫殿和神庙，无疑消耗了巨额的能量。约公元前2600年修建于埃及吉萨的大金字塔，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重的建筑物，重约100万吨。长距离贸易的规模也在迅猛扩大，尤其是在公元前1600年后，在土耳其海岸外发现的船只残骸可以清楚地证明这一点。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和第二个千年大量新增人口所消耗能量的增长。公元前3500～前1200年，在西方核心地带的所有部分，房屋标准和家居产品的数量和工艺都有较大的改善。

像其他时期一样，这段时期内也存在强烈的地区差异，以及突发的地方性崩溃事件。例如，爱琴海克里特岛的新宫殿时期（约公元前1800～前1600年）是一个十分富足的时期，有很大的房子（中等规模房屋的楼层平面都有130平方米）和丰富的物质文化。然而，公元前1600年后，克里特岛上的非食物财富似乎下跌了，而与此同时希腊大陆却仍在持续增长。

这一时期最大的突发性崩溃事件，似乎发生在公元前3100年后的美索不达米亚。乌鲁克被焚毁了，其庞大的物质文化区瓦解了；还有公元前2200～前2000年，发生在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经叙利亚和黎凡特到埃及的整个地区（地中海沿岸很多地区也受到了冲击）。然而，尽管这两次崩溃都留下了清晰的考古痕迹，但却没有明显证据表明能量获取受到了很大影响。

这似乎有好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两次崩溃实际上发生的地点都非常分散，一些遗址被毁灭并放弃了，而另一些却依然繁荣（例如在叙利亚，今塞赫那城和斯维哈特大约在公元前2200年被放弃了，而布拉克丘和莫扎却发展得更大了）。对于崩溃的根本原因，考古学家们意见不一，有些人甚至质疑使用“崩溃”这个词是否合适。

另一个原因是公元前3100年时在埃及出现了新的核心地带。尼罗河谷没有受到公元前3100年崩溃的影响，尽管公元前2200年后的灾难的确给埃及造成了重大冲击，但与对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作用时间不同。公元前2100年，埃及的古王国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阿卡德王国都已经瓦解了，但强大的新国家乌尔第三王朝重新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到公元前2000年时，乌尔王国也崩溃了，但中王国重新统一了埃及。尽管公元前2200～前2000年这个时期留下了明显创伤，但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似乎始终在增长。公元前1800～前1550年又一轮动乱发生时，能量获取似乎仍在增长。

还有一个原因，我界定能量获取的办法也许低估了危机对此的影响。在早期历史的这段时期，公元前2500年前，我每500年计算一次分数；公元前2500～前1500年之间，我每250年计算一次分数。公元前3500年的分数度量的是乌鲁克崩溃之前的能量获取水平。虽然美索不达米亚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3000年时也许低于公元前3100年之前（证据并不清楚），但埃及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3000年时肯定比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3500年时高。同样，对公元前2250年的能量获取的计算，显示的是大崩溃开始前的水平，而且虽然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2000年时仍处于混乱中，埃及的秩序已经恢复了。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在两个分离甚远的时间点之间进行度量，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抹平现实的变化。

既然我们为城市化设置了低门槛（大约5 000人），可以说到公元前1250年时，西方核心地带的很多人都已经成为城市居民了，而欧亚大陆西部的大多数人已经生活在有行使职责的中央政府的古代国家中了。他们的能量获取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库克的图表（见图3.1）中早期农业阶段的水平——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了。即使将最富裕的青铜时代晚期定居点，如乌加里特（毁灭于约公元前1200年），与一流的希腊定居点，如奥林索斯（毁灭于公元前348年）相比，青铜时代社会的能量获取水平仍无法与古希腊的每人每天大约25 000千卡相提并论。

青铜时代末期（公元前1200～前1000年）

公元前1200～前1000年，席卷了整个西方核心地带的崩溃提供了能量获取水平下降的第一个无可争议的证据。在受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今希腊和土耳其），城市和精美的经典建筑一起灰飞烟灭，甚至在受危害最小的地区（埃及），社会上层的活动也锐减了。

至今尚无很多证据证明埃及普通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变化，但在叙利亚、以色列和爱琴海地区，住房的标准、物质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贸易网络的规模都急剧下降了。缺乏人体骨骼的大规模系统性对比，又一次造成了问题，但至少在爱琴海地区，成年人的死亡年龄下降了；同时，发病率增长的一些证据也肯定了成人身材呈下降趋势。

铁器时代早期（公元前1000～前500年）

能量获取水平一定是急剧飙升了，才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青铜时代后的低谷期蹿升至公元前500年的约25 000千卡。而公元前500年，正是地中海古代社会经典时期的开端。

大多数可用的资料和早期阶段所用的同属一类。像通常一样，经典建筑是最明显的证据：公元前6世纪波斯波利斯的波斯王宫和巴比伦的神庙、宫殿，使此前几个世纪的所有建筑都黯然失色，就像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庙和罗马卡皮托林山的朱庇特神庙对扩张的核心地带边缘地区所起的作用一样。

在核心地带，房屋说明不了太多问题。那里有多间屋子、方方正正的房子一般面积都在50～100平方米。这种情况好几个世纪来都很普遍，但在以色列，结实的两层楼“柱屋”在公元前1000～前500年变得更普遍、更大，也更豪华。再往西到地中海地区，多间屋子的方正房子逐渐取代了面积较小、曲曲弯弯、只有一间屋子的房子。这一过程在希腊始于公元前750年左右，到公元前500年时大致完成；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始于公元前600年左右，到公元前400年时告一段落；在法国南部始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到公元前200年时基本完成。

在希腊，关于成人身材的证据多少有些模糊不清，但公元前1000～前500年，成年人的平均寿命明显提高了，发病率也可能下降了，说明作为其基础的能量获取水平也在增长。然而，关于饮食的直接证据仍然不清楚，因为目前遗址中在食物方面的变量使得仍不可能探求现象变化。

还有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铁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肌肉力量的效用。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很早的时候，金属就已经偶尔被使用了，但公元前1100年后不久，塞浦路斯地区的锻工们开始更加系统地打造铁器。这可能是因为公元前1200年贸易道路崩溃后，获得制作青铜器所需要的锡出现了困难，不得不采取对策。到公元前800年，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之后，铁的优势（尤其是其含量丰富和成本低廉）已经尽人皆知了，于是铁被继续当作工具和武器的标准原料。公元前1000年，希腊几乎所有的武器都是铁制的了；公元前700年，最早的铁制工具也在希腊出现了。当时铁制武器在意大利、法国南部和西班牙东部也已得到普遍使用。

公元前800～前500年，对地中海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兼并，是西方核心地带最迅速的扩张。尽管亚洲西南部的老核心地带的经济活动无疑仍在增长，但希腊、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南部和今天突尼斯所在的地区发展得更为迅猛。最容易量化的证据是船只残骸和污染记录（见图3.5）。

对希腊以外地区的人体骨骼、住房以及其他形式的证据缺乏系统性的搜集，又一次妨碍了估算，但总体面貌似乎是清晰的：公元前1000～前5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在上升——也许像以前一样快。在地中海盆地的中部和西部，上升得尤其快。

能量记分牌

要填补公元前14000年（每人每天4 000千卡）到公元前500年（每人每天23 000千卡）之间13 500年的能量获取分数的鸿沟，办法之一是索性假设一个固定的增长率，无论是算术的还是几何的（见图3.13）。然而，本节讨论的证据显示，那样做将遗漏大量重要信息。

考古证据显示得非常清楚，公元前最后几千年的能量获取水平，比冰期晚期和冰期刚刚结束的时期，增长得要快得多，意味着算术增长曲线肯定存在严重的误导。如果设定一个几何级的固定增长率（每年0.013%），会更大致符合实际，但即便如此，也会遗漏一些重要的细节，如公元前10800～前9600年新仙女木期能量获取的中断、约公元前3500年后的显著加速，以及公元前1200年后的下跌。最好的估计曲线无疑是几何曲线和算术曲线下方的那条曲线。其增长率是指数的，但指数总体是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

然而除了这些基本的看法，我们没有确凿的一个点，继续推进的唯一办法是估计，然后将估计结果与实际的考古证据、比较证据，以及我们为公元前500～公元2000年期间估计出的分数进行对比。

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能量获取水平也增长了，但极其缓慢。像新仙女木期前的阿布胡赖拉这样的定居点，相比于像欧哈罗这样的冰期晚期的考古遗址，人们获取的能量似乎更多。我猜测增长大致在每人每天1 000千卡，从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至5 000千卡（即3 200年间增长了25%，平均每年增长0.007%）。我这样假设并没有确凿的根据。房屋面积和精致程度、食物准备的复杂程度和物质文化的扩展程度的增长，也许只代表每人每天500千卡的增长（即12.5%的增长率）；也许能代表每人每天2 000千卡的增长（即50%的增长率）。虽然这两个数字都过于极端了，但即使两者中有一个比我估计的每人每天1 000千卡更接近于现实，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的变化量仍然非常小，假设公元前10800年时的能量获取水平为每人每天4 500千卡，或者每人每天6 000千卡，而不是每人每天5 000千卡，对于随后的计算的影响都微乎其微。

正如前面的章节提到的，新仙女木期（公元前10800～前9600年）的证据有相互矛盾的迹象，所以我决定将这1 200年的能量获取情况视为没有变化。当然，这也许又是错误的。能量获取水平也许下降了（不过不可能一直跌到公元前14000年的水平），也许在继续上升（不过不会像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那样快）。不过，像较早的时期一样，所涉及的数量微乎其微，估计误差更可能是相互抵消，而不大可能相互掺和。

公元前9600～前3500年，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似乎远大于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库克估计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5000年时已经升至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了，只比上面的几何曲线所指示的每人每天13 000千卡低一点。但目前可用的考古证据表明，这似乎太高了。库克也许犯了20世纪中叶的考古学家们偶尔会犯的错误，以为农业革命只是一场单一的、极其迅速的转型。然而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耕种和驯化是一个长达大约4 000年的过程，而且这还只是在亚洲西南部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不间断的革命副产品的第一阶段。在公元前9600～前3500年，总体的能量获取水平大致翻了一番，从大约每人每天5 500千卡增长至每人每天11 000千卡（年增长率为0.013%，几乎比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翻了一番），而不是像库克认为的那样到公元前5000年时就翻了一番还要多。按照库克的估计，公元前10800～前5000年的年增长率为0.017%。如果以这样的年增长率，到了公元前3500年，分数将达到每人每天15 500千卡。按照我的设想，如果能量获取在公元前3500～前1200年几乎又翻了一番，那么青铜时代晚期的能量获取水平就将达到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几乎相当于1世纪罗马帝国全盛时期、12世纪中国宋朝，或者大约1600年时西欧和中国核心地带的水平了。

这恐怕根本不可能。假如库克估计的公元前5000年的为每人每天12 000千卡的数字是正确的，那么与后来的数字保持看似合理的关系的唯一办法，就是假设公元前5000年后能量获取的增长率急剧减缓。假如增长率降到只有每年0.015%（也就是说，比库克估计的公元前9600～前5000年的0.017%的年增长率还要低），那就将把公元前12000年的分数拉低至每人每天21 000千卡，像我估计的一样。然而，考古证据却很难与公元前5000年后增速减缓的说法相吻合。库克对大约公元前5000年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的估计（每人每天12 000千卡）一定是过高了。如果能量获取在公元前10800～前5000年大致增加了50%，也就是从每人每天5 500千卡增加到大约8 000千卡（而不是像库克认为的那样翻了一番还要多，从每人每天5 500千卡增至12 000千卡），然后在公元前5000～前3500年又增长了大约1/3（从每人每天8 000千卡增至11 000千卡），那么我们绘出的新石器时代的能量使用情况，及其与青铜时代的关系的图画，就合理多了。所以，公元前5000年时，能量获取水平增长至每人每天8 000千卡，然后到了公元前3500年，增长至每人每天11 000千卡。

公元前3500～前1300年——大致是从乌鲁克时代到拉美西斯大帝的时代——能量获取水平大约又翻了一番，从每人每天11 000千卡增长到21 500千卡（年增长率为0.029%，恰好是公元前9600～前3500年增速的两倍，是公元前14000～前10800年增速的4倍）。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我所估计的增长曲线就在公元前13世纪赶上了几何曲线（见图3.13）。公元前1300年的数字当然有可能或高或低，但任何较大的改变（比如说低于每人每天18 000千卡，或高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都将意味着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必须假设一个奇慢或奇快的变化率。

公元前1300～前1000年，能量获取水平的下降程度是比较难以估计的。我曾经提出，公元前13世纪的这个数字稍稍下降了一点，从每人每天21 500千卡降到21 000千卡，然后下降速度加快，在公元前1200～前1000年，从每人每天21 000千卡降到20 000千卡（公元前1200～前1000年的年下降率为0.025%）。波谷的底部也许还要更深一些，那样的话，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的增长一定要稍微快一些，以便在公元前500年时达到每人每天23 000千卡；波谷的底部也可能稍微浅一些，那样的话，随后的增长一定会更慢一些。然而，20世纪90年代，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公元前1200年后崩溃的规模实际上极小，甚至根本没有崩溃，是误入歧途了，好比提出后罗马时代也没有崩溃一样。

如果这些数字大致是正确的，那么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1000～前500年，一定是上升了大约15%，从每人每天将近20 000千卡增至23 000千卡（年增长率为0.029%，比公元前3500～前1200年的估计增速稍快一些）。据我的估计，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500～前1年又上升了35%（从每人每天23 000千卡增至31 000千卡）。

在图3.5中，船只残骸和铅污染分别代表着远程贸易和金属制造业。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15%的增长出现在公元前500年之前，另外85%的增长在公元前500年之后完成。这也许意味着我对公元前1000年（其实是公元前1300年）的估计太低了；或者这也可能只是反映了一个事实，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地中海地区出现大规模的人口增长（沙伊德尔估计在公元前1200～公元150年，人口大致增长了4倍），其中大部分是在公元前500年以后增加的，意味着贸易和工业的总量增长似乎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晚期得到了很大的重视，但人均增长量却没有得到很大重视。

惊人的积累：西方能量获取

图3.2和图3.3显示了我为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整个时期西方能量获取水平所计算的分数。这样的图表就其本质而言，大量数据都是近似值。很难想象每个数字都是正确的，这意味着（如第二章中所提到的）应当问的问题不是所有的数字是否都正确——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不是这样——而是这些数字是否错误到严重歪曲了西方能量获取的历史轮廓的地步。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答案一定是：否。我计算的分数无疑都是在正确范围内的，出于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讨论过的原因，系统性误差的幅度恐怕不会超过上下20%。然而，最受关注的肯定是非系统性误差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图表的形状。

图3.14显示了能量曲线将会如何变化，例如，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能量获取水平实际上只是我估计的一半（即在公元前1000～前1年，从每人每天20 000千卡增至25 500千卡，而不是31 000千卡），而公元700～1500年的增长，则是我估计的两倍（即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增至29 000千卡，而不是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增至27 000千卡）。这些重大的修正令我非常吃惊，因为难以得到现存的考古证据的确证；然而它们对图3.14的影响却并不大。公元前1000～公元2000年的能量获取增长情况变得平稳多了（这从图3.15中更容易看出。该图既显示了实际估计，也显示了这些修正估计，而且只显示公元前1500～公元2000年这一时期），但基本情形大致是相同的。

我们可以拿任何假设的修正数字来做实验，但是这样的实验的主要价值就是展现我们需要对分数进行多么剧烈的改变，才能对西方能量获取历史的基本形态产生重大影响。基本的模式是非常清楚的——从冰期末期到国家开始出现（从约公元前14000～约前3000年），是一段极其漫长的发展极度缓慢的时期，在早期国家和帝国时代（约公元前3000～前1年）虽有所加速，但发展仍然非常缓慢，然后波动不断冲击着农业社会的上限，使之稍稍超过了每人每天30 000千卡（约为公元1～1600年），继而是短暂的农业社会的上限继续被推动提高的时期（1600～1800年），最后是（至今仍在持续的）爆炸式增长的短暂时期（1800年至今）。

经济学家们经常认为工业革命前没有发生任何重要变化。格里高利·克拉克曾说过（本章前面曾引用过）：“（公元）1800年时世界上的人均富裕状况并不比公元前100000年时的好。”他配发的图表（见图3.16）将前现代时期的生活标准表现为在马尔萨斯论的上限周围盲目乱撞，其非同凡响之处只在于其直率，观点本身仍然是错误的。

从冰期末期到1800年，能量获取水平有巨大的增长。然而，正如马尔萨斯本人所认识到的（见第三章第一小节），能量必须区分为食物热量和非食物热量。当人们将能量的意外收获转换为生养更多的孩子时，每单位土地上食物热量的增长很快就被消费掉了。然而非食物能量获取却不会被抵消掉，考古记录证明，过去16 000年的积累是惊人的。图3.2和图3.3中的上升趋势被各种各样的崩溃打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元前1200年后、公元200年后和公元1300年后，但这样的中断每次都被证明是暂时性的，并且只能毁灭先前增长的部分成果。

后来者居上：东方能量获取

对东方能量获取情况的研究，比对西方的要少得多，定量估计尤其少。然而尽管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东方能量获取情况的主体轮廓却相当清晰。在最后一个冰期末期，大约公元前14000年时，在东方那些最得天独厚的地区，人均能量获取水平与西方是不相上下的，都在4 000千卡左右。出于地理原因（就此而言，生态差异使欧亚大陆西部可驯化的潜在动植物物种比东部要多），东方的分数起初上涨得比西方慢，耕种和驯养植物最早的清晰迹象的出现，比西方核心地带晚了2 000年。东方的分数增长到公元前3000年时开始加速。像西方一样，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发生了一次严重崩溃。但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迅速恢复了，到公元400年时又开始向上提升了，但直到公元1000年后，达到农业社会的上限——大约每人每天30 000千卡。在公元1200～1400年间又经历了一次严重崩溃之后，东方的分数于1600年又恢复到农业社会的上限，然后在18～20世纪迅速增长（相对于更早的时期）。表3.4、图3.17和图3.18显示了我对自公元前14000年起东方能量获取情况的估计。

相对而言，在史前社会和古代社会，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东方核心地带的分数似乎比西方核心地带低，但在西方历史学家们称之为中世纪和早期现代的时代，也就是大致从公元第一个千年的中叶到第二个千年的中叶，东方核心地带的分数要高。不过，将这些比较再进行精练，要困难得多。

在本节中，我首先从最近的时期——1800年开始。接下去，像我在分析西方能量获取情况时一样，我先从广为人知的时代（先是960～1279年的宋朝，然后是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汉朝）开始，然后再填补鸿沟，最后再转入史前时代的东方。

表3.4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

年代	每人每天能量（千卡）	分数（分）	年代	每人每天能量（千卡）	分数（分）
公元前14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500年	21 000	22.88
公元前13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400年	22 000	23.97
公元前12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300年	22 500	24.52
公元前11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200年	24 000	26.15
公元前10000年	4 000	4.36	公元前100年	25 500	27.79
公元前9000年	4 500	4.90	公元前/公元1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8000年	5 000	5.45	公元100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7000年	5 500	5.99	公元2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6000年	6 000	6.54	公元3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5000年	6 500	7.08	公元4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4000年	7 000	7.63	公元500年	26 000	28.33
公元前3500年	7 500	8.17	公元600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3000年	8 000	8.72	公元700年	27 000	29.42
公元前2500年	9 500	10.35	公元800年	28 000	30.51
公元前2250年	10 500	11.44	公元900年	29 000	31.06
公元前2000年	11 000	11.99	公元1000年	29 500	32.15
公元前1750年	13 000	14.17	公元1100年	30 000	32.69
公元前1500年	15 000	16.35	公元1200年	30 500	33.24
公元前1400年	15 500	16.89	公元1300年	30 000	32.69
公元前1300年	16 000	17.44	公元1400年	29 000	31.06
公元前1200年	16 000	17.44	公元1500年	30 000	32.69
公元前1100年	16 500	17.98	公元1600年	31 000	33.78
公元前1000年	17 000	18.52	公元1700年	33 000	35.96
公元前900年	17 500	19.07	公元1800年	36 000	39.23
公元前800年	18 000	19.61	公元1900年	49 000	53.40
公元前700年	18 500	20.16	公元2000年	104 000	113.33
公元前600年	20 000	21.79

图3.17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线性–线性标尺）

图3.18 公元前140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情况（对数–线性标尺）

最近的过去（1800～2000年）

像西方核心地带一样，2000年时东方核心地带也有高质量的统计资料，可供计算能量获取情况时使用。东方核心地带（日本）的人均食物热量和非食物热量的总体能量获取水平为大约每人每天104 000千卡，不到美国的消费量每人每天230 000千卡的一半，但比东方（或西方）历史上任何较早时期高得多。

在东方，可靠的政府统计数据不会在历史上回溯太远，而且（像西方一样）农民家庭用于燃料、房屋、衣服等的生物量缺乏量化的资料，使得问题更为复杂。1900年，日本烧了300万吨煤（大致相当于每人每年消费500千克，或者略高于每人每天500千卡；而1903年英国的消费水平为1.81亿吨煤＝每人每天4.36吨≈每人每天40 000千卡），以及只能称之为微量的石油。然而，随着18世纪和19世纪人口压力的增大，生物燃料的使用也越来越高效和密集，而资源基础在逐渐弱化，也许堪与十八九世纪西北欧先进的有机经济体相比。总之，各种不同的资料表明，1900年东方核心地带日本的能量获取水平低于每人每天50 000千卡。

20世纪初期中国北方农民的生活相对记录得比较好。煤和豆渣肥料在19世纪时已经得到广泛应用。1900年时的生活水平普遍低于日本，一些地方实际上还在下降，但能量获取水平肯定高于每人每天40 000千卡。

19世纪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生活水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激烈争议，以致成为西方统治的长期注定论和短期偶然论争执的主要战场。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历史学家中主导的理论是，中国经济在1400～1900年是停滞的。例如，安格斯·麦迪森估计，中国的人均GDP在1000～1500年，从450美元增长到了600美元（以1990年国际元表示的购买力平价计算），然后在1500～1820年，一直停留在600美元没有变化。同样，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认为，中国农业在中世纪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和变革后，于元朝（1271～1368年）达到了其极限，自那以后，最优的实践方法从中国南方农业核心地带传遍了全中国，但基本上没有再出现重要的新技术。伊懋可（Mark Elvin）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观点，中国在宋朝（960～1279年）接近于工业起飞后，就陷入了一个他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传统的依靠肌肉力量和水力的技术达到了其效率的极限，但却没有足够的诱因跃升到使用化石燃料的技术。无论是含蓄还是直率，此类观点都认为东方核心地带的人均能量获取水平，从1368年明朝建立到19世纪40年代欧洲人入侵，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这些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遭到了猛烈攻击，部分是因为中国于20世纪80年代向学者们开放了大量明朝档案，历史学家们从中发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丰富证据，特别是清朝（1616～1911年）的证据。彭慕兰尤其主张，18～19世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轨道，与西欧的发展轨道更多的是相似而不是差异。他认为，中国原始工业化形式与工业革命是类似的。彭慕兰还提出，清朝时期的中国即使人口迅速增长，生活水平还是在提高中。按照他的计算，19世纪典型的中国成年男子每天消费2 386～2 651卡路里的食物，与英国的水平是大致相当的。中国人消费的食糖、烟草、蜡烛、家具和肉类的数量似乎也在上升中，棉质衣服已普及寻常百姓。

为1400～1900年的东方勾勒出的农业退化的悲观的旧画面，仍然有其捍卫者，但随着东方实际工资和农业产量的长期资料的完善，越来越多学者认为，在两种理论中折中是最为合理的。悲观主义者们认为，1600～1800年农业劳动者的人均产量的确是下降了（见图3.19），但仍然相当高，晚至170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可能仍然比欧洲任何地区的都要高。

相形之下，乐观主义者们认为，1738～1900年的北京实际工资的确是稍稍上涨了（见图3.20），但仍然非常低，与落后的欧洲南部差不多，与兴旺发达的欧洲西北部相差甚远。1738年时，北京、上海、苏州和东京实际工资的购买力，还不及伦敦或阿姆斯特丹的一半，但大致与欧洲南部（如米兰）或中部（如莱比锡）相当。东方的工资实际上在1918年时仍与南欧非常接近，但在1820年的时候，中欧的工资就已经与东方拉开了距离，而向英国靠近了。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1800年东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低于西方核心地带，但低得并不多。按照我的计算，当时西方的能量获取水平是大约38 000千卡。在东方核心地带，农业产量很高，也有相当大量的煤用于取暖和做饭，但没有蒸汽动力，关于实际工资的资料也表明总体生活水平低于西北欧。所以，东方标准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其核心地带（中国北方和沿海地区，再加上日本）大约为每人每天36 000千卡，在不超过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前提下，不会过于高于这个水平；在不降至罗马帝国水平的前提下，也不会低得太多，与罗马帝国为伍似乎也是不可能的。

这些数字表明，东方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进入现代时期的时间（这么看来，大约是在1800年）仅比西方稍晚一点（见图3.21）。与传统/悲观论点相左的是，19世纪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确上升了，但增幅比西方要小得多。在19世纪全球力量重新分配中，西方占了先机，是由西方的腾飞，而不是东方的衰落决定的。同样，20世纪东方的全球地位提高，也不是因为西方的衰落，而是因为东方人学会了利用西方人率先利用的化石能量资源。

中国宋朝（960～1279年）

宋朝也许是中国前现代时期能量获取的巅峰时代。人口增长非常迅猛，从10世纪早期的大约5 000万人增至1200年的1.2亿人，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生活水平和能量获取水平上升得更快。

最清楚的文献证据来自需要大量燃料的冶金业。50年前，经济史学家郝若贝（Robert Hartwell）重新分析了宋朝税单，提出11世纪宋朝的铁产量比历史学家们先前认为的要高出20～40倍。据他计算，1078年时中国的总征税产量为75 000～150 000吨，比850年时增长了12倍。而且，郝若贝指出，1078年中国的铁产量大致比1640年的英格兰和威尔士高出2.5倍，超出1700年整个欧洲的产量的一半，大约与中国1930～1934年每年产量持平。郝若贝对文献的分析不断受到挑战，葛平德（Peter Golas）在《中国科学技术史》（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他所负责的那卷中，提出郝若贝的铁产量数字存在整个数量级的偏差。然而后来，唐纳德·瓦格纳（Donald Wagner）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他所撰写的那卷中得出结论，尽管郝若贝对不同文献的解读有缺陷，但他的数字肯定是大致正确的。中国历史学家漆侠独立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宋朝铁制工具在农业生产中的大规模扩张，意味着11世纪时农民家庭对金属的需求一定达到了每年7万吨左右；而国家对铁制钱币和武器的需求还更大。铜的生产同样非同寻常，从997～1070年产量涨了4倍，从2 420吨增长到12 982吨，比1800年时全世界的产量都要高。11世纪和12世纪，中国金属制造业的副产品首次在格陵兰岛和南极洲的冰冠上留下了痕迹，就像1 000年前的罗马的银加工业。

郝若贝不断地将宋朝冶金业的扩张与1540～1640年的英格兰相比较，认为——像英国的例证一样——结果之一是炼铁极大地加快了以化石燃料代替木炭的进程。假如中国的铁器制造商们完全以木炭为燃料，那么1080年时他们就需要烧掉22 000棵成材的大树，远超过开封一带所能够供给的数量。所以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学会了用焦炭来炼铁，转而大规模地采煤。到1050年时，开采的煤产量之高，以致家庭做饭和取暖时烧煤比烧木柴都要便宜30%～50%。到1075年时，开封已经有了只出售煤的专门市场，1096年的官方文件也讨论了煤供应问题，甚至根本没有提及木材作为热源的事。对于在蒙古境内曾是大宋帝国边境的地区发现的铁制品和钢制品新近所做的分析，也证实了这一转变，在10～12世纪，冶金业用煤炭取代了木炭。

不幸的是，至今还没有发掘出的船只残骸、动物骨骼等的统计资料，无法与公元前900～公元800年的西方核心地带相比（见图3.5），但是来自文学、艺术及其他文物的质量证据证实了贸易、商业和制造业有巨大的扩张，纺纱机和水车得到了广泛应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广东沿海遭到大肆洗劫的大量宋朝沉船残骸，显示了船体在变大，船上货物越来越丰富。2007年得到完好打捞的“南海一号”沉船证实了这一点。

那时的房屋也变得更结实了，在12世纪的杭州，两层小楼非常普遍，与古老的中国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然而，大多数人也许仍住在只有一两间屋子的木质小房子里。有一些证据表明出售陶器和其他家居用品的大众市场在增长，但对家庭集合艺术品似乎没有任何统计研究。

11～12世纪的能量获取水平（按照前现代时期的标准）无疑很高，但很难赋予其绝对值。铁制品的生产规模和中国的冰蕊污染记录显示，其能量获取水平大概和罗马帝国1 000年前曾达到的水平差不多（每人每天31 000千卡），或者达到了西欧大约公元1700年的水平（每人每天32 000千卡）。然而，中国没有发生任何我们可以称之为工业革命的事件，说明其能量获取不可能接近西欧1800年的水平（每人每天38 000千卡）。我姑且假定宋代的能量获取水平仍稍稍低于罗马，在1100年时达到了每人每天30 000千卡，也许到1200年时稍稍超过了这个数字（见图3.22）。一个稍稍高于罗马水平，或许甚至与欧洲1700年的水平（32 000千卡）相当的数字，似乎同样是说得通的，但更高或者更低的数字——比如说达到了每人每天35 000千卡，或者低至每人每天25 000千卡——似乎就不大可能了。

现代早期的中国（1300～1700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史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在中世纪时期经历了生产力和生活水平的巨大飞跃后，在1400～1800年，农业和工业生产均陷入了停滞状态，然后在19世纪，由于内战、政府管理不善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入侵的影响，实际上倒退了。

这种论点有好几个版本。德怀特·珀金斯在他对1368～1968年的农业产量的先驱性研究中，在卜凯（John Buck）对战争时期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15～19世纪，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从长江流域推广到中国北方，然后随清朝时期的移民，又推广到陕西，甚至西部更远的地方。据珀金斯的计算，长江三角洲地区水稻的产量到1300年时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为每公顷 3.5吨，是1800年英国地区产量（每公顷1.7吨）的两倍还要多，尽管按照劳动者人均产量计算，只有1800年英国水平的1/3（每公顷0.3吨比每公顷0.92吨）。中国的生产力与罗马帝国治下的埃及的灌溉小麦种植相比，成绩也极可观，埃及的产量可能大约为每公顷1.67吨和每人0.6吨。珀金斯认为，最先进的农业技术于1400年后在全中国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农业总产量，甚至人均产量也因为出现了较好的耕作方式而有所提高，但19世纪最优秀的农民仍不及14世纪最优秀的农民那么高产。

伊懋可提出了一个更宽泛的观点，中国的能量获取水平经过唐宋时期非同凡响的提升后，于14世纪陷入了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见图3.23），农业、工业、财政和交通运输业都达到了传统手段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伊懋可说，唯一提高生产力的办法就是转向化石燃料经济，但由于传统技术已经达到了如此完美的巅峰，东方没有诱因让人们进行那种能引发西方工业革命的革新。简而言之，这样的革新实际上会降低产量，因此受到人们排斥。

这两种论点都认为中国经济停滞了大约400年，这与20世纪中叶认为中国是永恒静态的传统西方理论是相符的。在同样的理念下，安格斯·麦迪森提出，1500～1820年，中国的人均GDP稳定地保持在600美元，只有1700年英国水平的一半。正如上面提到的，罗伯特·艾伦认为1738～1900年中国城市非熟练工人的工资相对稳定无变化，而长江三角洲的农业产量在1600～1800年略微下降了。

自20世纪90年代，来自彭慕兰等人的挑战重启了争论。我本人的计算结果是，1200年宋朝的能量获取水平与罗马帝国非常近似（刚刚超过每人每天30 000千卡），而在1800年，能量获取水平只比当时的西方略低一点（每人每天36 000千卡）。这将意味着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在1200～1700年增长了15%～20%。由于极少有历史学家对他们的早期现代时期生活水平提高的说法进行过量化分析，所以很难说我的数字是更接近于珀金斯/伊懋可/麦迪森/艾伦的观点，还是彭慕兰/王的观点。

然而，如果说1200～1700年的增长是一帆风顺的，似乎也不大可能。对长江三角洲一带新近的研究显示，有些地区这500年来的确很稳定，但总体而言，13世纪、14世纪和17世纪（也许稍好一点）都是饱受创伤的。尤其13世纪和14世纪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下降、城市毁灭和贸易崩溃。我不了解对经济具体领域的详细研究情况，但非常粗略地推测，能量获取水平在1200年左右达到巅峰——勉强超过每人每天30 000千卡——之后，可能下降了5%。譬如，1300年为每人每天30 000千卡，1400年为每人每天29 000千卡。这将导致1400～1800年是比传统模式更快的恢复时期。在3个世纪中，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将提高20%。

未来的研究也许能够得出这些瞎猜的答案，但总体画面似乎是可信的：1200～18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在稳定增长——实际上，按照前现代时期的标准，应当算是迅速增长；但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快得多。如果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诸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等历史学家们的主张——现代早期“东方的衰退”和现代早期“西方的崛起”对于促成19世纪西方的统治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必然是错误的，除非我们能发现证据，能证明公元1400年前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已经上升到足以与19世纪的西方相匹敌，然后又下降了——实际上，这似乎正是墨菲的图（y轴上没有数字）想展示的。

图3.25展示了我对公元第二个千年东方能量获取状况的估计。

汉帝国与罗马帝国（公元前200～公元200年）

古代中国在汉朝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通常被划分为西汉/前汉时期（公元前206～公元9年）、王莽改制时期（公元9～23年，也称为“新朝”）和东汉/后汉时期（公元25～220年） 是个庞大而复杂的农业帝国，在很多方面都堪与同时代的罗马帝国相媲美。然而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人将罗马帝国与汉帝国进行系统性的比较，而我们当前迫切需要考古证据的全面比较，如能以量化的形式更好。除非有这样的比较结果可供利用，否则这部分的估计必然是非常印象化的。

最普通的对汉朝经济的研究结果，几乎没有提供什么统计数字，但文献资料和对汉朝考古证据的定性分析，的确使尝试性的计算变得可行。汉朝最发达的农业在中国北方，特别是中原地区，但似乎明显不及当时最高产的罗马帝国先进。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都显示，公元前1世纪时，中国即使最成熟的铁器加工业都无法与罗马帝国相比，而且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铁器只是非常缓慢地在中国农业中得到推广。公元前200年时，青铜工具、木制工具，甚至骨制工具和贝壳制工具，都比铁制工具要常见。关于犁的考古证据是有争议的，金属头的犁似乎到东汉时才得到普及。大规模使用犁牛和用砖衬井进行灌溉，似乎也是东汉而不是西汉的特色。文学作品也描述了一系列汉代出现的耕作方式改进，起始于公元前100年左右赵国的轮作法，但这些改进方法到底在多大范围内实施了，就不得而知了。很多最高产的技术和机械也许只局限于东汉的精英阶层使用。

给人形成的印象是汉朝的农业生产力不及罗马帝国，尤其不及尼罗河谷的灌溉农业发达。这也许不仅是印象。生产力在公元前200～公元100年之间肯定是增长了。贾思勰写于6世纪30年代的《齐民要术》一书，也表明农业技术（特别是水稻种植技术）即使在农业组织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也不断改善。许倬云搜集的文献资料表明，汉代农业是高度成熟的，但仍不及贾思勰时代的中国农业发达，也许也不及罗马帝国的农业发达。对汉代和罗马帝国成人身材的骨骼证据和营养的稳定同位素分析进行系统性的比较，将是极有助益的。

似乎没有任何全面的考古出土物目录，可供我们对罗马帝国和汉帝国定居点遗址的物质产品的丰富程度直接进行比较。对公元11年因黄河泛滥被淹没的一个村庄三杨庄新近的发掘记录的全面出版，将尤其富有价值。该村发现后，立刻被冠以“亚洲的庞贝”的称号。遗迹保存非常完好，考古学家们甚至发现了村民们在泥泞的田地中逃跑时留下的脚印。不大引人注目但却更具价值的是，至今可查阅的简要报告中描述的有着黏土屋顶的砖砌房屋，简直就像是稍小版本的同时代的罗马房屋。村民们的农具配备得很好，很多都是铁制的。从留存下来的黏土模型和布局证据判断，汉代城市里的房屋无疑是非常精美的，但总体的考古记录显示，中国的城市比罗马面积要小，结构也比较潦草。

文学作品中有大规模铁生产的描述。新近在朝鲜的发掘也发现了建于公元2世纪的令人惊叹的炼铁设施。沙伊德尔提出，罗马的货币供应大致是汉帝国的两倍，罗马最大财富值也是汉朝最大财富值的两倍。这些统计数字也许与人均能量获取水平只有松散的关联，但验证了人们认为西方古代时期能量获取水平高于东方的印象。汉代的能量获取水平似乎也低于宋代。至少从已公开的汉代考古证据来看，没有任何成就堪与宋代的煤铁使用、道路建设、技术革新、金融工具或者远程贸易水平相比。不过，与草原游牧部落和东南亚间的贸易在汉代的确有迅猛增长，而且如我在《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所提到的，到公元2世纪时，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可能存在直接的贸易接触。

依照目前的证据状况，任何关于汉朝能量获取的实际数字，都必然是猜测性的。汉朝的数字一定低于西方的巅峰罗马时代（每人每天31 000千卡）和东方的巅峰宋朝（每人每天约30 500千卡）。考古证据和文献记录也显示，汉朝在后罗马衰落的低谷期时（公元8世纪时为每人每天25 000千卡），能量获取水平高于西方，比西方晚期青铜时代的巅峰（公元前1300年时为每人每天21 500千卡）更是要高出许多。因此，汉朝的巅峰为公元1世纪，达到27 000千卡，到公元200年时由于组织和基础设施遭到破坏而稍有下跌（跌至每人每天26 000千卡）。西汉时期的增长似乎相当显著。这一时期能量获取水平提高了10%以上，从公元前200年的每人每天24 000千卡增长到公元前100年的25 500千卡；在公元前/公元1年和公元100年时，达到了巅峰水平：每人每天27 000千卡。正如上面所提到的，这些数字仍然是猜测性的，当有更好的比较考古资料可利用时，应当予以校正；然而，汉朝的巅峰水平似乎不可能低于每人每天25 000千卡，或高于每人每天29 000千卡。

图3.26显示了对公元前200～公元200年和1000～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估计，将其与过去2 200年西方分数的弧线对比，显示出西方核心地带在古代稍稍领先；在中古和现代早期，西方工业革命爆发之前，东方核心地带稍稍领先。

证据不足的800年（公元200～1000年）

“分裂时期”（公元220～589年）的能量获取历史甚至比汉朝的还要模糊。鲁威仪（Mark Lewis）新近发布了一份对这一时期的极富价值的研究成果，阿尔·迪安（Al Dien）也搜集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并做了同样有益的概括，但量化的研究仍然极其稀少。

像西方一样，中国经济的主要基础结构在公元200年后也瓦解了，尽管农业技术也许还有所改善。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展示了比任何汉朝文献都要详细的干谷种植知识，也披露了中国南方所实践的高深的水稻种植知识。看来自公元3世纪起，最好的水稻种植方法在长江以南得到稳步推广，到公元第一个千年末期时，水稻产量有了大幅提高。

随着5世纪轮船出现在长江上，原本只在佛寺使用的水车走进了许多家庭，地方特产如茶叶等得到广泛交易，经济的基础结构也在改善。国家强烈干预土地所有权，最著名的事例是“均田制”，但在4～6世纪那动荡的时代，那似乎有助于将农民拘系在土地上。在589年中国重新统一以及7世纪开凿大运河之前，汉朝以后的经济恢复很大程度上只局限于南方新种植水稻的地区，北方的商业衰落到连货币制度都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的地步；但是到公元650年时，整个帝国范围内的经济已经在复兴中了。水力灌溉得到了更广泛的应用；据记载，长安和其他一些大城市都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公共市场。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国家政权的崩溃削弱了唐朝对经济的控制，但任何损失似乎都不及官僚干预的放松所获取的商业获益更大。

大多数历史学家似乎都同意，中国在公元600～1000年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依照前现代社会的标准），那段时期在经济上比西方先进。唐代上层社会的房屋至少像汉代一样显赫，佛教和宫廷艺术也很兴盛。然而，中国中古时期的考古学家们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艺术史和建筑上了，我们缺乏证据来定量分析这些变化对个人层面上的能量获取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估计的能量获取数字——公元200年时为26 000千卡，公元1000年时为每人每天将近30 000千卡——大致是准确的，那么中间的7个世纪增长率就大约为15%。上面所引用的资料给人的印象是，这些增长主要来自公元700～900年。我因此估计，在公元200～500年之间，能量获取水平大致保持在每人每天26 000千卡，然后在公元600年时升至每人每天27 000千卡，到公元800年时又升至每人每天28 000千卡，公元900年时升至每人每天29 000千卡。图3.27显示了这些估计的分数，以及假如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200～1000年在平稳增长的情况下的分数（无论是算术级增长还是几何级增长），差别极微小。

图3.28展示了我对自公元前200年以来整个时期东方和西方的估术。按照这些数字，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563年，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越了西方；不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公元1800年之前的2 000年的能量获取的历史就太平淡了。无论在欧亚大陆的东端还是西端，庞大的帝国都在冲击着有机经济可能达到的上限，但都无法突破。这是支持近些年关于欧亚文明的一个普遍看法——历史是循环的——的事实基础。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变化的欧亚精英人士是正确的。

冰期晚期和后冰期时代的狩猎 – 采集社会（约公元前14000～前9500年）

我对冰期晚期和后冰期时代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的估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估计西方时所依赖的同样的灵长类动物能量学和人类进化研究成果。公元前14000年左右，东亚的智人一定已经能够获取大约4 000千卡的能量，否则他们就会灭绝；而假如他们获取的能量比这多得多，甚至能达到5 000千卡，那么我们就能从考古记录上看出这一点，比如会有更精致的建筑、物质文化，或者昂贵的食物热量。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在将近5 000年的时间里，考古记录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在西方核心地带，能量获取水平在冰期结束之前就已经在增长了；但在东方，公元前9000年之前的考古遗址，完全没有任何建筑结构遗存。有一些证据表明，大约2.5万年前对动物尸骸的利用增多了。在中国南方的玉蟾岩遗址，也发现了手工制作、烧制温度很低的粗糙陶器——世界上最早的陶器，年代可回溯至大约公元前16000年。到公元前14000年时，中国北方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也在制作陶器了。陶器的发明也许意味着人们开始食用需要煮沸的新型食物了，很可能是野生稻（在南方）和野生粟（在北方）。

然而，东方核心地带的情况与西方核心地带不同。在西方核心地带，到公元前11000年时，阿布胡赖拉的黑麦种子已经变得比较饱满了。而在东方核心地带，却几乎没有公元前14000～前9500年间人均获得的食物热量有所增长的较明确的证据。在吊桶环遗址，发现在公元前12000年时，野生稻谷被采集并带回了山洞，正好是在公元前10800～前9600年的新仙女木寒冷期之前，但野生稻谷在这个迷你冰期期间似乎又消失了，直到公元前9600年后才又重新出现。至今还没有发现在新仙女木期前有种植稻谷或其他植物的证据。这几千年当然会有其他变化，但似乎都是循环性的，而且规模极小无法度量。因此我估计公元前14000～前9400年整个时期，能量获取水平都在4 000千卡左右。

从采集者到帝国主义者（公元前9500～前200年）

正如图3.29清楚显示的，公元前14000～前9500年冰期后狩猎–采集社会能量获取水平合理有把握的估计数字（每人每天4 000千卡），与下一个估计数字（公元前200年西汉时期的每人每天24 000千卡）之间，还有很大的空白需要填补。我们可以为这9 300年简单地假设一个平稳的增长率，算术的或者是几何的，但实际上，将实地考古资料与文献数据相结合，借助经济人类学方法，再对比公元前200年之后的分数，我们是可以得到更准确的估计数字的（见图3.30）。

我将这一时期划分为3个阶段，先简要概括每个阶段的大致发展情况，再努力对这些变化对能量获取的意义进行定量分析。

图3.29 公元前14000～前9500年和公元前200～公元2000年东方能量获取状况

图3.30 估计公元前9500～前200年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3种方法

采集者和农民（公元前9500～前2500年）

在东亚工作的考古学家们经常热衷于将农业起源的时间尽可能地向前推。在中国北方的一些考古遗址，如早至公元前9000年或前8500年的河北南庄头遗址和虎头梁遗址发现的石磨和石辊，有时被视为小米种植的证据。在新近的一篇文章中，张家富等人提出，黄河河谷的龙王辿遗址出土的25 000年前的磨制石器，将中国农业的起源极大地前推至冰川时期。然而，对欧洲冰期磨制石器上的淀粉残渣的分析，证明其时间可回溯至公元前23000年，说明这些工具被用于将野生植物碾磨成糊状，制作前农业时代的粥或面包，中国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新近在东胡林出土的公元前9000年的石磨上残存的淀粉，说明这些工具也是用于碾磨野生植物的，特别是橡子。迟至公元前6000年时，在中国东北的白音长汗出土的石磨器上的淀粉中，橡子依然是主要成分。在渭河河谷，种植农业开始很久以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野生食物也仍然是重要的食品。

东亚驯化植物的直接物证已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在大约公元前7000年的长江流域的彭头山遗址，制陶的胎泥中发现了稻壳灰屑，这肯定说明稻谷已经得到了驯化种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已成为中国考古界的老生常谈。最近，蒋乐平和刘莉又提出，在长江三角洲的上山遗址和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发现的稻壳印痕和植物化石，证实了水稻被驯化种植是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

然而，将中国的考古证据和论点与关于亚洲西南部农业的开端的争论相比较后，富勒（Fuller）等人提出，水稻一定是经历了很长时期的栽培，才形成了完全驯化的品种。他们认为蒋乐平和刘莉被不成熟的小穗所误导了，这些小穗在采集的野生稻中极其常见，上山遗址和贾湖遗址出土的都是野生稻。富勒等人的结论是，正经种植稻子是直到公元前5000年左右才开始的，也许是因为橡树覆盖面积减小，此前作为重要食物的橡子出现短缺。他们提出，完全被驯化的稻子是直到大约公元前4000年才进化而成的。他们还认为，中国北方驯化粟谷实际上先于南方驯化稻子，对于公元前5500年时栽种粟谷，和公元前4500年才出现驯化稻子，都有清晰的证据。

随后是激烈的交锋。情况经常是这样，似乎争论双方都有充分的根据：如果种植和驯化稻子像富勒坚称的那样晚，那么其在中国传播的一些特点就难以解释了；然而如果种植和驯化开始得像刘莉主张的那样早，此后一直缺乏较大的、明确无误的样品，也同样难以解释。进一步的工作无疑会解决这些问题。富勒提出的长期而持久的种植模式应当会得到证实，而传统观点可能也会被证明无误，即在水涝地上的公元前5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很多稻子都是驯化的，而到公元前7000年时，贾湖、吊桶环、彭头山等地都已经出现了种植的稻子。

我们对东方核心地带中国的农业革命的想象，与西方核心地带亚洲西南部的现象越来越像了，只是大约晚开始了2 000年。正如在西方一样，似乎决定性的步骤并非发生在大河的河谷，而是在环绕着河谷的侧翼丘陵地区。农业革命的传播推广花费了数千年的时间，并且与模仿和移民相结合，还伴随着时间同样漫长的副产品革命。

这种趋势在中国可以通过农具的演变很好地看出来。例如，在6 000年前的半坡遗址，收割用的刀具占全部农具不到1/3，而到了5 000年前，在庙底沟遗址，收割刀具的比例就上升到1/2以上。在半坡遗址，锋利度不够的陶刀数量比石刀多，比例在2：1以上；而在庙底沟遗址，石刀数量超过了陶刀。在半坡，（刀耕火种时伐倒树木所必需的）斧子数量比（在已经开垦的土地上翻土所必需的）铲子要多，比例在5：1以上；而在庙底沟，锹的数量超过了斧子，比例在4：1以上。庙底沟的锹的刃，也普遍比半坡的长50%（30厘米比20厘米），说明5 000年前的农民比6 000年前的农民翻土翻得更深，以改善土壤的通风条件。

也有其他证据支持副产品革命为时很漫长的设想，如中国北方新的稳定同位素分析显示，粟成为主要食物来源是直到公元前5000年以后的事情，长江流域也有证据表明驯化动物的过程也非常缓慢。

然而，东方和西方的巨大差异，是西方核心地带的耕种和驯化似乎开始得比东方核心地带早大约2 000年。即使我们忽略大约公元前11000～前10500年（显然早于新仙女木期）阿布胡赖拉种植的黑麦种子，到公元前9500年，就在新仙女木期刚刚结束时，种植的大麦和小麦已经确定无疑地出现在西方核心地带了。按照目前的证据状况，很难看到大约公元前7500年（甚至比这还晚，假设富勒是正确的）之前东方有种植稻子或粟的情况。完全驯化的小麦和大麦已经被确凿地认定于公元前7500年左右出现在西方的侧翼丘陵区；驯化的粟直到公元前5500年前在东方都并不常见，稻子要到公元前4500年（或者按照富勒的说法，在公元前4000年）才被完全驯化。副产品革命在西方到公元前4000年时已基本完成，在东方到公元前3000年时还仍在进行中。例如，直到公元前2500年，我们才发现了真正令人信服的证据，可以说明东方典型的农业性别结构：男性从事户外活动，女性则从事室内活动。

像西方一样，东方食物热量总获取量的增长，是伴随着巨大的人口增长和缓慢而又惊人的人均非食物热量的增长的。已知最早的房屋时间可回溯至大约公元前8000年，在长江三角洲的上山遗址；更早的遗址只发现了灶台。房屋的面积在稳步增长，从公元前7000年的贾湖遗址平均4～6平方米的圆形的半地下的棚屋，到公元前4000年大河村遗址上30～40平方米的正方形的地面上的建筑。公元前7000年的贾湖遗址最大的房屋面积为10平方米，而公元前4000年的大地湾遗址却有150平方米和290平方米的“宫殿”，而且面积还只是根据房顶算出的。房屋的体积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以前增长也很缓慢，但在那之后，就突飞猛进了。

古代国家（约公元前2500～前800年）

公元前2500年以后，特别是公元前2000年后，随着更复杂的社会形态的出现，能量获取的增长率大大加速了。像在西方一样，由于没有对人体骨骼数据的大规模系统性的搜集和比较，未能直接记录下古代国家的出现对人类体格的影响，但存在其他变化的迹象。

其一是稻子种植在中国北方的推广，特别是在约公元前2300年之后；其二是动物骨骼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晚期和第二个千年的定居点中的大量增加。到公元前2000年时，驯化的猪一般在家养的畜类中占到2/3以上。文献记录也提到了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农业组织方面的各种各样的改革，也许反映了真正的变化。

《孟子》第三篇上部提到井田制，据说是公元前第一个千年早期西周王朝设立的制度，尽管孟子所言一定是对当时混乱的现实的理想化描述。历史学家们经常把这种土地占有制度称为封建制，尽管这似乎不完全适当。

总的来说，东方农业生产力（无论是劳动力人均还是每单位土地）似乎一直比当时的西方要低得多。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考古遗址中出现了不少铜器（大多是装饰品），但在公元前800年之前，极少见到金属农具的实例。在公元800年前，木头、石头、骨头和贝壳始终是占绝对优势的最重要的农具材料。除非有更好的证据出现，否则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方古代国家农业产量的增长，慢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西方古代国家的灌溉农业体系所带来的。

然而，在公元前2500～前800年，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看来的确有强劲的增长。由于考古学家们让人出乎意料地对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定居点缺乏兴趣（不是因为缺乏实际的遗迹，而是因为考古学家们只关注贵族坟墓和重大建筑），我们的想象受到了限制。为数不多的出土物的确显示，到公元前800年时，房屋的面积和质量都有所改善。洞穴屋依然在建造，但更多人住到了地面上，有人住在结实的矩形房屋中，有挖了防护壕的地基、夯土或泥砖的墙、灰泥抹的地面，以及墙围。一些房屋中有绘画装饰，也有一些房屋是围绕着一个宽敞的院子建造的。墓穴中发现的浸满水的木器，说明细木工技术得到了较大改善。这些事物发展的年代顺序尚不清楚，但宽泛地说，我们可以相信房屋建造水平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晚期到第一个千年的早期，有了长足进步。

家居用品的数量和质量也有提高。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时，陶器已经普遍使用飞快旋转的轮子制作了，丝绸、漆器和玉器也更加常见了。最早的铜器出现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几乎可以肯定是受到了越过大草原传来的西方冶金技术的推动。金属似乎非常罕见，直到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二里头、郑州和安阳才出现了巨大的铸造作坊，打造武器和一些手工工具，最重要的是铸造祭祀器皿。铜陵保存完好的矿井遗址显示了早至公元前1600年的中国冶金的规模。

鲜有像样的家庭考古资料，意味着我们对金属的日常使用情况知之甚少，不过坟墓中出土的物品和财宝似乎意味着，到公元前800年时，青铜器皿已在某种程度上照社会等级自上而下流传了。在上层社会，金属的使用量是极大的，公元前12世纪的后母戊鼎（大概是从安阳的王室陵墓中发现的），使用了将近一吨的青铜。自公元前1046年商/周更迭后，有铭刻的青铜器皿的数量呈爆炸式增长，也许证实了一个非常富有的贵族阶层的出现。考古学家们也已经确定了上层社会中发生了“祭祀革命”，自公元前9世纪起开始用青铜器陪葬，这似乎与青铜工艺的巨大进步，包括脱蜡法和焊接法的应用，是相适应的。

上层社会的重大建筑在公元前2500年以后也有重大发展。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晚期最大的一些遗址（有时会占地200～300公顷）开始夯出通常会高达两米的土台。其中最宏伟的陶寺遗址有早至公元前2600年的一个占地5公顷的宫廷院落；到公元前2300年时又筑起了厚达9米的防护墙，有巨大的圆形碑，还有墙上有绘画的宫殿。

大约从公元前1900年开始，在可能是夏朝和商朝的都城的二里头和郑州，建起了规模大得多的宫殿。而从公元前13～前11世纪，尽管曾遭受洗劫，安阳的商朝王陵无论依什么标准，仍然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至今发掘出的西周宫殿都不及其前朝商朝的宏伟，不过其都城酆京遗存的房屋仍然极大而坚牢。公元前1046年后，富裕的墓葬骤然激增。贵族炫富的程度和能量获取水平在公元前1000～前800年也许是持平的，但比公元前2500年时要高得多。

像西方一样，在古代国家时期，确定无疑地发现了最早的地区性崩溃的证据，最明显的是公元前2300年左右陶寺的陷落和山东复杂社会的瓦解。不过，像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750年西方的崩溃一样，陶寺/山东的衰落对于能量获取水平并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至少对于如此粗略的度量工作来说是如此。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800～前200年）

东方没有经历像公元前1200年西方的崩溃那样的灾难。西方的崩溃使其核心地带的能量获取水平一连下降了好几个世纪。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则相反，上升得越来越快。像古代国家时期一样，缺乏对人体骨骼资料的系统性搜集和家庭考古的不足，限制了我们，但相同的是，仍有充分的证据使我们可以勾勒出总体的画面。

文献资料证实，土地占有制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特别是出现了向私人土地所有制的转变。土地掌握在法律上自由的农民手中，国家课税取代了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农民在土地上为他们的主人劳作的制度。这方面最早的清楚记载是公元前594年鲁国对农产品课税。到公元前3世纪时，这种向自由持有土地的制度的转变可能已经完成。这种土地所有权的改变大概鼓励了农民自发地加大了投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更高的产量便是其理所当然的结果。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还伴随着农业理论和方法形成了成熟的文献并不断发展，以公元前440年魏国的李悝为开端。

多茬复种的文献证据似乎也是与这种新的土地所有制相伴的。到公元前200年时，两种作物轮种（中国北方是小麦和粟，南方是粟和水稻）已显然成为常态，偶尔也会种些豆类，可能两年轮种3种作物。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提出，“牛”字的流传说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中叶时，役畜也变得重要起来（至少是在上层社会）。然而，在更确定的文献证据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国家大规模地涉入水利工程始于公元前4世纪30年代魏国的地方官西门豹。战国时期所有国家都大力投资开凿运河，以提高农业产量，其最高峰为大约公元前300年秦国的李冰在新征服的四川兴建的大型水利工程。

金属工具最早开始大规模使用大概是在公元前800年以后。李学勤和唐纳德·瓦格纳都认为，公元前800～前500年，在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工具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一些考古学家仍对此持怀疑态度。然而，到公元前500年时，中国也开始使用铁器（可能像青铜技术一样，制铁工艺最初也是跨越草原由西方传来的）。中国的铁匠进步非常迅速，在公元前6世纪时就炼出了真正的钢，公元前5世纪时铸出了生铁（而欧洲的铁匠是直到公元14世纪才掌握了这项技术）。到公元前200年时，铁制武器开始取代青铜武器，铁制工具的使用显然也越来越普遍。不过，青铜业依然繁荣。公元前6世纪的铜绿山铜矿显示了异常成熟的建筑水平，有设有树木线的竖井。侯马的铸造作坊也同样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这段时期，商业也迅猛发展。公元前625年从鲁国的臧文仲开始，大臣们在各自国内巡视以废除关卡。诸侯国都必须向商人们保证不干涉贸易，水运也变得越来越便利。中国商人在没有受到西方发展影响的情况下，于公元前5世纪开始独立铸造和使用青铜钱币。到公元前200年时，已有数以百万计的青铜钱币在流通。中国考古学家还没有像西方考古学家那样对船只残骸、动物骨骼、碑铭和铅污染状况进行量化，但在公元前800～前200年之间贸易有了巨大增长，似乎是非常清楚的事实。

计算分数

图3.30显示了3种不同的办法，来填补公元前9500～前200年能量获取分数估计的鸿沟，或者索性假设能量获取以算术或几何的规模稳步增长，或者依据实际证据进行估计。算术级增长似乎不大可能：图3.30中上面那条线意味着，自大约公元前7000年贾湖文化建立到大约公元前5000年河姆渡文化建立，和自大约公元前2300年陶寺文化毁灭到大约公元前300年秦国在四川兴修水利工程，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是一样快的。这不可能是正确的。我们或许应当假设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是几何级的，指数随时间而增长。

我们在将西方的考古数据转化为消费水平时所遇到的所有挑战，在东方进行转换时也都会遇到，但将东方的考古发现与西方相比较，显示出东方实际上是沿着一条与西方非常相似的轨道前进的。主要的不同在于，东方走上耕种和驯化的道路比西方晚了大约2 000年，其能量获取水平也相应落后于西方。在从采集向农业过渡的时代，最初差距似乎也停留在大约2 000年。从公元前9500～前6000年，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增长了大约50%，从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至6 000千卡；到公元前2500年时，随着副产品革命的完成，又增长了50%，增至每人每天9 000千卡。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埃及人建设大金字塔的时代，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似乎还停留在约公元前4500年时西方核心地带的水平，当时西方最早的大城市，比如布拉克丘和苏萨，都已经出现了（见图3.31）。

不过，公元前2500年后，东方能量获取水平的增长要快得多。由于东方的数据实在太少，我们只能就总体印象而言。在我看来，到公元前2000年埃利都腾飞前夕时，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一定大致达到了大约公元前3500年西方核心地带的水平，即苏萨时代和乌鲁克扩张的前夕（每人每天11 000千卡）。公元前1500年，当商朝建设郑州时，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与公元前2400年的西方的水平大致相当了，即乌尔王陵和埃及大金字塔兴建的时期（14 000千卡）。令我惊讶的是，到公元前1000年，当周朝取代了商朝时，东方能量获取水平已经与同时期的西方核心地带不相上下了。当时西方正处于危机后的恢复时期，埃及的中王国取代了旧王国，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第三王朝取代了阿卡德王朝的城邦（每人每天17 000千卡）。不过，到公元前500年时，因为西方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崩溃，并且恢复缓慢，东西方差距进一步缩小了。到公元前500年时，东方能量获取水平已经和东西方大约公元前800年的西方差不多了。当时亚述帝国正面临巨大危机，不得不进行上层体制改革——当时的水平是21 000千卡，当然也是西方于大约公元前1400年时达到的水平，即埃赫那吞和奈费尔提蒂开始奇特的宗教和政治实验之前半个世纪。

这些估计当然还需要更好的证据支持（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目前都还只是推测而已。但如果这些大致在正确的范围内，那就意味着东方的能量获取水平在大约公元前9500～前3500年这6 000年的时间里大致翻了一番后，在公元前3300～前1300年这2 000年的时间里又翻了一番，然后在公元前1300～前200年这1 100年间又增长了50%。

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崩溃是到公元前200年时，东西方差距缩小到只有300年的主要原因，但差距缩小的趋势早在此之前就开始了。在公元前2200～前1200年的1 000年间，实际上西方能量获取水平只增长了31%，而东方增长了52%。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原因还不十分清楚，尽管目前看来，东方的青铜技术很可能是向西方学习来的，并且驯化的小麦也同样是通过跨越大草原的商人获得的。这是否是东方迎头赶上的唯一原因，塔里木盆地里那些保存完好的干尸是否就是把很多技术从西方传到东方的中亚商人，是否还有至今未知的其他原因促使东方社会在古代国家时期比西方发展得快，都还有待研究。

无法突破的“硬天花板”

图2.5显示了过去16 000年间的能量获取状况，也展示了《西方将主宰多久》一书中的主要论点。社会发展指数的其他维度——社会组织（通过城市规模来度量）、战争能力和信息技术——终究不过是使用能量的方式；尽管单纯度量能量获取无法涵盖社会发展的完整内涵，但能量必然是任何指数的中心支柱。因此我讨论能量获取的证据时比另外3个特点更为详细。

显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尽管能量获取是历史的脊梁，我们关于能量获取的证据却是零散和不尽准确的。总体而言，西方历史比东方历史有更多的资料可供研究，西方历史的确有可供量化的证据存在。像史前考古的情况一样，致力于西方考古的学者们对于发掘结果，通常会比东方的同行们做出更多的综合整理。特别是西方学者们做了更多的家庭考古工作，并对实际工资进行了更多的研究。

随着证据基础的改善，新发现会解决这里遗留的一些问题。例如，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够更有信心地断言，西方能量获取水平在罗马时代的巅峰期究竟是公元前1世纪还是公元1或2世纪，其水平是否当真比东方的巅峰期宋朝要高（以及东方的巅峰期是否真的是12世纪）。我们应当也能够证明，在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早期到中期，东方和西方的能量获取水平是否都真的下降了；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的危机是否真的拉低了能量获取水平（我认为是的）；公元前2200年左右西方的危机和公元前2300年左右东方的危机，是否也拉低了能量获取水平（我认为没有）。更好的证据将不可避免地加强我得出的一些结论，而削弱我的另一些结论。

不过，总体情况显然是有充分坚实的基础的，即使所有具体分数都还存在争论的空间。能量获取水平在最后一个冰期末期时非常低，不会过分高于每人每天4 000千卡，增长得也极其缓慢。食物热量有所收益，但是，正如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前所认识到的，这些收益通常都被转化为更多的人口，增加的人口消费了增加的收益，使得大多数人的能量消费水平仍低于每人每天2 000千卡。但是，也如马尔萨斯所看到的，非食物热量也有大量收益，而且随时间积累。因此，总体（食物+非食物）能量获取水平是几何级增长而非算术级增长的，指数是随时间推移而增长的。

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我们都能比较清楚地看到耕作开始的大致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9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7500年）、驯化动植物开始的大致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7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5500年）、古代国家兴起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350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2000年）、大帝国创建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前750年，东方为约公元前300年），以及最重要的化石燃料工业兴起的时间（西方为约公元1800年，东方为公元1900年）。从古代大帝国的巅峰时期到工业革命兴起，大约2 000年的时间里，能量获取水平一直被控制在一个我称之为“硬天花板”的上限之下，略高于每人每天30 000千卡。这标志着农业社会所可能达到的极限就是如此。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从古代和中古时期流传下来的精英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人性达到其顶峰、历史是循环性的、最好的时代在过去等感觉——正如自公元1700年以来西方能量获取水平爆炸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18～19世纪众多欧洲思想家，以及20～21世纪的美国人抱持的乐观主义。 7TbQ3dNRTBy9stMXqLD7DWALoP33UlGOlAoA4XXmjWA6QLPJTktir8OAbJ3dC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