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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毁灭，还是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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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章末尾，埃比尼泽·斯克鲁奇恐惧地盯着那块铭记着“埃比尼泽·斯克鲁奇”的墓碑。他紧紧地抓着圣诞未来之灵的手，拼命地问：“这些是表示未来一定会这么发生，还是说未来可能会这么发生？”
我想，我们不妨对图12-1提出同样的问题。图12-1显示，如果现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和20世纪时的发展速度一样，那么东方就会在2103年的时候再一次超过西方。但是，由于17世纪以来，社会发展的速度一直在加快，所以图12-1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对这个图最好的解释就是最早要到2103年，西方统治的时代才可能结束。
东方现在的城市规模已经和西方一样大了，并且中国和美国经济总量（这也许是进行预测时最简单的变量）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战略家们认为，到203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会赶上美国；高盛集团的银行家们认为这会发生在2027年；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们认为到202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赶上美国；一些经济学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甚至预测这会发生得更早（他们分别认为是2020年和2016年）。东方要在战争能力、信息技术以及能量获取方面赶超西方，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认为2050年后，东方的社会发展会迅速地赶上西方。
图12-1 亘古不变？如果现在东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和20世纪时的发展速度一样，那么西方就会在2103年结束统治地位
不过，还是有人心存怀疑。以上所有专家的预测都是在2006～2007年之间作出的，当时东方正处于金融危机的前夕，而这些银行家、会计师和经济学家并没有预测到这场金融危机。我们应该知道，《圣诞颂歌》最关键的一点是，斯克鲁奇的命运并不是板上钉钉的。斯克鲁奇跟圣诞未来之灵保证道：“我不会忘记从过去、现在和未来得到的教训。”然后，斯克鲁奇果然在圣诞节早晨起床的时候，变了一个人。他身上的杀气消散了，他的心从坚冰变成了热情的火焰，最终这团火温暖了整个城市，他成为这个城市最会过圣诞节的人。
和斯克鲁奇一样的西方是否能够在21世纪重新改造自己，继续保持领先？在本章中，我会给出一个令人惊讶的回答。
我在这本书中提到，预言家在试图解释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原因以及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时，最大的缺陷在于他们看得不够远。他们在向我们解释历史的时候，也只是回顾了几百年前的事情，这就像斯克鲁奇单单通过与圣诞现在之灵对话来吸取教训。
如果我们按照斯克鲁奇的实际做法，牢记圣诞过去之灵的话，就能做得更好。或者我们可以模仿哈里·谢顿，在研究银河帝国的未来时，先了解它的千年历史。像斯克鲁奇和谢顿那样，我们不仅仅要了解现有的趋势将如何发展，还要了解这些趋势是否会产生削弱它们的力量。我们需要考虑社会发展的悖论，了解后发优势，并且预测地理因素将如何影响社会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将如何改变地理的意义。当我们这样做时，我们就会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人类生活的每个时代都非常有趣。
自2000年以来，作为世界核心的西方和边缘的东方之间产生了一种非常奇怪的关系。在19世纪40年代，西方的核心区域就已经扩展到世界，把它的影响力覆盖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并将原先独立的东方核心变为西方的新边缘地带。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历史上所有核心地区与边缘地区之间的关系一样，只不过前者的规模更大一些。东方用自己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富裕的西方进行贸易。人们发现了后发优势，日本进行了重建。到了20世纪60年代，东亚的一些国家进入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市场，开始繁荣发展起来。1978年之后，中国等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市场也有更大的弹性。早期西方学者认为东方大量的贫困人口以及固执的知识分子是东方落后的因素，而现在这些看起来却像是巨大的优势。整个东方最终都开始了工业革命，东方的企业家们建起工厂，向西方（尤其是美国）销售廉价的商品。
以上这些都不是特别新鲜的事，并且十多年以来一直发展得很好（除了那些试图与廉价的亚洲商品进行竞争的西方人）。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生产商发现——就像其他边缘国家的人们一样——即使是最富有的核心地区也不能统购边缘国家所能出口的一切商品。
东西关系变得不寻常的原因是在2000年后出现了新的解决办法。虽然美国的人均收入几乎是中国人均收入的10倍，中国还是能够借钱给西方，让他们持续买进东方的商品。中国常常把大量的经常项目盈余投资于诸如美国长期国债这样以美元标价的证券。中国购进几千亿美元，使得人民币看起来比美元廉价，从而令中国的商品比西方商品便宜得多。
经济学家意识到，这种关系相当于在一场婚姻中，一方负责存钱和投资，另一方则负责花钱，但是双方谁也离不开谁。如果中国停止买入美元的话，美元就有可能崩溃，那么中国持有的8000亿美元就会贬值。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人停止购买中国商品，那么他们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信用也没有了。美国人一旦发起抵制活动，中国的企业就会陷入混乱之中，但是中国可以通过抛售美元、破坏美国的经济来实施报复。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金融历史学教授弗格森和柏林自由大学经济史教授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将这个奇怪的关系称为“中美共同体”，认为中美已经走入共生时代。但是，美国不能永远通过向中国借钱来购买中国的商品。中美共同体大量的低息贷款使双方的资产都出现了通货膨胀，并且在2007年的时候，泡沫经济开始崩溃。2008年，西方经济直线下滑，导致其他国家经济也出现下滑。到了2009年，13万亿美元的消费者财富化为乌有，中美共同体也出现了衰退局面。
2010年早期，政府的迅速干预似乎避免了重蹈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覆辙，但是中美共同体的崩溃还是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东方，失业人口剧增，股票市场崩溃，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还不到2007年的一半。即便如此，中国在2009年7.5%的增长速度还是远远高于西方核心地区在最好时期的增长速度。中国需要5860亿美元来刺激经济，不过它至少还有足够的储备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西方面临的情况则严重得多。美国在其现有的国债上又动用了7870亿美元来刺激经济，但是2009年，它的经济还是下滑了2%。2009年夏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20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反弹到8.5%，而美国只有0.8%。最令人恐惧的是，美国国会预算局预测，在2019年前，美国将无法还清它为刺激经济所借的国债，到那个时候，美国的老龄化将使美国经济进一步衰退。
2009年10月，世界20个经济强国的首脑聚集在一起，商讨解决危机的办法，一句俏皮话开始流传起来：“2009年，中国拯救了资本主义。”这句话有很大的真实性，1918年的情况可以拿来与2009年进行对比。当时，整个大西洋都面临着国家力量和财富的衰退——从欧洲原先的核心地区到美国新兴的核心地区。2009年，整个太平洋也有可能发生同样的衰退——从美国到繁荣发展的中国。中美共同体有可能只是通往东方统治道路上的一个停靠点而已。
毫无疑问，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预测。一些专家指出，美国就像斯克鲁奇一样，已经多次彻底地改造了自己。关于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所经历的经济大萧条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已经有太多的批评声，但是最后，美国的经济得以反弹，分别在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的时候打败了纳粹和苏联。这些乐观者坚称，美国的企业家和科学家总能想出办法，并且即使美国在2010年确实陷入了危机，它也能在2020年时超过中国。
其他一些专家则强调中国自身也存在着问题。最明显的是，由于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工资水平，中国正在失去一些后发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一些低端的制造工作开始从中国沿海转移到内陆，现在正集体转移到诸如越南这样工资更低的国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自然过程，但是有一些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开始失去它的优势了。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由于低出生率和迁移率，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上升得比美国快，到2040年，中国经济面临的老龄化问题要比美国严峻得多。中国自然资源的短缺也有可能减缓经济的增长，城乡之间的差距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只要发生其中任何一件事情，就有可能出现动乱。
西方一群有影响力的学者认为，或许所有的这些猜测都不重要，因为它们都会被忽略。尽管在20世纪的时候，大西洋的财富和力量都经历了衰退，但是2000年，西欧人还是比他们在欧洲帝国主义鼎盛时期的先辈富有得多，因为上升的资本主义浪潮推动了西方各国的发展。在21世纪，太平洋上的国家有可能会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在前面就提到了安格斯·麦迪森，他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的时候会超过美国，并且预测在2003～2030年之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增长两倍（人均收入18991美元）。他认为，美国的人均收入只会上升50%，但是因为他们的起点很高，所以到2030年，美国人均收入将为58722美元，是中国的3倍。罗伯特·福格尔则更加乐观，他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在2016年超过美国。他说，到204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会达到令人惊讶的85000美元——但是到那个时候，美国人均收入将达到107000美元。
其中，最乐观的看法是记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所说的“平稳版本”，即东方的繁荣发展将使得东方西方化。到那时，询问是否还是由西方继续统治这个问题已毫无意义，因为整个世界都已变成了西方。1999年时，乔治·布什这样说道：“与中国进行自由贸易，时机对我们非常有利。”
一些人认为，使现代全球经济繁荣的唯一方式，就是要变得自由和民主——也就是说，要更像西方的核心地区。不过，那些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东方的西方学者却不认同东方在有能力统治全球的时候文化也会变得西方化这一观点。毕竟，美国取代欧洲成为西方核心国家的时候，它的文化和欧洲文化并不一样。相反，欧洲人开始抱怨本国文化的美国化。
当中国的城市精英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美国主宰的全球经济时，他们喜欢上了西方文化中的很多事物。他们脱下了中山装，创办了英语学校，甚至在故宫的星巴克里喝着拿铁咖啡。北京后海的昂贵酒吧里挤满了二十几岁的年轻人，这些人就像纽约和伦敦股民一样，手拿黑莓手机，关注股票行情。不过，问题是，当太平洋国家面临力量和财富衰退的时候，它们的西方化进程是否还会继续。
马丁·雅克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随着东方和南亚根据自己的需要，适应了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我们已经看到了他所谓的“争鸣的现代性”的发展。雅克认为，在21世纪上半叶，支离破碎的全球秩序将会代替西方统治，使得多种货币（美元、欧元以及人民币）和经济/军事影响范围（就像美国对欧洲、亚洲西南部和南亚的影响，以及中国对东亚和非洲的影响）都会受到各自文化传统的统治（欧美文化、儒家思想等）。但是他预测，在21世纪下半叶，具体的数字将证明一切，中国将统治世界，世界将被东方化。
雅克通过总结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权力运用的方式推断得出，21世纪末，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将与19～20世纪以西方为核心的世界有着巨大的差别。这个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等级化，认为外国人就应该向东方进贡，而不是像西方理论那样，觉得每一个国家和机构名义上都是平等的。这个世界也会变得非常偏执，会摈弃西方人主张的人类价值理论，中央集权论者也不能忍受人们对政治统治者权力的任何反对。在整个世界，人们会忘记过去欧美统治的辉煌成就。他们会学说普通话，而不是英语，他们会纪念郑和，而不是哥伦布；他们会学习儒家思想而不是柏拉图理论，并且他们会对中国的文艺复兴人物沈括惊叹不已，而不是对达·芬奇感到赞叹。
一些战略学家认为中国的全球统治会遵循儒家思想中的和平治国，不像西方那样具有军事侵略性。其他战略家却不这么认为。不过，我们无法从中国的历史中得到明确的答案。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些统治者反对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尤其是在贵族和官僚中），但是有更多的人崇尚武力，例如除宋朝以外的几乎每个朝代的前几任皇帝。那些自称“现实主义者”的国家关系理论家们普遍认为，自朝鲜战争以来，中国的谨慎与其说是由于儒家思想，还不如说是由于自身的缺点造成的。自2006年以来，中国的军事开支每年至少增加16%，其目标是要在21世纪20年代赶上美国。或许可以说，东方要在21世纪统治世界，其过程可能会比19～20世纪的西方更加血腥。
这就是我们的未来。也许会有伟大的人物帮助美国，帮助西方多统治几代；也许会有一群愚笨之人暂时阻挠中国的崛起；也许东方会被西方化，或者西方将被东方化；也许我们会共同生活在地球村里，或者我们会陷入文明的冲突里；也许每一个人都会变得更加富有；也许我们会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灰飞烟灭。
这种自相矛盾的预测只会让人想起我在第四章提到的盲人摸象的故事，故事中的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摸到的是真正的大象。我在本书中提到，唯一可以解释西方统治地位的方式是利用社会发展指数进行说明。我现在想要证明，用同一种方法也能帮助我们了解100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再来看看图12-1，尤其注意2103年，东西方交汇的这个点。到那个时候，社会发展指数会超过5000分。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冰河时期末期到2000年间的14000年里，社会发展指数上升了900分。根据图12-1，在接下来的100年里，社会发展指数还将上升4000分。900分把我们从阿尔塔米拉岩窟的石洞壁画带到了原子弹时期，那么另外4000分会把我们带到哪里？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只有了解当社会发展指数达到5000分时世界会是怎样的，我们才能了解中美共同体崩溃之后将会发生什么。
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在2000年的一次访谈中提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我们的生活方式将比过去的几千年面临着更为根本的变革。”或许，这听起来有点极端，但是如果图12-1确实显示了未来的轮廓，那么里夫金的预测实际上却是过于保守了。根据图12-1，在2000～2050年之间，社会发展速度将是过去14000年的发展速度的两倍；到2103年，发展速度还将翻倍。这真是对历史的极大讽刺！
之前提到的所有预言在此刻全部破灭。根据现在对未来的所有推断，我们得出意料之中的结果，即未来和现在基本一样，除了中国会变得更加富有。如果我们把整个历史都置于这个问题之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和圣诞过去之灵对话的话——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接下来的社会发展速度将史无前例。
5000分的社会发展指数所蕴涵的意义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我们假设能源获取、社会组织、信息技术和战争能力到2013年在社会发展指数中占的比例和2000年大致相同，那么一个世纪后，就会出现拥有1.4亿人口的大城市（相当于将东京、墨西哥城、纽约、圣保罗、孟买、德里和上海合并为一个城市），每天的人均能量消耗将会达到130万千卡。
战争能力的5倍增长则更加难以想象。我们有大量的武器，足以摧毁这个世界好几次。21世纪，我们不再是简单地增加核导弹、炸弹以及枪支的数量，相反，21世纪的科技会使武器变得无用，就像坦克使得骑兵失去作用一样。美国科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致力于开发反弹道导弹，诸如《星球大战》里的情形肯定会变为现实。机器人将为我们作战，网络战争将会变得极其重要。纳米技术会把日常材料变为坚硬的盾牌和极具杀伤力的武器，并且每一种新的进攻形式都会带来同样高端的防卫形式。
不过，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还是图12-1暗示的信息技术的变化。20世纪把我们从录音机和电话时代带到了网络时代，21世纪使发达国家的人们更容易得到世界上的所有信息，我们的大脑就像（或者说变成了）一台大型的计算机，其计算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这个时代所有大脑和机器的计算能力。
当然，所有的这些听起来都不大可能。拥有1.4亿人口的城市根本无法运作。这个世界也没有足够的石油、煤炭、天然气和铀来满足人均能量消耗达130万千卡的几十亿人口。纳米技术、计算机以及机器人战争会把我们全都消灭。我们的大脑会与计算机结合——我们将不再是人类。
我想，这就是图12-1最为重要，也最令人担忧的暗示。
在本书中，我主要提到了两个观点：第一，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共同解释了社会发展的历史，其中生物因素推动了社会的发展，社会因素显示了社会如何发展，地理因素则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者倒退）得最快；第二，虽然地理因素决定了哪里的社会发展或者倒退，但社会发展也决定了地理因素的意义。我现在准备对此做出进一步的阐释。21世纪的社会发展指数上升得如此之快也将改变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意义。我们正接近历史上最大的断层。
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是一名发明家，也是一名未来主义者，他将此称为“奇点”——“在未来时代，科技将会迅速发生变化，产生的影响也极其深远……科技以飞快的速度发展着”。其观点的基础之一就是摩尔定律。摩尔定律是由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提出来的。其内容为：集成电路上可容纳的晶体管数目，约每隔18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而价格将降低一半。40年前，庞大的计算机每秒运行几千万次运算，要花几百万美元，而我现在使用的小型电脑，只需要花费几千美元，每秒能够运行几十亿次运算——在性价比方面提高了10倍，或者说每18个月就翻一番，就像摩尔预测的那样。
库兹韦尔认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的话，到2030年左右，计算机就能够运行可以复制10000万兆电子信号的程序，即人类大脑220亿个神经细胞每秒发出的信号数量。它们能够存储一般大脑所能存储的10兆记忆。到那个时候，扫描技术将能够精确地描绘出人脑中的每一个神经细胞——技术拥护者们认为，这意味着我们能够将真实的人类思想上传到机器中。库兹韦尔认为，到2045年左右，计算机就能够解析世界上的所有思想，从而有效地将碳基生物和硅基生物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全球意识。这就是奇点——我们将超越于生物之上，进化成一个比人类更为先进的全新物种。
人们对库兹韦尔充满激情的想法褒贬不一，有人觉得他的想法非常可笑，有人则对他的想法充满了敬佩之情。就像在他之前的所有预言家一样，他所犯的错误可能远远大于他做对的事。但是，库兹韦尔的所谓“来自怀疑的批判”毫无疑问是非常正确的，即不相信这么奇怪的事居然会发生。正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理查德·斯莫利（Richard Smalley）常说的那样：“当科学家说某件事是可能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低估了事情发生所需的时间；但是，当他们说不可能的时候，他们很可能错了。”人类正踉踉跄跄地迈向某种奇点，政府和军队也正认真对待奇点，并对此制订计划。
也许，我们已经看到了变化。我曾在第十章中指出，工业革命使人类的意义发生了比农业革命时更为巨大的变化。纵观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饮食的改善使得人们的寿命变为原来的两倍，身高也比人类的祖先高了6英寸左右。现在妇女花在生育和抚养孩子上的时间也更多了，而且与早期相比，很少有婴儿夭折了。在一些最富裕的国家，医生们似乎能够创造奇迹——他们能让我们保持年轻（2008年，在美国有500万例肉毒杆菌手术），可以控制我们的情绪（每10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服用百忧解）并加强从软骨到阴茎的一切功能（2005年，美国医生开出了1700万份伟哥、犀利士和乐威壮等处方）。我想，古代那些年老的皇帝会认为这些紫色的小药丸和库兹韦尔的奇点一样奇妙。
21世纪的基因研究更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修正了我们细胞中的复制错误，并且在我们的器官出现问题时培育出新的器官。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们正接近“部分的永生”：就像亚伯拉罕·林肯的著名斧头（这把斧头换了三次把手、两次刀刃）那样，我们身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被更新，从而获得永生。
那么为什么要局限于修复已经坏掉的那些呢？你也许记得20世纪70年代的电视连续剧《无敌金刚》（ The Six Million Dollar Man ）。电视一开始，就出现一位名为史蒂夫·奥斯汀（由李·梅杰斯扮演）的飞行员。他在一次空难中失去了一条胳膊、一只眼睛和两条腿。这时响起了画外音，说道：“我们可以改造他——因为我们有科技。”奥斯汀马上就变成了一个仿生人，他跑得比汽车快，手臂上带着盖革计数器，眼里装着变焦透镜，并且最后还出现了一个仿生女友（即林赛·瓦格纳）。
过了30年，运动员都变成仿生的了。2005年，高尔夫球手老虎·伍兹做了眼科手术后，他的视力变得比过去更好了；2008年，国际田径联合会临时禁止短跑运动员奥斯卡·皮斯托瑞斯（Oscar Pistorius）参加残奥会，因为他的假腿似乎比那些真腿跑得快得多。
到了21世纪20年代，发达核心地区的中年人可能会比他们年轻时视力更好，跑得更快，样貌更好看。但是他们没有下一代那样犀利的眼神、敏捷的身手和漂亮的外表。基因测试使得人们能够选择打掉畸形胎儿，并且，由于我们能够更好地控制某种基因，父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设计婴儿。一些人可能要问，如果你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婴儿类型，那么为什么还需要自然的基因呢？
有人对此做出回答，这是因为优生学——无论是受到像希特勒这样的种族狂热者还是消费者的驱动——是不道德的。同时，优生学也是危险的。生物学家喜欢说“进化比你聪明”，有一天我们或许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因为我们试图通过去除自己的愚蠢、丑陋、肥胖和懒惰等特质来超越自然。批评者们认为，所有这些关于超越生物的想法，只是因为我们想扮演上帝的角色——据说，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这位率先给人类染色体排序的科学家对此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们不是扮演上帝，我们就是上帝。”
争论还在继续，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时代——正如我们之前的那些时代——最后会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一万年前，一些人可能会担忧种植小麦、驯养羊群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200年前，肯定有人对蒸汽机抱有同样的想法。那些抱有疑虑思想并能掌控自己的人才能获得发展，反之，则不能。将治疗性克隆、美容以及延长寿命宣布为不合法的做法听起来不太可行，而禁止对自然界的军事利用听起来更加不可行。
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是研究如何改变人类项目的最大赞助者之一。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正是该机构给我们带来了互联网（当时被称为阿帕网）。现在它的大脑界面项目正在研究分子大小的计算机，利用酶以及DNA分子，而不是硅，植入士兵的大脑中。2002年诞生了第一台分子计算机，2004年产生了更加先进的计算机帮助治疗癌症。不过，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希望通过提高士兵的染色体接合速度、增加记忆容量甚至提供无线网络连接，让士兵也具备计算机的一些优点。同时，该机构用类似的方法进行“无声通话项目”。在开口说话前，人脑首先把语言信息转换成神经信号。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希望通过对这些神经信号的分析，使士兵在战场上实现无声通信。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这样的“网络传心术”将在21世纪20年代成为现实。
库兹韦尔关于奇点的最后一个看法是，能够复制生物大脑运转的计算机将发展得越来越快。2007年4月，IBM的研究者将蓝色基因/L超级计算机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平行皮层模拟器，这个模拟器能够运行一个模拟老鼠大脑功能的程序。这个程序只有老鼠大脑的一半那么复杂，运行速度也只有老鼠的1/10，但是同年9月，这个实验室已经能够模拟更大、更复杂的老鼠大脑。
当然，老鼠的大脑远远不能与人脑相比。实际上，这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估计，如果要模拟人脑，需要比现在强大400倍的电脑，而凭借2007年的科技水平是无法达到能源、冷却以及空间方面的要求的。不过在2008年的时候，计算机的成本已经大幅下降了。IBM预测，蓝色基因/Q超级电脑将在2011年得以运行，并且至少能够实现1/4的目标。更加野心勃勃的小鹰项目连接起上千台蓝色基因超级电脑，能够在21世纪20年代的时候更加接近目标。
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到2045年的时候，这些就相当于库兹韦尔的奇点，那就显得轻率了。不过，要是否认我们正在接近一个巨大的断层，则会显得更加轻率。无论我们把目光投向哪里，科学家们都正在打破生物的界限。克雷格·文特尔的实验室已经利用单纯的化学物合成了单一的细胞染色体。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即2010年下半年，他们可能已经将人工染色体移植到细胞中，产生了地球上第一个合成的自我繁殖的有机体。基因学甚至有着自己的摩尔定律和卡尔森曲线：1995～2009年间，合成DNA的成本从每个碱基对1美元降到了不足0.1美分。一些基因学家认为，到2020年，创造出全新的有机体将变得非常普遍。虽然我们很难接受这个想法，但是最近几个世纪的发展趋势使人类存在的意义发生了变化，有可能实现社会发展指数5000分所要求的大规模城市、巨大的能量储备、具有杀伤力的武器以及科幻式的信息技术。
本书大量提到了社会的发展，讲述了很多早期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人类的进化消灭了早期猿人，农业的出现使狩猎采集者所面临的紧要问题变得不再重要，同样，城市和国家的兴起使史前人类担忧的问题变得不再重要。草原通道的关闭以及海洋路线的开通结束了限制东方两千年发展的不利因素，工业革命使以前所有的问题都显得无足轻重。
这些变革正在加快步伐，每一次变革都使社会发展的程度更深、速度更快。如果社会发展正如图12-1预测的那样，在21世纪的时候，确实上升4000分，那么这次正在进行的革命将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很多未来学家都认为，这次变革的核心在于将遗传学、机器人技术、纳米技术以及计算机科学的变革都结合起来，它所产生的影响将会推翻我们已知的大部分知识。
但是，虽然图12-1清楚地显示了东方的社会发展指数高于西方，但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在这个部分引用的每一个例子——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IBM、《无敌金刚》——都是发生在美国人身上的。东方的科学家对新技术的研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例如，日本和韩国的机器人技术都很先进），但是目前为止，这些变革主要还是发生在西方。这意味着那些认为美国将会经历衰退而中国将会崛起的专家们是错误的：如果美国对新科技的主导像两个世纪前英国对工业技术的主导一样，那么基因/纳米/计算机革命将会比工业革命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将更多的财富和力量转移到西方。
另一方面，财富潜在地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意味着美国现在的统治只是20世纪末遗留下来的，意味着到21世纪20年代，这些巨大进步将会发生在东方的实验室里。中国正投入大量的资金吸引本国最好的科学家从美国回来，也许，在21世纪40年代，将是联想而不是IBM的主机引起世界的关注，因此图12-1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真实性。
或许，这个奇点会使“东方”和“西方”这两个存在了1万年的概念变得毫无意义。它不是改变了地理，而是废除了地理。人类和机器的结合意味着出现了新的获取和使用能源的方式、新的共处方式、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新的沟通方式。这意味着新的工作方式、思考方式、关爱方式以及微笑方式，也意味着新的出生方式、衰老方式以及死亡方式，这甚至还意味着所有这些事情的终止以及我们大脑所不能想象的新世界的诞生。
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有可能成为现实。
当然，除非有什么事阻止了它们的发生。
2006年年末，我和妻子受邀参加斯坦福大学的一个会议，主题是“危机中的世界”。这次会议明星荟萃，其中一些还是世界上一流的决策者。这天明媚阳光暖洋洋地洒在我们身上。股票市场、房价、工作以及消费者信心指数始终都是我们谈论的焦点。当时还是美国的早晨。
在吃早饭时，我们从国防部前秘书长那里得知了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威胁，包括核威胁、生物威胁以及恐怖分子的威胁。吃午餐时，我们了解到了现在环境恶化的惊人程度以及国际安全面临的巨大风险，同时，我们还知道了全球性的瘟疫几乎不可避免。所有的事情都在恶化。我们听到越来越多令人沮丧的消息，听着专家们报告一个个正在逼近的灾难。会议举办得非常成功，但是，晚餐结束后，当主讲人宣布我们在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失败的时候，听众几乎没有任何反应。
那天听到那么多令人绝望的消息后，我开始思考（说得委婉些）。在公元1世纪以及公元1000年后，社会发展达到了一个极限，并且社会发展本身产生了使东方社会崩溃的破坏力。我们现在是否在讨论一个新的极限，大约在1000分左右？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天启骑士们是否正在比我们更快地接近奇点？
那五个熟悉的因素——气候变化、饥荒、国家崩溃、迁移以及疾病——似乎全都回来了。首先，全球变暖或许最能够说明社会发展的悖论，从1800年起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化石燃料向空气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从而令大气层吸收了大量的热量。我们的塑料玩具和冰箱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温室。自1850年来，平均气温已经上升了1华氏度，其中最近30年上升得最为明显，温度计里的水银不断上升。
过去，较高的温度往往意味着农业收成更好，社会发展更快（如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暖期），但是，这一次的情况却不相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07年表示“极端气候的变化频率和强度，以及海平面的变化，大多都对自然界以及人类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全球变暖会产生突然且不可逆转的影响”。这些说法已经比较委婉了，这份报告中的注释说明更令人惊慌。
冰盖中的气泡表明，在过去的65万年里，二氧化碳的浓度一直在提高，从冰河时期的180ppm（百万分比浓度）上升到温暖的间冰期时期的290ppm。到了1958年，二氧化碳的浓度突破了300ppm。到了2009年夏天，这个数字达到了387ppm。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计，如果目前的趋势没有得到遏制的话，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会达到550ppm——比过去的2400万年中的任何时刻都要高——平均温度将会上升5华氏度。如果能量摄取正如图12-1显示的那样保持持续增长的话，整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热，而且变热的速度会更快。
即使我们停止排放温室气体，空气中已经包含大量的二氧化碳，所以气温还将继续上升。我们已经使大气层的化学成分发生了改变。无论我们现在采取什么措施，北极都将融化。根据一些保守估计，例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估计，到2100年，冰盖将全部融化；最激进的学者认为，到2013年，两极在夏天时冰盖将全部融化。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这将发生在2040年左右。
随着两极的融化，海平面将上升。现在的海平面已经比1900年时足足高了5英寸。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计，到2100年，海平面将继续上升两英尺。关于两极融化最为恐怖的预测是，届时海平面将上升50英尺，淹没地球上数百万平方英里最好的农田以及最富裕的城市。地球在以超乎我们想象的速度迅速缩小。
但是，即使冰块融化成冰冷的水，由于海洋从大气层中吸收热量，它们的温度仍然会变得越来越高，并且由于现在海洋冬天的温度没有以前那么低，飓风持续的时间将会更长，也将更加猛烈；潮湿的地方会变得更加潮湿，也会发生更加猛烈的风暴和洪灾；干燥的地方会变得更加干燥，也会发生更多的森林火灾和沙尘暴。
全球变暖对我们中的很多人产生了影响，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个人在2008年的时候就受到了全球变暖的影响。早在加利福尼亚州火灾季节前，我们的房子就已经被充满灰尘的空气包围了。天空变成了橘红色，消防直升机的旋翼淹没了我们的声音。我们在下雨之前在房子周围挖了一条防火道，真是千钧一发。或许，我应该说，雨终于下了：现在美国西部的火灾季节持续的时间比20世纪70年代持续的时间要长78天，是30年前的5倍。消防队员认为，以后还会更糟。
所有这些都属于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说的“我们所知道的可怕事物”。不过，他认为，“更可怕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弗里德曼解释道，这是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全球变暖，而是“全球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是非线性的：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紧密相关，以异常复杂的方式进行反馈。当地球环境发生突然且不可逆的变化时，就会出现临界点，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临界点在哪里，或者说当我们达到这些临界点时，会发生什么。
最恐怖的事情是，我们不知道人类该如何应对。就像过去发生的所有气候变化一样，这次的气候变化也不会直接导致地球崩溃。2006年，英国的《斯特恩报告》估计，如果我们在2100年前，继续像现在这样破坏环境的话，气候变化将会使全球经济产量在现在的基础上下降20%——这个前景令人沮丧，但是我们知道这并不代表着世界末日。并且即使最可怕的预测真的实现了，即温度上升了10华氏度，人类也能够应对。我们真正应该担忧的不是天气本身，而是2100年前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反应将会造成更多的灾难。
最明显的灾难就是饥荒。绿色革命也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成就，它使粮食产量增加的速度比人口增加的速度更快。在2000年前，事情看起来似乎是如果我们能够遏制独裁者和军阀的邪恶和愚蠢，我们就能消灭饥饿。但是10年后，这看起来不太可能。社会发展的悖论再一次发生了作用。随着人们财富的增加，农民们用越来越廉价的谷物饲养动物，这样我们能够吃到昂贵的肉食；越来越多的农田开始产出生物燃料，这样我们开车的时候就不用耗油了。结果是：在2006～2008年期间，主食的价格上升了1～2倍，非洲和亚洲饥饿的人群发生了暴动。2009年，史无前例的谷物大丰收（23亿吨）以及金融危机使得价格下降，但是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会达到90亿，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预测，价格会波动得更加剧烈，食物也会变得更加紧缺。
21世纪，地理因素将继续对东西方产生不同的影响。全球变暖将提高农作物在寒冷地区的产量，如俄罗斯和加拿大等大国，但是将会对非洲及亚洲的国家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将从非洲延伸到亚洲的一条线称为“不稳定的弧形带”。世界上大部分的贫困人口都生活在这条弧形带上，而且农作物产量下降会潜在地释放三大天启骑士。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估计，在2008～2025年之间，面临食物或者水资源短缺的人口数量将由6亿上升到14亿，并且其中大部分生活在这条弧形带上。《斯特恩报告》总结道，到2050年，饥荒以及干旱将产生两亿“气候移民”——是2008年全球移民总和的5倍。
西方核心地区的大部分人已经将移民视为一个威胁，虽然3个世纪前草原通道的关闭使得移民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威胁。2006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指出，美国人认为移民是美国的第二大严重问题（仅次于伊拉克战争）。对很多人来说，墨西哥人走私毒品、争抢工作岗位所带来的威胁超过了所有利益。对欧洲人来说，他们对恐怖分子的恐惧也同样巨大。在美国和欧洲，本土主义者认为新来的定居者难以同化。
全球变暖甚至可能使反对移民的激进主义者的恐惧在21世纪20年代成为现实。成千上百万的饥饿者、愤怒者以及绝望者都将逃离伊斯兰世界，前往欧洲以及美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将使得历史上的一切事物都相形见绌，再次产生过去草原通道上的各种问题。
疾病，作为天启骑士之一，可能成为这些问题之一。在公元2世纪以及14世纪，移民者在穿过草原的同时也传播了瘟疫，20世纪最严重的流行病——1918年的H1N1流感——在美国和欧洲的士兵间传播。H1N1在一年内杀死的人——可能有5000万——比黑死病一个世纪内杀死的人还要多，是过去30年艾滋病导致死亡人数的2～3倍。
空中旅行使得疾病更加难以控制。自1959年非洲出现艾滋病毒后，20世纪80年代四大洲爆发了艾滋病；2003年，非典病毒（SARS）在中国东部变异后，数周内就传播到了37个国家。基因学家在31天内对这个病毒的DNA进行排序（给艾滋病毒排序则花了15年），国际上的迅速反应将其扼杀在了摇篮中。但是，到2009年，当流行病学家辨别出所谓的猪流感时（被称为“新型H1N1”，从而与1918年的流感进行区分），猪流感已经传播得太广，难以控制了。
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如果猪流感或者任何其他类似的流感像1957年的H2N2病毒那样——杀死了100万～200万人口——具有杀伤力的话，猪流感将杀死200万～740万人口；如果猪流感的致命性像1918年的流感那样，那么将会导致2亿人口死亡。当今世界比1918年时做了更好的准备，但是即使死亡人数只是当时的1/10，也会产生短期的经济衰退，这将使2007～2009年间的经济危机看起来微不足道。世界银行估计，一场流行病将会使世界经济产量减少5%。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官网上，《流感：你需要知道的10件事》（ Ten Things You Need to Know About Pandemic Influenza ）中列出的一些预测更令人恐惧：
·世界可能马上就会发生另一场流行病。
·所有的国家都会受到波及。
·药材供应将会短缺。
·将会发生大规模的死亡事件。
·经济和社会将会受到巨大破坏。
当四大天启骑士——气候变化、饥荒、迁移以及疾病相继发生时，它们就会互相作用，从而释放第五大天启骑士：国家的崩溃。世界上一些最不稳定的政权正好位于不稳定的弧形带上。并且，随着压力的增加，一些政权有可能像阿富汗或者索马里那样完全崩溃，增加人民的痛苦，为恐怖分子提供更多的避难所。如果这些核心地区继续不稳定的话，它们的经济就会完全受到弧形带资源的限制，那么我们就有可能陷入最糟糕的情形。
早在1943年，当美国军队进入波斯湾时，他们就了解了这个核心问题。报告指出：“这个地区的石油是有史以来最了不起的奖品。”西方核心地区的发达国家不久就将它们的宏伟战略定位在了海湾石油上。20世纪50年代，当西欧的力量衰退的时候，美国开始介入，秘密或者公开地帮助盟国，对抗敌国，保持自己能够自由进入弧形带的权利。苏维埃政权虽然没有那么依赖海湾石油，但是它也一样积极地进行干预，目的是不让美国从中获利。20世纪90年代，当苏联解体的时候，中国对石油的依赖（自2000年以来，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占了全球石油需求的40%）使其不得不也加入这场大博弈中。
中国对资源（大豆、铁、铜、钴、木材、天然气以及石油）的渴望，意味着在21世纪初它与西方在不稳定的弧形带将会产生不断的冲突。中国的外交官强调中国是“和平崛起”（还有人低调地称之为“和平发展”），但是西方对此产生的焦虑在20世纪90年代起就逐步增加。根据2005年的一份民意调查，5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威胁”；200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全球稳定的第二大威胁，仅次于伊朗。
1914年，当欧洲的大国们还在努力应对巴尔干半岛上的奥斯曼帝国时，塞尔维亚的黑手党只需要一把手枪就能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2008年，美国的一个委员会总结道：“2013年年底前，恐怖分子很有可能会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用于世界的某个角落。”大国们现在正努力应对不稳定弧形带上的复杂情况，我们无法想象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基地组织将会做出怎样的举动。
这条弧形带上存在的问题比一个世纪前巴尔干半岛的问题还要可怕得多，因为这些问题随时有可能引发核战争。自1970年左右，以色列已经建立起大型军火库；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对原子弹进行了试验；自2005年以来，欧盟和美国就一直谴责伊朗试图制造原子弹的做法。大多数国际观察员认为，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某个时刻，伊朗就能够制造核武器了。这将促使半数伊斯兰国家寻求核威慑力量。以色列预测伊朗在2011年的时候已能够用核武器武装自己，但是以色列不会让伊朗实现。以色列的战机已经摧毁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核反应堆，并且如果伊朗不停止制造原子弹的话，以色列也会对其发动进攻。
在不稳定弧形带上，美国在其最亲密的盟友和最厌恶的敌人之间，无法就核冲突问题保持中立。也许，俄罗斯和中国也不能保持中立。俄罗斯和中国都对伊朗制造核武器的野心予以谴责，但是它们却让伊朗参加上海合作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是遏制美国在中亚的势力。
当然，如果东西方爆发全面战争的话，将是人类的浩劫。对中国来说，这可能会导致自我毁灭：美国的核弹头数量是中国的20倍，美国能到达中国的核弹头数量也许是中国能到达美国的核弹头数量的100倍。中国在2010年1月进行了反弹道导弹试验，但是它的水平还是远远落后于美国。美国有11艘航空母舰，而中国一艘也没有
，并且美国的军事科技力量远远领先于中国。
即便如此，就算美国赢得战争，它所面临的情况也将和战败一样糟糕。即使是一个小规模的冲突，也有可能导致可怕的代价。如果中美共同体突然分裂，这对双方来说都意味着金融灾难。核战争的结果更加可怕，它将把美国西海岸以及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变成一片放射性废墟，杀死上千万人口，使全球经济陷入混乱。最糟糕的是，中美战争很容易就会把俄罗斯牵扯其中，而俄罗斯现在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库。
不管我们站在什么角度，发动全面战争都是疯狂的举动。幸运的是，一大批专业文献向我们说明了在全球化的今天，发动全面战争是不可能的。一位专家说道：“没有什么自然力量能够忽视贷款的力量。”另一位专家认为：“国际资金流动是全球和平的最大保证。”还有一位专家则认为战争“需要投入大量的金钱，严重阻碍了贸易，所以战争之后，将是贷款和产业的全面崩溃”，这意味着“全面的损耗和贫困，工业和贸易将被摧毁，资本的力量也受到重创”。
这令人欣慰——除了这些专家没有谈及21世纪初中美可能会发生冲突。1910～1914年间，所有的专家都认为现代国家在贸易和金融上联系紧密，因此欧洲完全不可能发生大国之间的战争。但是还是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也许各国的政治家们能将我们从一个个悬崖边上拉回，也许我们能在30年或者50年内避免核战争，但是我们要认真想想，我们是否能够保证恐怖分子以及图谋不轨的国家永远都得不到核武器？或者我们能否遏制每一个统治者发动核战争的念头？即使我们把核武器增长速度限制在现有的速度上，到2060年，也将会有接近20个核大国，其中一些还处在不稳定弧形带上。
每一年我们都要避免天启骑士不断带来的威胁。资源压力将会增加，新的疾病将会进化，核武器将会激增，并且——最为严重的是——世界气候变化难以预测。那些认为我们可以永远成功应对各种危机的想法未免过于乐观了。
我们似乎在接近一个新的极限。在公元1世纪，当罗马达到极限的时候，人们面临着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情况是他们找到解决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将会向前发展；另一种情况是他们找不到解决的方法，这时，天启骑士就会令社会崩溃。罗马的崩溃带来了6个世纪的衰退，使西方社会发展下降了超过1/3。11世纪，中国的宋朝也达到同样的极限，它也没能找到解决办法，于是东方的社会发展程度在1200～1400年间下降了近1/6。
在21世纪，我们达到了新的极限。我们面临着相同的选择，但是情况却更加严峻。当罗马和宋朝无法找到解决办法时，它们在崩溃前至少还有几个世纪的衰退，但是我们就没那么幸运了。我们的未来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但是最大的可能性是我们将走向毁灭。
对于西方统治来说，奇点的意义饱受争议，不过毁灭带来的后果则更加明确。1949年，爱因斯坦告诉一名记者：“我不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使用何种武器，但是我知道在第四次世界大战中他们的武器——就是石头。”在末日之后，没有人能够进行统治。
通过与圣诞过去之灵对话，我们得到了令人惊恐的结论：21世纪将有一场激烈的赛跑。在一条跑道上，是奇点；在另一条跑道上，则是末日。二者必将决出胜负。我们要么马上（也许在2050年前）就会开始一场比工业革命影响还要深远的变革——这场变革使我们现在面临的一切问题都无足轻重，要么就会蹒跚地走向前所未有的崩溃。我们难以知道妥协是否会起作用，即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富有，中国渐渐地超过西方，事情就像过去那样发展着。
这意味着接下来的40年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该采取以下行动来阻止末日的到来。首先，我们要避免全面的核战争。要避免全面的核战争，就需要大国削减它们的核军火库。矛盾的是，追求全面裁军可能更加危险，因为核武器已经被制造出来了。大国们随时可能迅速地制造核弹，并且那些真正的破坏者——恐怖分子以及图谋不轨的国家统治者——会忽视所有的协议。在未来的30～40年间，核武器激增将会增加爆发核战争的风险，最稳定的局势是，大国们有足够的核武器阻止进攻却没有足够的武器毁灭所有人。
原先的核大国——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在“二战”期间，集数学家、和平主义者以及气象学家（他后来意识到天气研究对空军的重要性后，就不再研究气象了）身份为一身的刘易斯·弗赖伊·理查森（Lewis Fry Richardson）得出一个著名的结论，即2000年前，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有15%～20%。不过，在2008年，能源科学家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作出了乐观的预测，他认为2050年前，发生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规模的战争的可能性远低于1%。2010年1月，《原子科学家通报》（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刊载的一篇名为《末日的时钟》（ Doomsday Clock ）的文章提到，我们已经非常接近末日了。
其次，我们要减缓世界气候变化的速度。在这点上，事情进展得没有那么顺利。1997年，世界各国领导者齐聚东京，试图找出解决办法，他们达成协议，到2012年的时候，本国温室气体的排放要比他们在1990年的排放量降低5.2%。但是，这个减排责任主要落在了西方发达国家身上，并且美国——20世纪90年代世界最大的环境污染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在很多评论家看来（正如一位印度官员所说的那样），这就像是“身材肥胖的人要求那些体型瘦弱的人节食”。但是，美国的决策者提出，只有印度和中国（中国在2006年的时候取代了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也减排，温室气体的排放才能得到控制。
2008年之前，美国和中国都在努力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它们还缺少达成广泛协议所需的政治意愿。《斯特恩报告》的作者们预测，在2050年前，将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450ppm以内从而避免灾难所需要的科学技术、森林保护等需要花费一万亿美元。但将这个代价与什么措施都不采取所导致的后果相比，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然而，2007～2009年的经济危机后，很多国家的金融体系受到重创，因此，它们对昂贵的减排方案的支持也就大打折扣。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尽管核战争和全球气候变化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实际上，它们都会带来相同的问题。五千年以来，国家和帝国是地球上最有效的机构，但是随着社会发展改变了地理的意义，这些机构已经变得不那么有效了。托马斯·弗里德曼简洁地对此做出总结：“全球化的第一个时期（大约1870～1914年）将一个‘大’世界变成了一个‘中等’世界，但是这次的全球化（自1989年以来）则将一个‘中等’世界变成了一个‘小’世界。”6年之后，世界变化的程度之深使得弗里德曼又总结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次，他认为：“全球化的第三阶段，正将‘小’世界变成一个‘迷你’世界，同时还使得地球变平。”
在这个迷你、扁平的世界里，我们没有藏身之处。核武器和气候变化（更不用提恐怖主义、疾病、迁移、金融、食物和水资源等）是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解决。国家和帝国只在本国内拥有主权，并不能独自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1945年，当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爱因斯坦不到一个月内就在《纽约时报》上提出了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要拯救文明和人类，需要创立世界政府。”爱因斯坦被人们讥笑为一个涉足自己完全不懂的领域的幼稚科学家。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无法成立一个世界政府，那么我们的未来只有一条出路，那就是人类对自己的完全毁灭。”
回首过去的15000年，爱因斯坦似乎对历史的发展方向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从石器时代的村庄到乌鲁克和商朝这样的早期国家，再到亚述和秦国这样的早期帝国以及诸如英国这样的海洋帝国，有着明显的趋势表明政治单位越来越大。据此产生的逻辑结果是在21世纪早期，美国将作为全球帝国崛起——或者，随着经济平衡越来越倾向于东方，21世纪中期或者末期，中国将作为全球帝国崛起。
不过，这个逻辑结果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越来越大的政治单位几乎毫无例外都是通过战争建立的，也只有爱因斯坦所说的世界政府才能够加以阻止。如果阻止核战争的唯一方式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如果建立世界政府的唯一途径是通过中美核战争，那么我们的前景将十分暗淡。
不过，这两个前提事实上并不是完全正确的。自1945年以来，非政府组织开始承担起越来越多的职能。这些组织包括慈善团体和跨国私人企业，它们处于国家或者联盟（如欧盟、联合国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的保护伞下。毫无疑问，国家依然是安全（联合国在停止战争方面，和国际联盟一样无所作为）和金融（2008～2009年，政府提供资金拯救资本主义）的保障者，并且不会马上消失。但是接下来的40年里，阻止末日来临的最有效的方式可能就是让国家和非政府组织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让政府用某些方面的国家主权换取它们所不能单独实现的解决方法。
这将是一个难以处理的局面。就像过去的很多情况一样，新的挑战需要新的思想。但是，即使我们在接下来的50年里能够建立可以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机构，要使奇点赢得这场比赛，这也只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情形与公元1世纪、11世纪以及17世纪的情形相比较，当时的社会发展指数达到了43分这个极限。我在第十一章中提到，罗马或者宋朝能够突破这个极限的唯一方法就是像17世纪的欧洲和中国的做法那样，通过关闭草原通道以及打通海上通道改变地理格局。只有那样，它们才能重新获得安全，才能提出需要用科学方法解决的各种问题，并且建立有利于工业革命出现的种种前提条件。当然，无论是罗马还是宋朝，它们都没能做到这一点。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迁移、疾病、饥荒、国家崩溃以及气候变化共同导致了欧亚大陆的崩溃。
17世纪，欧洲和中国确实改变了地理格局，它们提高了上限，虽然我们在第九章中看到，它们并没有打破这个上限。到了1750年，社会再一次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英国的企业家已经利用改变的地理格局开始了能源储存的革命。
在21世纪，我们需要遵循相同的方法。首先，我们必须改变政治地理，为能够减缓战争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步伐的全球机构腾出空间；其次，我们必须好好利用争取到的时间发动一场能源方面的新革命，降低我们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如果我们像20世纪那样继续使用石油和煤炭，那么我们可能在碳氢化合物耗尽之前就已经灭亡了。
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则提供了新的建议，希望人类能够回归更为简单的生活方式，从而大量减少能源的使用以及阻止全球气候变化，但是这很难实现。2050年前，世界人口很可能将继续增加30亿，其中的上千万人口很可能会由于极度贫困而起来反抗，使用比以前更多的能源。戴维·道格拉斯（David Douglas）是美国互联网技术服务公司Sun的首席可持续发展官，他指出，如果每个人拥有一个功率为60瓦的白炽灯，每天使用4小时，那么整个世界需要近60个500兆瓦的发电站。国际能源机构预测石油的需求量到2030年时将从2007年的每天8600万桶增加到1.16亿桶。他们预测，即使到那时，仍然会有14亿人口要面临电力缺乏的情况。
世界贫富差距的加大使得未来50年里能源需求不可能降低。如果我们使用更少的能源运输食物，那么上千万的贫民就会挨饿，这将使我们更快地面临末日。但是如果人们没有挨饿的话，他们就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能源。单单在中国，马路上每天就新增1.4万辆汽车；2000～2030年之间，约有4亿人口（比美国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将从低耗能的农村迁往高耗能的城市；越洋度假、乘坐飞机以及住宿旅馆的旅游者数量将由2006年的3400万上升到2020年的1.15亿。
除非灾难迫使我们减少能源需求，否则的话，我们不可能这么做——这意味着，要避免资源耗竭和地球污染，唯一的方法就是开发新的可持续的洁净能源。
原子能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对放射性物质的恐惧使得核计划一度搁浅，但是随着新的时代产生新的观念，人们的恐惧也许会消失。或者太阳能会变得更加重要，地球接收到的太阳能只有二十亿分之一，其中还有1/3被反射回去。即便如此，地球每小时还是会接收大量的太阳能，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前提是我们能够有效利用。或者，纳米技术以及基因学能够开发出全新的能源。当然，这些大部分听上去就像是科幻小说，并且要开启一个利用洁净能源的新时代，我们需要大大提高科学技术。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提高科技水平的话，我们马上就会面临末日。
要使奇点赢得这场比赛，我们需要控制战争的爆发、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以及进行能源革命。我们要确保每一件事的发展方向都是正确的。只要其中一件事出现错误，世界末日就会赢得这场比赛。情形很不乐观。
一些科学家认为，他们已经知道谁将赢得这场比赛，因为答案写在了恒星上。1950年的某一天（没有人知道确切时间），物理学家恩利克·费米（Enrico Fermi）和他的三位同事在新墨西哥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一起吃午餐。他们谈论着《纽约客》（New Yorker）上的一幅漫画，漫画上画着一个飞碟。于是他们谈到了外星人。突然费米问道：“这些外星人在哪里？”和费米共进午餐的同事过了好一会儿才意识到，费米仍然在思考着外星人。费米一边吃午饭，脑海中一边闪过一些数字。他突然想到，虽然银河系中2500亿颗恒星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适合居住，但是外太空仍然充满大量的外星人。我们的地球还很年轻，还不到50亿年，所以其中一些外星人比人类的历史更加久远，也更加先进。即使他们的太空船速度不比我们快，他们也需要花上5000万年的时间来开发整个银河系。所以，他们在哪里？为什么他们没有和我们取得联系？
1967年，天文学家约瑟夫·什克洛夫斯基（Iosif Shklovskii）和卡尔·萨根（Carl Sagan）对费米的问题做出了回答。他们计算出，如果每25万颗恒星中有一颗恒星被一颗适合居住的行星环绕着，那么在整个银河系中，就有100万个潜在的外来文明。约瑟夫·什克洛夫斯基和卡尔·萨根认为，目前为止，我们并没有得到来自他们的任何信息，这一定意味着先进的文化总是会自我摧毁。他们甚至认为，这些外星人在一个世纪内不断地制造核武器，然后自我毁灭，不然的话，宇宙中一定有来自他们的各种讯息，而我们也能得到这些讯息。所有的这些证据表明在2045年，我们将走向毁灭。这正是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的100年后（令人不安的是，2045年正好也是库兹韦尔指出发生奇点的年份）。
这是个非常聪明的观点，但是，要计算出这些数字，还是有很多的方式。100万个文明都将走向末日只是一种猜想，并且德雷克方程（由法兰克·德雷克于1961年提出，可以计算出宇宙中有几个星球有生命存在）的大部分解答事实上得出的是更低的数字。根据德雷克自己的运算，我们的银河系在它的整个历史中只产生了10个先进的文明，其中外星人以我们不知道的方式存在着。
总之，费米的观点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不仅依赖于恒星，还依赖于我们的过去。即使历史不能给我们准确的预测工具（像阿西莫夫在《基地三部曲》中想象的那样），但是它却给我们提供了相当可靠的暗示。我想，这些暗示正是我们未来唯一的真正基础。
从短期看来，过去建立的各种模型表明了财富和力量从西方转移到东方是不可阻挡的。19世纪，原先的东方核心地区变成了西方的边缘地区，使得东方获得了后发优势。而且，中国现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与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结合依然还在进行。过不了多久——也许是2030年之前，但几乎可以肯定是在2040年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超过美国。21世纪的某个时刻，中国会用尽自己的后发优势，但是到那个时候，世界的经济中心仍然还在东方，并将延伸到亚洲的南部和东南部。21世纪，财富和力量将不可避免地从西方转向东方，正如19世纪，财富和力量从东方转向西方那样。
毫无疑问，财富和力量从西方转向东方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但是目前为止原先的西方核心在人均能量获取、科技以及军事实力方面还具有极大的优势，并且很有可能在21世纪上半叶继续以某种方式保持它的统治。只要美国还足够强大地作为世界警察，那么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就和英国作为世界警察时期的概率一样小。但是在2025～2050年之间的某个时刻，美国的全球领先地位将削弱，正如1870年后的英国，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也将增加。
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也将增加不稳定因素，因为科技使得我们更容易制造出高端武器。史蒂文·梅斯（Steven Metz）是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的一名教授，他认为：“我们将看到，如果美国之外的国家没有相同的技术，那么他们就会发展与之类似的科技，尤其是因为现在的技术都是现成的。现在，一些破坏分子完全不需要去发展技术，他们只需要买下技术就行了。”2001年，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必须考虑到可能的军事冲突，因为到2020年后，中国可能在技术上和军事上更为先进。”
美国也许将率先研制出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机器人、纳米武器、能够控制敌人计算机和机器人的计算机技术以及将太空军事化的卫星。可能的风险之一是美国会在2040年之前部署它那些尖端武器，美国的领导者也有可能为了改变他们长期的战略下滑而去开发具有巨大优势的科技。不过，我觉得这不大可能发生。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紧张局势下，美国也没有在苏联建立起核武库之前去攻打它。真正的风险是，那些害怕美国的军事实力在未来几年来会产生突破的国家可能会选择首先出击而不是坐以待毙。德国在1914年发动世界大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于这种想法。
21世纪要维持和平的话，需要很强的政治手腕。在这本书中，我已经讨论过，伟大的人物或者愚笨之人从来没有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我认为，这些人所能做的，最多只是加快或者延缓历史的进程。即使是最糟糕的决定，例如公元530～630年之间拜占庭查士丁尼国王与波斯库斯鲁国王开战的决定，也只是加快了崩溃的速度。假如查士丁尼和库斯鲁没有发动战争的话，西方的社会发展也许能恢复得更快，不过就算他们发动了战争，社会发展最终也会恢复。
但是，自从1945年以来，领导者却真的有能力改变历史。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1962年的时候就差点改变了历史。核武器的产生容不得我们犯一点错误，也没有机会重来。过去我们犯错的结果是导致社会衰退或者崩溃，而现在，这些错误将直接导致我们的灭亡。领导者有史以来第一次起着决定作用。我们只能希望，我们的时代像之前的大部分时代那样，可以获得它所需要的思想。
在第十一章我提到，西方得以统治世界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确定性，对21世纪的大竞赛而言，更是如此。现在，我们的胜算看起来并不大，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时代能够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那么奇点将很有可能取得胜利。
如果在接下来的50年里，无污染的可再生能源能够替代碳氢化合物，那么它们就会减少（很显然不是消除）大国在不稳定弧形带里相互争夺资源、争斗不休的风险。它们也将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减少弧形带里的压力，并且可能比工业革命更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产量。如果机器人技术像很多科学家预测的那样有很大的进展，那么智能机器就有可能使发达的欧洲国家和日本避免人口灾难，为它们国家的老年人提供廉价的照顾服务。如果纳米技术也能达到人们所宣传的程度，我们甚至在21世纪40年代前就可以净化空气和海洋了。
但是最后，我们只能依赖一个预测，那就是无论是世界末日还是奇点都不可能真正赢得这场比赛，因为这场比赛没有终点线。即使到了2045年（这个时间是库兹韦尔认为奇点到来的时间，是约瑟夫·什克洛夫斯基和卡尔·萨根认为世界末日最早来临的时间，是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袭击后的一个世纪），我们也不能宣布历史结束了，宣布哪一方赢得了比赛。如果——我认为这有可能发生——在21世纪中期，世界毁灭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社会发展指数也超过了2000分，新的奇点改变人类的意义远远超过结束这场比赛的意义。
我们不妨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威胁。这些令我们感到害怕的威胁似乎和过去那些不断推动变化的力量有很多相似之处。相对突然的多次环境变化会使得物种变异，改变它们的基因。180万年前，非洲东部森林的干旱完全有可能产生比能人更为先进的物种。现在的21世纪，某种类似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
大规模的灭亡正在发生，每20分钟左右就有一种植物或者陆地动物消失。2004年的一份研究预测，可能出现的最好结果就是，2050年之前，世界上的1000万种动植物中只有9%面临灭绝，不过大多数生物学家预测生物的多样性将减少1/3～1/2。一些生物学家甚至提到了第六次大灭绝，认为到2100年，世界上2/3的物种都会灭绝。人类可能就在这些灭绝的物种当中，但是21世纪的残酷情况不仅仅是将人类从地球上抹去那样简单，而有可能像180万年或者10万年之前那样，为具有新型大脑的生物体创造条件——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脑就融合了人脑和机器——从而替代人类。这时的天启骑士没有蹂躏我们，而是加快了我们步入奇点的步伐。
但是这个奇点也许和世界末日一样可怕。在库兹韦尔想象的世界里，随着人脑和机器智能在21世纪40年代的融合，奇点的发展也会达到高潮，并且我们当中有幸活到那个时候的人事实上就会长生不死。但是那些最有经验的人们——美国军队的技术专家们——认为事情并不会那样发展。例如，美国前上校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就认为战争已经超过了“人类空间”。因为武器变得“更快、更小、更多了，并且创造了人类难以控制的复杂环境”。他还认为，技术“正迅速地将我们带向我们不想去但又不能避免的地方”。人类和计算机的结合也许只是人工智能彻底代替人类的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正如人类代替了早期的猿人一样。
如果这就是21世纪末奇点要带我们去的地方，那么这将意味着人类的结束，同时结束的还有人类的懒惰、贪婪以及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我所谓的莫里斯定理——变化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了获得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最后也将被扭曲。
社会学也将走上同样的道路，虽然我们还不知道哪一种形式将统治机器人社会，但奇点肯定会彻底毁灭原先的地理格局。东西方之间原先存在的差异对机器人来说也毫无意义了。
当2103年的历史学家（如果到时还有历史学家的话）回望碳基智能到硅基智能的转变时，他们将惊讶地发现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就像从狩猎采集者到农民的转化、从村庄到城市的转化、从农业到工业的转化一样不可避免。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自冰河时期末期以来，从原先的农业核心发展出来的地区传统注定要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后人类世界文化。现在看来，21世纪早期人们对西方的统治以及这种统治是否会继续的担忧有一点滑稽。
这听起来有些讽刺意味。在这本书的开头，我就做了一个假设，假设1848年中国皇帝将艾伯特带到北京作为人质，然后在接下来的十一章里我解释了为什么事情没有这样发生。对于本书的主要问题，我认为答案是地理因素：是地理而不是人类，将洛蒂带到了巴尔莫勒尔堡，而不是把艾伯特带到了北京。
在本章，我将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因为解释西方统治世界的原因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解答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就像地理决定了西方得以统治世界那样，它也决定了东方会利用后发优势赶上西方，直到它的社会发展超过西方。但是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社会的不断发展总是改变着地理的意义，并且到了21世纪，当社会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地理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到时真正有意义的就是奇点和世界末日之间的竞争。为了防止世界末日的来临，我们需要把越来越多的问题变成全球性的问题，关于世界上的哪个国家具有最高的社会发展程度这个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这就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况：回答本书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得以统治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也回答了第二个问题（未来将发生什么），但是回答了第二个问题将使得第一个问题失去重要性。我们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会使事情变得明朗（或许事情一直都很明朗）——即真正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不是关于西方，不是关于东方，也不是关于人类。真正重要的历史是关于进化和全球化，它告诉我们，我们是如何从单细胞生物走向奇点的。
在本书中，我提到了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都不能很好地解释历史，但是现在，我要做出进一步的阐释。从长远来看，在进化历史的时标上，无论是长期注定理论还是短期偶然理论都无足轻重。15000年前，在冰河时期结束前，东方和西方的区分并没有多大意义。从现在起的一个世纪后，东西方的区分再一次变得没有意义。在这个中间时代，东西方的重要性只是地理意义的副作用。这个时代只是一个过渡时代。到那个时候——我认为这个时间处于2045～2103年之间——地理的意义将不再那么重要。东西方时期只是我们经历的一个阶段。
即使这个时期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以与现实不同的情形发生——如果郑和真的到达了特诺奇蒂特兰，如果出现的是新型的太平洋经济而不是大西洋经济，如果是中国而不是英国发生工业革命，如果是艾伯特到达北京而不是洛蒂到达巴尔莫勒尔堡——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的强大力量仍然会推动历史像现在这样发展。美洲（或者我们现在可以将其称为“郑和之地”）本将成为东方的一部分，而不是西方的核心地区；东方本可以统治世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西方统治世界，但是世界依旧会越变越小，变成现在的“迷你型”。无论中美联合体是否崩溃，21世纪早期的世界仍有可能继续被中美联合体共同统治，世界末日和奇点之间的竞赛仍将继续。东方和西方也将慢慢地失去它们的重要性。
这个结论并不令人惊讶。早在1889年，当时世界正从“大”世界变为“中等”世界，一个名叫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年轻诗人就已经能看清楚部分真相了。从前线回到伦敦不久，吉卜林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了下来，取名为《东西方民谣》（ 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 ）。故事中讲述了一个名为卡迈勒的边境袭击者的故事，他偷了一个英国上将的驴。上将的儿子跳上自己的马，穿过沙漠追逐卡迈勒（“月亮低垂，马蹄声招来了黄昏，他骑的马像一只受伤的公牛，而这头驴却像一只刚醒来的小鹿一样”）。不过，故事的最后，这个英国人没追上。卡迈勒进行了反击，他举起了来复枪。但是故事的结局皆大欢喜：这两个人“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他们发现彼此都没有错误，大家都是上帝之子”。
诗的开头是这样的：啊，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它们永不交汇。人们常用这个开头来说明19世纪西方那令人难以忍受的自满。当然，这并不是吉卜林真正想要表达的。事实上他写的是：
啊，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它们永不交汇，
直到地球和天空都站在了上帝的审判席上；
没有东方和西方之分，也没有边界、种类和生命，
两个巨人面对面站在一起，
虽然他们来自地球的两端！
正如吉卜林看到的那样，人们（真正的人类）是完全一样的，是地理模糊了真相，要求我们走到世界的两端去了解事情。但是在21世纪，社会的急速发展和世界的缩小使得我们无须这么做。当我们超越了生物界限的时候，既没有东西方之分，也没有边界、种类和生命。如果我们能够长久地推迟世界末日的来临，那么东西方就可以交汇了。
我们可以做到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我们今天面临的挑战与1000年前宋朝面对的挑战以及2000年前罗马帝国所面临的挑战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现在知道了很多牵涉其中的因素。不像罗马和宋朝，我们的时代也许还没得到它所需要的思想。
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著作《崩溃》（ Collapse ）的最后一页提到，有两种力量能够解救地球于灾难之中：考古学家（他们发现早期社会的错误）和电视节目（传播考古学家的发现）。作为一个看过很多电视节目的考古学家，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不过我还想增加一个救世主，那就是历史。只有历史学家能够将社会发展放在一起描述，只有历史学家能够解释人类之间的差别以及如何防止这些差别消灭我们。
我希望这本书在这一进程中能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