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得以统治世界是因为地理方面的原因。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为什么要推动社会的发展；社会学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做到的（除非人类没有推动社会发展）；地理学告诉我们，为什么是西方，而不是其他地方在过去的200年里统治着全球。生物学和社会学提供了普遍规律，适用于任何时期、任何地点的任何人，而地理学则告诉我们其中的差异。

生物学告诉我们，我们是高级动物，像所有的生物一样，我们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我们从周围环境获取能量。当能量不足时，我们就变得无精打采，最终死亡；当能量充足时，我们就精力充沛。像其他动物一样，我们充满好奇，但是也很贪婪、懒惰和怯懦。我们与其他动物唯一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我们有能够控制这些情绪的工具——进化给予我们更加聪明的大脑、更加圆润的嗓音以及可对掌的拇指。正因为这样，我们能够以与动物不同的方式对环境施加影响，能够储存更多的能量，从而在全球建立起村庄、城市、国家和帝国。

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早期，很多西方人认为是生理方面的原因使西方得以统治世界。他们坚持认为欧洲白人比其他种族进化得更快。他们错了。首先，我在第一章已经讨论过，基因和骨骼方面的证据是非常清楚的：大约10万年前，有一支人类在非洲慢慢进化，然后扩散到全球，使得原先的人类灭绝。全球各地，现代人的基因差别是非常小的。

其次，如果西方人在基因上真的比其他人优越，那么社会发展历史就不会是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了。在早期领先了一段时间后，西方应当继续领先下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见图11-1）。在冰河时期末期的时候，西方确实领先于东方，但是它的领先优势时而扩大，时而缩小。公元550年左右，西方的领先优势完全消失，并且在接下来的1200年里，东方的社会发展领先世界。

现在很少有学者宣扬西方人基因比东方人优越的种族论，但是任何支持这一说法的学者，都会发现西方人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并没有基因优势，而在公元8世纪的时候又具有基因优势了，或者说东方人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更加优越，而公元8世纪的时候则失去了这种优越性。说得婉转些，这将是一个艰巨的工程。一切都显示，无论我们看哪里的人们——整体而言——他们看起来都完全一样。

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西方统治世界不是由于生物方面的原因，虽然生物学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发展保持前进，但是生物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下一步要讲到社会学，它告诉我们社会是如何迅速发展的。

如图11-1所示，社会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前言部分，我提到了“莫里斯定理”（由伟大的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一个想法推演而来），以此来解释整个历史的进程——变化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想获得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我希望第二章至第十章的证据已经能够证明这一点了。

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在不停地忙碌着，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更舒适、更富裕，或者当环境发生变化时，想紧紧抓住自己已有的东西。一般说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渐渐地推动了社会发展。但是在社会发展中的这些巨大变化——农业的起源，城市和国家的出现，不同帝国的创立以及工业革命——没有一个仅仅是因为人们的忙碌而出现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在危急时刻孤注一掷产生的。冰河时期末期，狩猎采集者发展迅速，这给资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了获得资源，他们对捕获的动物和采集的植物进行驯养，慢慢的，一些狩猎采集者变成了农民。一些农民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于是又对资源造成了新的压力，为了生存——特别是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他们把村庄变成了城市和国家；一些城市和国家运转得很好，然后它们也遇到了资源问题，于是就把国家变成了帝国（首先是征服陆地，然后是草原和海洋）。一些帝国又重复了这个过程，它们变得非常强大，也给资源带来了巨大压力，于是就开始了工业革命。

历史并不是一波接着一波发生。事实上，历史是不断重复的。世界总是不断产生新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适应，而历史就是人们不断适应世界变化的过程。在这本书中，我把这个过程称为社会发展的悖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削弱社会发展的因素。

人们每天都面临和解决这样的悖论，但是有的时候，悖论会达到难以解决的程度，因此就会产生急剧的变革。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往往不知道要做什么，更不用说怎么做了。并且，随着社会接近悖论的极限，发展和崩溃之间就开始了竞赛。社会很少会保持在一个极限停滞不前。相反，如果它们不知道如何打破这个极限，它们所面临的问题就会变得难以控制。我所说的五个天启骑士中，就会有一些或者全部失去控制，饥荒、疾病、迁移和国家崩溃——尤其是加上气候变化的因素时——会使社会停止发展几个世纪，甚至会将社会带入一个黑暗世纪。

当社会发展指数达到24分左右，就会出现一个硬上限。公元前1200年后，西方的社会发展就是在这个水平停滞然后崩溃的。不过，最重要的一个门槛是在43分左右，我称之为硬上限。公元1世纪的时候，西方的发展达到了这个硬上限，然后就崩溃了；大约1000年之后，东方的社会发展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这个硬上限严格限制了农业帝国的发展。突破这个硬上限的唯一办法就是开发化石燃料中储存的能量，就像1750年后的西方人那样。

将社会因素和生物因素联系起来，能解释很多历史进程，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并且为什么在某一时刻社会发展迅速，而其他时候却发展缓慢，甚至倒退。但是，即使我们将生物因素和社会因素联系在一起，还是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是西方统治着世界。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借助于地理因素。

我已经强调过地理因素和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一方面，自然环境影响了社会发展的进程；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变化改变了自然环境的意义。2000年前，生活在煤田之上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从200年前起，这开始变得意义非凡。通过利用煤炭资源，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发展得都要迅速——以至于在1900年后不久就产生了新的能源替代了煤炭资源。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包括地理因素对人类的意义。

以上就是我的论点。在本章，我会花大量的篇幅阐述一些最显而易见的反对理由。但是在这之前，我要先概述一下第二章至第十章中提到的主要事件。

在15000年前左右的冰河时期末期，全球变暖划出了几条幸运的纬度（在东半球约是北纬20～35度，在西半球约是南纬15度～北纬20度之间），在这里进化了大量可驯养的动物和可种植的植物。在这一广阔的地带中，亚洲西南部一个名为侧翼丘陵区的地区是最为幸运的。因为那儿有着最多适合驯养的动物和植物，所以那儿的人们也就比其他地方的人们更容易变成农民。公元前9000年，侧翼丘陵区的人们率先建起村庄，开始驯养动物和种植植物。西方社会产生了第一批农民。大约2000年后，在现在的中国——这里适合驯养的动植物虽然没有侧翼丘陵区丰富，但种类也非常多——人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就是起源于东方的农民。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世界上近一半地区的人们开始种植植物和驯养动物，每一次都开创了新的区域传统。

因为西方人是首先从事农业的，也因为（群体的）人们大致相同，所以西方人首先感受到了社会发展的悖论，首先掌握了我所说的后发优势。社会的发展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口、更加精致的生活方式、更多的财富以及更强的军事力量。通过殖民扩张和战争，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以牺牲那些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社会来推动自己的发展，农业也传播得更远、更广。为了使农业在新的土地上发展，例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河谷，人们不得不重新改造农业。在灌溉农业出现之后，那些落后区域的农业甚至比侧翼丘陵区的核心农业更加多产。公元前4000年后的某段时间，当侧翼丘陵区最大的农业村庄还在努力维持着农业时，美索不达米亚的人们已经懂得如何建立城市和国家。大约2000年后，东方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发展的悖论使得黄河流域的村庄具有了类似的后发优势。

新的国家要以新的方式与周围的地区打交道，这就在它们的边境产生了更具破坏力的社会矛盾。它们不得不试着应对这些矛盾，当它们把事情弄糟时——或许就像公元前31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的乌鲁克、公元前2300年左右中国的陶寺以及公元前2200年和公元前1750年之后的西方——它们就陷入了混乱。每一次崩溃又带来一段时期的环境变化，我认为，可以将这个天启骑士加入另外四个天启骑士。

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更糟糕的破坏和崩溃，但同时也产生了更大的弹性和更强的恢复力。公元前1550年后，西方的城市以及国家从灾难中恢复过来，并向地中海东岸发展。接着，东西方间第二大地理差异开始发挥作用：东方没有哪一个地方像地中海一样，能够提供廉价、便捷的运输。但是，和其他地方一样，地中海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当社会发展指数达到24分的时候，它产生的破坏就无法控制了。并且在公元前1200年，天启骑士再次降临。西方核心地区受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重的重创，进入了长达几个世纪的黑暗时期。

由于发展的悖论，冰河时期末期，地理因素使得西方在社会发展方面长期领先，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崩溃无法预测。有的时候，一些不同的决定或者一点小运气就可以延迟甚至阻止灾难，我们的选择相当重要。要突破24分的硬上限，国家要重新进行组织，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来研判世界，从而创造所谓的第一波轴向思维。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人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他们社会发展的领先优势被缩小了；在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西方人和东方人都根据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必要的调整，因此在接下来的1000年里，他们并驾齐驱。

东方和西方一样，都建立起了集权的国家，然后发展成为成熟的帝国。公元前200年后，地理的意义又发生了变化。在西方，罗马帝国控制了地中海地区，社会发展指数超过了40分。到公元1世纪，社会发展又达到了硬上限。不过同时，罗马帝国以及汉朝的兴起也改变了东西方之间距离的意义。欧亚大陆两端有大量的财富，商人和游牧民也就有了新的理由进行迁移。他们尝试着连接起核心区域，于是开始了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交流进一步推动了东西方的社会发展，但同时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天启五骑士首次同时出现在核心地区，带来货物和思想的同时，也带来了病菌。罗马帝国和汉朝非但没有突破这个硬上限，反而在公元150年时都崩溃了。

东西方都进入了新的黑暗时期，在此期间，第二波轴向思想（天主教、伊斯兰教和大乘佛教）替代了第一波轴向思想，但是它们崩溃的方式并不相同。在西方，德国的入侵者攻入了地中海西岸相对落后的地区，核心地区在地中海东岸发展起来。在东方，亚洲腹地的侵略者摧毁了黄河流域较为发达的地区，核心地区转移到长江以南次发达的地区。

地理上的差异带来了巨大的差别。公元450年，长江流域出现了发展稻作农业的区域；到了公元600年，中国又重新统一；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连接长江和黄河的大运河成为中国漕运的重要通道，它对于中国的意义就如同地中海对于古罗马的意义。不过在西方，阿拉伯人虽然强大得可以摧毁地中海的核心地区，但却不足以重建这些核心地区，社会发展一路下跌，直到公元700年。

公元541年左右，东方的社会发展领先于西方（这证明了西方并不是一直都处于领先地位的）。到了1100年，东方的社会发展达到硬上限。由于经济的发展超过了资源的再生速度，制铁工人开始利用化石燃料，发明者创造出新的机器，宋朝的知识分子努力寻求真正的中国文化复兴。但是就像1000年前的罗马帝国那样，宋朝也无法打破这个硬上限。

从某种程度上说，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发生的事件和发生在第一个千年的事件是相似的，只不过要将东西方对调而已。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第二次东西方交流，并且再一次解放了五个天启骑士。东西方的核心地区都衰退了，只不过在东方衰退的时间更长，程度更深。在西方，地中海东岸社会发展程度更高的伊斯兰中心地带受到的影响最大。到了1400年，一个新的核心区域形成了，并且西欧开始了文艺复兴。

这些孤立的、原先边缘化的欧洲地区发挥了后发优势。西欧人利用在第二次东西方交流中从东方学到的造船、火药及其他技术，把大西洋变成了一条交通要道，再一次改变了地理的意义。为了得到东方的财富，西方船员误打误撞地登陆了美洲，这令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

15世纪的时候，东方人本可以发现美洲（一些人认为东方人确实发现了美洲），但是由于地理方面的原因，西方人总会比东方人更快到达美洲。对东方人来说，航行到印度洋上比航行到空荡荡的太平洋上收获要大得多，并且将内陆向草原推进，收获也很大，因为近2000年来，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直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17世纪，核心地区的扩张使地理的重要性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央集权的帝国用火枪和火炮阻断了连接东西方的交通要道——亚洲腹地的草原，结束了游牧民族的迁移，有效地扼杀了天启五骑士之一。相反，在大西洋，西欧商人开辟的这条海上通道推动了新兴的市场发展，并就这个物质世界如何运转提出全新的疑问。到了1700年，社会发展再一次达到了硬上限，但是这一次，天启五骑士并没有降临，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发生灾难，西欧由于海上路线的刺激，开始利用煤炭和蒸汽。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东方人也可能会有同样的发现，也会有自己的工业革命，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西方人更容易发现美洲——这意味着西方人会首先开始工业革命。正是地理的原因把洛蒂带到了巴尔莫勒尔堡，而不是把艾伯特带到了北京。

西方统治的必然性

你可能会问，是否有来自人类自身的影响呢？这本书大量地谈到了伟人和愚昧之人，他们的信念以及他们不断的冲突，难道最后，其中都没有一个有重要影响吗？

答案既是肯定也是否定的。我们都有自由的意愿，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我们的决定确实能改变世界。只是我们大部分的决定并不能使世界发生多大的改变。例如，我现在就可以马上停笔，辞掉工作，成为一名狩猎采集者。这当然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我会失去我的家，并且，由于我对狩猎和采集知之甚少，我很可能会被毒死或者饿死。我周围的人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更多的人并不会受到多大影响。例如，你就会找点儿其他书来读。但是，世界还会继续。我所做的任何决定都不能改变西方对世界的统治。

当然，如果上百万的美国人决定辞掉朝九晚五的工作，变成狩猎采集者，那么我的决定就会由一个疯狂的个人异常行为变成一个集体运动，这样的话，确实会产生很大的不同。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样的群体决定。例如，“二战”后，约有5亿妇女比自己的母亲结婚年龄要小，生育的孩子更多，于是人口激增。30年后，她们的女儿则做出截然相反的决定，于是人口增长变慢。这些选择共同改变了现代历史的前进方向。

但是这些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一个半世纪前，卡尔·马克思直接说道：“男人（和女人）制造了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制造历史，因为他们面临的环境不是他们能够选择的。”20世纪，妇女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决定生更多的孩子（之后是生更少的孩子），但是她们却常常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其实毫无选择——就像一万年前，那些决定从事农业的人，或者5000年前搬到城市的人，又或者200年前在工厂工作的人，他们也一定常常觉得自己实际上并没有选择。

要做出符合实际的决定，我们都面临巨大的压力。我们都知道那些忽略这些压力、做出奇怪决定的人。我们往往崇拜激进分子、叛乱者和浪漫主义者，但是我们却很少会追随他们。我们大都非常清楚循规蹈矩的人往往更成功（这里的意思指的是更容易得到食物、住处和配偶）。进化决定了我们所谓的常识。

即便如此，奇怪的决定很显然也会有不同寻常的后果。以穆罕默德为例，或许这个例子比较极端。公元610年前，这个平庸的阿拉伯商人本可以非常明智地将与加百列天使的相遇归咎于胃痛或者其他一切可信的理由。但是他选择了听从妻子的话——他的妻子坚持认为天使的造访是真实的。多年来，穆罕默德和大多数的先知一样，看起来荒谬可笑。但是后来，他统一了阿拉伯。他的继承者哈里发摧毁了波斯，粉碎了拜占庭，把西方分成了两半。

所有人都认同穆罕默德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对历史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即便如此，公元7世纪以及之后的西方核心地区的变化并不能归结于穆罕默德个人。在加百列天使造访穆罕默德前，阿拉伯人就已经开始创造新的一神论，并且已经在沙漠上建立起自己的城邦了。早在穆斯林主战派入侵时，拜占庭和波斯就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了，而且地中海地区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瓦解了。

如果穆罕默德做出不一样的决定，那么公元7世纪的基督教也许会选择其他的攻打对象，而不是入侵穆斯林地区。如果没有穆罕默德的话，西方的社会发展在公元750年之后也许会恢复得更加迅速，也许不会，但是西方仍然需要几个世纪才能赶上东方。无论穆罕默德做了什么，西方核心地区仍然是在地中海东岸；土耳其人也依然会在11世纪的时候入侵西方，然后蒙古人在13世纪的时候入侵（在1400年左右再一次入侵）；核心地区也仍然会向西转移到意大利，然后在15世纪以及之后的几个世纪转移到大西洋。如果穆罕默德更正常一点的话，那么现在就可能是基督教而不是伊斯兰教影响从摩洛哥到马来西亚这些地区的信仰——这是一件大事。但是毫无疑问，仍然会是欧洲人征服美洲，西方现在也仍然会统治世界。

适用于穆罕默德的情况也适用于其他我们所知道的伟人。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三世以及秦始皇都建立起了可怕的高度集权的古代帝国；16世纪时，欧洲的哈布茨堡王室以及日本的丰臣秀吉都没能建立帝国；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以及1976年毛泽东的逝世，使改革派得以掌权。但是大部分的伟大人物或者愚笨之人所做的就是加快或者减缓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进程。没有一个人能够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像做实验那样回到过去重新开始，除了把伟大人物替换成愚笨之人以及将愚笨之人替换成伟大人物之外，其他的保持不变，事情的结果也会基本保持不变，即使事情发展的轨迹可能有所不同。显然，伟人通常认为仅仅凭借自己的意愿就能够改变世界，但是他们错了。

这个道理适用于对外政治，也适用于对内政治。例如，马修·博尔顿和詹姆斯·瓦特都是了不起的人物。后者发明了改变整个世界的蒸汽机，而前者为瓦特提供了设备资金以及技术上的支持，特别是在加工制造工艺方面。但是他们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伟大人物，正如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Alexander Graham Bell）一样。亚历山大于1874年2月14日为自己新发明的电话申请了专利——就在同一天，伊莱沙·格雷（Elisha Gray）也为他自己新发明的电话申请了专利。博尔顿和瓦特与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相比，也未必就显得独一无二。约瑟夫在1774年发现了氧气，而一年前一位瑞典化学家就已经发现了氧气。同样，他们也不会比1611年各自发现太阳黑子的四位欧洲科学家更独特。

历史学家常常惊叹几个独立的个体常常会想到一起，例如发明灯泡的想法几乎同时在几个人的大脑中出现。与其说伟大的思想是出于一个人的智慧，还不如说是一群有着相同疑问和解决方法的思想家的逻辑结果。17世纪早期的欧洲学者也是如此，一旦有人发明了望远镜（9个人宣称自己发明过望远镜），如果没有一些天文学家很快发现太阳黑子，那才令人惊讶。

很多了不起的现代发明不止被发明一次。统计学家斯蒂芬·施蒂格勒（Stephen Stigler）甚至提出一条法则，他认为没有哪一项发现是以真正的发现者命名的（施蒂格勒法则实际上是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25年前发现的）。博尔顿和瓦特领先了，但是其他人也有可能领先。如果瓦特没有在18世纪70年代发明出蒸汽机，其他人以后肯定也会发明出来的。事实上，如果瓦特没有去申请专利，从而把其他人从这个领域排挤出去的话，蒸汽机会改进得更快。

伟人以及愚笨之人都是时代的产物。那么，我们能否认为这个时代的某种精神而不是某些特定人物决定了历史，使得有些时候产生伟人，而有些时候则产生了一群愚笨之人？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如此，例如，在他们看来，西方得以统治世界的真正原因是14世纪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变得保守，放弃了整个世界，而此时欧洲的文化变得开放，促使探险家漂洋过海，直到到达美洲。

我在第八章花了一些篇幅阐述了这个想法，认为这个想法与现实并不符合。与其说文化是我们脑海中的一个声音，告诉我们该做什么，还不如说文化是一个市政厅，能让我们讨论我们的选择。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需要的思想，受到地理以及社会发展因素的影响。

这能够解释为什么东西方思潮在过去的5000年里是如此相似。在东西方的核心地区，第一批国家的兴起——西方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东方是公元前2000年后——引起了关于神圣王权的本质以及限制王权的讨论。随着东西方核心地区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官僚化——西方是公元前750年后，东方是公元前500年——这些讨论产生了第一波轴向思想，思考个人成就的本质以及与世俗权威的关系。到了大约公元200年左右，随着汉朝以及罗马帝国的瓦解，这些问题就催生了第二波轴向思想，讨论有组织的教会如何能够在一个混乱而又危险的世界中拯救它的信徒。当社会复兴时——中国在1000年，意大利在1400年，如何跳出令人失望的过去从而获得第一波轴向思想中失去的智慧，这个文艺复兴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

我认为，长久以来，东西方的思潮发展得如此相像的原因在于，社会要保持发展只有一条途径。社会发展指数要突破24分的硬上限，东西方都要加强国家的中央集权，最终将不可避免地促使知识分子把目光投向第一波轴向思想。而这些国家的衰退又促使人们转向第二波轴向思想，它们的复兴几乎总是会不可避免地带来文艺复兴。每一次巨大的变化都促使人们思考时代所需的思想。

但是，1600年左右，当西欧人迈向科技思潮而东方人（包括那些生活在大西洋沿岸核心区域外的西方人）却故步自封时，其中产生的巨大分歧又具有怎样的重大意义？思想方面划时代的转变是否反映了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而不仅仅是时代获得了它所需要的思想？

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认为如此。这些学者指出，当心理学家把人们绑在功能磁共振成像机上，叫他们回答问题时，如果这些问题需要将信息放在一个广泛的背景下而不是孤立看待的话，西方受试者大脑中的额叶和顶叶会更加活跃（意味着他们更努力来集中注意力）。东方人正好相反。

这些差异意味着什么？脱离背景孤立地看待事实是现代科学的特点（就像常见的描述方式：“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也许有一个理论能够解释，大脑功能上的差异意味着西方人在逻辑和科学方面强于东方人。

但是也许不是这样。这些实验并没有表明东方人不能将事实和背景区分开来，或者说西方人无法从恰当的角度考虑问题，只是他们不大适应用对方的方式思考问题，并且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想明白。东西方人都能够执行两种类型的任务。

在每个时代的每片土地上，我们总会发现理性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前者将具体的事物抽象化，后者着迷于错综复杂的事物，甚至有一些人既是理性主义者，又是神秘主义者。变化的只是他们面临的挑战。1600年左右，当欧洲人开始发展大西洋经济的时候，他们也给自己带来了问题。机械模型和科学模型成为解决这些问题最有效的手段。在接下来的400年里，这些思考方式融入了西方教育中，并渐渐地成为默认的思考模式。在东方，大西洋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对他们来说似乎并不那么迫切，甚至到了19世纪，这个过程也没有走太远。

20世纪60年代，一些西方社会学家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使信仰者无法产生冒险精神以及创新精神这两个经济成功所必需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一群新的社会学家从日本经济的成功案例中得出结论，认为孔子思想中对权威的尊敬以及为集体自我牺牲的精神并没有抑制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儒家思想解释了日本经济的成功。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更加理智的结论，那就是人们会促使文化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在20世纪末期，产生了儒家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

每个时代都会产生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思想，这个结论也许能够解释另一个奇怪的现象，心理学家称之为弗林效应。自从有了智商测试，测试的平均分稳步上升（大约每10年提高3分）。想一想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了，这真是令人兴奋，但是这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越来越擅长以现代、分析的方式思考问题，而这正是这些测试所要测量的。看书比听故事更能让我们变得现代化，而且，令很多教育家恐惧的是，玩电脑游戏能让我们在此基础上变得更加现代化。

毫无疑问，并非所有的文化对变化的环境都会做出一样的反应。例如，在伊斯兰教的土地上，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或者多样化的现代经济。一些非伊斯兰教徒认为，伊斯兰教的教条非常愚昧，令人们深陷迷信的深潭中。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就难以解释，为什么1000年前，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哲学家和工匠都是伊斯兰教徒，以及为什么直到16世纪，伊斯兰教的天文学家都无人能够超越。

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自1700年后许多伊斯兰教徒对军事和政治上的缺陷都采取了保守的态度，正如13～14世纪的中国儒家思想家一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土耳其。土耳其现在已经非常现代化，足以成为加入欧盟的候选国家。不过，总的说来，随着伊斯兰世界从西方国家的核心变为外缘，它的社会发展停滞了，令人感觉它是受害者。要结束这种局面，对伊斯兰教来说，任重而道远，但伊斯兰世界也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

文化和自由意愿这两个因素，使莫里斯定理变得更加复杂——莫里斯定理认为变化是因为懒惰、贪婪和恐惧的人们（他们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寻求更简单、更有益和更安全的生活而产生的。文化和自由意志会加快或者延缓我们对环境变化的反应。他们偏离了任何简单的理论。但是第一章至第十章的那些事件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文化和自由意志从来不会长久地胜过生物、社会以及地理因素。

帖木儿摧毁了意大利：如果历史可以假设

西方得以统治世界既有长期原因，也有短期原因，依赖于地理因素和社会发展之间不断的相互影响。但是西方统治本身既不是一直存在的，也不是偶然的，将之称为可能发生的事件更加准确。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地理因素对西方都非常有利。我们不妨认为，西方统治往往看起来更为可能。

为了解释这些相当神秘的评论，我想借用一下罗伯特·泽梅基斯（Robert Zemeckis）在1985年的喜剧《回到未来》（ Back to the Future ）中所使用的方法。电影的开头是一个疯狂的教授将巨大的吉他放大器、偷来的钚和一辆德罗宁汽车组装起来，发明了一部时光机器。当恐怖分子杀死教授后，年轻人马蒂（由迈克尔·福克斯扮演）开始追击，然后时光机器把他带回了1955年。在那儿，他遇见了他未来的父母，当时他们还只有他现在这么大。然后灾难降临了——马蒂未来的母亲没有爱上马蒂未来的父亲，反而爱上了马蒂。这在整个历史中，或许毫不起眼，但是对马蒂来说，却非常重要：如果他不能在电影结束前让过去恢复原样，那么他就无法出生。

我在这里不按照历史学家常用的方法，即从开始讲到我们这个时代，我想，我们不妨像马蒂一样，回到过去，然后，就像电影那样，想想可能会发生什么阻止未来事件像现在这样发生。

我会从两个世纪前的1800年开始。我们处在简·奥斯汀的时代，我们发现，那个时候西方看起来就已经很有可能在2000年的时候统治世界。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进行，科学发展欣欣向荣，欧洲的军事力量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强大。当然，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多一点运气，拿破仑就有可能赢得战争，或者说只要少一点运气，英国的统治者就无法解决工业化带来的挑战。无论怎样，英国的发展都有可能变得缓慢，或者——正如我在第十章提到的那样——工业革命有可能转移到法国北部。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不过，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西方的工业革命受阻的话，1800年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一旦开始了工业化，我们同样也难以想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那贪婪的市场走向世界。1793年，当清政府拒绝马戛尔尼勋爵的贸易使命时，马戛尔尼勋爵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要让中国关注人类知识取得的进步是徒劳无益的。”虽然这句话有点夸张，但是或许他是有一定道理的。

无论我们假设何种对西方不利的情形，例如想象它的工业化延缓了100年，或者说直到20世纪欧洲才进行帝国主义扩张。但是即使这样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东方能够在西方之前开始工业革命。东方的发展或许需要像西方那样建立起多样化的区域经济，而这需要花上几个世纪的时间。1800年的时候，我们不能完全肯定，西方会在2000年统治世界，但是我认为有95%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再倒退150年，回到1650年，当时的牛顿还是一个小男孩，那么西方的统治看起来就没那么确定，但是仍然是可能的。火炮打退了蒙古人，船只开拓了大西洋经济。工业化看起来仍然遥不可及，但是在西欧有了产生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如果17世纪50年代，荷兰在与英国作战时赢了英国；如果1688年，荷兰支持的英国政变失败；或者说如果1689年，法国成功入侵英国，那么有利于博尔顿和瓦特的特殊机制就不会形成；如果这样的话，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工业革命就会延迟几十年或者会发生在西欧其他地方。但是我们还是很难看到，如果这样的话，1650年之后将会发生什么。或许如果西方的工业化进程变慢，清朝的统治者也有不一样的表现，那么17世纪和18世纪的中国可能会更快地跟上欧洲的科技发展。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九章看到的那样，东方人要首先发生工业革命还不仅仅需要这些。1650年时，我们还不能像1800年那样肯定西方会在2000年统治世界，但是这看起来仍然是最为可信的结果——有80%的可能性。

不妨再往回倒退150年，退到1500年，这个预测看起来更不可信。当时的西欧已经有能够航行到新大陆的船只，但是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对新大陆进行抢掠。如果哈布茨堡家族更幸运一点儿的话（或者如果卢瑟从未出生过，或者查理五世指派了他，又或者如果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取得胜利，然后镇压了荷兰的独立运动），或许他们真的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的领导者——这样的话，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或许就会消灭诸如牛顿和笛卡儿这样激进的声音，而且任意征税就有可能像历史上破坏西班牙商业那样破坏荷兰、英国和法国的贸易。不过，这些只是假设，尽管我们知道哈布茨堡帝国可能带来完全不一样的结果，驱使更多的清教徒穿过大西洋，建立城市，开始开拓大西洋经济以及科学改革。

或许哈布茨堡家族会面临比现实更加糟糕的情况。如果奥斯曼帝国更彻底地击败了波斯什叶派教徒，那么土耳其就有可能在1529年占领维也纳，伊斯兰教徒就有可能入侵英国，并且，正如吉本所说的那样，牛津的学校现在就有可能教授古兰经。土耳其的胜利也许会使西方的重心留在地中海，从而把大西洋经济扼杀在摇篮中——但是另一方面，就像我之前假设的哈布茨堡的胜利，这也许会刺激一个更加强大的大西洋世界的形成。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如果在17世纪，奥斯曼帝国和沙皇俄国厮杀得更为激烈，他们也许就无力击退蒙古人。如果这样的话，17～18世纪的时候，清朝的胜利也许就会把蒙古人驱逐到欧洲，使17世纪西方的危机转变为与罗马帝国末期所面临的危机一样严重。一方面，西方面临着新的黑暗时期；另一方面，在经历了足够长的几个世纪后，中国在其社会发展达到硬上限时，就有可能发生科学和社会变革。谁知道呢？不过，有一件事非常清楚：1500年时，可以看出西方将在2000年统治世界的可能性比1650年要低得多，最多有55%的可能性。

再往回退150年，退到1350年。这个时期黑死病流行，西方在2000年统治世界的可能性看起来非常渺茫。最不可思议的一点是，过不了多少年，蒙古征服者帖木儿从中亚一路入侵印度和波斯，然后在1402年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就在那个时候，帖木儿决定掉头前往中国报复中国皇帝，因为他认为中国皇帝侮辱了他。但是帖木儿在到达中国前就驾崩了。如果1402年后，他继续往西进军，那么他就有可能摧毁意大利，阻止文艺复兴，使西方的发展倒退几个世纪。另一方面，如果他不是于1405年在东征的途中驾崩，而是多活几年的话，他就有可能像忽必烈那样征服中国，使东方而不是西方的发展倒退几个世纪。

事情完全可能会朝不同的方向发展。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内战后有可能无法重新统一中国，那么中国在15世纪的时候，就会是地方割据，内战频繁，而不是成为一个伟大的帝国，成为东方的核心。那么谁又能说结局会是怎样呢？可能会发生混乱，但是如果没有明朝独裁的高压统治，海上贸易或许就会受到刺激。我在第八章说过，明朝的中国永远也不可能创造一个西方后期大西洋经济的东方版本——地理是一个极为不利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明朝的话，东方的殖民者和商人有可能会在东南亚以及香料群岛开拓小型大西洋模式的经济。不过，底线是1350年的各种可能性要比1500年还要多。2000年时西方得以统治世界，只是众多可能性中的一种，最多只有25%的可能性。

我可以继续假设下去，做出各种假设是一件有趣的事。但是关键点很明确。西方能否在2000年的时候统治世界，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偶然性。我们往回走得越远，可能性就越多。1800年，不同的决定、文化趋势或者偶然性完全不可能阻止西方在2000年时统治世界；1350年，这个结果仍然非常可信。但是，我们很难想象，1350年之后发生的任何事会使东方在西方之前发生工业革命，或者说这些事会阻挡东西方的工业革命。

如果要找到东方或许能够在2000年统治世界的迹象的话，我们就要倒退整整9个世纪，回到1100年。如果当时宋徽宗能够更好地对付女真人，避免1127年开封的沦陷，或者如果铁木真的父母在铁木真小时候真的把他丢掉，让他死在大草原上而不是长大成为成吉思汗，那么谁知道未来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距离和航海技术使得东方不能像18世纪的欧洲那样通过开拓大西洋经济开始工业革命，不过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开拓类似的经济。如果宋朝没有受到女真人和蒙古人的欺凌，那么中国的复兴文化就有可能发展为科学变革，而不是演变为自满和裹脚。一亿中国人的内在需求、南方农业区域和北方工业区域之间的贸易，以及亚洲东南部的殖民化都有可能扭转局势。当然也可能不会这样，要知道，在枪炮和军队封锁辽阔的草原之前，中国一直支持大规模移民政策。但也可能我们对清朝统治者同时应对诸多复杂问题的能力过于乐观。总之，我想，东方会在12世纪发展起来的可能性非常小。

如果我们利用时光机器做最后一次旅行，从宋朝再往回退1000年，则又是另一种情况。现在，我们要问的，不是为什么东方不能在2000年时统治世界，而是要问罗马帝国能否在西方突破硬上限的1700年前突破硬上限。坦白地说，我认为这完全不可能发生。像宋朝一样，罗马帝国不仅需要在没有大西洋经济的背景下，找到突破硬上限的途径，还要有足够的运气来躲过天启五骑士。当中国的汉朝在公元3世纪崩溃的时候，罗马帝国已经被削弱了，在公元5世纪的时候也崩溃了。当然，罗马人有可能战胜哥特人，在国内混乱的情况下继续支撑下去，但是罗马帝国能够摆脱17世纪的危机吗？即使能够摆脱这个危机，他们又怎么能够逃脱西方社会发展的衰退？公元100年后罗马发生工业革命的可能性甚至比公元1100年后的宋朝还要小。

以上所有的这些都说明，西方在2000年前得以统治世界，既不是长期以来注定如此，也不是一个短期的偶然性。它更多的是长期的可能性。即使在1100年，东方也不太可能首先发生工业革命，从而在全球施加它的影响，然后像现在的西方这样得以统治世界。不过，这些看起来总是可能发生的：火炮最终会被发明出来，将蒙古人击退，船只和市场能够开辟海洋通道。并且一旦事情这样发生了，新的地理因素会使得西方更可能在东方之前发生工业革命。我想，唯一可能阻止这些发生的就是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夜归》中提到的夜幕低垂时：毁灭一切的大灾难摧毁了文明，使得人性又回归原始。

夜归：如果希特勒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西方统治的时代前，世界最接近崩溃的时候是在公元前10800年，当时有一大块冰湖变成了北大西洋，温度降低使墨西哥湾暖流转向。之后是长达1200年的短冰期，称为新仙女木事件。这次事件阻碍了社会发展，使得稳定的农村生活以及侧翼丘陵区的早期农业受到破坏。新仙女木事件是末次冰期的最后一次寒冷事件。新仙女木事件之后气候变暖，进入温暖的全新世。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假如发生像新仙女木事件这样规模的事件，结果会非常恐怖：世界各地年年都将无法获得丰收；上百万的人会饿死；大量的移民将会使欧洲大部分、北美和中亚变为空城；战争、国家的灭亡以及瘟疫带来的巨大灾难将是前所未有的，就像是天启骑士将自己的坐骑变成了坦克。急剧缩小的人口规模将使赤道附近的村落荒废。人们祈祷下雨，在干燥的土地上勉强度日。社会发展将会因此倒退几千年。

其他灾难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天文学家曾计算出，假如有一个直径一英里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效果就相当于1000亿吨TNT当量。人们对此产生的后果看法并不一致，但这肯定会导致高层大气充满尘埃，遮蔽阳光，导致几百万人饿死，还有可能产生大量的氮氧化物，破坏臭氧层，使人们暴露在致命的太阳辐射中。相反的，我们更容易对一个直径两英里的行星撞击进行模拟。它产生的效果相当于两万亿吨TNT当量，能消灭地球上的所有人。

很显然，庆幸的是，在我们的历史中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用沮丧地想象事情会变得多糟糕。行星撞击以及冰期并不像战争或者文化：它们现在（或者应该说直到最近）是人类无法控制的。愚昧之人、文化趋势或者偶然性都不能产生另一片寒冷的巨大海域，使得湾流转向，这意味着不可能形成新的新仙女木事件。即使是最悲观的天文学家都认为直径几英里的行星撞击地球几万年才会发生一次。

事实上，愚笨之人在历史上所做的任何事都不会使人类面临灭绝。即使是最为血腥的战争，如20世纪的世界大战，也只是加速了正在发生的趋势。1900年，美国这个新兴的次大陆帝国已拥有一个工业核心，挑战着西欧的海洋帝国。两次世界大战总的来说，就是为了决定谁将代替西欧。是美国？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迅速工业化的苏联？还是在20世纪40年代试图征服次大陆帝国的德国？在东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日本试图征服世界，工业化为一个次大陆帝国，然后超过西方。日本失败之后，中国开始工业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社会萧条，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飞速发展。我们难以知道欧洲的海洋帝国如何能够在这样的竞争中存活，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从非洲到中南半岛的民族主义浪潮、西欧逐渐减少的人口及其对手国家的工业时。

如果欧洲的大国没有在1914年和1939年参与世界大战的话，它们的海洋帝国肯定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如果美国没有在1919年逃避它的全球责任的话，这些海洋帝国也许会崩溃得更快；如果希特勒打败了丘吉尔和斯大林，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又或许，情况不会发生改变。罗伯特·哈里斯的小说《祖国》（ Fatherland ）中有一段精彩的描述。故事中的谋杀之谜发生在1964年的德国，但是——事情很快就明朗了——德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每一件事都似乎出奇的不同。希特勒杀害了所有欧洲犹太人，而不是杀死了大部分的犹太人。他手下的建筑师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将希特勒的想法变为现实，重建了柏林。柏林的胜利大道有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两倍那么长。胜利大道通向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这里的建筑高耸入云。随着故事的展开，场景开始呈现出一种更加奇怪的熟悉感。美国和苏联之间开始了冷战。两国各自都有核导弹撑腰，彼此虎视眈眈，都争取拉拢第三世界国家。它们正慢慢走向缓和。在某些方面，一些结果和现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异。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可能造成的唯一不同的结果就是演变为核战争。如果希特勒制造出了核武器，那么他肯定会使用，但是因为他在1942年取消了核研究，所以假设的情况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美国在日本扔下了两颗原子弹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但是当苏联在1949年测试它的第一个核武器时，末日变得愈加可能。即使在1986年它们处于最顶峰的时候，世界上所有导弹的弹头加起来造成的破坏力也只有直径两英里的行星撞击地球的破坏力的1/8，但是这也足够毁灭现代文明了。

我们很难理解那些能够沉着冷静看待核战争的人物。

不幸的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和美国的领导人意识到只有通过“确保相互毁灭”才能解决核武器的问题，即在核战争或大规模常规战争中，每一方都应该做好毁灭对方城市和国家的准备。关于这场竞赛如何开始的细节，人们至今还不清楚。当时美苏之间还有一些频繁的电话联系，尤其是在1963年秋，约翰·肯尼迪和赫鲁晓夫试图制定美苏竞争规则的时候。赫鲁晓夫由于害怕美国的武力威胁，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肯尼迪出于担忧，武装封锁了古巴。苏联的战舰开到距离美国海域几英里的地方，肯尼迪派了一艘航空母舰阻拦它们。肯尼迪认为此时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达到了1/3甚至1/2。接着在10月24日星期三的早晨10点左右，情况急转直下。肯尼迪和他顾问紧张得一言不发，此时手下报告说，苏联的潜艇挡住了美国航空母舰的路。如果苏联不发动进攻的话，那么它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肯尼迪的弟弟回想当时的情况：肯尼迪“将手抬了起来，捂着自己的嘴。他不停地攥紧拳头，然后又松开。他的脸看上去很疲惫，眼里透出痛苦”。他的下一步行动有可能是发射4000个导弹，但是苏联的潜艇并没有开火。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在10点25分的时候，苏联的船慢了下来，然后掉头走了。灾难并没有发生。

30年来，边缘政策和荒谬的错误产生了一连串的灾难，但是最糟的情况并没有发生。自1986年以来，世界核导弹的数量已经减少了2/3，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即2010年年初，核武器的数量有可能会大量减少。美国和俄罗斯现有的几千种武器仍然能够杀死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但是依照现在的局势，发生灾难的可能性还是比40年前“确保相互毁灭”时的可能性小得多。生物因素、社会因素以及地理因素继续编织着各自的网，历史还在继续。

基地

至少到目前为止，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夜归》还不能很好地解释历史的发展，不过也许他的《基地》系列能够更好地做出解释。阿西莫夫在书中写道，在遥远的未来，一个名叫哈里·谢顿的年轻数学家乘坐太空船去川陀星。川陀星是已经存在了12000年的银河帝国的首都。谢顿在那儿的“10年数学会议”上发表了他的学术文章，解释了心理历史学这个新科学的理论基础。谢顿认为，大体说来，如果我们将常规历史、大众心理以及先进的数据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理解驱动人性的力量，然后将其用于预测未来。

谢顿在川陀星最大的大学当上主任之后，他研究出了心理历史学的方法。他预见未来银河人将会经历一段长达3万年，充满无知、野蛮和战争的黑暗时期。皇帝提升谢顿为第一部长。担任这个了不起的职务后，谢顿计划组建一个名为基地的智囊团。这些学者一边把所有的知识收录到银河百科全书中，一边密谋1000年后重建帝国。

《基地》系列小说在科幻迷中掀起了一股热潮，风靡了半个世纪，但是对那些听说过哈里·谢顿的专业历史学家来说，谢顿只是一个滑稽人物。历史学家坚称，只有在阿西莫夫疯狂的想象中，才有可能利用已经发生的事预知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很多历史学家否认过去有很多的发展轨迹可循，而那些认为过去确实存在这些发展轨迹的历史学家则认为了解这些发展轨迹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例如，杰弗里·埃尔顿（Geoffrey Elton）——他是剑桥大学近代史教授，对历史上的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也许能代表大多数人的观点。他认为：“有记载的历史，最多也就追溯到200代前。即使在历史上有更大的目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目前为止还不能真正地从手头那一点历史记录了解这个目的。”

在这本书里，我曾经提到过历史学家往往低估自己。我们不一定要把目光局限于有着历史记录的这200代。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展到考古、基因以及语言学——本书前面几章中主要的证据——我们就会更加了解历史。事实上，回到500代前就已经足够了。我认为，有这么充足的时间，我们真的能够从中得出事物发展的趋势。现在就像谢顿那样，我想说，一旦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就可以利用过去预见未来。 f0LyOfAkoiy86qvSAVhsfg6q4CvvwDof/gSMuUe3uFfg8k3VuHDvk0p3djq9+B1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