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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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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曾说过，“水涨船儿都跟着高”。这一论断在1500～1800年间再正确不过了，因为此时连续三个多世纪东西方社会都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见图9-1）。
在阿肯色州希伯斯普林斯，肯尼迪在一次庆祝新建大坝的演讲中发表了这一著名的论断。在他的反对者们看来，这项计划是最糟糕的笼络民心的政治拨款：在他们看来，谚语中所说的涨潮确实能够托起所有的社会之舟，但是在这股大潮推动下，一些社会之舟却要比其他的上升得更快。同样，这一观点在1500～1800年间再正确不过了。东方社会发展上升了25%，而西方社会发展的速度是其两倍。在1773年（或者，考虑到合理的误差范围，大约是1750～1800年间）西方社会的发展赶超东方，结束了长达1200年的东方时代。
关于世界发展潮流何以在1500年后上升如此之迅速，以及西方社会之舟何以上升得尤其之快这两个问题，历史学家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本章的讨论中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一旦我们将其置于社会发展的长期背景下，我们就不难发现答案了。
图9-1 一些地方的社会之舟上升得更快
皮雷斯事件过了很久才在中国人心中淡去。直到1557年中国官员们才开始对定居澳门的葡萄牙商人不予理睬和干涉。尽管到1570年为止，其他葡萄牙人也先后在远至日本长崎的亚洲海岸附近开设商店，但他们的人数仍然少得可怜。对于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东方大陆仍然只是一些神秘的地名；对大多数东方人来说，葡萄牙甚至都无法引起他们的兴趣。
这些欧洲的冒险家们对于16世纪普通东方人的主要影响在于那些他们从欧洲带来的神奇的植物——玉米、土豆、甘薯、花生。这些植物在其他植物无法生长的地方生长，在恶劣的天气中存活下来，神奇地喂养了农民和他们的家畜。在整个16世纪，从爱尔兰到黄河流域，各地都种满了这些植物。
葡萄牙人移民来的时候可能正是一个紧要关头。16世纪是东西方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在16世纪90年代（无可否认的一个尤其好的年代）伦敦市民们能够看到最新上演的戏剧，如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尤利乌斯·恺撒》和《哈姆雷特》，花费不多就能买一本宗教宣传册来读，如约翰·福克斯的那本血腥的《殉教烈士传》，被新出版社成千上万册地印制出来，里面充斥着宗教信仰者们的木版插画。在欧亚大陆的另一头，北京人能够观看汤显祖长达20小时的《牡丹亭》，此剧直到今天仍是中国最受欢迎的传统戏曲。他们还可以读《西游记》。
但是在这些光辉灿烂的外表之下，一切并不是都真的那么美好。黑死病曾经夺去了东西方核心地区1/3甚至更多的人的生命，而且在1350年后的近100年间不断地反复爆发，使得人口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但是，在1450～1600年间，每个地区的人口反而都几乎成倍地增长了。1608年一位中国学者曾经这样说道：“居民繁衍如此之速，史无前例。”在遥远的法国，观察者们也对这一观点表示赞同，正如一句民谚所讲的那样，人们繁衍之速就如“谷仓里的老鼠”。
恐惧一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大动力。更多的孩童就意味着要将土地分割得更小，或者有更多的后代被排挤到寒冷的野外，并且也总是意味着更多的麻烦和争端。农民们要更经常地除草和施肥，建造水坝，挖井灌溉，或者做些手工编织并努力卖出更多的衣服。一些人到偏远的地方定居，努力在山间和沙漠中维持生活，而这些贫瘠的地方是他们的祖先以前绝不会涉足的。一些人放弃了人口高度密集的核心地带，而选择到荒凉、人烟稀少的边境地区。但是即使他们迁移到新大陆来种植庄稼，似乎也没有足够的地方让人们四处流动。
人口稀少而土地充足的15世纪对人们来说越来越变成一个模糊的回忆：欢乐幸福的日子，西方的牛肉与啤酒，东方的猪肉与白酒。1609年中国南京附近一个县城的县官曾经说过，回溯以前，任何事情都要比当时好：“每家每户都有房子住，有土地可以耕种，可以从山上砍柴来烧，有自家的菜园来种植蔬菜，每家都能够自给自足。”但是现在，“贫者十人而九……贪婪罔极，骨肉相残。”曾在中国待过的一位德国旅行家在1550年左右的陈述更加直白：“在过去，农民家吃的和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肉类和食物都有着充足的供应。”但是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彻底改变了……今天即使最为宽裕的农民家里吃的食物也要比过去长工和仆人吃的差。”
在迪克·惠廷顿笔下的英国童话故事里（和许多同类故事一样，也追溯到16世纪），一个贫穷的小男孩和他的猫一起从乡下漂泊来到伦敦并过上了好生活。但是在现实世界中，数百万逃难来到伦敦的饥民中的大多数只不过是从油锅跳进了火坑里，情况丝毫没有得到改善。图9-2展现了1350年后城市实际工资（即刨除通货膨胀后消费者购买基本生活用品的能力）所经历的变化，图中数据来源于经济历史学家们数年间艰巨刻苦的挖掘工作。他们从各种不同历史人物口中得出支离破碎的片段并做出解读。直到14世纪欧洲的文件档案才开始提供清晰连贯的数据以精确计算出不同时期的城市实际收入，而在中国，直到18世纪以后我们才能获得这样的机会。尽管有着数据上的缺口以及大量的交叉线，至少欧洲的发展趋势是清晰的。基本上可以说，在所有我们可以证明的地方，在黑死病消失后的一个世纪内实际工资几乎都翻了一番，然后随着人口的恢复与增长，大部分又回落到黑死病爆发以前的水平。在15世纪20年代，佛罗伦萨人将石块运至高处，建成了建筑师布鲁内莱斯基设计的佛罗伦萨大教堂那高耸的穹顶，这时他们以肉类、奶酪、橄榄油为食物。而到1504年，他们的后代们运送安置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时却只能靠面包勉强过活。又一个世纪以后，他们后代的后代能有面包吃就感到很满足了。
图9-2 1350～1800年间北京和6个西方城市的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
那个时候饥饿已经蔓延到了整个欧亚地区。收成不好，政策不对，或者仅仅是坏运气都能使得贫穷的家庭沦落到四处觅食果腹的境地（在中国是米糠豆荚、树皮野草；在欧洲是甘蓝残茬和各种杂草）。一次灾难就能使上千人涌到马路上来寻找食物，最虚弱的人会饿死。在欧洲那些最古老的民间传说（如迪克·惠廷顿笔下的那些）的原始版本中，农民出身的讲故事人经常梦想的不是金蛋或者神奇的魔法豆茎，而是实实在在的鸡蛋与豆茎，很有可能这一切并不是巧合，这些农民们想向神祈求的只是填饱自己的肚子。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社会，中等阶层逐渐对流浪者和乞丐们变得冷酷无情，将他们赶进救济院和监狱，或者将他们送到边境地区，或者将他们卖为奴隶。当然这些做法都很冷漠无情，但是显然那些富裕的人觉得自己的麻烦已经够多了，没有心思理会别人的事情。正如一位绅士1545年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所发现的那样，当生活艰难的时候，“灾民们（也就是最穷的人们）被免于徭役赋税”，但是“富人们因此受到的赋税压力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也变成了穷人”。整个社会的下滑速度使得那些出身显贵的人也感到了压力。
那些上流社会的后代们努力寻找新的方法，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中争夺财富与权力，这些人对传统的不屑一顾使得保守主义者们非常恐惧。一位中国官员曾这样警示说：“人们逐渐穿戴起了奇异的服装与帽子。”他的一位同事这样写道：“甚至有书香之家开始经商！”更糟糕的是，甚至以前颇受尊敬的家族“也疯狂追逐起了财富与显耀……他们以控告别人为乐，利用手中的权力向诉讼案件施压，以至于你根本分不清是非曲直。他们追逐奢侈与精细巧妙的款式，以至于无法分辨尊卑贵贱”。
中国的文官制度成了一个爆发点。士族阶层不断扩张，但是行政职务的数量并没有相应增长。随着科举中榜的门槛越来越高，富人们发现谋生求财之道远比读书科举重要。一位县级官员曾经这样抱怨道：“寒窗苦读之士欲（在科举考场）得一方席位，却因穷困潦倒，被官员们当做难民一样拒之门外。”
即使对于社会阶层最顶端的皇帝们来说，也是艰难之世。理论上来说，不断增长的人口对于统治者大有益处——更多的人上交赋税，更多的士兵可以征募——但是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被逼到无以为继的时候，饥饿的农民们可能就会起来反抗，而积怨已久、难以驾驭的显贵们经常会和这些农民达成一致。（长久以来中国形成了这样的特殊传统，失败的官员若不能在仕途上功成名就，便会以叛乱者的身份重新出现。）
这些问题自从王权出现就一直存在，几乎和王权一样古老，而大部分16世纪的君主们也选择以老办法来应对，那就是中央集权和对外扩张。日本可能是一个最为极端的例子。日本的政治权威在15世纪彻底崩溃，村庄、寺庙，甚至单个城市街区都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并雇佣暴徒来保卫自己的政权或者抢夺相邻地方。
到16世纪，人口的增长引发了对资源的激烈争夺，在众多的小领主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大的领主。1543年第一批葡萄牙生产的枪支被运送到日本（比葡萄牙人远渡重洋而来要早一个世纪），而到16世纪60年代的时候，日本的手工业者们已经可以制造出高级的滑膛枪，帮助大领主们扩张。1582年，一位叫作丰臣秀吉的首领统一了几乎整个日本群岛，成为幕府将军。
丰臣秀吉成功说服了他争论不休的同胞们将他们的武器统一上交，并承诺将会把这些武器熔铸成钉子与螺丝，以此来建造世界上最大的佛像，其高度几乎是美国自由女神像的两倍。他解释说，这“不仅有益今生，更能造福于身后”。（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却不为丰臣秀吉的话所动，在他看来，丰臣秀吉“诡诈狡猾难以想象”，“竟然以宗教献身为借口来剥夺人们的武装”。）
不管丰臣秀吉的意图是什么，解除民众的武装确实是迈向中央集权政府的一大进步，极大地减轻了清点人口、测量土地、征收赋税与分派兵役的工作量。1587年，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丰臣秀吉表示军事扩张是解决他所有难题的办法，并决定入侵中国。5年后他的军队——可能有25万之众，全部武装有最新的滑膛枪——在朝鲜登陆，并清除了之前的一切阻碍。
他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个中华帝国：历任统治者们在扩张的优缺点上意见存在重大分歧。一些明朝皇帝，正如日本的丰臣秀吉一样，试图全面整顿帝国摇摇欲坠的财政，并对外扩张。他们制定了新的人口普查制度，试图厘清每人应缴什么样的税，将复杂的徭役和田赋改为简单的银两赋税。但是，绝大多数政府官员却并不赞成。他们指出，数百年的传统显示理想的君主应该安静地（而且要不那么奢侈地）坐在权力的中央，作为道德的典范来引领民众。理想的君主不会主动挑起战争，当然也不会从地主绅士阶层抽取赋税，获得钱财，因为这些正是官僚们出身的家庭。人口普查与税务登记是丰臣秀吉的骄傲所在，在这里却可以被完全忽略。所以，如果长江流域的某个县城在1492年上报的人口数量和8年前调查的一样，又会怎样呢？学者们坚持说，不管它有没有对人口进行普查，这样的王朝可以延续一万年。
激进的皇帝们则陷在官僚体系的沼泽中艰难挣扎。有些时候结果颇具喜剧性，例如1517年明朝的正德皇帝坚持要对蒙古发动战争，但守卫长城的官员拒绝打开城门让其通过，理由是皇帝应该待在皇城北京。有些时候，事情却远不是有趣可以形容的，如正德皇帝因为顽固守旧而杖责其宰相，在这一过程中还处死了一些人。
皇帝们很少有正德这样的精力来整治政府和土地赋税，大部分人只是任由账簿慢慢腐烂。因为国库空虚，他们停止了军队的军饷供给（1569年，当时的兵部侍郎承认他只能找到花名册上1/4的士兵）。毕竟，贿赂蒙古人比和他们打仗要便宜得多。
皇帝们还停止了对海军军费的拨付，即使这些海军要承担镇压沿海黑市贸易这样的重任。自从14世纪明朝洪武皇帝禁止私人海上贸易以后，这一地下黑市就逐渐发展起来。沿着中国海岸线从南向北，中国、日本、葡萄牙的走私者们经营着利润丰厚的生意，购买最先进的滑膛枪并逐渐变成海盗，而且他们在武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了那些拦截他们的海岸巡防军队。也许这些海岸巡逻队并没有真的试图拦截，因为来自走私者们的回扣是他们主要的额外收益。
中国的海防越来越类似于那些像《火线》
这样的警匪电视剧，金钱交易的流动，逐渐混淆了暴力罪犯、地方名流和腐败官员间的界限。一位正直而天真的政府官员曾经真的遵循法律处决了一个走私团伙，尽管这些人中的一个是一位法官的叔叔。然后有人动用了关系，这名官员被解除了官职，后来他在皇帝宣布通缉他时选择了自杀。
在16世纪50年代，政府实际上丧失了对海岸防线的控制。走私者们成了海盗王，控制了20个城市，甚至扬言要抢掠位于南京的皇陵，最终由一群政治精明而且廉洁的官员将其打败。改革者们利用一支由3000名火枪手组成的秘密军队（因其统帅戚继光而被称为“戚家军”，是那些常胜军队中最有名的一支）打了一场战争。这支军队有时是由政府提供资金，有时却得到不到政府的资助，而是由一位扬州知府向当地富户征收额外税款并暗地里提供给他们。戚继光领导的戚家军表明，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大明帝国还是可以击败挑战者的，而他们抗倭的成功也开启了一个（短暂的）改革时代。戚继光后来被调派戍守北方，在此期间他改进了长城的边防，建造了敌楼，在敌楼之间调派了训练有素的火枪手，像一个世纪前匈牙利人在与奥斯曼大帝的战争中使用的车轮堡那样将火炮架到马车上。
16世纪70年代，中国历史上最能干但又颇具争议的宰相张居正改革了税收制度，收清了所有的欠账，并改革军队使之更现代化。他提拔了许多能干的年轻将领，比如戚继光，并亲自监督年幼的万历皇帝的教育。国库重新充实了，军队也再一次振兴，但是在1582年张居正死后官僚体系再一次反击。张居正死后遭到了贬黜，他派系下的官员也都被解除了官职，值得尊敬的抗倭英雄戚继光死时孤独一人，一贫如洗，就连他的妻子也抛弃了他。
自从能干的首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在每件政务上都备受挫折，最终失去了耐心，在1589年开始了罢工。他退缩到一个自我放纵的世界中，在服装上大肆挥霍，变得大腹便便以至于需要有人在旁搀扶才能站起来。其间有25年他都拒绝上朝，留下一帮大臣们对着空空的宝座叩头。这期间没有任何政策得到执行与实施，没有任何官员得到任用与提拔。1612年时大明帝国中一半的官位都无人担当，朝堂之上未办理的案件已经积压数年之久。
因此，当丰臣秀吉于1592年出征时他期待着轻轻松松就能胜利就毫不奇怪了。但是不知是因为丰臣秀吉犯了错误，还是因为朝鲜海军的改革，还是中国军队（尤其是戚继光创建的炮兵）表现得异常勇猛，日本军队陷入了困境，裹足不前。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丰臣秀吉没有在1598年死掉的话他可能还是会征服中国，但是实际情况是，丰臣秀吉手下的将领们立刻重新考虑了扩张的计划，他们放弃了对朝鲜的征服，很快退回到日本国内处理更为严重的内部争斗问题。万历和他的政府官僚们也恢复了无所作为的糟糕状态。
在1600年以后，东方核心地区的强国们默认了官僚们意见的正确性：中央集权和对外扩张并不能解决它们的问题。边境草原部落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大挑战，欧洲海盗或者贸易者们在东南亚地区仍然不断制造各种麻烦，但是日本受到的威胁却如此之少——单就世界的历史而言——以至于它实际上完全停止了火药枪支的使用，那些熟练的制枪工匠们又回到以前，开始制造刀剑（谢天谢地，不是犁头）。但是，在西方却没有国家能够有幸这样。
在某些方面，16世纪的东西方社会非常相像。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一个强大的帝国统治着传统意义上的中心地区（在东方，是位于黄河长江流域的明朝，在西方是位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奥斯曼帝国），而且在它们的边缘地带都存在着商业发达的小国（在东方有日本和东南亚诸国，在西方有西欧诸国）。但是在这些边境邻国方面，东西方却各不相同。相对于明朝内部的争执不休，不管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还是其臣属官僚们都一致坚信不疑地认为对外扩张是解决他们问题的关键。经历过1453年奥斯曼军队的洗劫后，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一度降到仅仅5万人，但随着它再次成为一个强大帝国的首都，人口又很快地回升了。到1600年时这个城市共有40万人口，因此——像数百年前的罗马人一样——他们需要整个地中海地区的果实来供养自己。像古罗马时代的元老院首领们一样，土耳其帝国的苏丹们认为对外征服是保证这一切给养的最好办法。
苏丹们制订了复杂的计划，犹如舞蹈一般，他们一只脚踩在西方核心地区，一只脚横跨草原。这就是他们成功的秘密所在。1527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粗略估算，他的军队一共包括75000名骑兵和28000名禁卫军。骑兵中的大部分都是传统游牧部落中的贵族射手，而禁卫军则是由训练成火枪手的基督教奴隶和辅助的炮兵组成。为了使那些骑兵们高兴，苏丹们将征服后的土地作为封地一一分派；为了使禁卫军们满意——也就是说，按时按量分发工资——苏丹们制定了连丰臣秀吉都会印象深刻的土地测量制度并力图促进现金的最大化流通。
所有这些都需要良好的管理，而奥斯曼帝国逐渐膨胀的官僚制度确实发扬了帝国最光辉灿烂的一面，这时的苏丹们只需要灵巧地挑动各利益团体去互相争斗。在15世纪，苏丹们通常比较偏向于支持禁卫军、中央集权政府和都市文化；在16世纪，苏丹们倾向于贵族制度、权力下放和倡导伊斯兰教。但是，比这些灵活的政策变动更重要的是对外掠夺，因为正是对外掠夺提供了一切。奥斯曼帝国需要战争，而他们也总是能够在战争中取胜。
他们面临的最艰难的考验来自东部边境。很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在应对着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小规模叛乱，这一地区的红发
什叶派武装分子痛斥他们为腐败的逊尼派暴君。当波斯国王于1501年宣称自己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后代时，这一冲突变得更为严重。什叶派的指责转向帝国内饥饿的、被剥削和压制的大众，他们狂热的做法甚至让久经沙场的士兵们也震惊不已：“他们摧毁了一切——男人，女人甚至孩童。”一位中士曾经这样记录什叶派的叛乱：“他们甚至还要灭掉猫和鸡这样的动物。”土耳其的苏丹向宗教学者们施压，宣布什叶派为异教徒，因而在整个16世纪圣战从未停止过。
先进的武器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军队更具优势，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彻底打败过波斯军队，却使得波斯人裹足不前，然后他们就可以向西南方向入侵，在1517年征服更大片的土地——埃及。自从900多年以前阿拉伯人胜利以来，饥饿的君士坦丁堡人第一次可以有保障地得到尼罗河出产的早餐供应。
但正如亚述人以来的每次权力扩张一样，奥斯曼人发现一场战争的胜利只是拉开了另外一场战争的序幕。要想恢复埃及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粮食贸易，他们必须建造一支强大的舰队来保护自己的船只，但是当他们打赢地中海地区凶狠的海盗（既有穆斯林也有基督徒）以后，他们的舰队也航行得更远了。到16世纪60年代时，土耳其人控制了整个北非海岸，并和西欧海军开战。土耳其军队还向欧洲内陆推进，在1526年战胜了凶猛的匈牙利人，杀死了匈牙利人的国王以及大部分的贵族。
1529年，奥斯曼帝国苏丹苏莱曼在维也纳城外安营扎寨。他暂时还不能攻下这座城池，但是围城本身已经使得基督徒们心惊胆战，害怕奥斯曼帝国很快就会吞并整个欧洲。“一想到（一场大战的）结果我就忍不住打颤，”驻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大使曾这样写道。
在奥斯曼帝国一方，他们拥有着无尽的财富、丰富的资源、战争方面的经验与训练、老练的士兵们、一连串从不间断的胜利……在我们这边，却只能看到空虚的国库、奢侈的习惯、枯竭的资源、沮丧的士气……而且，最糟糕的是，敌人已经习惯于胜利，而我们则是习惯于失败。我们还能对结果有任何的怀疑吗？
但一些欧洲人确实仍对结果抱有怀疑，尤其是查理五世。他是哈布茨堡家族的族长，这个家族是黑死病爆发后一直在争夺中欧统治权的几个超级宗族之一。由于精明的政治联姻，而他们的姻亲也“适时”地去世了，哈布茨堡家族逐渐挤到了从多瑙河到大西洋一带地区的宝座上，并且在1516年整个欧洲遗产——奥地利、德国的大部分和现今的捷克共和国、意大利南部、西班牙以及现今的比利时与荷兰——都落入了查理的手中。在这诸多地区拥有的王位使他拥有着整个欧洲最好的士兵、最富裕的城邦和最优秀的财务官。而且在1518年，德国王子也选他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一项称号，作为欧洲混乱的中世纪的一项奇怪的遗风，可谓好坏参半。正如伏尔泰在18世纪50年代所说的那句名言一样，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驾驭那些争吵不休的王子们并将他们聚到一起花费的力气远超过了王位带来的价值，尽管如此，原则上，任何坐在神圣罗马帝国皇位上的人都是查理曼大帝的子孙——当集结整个欧洲来对抗土耳其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许多观察家们预想西欧只有两种可能：被伊斯兰世界征服，或者顺服于哈布茨堡家族——唯一一个足够强大可以抵抗土耳其人侵略的民族。查理的大臣在1519年给这位皇帝的信中这样总结道：“上帝对您一直都是很仁慈的。他使您凌驾于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国王与王子们之上，并使您享有着自从您的祖先查理曼大帝以来任何君主都未享有过的至高权力。他促使您走向世界范围的君主制，走向在唯一上帝护佑下的整个基督教世界的统一。”
如果这位大臣正确的话，西欧会更加类似于世界上其他的核心地区，都是由一个伟大的皇帝所统治。但是被人领导驱使这样的想法却使基督教世界的众多国王和王子们警惕起来，他们先发制人对查理发动了战争，想要使他下台。法兰西甚至和奥斯曼帝国签订了条约共同对抗哈布茨堡家族，法兰西与土耳其的联合舰队甚至于1542年炮轰了法属里维埃拉（当时处于查理的统治下）——理所当然，所有这些都迫使查理大帝更努力地尝试统领整个基督教世界。
查理大帝与其儿子菲利普二世都将他们长期统治时间
的大部分用于和其他基督徒的战争，而不是穆斯林。但是他们的努力不但没有将西欧变成一个伟大的陆上帝国，反而使得欧洲更加四分五裂，加深了旧的分歧，又造成了新的争端。举例来说，在1517年万圣节，马丁·路德在维滕贝格城堡教堂门前发表其不满基督教会做法的《九十五项论纲》的时候，他所做的并不是非常特别的事，这只是宣传神学辩论的一种传统方式（和黑死病以后许多关于教会的批评比较起来，路德更积极温和）。但当时紧张的社会氛围使他的宗教抗议变成了一场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大地震，这一社会震荡经常被他同时代的人拿来和土耳其世界中的什叶派——逊尼派分裂相提并论。
路德本来希望查理大帝会支持他，但是查理认为要想统领整个基督教世界，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教会。“当一个僧侣与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意见相左的时候，他一定是错误的，”查理曾这样对路德说，“我决意用我的所有属国与领土，我所有的朋友，我的身体、血液、生命、灵魂来与之对抗。”他也确实如此做了，但是当整个欧洲武装起来支持或反抗哈布茨堡的时候，否认基督教世界内存在的派系分歧就显得具有灾难性了。有时因为原则的问题，有时因为些微的优势，有时仅仅因为困惑，上百万的人们拒绝承认罗马教廷。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互相残杀，新教徒杀害其他的新教徒，关于抗议的不同解读也成倍增加。一些新教徒宣扬基督复临、自由博爱，或者共产主义的思想，一些人的下场血腥凄惨。但总而言之，不管他们的抗议暴烈还是崇高，都使得哈布茨堡想要统一基督教的做法更加困难——而且代价更为高昂。
民众一旦认定他们的敌人是敌基督
的代理人就很少会愿意和解，因此小冲突上升为大冲突，大冲突又拒绝终结，所以代价就这样螺旋增加。最终，哈布茨堡的底线就是底线本身：他们只是负担不起统一整个西欧的代价。
查理没能完成他统一西欧的事业，他在1555～1556年间从各个王位上退位，并将之分给了两个人：他的堂兄得到了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而菲利普则继承了西班牙和其他西欧地区。这是很聪明的一项策略：将哈布茨堡统治等同于西班牙统治，菲利普能够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并集中精力解决真正的问题——钱的问题。
在40年的统治期间，菲利普像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一样辛苦工作，试图改革哈布茨堡的财政状况。他是一个很奇怪的人，花费大量的时间在马德里市外的办公室内工作，经常忙碌得没有时间去实地参观一下自己的领地。但是尽管他像丰臣秀吉一样满腔热情地统计人口，向民众征税，增加收入，并打败了法兰西与土耳其，他所追求的统一西欧的终极胜利却从来没有实现。他的税官们压榨得越严重，出现的问题就越多。菲利普的臣民们繁衍之快如谷仓里的老鼠一般，处在饥饿和国家税收的夹缝之间，而且看到他们上交的税收被用于和遥远的国家作战，但他们对于这些国家的人们一无所知，于是开始了越来越多的反抗。
在16世纪60年代，菲利普甚至试图将基督教会与征税相提并论。本来很迟钝麻木的荷兰人，承受着哈布茨堡新教的迫害和严苛重税的负担，爆发了一场冲击祭坛、亵渎教会的暴烈行动。失去富裕的荷兰而将之置于一群加尔文主义者的手中，对菲利普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派遣军队前去镇压，而这只是促使荷兰人建立了自己的军队。菲利普不断地赢得一场场战役的胜利，却总是不能赢得整场战争。荷兰民众再也不愿向哈布茨堡缴纳新的赋税，而且当他们的宗教信仰受到威胁时，不管花费多少钱财、牺牲多少生命，他们都要捍卫自己的信仰。到16世纪80年代，菲利普在战争上花费的钱财远远大于整个帝国的收入，因为不能再负担胜利或者失败，菲利普向意大利金融家们借的钱越来越多。当他既不能支付军队的开销，也不能向债权人还钱时，他就宣布破产，然后再如此反复重演。而他的军队因为得不到俸禄，变得骚动起来，四处抢掠为生，因而菲利普的信用也一落千丈。但直到1639年（在海上）和1634年（在陆上）西班牙才被彻底打败。而当菲利普于1598年去世时，整个帝国已经濒于毁灭，所负的债务是其年收入的15倍。
200年后，又有一个西欧陆上帝国和哈布茨堡帝国非常相像，而到这时，其他的西欧国家已经开始了一场变革整个世界的工业革命。如果哈布茨堡或者土耳其人在16世纪统一了欧洲的话，可能这次工业革命永远都不会发生。或者说，在没能统一整个西欧的查理与菲利普身上，在没能征服西欧的奥斯曼·苏莱曼身上，我们终于发现了改变历史进程的拙劣傻瓜。
尽管如此，我们要再次提醒，这不能单单归罪于任何一个人。那位担忧土耳其人入侵的欧洲大使曾指出：“唯一的障碍是波斯人，他们处在奥斯曼帝国的后方，使得（土耳其）侵略者们不得不小心提防。”打败波斯人、什叶派教徒和欧洲人对土耳其人来说都在他们能力范围之外。相类似的，查理和菲利普之所以没能成为基督教世界的唯一统治者，不是因为他们输掉了一些决定性的比赛（实际上，在16世纪80年代以前他们几乎每战必胜）或者缺少一些决定性的资源（实际上，他们拥有的运气、才能和优势都比自己本来的份额要多），只是因为打败土耳其、统一分裂的基督教世界和西欧的其他国家对他们来说是超出组织架构与财富资源所能承受范围的。既然哈布茨堡拥有着众多的优势都不能统一西欧，那么就真的没有人能做到了。西欧注定要和那些从土耳其到中国之间的众多帝国截然不同。
尽管每个帝国的经历各不相同，但东西方核心地区的社会发展一直都在进步，而且在1598年丰臣秀吉和菲利普去世后的数十年间，明显又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悖论再次出现。像以前的很多时候一样，气候变化导致了不断加剧的危机，虽然自从1300年后气候一直比较寒冷，但是现在却变得越来越寒冷了。一些气候学家将之归因于1600年秘鲁境内的火山喷发，而其他人则将之归结于太阳黑子活动的减弱。但是多数人都同意大部分的旧大陆地区在1645～1715年间非常寒冷。从英国伦敦到中国广东，书吏和行政官员们都在抱怨冬天的冰雪天气和过于凉爽的夏天。
住在寒冷城市里的人们和贫瘠土地上的人们联合起来，使得17世纪对那些毫不设防的民族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不管这些民族的人们生活在森林、湿地、野外还是殖民地。有时政府受到良心的谴责，于是制定法律想要维护这些受害者的利益，但是那些试图将核心地区的边界往外扩展的殖民者却很少理睬这些法律。在中国，所谓的棚屋民族侵入了大山森林深处，在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中种植甘薯和玉米，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植被。他们将苗族等原住民族驱赶到了饥饿的边缘，但是当苗族人起来反抗的时候，政府又派遣军队来镇压他们。日本北部的阿依努人、英格兰最早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人以及北美洲东部的原住民族都有过这样悲惨的遭遇。
殖民者们之所以如此大举入侵是因为他们本来所处的核心地区的资源正在逐渐枯竭。“每一寸土地都能压榨出利润来，”一位中国官员曾这样坚持道。在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各国政府都在积极地与开发者合作，力图将灌木丛与湿地改造成牧场与耕地。另一位中国官员在17世纪20年代痛斥道：
请不要再去占有掠夺那些芦苇地和草场上的蝇头小利！……一些人因其惰性，不考虑长远之将来，而仅追逐于芦苇之地的蝇头小利，拒绝耕种庄稼所获得的更大利益。他们不仅不愿复垦土地，更因别人如此做法而恶之……商业集市因而日渐荒凉，政府收入因此日益不敷。如此之境况孰能忍乎！
荷兰和英国的企业家们以同样饱满的热情对湿地进行拓荒开发。国家赞助的灌溉计划带来了大片肥沃的土地，但是之前生活于此的当地人却在法庭上、大街上掀起了激烈的抗争。他们（大部分是无名氏）的抗议之歌让人为之心酸：
看哪，这些排水工人正在破坏着造物主的伟大设计，
这些正在使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消瘦，并终成乌鸦与虫蟊的猎物；
因为这些确实意味着所有的沼泽地区都将枯竭，
所有的一切都将干涸，我们也将死去，
而一切只是因为埃塞克斯的牛犊们需要牧草。
鸟禽们尚且有羽毛翅膀可以迁徙到其他的国度，
但是我们却没有类似的交通工具来帮助我们移居；
除非我们团结起来，用战争将他们驱逐，
我们将不得不将自己的故乡土地（啊！多让人伤心的事）
让给那些有角的野兽与牛畜。
侵略者以及他们带来的同样具有侵略性的动植物，迫使当地物种迁移离开，或者大肆猎杀而终使这些物种灭绝，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垦栖居地，毁掉森林。在17世纪60年代，一位学者曾抱怨说日本4/5的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在16世纪50年代前后，英格兰和苏格兰地区有10%的土地尚有森林覆盖，但是到18世纪50年代时这些剩下的树木有一半以上已经消失了。对比之下，在1600年时爱尔兰仍有着12%的森林覆盖率，但是到1700年时殖民者已经砍伐掉了5/6的树木。
大城市附近木材的价格上升得非常快，人们开始寻找替代手段。在日本江户附近地区，制盐制糖工厂、陶艺工人，最后甚至连普通家庭都开始用煤作为燃料，而在欧洲人们同样可以这样做，用泥炭和煤来代替木炭。正如500多年前中国开封的人们一样，伦敦人欣然接受了这些化石燃料，因为它们的市场价格要比木炭低。虽然大部分英国家庭还是可以找到木柴的影子，但是到16世纪50年代时，平均每个伦敦人每年烧掉的煤几乎达到了0.25吨，到1610年时这数字又增长了3倍，而到17世纪50年代为止，整个大不列颠的燃料有一半以上来自煤炭。“伦敦被包围在一团如云般密布的煤海当中”，1569年一位伦敦人这样抱怨道，以至于“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和地狱相似的地方的话，那就是大雾天气下火山一般的伦敦城”。
令人悲哀的是，他误解了当时的情况，因为其他欧亚大陆的人们正在为自己制造更糟糕的地狱。气候变化只是启示录中第一个冲破束缚的骑士，越来越严重的资源紧缺压力也导致了政府的失败，压力之下越来越多的政权崩溃坍塌。如果君主们试图削减开支，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大臣以及将士们；而如果他们试图从纳税者身上挤出更多的税收，他们就会失去所属的商贩和农民。自从国家政权出现以来，穷人的激烈抗争就一直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现在这种抗争变得更加剧烈了，因为那些被剥夺财产的贵族们、破产的商人们、领不到军饷的士兵们还有怨恨的官员们都加入了这一队伍。
随着时局变得越来越艰难，西方统治者们想方设法增加人们的叛乱成本，从而降低人们叛乱的可能性。这些统治者们更加坚定地重申他们是上帝意志的代表。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更积极地讨好宗教学者们，西欧的知识分子们则创立了“专制主义”的理论。他们宣称，国王的权威完全来自上帝的恩典，任何议会、任何教堂、任何个人的意志都不能削弱国王的权威。根据法语中的一句名言，国王的权威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国王、任何一种信仰、任何一种法律。挑战这一权威中的任何一部分都等同于挑战所有纯洁美好的事物。
但是恰恰有许多不满的民众想要挑战这一权威。1622年，土耳其的苏丹和哈里发奥斯曼二世——分别是命定的穆罕默德继承人以及上帝在尘世的代表——因为越来越多的军费开支而试图削减步兵军队，最后这些步兵队伍的反应却是将皇帝从皇宫中拖出来勒死，然后还切割了皇帝神圣的躯体。奥斯曼的弟弟想要解决这一困境，于是他和那些严苛的教士们结成同盟，甚至通过禁止喝咖啡、制定对吸烟的死刑处罚来取悦教会。但是在17世纪40年代，苏丹宣称其存在合理性的努力彻底失败了。1648年，步兵军队和教会结成了同盟，处死了苏丹“疯狂者”易卜拉欣（这个绰号于他确实名副其实），由此拉开了持续50年内战的序幕。
17世纪40年代对所有地方的皇室来说都不啻一场梦魇。一场场反对专制统治的叛乱使整个法国陷入了混乱；而在英国，议会向顽固的国王宣战并最终将国王送上了断头台。这一切就如打开魔瓶释放出妖怪一样，引发了一系列的混乱。如果连本来如神明一般权威的国王都能被审判并处决，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自从古希腊文明以后，这可能是民主思想第一次开始萌芽。“在英国最穷困的人和那些最伟大的人一样，有着同样的人生可以展开，”议会领导的军队中有一位上校军官曾这样说，“每一位生活在政府管理下的公民首先应该自己同意在这样的政府统治下生活。”
这些在17世纪的背景下都是颇有冲击力的言论，但是英国激进派的各个分支派系的言论甚至更为狂野。其中一个自称“平等主义者”的派系对所有的社会区分都持反对态度。“没有人生下来是要受别人控制的，”他们指出，“更没有人生下来是为了驾驭别人。”而且，如果说社会等级是有悖于自然、不应该存在的，财富更是如此。在国王登上断头台的一年之内，一个自称“真正的平等主义者”的派别分裂开来，分别建立了10个公社。另外一支派系浮嚣派将上帝看作“伟大的平等主义者”并宣扬永久革命的思想——“推翻，推翻，推翻……定要确保天下公平公正，否则上帝带来的灾难将会腐蚀并吞噬你们拥有的一切。”
平等主义思潮的时代已经来临。例如，1644年一份关于平等主义者的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平等主义者们）将他们的犁锄打造成了刀剑，并为自己取了“和国王平等”这样的称号。他们宣称他们正在消除主人与奴隶、富人与穷人、达官显贵与底层人民的区别和差异。佃户们占有了地主们最好的衣服……他们会命令地主们跪下来为他们倒酒，他们会在地主们的脸上扇上两记耳光并且说：“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你们有什么权利称呼我们奴隶？”
然而，那些极力宣扬平等的军阀们却不是英国人，事实上，他们正在中国的东海岸地区猖狂活动。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这样的情况：上文讨论过的对稳固的社会等级制度的激烈挑战——例如15世纪90年代中国的王阳明对朱熹思想的批判，以及16世纪前10年马丁·路德对天主教会的挑战那样，这些挑战和国家的失败一起形成了关于人的平等的新观点。但是，我们接下来就会看到，这些不同的思想在18世纪的世界有着各不相同的命运。
在中国，明王朝因为财政破产和派系斗争而陷入瘫痪，而当瘟疫——启示录中的第三个骑士——在1628年爆发时，明王朝的皇帝看起来已经丧失了天意的授权。叛乱者们越来越觉得任何行动都不过分。在17世纪30年代，明王朝分裂成了不同的割据政权，而1644年，北京城最终也陷落了。明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在皇宫大殿后的一棵孤零零的树上吊死了。“朕凉躬圣意，有伤天德，”他在衣袍上这样写道，“死去无颜见祖宗。朕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毋伤百姓一人。”
实际上崇祯帝只是在浪费自己的遗言。这些军阀们较之欧洲的国王、土耳其的苏丹或者明朝皇帝本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没有财力来支撑膨胀的军队。因此他们只得放纵士兵们四处抢掠，试图从民众的身上获取收益。自从战争出现以来，军队都免不了要劫掠无辜的民众，而且很可能很早之前他们就已经设计了种种不同的残忍行为，在那以后的恐怖年代中，他们只是通过各种令人瞠目的对等行为来不断地重复他们的残忍行径。尽管如此，在残酷的17世纪，整个欧亚大陆上，愤怒、贪婪、恐惧的士兵们似乎在残忍行为方面又开创了新的高度。我们的文献中充斥着各种折磨、大规模屠杀、轮奸等行径。当北京城陷落的时候，市民们遭到了士兵的残酷殴打，只是为了榨取他们可能拥有的银两。有些人反复三四次地被夹手指或者夹胳膊。而且负罪之人还会牵连到与之相关的其他人，于是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被牵连获罪……百姓们开始对生存失去了兴趣。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在西方世界国家政权的衰败所引起的暴力则更为严重。在德国，宗教战争在1618～1648年间达到了糟糕的顶点。在基督教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都能找到庞大的军队，如果士兵们真有薪水的话也极不规律，他们和土地隔离开来，敲诈勒索任何他们可以得到的东西。现存的原始资料充斥着各种残忍野蛮的暴行。德国小镇贝利茨，不幸地因为位于1637年神圣罗马帝国军队行进的路上，因此成为这样一个极好（或者说极坏）的例子。一位海关官员曾写道，在召集了当地人之后，这些强盗和杀人犯们找到一截树枝，插进那些可怜的人的喉咙里，任意搅拌并往里倒进水去，再加上沙子甚至人类的粪便。这些人为了钱而折磨他人，令人憎恨，一个叫作大卫·奥特尔的贝利茨公民就是一例，他在被这样折磨后很快死掉了。
另外一群士兵将一个贝利茨人吊到树上，用火来烤，直到他答应供出自己的积蓄所在；而另外一群士兵，因为听说他们的同伴将人放到火上烤而得到了钱财，又把这个人抓了回来，将他的脸对着火，“直到他死去，这个人的皮肤如一只被屠宰的鹅那样剥落下来”。
一直以来历史学家们都认为这样的故事只是一种宗教宣传，这些故事如此可怕，人们很难想象它们竟是真实发生的，但最近的研究表明情况恰恰相反。超过200万人死于暴力（直到20世纪世界大战之前这一死亡人数都是无可匹敌的），而且可能有10倍之多的人死于紧随战争而来的瘟疫与疾病——启示录中的第三个和第四个骑士。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中欧地区，人口下降都有1/3之多，就像一场人为的黑死病那样。
瘟疫本身则以更为凶猛的变种席卷而来。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就是在此50年之后写成的。他在书中生动地记叙了1665年横扫整个伦敦的谣言、恐慌与痛苦。中国医生的报告也几乎同样生动形象。在1642年的长江三角洲有人这样记述道，“有时很多人都因为甲状腺炎脖子肿了起来，有时候很多人的脸部和头部都膨胀起来”，或者“有时候很多人都遭受腹泻和间歇性发烧的折磨，也可能是抽筋、脓疱、皮疹、结痂处发痒，或者疥疮”。
启示录五骑士中的四位都在争相角力，但是就像图9-1所显示的那样，并没有发生像17世纪那样的社会崩溃。社会发展继续往前推进，西方于1710年（因为参考指数的准确性差异，可能要加减25年的时间），东方于1723年（同样，在这附近）分别达到罗马帝国和中国宋朝以前发展指数的顶点——43分。到1800年时，东西方社会发展都接近了50分。这时我们不得不问：为什么社会发展会与历史潮流相悖呢？
1689年8月22日，尼布楚。西伯利亚的夏天虽然短暂却出奇的美丽。每年的这个时候，随着地面解冻，新发出的草芽如绿色的地毯一般铺满了整个徐缓起伏的山区，其间又点缀着各种红色、黄色、蓝色的野花与蝴蝶。但是今年的夏天却有一点不同：在石勒喀河河岸附近，出现了一个帐篷组成的小镇，数百名中国谈判人员与头发斑白的俄罗斯人一起坐了下来，一同商议一个共同的边界。这些中国人是通过让基督教传教士将他们的条件译成拉丁语来谈判的。
这些俄国人此时距家乡万里之遥。在1500年时，俄国还只是荒凉的西欧众多公国中的一个，挣扎着试图在从南方大草原侵袭而来的蒙古人和西方日益推进的波兰、德意志、立陶宛等国家的夹缝中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俄国凶狠的、未开化的王子们自称沙皇（即独裁者），从而表明他们像拜占庭帝国甚至罗马帝国一样自命不凡，但他们似乎常常不能确定他们到底想成为欧洲式的国王还是蒙古式的可汗。直到16世纪50年代沙皇“恐怖伊万”——即使以俄国统治者们令人不安的标准来看也颇为暴虐——的时代，莫斯科才开始有一定的分量，但是伊万行动如此迅速，很快就补上了逝去的时间。冒险家们背负着滑膛枪，越过乌拉尔山脉，在1598年打败了当地的蒙古可汗，从而开启了通向西伯利亚之路。
西伯利亚最为人所知的是作家索尔仁尼琴关于古拉格（前苏联劳改集中营）的小说中冰天雪地的背景，但那个时候它在俄国人的印象中却是一个财富之地。对皮草的狂热紧紧攫住了他们：因为很久以前已经将他们境内的貂鼠、黑貂、鼬獾等捕猎灭绝，欧洲人现在很愿意为他们的皮大衣支付高昂的价格。在40年间，俄国的皮草商人在这片苔原上驰骋捕猎来供应这一利润丰厚的市场，他们最远甚至来到了太平洋岸边。他们在西伯利亚的寒冷森林的边缘上建起了一圈细细的栅栏，他们从这里出发冒险去诱捕水貂，或者从当地石器时代的猎人们手上敲诈毛皮。尽管以苏莱曼大帝或日本幕府将军丰臣秀吉的标准来看，这些空旷的荒野称不上一个帝国，但是从毛皮生意中获取的税收曾不止一次地使沙皇们免于灾难。
俄国的捕猎者们和中国的军队很快就在黑龙江边发生了冲突，但是到17世纪80年代时双方都准备好了开始谈判。每一方都害怕对方会像之前的许多决策失误的君主那样，邀请蒙古人作为同盟军并因此释放天启录中的第五骑士——迁徙，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都来到了尼布楚协商谈判。
他们那一年夏天在西伯利亚达成的协定完成了世界史上的一大转变。2000年来这片干草原一直是东西方之间的一大通道，很大程度上处在那些伟大的农业帝国的控制范围以外。移民、微生物、思想以及发明创造都随之涌来，将东西方捆绑到社会发展抑或崩溃的一致旋律上来。在极少数情况下，一些征伐进取的国王会花费极大的代价将他们的意愿强加到这片草原上，如波斯帝国的大流士大帝、中国汉朝的汉武帝或者唐朝的太宗皇帝，但这些毕竟只是少数。历史上的规则是：农业帝国向游牧民族支付任何他们想要的和希望的最好的东西，以此来确保边疆的稳定。
但是火枪的使用却改变了这一切。游牧民族经常使用火器（人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枪，是1288年在中国东北一个游牧地区发现的），而且很有可能是蒙古人将火器从中国传入了西方。但是随着枪支制造得越来越好（射击得更快也更远），帝国建设得越来越有组织，那些有足够的财力征召上万名步兵，用滑膛枪和加农炮来武装他们，并训练他们连续发射的将军们逐渐开始击败那些游牧民族的骑兵。在1500年前后，那些从草原上来的马上的弓箭手们还经常打败农业王国的步兵。但是到1600年，他们就只能偶尔取胜了。而到1700年时，胜利对他们来说则是闻所未闻的事了。
俄国人在这一潮流中领先。在16世纪50年代，“恐怖伊万”的炮兵部队将软弱的蒙古汗国赶出了伏尔加盆地，而且在接下来的100年间，俄国、土耳其、英国和波兰逐渐用游击队、沟渠、栅栏等围住了干旱的乌克兰大草原。以滑膛枪为武装的村民们开始引导游牧民族的活动方向，并最终将他们隔绝开来。在尼布楚，沙俄和中国商定：没有人——难民、商人、逃兵，尤其是迁移的游牧民族——可以在未经两国政府许可的情况下在这片大草原上自由迁移。现在所有的人都成了农业帝国的属民。
1644年发生在中亚地区的最后骚动向我们展示了改变之巨。那一年，一支农民起义军攻克了北京，中国大明王朝的统治终于崩溃，而随着内战越来越失去控制，一位前明将领认为请满族人——来自东北地区的半游牧民族——越过长城来重建秩序可能是众多正在发生的罪恶中相对较轻的一个。中国的统治者们一直有这样一个传统，将亚洲内陆地区的游牧民族带进帝国的内战中来，而这通常都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但是和之前的入侵者不同，满族人不是以游牧民族骑兵的形式而来，相反他们带来的是一支和明朝相差无几的军队，都是由步兵组成，装备有从葡萄牙人那里仿造而来的滑膛枪和火炮。
满族人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北京城，其间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于是他们宣称自己将建立一个新的大清王朝，并用了将近40年的时间四处征战来巩固自己的统治。满族人的这些努力和之前草原游牧民族入侵的结果大相径庭。满族人的入侵没有打开闸门，让更多的来自寒冷北方的游牧民族进来，他们的长期征战与努力只是将清朝军队磨炼得更为强大，并重新向中亚地区扩张。1697年，清朝军队在内蒙古草原深处击败了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武装，1720年，清政府又将中央政府的管辖范围延伸到多山的西藏地区。在18世纪50年代，针对游牧民族的问题，清政府又实行了最后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将他们的枪支、弹药、炮弹运送至当今的吉尔吉斯斯坦地区，打败了最后的抵抗力量。
在17世纪和18世纪，那些农业帝国们——最先是，沙俄和大清帝国——高效地消灭了天启四骑士之一。因为这个原因，社会发展即将达到极限时的压力并没有像公元2世纪和12世纪那样引发草原移民的浪潮。而且，即使国家管理失败、饥荒、疾病以及气候变化这些因素都加起来，也没有使这些核心地区彻底崩溃。大草原作为高速通道已经被关闭了，而伴随着它的关闭，旧世界历史的一个篇章也落幕了。
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是十足的灾难。那些在战争中幸存的族人们被束缚得越来越紧。自由迁徙——他们生活方式的根本所在——不得不依赖于遥远的皇帝们的一时兴起，而自从18世纪以降，那些曾经骄傲的草原勇士们越来越多地沦落为雇工、暴徒——例如那些被用来监督看管暴民们的哥萨克人。
尽管如此，对这些帝国来说，关闭草原通道却是一项不折不扣的胜利。中亚地区长久以来都是外敌入侵等危险的主要来源，现在却已经成为帝国的新边境。随着来自游牧民族的袭击的减少，一两百万俄国人以及500万甚至多达1000万的中国人从拥挤的核心地区迁徙而来，定居于草原边境上的这片新的土地。而一旦移居到这里，那些吃苦耐劳的人们就开始开发分割这片土地，他们有的种田，有的采矿，有的伐木，源源不断地将原材料和上缴的赋税送回帝国的核心地带。草原通道的关闭不仅仅避免了帝国的崩溃，它还开辟了一个草原宝藏，突破了数千年来社会发展限制在40分这个低水平上的极限。
当沙俄和中国忙于关闭旧的草原通道时，西欧国家正在试图打开一个全新的海洋通道，这一通道的开辟将更剧烈地改变整个世界的历史。
自从西欧人第一次穿越大西洋进入太平洋海域以后，100年来他们的海上帝国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自从13世纪以后，威尼斯人就一直在通过开展和印度的海上贸易，远渡重洋跨过非洲南端而不是讨价还价地穿越土耳其帝国来聚集财富。葡萄牙的水手们同样在进行海上贸易，却更为迅速，成本也更为低廉。西班牙人在美洲进入了一个完全的“新世界”，他们在那儿的所作所为和俄国人后来在西伯利亚的所作所为颇为相似。
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俄国人都尽可能地将自己的这些附属地对外承包。沙皇“恐怖伊万”给予斯特罗加诺夫家族在乌拉尔山脉以东所有事务的决断权，条件是只要对方给予自己一定的彩头；任何人提出要求保留自己在美国所得的一切，西班牙国王们都会多多少少给予他们，只要能保证哈布茨堡家族享有其中的20%。无论是西伯利亚还是美洲，都有小群的亡命之徒呈扇形四散开来，在这片地图上尚未标明的领土上四处设置栅栏，占据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片区域，而且经常写信回国来交换更多的金钱和欧洲女人。
就像对毛皮的狂热驱使着俄国人一样，对金银的狂热同样驱使着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在1521年洗劫了特诺奇蒂特兰，首先将西班牙人领到了这条道路上，而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则加速了这一进程。他在1533年绑架了印加国王阿塔华尔帕，作为赎金，他要求国王的臣民们将一间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9英尺的房子装满金银财宝。皮萨罗将这些印第安文明历史上积累起来的艺术宝藏都熔化成了金锭——13420磅的黄金和26000磅的白银——最后还是扼死了国王阿塔华尔帕。
到1535年，这些轻轻松松就能获得的不义之财逐渐耗尽了，但是对于埃尔多拉多——遍地都是财富的黄金国——的幻想使得残忍的行为不断发生。“他们每天都无所事事，只是幻想着黄金、白银还有秘鲁印第安人的那些宝藏，”一位编年史作家曾经这样感叹，“他们就像亡命之徒一样，疯狂，着魔，脑子里充满了对金银财宝的贪婪欲望。”
这些人的疯狂在1555年找到了新的出口。这个时候先进的银矿开采技术使得新大陆的采矿业成为一项利润丰厚的产业，产出非常惊人：1540～1700年间大约有5万吨白银从美洲运到了欧洲，其中有2/3来自现今的玻利维亚境内的波多西山脉，人们发现这一山脉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矿山。到1580年为止，欧洲的银库储备增长了一倍，而哈布茨堡家族所拥有的份额则增长了10倍之多——即使这样，正如1638年间一位从西班牙来到波多西的游客所注意到的那样，“在波多西所铸造的每一比索（中南美货币单位）硬币都是以10名印第安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另一方面，和俄国颇为相似的是，哈布茨堡家族开始将他们所征服的殖民地作为开创欧洲陆上帝国的战争的财政来源。“波多西银矿的存在只是为西班牙不断扩张的野心而服务，”一名参观者这样写道，“它的存在旨在惩罚土耳其人，让摩尔人谦卑，使佛兰德斯人颤抖，令英格兰人畏惧。”
哈布茨堡家族将其从新大陆开采的银矿的绝大部分用于支付欠意大利金融家们的债务，而大部分的白银经由这些威尼斯商人之手又流通到了中国，因为中国需要银币来满足其蓬勃发展的经济需求。“中国的皇帝们可以用在秘鲁开采后流通到中国的银条来建造一座宫殿，”一位商人曾这样认为。尽管哈布茨堡家族一直在对外出口银币，而中国明王朝一直在进口银币，在其他方面它们却有许多相似之处，那就是，它们更关注做大整个经济蛋糕中自己的那一部分，而非做大经济蛋糕本身。这两个帝国都严格地将海上贸易限制在少数容易征税、有国家垄断支持的领域。
理论上，西班牙每年只允许一艘大型帆船满载银币越过大西洋对外流通，而且（再一次地，理论上而言）对其他货物的贸易规定也同样严格。但实际上，结果正如中国困扰不断的沿海地区一样，那些被排除在官方交易之外的人们开创了一个巨大的贸易黑市。这些“闯入者”就如中国当时猖狂走私的海盗一样，无视官方的征税规定，任意杀害反对的人们，低价抛售货物来和官方贸易者竞争。
那些16世纪20～30年代在哈布茨堡家族的欧洲战争中首当其冲的法国人，最先加入了这场关于海盗的争斗。最早的有记录的海盗袭击是在1536年，到16世纪50年代时海盗袭击就变得非常普遍了。“遍布整个海地的海岸边，没有一座村庄没有遭受过法国人的洗劫，”1555年一位官员曾这样抱怨道。16世纪60年代，英国走私者也开始进行奴隶贩卖，或者在机会出现的情况下，登岸劫掠那些运送白银的骡队。由此劫掠来的不义之财颇为丰厚，因而在20年内西欧地区最野蛮、最不顾一切的男人们（还有一些女人）都聚拢而来，加入了这一行列。
像中国一样，西班牙对此的反应缓慢而又漫不经心。通常情况下，这两个帝国都认为忽略这些海盗要比打击他们代价更小，直到16世纪60年代，西班牙才开始像中国一样真正地反击。一场全球范围内持续数十年之久的打击海盗的战争就此爆发，从中国到古巴（同样还有地中海地区的奥斯曼帝国）都有军队用短刀、火炮作战。1575年，中国舰队和西班牙舰队甚至在菲律宾群岛附近联手镇压海盗。
到这时为止，中国明王朝与奥斯曼帝国或多或少都取得了打击海盗战争的胜利，但是西班牙仍然在与一种更加严重的私掠活动斗争——国家支持的海盗活动。私掠船船长们一般都有国家统治者颁发的许可证，甚至国家给予的船只来掠夺西班牙人。这些人的头脑中没有适可而止的概念。在16世纪50年代，凶残的法国私掠船船长“木腿”勒克莱尔将古巴的重要城镇洗劫一空。1575年，英国的约翰·奥克斯纳姆将船驶入加勒比海地区，停在巴拿马附近，然后将船上的两门大炮拖出，面朝整个岛屿。当他行驶到太平洋一侧的时候，他下令砍伐树木，建造了一艘新船，招募了一群逃跑的奴隶作为船员，几周之内在秘鲁无人防守的海岸一带令人闻风丧胆。
奥克斯纳姆最后的结局是在利马城被吊死，但是4年以后他的老船友弗朗西斯·德雷克（同样是善于欺诈的盗贼，但有着远见卓识，总而言之，最完美高超的海盗）卷土重来，带着更野心勃勃的计划：航行绕过南美洲的最南端，将秘鲁劫掠一空。在他所率领的由6只海船组成的船队中，最终只有一艘成功地绕过了好望角，不过这艘船装备的武器弹药非常充分，因而很快就在太平洋地区建立起了英国舰队的权威地位。德雷克继续他的海盗事业，从一艘西班牙货船上抢夺了史上最大一批金银（超过25吨），之后意识到不能再原路返回，于是他镇静地满载着他的战利品环游世界。海盗的事业是有着丰厚的回报的：德雷克的赞助者们得到了47倍的回报，而伊丽莎白女王仅用她所享有的1/3的战利品，就还清了英格兰所有的对外债务。
受到这些胜利的鼓舞，西班牙的竞争对手们分别将自己国家那些想要成为征服者的人们派往新大陆。但是这些进展却不怎么顺利。在一次希望战胜经验的巨大胜利后，法国人于1541年在魁北克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希望在此找到金矿和香料。但他们后来发现，在魁北克这两种东西都缺少，因此殖民地的建立也就失败了。法国人接下来的努力也没有能够成功：法国殖民者模仿西班牙人，几乎就在佛罗里达西班牙要塞的隔壁定居，结果迅速地遭到了屠杀。
第一批英国的冒险家们也同样不切实际。在于1579年威慑整个秘鲁以后，德雷克沿美国西海岸往北航行，在加利福尼亚（也许就在现在被称为德雷克湾的、旧金山附近风景如画的入海口处）登陆。在那儿他将当地人召集到海滩上，然后对他们宣布他们的家乡现在被更名为新阿尔比恩——新英格兰——是女王伊丽莎白的属地。然后，他再次出发起航，再也没有返回。
1585年，德雷克的对手沃尔特·拉雷（或者像他的对手们习惯称他的那样，沃尔特·雷利）在现在的北卡罗来纳建立了自己的殖民地——罗阿诺克。拉雷比德雷克更加务实，至少给殖民地带来了真正的拓荒者，但是他想将罗阿诺克作为劫掠西班牙船只的海盗巢穴的计划却是灾难性的。罗阿诺克岛的地理位置非常差，因此当第二年德雷克从岛边驶过的时候，饥饿的定居者们便搭载德雷克的船只回英国了。拉雷的一个副手把第二批人运到了罗阿诺克（他本应该把这些人带往切萨皮克湾一个更适宜的地方，但是却迷路了）。没有人知道第二批定居者们发生了什么，当他们的统治者于1590年返回的时候，他发现所有的人都不见了，只有一个名字——克罗坦，定居者们对于罗阿诺克的称呼——刻在树上。
这些边境地区充满暴力，生命因而显得廉价，但无论何时美洲原住民的生命总是要比那些殖民者的廉价许多。西班牙人喜欢开玩笑，嘲弄位于马德里的君主们是如此的低效，以至于“如果死亡来自西班牙，我们所有人都会永生”，但是美洲原住民可能不会觉得这玩笑有趣。对于他们来说死亡确实来自西班牙。因为有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屏障，他们进化得对于旧世界的病毒没有丝毫的抵御能力，自从哥伦布登陆美洲的几个世代以来，他们的人口至少下降了3/4。这就是第六章中提到过的“哥伦布大交换”：欧洲人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大陆，而美洲原住民却染上了天花。虽然欧洲殖民者有时发现他们遇到的原住民有着令人恐惧的残酷，但大部分情况下死亡却是以一种不为人察觉的方式降临在原住民身上，就像人的呼吸或者体液中的微生物一样。而且这些病毒传播的速度要比在欧洲大陆上快得多，一旦从殖民者传播到原住民身上，只要这位感染了的原住民接触其他健康的原住民，病毒就会随之传播。因此，只要白种人露面，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夺去原住民不断缩减的人口。
在任何土地肥沃的地方，殖民者都会创建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克罗斯比所称的“新欧洲”——移植他们家乡的翻版，使他们熟悉的庄稼、杂草、动物四处遍布。而在那些殖民者不想要的土地上，比如新墨西哥，正如西班牙总督宣称的那样，“除了裸体的原住民，假的珊瑚，以及一些鹅卵石”，那里什么都没有，但这些殖民者的生态帝国主义（克罗斯比的另一妙语）仍然改变了这些土地的样貌。从阿根廷到得克萨斯的广大地区，牛群、猪群、羊群四处奔跑，变得更加野性，并繁殖了上百万的牲畜，占据了整片草原。
更妙的是，殖民者们还创造了“改进的”欧洲，在这里他们不用试图从粗暴的农民身上努力敛税，他们可以将幸存的原住民变成奴隶或者——如果原住民无法利用的话——运到欧洲做奴隶（证据证明第一批运送而来的黑人奴隶是在1510年，到1650年为止黑人奴隶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西属美洲的欧洲人）。“即使你是穷人，你在这儿过得也要比在西班牙富裕得多，”一位在墨西哥的殖民者在家信中这样写道，“因为在这里你总是负责的人，不需要亲自工作，而且你可以骑在马背上监督他人。”
通过建造升级版的欧洲，殖民者们开始了地理学意义上的另一次革命。在16世纪，欧洲的统治者们总是依照传统的思维方式，仅仅将新大陆作为劫掠的来源，用以资助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因而对于他们来说将美洲与旧世界分割开来的海洋就是一件麻烦事。但是到17世纪，地理上的分割开始变成一件好事了。殖民者们可以利用新旧大陆的不同生态环境，生产欧洲所没有的，或者在美洲出产效益更高的商品，然后将之销往欧洲市场。于是，大西洋不再是一种屏障，而更像是一条高速通道，使得贸易者们可以将两个不同的世界连接到一起。
1608年，法国殖民者们又回到了魁北克，只不过这次是作为毛皮商人，而不是为了淘金，他们由此繁荣发达起来。詹姆斯敦的英国殖民者们在1612年发现烟草在弗吉尼亚生长得特别好，而在此之前他们几乎饿死。尽管这些烟叶没有西班牙人在加勒比海地区种植的质量好，但是成本非常低廉，于是很快英国人就开始大把地赚钱。1613年，荷兰的毛皮贸易商在曼哈顿定居，之后买下了整座岛屿。17世纪20年代，为了逃离宗教迫害而从英格兰来到马萨诸塞的人们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将用来制造船桅杆的木材运回国内。到17世纪50年代时，他们开始将牛群和鱼干送往加勒比海地区，在那里糖就像白金一样正掀起一轮新的热潮。殖民者们和奴隶们，开始是细水长流般缓慢地，然后如洪水般大批地向西跨过大西洋来到新大陆，而奇异的商品与赋税则向东流回欧洲。
在一定程度上，新边境的移民总是做着类似的事。古希腊人将小麦从西地中海地区运回国内，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定居者们将大米沿大运河一直北上运往京城，而大草原边上的殖民者们则将木材、毛皮与矿产运回莫斯科与北京。但是大西洋周围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以及海洋的广袤无垠——尽管很大但仍是可以管理的，考虑到复杂的现代航运的话——使得西欧的人们能够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来：一种由互相叠加的三角贸易体系连接起来的相互依赖的、横跨大陆的经济。
贸易者们不再是简单地将货物从A地运到B地，他们可以将西欧的工业制品（纺织品、枪械等）运到非洲西部，以此交换奴隶获取利润，然后他们可以将奴隶运到加勒比海地区，并以之交换糖（同样，获取一定的利润），最终他们可以将糖带回欧洲出售，获取更多的利益，然后再购进一批新的制成品，再次出发去非洲进行交易。另外，定居于北美洲的欧洲人也可以将他们酿造的朗姆酒运到非洲来交换奴隶，然后将这些奴隶运至加勒比海地区以交换糖，然后再把糖带回北美洲以生产更多的朗姆酒。其他人可能会将食物从北美洲运到加勒比海地区（那里用于生产糖的土地非常昂贵，如果为奴隶们的生活需要而种植庄稼太不划算），他们在那里购买糖，然后将其运到西欧地区，最后带着北美洲所需要的各种制成品返回。
落后的政治体制也显示了其优越的一面，为贸易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作为16世纪欧洲的大帝国，西班牙拥有最发达完善的君主专制政体。这一政体通常将商人们看作赚钱机器，威胁他们缴纳钱财，还将殖民地看作用于掠夺财富的来源。如果哈布茨堡家族真的成功地打败他们的欧洲劲敌，将欧洲统一为陆上大帝国的话，大西洋经济肯定会像这样一直保持到17世纪。但是，相反的是，那些来自欧洲相对落后的西北边境的商人们，因为他们国王的软弱，将情形导向了另一个方向。
这些人中最为领先的是荷兰人。在14世纪时荷兰还只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地区，被分割成一个个城市大小的城邦。理论上来讲荷兰人应该效忠于哈布茨堡王朝，但实际上那些遥远而繁忙的统治者发现，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欧洲西北地区要麻烦得多，显得很不值得，因此就将政权留给了荷兰本地城市的上层人士。为了生存，荷兰的这些城邦不得不改革创新。缺少木材，它们就开发泥炭作为能量来源；缺少食物，它们就在北海一带捕鱼，然后用渔业所得和波罗的海附近的国家交换粮食；因为缺少国王和贵族来统一管理国家，富裕的商人们尽力使城邦成为商业友好之地。充足的资金与更为完善的政策帮助荷兰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到16世纪后期，曾经落后的荷兰一跃成为欧洲的银行业中心。因为可以以低利率对外借款，荷兰一直为欧洲持续不断的消耗战提供资金支持，直到慢慢地削弱西班牙政权。
英国缓慢稳步地朝着荷兰人的方向发展。黑死病爆发之前，英国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王国，但是其蓬勃发展的羊毛贸易使得英国的商人比除荷兰以外的任何地方的商人都更有影响力。在17世纪，商人们最先带头反对国王、挑起战争，甚至最终将那些软弱的统治者们送上了断头台，然后推动政府建立一支庞大的、最先进的舰队。当1688年一场政变将一位荷兰王子推到英国王位的宝座上时，商人们就是其中主要的受益人。
1600年以后西班牙王室的统治逐渐削弱，与此同时荷兰和英国的商人们积极地向大西洋推进。如图9-2所示，1350年在欧洲西北部边境的英格兰和荷兰地区，普通民众的工资水平已经稍高于富裕但更拥挤的意大利的工资水平。1600年以后，差距拉得越来越大。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饥饿的人们所带来的无情压力使得工资退回到黑死病爆发之前的水平，但是在欧洲西北部人们的工资却越来接近15世纪黄金时代的水平。
这一切的出现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像以前的西班牙人一样，从美洲大陆榨取财富运回欧洲。当专家们就欧洲西北部的新财富有多少直接来自殖民与贸易展开辩论时，最高的估计也在15%以下（最低的仅为5%）。大西洋经济的革命性变化在于它改变了人们工作的方式。
在这本书中我曾好几次提到过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于恐惧、懒惰以及贪婪。恐惧一般会战胜懒惰，因此当1450年后人口急剧增长的时候，全欧洲的人们因为对失去地位、挨饿甚至饿死的恐惧与焦虑而行动起来。但是1600年后，贪婪逐渐开始战胜懒惰，大西洋经济系统的多样性生态、成本低廉的交通、开放的市场使得小奢侈品成为欧洲西北部普通民众负担得起的消费。到18世纪时，一个人只要口袋里有些余钱就可以做很多事，而不仅仅是买块面包。他可以买到进口茶叶、咖啡、香烟、糖或者自家制作的土烟管、雨伞、报纸一类的东西。大西洋经济体系不仅使金钱获得慷慨的回报，也使得人们愿意支付贸易商们所需要的现金，因为贸易商们会不惜价钱购买一切他们所能买到的帽子、枪支、毛毯并运往非洲或者美洲进行交易，而制造商们会付钱让人们来生产这些东西。一些农民整个家庭都从事纺纱织布的工作，一些人加入了手工作坊，一些人彻底放弃了耕种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人发现为这些手工业者提供食物是一个更为稳定的市场，从而使圈地、灌溉、施肥的集约化管理和购买更多的牲畜成为可能。
具体的细节可能各有不同，但是欧洲西北部的人们确实越来越多地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工作时间也越来越长，因此能够购买更多的糖、茶叶与报纸等生活用品——这也意味着有更多奴隶跨过大西洋被贩卖到美洲，更多土地被改成种植园，更多工厂和商店陆续开办。销售额逐渐增长，规模经济开始出现，物价下跌，这片遍地货物的新大陆更多地为欧洲人打开。
不论是好是坏，到1750年为止世界上第一种消费文化已经在北大西洋沿岸成形，并改变着上百万人的生活。这时的男人们一般都不敢在咖啡馆公然露面，除非他们能够大方炫耀自己的皮鞋和怀表——更不用说要告诉自己的妻子当客人来访时不能在茶里加糖，自然不会悠闲地把几十天的宗教圣日当做假期一样度过，也不太可能会遵守“圣周一”的习俗，用这天来睡觉以摆脱周日狂欢的宿醉。当有那么多商品要买的时候，时间就如同金钱一样珍贵了。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曾经惋惜道，“以时针就能很好地分割一整天时间”的日子再也没有了。
事实上两个指针的时钟只是新的时代对于人们的最低要求。西方人想要了解播种机和三角犁，想要知道真空与锅炉的原理，想要了解那些不仅有两个指针，而且即使带到世界的尽头也能准确显示时间的时钟。正是这样的时钟使得在海上航行的船长们能计算出经度。2000年以来——事实上，自从上次社会发展指数达到40分上限以来——古代人睿智、古老的声音一直都在为人类生活中的尖锐问题提供指引与借鉴。但是现在，人们越来越清楚，古人的经典不能为他们想了解的东西提供答案。
弗朗西斯·培根写于1620年的《新工具论》一书的书名就说明了一切。工具论是哲学家们对于亚里士多德的6本逻辑学著作的称谓，但是培根却重新赋予它们以新的定义。培根坚持，“古代典籍所享有的荣誉和尊敬丝毫不变，从不消减”。他说，他的目标是“仅仅作为一种指导来指引未来的道路”。尽管如此，培根也指出，一旦我们开始这项征程，我们会发现“只有一条道路……一定基础上对科学、艺术和所有人类知识的完全重构”。
但是什么又能提供这一重构的基础呢？非常简单，培根（以及越来越多的他的同辈们）说，那就是观察。哲学家们应该从理论的故纸堆中抬起头来，认真审视他们周围的一切——星星与昆虫、火炮与船桨、掉落的苹果和摆动的吊灯。他们应该和铁匠、钟表匠以及机械师这些真正懂得事物是如何运作的人们交流。
在培根、伽利略、笛卡儿以及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学者们看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得出相似的结论：和大部分古圣贤所说的相反，大自然并不是一个有着自己愿望和意图的活着的、呼吸着的有机体。它实际上是机械的。事实上，大自然和时钟非常相似。上帝就像一个钟表匠，他拧开内部互相啮合的齿轮使自然运行，然后退到旁边观看。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人类就应该可以像对待其他的机械装置那样揭开大自然的运作机制。毕竟，笛卡儿说：“一个由必要数量的齿轮组合而成的时钟会显示时间，就像由一粒种子萌芽而生的植物会结出特定的果实一样自然。”
关于自然的这一钟表模型——再加上一些非常聪明的实验与推理——所获得的收益非常惊人。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一直隐藏着的秘密被突然地、惊人地揭露出来。结果发现，空气实际上是一种物质而非虚无；心脏的跳动将血液输送到身体各处，就如同河水的流动与咆哮一样；还有，最让人困惑的是，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
所有的这些发现都和古代的著作甚至圣典相违背，因而引发了一场场批判的风暴。伽利略对于天空的缜密观测的回报是，在1633年被拖到教皇法庭上，被恐吓威逼收回对于自己知道是正确的理论的宣称。但是所有这一切恐吓威胁最后的结果却是促进了新思想从旧地中海中心地区传播到欧洲的西北部。在这里，社会发展正在快速前进，因而古代思想的缺点也就最为显而易见，人们对于挑战古代权威的焦虑也最为轻微。
欧洲西北部的人们开始了全面的文艺复兴运动，拒绝古典的思想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从中寻求答案。到17世纪90年代，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社会发展已达到顶峰，正在艰难地缓慢推进，巴黎的学者们一本正经地就现代人是否正在超过古代人展开了辩论。到那时为止，对任何有眼睛可以视物的人来说答案都再明显不过了。1687年，牛顿出版了他的《自然哲学的数字原理》，使用他本人创立的微积分来表达他所构建的宇宙的机械模型。
这本书之深奥难懂（即使对受过良好教育的读者而言）不亚于爱因斯坦于1916年发表的广义相对论。不过尽管如此，每个人都不得不同意（正如他们对于相对论那样）这本书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再夸张都不足以描述这些伟大科学家的功绩。当英格兰诗人亚历山大·蒲伯被请求歌颂牛顿的时候，这位诗人这样颂扬道：
自然，以及自然的伟大法则隐藏于黑夜之中，
上帝说让牛顿出现吧！于是瞬间到处充满了光亮。
但在现实中，从黑夜到白天的转变并不是那样瞬息而就的。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字原理》出版时，正值英格兰最后一桩吊死巫师的事件发生5年以后，而5年之后又发生了马萨诸塞的塞勒姆巫师审判。而牛顿本人对于炼金术和地球引力同样热情，一直到最后都坚信他能将铅变成金子，这些因为1936年数千份他的私人信件被拍卖而为大家所熟知。在17世纪的科学家中，他不是唯一一位拥有在今天看来非常奇怪的观点的人。但是不管怎样，西方人对于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清醒，逐渐用数学消解了神灵与魔鬼的传说，数字成为现实的衡量尺度。
根据伽利略的观点，哲学就交织在宇宙这本宏大的书中，连绵不断，供我们仰望观瞻……它是以数学为语言写成的，组成它的文字有长方形、圆形以及其他几何图形，没有这些图形，人类是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任何一个字词的。如若没有数学以及这些数学图形，人类就如同在黑暗中漫步一样。
一些科学家推测，自然界的真理可能也同样适用于社会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政府官员们——尤其是金融家们——非常欢迎这一观点。同样，国家也可以被看作一台机器，政治家们可以计算国家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部长们也可以校准其内部复杂的齿轮。但是这种新的思考方式也非常令人担忧，自然科学通过揭露古代权威观点的任意性而获得了自己新的角色，社会科学会不会同样对国王与教会的权威加以颠覆呢？
如果这些科学家是正确的，观察与推理确实是理解上帝意愿的最好工具，那么说它们同样是管理政府的最好工具也是合情合理的。英国理论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主张，认为自创世之初上帝就赋予了人类某些自然权利也是同样合乎情理的，他由此推断：“人类从出生起就拥有一项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也就是他的生命、自由、资产——不受其他人的损害与侵犯。”因此，洛克总结道：“人类结成联邦，置于政府的管理之下……最伟大、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么人类就是“生而自由、平等、独立的，未经个人同意，任何人的财产不得被剥夺，或置于别人的政治权利之下”。
如果这些观点只限于那些在象牙塔里用拉丁语高声辩论的知识分子的话，它们可能会非常让人困扰。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些观点首先兴起于法国，然后很快扩展到其他国家，富裕的妇女们赞助成立了许多沙龙，在那里学者们互相讨论，新的强大思想震荡着社会。业余爱好者创办了讨论俱乐部，邀请演讲家们解释新的观点，展示他们的实验成果。低廉的印刷费用、更好的发行制度、民众们越来越高的文化水平促进了新闻报纸业的兴起，将新闻报道与社会批评和读者来信结合起来，将狂热与骚动传递给成千上万的读者。在星巴克出现的300年以前，有进取心的咖啡屋所有者们意识到，如果他们提供免费的报纸以及舒适的椅子，顾客们就会愿意在那儿坐下——读书、辩论、买咖啡喝——待一整天。一种新的东西逐渐形成了：公共意见。
舆论制造者们喜欢宣称启蒙运动正在全欧洲范围内广泛传播，用智慧之光照亮了几个世纪以来为宗教迷信所蒙蔽的黑暗深处。但是到底何谓启蒙呢？德国思想家伊曼纽尔·康德曾经这样直率地描述启蒙运动：“敢于去了解！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解能力自由思考！”
这一运动对于既定权威的挑战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大部分18世纪的君主们选择了妥协，而非与之抗争。他们坚持说他们一直就是开明的、受过启蒙的专制者，他们的统治是合情合理的，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的。“哲学家们应该不仅是世界人民的老师，也是各国王子们的老师，”普鲁士国王曾经这样写道，“他们必须合乎逻辑地思考推理，而我们必须根据逻辑来行动决策。”
但是，在实际中，王子们通常会发觉他们的臣民的思维与逻辑非常让人恼火。在大不列颠
，国王们不得不忍受臣民的这些逻辑；在西班牙，统治者们可以将之肃清消灭；但是在法国却有着足够的先锋主义精神（这个术语本身就来自法语），到处是受启蒙思想影响的各种批评家，以及足够多的专制主义者，他们将这些批评家们投进监狱并不时地将他们的著作列为禁书。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曾经认为，这是“一种为批评与讽刺所缓和了的专制主义”——这使得法国成为一个完美的温室花园，启蒙思想可以在这里兴旺发展。
在所有这些18世纪50年代启发了法国的社会批评与争论的书籍与妙语中，没有什么能比《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更能激励人心、更能给人以启迪了。“没有例外，也无须额外的告诫，一个人必须认真审视并触动所有的事情，”那部书的一位编辑这样说道，“我们必须将所有过去的愚蠢浅见践踏于脚下，推翻那些不是以逻辑建立起来的障碍，重建宝贵的科学和艺术自由。”一场接一场的叛乱都坚持宣扬奴隶制、殖民主义、女性与犹太人法律地位的低下有悖于自然和理性。伟大的思想家伏尔泰在18世纪60年代于瑞士流亡期间，甚至公然挑战他称之为“臭名昭著的东西”——教会与国王的特权。
伏尔泰非常清楚地知道欧洲应该到何处寻求更为开明的典范：中国。他坚持认为，在中国人们可以找到一个真正贤明的统治者。这些统治者通过和合理的官僚体系协商进行统治，竭力避免发动无意义的战争和宗教迫害。他们也找到了儒家学说作为思想基础，（和基督教义不同）儒家思想是一种对于理智的信念，不受任何迷信和愚蠢传说的影响。
伏尔泰并不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在他出生之前一个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就已经开始向专制统治提出挑战了。造纸印刷术的出现也使得中国产生了比欧洲西部地区更广泛的、乐于接受新思想的读者群体，私人的学术团体也兴盛起来。其中最负盛名的东林书院比伏尔泰更为直接地与那些臭名昭著的事物对峙。在17世纪30年代，东林书院的领导人倡导自立，鼓励学者们通过自己的判断，而不是更古老的文本来寻求事情的答案
。因为大肆批评明朝廷的统治，一个又一个东林党的文士被关进了监牢，受到了残忍的折磨或者遭到处决。
当入关的清王朝在1644年开始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时，知识分子们的批判变得更加激烈了。数以百计的学者拒绝为满清朝廷工作。其中一位就是顾炎武，他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官员，从来没能通过最高的殿试。顾炎武将自己放逐到遥远的边境地区，不受专制统治者的干扰。在那里他背弃了从12世纪以来就一直统治着知识分子思想的形而上学的吹毛求疵，而是像英国的培根一样，试图通过观察真实的人们所做的具体的事情来理解世界。
顾炎武四处游历长达40年之久，将对农业、采矿业、银行业的详细描述都记录下来。随着他名声越来越盛，人们竞相效仿他，尤其是那些震惊于在17世纪40年代瘟疫爆发时自己竟然束手无策的医生们，这些医生收集病人的发病史，坚持要用实际结果来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到17世纪90年代，即使皇帝本人也不得不宣称这一方法有着“查考问题之根源，与普通民众切磋探讨，最后将之解决”的优点。
18世纪的学者们将这一方法称为考证，即“实证研究”。它更看重事实而非推断，将条理的、严谨的方法应用于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语言学以及历史学等诸多领域，而且不断发展出评估证据的规则。在所有方面考证都可以和西欧的科学革命相提并论，除了一点——它没有建立一个自然的机械模型。
和西方人一样，东方的学者们经常对他们从上次社会发展的高峰即指数高达43分的时期（就他们而言，是11～12世纪，处在宋王朝统治时期）所继承来的学问感到失望。东方人没有否定以气为主宰的宇宙观，或者幻想一个像机械一样转动的世界，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回溯到更受尊敬的权威——古代汉朝的经典文本。即使顾炎武本人对于古代碑文的热情也不亚于采矿或者农业，而很多采集病例史的医生在用其证明汉代医学典籍的正确性时的兴奋也不亚于治病救人时的欢欣鼓舞。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改变文艺复兴的形式，而是选择了第二次文艺复兴。其中涌现了很多伟大的学者，但是这一选择也导致了中国没有出现伽利略和牛顿这样的人物。
这正是伏尔泰错误的地方。他将中国树立为一种典范恰好是在中国要结束这种典范的时候——事实上，此时此刻，在欧洲的学术沙龙里伏尔泰的对手们正开始对中国做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尽管他们没有社会发展指数来证明西方的社会发展已经削弱了东方的领先地位，这些人还是得出结论，中国绝不是理想的开明帝国。相反，中国是欧洲的一切事物的对立面。欧洲从古希腊文明中学习到了物力论、逻辑推理和创造性的精神，而且正在超过他们的老师，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时间却像是静止的。
西方优越性长期注定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孟德斯鸠认为气候是最终的解释：凉爽宜人的天气给予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一种身体和精神上的活力，使得他们富有耐心而又勇敢无畏，能够成就艰巨的事业”，然而“生活在炎热气候中的人们的软弱性使得他们经常沦为奴隶……在亚洲普遍有这样一种奴性的精神，是他们一直都无法摆脱的”。
其他一些欧洲人在这一理论上发展得更为深远。他们认为，中国人不仅是天生奴性，他们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类。遗传基因学之父卡罗鲁斯·林奈乌斯曾经宣称发现人类有四大种族——白种的欧洲人、黄种的亚洲人、红色皮肤的美洲人以及黑色皮肤的非洲人。在18世纪70年代，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只有白种人才有能力构建真正的文明。康德甚至怀疑黄种人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种族。他曾经这样认为，可能黄种人是印度人与蒙古人的后代。
很明显，欧洲白人更拥有敢于发问的精神。
1937年，三位年轻的科学家从中国的首都南京坐船来到了英国。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从他们热闹、混乱的家乡（因其炎热闷湿的气候而被称为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来到有着安静的修道院、淅沥的小雨和刺骨的寒风的剑桥都是非常艰难的。但是那年夏天的境况尤其艰难，这三个人不知道他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一支日本军队正在向南京进逼——那一年12月他们将屠杀多达30万的南京市民，其残忍程度连经历这场灾难的一位德国纳粹军官也感到震撼。
这三个难民也不可能指望他们到达的时候会受到多少欢迎。时至今日，剑桥的科学实验室里到处是中国学生的身影，但是在1937年的时候休谟和康德的影响仍然很大。这三个人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而李约瑟，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后起之秀，比任何人受到的触动都要大。这三名学生之一的鲁桂珍写道：“他越是了解我们，越是发现我们在对科学知识的掌握和见解方面和他是多么相像，这一切促使他那充满好奇的头脑发问，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西方世界兴起？”
李约瑟在汉语言或者历史方面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教育，但是他确实有着最为敏锐、最为怪异的思维，而这两者正是这所大学素来闻名的。鲁桂珍成了他的启蒙老师，后来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帮助他掌握中国的语言以及古代历史。李约瑟倾心热爱着鲁桂珍的祖国，1942年他放弃了剑桥大学安全舒适的生活，接受了英国外交部驻重庆办事处的一个职位，帮助中国的大学在与日本的灾难性战争中生存发展。英国广播公司曾写信给他，请他记录自己在中国旅居的印象，但是李约瑟做的比这些要多得多。在信的边缘他随手写下了一句将改变他一生的疑问：“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向前发展？”
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的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那么多世纪以后，反而是西欧于17世纪开创了现代科学技术——现在一般被称为“李约瑟难题”。40年后当我结识他的时候（当时我的妻子正在鲁桂珍所在的剑桥大学学习人类学，我们租住了鲁桂珍博士的房子的二楼），李约瑟仍然在研究这一问题。他一直没能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得益于他数十年来将中国的科学成就分类编目的辛勤工作，我们现在能够比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更好地理解中国的科学历史。
正如我们在第七章讨论过的，中国在11世纪社会发展达到顶峰的时候取得了快速的科学技术进步，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的崩溃，这些进步随之转向。真正的问题是17～18世纪当社会发展再次达到顶峰的时候，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像欧洲人那样创造出自然的机械化模型，揭开自然界的奥秘。
再一次的，答案还是知识分子们只会回答社会发展推至他们面前的问题：每个时代得到其所需要的思想。随着欧洲人一步步扩展大西洋另一端的新边境，他们需要对于标准空间、金钱、时间的精确测算，而且当用两个指针的时钟来计量时间成为普遍现象的时候，欧洲人不得不迟钝起来，不去思考究竟自然本身是不是一个机械装置。同样，西方的统治阶级需要变得更加迟钝，不去注意科学思维潜在的可以使那些古怪的、无法预料的思想家们懈怠的优势。就像轴向思想和之前的文艺复兴这前两次社会思想浪潮一样，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最先应该是西方社会发展上升的结果，而非原因。
当然，东方人也在大草原上开创了新的边境，但是较之大西洋沿岸，这是一种更为传统的边境，因而对于新思想的要求也不那么迫切。东方的自然和社会哲学家们也确实提出了一些和西欧人同样的问题，但是用宇宙的机械模型来重塑思想的要求却不那么明显，而且对于急于把知识分子笼络到新政权下的清朝政府来说，放纵激进思想的危险大大地超过了它可能具有的优点。
清朝统治者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将学者们聚拢到国家行政事务上来，而不是流连于私立学院或者游历四方寻求事实加以考证。清朝政府建立了特别的考试制度，慷慨地付出，大方地表扬。年轻的康熙皇帝以身作则，刻苦钻研儒家学说，特别召集了一群学者和他一起学习，并且于1670年颁布“圣谕”以彰显他对待此事的严肃与郑重。他资助编纂了巨大的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一书，在他去世后不久出版，厚达80万页）
，但是这些书并没有像同时期法国的百科全书那样在社会上造成触动，他们编纂的目的本身就是什么也不触动，忠实地保存古代文献，为忠于统治者的学者们提供一些闲职。
这项策略的成功非常惊人，随着知识分子们逐渐回归到朝堂之上，他们将考证本身变成了官场的敲门砖。参加科举的考生们必须展示实证研究，但是只有那些能够获取文献资源的学者才能真正掌握考证这一学问，因此也就阻碍了所有非少数精英阶层的考生们取得高分的机会。以传统思想看来，担任政府官员这一利润丰厚的职务是一项巨大的激励。
我会将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留到第十章再来仔细讨论——假设有更多时间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能否开创出自己的科学革命？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西方人并没有给予他们这样的时间。自从16世纪70年代以来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就在通过澳门向中国内地渗透，虽然他们远渡重洋是前来解救人们的灵魂而不是推销他们的科技，但他们却非常明白好礼物能够使客人更加受欢迎。西方的钟表在中国异常受欢迎，眼镜也是如此。一位长期以来视力一直在下降的中国诗人（此处指《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曾经满怀欣喜地描述道：
西洋白眼镜，市自香山。
制镜大如钱，秋水涵双窍。
蔽目目转明，能察毫末妙。
暗窗细读书，犹如在年少。
不过，耶稣会士们带来的最大的礼物还要属天文学。传教士们知道历法在中国是相当重要的，在错误的日子庆祝冬至日可以使整个宇宙陷入混乱，情况之糟糕不亚于基督教世界的人们搞错了复活节的日期。中国的官员们将这件事情看得如此重要，他们甚至可以聘请外国人在天文局任职，只要这个外国人——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于星象天文比国人懂得更多。
耶稣会士们明智地将此作为他们接近中国统治者的最好途径。16世纪80年代，耶稣会士出身的数学家们曾经深深地卷入了天主教历法的改革中，尽管他们的历法以欧洲西北部地区的标准来看已经过时了（他们顽固地坚持地球中心论的宇宙观），但还是要比中国的任何历法好得多。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到1610年时，好几个朝廷要员因为对耶稣会数学的深刻印象，秘密地改信了基督教。他们公开地宣扬欧洲的学术要优于中国，并且翻译欧洲的教材。一些较传统的学者有时不禁对这种不爱国的态度感到反感，于是在17世纪30年代耶稣会的主要支持者开始采取一种更微妙的策略。“将西方知识的内容融化，”他向他的同胞们保证，“我们可以将它们融入（传统中国）大一统的模子里。”他甚至暗示，可能西方学术只是早期中国智慧的副产品。
当满族人于1644年攻克北京的时候，耶稣会士们成功地预测了日食。他们的声望因此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而且在1656年的几个月中似乎皇帝本人也要改信基督教了。胜利好像已经在望，直到这位十多岁的君主意识到基督教不允许一夫多妻制，因此他转而支持佛教。传统主义者们于是开始了反击，指责耶稣会是间谍组织。
1664年又举行了另一场关于天文望远镜的竞赛，耶稣会士、天文局以及一个穆斯林天文学家分别预测即将到来的日食的准确时间。天文局说，2点15分；穆斯林说，2点30分；耶稣会士说，3点。望远镜被架设起来，以便将太阳的影像投射到一间漆黑的屋子里。2点15分到了，日食没有出现。2点30分，仍然什么也没有出现。几乎刚好就在3点的时候，一片阴影开始慢慢笼罩了这个火红的圆盘。
裁判们裁决道，不够好，就此禁止基督教。
情况看起来就是这样了——除了中国历法仍然是错误的这一让人烦心的事实。因此，当康熙皇帝于1668年掌握大权时，他立即重新安排了一场比赛。耶稣会士再一次获胜。
康熙皇帝因此完全信服了耶稣会士拥有更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全心全意投身于他们的教学中，和牧师们数小时地坐在一起讨论，学习他们的算术、几何以及机械学。他甚至学起了大键琴。“我意识到西方数学有其可用之处，”这位帝王这样写道，“在后来南巡途中，我利用西方的方法向官员们展示在规划河工时怎样计算得更为精确。”
康熙意识到“算术之‘新方法’使得基本错误不可能出现”，而且“西方历法的基本理论没有丝毫错误”，但是他仍然抵触耶稣会士们宣扬他们的科学和上帝的主张。“即使一些西方研究方法不同于我中国，甚或比我们更加优良，其中新颖创新之处却甚少，”康熙总结道。“数学之原理皆源出于《易经》，西式方法皆源出于中国……毕竟，”他补充道，“他们所知仅为我所掌握其中之一部分。”
1704年，教皇因为担心耶稣会士对天文的推广传播远甚于基督教义，派遣使团到北京来监视他们。而康熙皇帝因为担心他们煽动叛乱，就此冷落了这些传教士。他创建了新的学术机构（类似于法国巴黎的科学院），在这里中国的科学家们可以不受耶稣会士的影响，自由地研究天文和数学。当时耶稣会士们所教授的数学，以及少量的代数和微积分，本来已经落后北欧好几十年了，康熙将这一与西方科学的联系毅然切断后，东西方的学术差距很快变成了深渊。
人们一般很容易将康熙大帝（见图9-3）作为李约瑟难题的答案，谴责他是一个笨拙的傻瓜，本来可以将中国的科学带入先进的18世纪，却没有这么做。
图9-3 伟大的笨手笨脚的统治者？
但是在所有这些坐在天朝宝座上的男人（以及一个女人）中，康熙绝对是最不应该获得这一称号的。宣称耶稣会士们知道的只是他所知道的一小部分虽然很不谦虚，但并不是完全错误的。康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强势的领导者、一个实干家（包括养育了56个子女）。他是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下看待西方人的。2000年以来中国的帝王们意识到游牧民族的作战能力比他们更为优越，而且通常情况下收买这些草原牧民要比与他们作战风险更小。当这一情形改变的时候，康熙第一个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亲自在17世纪90年代关闭了草原通道。但是对于西方人，情形却又相反。从17世纪60年代以来康熙一直和西方人密切接触，但是在1704年以后忽视他们反而看起来风险更小。一些东南亚的统治者们在16世纪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而到1613年时日本的幕府将军也同样效仿起来。日本于1637年爆发的一场剧烈的、受基督教影响的起义只是使统治者更加确信要切断与西方的联系。在这种大环境下，康熙的决定看起来绝不是愚蠢的。
在任何情况下，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问的。即使假设康熙预见到了西方科学的走向并推动其发展，他能够使东方社会发展在18世纪领先于西方吗？
答案几乎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中国确实和欧洲西北部地区一样面临着一些相同的问题，一些中国的思想家们也确实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例如，在18世纪50年代，戴震（像顾炎武一样，只是一个低级别的官员，从未通过最高级别的科举考试）提出了类似于西方的思想，认为自然是机械化的，它不以任何意图或者目的而运行，可以经受实证的分析和检验。但是作为一名杰出的古文字学家，戴震总是将他的论据建立在古代典籍的基础上，因而到最后，保存过去的辉煌与荣光在中国似乎比解决问题要重要得多，而这些问题却是西方人不得不关注并加以解决的。
大西洋边境的挑战使得西方人互相叫嚣、争吵关于新问题的答案。那些像牛顿和莱布尼茨那样做出解答的科学家们赢得了以前的科学家所无法想象的巨大荣誉与财富，而像洛克和伏尔泰这样的新理论家们，则积极探寻这些科学进展的含义以寻求社会秩序。而对比之下，中国的新草原边境构成的挑战却要温和得多。康熙建立的科学机构中的学者们，享受着数目可观的俸禄，感到没有任何必要去发明微积分或者弄清楚地球是不是围着太阳公转，将数学——像医学一样——变成典籍研究的一个分支好像对他们更为有益。
东西方各自得到它们所需要的思想。
当康熙大帝于1722年去世的时候，社会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曾经有两次，分别是公元1世纪左右的罗马帝国和1000年之后的中国宋王朝，社会发展指数曾经达到了43分，但是灾难随之而来，将社会发展再次带入低谷。尽管如此，到1722年草原通道已经被关闭了，天启四骑士之一已经死掉了，社会发展也没有在达到高峰的时候崩溃。相反的是，新的边境以及草原的边缘地带使得东方社会发展继续上升，而与此同时，欧洲西北部的人们，因为中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努力而免于草原民族迁徙的威胁，在大西洋上开辟了新的边境。西方社会发展比东方更为迅速，并且在1773年（或者在那前后）赶超了东方。在欧亚大陆的两端都可谓一个新的时代。
或许有人要问，是这样吗？如果罗马帝国时代或者中国宋王朝时期的人们被放置到18世纪的伦敦或者北京的话，不论男女，他们肯定会对许多事情都感到惊奇。比如说枪支，或者美洲新大陆，或者烟草、咖啡和巧克力。至于流行时尚方面——假发？满族人的大辫子？紧身衣？裹着的小脚？啊，什么样的时代！啊，什么样的习俗！他们会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就像西塞罗过去喜欢说的那样。
但是很多方面，事实上非常多的方面，应该都看起来非常熟悉。现代世界以火药为装备的军队肯定比古代的要强大很多，而且比之古代，现代有更多的人可以读书识字，但是不管东方还是西方都不能自豪地宣称拥有像古罗马或者中世纪的开封那样有着数百万人口的城市。
尽管如此，最重要的还是，来自过去的人们会发现尽管社会发展比过去上升得越来越高，人们推动社会发展的方式却与罗马人和中国宋朝人们采用的方式无异。农民们在使用更多的肥料，开挖更多的沟渠，循环种植农作物，减少休耕。工匠们在燃烧更多的木材以铸造金属，当木材变得稀少的时候，又转而使用煤炭作为能源。人们饲养更多、更大的动物来帮助转动车轮、提拉重物或者在更平坦的道路上拖动更好的马车。风能和水能被更高效地利用起来，用来粉碎矿石，碾磨谷物，在改造的河流以及人工运河上拖曳船只。但是，尽管宋朝和罗马时代的人们很可能会承认18世纪的很多事物比11世纪或者公元1世纪时要更大、更好，但他们可能不会承认事情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
这就是麻烦之处。对大草原和海洋的征服并没有突破罗马人和宋朝人在43分左右所经历的瓶颈，只是将其推得更高一些，而到18世纪20年代时已经出现了警示的信号，显示社会发展再次被拉到了极点。图9-2的左半部分所显示的实际工资，情形就不是很乐观。到18世纪50年代时，各个地方的生活标准都在下降，即使在欧洲经济最为活跃的西北部地区也不例外。随着东西方核心地区极力想将这一极值推得更高，时局变得越来越艰难。
接下来应该做什么呢？北京的官僚们、巴黎出入沙龙的人们以及每位自尊自爱的知识分子都竞相抛出不同的理论。一些人认为所有的财富都来自农业，因此开始劝说统治者对那些抽干沼泽或者在山坡上开垦梯田的农民们施以仁慈，减免他们的税收。从中国的云南到北美的田纳西，棚户和小木屋延伸到越来越远的、未开化民族狩猎的森林地区。其他理论则坚持认为，所有的财富都来自贸易，因此统治者们（经常是同样的那几个）将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抢劫邻国的商业，使邻国变穷。
在这一点上又有着巨大的差异，总体来说，西方的统治者们（自从15世纪以来他们就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认为战争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东方的统治者们（通常战争打得不那么激烈）认为战争不会解决问题。日本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在1598年从朝鲜撤军后，日本的统治者就此决定对外征服没有任何利益，而到17世纪30年代时，他们甚至得出结论，认为对外贸易只会使他们流失诸如银和铜之类的贵重货物。中国和荷兰（1640年时唯一准许进入日本的欧洲国家）的商人们被限制在日本长崎狭小的贫民区里，而妓女是唯一允许进入这个地方的日本女性，因此对外贸易的减少就毫不奇怪了。
辽阔蔚蓝的海洋保护了日本不受侵略，因而直到1720年日本社会一直繁荣兴旺。日本的人口翻倍地增长，江户甚至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米饭、鱼和豆子代替了廉价的食物，出现在大多数人的食谱中。和平主导着这片土地：普通日本民众自从在1587年将他们的枪支上缴给丰臣秀吉以后，再也没有重新武装自己。即使是脾气暴躁易怒的武士们也同意通过剑术来解决他们的争端，这一点使得19世纪50年代恃强凌弱侵略日本的西方人士惊讶不已。“这里的人们好像很少知道如何使用火枪，”一位西方人这样回忆道，“这给一位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对武器的无知是一种反常，象征着原始的纯真和田园式的单纯，要知道，他可是从孩提时代起就看到孩子们举枪射击的。”
但是，1720年后情形就逐渐不容乐观了。日本的人口达到了极限，没有技术上的革新与突破，想要在这片拥挤的土地上挤出更多的食物、燃料以及住房是不可能的了，而且没有对外贸易，日本人也无法从外面获得更多的物资。日本农民们展示了令人吃惊的独创性，日本的官员们也意识到燃料危机对他们的森林植被造成的损害并开始积极地保护森林，日本的精英文化因此转向一种朴素美丽的、旨在保护资源的简约主义。尽管如此，食物价格仍然不断上升，饥荒越来越多，饥饿的暴民们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日本不再是世外桃源。
日本之所以选择了这一极端的道路，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日本国土安全的一大确实可信的威胁——也选择了同样的道路。中国广阔的、开放的疆域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在整个18世纪会一直持续增长，但是清王朝还是不断地将大洋之外的危险世界拒之门外。1760年中国所有的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这一通商口岸，而当英国东印度公司于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勋爵（1 st Earl Macartney）向清政府抱怨贸易的限制时，乾隆皇帝断然回复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于更多的接触，他总结道，“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西方的统治者们很少会赞成乾隆皇帝闭关锁国的观点。他们所生活的世界并不像中国的清王朝那样由一个大帝国所主宰，相反，这是一个充满了争吵与不断的权力转换的世界。正如大多数西方统治者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使整个世界的财富是固定的，一个国家也总是可以争抢到这个蛋糕中最大的一块。用于战争的任何弗洛林（英国旧货币单位）、法郎或者英镑都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只要有一些统治者这样想，所有国家的统治者们就都不得不做好打仗的准备。西欧国家的军备竞赛从来没有停止过。
欧洲的军火商们不断地改进他们的贸易工具（更好的刺刀、预先包装好的弹药盒、更快的发射装置），但是真正的突破还是来自更科学地管理、组织暴力。纪律——诸如制服、约定的军衔、为那些随心所欲的军官们而建立的行刑队（普通士兵与之相反，总是受到残忍的惩罚）——取得了奇迹般的效果，而全年制训练的增加更是创造了能够进行复杂的军事演习和稳定射击的战争机器。
这些井然有序且训练有素的战争机器为了掠夺更多的荷兰盾（荷兰及荷属殖民地的货币单位）而发动战争，造成了更多的伤亡。之前荷兰与它的敌对国家常常与私人签订合同，让签订者雇佣大群的暴民杀手，可是不定期甚至从不付给杀手们雇佣金，让这群乌合之众从普通老百姓那里敲诈。但是后来它们都相继摒弃这一廉价而肮脏的传统。虽然战争仍然可怕，但也因此受到了一些限制。
在海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在那个年代，海盗横行，他们跳下海盗船，将抢来的宝藏埋藏在岛屿上。于是英格兰发起一场新的打击海盗的战争，这场战争就像中国在16世纪发起的那场战争一样，打着反对贪腐、振兴国家的旗号，但也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当时有个臭名昭著的摩根船长（一位17世纪来自威尔士的加勒比士兵，后来成为一种朗姆酒的代名词）无视英格兰与西班牙签订的和平条约，在1671年对西班牙在加勒比的殖民地进行大肆掠夺。但是在他的那些身居高位的支持者的帮助下，他居然获得了骑士头衔，甚至爬上了牙买加总督的位置。
就这样一直持续到1701年。那时同样臭名昭著的基德海盗船长抢劫了一艘来自英格兰的船。被发现后，他的船被强行拖到伦敦。在伦敦，当他获知那些身居高位的支持者（包括当时的国王）不能或不愿意帮助他时，他用最后一先令买了一瓶朗姆酒。随后他就被送上了绞刑架，在绞刑架前他大声高呼“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无辜的人”，声音大得几乎把绞索震断了。在从前这也许可以救了他，但在那时却是不可能的。人们不得不用第二根绞索来结束他的性命。
直到1718年，英国海军包围了黑胡子海盗（爱德华·蒂奇，18世纪横行加勒比海地区最臭名昭彰的海盗。著名的“黑胡子”这个外号就来源于他那满脸零乱而又尽显狂野的黑色长胡子。“黑胡子”在全盛时期拥有由4艘帆船组成的海盗舰队，其中“复仇女王”号是他的旗舰），而当时没有人愿意去救他。当时人们花了比处决基德更大的力气来对付他——对着他开了5枪并且捅了55刀，但最后还是那些水手结果了他的性命。虽然那一年在加勒比发生了50次海盗掠夺，但到了1726年，海盗掠夺只出现了6次。海盗横行的年代结束了。
打击海盗是要花钱的。只有财政上有了更大的发展，组织领导上才能提高。事实上没有一个政府能够承担每年士兵和水手巨额的供给。但是荷兰政府再一次找到了解决方法——信贷。俗话说只有钱才能生钱，荷兰有稳定的商业收入，有可靠的银行处理现金，同时那些商业大亨还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借来更多的钱，可以用比那些爱挥霍的敌人更长的时间来还清债务。
英国曾经一度跟随着荷兰的步伐。到1700年时，两国都拥有自己的国家银行，并且通过证券交易所发行长期债券来管理公共债务。为了解除放贷者的顾虑，政府通过征税来偿付基金的利息，其结果让人称道。正如丹尼尔·笛福（新海洋航道的史诗巨著——《鲁滨孙漂流记》的作者）所解释的那样：
信贷制造了战争与和平，组建了军队，装备了海军，发起了战争，包围了城镇。总的来说，与其把它叫作金钱，还不如把它叫作战争之源更为合适。信贷迫使士兵战斗，却不付给他们报酬；让海军前进，却不给他们提供保障。但是只要它高兴或是有需要，它就会给英国财政部与银行带来数百万的收入。
无穷无尽的信贷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大英帝国通过与荷兰长达20年的战争，才从后者手中抢来了最大的贸易份额。然而这个胜利只是为接下来的一场更大的争夺铺平了道路。法国的统治者们似乎有意建立一个陆地帝国，摆脱哈布茨堡家族的控制（欧洲历史上支系繁多的德意志封建统治家族）。英国的政治家们害怕了，他们担心“一旦法国在陆地上无所畏惧，他们一定会在海上毁灭我们”。当时英国的首相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坚持认为解除这一担心唯一的方法是“通过德国来征服美洲”，同时为大陆联盟提供资金，使法国在欧洲受限，这样英国就可以侵吞海外殖民地了。
在1689～1815年的一半的时间里，英国与法国一直都在交战。这一战争始于1689年，当时法国第一次侵略英国，却以失败而告终。1815年，威灵顿最终在滑铁卢打败了拿破仑，英法战争才得以结束。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争夺不过就是一场西方内战——一场为了争夺欧洲核心位置的战争。大批的军队在德意志拦击战斗，并在佛兰德斯挖掘战壕。在暴风雨肆虐的法国海岸，在地中海波光粼粼的海水中，双方士兵登上彼此的船只，互相展开厮杀。在美洲西部与孟加拉的丛林中，这些欧洲人特别是当地的联军展开了更为艰苦的战斗。这些独立游击的战役使这场西方内战演变成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战争。战争中不乏勇敢与背叛的事例，这些足以写出好几本书来。但是真正的故事在于英镑、先令、便士之中，即金钱利益当中，信贷持续不断地为英国军舰、军队提供补给，但是法国人却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军费。在1759年，曾有一位身居高位的英国人自夸说：“胜利的钟声频频在我们国家响起，我们的钟因而被敲打得破旧。”到了1763年，法国别无选择，只好签署条约放弃他们大部分的海外领土。
尽管如此，西方社会的战争还没有成功一半。即使是英国人也感觉到了财政资金的紧张，因而不得不试图让美洲的殖民者们为英法战争埋单。而当这一不高明的主意于1776年引发起义的时候，法国人用金钱与舰船来资助起义者，使得一切都不同了。即使是英国作为日不落帝国的威望，也不能制服三千英里之外的决心坚定的起义者们以及另外一个超级强国。
尽管如此，财政上的利益还是可以减轻失败的刺痛。在任何合理的世界里，将美洲输给那些受法国启蒙运动启迪的革命者们本应该会使英国的大西洋经济破产，并在欧洲开创一个法国帝国的统治。皮特也曾经同样担心，警告英国民众说如果英国输掉战争，他预计英国的每一位绅士都要变卖家产远渡重洋到美洲去，但是贸易与信誉再一次拯救了英国。英国逐渐还清了欠款，保证它的舰队一直在海上巡航，继续运送美国人需要的各种物品。到1789年时英美贸易又回到了革命前的水平。
然而，对于法国人来说，1789年却是一场灾难。为了赢得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路易十六积欠了大笔无力归还的债务，因此不得不召集贵族、僧侣和富裕的平民们，请求增加新的赋税，但是结果却是平民们发动启蒙运动来反对他。富裕的平民们大声宣扬着天赋人权（两年之后，还有女人的权利），发现他们自己一边发动了这一反抗和内战，而一边又试图置身事外。“让恐怖成为这个时代的秩序！”激进主义者大声叫喊着，然后处决了他们的国王、国王的家属以及成千上万他们的革命同胞们。
再一次地，合情合理的估计被历史的现实打乱了。美国的革命没有使英国顺利成为西方的主宰，而是创造了新的大规模战争的形式，在其中令人兴奋的几年中，法国的天才将军拿破仑似乎将会最终开创一个欧洲大陆帝国。1805年，他召集法兰西帝国大军，试图进行自1689年来第四次对英国的入侵。“让我们坚持6个小时，渡过英吉利海峡，”他告诉自己的军队，“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的主宰！”
拿破仑没有得到那6个小时，尽管他将英国商人关闭于欧洲的所有港口之外，使之成为英国商人们的最大梦魇，他还是不能摧毁英国的经济实力。1812年时，拿破仑控制了欧洲1/4的人口，并且一支法国军队最远还侵略到俄国的莫斯科。两年之后，他却已经失去了大权，而一支俄国军队（由英国人出钱资助）却打到了法国巴黎。1815年，维也纳大会上的外交官们通过反复的协商达成了一些条款，而这些条款将在接下来的99年中削弱西方战争。
这些战争最后有没有带来一些不同呢？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是的。在英法冲突前夕的1683年，维也纳也曾处在一支土耳其军队的围攻之下，但是当英法两国于1815年在此集会的时候，西方战争却已经极大地推动了西欧的火药、军队纪律以及经济发展，而土耳其军队也再未光临过。当拿破仑于1798年入侵埃及的时候，奥斯曼帝国不得不依靠英国才能将其赶出去，而在1803年不到5000人的英国军队（有一半的人还是在当地征召的，然后加以欧洲射击术方面的训练）在阿萨耶对人数是他们10倍的南亚人进行扫射。很明显，军事实力的平衡已经打破，优势转移到了西欧。
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情况却又并非如此。尽管存在着许多的战争和轰炸，实际工资水平却在1750年以后持续下降。自18世纪70年代以后，一群自称政治经济学家的学者将所有科学和启蒙的工具都用于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到的结论却不是很好：他们宣称，铁一般的规律统治着人性。首先，虽然帝国的兴起与对外扩张可能会提高生产力和收入水平，但人们却总是会将多余的财富转化为更多的孩子，而孩子们空空的肚子则会消耗掉额外的财富。其次，更糟糕的是，当这些孩子们长大成人需要一份工作时，他们之间的竞争又会使工资降低到饥饿边缘的水平。
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可以摆脱这种残酷的循环。如果这些政治经济学家们对社会发展指数有所了解的话，他们很可能会指出尽管发展的极限瓶颈被稍微推高了一点，但它仍然是和以前一样难以撼动的。他们很可能会兴奋地了解到西方的指数于1773年赶超了东方，但肯定会说这些实际上无关紧要，因为铁一般的规律禁止任何指数上升得更高。政治经济学科学地证明了没有任何事情会真的改变。
但是接下来情形却真的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