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好的归宿：东西方社会发展的衰退

“在此最完善的世界上，万物皆有归宿，此归宿自然是最完美的归宿。”在伏尔泰的经典喜剧作品《老实人》（ Candied ）中，导师邦葛罗斯孜孜不倦地重复着他的乐观主义哲学。在书中，邦葛罗斯先后遭遇一连串的厄运：感染梅毒，一只眼睛失明，半截耳朵溃烂，遭人囚禁奴役，被宗教裁判所施以绞刑，甚至接连遭遇两次地震。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一切皆善”的说教。

当然，邦葛罗斯这个人物是伏尔泰跟读者开了一个小玩笑，用来讽刺当代哲学的愚昧无知，但是历史上确实曾经涌现出许多真实的“邦葛罗斯”。在公元后的前几个世纪，东西方核心都被非常富庶的强大帝国所主宰。一位中国诗人曾这样描写：“帝王出游，场面极尽奢华。欢愉无尽，绵延数万年。”对于罗马帝国，古希腊雄辩家阿里斯提得斯（Aristides）更加热情洋溢地赞叹：“为了帝国的永存，文明世界一齐祈祷。请求所有的神一起赐予这个帝国，赋予这个城市永恒的繁荣，永不消逝，直到石头漂浮在海面上，直到草木再不发芽。”

那么这些“邦葛罗斯”到底做了些什么，从而导致了图6-1中的情形？东西方的社会发展在公元前1世纪左右达到巅峰，随后不约而同地出现衰退。这种衰退与之前相比又更进一步。它不仅范围更为广泛，波及欧亚大陆两端，而且影响程度更深，持续时间更长，长达数个世纪。截至公元400年，东方社会发展的衰退程度超过了10%；截至公元500年，西方社会的发展程度倒退了20%。据统计，西方世界社会发展占据领先地位长达14000年，本章旨在向广大读者展现其末尾阶段，并探讨这次衰退的根源所在。

秦汉和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世界新秩序

古代帝国也不全是“邦葛罗斯”式的人。经历了数百年的战火纷飞、生灵涂炭，我在第五章中提及的“暴力的悖论”——战争最终引导和平繁荣的事实——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统一战争刚结束，秦国和罗马帝国这两个超级大国就在血腥残暴的内战中诞生。秦国很快稳定下来，并日益强大，而罗马帝国则经历了更为漫长的过程。

在征服战争中，秦朝中央集权的强制机构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在和平统治阶段，这种机构的运作结果并不理想。公元前221年，秦国消灭了最后的敌人，但是秦始皇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征召男丁，这一次并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派遣他们修建自己的陵寝。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些人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因为他们修筑了绵延数千公里的道路和运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远非如此。根据司马迁的记载，作为秦朝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自命为“天子”，并寄希望于一些招摇撞骗之徒，靡费大量钱财寻求长生不老之药。也许就像现代人买保险那样，他花费36年时间，命令70万男丁修建帝陵。（考古学家已经在秦始皇陵挖掘出数百人的殉葬坑。）

这个占地20平方英里的中国墓葬建筑群（大部分还未被开掘）与埃及金字塔遥相呼应，不相上下。秦始皇陵是一个工作队于1974年挖掘水井时无意中发现的，现在已闻名遐迩。共有六千多尊真人大小的陶俑守卫着整个陵寝，它们是世界考古界的奇迹，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司马迁描述秦始皇陵时根本没有提及这些名震四方的兵马俑。司马迁将兵马俑略去，转而描述陵墓地下400码宽、周围环绕着水银仿制的秦国河流的青铜宫殿。（1981～2003年的探测调查发现，陵寝地下的土壤中含有大量水银。）司马迁还补充说，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命令将他所有未生育过的嫔妃、知道陵寝秘密的匠人以及秦国数百名高级官吏一起在此陪葬。

秦始皇的暴政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抵抗。王公贵族加以指责，秦始皇强制将其遣送回都城；知识分子站出来反抗，秦始皇活埋了460名反抗儒生；农民发动起义，他残忍地将叛乱者腰斩。

由于秦始皇在国内实施恐怖统治，他刚驾崩就发生了大规模内乱。公元前209年的某天，故事拉开了帷幕：两名下级官吏必须及时将征召文件送去卫戍部队，但是由于突发暴雨，导致他们无法完成任务。而根据秦律，延误军务必定招来杀身之祸。根据司马迁记录，其中一人说：“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于是发动起义。

正如他们预料的那样，两名起义者很快被处死，但是他们的义举很快传遍全国。不出几个月，中国又回到了大一统之前各国混战的状态。公元前206年，秦朝覆灭，叛乱演变成可怖的内战。经历四年的野蛮屠杀之后，农民出身的刘邦掌握了局势，随后建立了汉朝。他将8万名俘虏全部处死，宣告从此天下太平，史称汉高祖（或汉高帝）。

罗马与秦国所面临的问题正好相反。秦国的问题在于高度集权的统治方式无法适应和平年代的发展步伐，而罗马最棘手的问题是组织机构过于松散。在罗马帝国内部，由富有的年长男性成员组成的元老院以及由贫穷市民组成的公民大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这对于一个城邦国家的运作来说绰绰有余，但是它们无法胜任对一个帝国的管理，导致战利品堆积如山、成群的奴隶无人处置、国家对那些因战功而极其富有的军事将领疏于防范。公元前133年的秋天，议会成员由于政见不合而发生冲突，元老院的元老们居然砸碎他们坐的长凳，互相拳打脚踢，拼死互殴。到公元前80年左右，再也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到底是谁在统治罗马帝国。

尽管罗马在接下来的50年间内战频发，但至少没有像秦朝那样顷刻崩塌。越来越多的军队只效忠于他们各自的军事将领，不再遵从为国尽忠的原则。元老院为了遏制这些战功赫赫的军事领袖，只好派他们攻打更为弱小的邻国（反而使得这些将领实力大增），或者任命新的军事将领来讨伐旧将领（结果又引发了新的危机）。到公元前45年，尤利乌斯·恺撒成功地打败了所有入侵者，次年遇刺身亡。自此，历史的车轮重新开始转动。公元前30年，屋大维在埃及抓捕了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埃及艳后”），他们最终被迫自杀。此时，罗马帝国的贵族们对于长期征战已经深恶痛绝，于是达成一致意见：私底下，他们将对屋大维（后命名奥古斯都）唯命是从，而在公开场合，他们又假装把他当做普通市民对待。通过这个诡异的协定，似乎所有人都保全了面子。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宣布重建共和国，成为这个帝国的实际统治者。

到了公元前1年，东方和西方两个核心都处于独立王国的统治之下，但是这个局面的形成并非毫无悬念。事实上在公元前203年，汉朝的开创者汉高祖曾经签订了一项协议，同意与他最后的敌人分享东方核心的统治权，但他随后违背承诺，将对方杀死，并且掠夺其所有财富。到公元前30年左右，地中海地区似乎即将分裂，一边是来自罗马的屋大维统治下说拉丁语的西部，另一边则是来自埃及的安东尼和克丽奥佩特拉统治下的说希腊语的东部。如果汉高祖信守承诺，或者安东尼不那么沉迷于酒精和性爱，那么这一章的内容将会彻底改写。然而，当时南亚正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公元前1000～前600年间，位于恒河流域的小城市和小国家不断发展，最后成为类似东西方核心地区的先进国家。公元前3世纪，这些城市和国家被庞大的孔雀王朝吞并，建成了可能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国家（虽然秦朝很快就会赶超它）。然而孔雀王朝没有像罗马和秦国那样不断壮大，反而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间逐步分裂。到了奥古斯都时代，整个南亚再一次分裂为众多彼此交战的小国。

托尔斯泰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有同样的幸福，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国家关系。对于国家来说，分裂灭亡有无数种方式，比如战场失利溃败，君主昏庸无道，贵族脱缰失控，百姓暴动叛乱以及政府运作不良。但是保持国家统一只有一个方法：妥协。在这一点上，汉朝和罗马的统治者都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与其他诸侯达成一项协议：将他“国家领土”的2/3分别赏赐给10个诸侯，作为其统治下的半独立国家存在，从而结束内战。汉高祖深知，为了防止新的内战发生，国家需要根除这些诸侯的威胁。如果下手过快，惊动了这些诸侯的话，可能会引发帝国原本想要阻止的战争。相反，如果下手太慢，又会导致这些诸侯势力过于强大。然而，汉朝皇帝很好地把握了时机，在公元前100年利用几次突发的叛乱活动，彻底解除了来自诸侯的威胁。

和秦始皇的妄自尊大相比，汉朝皇帝们显然要收敛得多，但他们或多或少也存在狂妄的一面。例如，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时，也有众多兵马俑随葬（数量是秦始皇兵马俑的6倍多，但是高度只有其1/3）。尽管汉朝皇帝和商周的君王一样，坚信自己是连接人间和上天的代理人，但是除了伟大的征服者汉武帝之外，汉朝其他皇帝都未曾宣称自己长生不死或君权神授。

他们小心谨慎地维持统治。皇帝们与世家大族打交道时，需要抛弃皇家信仰（尽管也可以采取比较实际的做法，即把贵族的财富与宫廷自身的成功联系在一起）。如果想安抚士绅学者，就需要将皇位纳入一个理想化的儒家等级制度模型（在此也有一个具有实践意义的做法，就是把人们对于儒家经典的认知程度作为入仕的考量标准，而非凭借贵族关系网络）。而在广阔的乡间，维持皇家的权威需要运用一些其他要素。在前轴心时代，皇帝曾经充当世人和祖先、神灵之间的桥梁角色，现在他们要将这种角色与更加现实的措施相结合，诸如减少赋役、缓和严酷的秦朝律法以及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

这种妥协带来了和平统一的局面，并逐渐将东方核心转变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东方核心的统治者们称之为中国（世界中心的“中心之国”）或者天下（普天之下，因为在他们看来，边境线之外的其他东西都无关紧要）。至此，人们开始认识到把东方核心看作一个独立整体的意义，并且由于近代西方人的发音错误，将“秦”（Qin）读做“China”，因此西方开始用“China”来称呼中国。尽管当时中国内部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是东方核心已经开始向中华民族演变。

罗马人也做出了类似的妥协。公元前30年，罗马内战结束，胜利者奥古斯都遣散了征召来的士兵，派遣职业军人驻守边防。和汉朝的皇帝一样，他深知强大的军队时刻威胁着他的统治。中国统治者用犯人和外国人补充军队，意图将其驱逐出主流社会；而奥古斯都和他的继任者们决定将军队安置在较近的范围内，将军队改造成核心社会机构，直接听命于皇帝。

战争成了专业人士的专利，其他人都转投和平之路。像中国一样，罗马吞并了其他的附庸国，并将贵族的财富与国家的财富紧密联系起来。皇帝们如履薄冰，步步谨慎：对待贵族阶层时表现出高不可攀的气势，处理军队问题时要扮演他们的最高统帅，与那些将统治者想象成超自然存在的民众接触时又要变得神圣庄严。他们运用一种“死后上帝”的策略来代替以往“一日上帝”的妥协办法。这种理论声称，皇帝们在死前都只不过是杰出的人类，死后方被拥入神性的怀抱。有些皇帝认为这种理论纯属无稽之谈，例如维斯帕先。他在弥留之际还与朝臣戏谑道：“我想我正在变成神。”

在公元1世纪以前，一种希腊罗马式的文化融合不断发展，当时的富人们可以在约旦到莱茵河区间内的城市游历：他们在风景似曾相识的城市停留，用几乎相同的金制餐具吃饭，观看相似的希腊悲剧，用巧妙的方法间接提及荷马和维吉尔，四处寻觅对其良好教养表示欣赏的志趣相投者。地方知名人士越来越多地得到长老院的认同，本地权贵篆刻碑文时采用拉丁文和希腊文两种文字，甚至连在土地上耕作的农民也开始认同自己是罗马人。

这种妥协平息了抵抗行为。在这一点上，当属1979年的喜剧《布莱恩的一生》（ Monty Python's Life of Brian ）总结得最为全面。雷吉（由约翰·克立斯扮演）是犹太人民阵线的主席，当时的追随者大多对革命毫无热情，因此他试图激起他们内心对罗马统治的反抗怒火，结果却发现他们更倾向于谈论罗马帝国带来的好处（尤其是美酒）。雷吉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针对罗马帝国的著名问题：“那么好吧。除了环境卫生以外，医药、教育、美酒、公共秩序、愤怒、净水系统以及公共卫生——罗马人到底为我们做了些什么？”那些自由的捍卫者沉思片刻，随后有一人试探性地举起手说：“他们还带来了和平？”雷吉被这个愚蠢至极的回答惊呆了，回复说：“哦，和平……你闭嘴！”

雷吉并未意识到：和平改变了一切，和平带来了横贯欧亚大陆两端的繁荣富强。两大核心国人口迅速增长，经济飞速发展。从最基本的方面来说，据我们统计——社会总产量、每单位土地的产量或每单位劳动力的产量——农业产出呈上升趋势。汉朝和罗马的律法不仅为地主的财产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对待农民的财产也一视同仁。各阶层的农民因此得到更多耕地，他们致力于扩大灌溉面积，改进排水系统，购买奴隶或者雇佣劳动力，并且更多地使用肥料和更加先进的工具。埃及相关史料表明，罗马时代的农民每播种1磅种子就能收获10磅小麦，这对尚未经历现代化进程的农业生产来说，无疑是一项傲人的成绩。虽然尚无任何中国农业的相关记录，但是在农业手册中保留下来的农业发现和农业记录表明，中国当时的农业产出也相当高，尤其是在黄河流域。

就这样，农民和工匠将能量获取推向更高水平。然而，当时贵族撰写并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中却鲜少提及这些，他们不约而同地对此保持沉默。事实上，纵观整个人类发展史，此前使用的能量均来自动物肌肉或者生物燃料，但是当时的人类已经发现四种潜在的、具有革命性的能源——煤炭、天然气、水力和风力。

前面两种能源一直处在边缘地带，当时中国有一小部分铁匠将煤炭用于铸铁作坊，四川的制盐者用竹管将天然气抽上来，通过燃烧来蒸发海水中的水分。但是，后两种能源的发展完全不同。公元前1世纪，罗马和中国都发明了水车，为磨坊提供动力研磨谷物，以及加热熔炉。目前所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当属公元100年后建于法国巴贝格地区的水车，它拥有16个互相连接的轮子，可以产生30千瓦的能量，基本等同于100头公牛（或者两辆全速行驶的福特T型车）所产生的能量。这种水车轮子大多较小，但是一个普通的罗马磨坊产生的能量就相当于10个壮年男子用脚踩轮子产生的能量。

然而，风力和水力的广泛使用并非来源于新型水车，而是来自对旧航海技术的革新。除非能够找到将生产出来的数千吨小麦、数百万加仑 酒和几十亿颗铁钉运送到潜在买主所在位置的方法，否则根本没有人会生产这些东西。因此，规模更大、条件更好且价格低廉的船运（以及港口、运河）几乎和耕地、水车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贸易和工业发展是同步的。

图6-2很清晰地表明了当时的西方发展状况，将不断增长的海难船只数量和2005年针对西班牙佩尼多维洛地区湖泊沉积物调查研究中记录的铅污染水平对比。（之所以调查海难船只，是因为缺少现存的关于古代船运的书面记录，因此——除非随着时间推移，船长们莫名其妙地变得笨拙，因而经常在驾驶船只时发生触礁事故——海难船只数量最能体现出当时船运发展的程度；之所以调查铅污染水平，是因为作为银加工业的衍生物，铅对于地球化学家来说是最容易展开研究的同位素。）图中，两条曲线同步上升，且都在公元前1世纪达到顶峰，这体现出当时贸易和工业发展的紧密联系（以及对于环境发展来说，古罗马时期绝非黄金时代）。

我们还无法将图6-2与东方发展的相应图表做比较，因为中国考古学家还没有搜集到可以计量的足够数据。然而现存资料表明，公元前300年后东方核心的贸易发展相当繁荣，但是仍不及西方核心发展程度高。举例来说，近期一项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罗马帝国当时流通的货币数量大约是汉代的两倍，并且当时罗马最富裕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大约是中国富人财产的两倍之多。

这种贸易发展的差异性很可能与两者不同的地理条件有很大关系。在罗马帝国，90%的人口居住在距离地中海10英里范围内。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西方核心扩张到地中海沿岸，带来了各个领域的蓬勃发展，也带来了相应的持续性破坏。但是到了公元前1世纪，当罗马人完成对整个海岸线地区的征服之后，罗马帝国立即终结了这种破坏行为。当时的地中海已经构建起四通八达且价格低廉的水路运输系统，得益于此，贸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然而，对于汉朝来说，居住在近海以及靠近河流的人口比例较少，而且并非所有的河流都能随时保持畅通无阻。罗马的军事扩张保证了一个新经济疆界的稳定发展，那里的农民能够将最先进的农耕技术运用在新近征服的土地上，然后再卖出农作物，满足意大利和希腊城市的粮食供应。然而秦朝和汉朝缺少像地中海那样的水运通道，因此贸易活动只能局限于相对较小的范围内。一些汉朝皇帝通过疏浚黄河和渭河，以及修建人工运河绕开难行区域等手段，试图提升中国的交通运输水平，但是之后的几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未能解决这个难题，也就一直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地中海。

在东西方经济发展背后，存在着两股相似的力量，分别起着拉动和推动作用。所谓拉动作用就是指国家的发展壮大。罗马和汉朝的征服者在各地广泛征税，并将多数税收收入用于扩充边防军队（当时罗马大约拥有35万军队，中国拥有至少20万军队）和建设庞大的都城（罗马都城大约有100万居民，而汉代都城长安大约拥有50万居民）。东西方核心都需要将食物、商品和钱财从富裕、纳税的地区运送到穷困、消耗国家收入的人群聚居地。

泰斯塔西奥山（也称“碎陶片之山”）是位于罗马郊区的一个遗址，它充分展现了西方这股拉动力影响范围之广。和气势磅礴的秦始皇陵相比，这座仅有150英尺高、杂草丛生且到处散布着破损陶片的土堆实在是相形见绌，但是对于考古学家来说，这就是建造于意大利的“埃及金字塔”。长达3个世纪的岁月里，共有2500万个储藏罐被丢弃至此，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这些罐子大多用于储藏橄榄油——共两亿加仑的橄榄油——并将其从西班牙运至罗马，那里的城镇居民将橄榄油广泛应用于烹饪、沐浴 以及燃烧照明。站在泰斯塔西奥山上，你会深切体会到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几乎无所不能，从而心怀敬畏。而这不过是罗马众多垃圾填埋场中的一个。

第二股力量起到推动作用，其运作原理大致与气候变化相似。公元前800年后的全球气候变冷，使得落后国家陷入混乱之中，引发了长达数个世纪之久的扩张运动。到了公元前200年，持续性的地球轨道变更带来了气候学家口中的“罗马暖期”。冬季风不断减弱——对于地中海和中国长江与黄河流域的农民来说是个坏消息，但对于那些从先前的全球变冷趋势中孕育而生的先进国家来说，东西方社会已经具有足够的应变能力，不仅能够适应气候变化，还能够进一步对气候变化加以利用。尽管世事艰难，但逆境也加速了人类的多元化进程和开拓创新的步伐。人们重新开始使用水车和煤炭，并且通过船运将货物送往各地，从而发掘当地的独特发展优势。先进国家为贸易发展提供了道路和港口，以增加船运活动的利润，还提供了军队支持和法律条款，以确保利润的安全性。它们甚至非常明智地宣称：富人应该支付更多税款。

高端国家还将统治范围由原本的核心腹地扩展到受暖期影响而更加多产的地区——例如西部的法国、罗马尼亚和多雨的英格兰，以及东部的中国东北、朝鲜和中亚地区。尽管他们自身并未意识到，但实际上东西方的皇帝们选择两面下注，因为尽管气候变化对温暖地区造成了一定损害，但同时也为寒冷地区带来了诸多效益。在罗马，商人们依托地中海将商品运往各地，由此获取巨额利润；而在中国，大河往往不如地中海便捷通畅，因此利润也相对较少。但就整体来说，东西方贸易发展程度相差并不大。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历经各种战争、奴役和屠杀，孕育出一个富足的时代，也酝酿出本章开头提到的民众的过分乐观情绪。尽管富裕的成果并没有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分配，因为当时农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哲学家或者国王的数量，但是当时存活下来的大城市人口已经多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居民数量，而且整体来说这些人寿命更长、生活质量明显提升、拥有更多的财产。

20世纪70年代，我在英国从事考古挖掘工作，曾经发掘出几处罗马时代的遗址。当时的考古工作相当艰苦，我们需要用镐清理出混凝土（另一项罗马人的发明）浇灌而成的巨型房基，并且必须赶在更多发现堆积如山之前，争分夺秒地完成工作记录。之后，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公元前700年左右的希腊社会，并在1983年展开针对那个时代遗址的第一次挖掘工作。结果令人大吃一惊。这些人不曾拥有任何物品，如果能找到一大块生锈的铁板已经算是大发现了。与更早期的人类相比，罗马人可以说是身处消费天堂。公元前800年左右，罗马帝国西部的人均消耗仅仅处于勉强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然而六七百年之后人均消耗量增长超过了50%。

当时的东方也正在经历类似的过程，尽管——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数据还不够充分。如果依据现代的标准来看，那么当时生活在东西方核心的居民生活极端贫困——有一半幼儿不足5岁就夭折，几乎没有人能活过50岁，长期饮食不良使得古人比现代人身高足足矮了6英寸——但是与之前的时代相比，当时可以算是黄金时代。因此，古代国家到处遍布“邦葛罗斯”式的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汉武帝抗击匈奴与东西方的交流

然而，这些“邦葛罗斯”并未意识到，核心内部加速的社会发展进程也同样改变着国界线以外的世界。当帝国强盛时，统治者可以把他的意志肆意强加于边境线上的居民，以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大流士和公元前3世纪的秦始皇为例，他们都将中亚的大片草原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但当帝国衰微时，游牧民族就会进行反击。公元前300年左右的西方，亚历山大大帝手下的将领们纷纷在波斯帝国的废墟之上建立新的国家，但都无法与他们伟大祖先建造的强大国家相提并论。而塞西亚人很快入侵巴克特里亚和印度北部，另一群来自中亚的帕提亚人也开始向伊朗渗透。公元前200年，罗马人向马其顿王国发起猛烈攻势，最终导致马其顿王国灭亡，而帕提亚人却从中渔翁得利。

帕提亚人与之前深入西方核心的游牧民族有所区别。当时的游牧民族——例如塞西亚人——都是通过掠夺或者向农耕国家勒索保护费获取财富，他们基本等同于强盗，而且对于征服先进国家以及管理自身混乱不堪的官僚机构毫无兴趣。相反，帕提亚的骑手们只能被称为半游牧民族，他们来自中亚大草原的边缘地区，而非大草原贫瘠的腹地，他们世代与农耕者毗邻而居，他们的统治者深谙如何从备受压迫的农民手中榨取税收，同时竭力维持其军事权力所依附的“马背上的传统”。公元前140年左右，他们已经成功地将之前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转化为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松散统一的落后国家。

帕提亚王室喜欢以居鲁士和大流士的后裔自居，并竭尽全力去适应西方的先进文化，但事实上，他们的国家一直停留在松散统一的落后形态。尽管曾经给罗马帝国带来短暂而猛烈的冲击——当时的罗马人已然忘却游牧民族骑兵的巨大威力——但是他们永远无法真正威胁罗马帝国的存在。帕提亚的骑兵以“回马射”闻名于世，即指骑兵佯装退却，随后返身向追捕者发射弓箭。凭借类似的战术，帕提亚骑兵于公元前53年向罗马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导致这支军队全军覆没，甚至杀死了罗马大将军克拉苏。帕提亚国王对西方文化极其推崇，在他的手下呈上克拉苏的人头时，他还在观赏希腊的悲剧，他所受的教育足以让他理解戏剧对话所表现的主人公的宿命悲剧。

与东方核心的秦汉王朝与匈奴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相比，西方核心的罗马帝国与帕提亚人之间的争端显然相形见绌。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先发制人发动战争，结果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战争非但没有对游牧民族产生胁迫效果，反而激起了大草原上的一场政治革命，正是这场革命使得长期争斗不止的匈奴部落统一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游牧国家。和帕提亚人不同，匈奴首领冒顿单于没有向农民征税，以支撑日益完备的贵族体系，相反，他展开了对中原的疯狂掠夺，并用抢夺来的丝绸和美酒买通不断减少的游牧首领，让他们对其效忠，从而建立了极端落后的国家。

冒顿很好地把握了时机。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公元前209年，冒顿接管了匈奴部落，在接下来的9年中，利用中原的内乱肆意洗劫。汉代第一位皇帝汉高祖决定结束这种局面，他在公元前200年派遣一支庞大的军队直入大草原。这一行为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对游牧民族发动战争与王位争夺战截然不同。面对汉朝的强劲攻势，匈奴人采取暂时撤退的战略，把汉朝军队留在荒野之中忍饥挨饿，然后冒顿伺机发动突袭，而当时汉朝士兵中有1/3已经冻掉了手指，再也无力迎战。汉高祖勉强得以全身而退，多数士兵却未能逃过一劫。

汉高祖终于意识到，和匈奴士兵相比，汉朝的军队损耗严重、兵将反应迟缓并且不擅长先发制人，因此他提出了第四种战略：与冒顿和亲。于是，汉高祖将他的长公主许配给冒顿，命令她即刻起程离开长安。这位公主被迫放弃原本优渥的生活条件——经过打磨的精致石板房以及珍珠镶嵌的精美床罩 ，匆匆赶往大草原，在毡帐里凄凉地度过余生。1000年后，仍有中国诗人为这位汉朝公主赋诗，感慨她孤苦伶仃，被迫与野蛮粗鄙的牧民为伍的无尽悲戚。

这次皇家联姻开创了中国学者所说的“和亲政策”。除了和亲以外，汉高祖每年将大量黄金和丝绸赏赐给冒顿。然而，封赏并非长久之计。匈奴越发贪得无厌、索取无度，随后开始在各地肆意掠夺。他们深信，只要破坏的成本低于开战的成本，汉朝的皇帝们就不会贸然战争。

这种和亲政策持续了60年，汉朝国库日渐空虚。公元前130年之后，汉朝皇室愤而停止和亲政策。一些官员对公元前200年发生的灾难仍然心有余悸，提出对匈奴采取忍耐放纵的政策；另一些官员则强烈要求向匈奴开战，血债血偿。公元前135年，在一向持保守态度的皇太后逝世后，年轻的汉武帝决定采取武力镇压。公元前129～前119年期间，汉武帝每年派遣数十万精锐部队讨伐匈奴，但每次都铩羽而归，仅存半数残兵败将。战争消耗了巨额的人力和物力，于是汉武帝的批评者，即那些撰写史书的鸿儒们总结说：“这场由汉武帝率先发动的战争无疑是一场灾难。”

但是，如同400年前波斯帝国的大流士对塞西亚人发动战争一样（也被史学家认为是失败的战争），汉武帝发动的战争也对游牧民族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失去了汉朝的封赏，也无法将洗劫来的财富分给部下，匈奴统治者控制下的牧地不断受到威胁，游牧民族联盟最终解体，匈奴内部爆发动乱。公元前51年，匈奴承认汉朝统治。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匈奴分裂成两个部落，一个部落退居北方，另一个部落在汉朝内部定居下来。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和汉朝都取得了对游牧民族的主动权。汉朝皇帝采取“以夷制夷”政策，赐予南匈奴稳定的居住地（以及长期的封赏），换取他们对其他游牧民族作战。由于受到森林、山脉和东欧农场的保护，罗马得以免受游牧民族侵扰，他们只需要面对来自帕提亚（半）游牧民族的威胁。即便如此，罗马人在迎战帕提亚人时，仍然将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和运河边作为战场，而非游牧民族占据优势的草原。只要罗马皇帝对战事加以足够的重视，罗马军团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攻破帕提亚人的顽强抵抗。

尽管如此，在罗马东部和中国北方的边疆地区，战争并未真正平息。公元114年，罗马人将帕提亚人赶出美索不达米亚，取得了对整个西方核心地区的控制权，但在公元117年，他们只能再次放弃这片“河流之间的土地”（意指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2世纪，罗马人曾经四次意欲夺取美索不达米亚，但每次都被迫放弃。对于罗马人来说，尽管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物产富饶，但毕竟地处遥远，难以驾驭。相反，汉朝统治者将匈奴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之内，使得汉朝版图上的边境线逐步转变成一块流动的边境区域。在这片北方荒野上，人员得以自由流动，政府也极少插手干预。由此可见，强大的军事威慑作用远胜于细枝末节的法律条款。

游牧民族和农耕国家之间联系日益紧密，改变了欧亚大陆的地理状况，甚至导致整个世界范围缩小。最显著的效果就是出现了大片由乌克兰向蒙古延伸的共享物质文化地区。通过这片区域的开放，商人和士兵不断流动，沿途传播东西方的文化、艺术和武器。然而，在东西方之间航行着的最重要的“货轮”是无法用肉眼辨别出来的。

数千年间，随着旧世界农民不断在村庄聚居，逐渐出现了一群讨厌的病原体，它们大多具有高度传染性，相当一部分病原体具有致命性。由于吸入污浊的空气或者饮用受污染的水源，许多人染上瘟疫，并且交叉感染，导致疫病迅速蔓延。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并未感染疫病，由此证明这些人本身具有抗体，能够抵抗疫病侵袭。在1000年间，这些自带抗体的人群通过基因库将自身的防御力延续下去。尽管随机突变仍然可以将休眠的疾病转化为致命杀手，如野火燎原般肆虐人间，但随后宿主和病毒会自发构建起一种新的平衡，使得两者都能存活下来。

如果暴露在一群从未接触过的细菌中，人类几乎没有任何防御能力来抵挡这群静默的杀手。最著名的案例当属由著名地理学家及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命名的“哥伦布大交换”，它始于1492年，当时欧洲对新世界展开了一系列可怖的征服活动。完全分隔开来的病毒分别在欧洲和美洲大陆发展变化。美洲本土也存在着可怕的疾病，比如梅毒，但是美洲本土疾病相对来说症状轻微、感染范围较小，完全无法与来自欧洲的各种细菌相提并论。当时，处于殖民统治之下的人们对于流行病学方面的研究几乎一无所知，在欧洲殖民者踏上这片土地之后，诸如麻疹、脑膜炎、天花、伤寒等疾病——此类疾病数不胜数——就开始入侵他们的身体，摧毁他们的健康细胞，病人最终在极度痛苦中死去。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死亡人数，但是哥伦布大交换至少将新世界3/4的人口从地球上抹去。一位16世纪的法国人总结说：“这一切灾难似乎是上帝的意愿，他希望（美洲本土居民）将土地拱手让与新来的殖民者。”

一个类似的“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在公元2世纪孕育而生，但分布更加均衡。在农业发展初始阶段的几千年间，西方、南亚和东方核心分别酝酿着各自特有的致命疾病组合。自公元前200年起，这些疾病仿佛处于不同的星球，发展趋势大相径庭。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商人和牧民在不同核心之间自由流动，不同的病毒逐渐合并，并在全世界引发了巨大的恐慌和阴霾。

据中国史料记载，公元161～162年间，西北边境有一支军队正在与游牧民族对峙，但是军中突然发生神秘的瘟疫，大约1/3的士兵因此丧命。公元165年，同样有史料记载某个军营发生了类似的疫病。罗马史料也描述了罗马与帕提亚人战斗期间一个军事基地发生的瘟疫，而这个基地与中国的瘟疫发生地相隔4000英里。公元171～185年之间，中国接连发生了5次瘟疫，同一时期的罗马也遭受了几乎同样多的瘟疫肆虐。根据现存的详细记录，疫病在埃及夺去了超过1/4的生命。

现在，我们已经很难弄清楚古代疾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一方面是因为病毒在过去的2000年中不断发展进化，另一方面是因为古代的记录者在描述疾病时含糊其辞。现代社会中，作家们可以买到诸如《电影剧本创作入门》（ Screenwriting for Dummies ）这类书籍，随后套用书中公式，就能够制作出一部电影或电视节目。同样，古代的作家们也深知任何一本优秀的史书都需要包含关于政治、战争和瘟疫的相关内容。就像现代人观看电影一样，古代的读者们对这些情节发展有着很强的敏感性。作家在描述瘟疫时，必须涉及瘟疫来临前的征兆、发生时阴森可怖的症状和令人惊愕的死亡率、腐烂的尸体、崩坏的法治、心碎的寡妇、凄惨的父母及儿女。

如果想要描写瘟疫蔓延的惨状，最容易的方法是提取另一段史料并替换其中的人名。关于这一点，西方的原型出自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30年左右侵袭雅典的一场瘟疫的目击实录。尽管修昔底德的相关叙述并不清晰，但是2006年的一项DNA研究证实那是伤寒症的一种。在其后1000年间，其他史学家公开地反复引用这一描述，而且他们关于疫病的描述全都含糊不清。

除了这种不确定性的疑云，印度相关记录表明，公元2世纪的印度未发生任何瘟疫，这就与罗马和中国的史料记载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可能是因为养尊处优的统治阶层对数百万贫苦百姓的生死漠不关心，但是更为可信的说法是瘟疫的确绕过了印度。这也说明了第一次东西方交流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丝绸之路和大草原，而非通过印度洋的贸易航线，这也和瘟疫始于中国和罗马、始于边境线上的军营之中的事实一致。

不论微生物交换的机制如何，在公元180年后几乎每一代都要重演可怕的瘟疫。在西方，最严重的时期是公元251～266年，当时罗马城中每年有5000人丧生；在东方，最暗无天日的年代是公元310～322年期间，（根据史料记载）疫病又在西北部地区肆虐，几乎无人幸免于难。一名从瘟疫中幸存的大夫将瘟疫描述为类似麻疹或天花等疾病：

近来有许多人遭受传染性肿胀的折磨，这种肿胀开始于头部、面部和四肢。但是不久之后，这种肿胀蔓延到全身各处，看上去就像是含有白色物体的疮。当这些脓包干透之后，又出现了新生的脓包。如果病人早期没有得到治疗的话，通常会死亡。即便康复也会留下丑陋的紫色伤疤。

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城市萎缩，贸易衰退，税收锐减，土地荒废。祸不单行，当时一切迹象——泥炭沼泽、湖泊沉积物、冰芯、树木年轮、珊瑚中的锶钙比率，甚至海藻中的化学物质——都显示罗马暖期就此结束，气候开始变得不适宜人类生存。公元200～500年期间，平均气温下降了大约2华氏度。另外，气候学家所说的“黑暗时代寒冷期”导致夏天更加凉爽，减少了海洋的水汽蒸发，季风和降雨也随之减弱。

在其他条件之下，日益繁荣的东西方两大核心也许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就像公元前2世纪罗马暖期开始时一样。但是这一次，瘟疫肆虐以及气候变化——第四章重点描述的天启五骑士中的两名——并驾齐驱，共同作用。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其他的三骑士，即饥荒、移民及亡国是否会加入这一行列？一切都取决于人类准备如何应对。

王莽、董卓和曹操：天命已尽的汉朝

和其他组织机构一样，汉朝和罗马帝国在发展过程中解决了各自的特定问题。它们学会了如何打败对手，如何用简单的技巧统治广袤的领土和庞大的人口，如何将富裕地区的粮食和财富转移到边境线上的军队以及大城市中去。尽管这两个国家在解决问题时方法大同小异，但正是这些区别决定了它们如何应对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带来的挑战。

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两个国家如何处理军队问题。公元前120年之后，为了抵抗匈奴的不断入侵，汉朝建立了庞大的骑兵队伍，并且越来越多地雇佣来自游牧民族的骑兵。公元1世纪时，汉朝统治者将“以夷制夷”的政策运用得得心应手，使得许多牧民在汉朝境内定居下来。这带来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汉朝统治者减少了对边境的匈奴士兵的监督管理，使边境军事化，另一方面将境内非军事化。在中国腹地，人们很少在都城以外看到军队驻扎，雇佣军更是少见。中国的贵族阶层认为服兵役毫无意义，因为来自“蛮夷之地”的官员都驻扎在远离都城之地，而这些来自远方的外国人替汉朝打仗。

对于汉朝统治者来说，这个政策有积极的一面，原本强大的贵族再也无力调遣军队，无法组织叛变。但这也带来了消极后果，因为统治者不再拥有强大的军队，无法制衡那些事实上对统治阶级构成威胁的贵族。随着国家的军事垄断地位不断削弱，贵族们开始任意欺压当地农民，吞并土地以建造私人宅邸，并把那里作为私有封地进行地主式管理。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财富是有限的。天高皇帝远，而地主却近在咫尺，因此更多的财富落入当地地主手中，只有少数作为税收送去长安。

为了遏制这一趋势，汉朝统治者们对贵族建造府邸的规模以及拥有的农民数量进行限制，将土地重新分配给自由民（且可征税的）小农，并通过国家对铁、盐、酒等生活必需品的垄断积累资金。但是公元9年，王莽篡位称帝，宣布土地国有，废除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并宣称从此以后只有国家才能占有黄金，这一事件加剧了统治者与地主之间的矛盾。王莽的集权很快瓦解，但是此后农民起义剧烈地撼动着整个国家。公元30年后，当汉朝重整秩序时，统治者的政策已然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取代王莽登上帝位的光武帝（公元25～57年在位）出身地方豪族，他能够攀上权力顶峰并非依靠旧皇室的裙带关系。为了恢复汉室的权威，光武帝必须与手下的巨贾富商紧密合作，他甚至拿出自己的财富用于投资，由此开创了地主们的黄金时代。逐渐的，地主们变得和皇帝一样富有，统领着数以千计的农民，事实上这些贵族几乎无视国家权威和那些讨厌的收税人员。之前的汉朝皇帝将构成威胁的地主迁入长安，这样就可以时刻留意他们的一举一动，但是光武帝坚决要求迁都洛阳，而洛阳恰好是地主们最强势力的据点，在那里贵族形成了对皇室的监视。

这个精英阶层开始掌控国家权力，并逐渐摆脱国家巨大的财政开销——军队。到公元1世纪后期，匈奴已经无法构成主要威胁，这就意味着为抗击匈奴而集结起来的庞大骑兵军团必须自生自灭，骑兵要生存就必须去掠夺他们曾经保护过的农民。到了公元150年左右，南匈奴——理论上的附属地区——已经基本独立。

面对羌族——大致是当时中国西部边境所有的农牧民——造成的新威胁，他们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更不用说重整军队。也许是得益于罗马暖期温和的气候，羌族人口接连几代迅速增长，并且一些小团体已经迁入中国的西部地区。如果条件允许，他们就占领土地；如果条件不允许，他们就发动战争，四处偷窃。为了维护边疆地区的稳定，汉朝需要建立起一支卫戍部队，而不是游牧民族骑兵，但是洛阳的地主们并不想为此埋单。

一些官员建议放弃西部省份，任由羌族人自生自灭，另一些官员则担心这将引发多米诺效应。一位朝臣据理力争：“如果失去凉州地区，那么三个附属国将会成为边境。如果这些附属国的人民向内迁徙，那么弘农将会成为边境。如果弘农的人民向内迁徙，那么洛阳将成为边境。如果这样继续下去，就会到达东海边，这样一来东海就成了边境。”

汉朝政府最终被这种说法说服，决定维持原来的路线，花钱筹建军队，但是渗透仍在继续。公元94年和公元108年，羌族军队两次占领了西部省份的大部分地区。自公元110年开始，羌族不断崛起。公元150年，羌族也和匈奴一样摆脱了洛阳统治阶级的统治。当地地主被迫在西部和北部边境建立他们自己的防御体系，将附庸的农民转变成民兵，那些受国家派遣又被国家遗忘的地方官员们也组织起自己的军队（他们在任职地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来支付军队费用）。

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汉朝天命已尽。公元145年相继发生了三次分散的起义，要求建立新政权。然而对于拥有大片土地的精英阶层来说，这无疑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尽管汉朝版图缩小，税收锐减，军队在某种程度上私有化，但是他们的土地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富饶多产。同时，战火纷飞的国家根本无暇顾及当地税收，战争阴云对他们来说也只是遥远的传闻。在他们眼中，似乎万物都找到了最完美的归宿。

公元2世纪60年代，第一次东西方交流踏上中国土地，此后中国的“邦葛罗斯”以一种粗暴的形式觉醒了。瘟疫在西北方肆虐，羌族向汉朝统治核心地区推进，进而席卷各地。汉朝非但没能力挽狂澜，反而爆发了内乱。

理论上来说，在洛阳任职的官吏有数百人，他们原本应该将皇帝的意愿转变为现实，但实际上（就像很多朝代的政府工作人员一样），他们却干着以权谋私的勾当。这些官僚中有许多人来自地主家庭，在遇到他们厌恶的事情时（比如为战争筹集资金等），他们通常都擅长寻找借口来逃避。但凡有些主见的皇帝都要学会与之周旋，一些皇帝开始任用皇亲国戚，尤其是众多嫔妃的亲戚；另一些皇帝转向宦官寻求帮助，我在第五章提到了宦官具备的优势。精明的皇帝会将两者发挥到淋漓尽致，但是这些代理人也各有他们自己的小算盘，并希望皇帝不要过于精明。公元88年后，由于外戚和宦官的肆意妄为，14岁以上的皇子们没有一个能够活着登上帝位。皇室政治沦为围绕大臣、宦官和年幼皇帝的外戚展开的阴谋。

公元168年，当时正处在汉朝最需要领袖人物的紧要关头，然而年仅12岁的汉灵帝登基后不久，宦官就发动了反对外戚的政变。此后大约20年间，伴随着疫病四下蔓延、匈奴和羌族不断侵扰，宫廷却沉溺于清洗和反清洗的内部矛盾之中，夺走了数千人的性命，并导致整个宫廷机构瘫痪。宫廷的腐败无能此时攀至顶峰。不公平的现实引发了人民的叛乱，但是灵帝却无力集结和指挥军队，只能任命各地的铁腕人物组织军队，尽可能维持其统治。

国家陷入这场突如其来的混乱之中，这是百姓无法理解的，而儒家礼仪和道教神秘主义也无法对此做出解释，于是一群自称先知的人填补了空白。在黄河流域，一位内科医师宣扬罪恶导致疫病、忏悔带来健康，从而赢得了众多追随者。公元2世纪70年代，他进一步总结说，这个朝代本身是罪恶以及瘟疫蔓延的最终根源，因此必须推翻它。他宣称：“当一个新的甲子开始，伟大的命运将会降临世界。”

但是伟大的命运并没有到来。相反，当日历翻到下一个甲子年，即公元184年的4月3日，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尽管支持汉朝的军队镇压了叛乱（也就是著名的“黄巾起义”，黄巾是指叛乱者头上所戴的头巾，黄色则是新时代的象征），但是类似的起义在中国境内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上天似乎也想表现他的不满，黄河大规模泛滥，36.5万名农民流离失所。“五斗米道”运动（承诺人们只要忏悔自身罪过并献出五斗米，即可免受瘟疫）将四川变成独立的道教神权统治地区；羌族则利用了这场骚乱，再次洗劫中国西部地区；原本代表皇帝镇压反抗、抵抗入侵的特别指挥官变成独立的诸侯。当朝廷终于决定展开行动时，却事与愿违，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公元189年，汉灵帝想召势力最强的诸侯董卓入京，但是董卓却回复道：“在我掌控之下的汉族军队和蛮夷军队都对我说：‘如果你走了，我们的供给将被切断，我们的妻儿将会死于饥寒。’所以他们把我的行李拿走，不让我离开。”在汉灵帝一再坚持下，董卓最终听从君命来到洛阳，但也带来了他的军队。就在董卓赶到洛阳之前，汉灵帝驾崩，外戚（拥立13岁的皇子为继承人）与宦官（拥立8岁的皇子为继承人）正式对立，两股势力互相杀戮。

董卓借机攻入洛阳，杀尽宦官，谋杀了较为年长的皇子，拥立年幼的皇子登上帝位，史称汉献帝。随后，董卓火烧洛阳，并开始思考下一步行动。

天下的统治权已然不在汉室皇帝手中，但也不属于董卓，因为当皇帝作为管理者的高级权力失效后，他们那含糊、天授的低级权力仍继续发挥作用。只要汉献帝还活着，就没有人胆敢宣称自己是皇帝，也没有人敢谋杀幼帝。（诸侯争斗是无比残酷的，董卓于公元192年遇刺身亡。）权力掮客们不断上演着争权夺利的戏码，将汉献帝视作傀儡，整个国家分裂成数个封地，而匈奴和羌族在边境地区虎视眈眈。曾经坚不可摧的汉朝高级管理机构已然烟消云散。

公元197年后，曹操写下了《蒿里行》这首诗。

铠甲生虮虱，

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

念之断人肠。

曹操一直抑制着这股悲愤之情，直至俘获汉献帝，随后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中国北方的霸主。

曹操是一个复杂的人。他完全有能力恢复汉室，将自己打造成英明辅臣，名垂青史。但是他亲眼目睹诸侯对国家造成的破坏，因此他将士兵驻扎在领地，一些人从事耕种，另一些接受战争训练，以此解决军事问题，并且将乡绅阶层分为九个等级，根据精英领导制度决定各自的地位，以此解决政治问题。和一千年前亚述王国的提格拉·帕拉萨一样，曹操并不重视富商巨贾。这样看来，曹操似乎极有可能重新统一中国。然而公元208年，曹操的水军在赤壁之战中毁于一旦，这个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尽管曹操有不少功绩，但是他（主要是因为公元14世纪的鸿篇巨制《三国演义》）却被后世看作颠覆汉朝的恶魔。20世纪的京剧表演中，曹操脸谱为粉白色，眼睛描有黑线，是众人鄙弃的反面角色。到了20世纪90年代，曹操的形象添加了几分高科技色彩，跃入电脑屏幕中，摇身一变成为无数电脑游戏中的恶人。随着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热播，曹操又进入了电视屏幕。随后曹操进入电影荧幕，出现在亚洲人出资拍摄、时至当日造价最昂贵的电影中（《赤壁之战》耗资8000万美元，该电影上部的上映时间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重合）。

曹操之所以臭名昭著，更多是因为他死后所发生的事情，而非他自身犯下的罪行。赤壁之战后，魏蜀吴三国之间形成了某种平衡。公元220年后，曹操的长子曹丕迫使汉献帝退位，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在这个时期，曹氏建立的国家是三国中最强大的。公元263年，曹魏打败了其中一个对手，曹魏被司马家族取代后称晋朝 ，公元280年，其又集结起一支庞大的军队和舰队，灭掉了吴国，成功统一天下。

在接下来的10年中，后汉的瓦解看上去就像是一次短暂的反常现象，也许可以和公元前2200年或公元前1750年发生在西方核心的事件比较。当时气候变化、移民和饥荒三个因素导致国家灭亡，但是它们对于社会发展影响甚微。然而人们很快发现，事实上汉朝衰亡与公元前1200年左右西方的衰落极其相似，并带来巨大的长期后果。

战场上的胜利本身能够消灭其他幸存的诸侯，但是它无法改变中国潜在的根本问题。贵族阶层一如既往的强大，很快破坏了曹操的军事领地和精英领导制度。瘟疫仍在蔓延，“黑暗时代寒冷期”不仅使得黄河流域的农民生活更为艰难，对匈奴和羌族人来说也是不小的考验。公元265～287年，25万中亚人口在西晋境内定居。有时候，西晋对移民带来的劳动力表示欢迎。但也有一些时候，政府无法很好地安置这些移民。

在这一点上，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往往具有意想不到的影响力，例如皇帝的感情生活。晋武帝共生育了27名皇子，当他于公元290年去世后，一些皇子雇佣了他们能找到的最野蛮的游牧民族士兵，用于争夺权力和财富。而这些游牧民族的士兵也并不傻，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不必满足于已支付的酬劳，他们尽可以随心所欲地漫天要价。公元304年，一个匈奴首领没有拿到理想的酬劳，于是宣称要建立新国家取而代之，导致矛盾进一步升温。之后，西晋没有满足他的全部要求，因此他的儿子在公元311年将洛阳城付之一炬，亵渎了西晋王室的祖坟，将晋怀帝囚禁起来，命令他在晚宴时倒酒。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获得的战利品与他们本身的价值不符，于是匈奴在公元316年将长安城夷为平地，并且捕获了晋愍帝，让这个阶下囚负责洗杯子和倒酒。几个月后，匈奴人厌倦了这种游戏，于是杀死了愍帝及所有皇亲国戚。

西晋由此灭亡。匈奴和羌族的军团继续在中国北方地区肆意洗劫，西晋朝廷置百万百姓于不顾，逃至长江边的建康（现在的南京），放弃了中国北方这片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地区。然而，受到高死亡率（随着瘟疫袭击该地区）以及大规模移民的双重影响，许多北方土地已经退化成荒漠。这一现实正好符合了从草原地区迁入的游牧民族的需要，但是对于留下来的农耕团体来说，这意味着再次的饥荒。如果是在以前景气的年代，当地乡绅或者国家可能已经介入并给予援助，但是现在没有人可以伸出援手。雪上加霜的是，蝗灾吞噬了村民们勉强生产出来的少数作物。随后，草原移民带来的新型瘟疫给日渐困窘的农耕者带来了更为沉重的打击。公元317年左右，也就是长安被焚后的一年，天花首次出现在中国境内。

在贫瘠荒芜的土地上，匈奴和羌族首领发起更多的战争，但是这些战争更像是大规模的奴隶抢夺运动，而非国家之间的冲突。统治者们每次召集上万个农民，集中在新的都城周围，命令奴隶们开垦土地来供给专门的骑兵军队。同时，骑兵们从草原引进新式武器，例如合适的鞍具、马镫，以及高大的马匹，这实际上淘汰了步兵部队。那些没有逃往南方的汉人贵族只得迁往山区，他们的附庸农纷纷涌入巨大的围栏之中，因为那里是躲避骑兵劫掠的唯一场所。

当时，中国北方新建立的国家（中国的史学家称其为“五胡十六国”）都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举例来说，一个国家在公元350年采取了过激的种族清洗政策，导致汉人大肆屠杀中亚人，引发国家内乱。官方史料记载：“死亡人数超过20万，尸体堆积如山，远至城墙之外，被豺狗、野狼和野狗啃噬。”这场内乱最后留下了一片权力真空地区，导致其他国家首领蜂拥而至。到公元383年时，出现了另一个诸侯，他似乎有能力统一中国。但是当他围攻建康时，一个很明显的小失误最终演变成惊慌失措的大溃败。公元385年，他的国家也不复存在。

从长安逃离出来的人们向南方迁徙，公元317年在建康建立了“东晋” 。与中国北方的强盗国家不同，东晋拥有奢华的宫廷，并保持汉室皇族一贯的生活方式。它派遣使节前往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创造出卓越的文学和艺术成果。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朝代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

但在表面的光鲜背后，东晋帝国也和北方国家一样四分五裂。北方贵族逃亡南方后，对于遵从皇帝命令毫无兴趣。一些逃难的贵族聚集在建康，成为趋炎附势的寄生虫，依附皇室朝廷为生。另一些拓殖长江流域，并在这片炎热湿润的土地上建立起他们的领地。他们将本土居民驱逐出去，砍伐森林，排干沼泽的水，让逃难的农民作为农奴在此定居。

冲突在社会各个层面酝酿蔓延。从北方逃至此地的新贵族与南方旧贵族长期不合，各个派别的贵族共同打击中层富裕阶级，富裕的中层精英阶级压榨农民阶级，各阶层的汉人将本土居民驱赶至山区和丛林，每个人都在反抗危机四伏的建康朝廷。尽管写就了许多失去北方故土的悲戚诗歌，逃亡中国南方的地主们并不急于交税或是臣服于可能重新统一中国的势力。晋朝天命已尽。

罗马帝国与汉朝统治的不同之处

和公元前12世纪的危机不同，由东西方交流引发的危机影响范围遍及欧亚大陆，当时西方出现了第一部现代历史著作，即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编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 ）。吉本说，该书的主题是一场“可怕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永远被世人铭记，直至今日（18世纪70年代）仍然影响着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吉本是正确的：在他有生之年，西方社会发展重新攀上了罗马帝国时期达到的高度。

罗马帝国和汉朝皇帝曾经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运用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中国的统治者恐惧内战，于是将军队中立化，导致统治阶级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来抵御强大的地主阶级；相反，罗马帝国统治者接管了军队，并将他们的亲属任命为军队首领，并用平民补充军队。这种做法导致平民很难反抗皇帝的意志，但对于士兵来说却正好相反。

这种体系的管理需要高超的技巧，由于许多罗马统治者都有神志失常的倾向，周期性的冲突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卡利古拉纵欲放荡，甚至让他的马成为执政官，这已经够荒唐了；而尼禄竟然强迫元老院议员当众唱歌，甚至杀害胆敢违抗他的人，这种做法显然超出了忍耐的极限。公元68年，军队中三个不同派别分别宣称他们的首领为皇帝，最终一场残酷的内战平息了事端。史学家塔西佗记录说：“现在，帝国的秘密被揭开——皇帝可以在罗马之外产生。”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可能存在新皇帝。

不可否认的是，罗马采取的办法的确保卫了边疆地区。在公元1世纪时，莱茵河和多瑙河以外的日耳曼人和中国西部边境地区的羌族人一样人口迅速增长。此后，部落之间互相争斗，与罗马的城镇开展贸易，并悄然经由河道进入帝国内部。为了完成这些事情，他们必须组织起更大的团体，推选出强势的首领。为了应对边境日渐松懈的问题，罗马帝国和汉朝一样建造起长城（最著名的是横贯大不列颠岛的哈德良长城），监督贸易，并且反击入侵活动。

公元161年，马可·奥勒留成为罗马皇帝，当时罗马似乎还处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而且马可·奥勒留对哲学充满热情。然而，他必须面对第一次东西方交流带来的众多问题。在他即位当年，第一次严重的瘟疫在中国西北边境的军营爆发；来自叙利亚的帕提亚人入侵罗马，迫使马可·奥勒留纠集军队来应对威胁。拥挤不堪的军营为疫病传播提供了理想条件，于是在公元165年爆发瘟疫（可能是天花或麻疹，但是史上的记载都含糊不清），给他的军队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伴随着遥远北部和西部发生的人口变动，强大的日耳曼帝国穿越多瑙河，瘟疫也在公元167年蔓延至罗马。马可·奥勒留用他的余生——13年——与入侵者抗衡。

和中国不同，罗马在公元2世纪取得了边境战争胜利。如果没有获胜的话，公元2世纪80年代的罗马就会像汉朝一样陷入重重危机。尽管如此，马可·奥勒留的胜利仅仅影响了变革的步伐，而非结果，这也意味着单独靠军队的力量无法阻挡国家灭亡的命运。疫病引发了平民大规模死亡、国家经济崩溃、食品价格和农民工资飞涨。从这个角度看，瘟疫实际上为幸存下来的农民提供了获得财富的机遇，他们可以抛弃原本贫瘠低产的土地，聚集在肥沃多产的土地上。但随着农耕范围收缩，税收和租金也随之下降，中国经济大环境进入自由落体阶段。公元200年后，地中海沉船残骸数量锐减。公元250年后冰芯中的污染水平、湖泊沉积物以及沼泽也大幅度减少（见图6-3），所有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生活的艰苦与匮乏。公元200年后，发掘出来的牛、猪、羊骨骼明显变小、变少，这就表明当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到公元220年左右，富有的城市居民所建造的宏伟建筑与雕塑数量也不断减少。

就在马可·奥勒留取得胜利的50年后，罗马失去了对边境地区的控制。公元前1世纪，虽然汉朝战胜了匈奴，但对汉朝统治者来说，边境地区似乎变得更难驾驭。同样，当时罗马也接连取得胜利，重挫帕提亚军队，使得该政权在公元3世纪20年代波斯入侵前就已经灭亡。然而，新生的萨珊王国建立了更集权、更先进的国家，并在公元244年打败了罗马军队，杀死了领军的罗马皇帝。

大批军队和金钱被用于支撑坍塌的东部防线，导致罗马无力在多瑙河、莱茵河边界严密布防。入侵者没有以小团伙的形式偷越边境、抢夺牛羊，而是作为数百人或数千人的强大军团冲破脆弱的防线，烧杀抢掠，抢夺奴隶。刚从波罗的海沿岸移民至巴尔干半岛的哥特人沿路掠夺直至希腊，甚至在公元251年打败并杀死另一位罗马皇帝。也许是人口流动的缘故，当时瘟疫爆发变得更为频繁。公元259年，罗马终于召集起一支军队对抗波斯入侵，可是结局更为悲惨：罗马皇帝瓦勒良不仅被俘，还被关进笼子长达一年，身着奴隶的破烂衣服，遭受极端可怕的折磨。罗马人坚称瓦勒良的刚毅不屈最终打动了捉拿者。但事实上，如同匈奴抓获汉朝皇帝一样，波斯人最终对折磨瓦勒良失去了兴趣，于是将他的皮剥下来，挂上城墙。

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以及波斯萨珊王朝的崛起导致罗马帝国的地位一落千丈。在人口减少、经济停滞不前的紧要关头，罗马皇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金钱和军队。他们想到的第一个（但并不明智的）办法就是利用货币贬值的手段来组建新的军队，结果导致货币价值下降，加速了经济崩溃。军队认识到中央政府的失败无能，于是决定自己掌握政权，很快就宣称新皇帝即位。这些新皇帝与之前的皇帝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完全没有天赋君权的观念。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强硬派军人出身，有些甚至是列兵出身的文盲，因此很少能够在王位上坚持两年以上，所有人最终都死于非命。

由于军队各派别之间忙于内乱而忽略了边境防御，罗马的地方贵族也和中国的地方贵族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他们将农民变成附庸，并将他们组织成民兵。叙利亚的贸易城市巴尔米拉最终成功地将波斯人驱逐出去，它理论上是代表罗马出战，但是最终该国女王（亲自带领军队并且时常穿戴盔甲参加市民集会）入侵罗马，并占领埃及和安纳托利亚。在帝国另一端的莱茵河上，一位统治者宣称独立的“高卢王国”诞生，并将高卢（现在的法国）、不列颠和西班牙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

公元270年，罗马和公元220年的中国一样分裂成三个王国。尽管四处兵荒马乱，但罗马的情形并没有到非常糟糕的程度。公元3世纪60年代，巴尔米拉和高卢进攻波斯和日耳曼王国，这为罗马帝国赢得了喘息的机会，地中海周边的城市——罗马帝国的财政支柱——基本上处于安全状态。只要保证商品能够经由海运送往各地，就会有源源不断的金钱流入帝国金库，这样一来，军人出身又注重实际的新皇帝就能够养精蓄锐，重建帝国。他们在统治区增加赋税，在佩戴盔甲的步兵周围建立突击队，随后对敌人发动攻击。公元272年，这支军队粉碎了巴尔米拉的入侵；公元274年使高卢覆灭；到公元282年为止，基本铲除日耳曼战团的威胁；公元297年，罗马占领了波斯帝国后宫，为瓦勒良报了一箭之仇。

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公元284～305年在位）利用这个转折点，迅速进行行政、财务和国防改革，旨在让罗马帝国更好地应对新世界的问题。这一举措使得罗马的军队规模差不多翻了一番。边疆地区的动乱几乎从未真正平息，但是当时罗马帝国用纵深防御抵挡日耳曼人的侵袭，又用围困策略拖垮波斯帝国，因此战胜的概率远超过战败的概率。为了处理这些事务，戴克里先将工作分成四个部分，各派遣一名长官和一名副手处理西部和东部各省事务。不出意料，这些长官引发了两场、三场或四场内战，这几乎和他们抵抗外敌的次数一样多。但如果把这些内战与公元3世纪90年代中国晋朝爆发的27次内战相比，当时的罗马可以说是相当稳定。

一个新的罗马帝国初步成型。随着西部地区的决策机构向边境地区的前沿转移，而东部地区的决策机构向一个名为君士坦丁堡的新兴大城市转移，罗马已经不再是都城。但最终，任何机构重组都无法解决罗马帝国潜在的根本问题，跨越数世纪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动摇。随着粮食、酒类和橄榄油的贸易开展，财富再次由上至下传播开来，东部地区在公元4世纪走上复兴之路，但是西部地区却逐渐脱离这个轨道。西欧的大地主对公元3世纪时获得的权力紧握不放，将“属于他们的”农民牢牢捆绑在土地上，并且将他们与国家税收分离。随着他们日渐自给自足，周遭的城市开始缩小，贸易和工业发展更是大幅下滑。而最棘手的问题超出皇帝能力范围之外：气温和降雨持续减少，瘟疫继续横行，草原移民也在持续增加。这些都不是皇帝所能改变的。

公元350年左右，一群匈奴人横跨哈萨克斯坦，向西迁徙，引发了周围各国的一阵动荡。人们一直在争论匈奴人为何能够引发如此多的恐慌。古代文人将其归咎于匈奴人特有的令人恐惧的气质，而现代学者通常归咎于他们使用的具有强大威力的弓弩。在此，我们需要从结果出发，寻求事件的缘由。为了逃避匈奴的威胁，游牧民族纷纷逃入印度、伊朗，或向西撤退至现在的匈牙利。这使得哥特人的生活愈加艰难，因为他们在公元3世纪入侵这个国家——即现在的罗马尼亚——之后就作为农民定居下来。经过一番激烈的内部辩论，哥特人决定向罗马人寻求庇护，要求迁入罗马帝国。

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罗马制定了和汉朝类似的“以夷制夷”政策，原则上认可移民迁徙，并将他们分成小团体，随后征召入伍，或安排在农场定居，抑或作为奴隶买卖。这样不仅减轻了边境压力，提升了军队人数，而且增加了纳税人口。显然，移民们的想法与统治者截然不同，他们更青睐作为小团体在帝国内部定居，并继续保持以前的生活方式。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罗马需要时刻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对移民产生威慑作用。

公元376年夏天，哥特人抵达多瑙河岸边，这令身在君士坦丁堡、统治东部地区的皇帝瓦伦斯左右为难。一方面，迁居至此的哥特人人数过多，带来诸多不便；另一方面，接纳如此多的移民将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尤其考虑到当时瓦伦斯最精锐的部队远在波斯作战。于是瓦伦斯决定允许哥特人迁入，但是哥特人刚一过河，那些指挥官们就如脱缰野马般失去了控制，因为比起分散安置移民，他们对牟取暴利更有兴趣。食不果腹的哥特人爆发了动乱，他们洗劫了现在的保加利亚，并要求在帝国内部建立自己的国家。对此，瓦伦斯采取强硬态度，拒绝与其谈判交涉。他让波斯前线的军队撤回并赶往巴尔干半岛。他没有等待西罗马帝国皇帝支援，而是选择直接开战，尽管这又是一项错误的决定。

公元378年8月，大约1.5万名罗马士兵（其中许多人是日耳曼移民）在阿德里安堡与大约2万哥特人展开激战。结果，包括瓦伦斯在内的2/3罗马士兵在接下来的溃败中战死。回想奥古斯都时代，失去1万军队并不是重大损失，甚至不会留下书面记录，因为当时的罗马有能力组织起更大规模的军团展开可怕的报复。然而，公元378年的罗马帝国已经日益衰微，这些死去士兵的空缺无人补充。于是哥特人抓住这一时机，顺利侵入罗马帝国。

就这样，两者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僵持局面。哥特人不像游牧民族匈奴人，他们不会伺机偷盗一番，随后回到草原；他们也不是波斯人那样的帝国主义者，意图吞并其他地区。哥特人想要在罗马帝国疆域之内建立自己的领土。但是他们没有攻城装备，无法对城镇发动进攻，也没有行政机构来管理国民，因此他们需要罗马的合作。当这种期望破灭之后，他们就在巴尔干半岛四处破坏，试图威胁君士坦丁堡同意赐予他们自己的国土。东罗马帝国皇帝没有足够兵力驱赶哥特人，只得以国库空虚作为挡箭牌，收买哥特人，又不时与之发生小冲突。直至公元401年，他说服哥特人继续向更理想的西部迁徙，顺理成章地将哥特人变成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头等难题。

但是这个聪明的外交手段很快失效。公元405年，匈奴人继续向西推进。同时，越来越多的日耳曼部落逼近罗马边境，导致更多地区沦陷。主要由日耳曼移民组成的罗马军团在一名半日耳曼将军带领下，进行着血腥的消耗战；外交官也施展外交手段，试图寻求更多外援。但在公元406年的新年前夜，数以千计的日耳曼人冲过了冰封的莱茵河，罗马最终沦陷。自此，再也没有任何军队能够阻止他们前进的步伐，这些移民分散开来，到处抢掠。诗人西多尼乌斯原本是富裕贵族，他曾经描述了一群士兵冲进他的住宅并向他施加侮辱的情景。他与一位住在罗马的朋友通信时说：“为什么要为维纳斯而唱？当我置身于长发的暴民当中，被迫聆听日耳曼演说，卑鄙的勃艮第人将腐臭的黄油涂抹在头发上，而我还要板着脸为他们唱赞歌……你根本想象不到，有人每天清晨朝你打嗝，散发出累积十天的大蒜和洋葱的恶臭。”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嫉妒西多尼乌斯。另一个目击者用更加直白的文字写道：“整个高卢都弥漫着火葬柴堆散发出的浓烟。”

不列颠的军队爆发了起义，开始掌管自己的防御部队。公元407年，莱茵河防线的剩余部队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所有地区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为了引起灾难缠身的西罗马帝国注意，哥特人于公元408年入侵意大利，又在公元410年公开劫掠罗马。公元416年，他们终于得偿夙愿，西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意：如果哥特人帮助他赶走日耳曼人并将篡夺者从高卢、西班牙清除，他们就可以获得部分领土。

和中国边境的情况类似，罗马边境也曾经成为蛮夷的（这些帝国以此称呼外族人）聚居地，之后这些人获取国家支付的酬劳，负责保护国家不受其他蛮族入侵威胁。这对皇帝来说是双输的局面。公元429年，当日耳曼的哥特人（代表罗马而战）在西班牙打败了日耳曼的汪达尔人（反对罗马）时，汪达尔人被迫退至北非。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但是现今的突尼斯沙漠在当时是罗马的粮食基地，拥有上万平方英里的灌溉耕地，每年向意大利出口50万吨粮食。失去此地供应的粮食，罗马城将会饿殍遍地；没有此地的税收收入，罗马根本无力支付受雇攻打汪达尔人的日耳曼雇佣军费用。

在接下来的10年中，聪明的罗马将领和外交家（通常都是日耳曼人出身）成功遏制了汪达尔人，并稳定了高卢、西班牙地区，但在公元439年，情况急转直下。汪达尔人占领了迦太基的农业腹地，对罗马来说最糟糕的情况终于成了现实。

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乐于看到他们在罗马的潜在竞争对手的种种惨状，但是西罗马帝国即将灭亡的悲惨前景也给东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二世敲响了警钟，于是他集结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帮助解放现在的突尼斯地区。然而公元441年，当他的军队集结时，另一个打击从天而降。匈奴王阿提拉——罗马作家称其为“上帝之鞭”——入侵巴尔干半岛，他不仅带领着最勇猛精干的骑兵，还拥有先进的攻城装备。（可能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难民将此技术带给他，一名狄奥多西的大使声称，公元449年时他曾在阿提拉的宫廷中见到这样的一个流放者。）

在匈奴攻城槌的猛攻之下，狄奥多西的防御体系简直不堪一击，于是他放弃攻打汪达尔人。他拯救了君士坦丁堡——仅仅如此——但对于罗马来说，这是最黑暗的日子。公元400年，罗马城拥有大约80万居民。到了公元450年，人口仅存3/4。税收枯竭，军队消亡，最糟糕的是出现了更多篡夺者意图谋取王位。阿提拉审时度势，在榨干巴尔干所有财富之后，决定继续西进。罗马西部军队的半哥特指挥官成功地使哥特人相信阿提拉也是他们的敌人，他带领的是全部由日耳曼人组成的军队。他导致了阿提拉人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失败。阿提拉还没来得及展开报复行动就含恨而终：在他第无数次的婚宴上，他因饮酒过量导致血管爆裂，“上帝之鞭”最终去和他的主人见面了。

失去了阿提拉，松散的匈奴国开始分裂，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暂时摆脱了危险的境地，于是试图再次收复西罗马帝国，但是直到公元467年，他们才将所有的条件准备妥当，包括金钱、船只以及一位值得信赖的罗马铁腕人士。东罗马帝国皇帝倾尽国库所有，派遣海军上将巴斯里斯克斯（Basiliskos）带领1000艘军舰重夺北非，试图解决西部省份的财政危机。

最终，罗马帝国随风而逝。公元468年夏天，北非沿岸的风原本是西向的，推动巴斯里斯克斯的舰队逼近迦太基。但是就在登岸的最后关头，风向突然逆转，使得舰队无法靠岸。借此机会，汪达尔人放出火船攻击罗马密集排布的舰队，这正是1588年英国对抗西班牙无敌舰队时所采用的策略。罗马的旧式船只采用干燥易燃的绳子、木制甲板和布制风帆，顷刻间舰队就成了炼狱火海。惊慌失措的船员们互相踩踏，争相用长杆把火船推向远处，然而无处可逃的罗马军队已然方寸大乱。汪达尔人趁乱登船，展开杀戮，战争由此结束。

在第五章我已经讲过了历史的伟人理论，该理论认为创造事件的是独一无二的天才人物——例如亚述的提格拉·帕拉萨，而非强大的客观力量——例如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伟人理论的对立面是历史的蠢人理论：我们必须问，如果巴斯里斯克斯足够机智，想出了逃脱困境的办法，会发生什么呢？ 他可能已经重新占领迦太基，但是这能够修复意大利——北非财政轴心吗？也许能。汪达尔人已经在非洲长达30年，罗马帝国也许能够很快重建其经济结构。又或者，不能。哥特国王奥多亚塞是当时西欧最铁腕的人物，他觊觎意大利已久。公元476年，他致信君士坦丁堡皇帝芝诺说世界不再需要两个皇帝，因为芝诺的荣耀足以统治全世界，并提议让他以芝诺的名义统治意大利。芝诺深知奥多亚塞意在占领意大利，但他也明白没有必要与之争辩。

就这样，罗马的末日到来了。伴随罗马灭亡的并非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啜泣。如果当初巴斯里斯克斯收复了迦太基，那么比起公元476年的真实情况，芝诺保卫意大利时情况是否会改观呢？我对此持怀疑态度。自此，再也无人能够拥有足够实力掌控一个横跨地中海的帝国，而公元5世纪时疯狂的幕后操纵、政治活动和暗杀都无法改变经济下滑、政治崩溃和移民流动的现实。古典世界就此结束。

更小的世界：东晋和拜占庭帝国对比

自此，东西方两大核心都分裂成两部分。在中国，东晋王朝统治着前朝的南部地区，且自视为整个中国的正当统治者。同样，西方的拜占庭帝国（这样称呼是因为其都城君士坦丁堡位于古代的希腊城市拜占庭）统治着古罗马帝国的东部，并宣称拥有对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权。

东晋和拜占庭帝国都是先进国家，拥有完备的官僚体系、税收制度和受薪军队。它们都拥有大城市和有学识的文人，而尼罗河流域、长江流域也前所未有的富饶多产。随着中国北部和欧洲西部渐渐脱离核心区域，它们的统治范围也不断缩小。

管理者、商人和金钱组成的网络曾将东西方核心国家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但这一网络被疫病、移民和战争瓦解。公元4世纪的中国北方国家和公元5世纪的西欧国家一直处于低级阶段，它们的皇帝整日与将领们在抢夺来的大殿中饮酒作乐。这些皇帝乐于向被征服的农民征税，尽管他们实际上并不需要这些财富，因为他们不需要支付雇佣军的薪酬。他们极其富有，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试图对官僚机构进行管理，并从难以驾驭的手下那里征税，这些手段造成了诸多麻烦。

在中国北方和罗马帝国西部，有许多旧式的富有贵族家族携带财产逃往建康和君士坦丁堡，但他们中更多人选择留在旧帝国的废墟之中，也许像西多尼乌斯一样维持着贵族的骄傲姿态，但又与新统治者达成某种协议。他们适应了新的社会现实，用羊毛裤子换下丝绸袍子，消遣活动也从古典诗歌转向狩猎。

有些现实产生了积极的结果。之前，贵族所拥有的地产遍布整个汉朝或罗马帝国，但现在那些超级富有的贵族们都消失了。尽管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地主的财产受到国家限制，但他们的富裕程度仍然令人咋舌。古罗马和中国的精英阶级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与他们的征服者通婚，并从破败的城市搬到乡下的领地。

在公元4世纪的中国北方和5世纪的西欧，伴随着不断加速的向落后国家发展的趋势，皇帝们允许贵族向农民收取租金，而这原本是农民应当作为税金交给国家的盈余资金。随着人口减少，农民能够集中精力耕作最为肥沃多产的土地，盈余资金也不断增长。数世纪以来，农民非但没有忘记历代积累的农耕技术，反而自行创造了不少新技术。公元300年后，长江流域的排水系统以及尼罗河流域的灌溉系统得到长足的发展，牛拉犁在中国北方迅速推广，条播机、铧式犁以及水力磨坊也在西欧盛行。

尽管贵族们一再地粉饰太平，而农民不断地大胆创新，我们无法否认的是：汉朝和罗马曾经繁荣一时的官僚、商人以及管理者行列正在不断削弱，这就意味着欧亚大陆两端的经济大环境持续衰退。这些人通常都是唯利是图、毫无竞争力的代表，但是他们确实完成了一项任务，那就是将商品运往各地，从而发掘了不同地区的竞争优势。如果没有他们作为媒介，经济会变得更为本土化，也更倾向于自给自足。

贸易通道收缩，城市也在收缩。南方游客对中国北方城市的衰败破落感到震惊，而在古罗马帝国的一些地区衰败程度极其严重，以至于诗人开始产生这样的疑问：周围这些正在腐朽的巨石废墟究竟是不是人类建造的？公元700年左右的一首英文诗歌这样写道：“断裂的屋脊，摇晃的高塔，这是巨人的杰作，霉变在城楼和炮膛蔓延。破碎的盾牌，倒塌的房顶。这都是岁月的痕迹。”

公元1世纪，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曾经吹嘘说，他将罗马从一个砖瓦城市改造成大理石城市。但是到了公元5世纪，欧洲又倒退成木头世界。在古罗马城镇房屋的断壁残垣之间，开阔地上四处散布着简易棚屋。我们现在已经对这些简陋棚屋有了一定认识，但倒退到20世纪70年代我在英格兰开始挖掘工作时，挖掘者仍试图运用新技术来谨慎处理有关这些房屋的蛛丝马迹。

在这个更加简单的世界，货币、计算和文字纷纷失去它们的功用。再也没有人去开采铜矿，自然也无法铸币，因此中国北方的皇帝首先尝试减少货币的金属含量（一些人声称由于货币的金属含量过低，货币轻得可以漂浮在水面上），随后索性停止发行货币。账务记录及人口普查被取消，图书馆被荒废。这是一个不平坦的过程，蔓延数个世纪。中国北部和西欧的人口大幅下降，荆棘和森林重新覆盖了农田，居民寿命变短，生活质量下降。

佛教与基督教：东西方宗教的盛行

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对于大多数东方人和西方人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陈旧观念不起作用，求神拜佛也无济于事。

在中国，一旦边境地区防卫崩溃，批评者就会开始控诉朝廷天命已尽，因此治病神力崇拜盛行，影响长达1000年之久。但是在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中间出现了一批具有独创性的人才，他们开始质疑儒家哲学的权威性。竹林七贤是活跃于公元3世纪的一群自由思想家，他们成了新感性主义的精神领袖。据说他们整日沉迷于交谈、诗歌、音乐、饮酒以及药物之中，却对研读经典、为国尽忠这类话题避而不谈。曾有故事记载，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被认为严重违反了封建礼仪（在无年长妇女陪同的情况下，他独自一人与他的嫂子同行），但是阮籍却不以为然，反而大笑说：“难道你是要我遵从孔子推崇的礼，去遵从儒家学说？（礼岂为我设邪？）”他还抒发了自己对政治制度的看法：

独不见群虱之处裈中，逃乎深缝，匿乎坏絮，自以为吉宅也。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自以为得绳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灭都，群虱处于裈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处域内，何异夫虱之处裈中乎？

在当时，汉族宫廷诗人所具备的道德精神严肃性变得有些滑稽可笑，新一代的诗人更加青睐抒情诗歌，擅长描写田园牧歌，或者索性出世退隐。尽管这些美学家们事务繁忙，无法退居远山，但是他们同样可以在自己府邸的花园里体验隐居感觉，也可以效仿王导（公元300年东晋的宰相），花钱雇人代表自己隐居。汉代的画家们开始尝试将山水野趣作为创作对象，到了公元4世纪，著名画家顾恺之更是将山水画的地位提升到更高的层次，使山水画成为一种主要的艺术形式。竹林七贤和其他理论家主张形式大于内容，他们倾向于研究绘画和书法的技巧，而不是其中隐含的道德含义。

公元3世纪，出现了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但是这场反叛一味地嘲讽、拒绝传统，却没有提供积极有效的应对办法，大体上只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但这种情况在世纪末有所改观。距当时800年前，中国本土的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刚刚兴起，佛教也经由南亚传播到了中国大地。公元65年，佛教首次出现在中国的书面史料中，而对于佛教传播比较可信的说法是：随着第一次东西方交流的不断推进，东亚和南亚的商人开始在中亚绿洲聚集汇合，最终将佛教带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尽管当时已经有一些城市的知识分子开始信奉佛教，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只把佛教看作从草原传入的众多外来哲学之一。

公元3世纪晚期，这种局面开始逆转，这主要归功于来自中亚的僧人翻译家竺法护。他长期在长安与敦煌绿洲之间游历，致力于佛教经典的再译，并在印度观念中添加了能够被中国人接受的元素，获得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捧。和大多数轴心时代圣人一样，释迦牟尼并未留下任何手迹，关于释迦牟尼的启示也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佛教的早期形式强调严格的沉思和自我觉醒，但是竺法护推崇的是所谓的大乘佛教，这就使救赎的过程不再艰苦繁重。在竺法护的表述当中，释迦牟尼并非精神追寻者，而是永恒怔悟的化身。竺法护坚持认为，原初的释迦牟尼只是在这个世界或其他世界中存在的众多佛祖中的第一位佛。这些佛被一群其他的圣人所围绕，尤其是菩萨。菩萨原本是通往怔悟的凡人，但却推迟了自身的涅，旨在帮助渺小的凡人实现圆满，从重生和遭难的轮回中解脱出来。

大乘佛教有时会走向极端的方式。大多数佛教派别相信弥勒佛（也称未来佛）终有一天会引导众生走向极乐世界。但是公元401年，中国出现了一群狂热的佛教徒，他们自称是神圣的佛祖，事实上却与强盗、暴民及反叛的官吏为伍。他们打着救赎的旗号，却到处滥用暴力，实施破坏，最后这场暴动在血腥杀戮中落下帷幕。

大乘佛教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简化了传统佛教的繁重教规，并为众生打开了救赎之门。公元6世纪，盛行的“佛祖讲经”只要求信徒围绕释迦牟尼和弥勒佛的塑像步行数圈，崇拜圣物（一般是佛牙、佛骨以及据说曾经属于佛祖的化缘钵），诵读佛经，胸怀慈悲之心，勇于自我牺牲，并遵从五戒（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讲经者坦言，这些行为并不会将信徒引向涅，但是至少会给他们带来健康、财富以及不断升华的重生之路。佛教中的“净土派”将这种观念更进一步，他们声称信徒去世之后，大慈大悲的菩萨和阿弥陀佛会向其解读生死轮回，并引导他们去往西方极乐世界，在那里他们可以远离尘世的烦扰，寻求涅。

在印度，佛教徒为了寻求涅之路，通常会选择上路流浪，沿途乞讨。从中国传统的角度来看，这些神圣的流浪者（与富有的隐士诗人相对立）无疑是异类，因此这种方式在中国并不盛行，但是印度信徒通往怔悟的第二条道路——修行——却得到广泛传播。公元365年左右，道安——他并非中亚移民，而是一位被训练成儒家学者的中国佛教徒——起草了一份适应中国社会的佛教戒律，规定和尚必须削发剃度，和尚、尼姑均要节制欲念，学会顺从，通过自己的劳动谋生，并运用戒、定、慧来追寻自我救赎。和发展了千年的佛教一样，佛教徒在修行过程中也常常走入极端：许多和尚、尼姑对修行的认识相当狭隘片面，有些人不惜伤害自己，目的是仿效菩萨舍身拯救世人；甚至有人在数千人面前自焚，以求洗涤自身犯下的罪孽。不论如何，道安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将佛教修行行为塑造成固定的宗教组织，部分填补了公元4世纪以来国家机构崩溃所引发的机构空白。佛教寺院建造水力磨坊，筹集资金，甚至组织起防御力量。富有的教友把土地和佃户赠与佛教寺院，被驱逐的农民也纷纷前往寻求庇护，这些佛教寺院在作为虔诚信仰的核心的同时，还成为社会稳定的绿洲，甚至是财富聚集的岛屿。公元5世纪出现了数以千计的佛教寺院，一位官员在公元509年写道：“寺院现在已经无处不在了。”

佛教在中国的征服行为取得了卓越的成果。公元65年，中国仅有数百个佛教徒。到公元6世纪，大多数中国人——大约3000万人——成了佛教徒。这个数字令人震惊。但是在欧亚大陆另一端，还有一个名为基督教的新兴宗教，它正以更快的速度不断发展。

西方古典传统的崩溃晚于东方，也许是罗马防线维持得更为持久的缘故。公元160年后，瘟疫同样在罗马大肆蔓延，导致治病神力崇拜不断出现，但是罗马人并不赞同中国普遍采取的暴力革命方式。尽管如此，公元3世纪的骚乱确实动摇了西方的古老传统。那些遍布罗马帝国各处的雄伟塑像静静地见证了一种全新艺术审美的诞生：艺术家抛弃了古典艺术中庄严肃穆的原则，转而欣赏古怪的比例结构和那些巨大的、向上凝视的眼睛，这就形成了塑像似乎在互相注视的效果。另外，不断有新宗教从东部的边缘地区传入罗马帝国，例如来自埃及的伊西斯、来自叙利亚的不败之日、可能来自伊朗的密特拉神（其追随者形象为地狱的杀牛者）以及来自巴勒斯坦的基督教，它们都宣扬生命永恒。受其影响，人们开始在烦扰动乱的现世中追寻救赎，忽略了对宗教的理性解释。

一些哲学家试图强调过去几世纪累积的学识仍然是相关的，以此回应这种价值观的危机。在他们的时代，波菲利和普罗提诺等学者为适应现代需求而重新解释柏拉图哲学（后者可能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伟大的思想家），于是他们成为西方闻名遐迩的学者。但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开始寻找与之南辕北辙的新解。

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基督教给所有人带来了些许安慰。和大乘佛教一样，基督教是建立在旧轴心时代思想基础上的新概念，它以更适应现代需求的方式，为世人提供了一个看待核心思想的新角度。基督教取代了犹太教，宣称其创建者耶稣是预言中诞生于此地的弥赛亚。我们将大乘佛教与基督教称为“第二波”轴向宗教。与第一波轴向宗教先行者相比，第二波轴向宗教向更大范围的世人打开救赎之门，并且将通往救赎的道路改造得更加简单易行。同样关键的一点在于，这两个新兴宗教都是普世教会。因此，耶稣和释迦牟尼都不属于任何一群“上帝的选民”，他们的使命是拯救所有的普罗大众。

耶稣和释迦牟尼一样，并未留下任何圣典。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50年代，当时使徒保罗（他从未见过耶稣）试图让基督徒们认可一些关于基督教到底是什么的核心观点。大多数追随者接受了一些观点，例如他们应该受洗、向上帝祈祷、抵制其他的神、周日聚餐、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然而，一旦超越这些基本前提，各种说法纷至沓来。一些人坚持认为希伯来圣经中描述的上帝只不过是之前一系列神中最后降临（且最低微的）的一位；有人认为世界是邪恶的，因此上帝作为创世者也一定是邪恶的；有人认为世界上有两个神，一个是恶毒的犹太神，另一个是神圣（但不可知）的耶稣之父；有人相信世上存在两个耶稣，一个以逃离受难的精神形式存在，另一个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肉体形式；有一些人暗示耶稣可能是女人，并且女人和男人之间可能是平等的；有人认为新的启示或许可以否定旧的启示；有人推测耶稣即将重生，因此所有基督徒都要禁欲；有人说因为时间紧迫，基督徒必须自由恋爱；还有人认为升入天堂的唯一途径是以残忍可怖的方式完成殉道，因此性爱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

人们普遍认为，释迦牟尼对宗教上的超然存在持实用主义态度，建议人们选用最有效的方法，摈弃其他。另外，在寻求涅的过程中，佛教徒有许多条道路可供选择。然而，基督教认为能否进入天堂取决于是否知道上帝和耶稣是谁，以及他们想要做什么。为了解释这些问题，基督徒陷入了疯狂的自我定义。公元2世纪晚期，多数信徒开始认同主教存在的必要性，主教应该被视为最初传道者的后裔，拥有评判耶稣意愿的权威。那些想法激进、近乎疯狂的传道者逐渐被世人遗忘，《新约》的内容变得更加明确具体，通往启示的窗户被关闭。除非得到主教的同意，否则没有人能够修改这本圣书，也没有人能够从圣灵那里得到启示；除非基督徒自己愿意，否则也没有必要恪守禁欲或成为殉道者。

到了公元200年，尽管人们仍然对此争论不休，但是基督教已经发展成一门有纪律的宗教信仰，并对救赎（合理地）做出了明确规定。和大乘佛教一样，基督教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宣扬的思想亲切易懂，为身处乱世的世人提供了通往救赎的实用方法。博学的希腊人甚至暗示说，第二波轴向基督教与第一波轴向哲学之间并没有很大区别：柏拉图（有人称之为雅典的摩西）已经通往真理，基督教也已知晓真理，但是真理却是相同的。

当先进国家的机构开始瓦解时，主教们就被用来填补机构空白。他们动员信徒重新筑造城墙，修补道路，并与日耳曼入侵者展开谈判。和佛教徒一样，基督教的圣人们也选择隐居郊外，超然遁世，并成为当地的领袖人物。当时出现了一个举国闻名的苦行者，他身着刚毛衬衣，居住在埃及沙漠中的墓穴，不吃不喝，不断与心中的魔鬼斗争。他的追随者坚称：“他从不用水沐浴身体，以祛除污垢，甚至从不洗脚。”还有一位圣人，他在叙利亚一座50英尺的塔中坐了40年。当时，还有一些隐退者用动物毛皮遮掩身体，以青草果腹。简而言之，他们成了“圣愚”，即为了基督的缘故变成愚妄的人。

在挑剔的罗马绅士看来，这些都是奇异怪诞的行为，基督徒们也对这些引发众人狂热仿效，并且只回应上帝旨意的极端分子表示忧虑。公元320年，一位来自埃及名叫帕科米乌斯的圣人想出了解决办法。他将当地隐士全部集中在第一个基督教修道院，使这些人处于他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并通过辛勤劳作和虔诚祈祷追寻救赎。帕科米乌斯和中国的道安并无任何交集，但是他们提倡的修道院形式却惊人地相似，并且两者都引发了类似的后果：公元5世纪，整个社会的经济大环境陷入崩溃，基督教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也成了拖垮当地经济的沉重负担；随着古典知识不断消逝，修道院成了知识聚集的中心；战乱时期，修道院可以将信徒转化成民兵，用以维持当地的和平安定。

基督教的传播速度甚至超越了佛教。公元32年左右，耶稣去世，他当时只有大约几百名追随者；到了公元391年，当皇帝狄奥多西宣布基督教为唯一合法的宗教时，已经有超过3000万罗马人改信基督教，尽管“改宗”是一个很笼统的词汇。当时尚有一些受过高等教育者对此保持怀疑，他们在接受新的信仰之前，仍试图用强大的逻辑性和严密性深刻探究教义内涵。然而只消一下午时间，基督教、佛教的能言善辩者就能使他们周围数以千计的人心悦诚服。由于相关的所有统计数据都很粗略，因此我们只能逐个进行剖析。我们不知道——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改宗”的步伐何时何地开始加速，又在何时何地开始减缓，我们唯一知道的是基督教和佛教在起步阶段只有数百名追随者，但最终都拥有了超过3000万信徒，影响范围遍及整个中国和罗马帝国。图6-4清晰地显示出数世纪以来两个宗教的平均增长率：中国佛教徒平均每年增长2.3%，这意味着每30年就翻一番；而基督徒每年增长3.4%，每20年就可以翻一番。

在图6-4中，曲线呈上升趋势。然而在图6-1中，表示社会发展程度的曲线却呈平稳下降态势。这两者到底有没有联系？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781年就由爱德华·吉本提出。他说：“毋庸置疑，基督教的传入对罗马帝国的兴衰存亡起到了一定影响作用。”但是吉本认为，基督教的影响程度并非基督徒本身相信的那样。他暗示说，基督教的传播导致罗马帝国的精力不断衰竭：

教士们卓有成效地宣扬忍耐和自强的学说，积极向上的社会美德遭到了压制，最后一点残余的尚武精神也被埋葬在修道院中。对慈善事业和拜神活动无止境的需求耗费了绝大多数的公有、私有财富，而众多崇尚禁欲和洁身却碌碌无为的男女肆意挥霍着士兵的粮饷。

忍耐和自强同为基督教和佛教的美德。那么，我们能否将吉本的论点进一步延伸，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各种宗教思想——神职者的谋略战胜政治，心灵的启示战胜理智——终结了古典世界，导致数世纪以来社会发展不断下滑，使得东西方差距不断缩小？

对这个问题，我们无法轻易解答，但是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和第一波轴向思想类似，第二波轴向宗教是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而非根源。犹太教、希腊哲学、儒家学说、道教、佛教和耆那教都出现于公元前600～前300年间，当时社会发展水平超越了公元前1200年西方核心崩溃时所达到的水平（大约24分）。实际上，这些教派和学说的相继出现回应了当时先进国家的重组以及世界的觉醒。第二波轴向宗教起到了某种镜像作用：随着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不断发展，先进国家的统治根基不断动摇，于是人们发现第一波轴向思想有所欠缺，而推崇救赎的宗教适时地填补了空白。

图6-4中的曲线表明，两者的增长率最终实现了平衡。除非这些数据完全不准确，否则基督教和中国佛教在第一次东西方交流之前都只处于边缘地带。然而到了公元250年，当时有大约100万基督徒（大概占罗马人口的1/40），这个人数显然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当时基督教已经开始成为皇帝的燃眉之急，它在最艰难的时刻与国家争夺资金，而且基督教信奉的上帝又否决了罗马帝国皇帝长期用以论证统治合理性的死后上帝说法。公元250年，皇帝德西乌斯展开了大规模的迫害基督徒行动，但他不久之后就被哥特人杀死。公元257年，瓦勒良也着手进行迫害行动，但也为波斯人所杀。

上述事例表明：运用武力威胁人民的行为注定会失败，因为这些人希望追随耶稣痛苦地死去，并将之奉为人生最大的成就。在接下来的50年间，尽管罗马皇帝不断地试图扫清基督教的影响，但是基督教集会数量平均每年增长3.4%，公元310年左右，基督徒人数猛增至1000万人，几乎占罗马帝国人口总数的1/4。显然，基督教已经发展到第二个临界点。公元312年，当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深陷内战时，他发现了上帝所在。因此他没有动用武力镇压基督教，而是做出了妥协，如同500年前他的祖先对具有同等破坏力的第一波轴向思想做出妥协一样。康斯坦丁将大笔财富送往教会，免除教会赋税，并认可其等级体系。作为回报，教会也认可了康斯坦丁的统治权。

在接下来的80年间，罗马帝国所有的剩余人口都转变为基督徒，贵族掌握了教会领导权，教会和国家合力洗劫了帝国内部其他异教徒所拥有的财富——这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财富再分配。基督教的时代终于来临了。公元310年左右，亚美尼亚国王皈依基督教。公元340年左右，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也开始信奉基督教。也许是因为伊朗的索罗亚斯德教与基督教遵循类似的发展模式，所以波斯帝国皇帝们并没有跟随这个趋势。

在中国，佛教的发展似乎也经历了类似的临界点。图6-4表明，公元400年左右佛教徒突破百万，但由于中国南北地区差异过大，佛教发展在这两个地区也有截然不同的后果。在战乱纷争不断的北方，佛教徒出于自身安全考虑，通常都在各国都城聚集，这就导致他们容易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到了公元400年，北魏成为诸国之中最强大的力量，并专门设立了一个政府部门来监督管理佛教事务。到公元446年，这个部门开始对佛教徒施加迫害。中国南方则正好相反，那里的佛教徒们没有在都城建康聚集，而是沿长江流域散布开来，寻求当地权贵的庇护，以躲避朝廷迫害，并且逼迫皇帝让步。公元402年，僧人甚至得到皇帝特许，恩准他们在面见皇帝时无须跪拜。

图6-4表明，截至公元500年，中国大约有1000万佛教徒。当佛教发展到第二个临界点时，统治者（中国的南方和北方皆是）做出了和康斯坦丁一样的妥协，因此佛教团体开始肆意挥霍钱财、免征税收、加官晋爵。中国南方的梁武帝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极力推崇盛大的佛教节日，甚至下令宗庙祭祀皆不用牲畜（可以用点心糕点代替），并派遣使节前往印度收集经典。作为回报，佛教统治集团认可梁武帝是菩萨和救世主的身份。北魏皇帝的做法更为高明，他们获得了选择佛教团体首领的权力，随后通过该首领宣称自己是佛祖化身。如果康斯坦丁知道的话，一定会羡慕不已。

忍耐和自强并未导致东西方的衰落和瓦解，社会发展的自我矛盾性才是罪魁祸首。这种衰落和瓦解在一定程度上遵照了公元前1200年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当时正在扩张的核心引发了一连串无法控制的事件。然而到了公元160年，社会发展又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模式，通过中亚将东西方紧密联系起来，开创了细菌和移民不断流动的东西方交流，从而改变了整个东西方的地理版图。

到了公元160年，较之公元前1200年的西方核心国家，古典世界各国规模进一步扩大，势力日趋强盛，但同时这些国家的全球化进程所引发的破坏效果也愈演愈烈。面对它们自己释放出来的力量，古典国家显得手足无措。数个世纪过去了，社会发展进程每况愈下，文学、城市、税收和官僚机构失去了它们各自的价值。以往毋庸置疑的事情，当时已经变得无法确定，因此数千万人试图给中国的古老智慧带来全新的转折点，在这个扭曲变形的世界中寻求救赎。和第一波轴向思想一样，第二波轴向思想也是危机四伏，不断挑战着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三纲是指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尽管这一波思想看似来势汹汹，但是最终再一次与权力和财富颠覆性地握手言和。到公元500年，这些国家日渐式微，而寺庙却日益兴盛，生活依旧继续。

如果我是在公元500年时撰写这本书，那么我极有可能成为一名长期注定理论家。在每个千年中，都会发现社会发展的自我阻碍作用，每向前行走两三步，随后就会向后倒退一步，这种破坏程度日益严重，不仅影响到西方，而且已经侵蚀东方的社会发展，但其模式显而易见。在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东西方差距不断拉大；在倒退过程中，这种鸿沟相应缩小。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影响范围日益扩大。尽管西方对世界的统治力不断变化，但仍然保有领导地位。

然而，如果我将写作时间向后推一个世纪，那么事情将会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 W9wQuY6SdQRmTkVEU6lti0VIL06touU/By/0dyfCOrmCk8AM63BA/7y8f36ZKLm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