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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习课上，有四个学生耳朵里塞着耳机。学校规定不许将随身听带进教室，班级也重申，只要发现在班级里听随身听的，一律将其没收，直到假期归还。我没有吱声。终于其中的三位学生看到我站在窗外，但只做了个小动作掩饰，仍然陶醉其中。我暗想真是太大胆了，不处理怎么行？
我走进教室，说：“请四位同学将随身听交给我。”
没人动，大家都在张望，陆和赵相互看了一眼，但没交出来。
“不用我点名是哪四位吧？两位男生两位女生。”
终于，陆和赵慢吞吞地交了随身听。
另外两位女生还是没有动静，我压住心中的气，仍然平静地说：“请小蒋和小玲将随身听交上来。”
教室静得连空气似乎都凝固了，大家都在注视着她们。她们没有动，但显得有些不安，红着脸埋下了头。
“行，不交可以。明天如果我在班里，你们就不用在了。”
我的语气出乎意料的平和，但这种严厉的语句自我当班主任以来还没有过。我不顾教室里的骚动，拿着男生上交的“战利品”回到了办公室。
第二天清晨走进教室，小蒋和小玲看到我就低下头。
我问：“平时你们表现不错，昨天晚上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呢？你们说怎么处理这件事？”
两人都一声不吭。
“两位男生都很自觉地交上来了，你们怎么就是不肯交呢？”
“随身听是别人的。”她们低声说。
原来如此。
其实我能够理解她们，学习累了听听音乐放松点，调节一下情绪是可以的，但是晚自习不应该听，会影响自己也影响他人，况且这作为纪律强调过很多次。
我问她们“是不是觉得我们就是不交，看你孙老师能拿我们怎么着？”时，她们摇摇头说没有这想法。
我提了两条处理建议：
一是现在交出随身听;
二是与家长联系，家长同意自习课听随身听，那么就让家长领回去在家听;家长不同意，那还是得交出随身听。
中午，两部随身听出现在了我的办公桌上。
这件事看起来处理得似乎还比较成功，但我没能在处理问题之前仔细思考，留下了很大的缺憾——我竟然威胁学生。
我提出的两条处理建议，似乎给了学生莫大的“民主”，但实质就是“专政”——两个选择只有一种结果，有哪位家长同意孩子上课听收音机呢？我没和学生平等地交流，而是动用了最让学生反感也最显得老师无能的一招。不仅用请家长来威胁，而且用了更不应该有的语言威胁，说了一些让学生畏惧的话，让他们在“师道尊严”的压力下屈服，这不仅使得学生反感，同时也定会大大削减教师的威信。（宸穸）
同样是在课上没收学生东西，我们把“一本书引发的较量”和“四部随身听引发的较量”比较一下，可能有启发。
很明显，就整体素质和专业能力来说，孙老师比田老师高一筹。
田老师处理学生看课外书事件时，差不多是完全的教师中心，几乎毫不考虑学生的感觉;而孙老师则说“其实我能够理解她们，学习累了听听音乐放松点，调节一下情绪是可以的”。孙老师能换位思考，作为教师，这是很重要的思维品质。不换位思考，“理解”就是空谈。
田老师在和学生发生冲突的时候，只是一股劲往前冲，看不出有灵活机动的“敌进我退”意识，这是很冒险的。万一碰到硬钉子，如何下台？难怪田老师自己也捏一把汗。孙老师就不然，四部随身听收上来两部，另外两部学生死活不交，这是很尴尬的局面。孙老师看情况不对，说了一句：“行，不交可以。明天如果我在班里，你们就不用在了。”这是明智的撤退。
田老师遇到学生不听指挥的时候，几乎毫不犹豫地就搬援兵（家长和班主任），恕我直言，这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而孙老师虽然也动用了家长这张“王牌”，却相对比较谨慎。
更可贵的是，孙老师有研究意识。他有两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两位男生都很自觉地交上来了，你们怎么就是不肯交呢？”“是不是觉得我们就是不交，看你孙老师能拿我们怎么着？”这两个问题一提出，立刻就把问题深化了。说明孙老师不是主观主义者，在他脑子里，事情有多种可能，而不是只有一种可能（成心跟我过不去）。这属于发散思维，不是线性思维。在思维方式上，田老师稍逊。
最可贵的是，孙老师能反思自我。孙老师对这件事的处理，应该说也算成功，但是孙老师却对自己很不满，甚至说自己“威胁”了学生，反观田老师，事情处理得不算成功，只是用外力把学生压住了，却自认为是胜利，反思精神也略逊一筹。
那么孙老师的工作是不是就无懈可击呢？愚以为也不是。
我要是遇到此种情况，就不会当众让学生交出随身听，这太冒险了。我当场只会要求他们先收起来，课下再找他们谈。既然宣布过要没收，那还是要收的，我可以答应他们第二天就还，但要他们以今后不在教室听为交换条件，估计不会有多大障碍。然后我就拿着这四部随身听到教室向同学展示一下。此事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平时表现不错的学生，竟然冒老师之大不韪，上课听音乐，而且竟敢瞪眼不交，说明他们的心态已经很压抑，“豁出去”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愚以为，班主任应该及时找同学询问，了解下情况，想办法在百忙之中组织点学生喜欢的活动，让他们发泄一下。否则不但影响高考成绩，弄不好还要出事情。
2005. 1.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