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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要跨越到1979年。
在1979年之前的28年中，我一直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教师，除了1957年因被错定为“极右”而在校园内外“显姓扬名”了一阵子外，长期默默无闻;经历了十年“文革”的炼狱，早已不求闻达，能够平安无事干到退休便已心满意足。事实也只能如此，一个年近半百的乡村教师，又戴着“摘帽右派”的“桂冠”被编入了“另册”，对后半生还能有什么奢望？
但是，那一堂语文课，却使我的人生之路发生了戏剧性的大转折。
1979年上半年，上海市教育局在我任职的嘉定二中召开上海市郊区重点中学校长现场会，会议的主要课题是探讨“文革”后的课堂教学如何“拨乱反正”、提高质量。嘉定二中作为东道主，自然承担了提供课例供校长们探讨研究的义务。为此，学校规定各科教师都要向校长们开课，我当然也作好了开课的准备。
说是“准备”，其实我并没有专为这次教学而刻意备课。记得开课的日子是星期一，而我当时担负着全校好几块黑板报的编辑、美化、“出版”工作，为了迎接现场会的召开，星期日整整一天我把工夫全扑在了黑板报上，仅在晚上有一点时间考虑第二天上课的思路。按照教学进度，星期一我教的是《愚公移山》。这是一篇老课文，又是文言文，传统的教法是“串讲”，即由教师逐字逐句地讲解，学生只是被动地“听”和“记”。对这种扼杀学生主动性的刻板教法，我素怀“叛逆”之心。根据个人的自学经历，我始终认为“教学”的宗旨在于“教会学生学习”，因此教师必须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自学能力，使学生学到一辈子有用的东西。而文言文的串讲法，把文章一字一句“嚼烂了喂”，与“教学”的宗旨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为此，我的文言文教学早就废止了串讲法，这次教《愚公移山》，当然也没有必要因为有人听课而改变我惯常的教法。要说“准备”，我倒是做好了请校长们吃一顿“家常便饭”的思想准备。
上课这天，校长们好像互相约好了似的，都集中到我的教室里听课，其中还有好几位市区重点中学的校长，上海市和嘉定县教育局的几位领导也都来了，把一个原本很宽敞的教室挤得满满当当。
一上课，我先通过朗读检查了一下学生的自读情况，然后就进入教学过程。整个过程由五大块构成：
1.学生提出并讨论自读中的疑问；
2.列出人物表，初步了解本文中的人物；
3.比较不同的人物对待“移山”的不同态度；
4.从课文中找出根据说明愚公到底笨不笨；
5.当堂完成一道文言文断句的练习题。
我教文言文，和教现代文一样，重视对文章的整体理解。我始终认为文言文是“文”，是作者的思想情感、道德评价、文化素养、审美趣味等等的“集成块”，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整体，而不是古汉语材料的“堆积物”。因此，我的文言文教学，一般都是在学生“自读感知”的基础上，通过“教”和“学”的互动，帮助学生在整体上把握文章情意的同时，领会文言字词的含义和用法，而不是离开了具体的语境去孤立地解释字词或讲解古汉语知识。
比如下面这个教学片段：
师：大家说说看，这个老愚公有多大年纪了？
(学生纷纷答，有人说“九十岁”，有人说“九十不到”。)
师：到底是九十，还是九十不到？
生：(齐声)不到。
师：不到？从哪里知道？
生：“年且九十”，有个“且”字，将近九十岁。师：且，对!那么，那个智叟是年轻人吗？
生：(齐声)老头。
师：怎么知道？
生：(齐声)“叟”字呀！
师：啊，很好。愚公和智叟都是老头子。那么，那个遗男有几岁了？
生：七八岁。
师：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生：从“龀”字知道。
师：噢，这个字很难写，你上黑板写写看。(生板书)写得很好。“龀”是什么意思？
生：换牙。
师：对，换牙。你看这是什么偏旁？(生答：齿旁。)孩子七八岁时开始换牙。同学们不但看得很仔细，而且都记住了。那么，这个年纪小小的孩子跟老愚公一起去移山，他爸爸肯让他去吗？
(生一时不能回答，稍一思索，七嘴八舌地说：“他没有爸爸!”)
师：你们怎么知道？
生：他是寡妇的儿子。“孀妻”就是寡妇。
师：对!遗男就是——
生：(齐生)孤儿。
我在教学中喜欢用这种迂回的手法提出问题，学生的思维也要“拐一个弯”才能找到答案，我把这种方法叫做“曲问”。比如，问愚公多大年纪，检测学生对“且”字的理解;问智叟是不是年轻人，落实“叟”字，等等;又如我问：“邻人京城氏那个七八岁的孩子也去移山，他爸爸肯让他去吗？”学生一时回答不出，继而一想，恍然大悟地叫起来：“那孩子没有爸爸!”这就可以检测学生是否已经理解了“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遗男”一句中的“孀妻”和“遗男”的词义，比直问“孀妻是什么意思”、“遗男是什么意思”，更能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
再看下面一段对话：
师：请你们计算一下，参加移山的一共有多少人？
生：五个人。
师：你们怎么知道的？
生：一个愚公，一个遗男，还有他的三个子孙。
师：三个什么样的子孙？
生：三个会挑担的，“荷担者三夫”。
师：你们怎么知道愚公自己也参加了呢？
生：“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是愚公率领了子孙去的。
师：啊，讲得真好!那请你再说说看，“遂率”前面省略了一个什么句子成分？
生：主语。
师：主语应该是什么？
生：愚公。“愚公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
师：好!主语补出来，人数很清楚，一共五个人。
这个教学片段，似乎只是为了计算人数，其实有“一石三鸟”的效果：既能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人少而移山，更见任务之艰巨;同时又落实了古汉语“主语省略”的知识;还激发了学生思考的兴趣。
这种“曲问”以及饶有趣味的师生对话，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随处可见。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愉快，又把文章的解读和文言知识的学习灵活地融合在一起，跟一般文言文教学的“串讲法”大异其趣。
最后，布置学生当堂完成一道断句的练习题。这道练习题是我自己设计编写的，设计的意图是：把课文中学到的部分词句连缀成文，使学生在一个新的语言环境中辨认它们，以收知识迁移之效。我始终认为，给文言文断句是检测文言文阅读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我教文言文经常编写一些文段给学生断句。下面这段文字在发给学生时没有标点，为了增加难度，标点处也不留空白。但学生顺利完成了断句(加标点)的练习。
甲乙二生共读《愚公移山》，生甲掩卷而长息曰：“甚矣，愚公之愚!年且九十，而欲移山，山未移而身先死，焉能自享其利乎？”生乙曰：“愚公之移山也，盖为子孙造福，非自谋其私也，故以利己之心观之，必谓愚公为不惠，若以利人之心观之，则必谓愚公为大智大勇之人也。”生甲亡以应。生乙复曰：“今欲变吾贫穷之中国为富强之中国，其事之难甚于移山，若我十亿中国人人人皆为愚公，则山何苦而不平？国何苦而不富？”生甲动容曰：“善哉，君之所言!愚公不愚，我知之矣。”
至此，《愚公移山》的教学画上了句号，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思维活跃，发言不时闪出智慧的火花，最后的断句练习也完成得相当出色。不过，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并没有特别的兴奋，因为这堂课不过保持了我平时上课的常态而已。
但是，校长们对这堂课的评价之高，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一些市区重点中学的校长认为“这样的优质课即使在市区也听不到”(在一般人心目中市区学校的教学质量总要比郊区高)。确实，文言文教学一贯由老师逐句串讲，我这样教文言文，确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课后不久，主持此次会议的市教育局普教处孙寿荣处长还特意找我交谈，把校长们的评价反馈给我，并听我畅谈了如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建议。其后不久，学校又承办了一次上海市郊区重点中学教导主任现场会，又是全校老师开课，我教了文言文《观巴黎油画记》，又像《愚公移山》的教学一样大获好评。本以为这两件事就这样过去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可是1979年的下半年正好上海市要评选特级教师，向各级学校传达了评选的条件、比例等内容，记得评选比例是三万分之一，即三万名教师中产生一名特级教师，条件十分严苛。虽然校长传达时要求老师自由申报，但实际上谁也不敢去攀这个可望不可即的高峰。我自知“身贱”，当然更是听过就忘，脑子里一点儿痕迹都没有留下。
但大大出乎意料的是，有一天校长把我请到校长室，郑重其事地通知我说：“钱老师，县教育局已经替你申报了特级教师，要我通知你一声。”
“校长，你开什么玩笑!”当时真的以为校长在跟我开玩笑，因为无论我的想象力多么丰富，都不可能把“摘帽右派”钱梦龙的名字和“特级教师”这个在当时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荣誉称号连在一起。
然而，又一次出人意料的是，1980年2月，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都以第一版整版的篇幅隆重刊登全市36位特级教师的简介和照片，我居然跻身其中！
“世事茫茫难自料”，人生的际遇、穷通，实在无法预知，有时候似乎已走到了路的尽头，却很可能就在一夜之间出现令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戏剧性变化，眼前展现出一片全新的景象!回顾一生，从“差生”到中学教师，再从“优秀教师”到“极右分子”，又从“摘帽右派”到“牛鬼蛇神”最后到“特级教师”……真有点像过山车似的起起落落，其起落幅度之大，超乎想象，在每一次起落之间，谁能预料到下一次又会怎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无论我坠落到怎样的谷底，我都没有放弃，即使在处境最艰难的那些日子里，只要容许我走上讲台，我仍然一如既往地践行着我的教学理念。因此，一旦机遇来敲门，我就能紧紧抓住。如果我在屡遭挫折以后，心灰意冷，看破红尘，从此一蹶不振，放弃我所有的教育追求，那么即使给我一百次教《愚公移山》的机会，我也不可能破茧而出。
在申报、评选过程中，有两件小事很有趣，值得回味。
第一件事：在县教育局替我申报以后，局里一位领导找我谈话，他说：“你的名字和事迹是报上去了，但你不要抱太大希望，因为这是上海市首次评特级教师，各区县都希望自己的区县多评上几位，大都超额申报，我们嘉定就申报了三位，有的区县申报更多，而整个上海市二十个区县不过评出三十多位，因此要从严筛选，大量淘汰，而你的主观条件实在太差，学历是初中毕业，政治面貌是‘摘帽右派’，在上海又没有一点知名度，所以被淘汰的可能性极大，你要作好思想准备。”然而严格筛选的结果却跟这位领导的预测正好相反，我不仅不在淘汰之列，而且通过得相当顺利。有一位评委后来跟我比较熟悉，向我透露了一点评选过程中的“内部消息”：我没有知名度反而成了我的有利条件，不像有些候选人在市里已有相当的知名度，评委比较熟悉他们的情况，评选时就会多些挑剔，有一位知名度很高的老师，评委对她十分熟悉，发现的“问题”就更多，因此讨论到第五轮才获通过。相反，评委们对我却一无所知，评选时只能看县教育局写的申报材料，听市教育局领导介绍在嘉定二中听我教《愚公移山》《观巴黎油画记》的情况，当然都是正面的评价，评委们无从挑剔。更有趣的是，我的初中毕业的学历，评选时成了我“自学成才”的证据，“摘帽右派”的政治身份却得到了“敢讲真话”的评价。总之，越是不利的因素，越成了我的有利条件。因此，讨论到我，第一轮就全票通过了，这种少有的顺利连这位评委都觉得不可思议。
第二件事：评委们为了更多地了解我，曾在评选前向一些老师询问我的情况，正好问到上海语文教育界的老前辈沈蘅仲老师，真是无巧不成书，沈老在1976年曾到我任职的嘉定二中听一位老师的语文课，在学校的“毛泽东思想宣传栏”上读到了我写的悼念毛主席的三首七律，他很欣赏，就把它们全部抄了下来。于是他找出当时的笔记本，果然找到了这几首诗，注明作者是“嘉定二中钱梦龙”。更加巧中又巧的是，沈老的夫人王淑均老师是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教授，1960年代曾开过一个“形式逻辑与语文教学”高级研修班，我也参加了这个研修班的学习，因为学习成绩较好，王老师曾指定我在结业典礼上作为学员代表上台发言，因此时间虽已过了十多年，但对我仍有较深的印象。这两位老师的旁证，无疑加重了我评上特级教师的筹码，而这样的巧事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缘。有位朋友用两句话概括我的一生：恶运来时躲不过，好运要来推不开。不过我倒更乐意引用巴斯德的那句名言：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