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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的春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正是在这个春天，嘉定教育界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内部文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家听了都深受鼓舞，尤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使知识界虔诚地相信一个文化、教育、学术的春天已经近在眼前。
接着，嘉定县教育局召开全县教师大会，由教育局主要领导作了《关于“帮助党整风”的动员报告》，号召全县教师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到“大鸣大放”中去，运用大字报和民主讲坛等形式向党、向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提批评、提意见，以改进党的工作。为了消除大家的顾虑，报告中一再强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方针政策，鼓励大家尽量放胆说话，“哪怕95%是错误的也不要紧”，“骂人也欢迎”(这都是报告中的原话)。这个报告又一次让全县老师深感党的伟大。
校园里顿时热烈起来，随着“鸣放”的升温，大字报越贴越多，学校还特地腾出好几间教室，拉了一道道铅丝，专供张挂大字报之用，整个校园顿时成了大字报的海洋。教育局领导还多次组织各校教师互相“观摩学习”，统计哪个学校的大字报贴得多。除了鼓励写大字报外，教育局还提供一切机会动员老师上民主讲坛演讲。我是当时学校青年团的干部，又是教研组长、优秀教师，在前几次运动中都是“主要骨干”，这次当然也不甘落后，再说校园里那股热浪，也确实让人“热血沸腾”。于是，我一头扎进了“帮助党整风”的热流，没日没夜地泡在学校里写大字报，上民主讲坛;我的不少大字报有诗有画，形式活泼多样，常常吸引不少老师、学生驻足“欣赏”。我当然也越来越自鸣得意，差不多每天都有“诗画配”的“佳作”推出。妻多次批评我“昏了头”，“弄得把家都忘了”，我对她说：“你这个人就是政治觉悟不高!你看全世界有哪个政党能有中国共产党这样伟大的魄力，诚心诚意地发动全国人民帮助她整风!”当时确实觉得妻在政治上已经“落后”，赶不上时代了。
1957年暑期，教育局召集全县教师到嘉定城区。在去县城的路上，我还天真地以为经过将近一个学期的“大鸣大放”，大家提了不少意见，这次集中学习肯定要转入整风阶段了，对群众大字报中揭出的“问题”至少会有个交代。当时学校里有位党员干部(教导主任)，由于“生活作风问题”，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得头都抬不起来，整天灰溜溜地缩在办公室里，我想，这次集中很可能对他作出处理……
谁知集中后的第一天宣布“分组”的预备会就让人感觉到了一股异样的气氛：“鸣放”时的一些“积极分子”大多灰溜溜的低头不语，而那位被大字报贴得抬不起头的教导主任，正趾高气扬、指手画脚地在大组会会场上指挥大家入座。接着他宣布：“为了便于开展斗争，嘉定全县教师划分为‘南片’和‘北片’两个大组，本人是南片大组的组长。”骤然的“风云突变”，真的把我给弄蒙了!当晚有位老师悄悄告诉我：“鸣放”已经结束，接下来要“反右”了，“鸣放”动员时“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承诺，那是“引蛇出洞”的“阳谋”。而那位教导主任在“鸣放”阶段受到了“右派”最猖狂的进攻，根据“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的“英明”指示，他已被大量攻击他的大字报证明是最坚定的“革命左派”，当然最有资格领导全组开展“反右”斗争，至于他个人的生活作风问题，在政治的大是大非面前，不过是生活小节而已。
原来如此！
接下来就是一个接一个地举行“辩论会”，所谓“辩论会”其实就是“批斗会”，被“辩论”的对象根本没有发言权、申辩权，只能默默恭聆“左派”们和“脑筋急转弯”后的“准左派”们的严厉声讨和训斥(当然比“文革”中对“牛鬼蛇神”拳打脚踢的“武斗会”要文明一些)。点名“辩论”的对象都是前阶段的“鸣放”积极分子。一般的“辩论”程序是：先以群众的名义贴出要求与某某人“辩论”的大字报，被点中者大多灰头土脸、闷声不响地作好“认罪”的心理准备。只有一位教高中历史的先生，古书读多了，平时就有一股“死不认输”的书呆气，那天看到点他名的大字报后，忽然呆气大发，居然在大字报下方大书四字：“同意一辩!”后来“同意一辩”就成了这位老兄的“代号”，这个小小插曲在当时沉闷压抑的“反右”氛围中成了唯一可以让人破颜一笑的黑色幽默。我很侥幸，才参加了一个“辩论会”，当天夜间忽然剧烈腹痛，急送医院，被诊断为急性阑尾炎穿孔，必须立即手术。后来医生告诉我，那天从我腹腔抽出的脓血有300cc，再耽误一些时间，便小命难保了。现在回想，那次手术不仅拣回了一条命，而且由于手术住院，使我逃避了多少次声势汹汹的“辩论会”，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也。
手术后我在医院病房里整整躺了两个星期。卧病期间，妻每隔两三天来探望一次，顺便带来各种“反右”的信息。我渐渐知道，“土地改革”、“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对私改造等等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是绝对触碰不得的;对已被确认为革命“左派”的党员，即使有问题，也是说不得的，因为“攻击党员就是攻击党”(当时这种荒谬的逻辑盛行一时)。用这些“标准”衡量，我自感问题严重。记得领导在开展“整风”动员时一再强调对党提意见要谈“大问题”，不要纠缠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因此我写大字报就想方设法“从大处着眼”，谈的都是这些触碰不得的“大问题”，想不到恰恰就在这些问题上触犯了“天条”!尤其让我忧心忡忡的是，对那位“革命左派”的教导主任我写过多张大字报，其中最“恶毒”的是一张“画配诗”的大字报，画的是一个色眯眯的猪八戒，还配了一首打油诗：“虽已招亲高老庄，家花哪及野花香？只要老猪有意思，仁义道德管他娘!”这张“严重丑化革命左派”的大字报曾吸引不少师生欣赏，我也自以为击中了这位“正人君子”的要害，而现在自己的小命就攥在他的手里，他岂肯轻易放过这个“反击”的机会!总之，这次“反右”，我是死定了，即使不死也脱三层皮。
我出院的第一天，南北两片大组特意为我“补办”了一场扩大的“辩论会”，这当然早在预料之中，我也作好了洗耳恭听的心理准备。果不其然，就在这次“辩论会”上，大组组长宣布我被戴上一顶“极右分子”的高级帽子，暂时回校等候处理。大组长在宣布对我的定性结论后，不无得意地补上了一句：“一顶顶‘右派’的帽子从我的手里飞出，今天是最后一顶了!”被大字报压抑了将近一个学期的这位坚定的革命“左派”，终于到了扬眉吐气之时，理所当然应该意气风发了。
在这次“反右”斗争中，我任职的嘉定二中不少老师都被“辩论”了，最后总共“揪出”三名“右派”，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右派”值得一提：他是学校第一校长兼南翔镇教育党总支书记潘世和，他原是位诗人、地下党员，解放前一直在上海市区编辑文艺刊物并从事地下斗争，曾以“史伍”的笔名出版过诗集《蚕茧》，并从德文翻译过海涅的长诗《阿塔·特洛尔》(他毕业于同济大学医学院，通德文)。他个人历史上有两件最值得引以为豪的事：一是他18岁时曾高擎一面写有“民族魂”三字的大旗参加吊唁鲁迅的送殡游行，这面大旗后来就被覆盖在鲁迅先生的灵柩上;另一件是他在上海解放前夕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嘉定(他父亲是嘉定有名的民主人士)，为即将进攻嘉定的解放军秘密收集有关情报并开展“统战”工作，曾为嘉定的解放作出过重要贡献。他本是一位老党员，又是解放嘉定的功臣，但由于他的“老革命”资格，加上他天生的诗人气质，对上级领导常常说三道四，直言无忌，结果自然犯了忌，尽管在“鸣放”阶段他仅仅写过一张无足轻重的大字报，最后却被作为“不鸣放的右派分子”的典型，居然也戴上了“右派”帽子，成了领导在总结“反右”的辉煌战果时用来证明“右派分子不是‘鸣放’出来而是客观存在”的一个“实例”！
连这样的革命功臣都会被打成“右派”，天真幼稚的我生平第一次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无情。那么，已经被定性为“极右分子”的我，将面临怎样的惩罚？我的未来是什么？既已沦为“人民的敌人”，而且又是“右派”中的“极”字号，我还能有未来吗？一个巨大的“？”，像一块无比沉重的铅，压在我的胸口，使我窒息。
好在我们亲爱的党秉承“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一贯方针，按“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政策，对我的处理仅是降了三级工资(上一年刚加过两级工资，3减2=1，实降1级)，发配农村“监督劳动”;并没有出现我想象中戴上手铐、押赴监狱的可怕场面。
我在农村劳动了仅一年，就染上了肺结核和黄胆肝炎，为减轻我的劳动强度，蒙教育局照顾，我被调到嘉定县机关干部试验场去管理一个桃园，于是我从一名比喻意义上的“园丁”(教师)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园丁”。这样直到1960年底，在嘉定县的“右派摘帽”大会上，我被宣布摘掉“极右”帽子，“回到人民队伍”。
1961年暑假以后，我以“摘帽右派”的“政治身份”恢复教职，仍回原校任高中语文教师。那时已换了一位新校长(老校长因被划为“右派”调离学校)，这位新校长姓惠，是位“渡江干部”，山东人，细细高高的个子，白白净净的脸，一副斯文的模样，要不是说一口略带“山东腔”的普通话，还真很难把他与“山东汉子”这个带有特殊色彩的称号联系起来。听说他在老解放区就是一位管教育的干部，到嘉定后任县委宣传部长，后因与县委书记意见不合，便自请到我任教的中学担任校长兼书记。据说他是一位原则性很强又很懂教育的“老干部”，全校老师都对他敬畏三分，并且仍然习惯地按他过去的职务叫他“惠部长”。
惠部长办学很有魄力，在他的领导下学校渐渐发展为一所有相当规模的完全中学。由于教学质量好，学校被晋级为嘉定县重点中学。他对我似乎特别宽容，有两件事可以佐证。
一件是当时高中语文课本中选入好几篇有关“反右”的文章，如《为什么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等等，碰到这类文章，我一律跳过不教。这事后来被惠部长知道，就把我叫到了校长室。
“听说你不教《为什么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
“是的。”
“为什么不教？”
“我不会教。”
“你可以现身说法嘛!”
就这样提了个“建议”，从此不再过问了，更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政治问题”严加追究。因此，以后凡遇此类“反右”宏文，我仍然坚持我的“不教”主义。
另一件是有好几次(至少三次以上)我上课过半，忽然发现惠部长“隐身”在学生中听课，课前不打照呼，课后也只是笑笑便扬长而去。这件事我也没太在意。但是有一天，有位青年教师来告诉我：刚才惠部长在全校青年教师大会上号召青年教师来听我的课，好好向我学习。当时我真的很感动。不过这件事却让惠部长在“文革”中吃了苦头，他在青年教师大会上的报告成了他“包庇、重用坏人”的“铁证”之一，终于和全校一大批“牛鬼蛇神”一起被关进了“牛棚”(专关“牛鬼蛇神”屋子)。当时他的“头衔”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两个“老牛”(“牛鬼蛇神”的简称)，共处一“棚”，朝夕相对，其乐融融。
本来总以为“右派”这顶“帽子”摘了，就不再是“右派”了，想不到只是换了一顶新帽子——“摘帽右派”。语文老师都知道，“摘帽右派”是偏正短语，就是“摘了帽的右派”，中心词仍是“右派”，因此只要一有风浪，我又马上回到了“右派分子”!问题是：“右派”有摘帽期，而“摘帽右派”不会有摘帽期，看来这顶“不是帽子的帽子”要在头上戴一辈子了。忽然想起苏东坡一句词：“破帽多情却恋头”，不禁哑然失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