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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48年初中毕业，仅仅读了三个月高中便失学了，一时又找不到事干，便赋闲在家。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一股从未有过的新鲜感吸引着我，让我觉得应该为这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新时代做些什么。
可是我——一个18岁的初中毕业生，能做些什么呢？
我虽然学历不高，但在小学毕业前就爱读各种课外书，进入中学后更是手不离书，所以尽管学历不高，却一直以“读书人”自许。在比较了各种职业以后，我认为最好的选择是去当一名小学教师，教孩子们读书。正好有一所私立初级小学的校长曾是我中学时代的老师，于是我便去请求到他的学校做教师。他表示为难，说，私立学校招聘新教师须经校董会讨论决定，再说学校现在也不缺教师，没有编制。我当即表示，只要让我教书就行，我不要工资，也不要编制，完全是尽义务的。校长一听，居然有此等好事，于是既不问我的学历，也不管我是不是会教书，就让我走上了讲台。正如人们免费得到了一件“处理商品”，也便不问其质量如何了。
就这样，我轻易“混”进了教师队伍。
一个学期后，教育局的一位督学看到我这名小青年“革命热情”很高，便介绍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把我收编为正式教师，派我去上海郊区的南翔镇(当时属江苏省)和几位年轻教师一起创办文化馆。我从小爱画画，在文化馆主要负责美术宣传。当时正值宣传“抗美援朝”，我便到处画“打倒美帝”的墙头漫画，一时镇上所有平整的墙壁上都涂满了我的“杰作”，因此被镇上一所中学的校长看中，他邀请我去他的学校每周义务上几节美术课，就这样，我走上了中学讲台。一年后，我准备辞掉文化馆的职务去报考杭州美专，校长知道后便再三挽留，动员我正式到该校任教美术。盛情难却，我便答应留下来，于是又转身成了一名正式的中学美术教师。一年以后，学校发展，班级增加，缺少语文教师，校长看我平时爱读点文学书籍，也喜欢写写东西，便问我能不能除教美术课外再兼教一个班级的语文课。我当然乐意为学校分担困难，再说文学也确实是我的所爱。于是我又成了一名兼职语文教师。出乎意料的是，我上的语文课居然大受学生欢迎，我也教得兴致很浓，于是向校长推荐了一位毕业于上海美专的女教师(当时她在乡下的一所小学教美术)来校任教，我便卸掉美术课，专教语文，从此正式成了一名专职的中学语文教师。
就这样曲曲折折地一路走过来，我居然“混”进了中学语文教师队伍。
我之所以用这个“混”字，是因为从我踏上讲台开始，从小学教到中学，从美术教到语文，直至后来评上高级教师、特级教师，竟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的“文化程度”，就这样让我一直“混”到了退休。倒不是因为我“混技”过人，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造就”了一个特殊的我，使我演绎了一段特殊的人生传奇和教学传奇。这样的传奇故事在教师聘用制和考评标准日益正规化的今天，大概很难发生。
不过，我之所以能够一路无阻地“混”，看似偶然，其实蕴含着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对一个教师的成长，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是决定性的。也就是说，我的“成功”虽然起步于一个特殊的年代，有一些特殊的外部条件，但它并非不可复制。
这就是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传奇故事公之于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