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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已经基本住在城里，然而他们的祖先可不是这样的。
大约在40000年前，澳大利亚土著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跨越印度尼西亚群岛，进入澳大利亚北部地区，以后又先后将足迹延伸到澳大利亚的中东部地区和东南部沿海地区。
这些土著人，以木器和石器为工具，具有旧石器时代的特征，以狩猎、捕鱼和采集野生植物为生。欧洲殖民者到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土著人没有创造文字，几乎没有什么社会分工，从事原始的劳动，社会等级尚未产生，无正规教育可言，教育、生活和劳动常常融为一体，但是他们依然实施了独特的教育。一般说来，土著人必须掌握四个方面的知识技能：首先，必须了解社会制度，明白个人应该履行的义务和应该采取的态度;第二，必须掌握有关自然环境的实际知识，比如辨别动物的足迹，寻觅狩猎的理想场所，挑选掘井的位置，配制药方等;第三，必须学会劳动技能，有些技能主要是由男人掌握的，有些技能则是由女人掌握的，比如男人必须学会制造武器，女人必须学会编筐;第四，必须学习传说、礼仪和宗教知识。
反复和模仿是基本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长者反反复复地讲述仪式、歌曲、舞蹈和宗教的意义。当人们表演世俗舞蹈的复杂舞步时，长者反复地讲解舞步和形体动作，孩子们在一旁进行模仿。知识的灌输是靠威吓完成的，如果孩子对教学活动三心二意，他们将受到各种惩罚的威胁。
在土著人的社会中，教育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教育是生存的需要。这种教育无正规可言，亲属、智者、同龄人，甚至整个民族和整个部落都在通过形形色色的活动向年轻一代传授知识与技能。
人类文明史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始于攀树的猿群从树上来到地上生活，前肢解放出来成为双手;第二阶段始于第一把粗笨的石刀被制造出来;第三阶段始于文字的产生。澳洲土著人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没有文字的时代，这对他们教育水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次突破性的飞跃，它揭开了人类文明史的第一页。有了文字，信息的传递，思想、情感、经验的交流才突破了口耳相传或耳闻目睹的局限，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有了文字，人类的经验和智慧才得以记录并传给后人。文字将人类世世代代连接起来，使后代人从前代人的经验和智慧中获得启迪，吸取力量。文字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推动着社会进步。文字也为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确切地说，人类真正的教育是从文字的产生才开始的。那些最早产生了文字的民族，便是最早给人类带来曙光的民族。那些最早产生了文字的地方，便是文明社会智慧之光的光源。相反，像澳洲土著人由于长时间没有文字，也可以这样说，他们生活在缺少智慧之光的地方，因而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速度是非常缓慢的，他们文明进展的速度也是非常缓慢的。与其他民族相比，澳洲土著人长期处于沉睡阶段。可以这样说，最早产生文字的时间，便是人类文明史的开端。根据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确信，在世界各民族中，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便产生了文字的民族是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古代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人、古代黄河流域的中华民族和古代印度河流域的印度人。这些民族都位于世界的东方，所以古代东方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是世界文化、教育的摇篮。当澳洲土著人和西方世界还沉睡在原始荒蛮状态时，古代东方的文化教育早已高度发达，光芒四射，成为人类文明的灯塔。是古代东方人把人类领进文明的世纪。如果没有东方人的智慧和贡献，人类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世纪才能找到光明。捷克古文字学家赫罗兹尼在研究了地下文物和古代各种文字后，在他的著作《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中，以一个明确的结论作为全书的终结：“光明来自东方。”
文献资料和地下文物证明，世界上最早产生文字的地方，也就是最早产生学校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在古代世界的东方。20世纪30年代，考古学家在幼发拉底河岸发掘出了建于公元前3500年的马里城，找到了现在已知的世界上最早的学校的遗迹。学者们根据考古资料，还证明在公元前18世纪中叶的巴比伦王汉谟拉比时期，学校已盛行于巴比伦王国全境。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学校中，教师已经有了专业分工，出现了教授苏美尔文的教师、教授计算的教师、教授测量的教师、教授图画的教师。这大概是公元前2500年阿卡德人征服苏美尔人以后苏美尔文和阿卡德文并用时期的情形。最初关于学校的记载是在公元前2500年以前的埃及古王国的史料中，这是一种专为王国官吏的子弟设立的宫廷学校。关于古代学校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这说明中国在距今4000年前便有了学校，但这未必就是最早的学校。最早的学校应出现在夏代以前，不过目前还没有地下物证明。古代希腊学校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它晚于苏美尔学校2900年，晚于埃及学校至少1900年，晚于中国学校至少1600年。而大洋洲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晚出现学校的洲。
大洋洲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洲。在地球的七大洲中，它是最晚被发现的年轻的大陆，被称为“南方大陆”。根据澳大利亚的历史记载，在1606年，西班牙和荷兰的航海家确曾发现过南方大陆，他们认为这块大陆不适宜人类居住，没有登陆就弃之而去。已知到过这块大陆的第一个英国人是一个名叫丹皮尔的海盗，他于1688年在西北海岸的金海峡登陆。1699年，他又重返原地进行考察，这块考察地被荷兰人叫做“新荷兰”。直到1770年才由英国海军的库克船长发现这块大陆的东海岸。回国后，库克与班克斯的联名考察报告并没有使英国立即派人到这块大陆，直到美国独立战争使英国丧失了美国这片殖民地后，英国急需另一块殖民地来流放犯人，才开始想到这块大陆。1787年5月13日，英国海军上校菲利普船长统率一支由11艘船只组成的“第一舰队”，载着1376名男女，其中732名罪犯，迎着惊涛骇浪向澳洲大陆进发，船上仅有一个名叫理查德·约翰逊的牧师，他在海上航行的第二个星期天，以“咒骂之罪恶”为题目向囚犯们布教。为此，后人说澳大利亚的教育始于约翰逊的这次布教，它是从道德教育和成人教育起步的。
1788年1月26日，“第一舰队”历经磨难，终于抵达澳洲大陆，以后人们把到澳大利亚的定居日(澳大利亚人称之为澳大利亚日)1月26日作为澳大利亚国庆节。在人们的努力下，在新南威尔士、诺福克岛和帕拉马塔三个最初的移民点相继创办学校。1789年，牧师理查德·约翰逊安排女囚伊莎贝拉·罗林在悉尼的一间茅屋里开办了一所学校;1791年，他又指定另一名女囚犯玛丽·约翰逊在帕拉马塔创建了一所学校;1794年，他在囚犯中物色到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托马斯·麦奎因，任命此人担任诺福克岛学校的校长。澳大利亚逐渐有了州立学校、教会学校、军队子弟学校，殖民地教育真正起步。
这一时期正是西方一些国家的剧变时期，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相继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可以说，17世纪至19世纪是资本主义制度由建立走向巩固、发展的时期。自然科学的成就，提高了人们的认识能力，也促进了教育思想、学校制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方法等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改革。启蒙运动者的教育理论成为教育改革的中流砥柱，推进了教育近代化的进程。这个时期，著名的法国启蒙学者猛烈抨击旧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呼唤、启蒙人民进行社会改革，同时批判旧教育，构建未来教育的蓝图。卢梭、爱尔维修、狄德罗等人，坚决反对封建等级制度，主张教育平等，抨击宗教愚昧和禁欲主义，提倡个性自由和个性解放，追求完美人格的养成。这些思想都对澳大利亚的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澳大利亚过去是英国的殖民地，19世纪下半叶，各殖民地先后成立自治政府。1901年1月1日，这些自治政府又组成澳大利亚联邦，成为英国的自治领地。1931年，英国议会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给予澳大利亚内政外交自主权，从此澳大利亚成为英联邦的独立国。1986年3月3日，英国女王在堪培拉签署了《与澳大利亚关系法》。根据此法，澳大利亚最高法院享有终审权;终止英国议会和政府对澳大利亚各州的权利，英国对澳大利亚的法律不再生效。
澳大利亚的政治体制以英国的议会制度为其立法机关的样板，以美国制度为全国政府和州政府关系的模式，澳大利亚联邦议会由众议院和参议院组成。众议院类似英国的下议院，有议员148名，任期三年， 政府的总理也从众议员中产生。澳大利亚的参议院由76名参议员组成，任期为六年，每三年改选一半。澳大利亚实行三级政府制。范围广泛的全国性事务由联邦政府和议会负责处理，如税收、国防、外交政策、保健基金和政策、教育基金和政策、大学基金。 澳大利亚共有6个州——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昆土兰州、南澳大利亚州、西澳大利亚州和塔斯马尼亚州，两个地区——北部地区、澳大利亚首都地区(含所属的杰维斯海湾地区，一说三个地区，将此单列)，州及地区政府负责教育、健康、交通道路、治安等。市、镇、自治市和郡各级地方政府机构共有900个，实行定期选举，并更换执政党。从联邦到各州普遍实行内阁制和责任政府制。执政党在众议院中选拔政府部长。部长任期三年，集体向议会负责。内阁由总理(在州内称州总理)和主要部长组成。内阁会议是定期召开的不公开会议，决定重大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实权机构。澳大利亚政府设教育部，具体负责教育事务，制定总的教育政策。各州政府对本州的教育事务负责任，可以实行相应的政策、措施，推行教育改革，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程。1880年新南威尔士州制定了《大众教育法》，为所有儿童提供“免费、必修、非宗教”的教育，规定教育对6～15岁的儿童是必须的。就目前情况看， 澳大利亚的政府教育经费拨款越来越少，学校接收的国外学生越来越多，以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
澳大利亚教育政策的形成，一方面是直接反映当前政府的观点，比如现行的移民政策，就来自执政党的观点，他们主张人才进口，现在澳洲技术移民占整个移民的70%;另一方面是间接反映不同政党的观点和理论，比如，吸收海外学生来澳学习，就来自劳动党的观点，被政府接受后，逐渐形成“教育出口，人才进口”的政策，用最少的投资，换取最大的效益。现在教育和旅游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经济的两大支柱，各大学广泛吸收海外学生，一些中学也可以吸收海外高中学生，从而赚取相当大的利润。澳大利亚的教育政策特别注重对教育机构的管理和财政的控制，实行“教育出口”政策之后，国家大大减少对大学、中学的投入，拨款年年减少，收费年年增加，澳大利亚本土居民读书也是逐年增加缴费。1986年以前上学不交钱，现在澳大利亚国内学生所缴费用越来越多。这反映了澳大利亚执政党的观点。教育作为长线投资，短期内很难看到效益，执政党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只看眼前。这与他们在竞选纲领中提出的教育政策并不完全一致，政党的竞选纲领是政党竞选机构各种活动的直接结果。政党为竞争席位，不得不与党内不同派别首先妥协，然后与其他联合党妥协，作出各种许诺。一旦竞选成功，教育政策主要反映执政党的观点，特别是位高权重人物的个人意愿，其中有教育部长的意见，部长智囊的建议，部长同僚的建议，政府总理的政策策略。各种社会团体对教育政策的制定也有相当大的作用，如教师工会、企业组织、学术团体，他们的积极倡导也会影响教育政策。比如教师工会在2000年国庆前一天组织教师罢工集会，要求政府增加中小学教师工资，并把当年教师工会的目标定位在：以罢工罢课为主要手段，争取提高工资。官方的各种机构对教育政策的制定也有一定作用，他们从自身需要出发，通过广泛调查，并且与基层组织对话，争取基层同意他们的主张。现在，作为政府代理并起监督基层作用的官方组织机构越来越多，他们观察分析、积极干预。而政府直接干预越来越少，因为政府干预越多，出资越多，政府下属的机构则广泛参与。现在澳大利亚教育及其他社会政治领域，权利与责任方面发生着较大的变化。各种媒体也是影响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媒体一时炒作的热点或媒体长期关注的结果，都会影响教育政策。各种专业委员会对教育政策的制定有重要作用，有关法律的专业委员会及部门，还有各种学术性的专业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以及地方议会，都有相应的影响力。
教育政策有些可能来自相关组织或个人精心研究新知识、新信息、新原则、新方法的结果;有些可能来自重要人物的一时感受，比如在近期一次海外访问中进行相应的调查比较分析，产生“我们也应实行什么”的政策;有些可能来自传统的社会基础及其价值观，例如让土著人继续保持原有文化，就是土著人的观点。
总之，各种教育政策的制定及变化，是各种不同的政党、团体、个人在特定时期相互作用的结果。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教育政策有一定差异，既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澳大利亚一定程度上受欧美国家的影响。在欧洲共同体国家内，随着保证实现责任的新结构及新方法出现，教育政策制定权力逐渐转移到地方一级，各种教育政策的制定目前由少数实权人物掌握，这些有权力的人物通常不是教师，不是家长，也不是教育家。在美国，教育部长、州长比以前更直接地控制教育，而且越来越具体。澳大利亚中央政府和地方州政府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他们都想控制教育，意见常常不一致，虽然中央政府总体上控制着教育政策的主体方向，但是地方政府依然强烈要求把政策制定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一级。
澳大利亚又有其特殊性，它是先有州政府后建立联邦政府，在联邦政府成立以前，澳大利亚各州的教育制度的法律基础已经建立，州和一个国家一样，它的政府不是由中央政府任命的，而是选民选出来的，法律、政策有相对的独立性。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是在1900年通过英联邦的澳大利亚法令后成立的，1901年1月1日开始实施其权力。该法令的通过，使6个殖民地区成为联邦政府的6个州，澳洲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使人们对责任的观念及要求产生混淆的主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邦政府以成员身份参与到教育领域，在1949～1979年间，联邦政府以参与或代理的身份，在各州有目标地给予某些领域财力资助，并且全面资助高等教育部门。自1980年到1986年，联邦政府趋向于减少对教育领域的参与及投资。从1987年开始，联邦政府又重新对教育采取积极态度，建立了对中小学、学院和大学不同层次的支持，还建立了全国性的教育文化设施，比如国家图书馆，联邦政府通过提供给州政府教育资金以及各种援助，来改变或影响州政府教育政策的形成。
(一)州一级教育管理权的下移
澳大利亚的教育行政管理也在逐步改革，改革的方向是重心下浮，减少中间层面，使学校获取更多的办学自主权。澳大利亚学校管理权的下移开始于1980年代末，主要措施是进行教育管理组织的调整和重组。然而一开始，所谓的组织调整和重组，其结果就不尽如人意。因为权力的下移不仅致使机构更加臃肿，而且学校也没能由此获得更多的自主权，而改革的目标，即为学校提供更直接的服务却基本上没有达到。到了19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人越来越感到，要让学校获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办学自主权，真正实现权力下移，就要设计出一套有效的改革框架，否则便无法企求改革目标的实现。这样，新一轮改革就在探索改革框架中开始了，而新南威尔士州便走在这场改革的前头。
新南威尔士州的改革可以概述如下。
其一，进一步将管理结构扁平化。过去的管理结构由州学校教育部、20个学区和2000余所学校(不包括独立学校和教会学校)组成，这种呈正金字塔形的管理结构存在的首要问题是中间层的单薄，这制约了教育管理部门为学校提供教学服务的能力，难以满足学校的实际需求。1995年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针对学区一级。原来处于中间层次的20个学区被划分成40个更小的学区，这些新学区现在覆盖的学校大约有55所，由此产生的变化是，中间管理层得到了加强，学校得到的咨询和服务机会增多，学校与政府管理部门的沟通更为直接，整个管理结构也随着中间层的加强而显得更加扁平化了。具体说来，新南威尔士州的教育组织机构原有五个层次。
第一层：州教育部长(通过大选产生政府总理，总理直接任命部长)。
第二层：执行部长(一正三副，都是专业技术官僚，专职公务人员，不受大选影响)。
第三层：财务部、人事部、培训开发部、检查督导部、设备部、教育课程部。
第四层：整个州共分10个地区，每个地区都设有与第三层相对应的六个同类机构，他们直接领导学校。
第五层：学校。
1995年改革以后，第三层全部取消，州教育执行部长直接面对地区和学校。重心下浮，权力下放，州政府教育部对学校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制定方针，负责拨款，请专家委员会制定教学大纲，为公立学校输送合格教师，政府派一名代表与教师代表、教师工会代表、家长委员会代表组成四人小组选聘校长，每年检查一次学校财务，每年督导学校一次(一名督导与校长谈话2小时左右)。除此之外，政府对学校不干预，少开会，不下达指令性任务，不考评，不检查，不评比。不干扰学校的正常工作，让校长有了充分的时间、精力管理学校，取得了很好的实效。
其二，削减教育行政机构的编制总数。在澳大利亚，学区并不与地方政府一一对应，学区实质上是州教育行政部门的派出机构，因而学区的编制数和州学校教育部的编制数是统一计算的，人员的薪水也是统一支付的。1993年，全州教育行政编制数是2468个，1996年减少到2224个，被削减的编制数共244个，占1993年编制总数的近10%。编制的削减自然意味着行政开支的减少，但关键问题是，过去那么多的行政事务怎样才能让更少的人来完成呢?或者说，政府的管理事务哪些应该继续保留，哪些应该加强，哪些应该下放给学校？
其三，增加教育顾问和教学专家的编制数。顾问和专家人数的增加，目的很明确，它不仅意味着增加对学校服务的数量，而且意味着提高对学校服务的质量。这方面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编制急剧减少的情况下，反而增加了教学服务官员的编制，仅在1995～1996学年，普通管理职位减少了17%，高级管理职位减少了41%，而提供教学服务的官员却增加了32%。如果从州和学区两级来看，编制削减更多的是州一级;从普通管理职位和高级管理职位的对比来看，高级管理职位的削减幅度更大。二是新学区的人员组成也反映出政府服务意识的增强。每个学区有学监1名，课程(含识字、识数)咨询员不少于4名，负责技术咨询、学生事务、家庭联络、特殊教育、教职员事务的管理人员各1名，负责学校人事、工资、维修和卫生清洁的官员若干名，以及根据本学区特殊情况而特别配置的特殊顾问和特殊管理人员编制等，每个学区的编制总数在20人左右。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政府的意愿是期望通过配备更多的教学服务型编制，实现为学校提供更多、更直接的服务的目的。然而，大量的管理权又是如何实现下移的呢？
其四，通过程序化管理节省人力，提高管理效率。所谓的程序化管理，指的是目标设计的明确度高、目标实施的操作性强和对目标实现程度进行评估的标准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于1995年开始的“教育优先发展目标”，即州政府为下一年度设计的学校发展和改革目标。比如，1996年的优先发展目标是：(1)传授传统的价值观(包括守纪律、持有积极的学习态度、教学中要尊重人权、争取各门课程有好成绩等子目标);(2)让学校变得更安全、更愉快(包括培训和支持教师、推进教师职业的专业化、提供课堂教学咨询、降低学生的缺勤率以及学校环境的安全、卫生和健康等子目标);(3)以优异为目标(包括不同年级不同学科的教学改革、Eltis教学质量标准框架的应用、提高职业课程的标准和适切性，以及改进高级学校证书，相当于完全中学毕业证书等);(4)课堂教学的高技术化(包括为学校提供更多的计算机、使所有的学校联网、培训计算机教师、培养学生上机能力等子目标);(5)为每一个儿童创造公平的机会(首先是男女性别、不同种族、处境不利地区和残疾儿童的机会平等，其次是保证机会平等的手段，诸如特殊教师的配备、资金分配、课后辅导等方面所给予的政策倾斜)。这些优先发展目标虽然是州学校教育部出台的，但对学校不具有约束性，学校只是以此作为参考，来制定本学校的优先发展目标。换言之，确定目标的自主权在学校，但州一级所提出的目标或多或少都会体现在学校的年度目标里。
第二，将很多管理事项纳入一定的规范和框架之中。就经费分配而言，经常性经费主要以注册学生数为基准，政府应该下拨多少经费给学校，学校可以获得多少拨款，只要知道了生均经费拨款标准，一切也都明白了。就人员招聘而言，一套相对固定的程序已经为社会所熟悉，从哪里获得招聘的信息，如何申请和向谁申请，准备什么材料，基本上都形成了一定的惯例，这种人员招聘的公开化既减少了随意性，也节省了时间。就校长管理而言，一方面是告诉他们如何做，比如如何制定年度计划和优先发展目标，如何撰写年度工作总结报告。在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还为中学、大型小学和小型小学三种不同类型学校的校长提供不同的报告样本。另一方面，政府还将校长分成不同的职级，给校长创造不断晋升的机会，这样便避免了校长可能出现的事业到头的思想。由于校长面前始终有可以不断攀升的“梯子”，因此有了一个经常存在的激励源，过去的很多外部激励甚至变得多余了。例如，在维多利亚州，校长被分为五个等级;而在新南威尔士州，中学和小学的校长分别被分成若干等级，校长职级的存在将对校长的外部刺激变为内部刺激，同时也可以使校长的激励得到可持续发展。
其五，将学校外的管理方式引入学校管理中。近几年来，州教育部越来越多地利用项目管理的形式来推动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常常由学校提出，这样主动权交给了学校，学校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很多项目不仅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具有独创性。项目审批和立项则由州政府负责，其后便是拨款和评估，尽管表面上主管部门的任务量似乎并没有减少，但项目管理的最大特点是规范化，而规范化与管理效率是分不开的。
(二)权力下移与学校管理的变化
上文的叙述足以反映澳大利亚州政府下放权力的决心，同时保证权力下放的动作也很有力度。那么，学校从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中得到了什么呢?或者说学校的自主权提高了多少，增加了哪些?对此，我们通过学校管理的变化这一侧面来反映这场改革给学校带来的实惠。
其一，学校工作的主动性得到了激发。由于学区和州教育行政机构不再像以前那样发号施令，学校突然发现路标和向导消失了，不再有人告诉你向东还是向西，学校管理的工作量有了明显增加。如果说州一级的优先发展目标可用作路标的话，那么现在向导不见了。学校要发展，得自己制定远景规划(mission)，得思考本学校的办学思想(philosophy)，得制定具有特色的年度优先发展目标(priorities)。而在以前，学校是可以不做或可以少做这些的。学校要发展，仅依靠经常性经费的拨款已经不够了，他们得寻找更多的财源，为此就得思考、设计并向特定部门申请具有竞争性的项目，就得与社区沟通，为社区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并想方设法争取家长的支持，而这些工作过去似乎不完全在学校管理的范畴之内。学校要发展，自然离不开前面的两个前提，但更重要的是学校在消耗了诸多教育资源以后，应该并有必要给外界一个说法(accountability)，这不仅需要学校实实在在地干出成绩来，而且要借评估等机会扩大学校的宣传。
其二，学校校长的工作职能正在发生变化。传统的校长职能似乎更多地局限在学校范围之内，更多地体现在教学管理上，而教育管理权力的下移却使得当今的校长职能发生了变化。为了与社区、家长甚至毕业生用人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为了更好地宣传学校，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与非物质支持，校长的精力不得不更多地向校外分配;而从另一方面看，学校的主要工作虽然是教和学，这方面的管理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可是改革已经迫使校长的手向外伸出，无奈只好将其托付给副校长和教导主任。这就是说，校长已经把学校管理的核心内容推到最高议事日程以外，此事是对是错，尚难给予公论。
其三，权力下移推进了多样化教育的继续发展。教育的多样化可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传统的积淀，二是现在的开拓。前者乃改革之前所形成，比如多样化的学校类型，在拥有488所中学的新南威尔士州，就有99所SSP学校(Schools for Specifi c Purposes)，而这种学校又可分成技术、语言、学术选择性、表演艺术、创造性艺术、农业、体育中学等，以及高中后两年单设的高级中学等;而后者则是这次权力下移的直接产物，它的很多改革不是指向于学校的外部形象，而是扎根于内功的磨练，改革的幅度虽然不大，但不乏深刻性。为清楚地予以说明，不妨罗列几个案例。
(1)澳大利亚首都特区Gold Creek小学的学制改革试验。改革的背景是小学与中学教学一直不能很好地衔接，其原因主要在中学的分科教学，每个教师只教授一两门学科，而小学往往是包班教学，即由一位教师负责一个班级的全部教学。当小学生走进中学时，他们中的很多人便会出现不适应感，因为过去面对的只是很少的老师，而现在却一下增加到十几位。为解决这个问题，该学校提出学制改革的试验，即从小学拿出六年级，从中学拿出七年级和八年级，组成一种中间学校。在具体的教学中，逐年增加班级授课的教师人数。这项改革已经批准立项，家长的反映也很积极。
(2)维多利亚州墨尔本市Glen Waverley中级学院(由十一年级和十二年级组成的高中)的新教室改革试验。这项试验主要是应对信息技术对学校教学的挑战，改革的措施有：将传统的教室分成两部分，后面留出一个称作Withdrawal Room的同样装配着计算机的后备教室，让已经完成正常教学任务的学生在那里自学;将所有的房间，诸如教室、实验室、后备学习室、会议室、图书馆等配备计算机，并与学校的主机房联网，网上有学生可以查到的学习材料，学生随时可以在因特网上查询自己需要的信息;校园里各种房厅都按照其功能来设计，或大或小，或开放或半开放，或直线式或弯曲式，一反传统教室的千篇一律。这所学校的改革既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又表现出校领导的远见和魄力。
(3)新南威尔士州Elanora Heights小学的“信息技术与环境保护”项目。该项目始自1996年5月，主要任务是通过因特网与国内外360所学校的10000名学生建立信息联系，然后将如何保持水土、如何使河水变得清洁等环保问题设计成问卷，送上信息网，得到信息反馈后，综合各种材料。这些被综合起来的材料也就成了设计本学校环保计划的参考依据。这个项目有422名学生参加，家长也给予了很多支持。它不仅激发了小学生对环保、对信息科技的热情，还获得了“国际学校计算机交易会”设立的环保奖的银奖。
(4)新南威尔士州Murwillumbah小学的“社会技能开发项目”。这项以“做一个好公民”为目标的项目设立了四个子目标，即自尊、关心和尊重他人、尊重他人财产和尊重环境，整个项目为期五年。项目的四大目标又被细分为若干个小标的，每个标的就是一项社交技能，每一项技能的实践时间是两个星期。技能主要有：得体地说话、赢得支持、公众演讲、打招呼、公平游戏、礼物交换、以磋商来化解冲突、小组决策、理解他人的情感、学会拒绝和控制自己的感情等。而学会这些社交技能的形式有合作学习活动、“交朋友”活动、“三思而行”活动、交通安全活动、反种族歧视活动、学生集会活动以及防晒活动等。每过一段时间，给各项技能连续表现良好的学生颁发证书，同时邀请家长参加对学生社会技能的评估，这样，技能的实践和巩固不仅仅局限于学校，而且被扩大到家庭之中。
学校各项改革的蓬勃发展说明了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热情的高涨，而高涨的热情来自学校自主权的扩大和学校管理责任的增加。上述事例无不说明，要真正推行改革，把改革推向深入，就不能没有深度的放权。而要实现深度的放权，政府部门就有必要采纳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作保证。可以说，澳大利亚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深度的放权不仅仅意味着管理权力的再分配，也意味着政府要把服务学校作为自己的工作重心，深度的放权也不仅仅意味着学校可以享有更多的自主权，更不意味着学校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相反，它意味着学校将承担更多的责任，意味着学校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为学生提供更好的服务，意味着将学校的办学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政府只负责规范化评估的部分，而将过去难以评估的内容交给了家长和社区。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家长和社区的评估与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估是有区别的，它不仅是全时空的，而且是立竿见影的，你若办不好学校，家长自然就会择他校而就。因此，深度的放权带给校长的是更多的坐立不安，带给学校的是更激烈的竞争。当然，激烈的竞争会不会发展到过分的地步，或者说这种竞争应不应该成为学校生活的主流，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可能会有助于深度的放权的健康发展。而深度的放权到底是利多弊少，还是利少弊多，或者说，它能不能成为教育管理发展的共同趋势，更是值得我们继续关注的。
澳大利亚政府对教师寄予很高的期望，他们认为高质量的师资能营造美好未来。澳大利亚教育部长在谈论教师时有一些精辟的话，可以说代表了政府对教师的期望。前不久，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提出“联邦政府优秀教师创议”，教育部长肯普在全澳中小学校长协会会议上发表了题为“面向21世纪的教师·创造不同的未来”的讲话，对21世纪的教育改革及教师的作用进行了精辟的阐述。
肯普指出，学校校长是学校的关键，对学生、教师质量和教学革新具有重要作用。教学是极具专业性的工作，教师能把所有人变成具有一技之长的人。如果没有颇具资质、勤奋严谨和奉献精神的教师，要想为澳大利亚学生提供高质量教育的目标就将成为泡影。教育是创造澳大利亚美好未来的关键。未来取决于能为现代高技术和信息经济发展做贡献的有教养的青年。要实现未来，必须造就高水平的学生，并以强烈的期望、有序的工作和贡献以及任教于每个课堂的杰出的教师，去开发学生的潜能。这一点被全澳所有州和领地的教育部长们认同。为此，他们通过了“阿德雷德宣言——21世纪国家基础教育目标”。这个目标支持寻求教育选择和满足教育渴望的多样性，反映了澳大利亚所有青年要求获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
就像“国家基础教育目标”要点强调的，澳大利亚要实现这些目标，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社会变革给教师和学校施加着新压力，包括满足土著居民以及文化、社会及经济背景迥异的其他学生的教育需求。经济需求给学生、教师和学校增加了新压力，要求他们加强基本技能、批判意识、创新能力、终身学习、技术科学修养，以及着眼未来的有活力的知识。后者还影响着儿童的发展和学习，要求更多地提供新型的教育和教学方法。澳大利亚教师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些挑战。“面向21世纪的教师”的创议是推动教师前进的历史车轮。
肯普说，政府重视向青年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关键作用，教师们正在为教育的公正性奋斗。正像我们帮助学生获得高质量的教育一样，我们也支持教师帮助所有学生发挥最大潜能。
联邦政府为加强学校教师的技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为提高教师质量，政府强调以下若干要点：开发资源，支持“国家识字和数算计划”的实施;促使全体学生提高识字和数算成绩;提高教师教授土著学生英语识字和数算的水平;建立教材和相关的教师培训发展基金，支持公民和企业关注科技教育;推进科研成果创新和跨越课程领域的校内实践，如识字、数算、信息技术、企业职工教育和反毒品教育;改进学校领导状况，建立管理项目基金;进行关键课程领域，如科学技术教育和历史等课程的评估;规划教师专业发展的措施，调查学校教师培训的状况，设立具有教育劳动力特色的统计档案。
“面向21世纪的教师”创议像催化剂一样，将进一步促进教育机构和教师提高质量，增加“高效学校”的数量，最大限度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高效学校”代表着澳大利亚教育的未来。它是“国家基础教育目标”的组成部分，它以明确的和不可置疑的水平，指导学生提高学习能力，提高公众对学校教育的信心，并以之衡量和评价学校的效能及公正性。“高效学校”以校长、教师和员工的非凡贡献满足客户、学生和家长的需求。
模范教师和优质教学是造就“高效学校”的关键。“高效学校”要优化学生的学习成果，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课堂教学、教师专业学习机会、高效课堂的组织、适当干预及特别帮助措施、有力的家庭学校社区联系，以及强有力的领导和管理等方面。
国际研究证实了国家在提高教师技能和加强优秀教师影响力方面所做的投入的价值。政府关于教师质量的观点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联邦政府今后三年将提供8000万澳元支持“面向21世纪的教师”创议的实施。其中用7400万澳元支持教师提高质量，用150万澳元支持学校领导提高质量，用200万澳元提高学校管理质量。此外，尽快划拨3000万澳元支持教师实现提高质量的战略目标。
“面向21世纪的教师”创议的总体措施，将在“教师质量项目”下，促使许多教师更新技能，进一步完善自我，迎接信息社会和高技术环境的挑战。
联邦政府1999年主持的研究显示，每12名教师中有11名参加了提高专业技能的培训项目。联邦政府目前所关心的是那些没有参加培训或参加培训十分有限的教师。特别是学校里近10%的教授土著学生的教师，只参加了一天以上的专业培训。“面向21世纪的教师”创议将填补这些漏洞。对于10多年前毕业，目前在教授识字、数算、科学、信息技术和职业教育的教师，将给予优先培训的机会。“面向21世纪的教师”创议还对从事弱势群体教学的教师，如教授土著、城镇边远地区学生的教师优先给予照顾。
州和领地政府及非政府教育当局，在支持“教师质量项目”的实施活动中，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州和领地政府及非政府教育当局将采取以下措施，对学校进行支持：进行和拟就以成果为基础的评价与报告，支持以成果为基础的教育的转移;以学校为基础的学习活动以及学校的系列配套项目。
肯普在讲话中强调，澳大利亚广大教师具备高技能和奉献精神，澳大利亚从未具有过如此高质量和经验丰富的教学力量。要大张旗鼓地承认和祝贺教师们的成就。继续支持他们，确保他们训练有素。肯普希望所有从事教育事业的青年支持“面向21世纪的教师”创议的实施，高质量的教师将造就国家的未来。
澳大利亚的学校行政管理有两大鲜明的特色，那就是民主、简洁，因而取得高效。
所谓民主，主要体现在家长、教师工会、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特别是家长和教师工会对校长还有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先说家长，澳大利亚中学家长委员会组织机构的形成有较长的历史。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家长组织受到法律的承认，有了合法的地位，家长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参与公立学校事务，同时逐渐形成较系统的组织形式，学校、各州、全国都有家长委员会的组织。各个州制定的《教育法》中，对学校家长委员会的组织成员的人数、成员的产生、任命的程序、承担的职责、义务和权利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既从政策法规上给予保障和确认，又使家长委员会在参与学校管理的过程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确保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的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
各校都成立家长委员会(有的学校称家长咨询委员会)，家长委员会的人数在12～17人不等，其中5名代表由选举产生，4名代表由地方教育当局任命，2名代表由母亲俱乐部举荐，5名代表由地区视导员和校长共同从地区有关人士中推荐出来，1名代表由地区视导员担任，根据规定，校长出任家长委员会秘书。选举前校长务必发布安民告示，将选举的日期和地点通知全体家长，在家长聚会上当场选出代表，代表任期一般为2～3年。家长委员会选举产生自己的主席和司库，根据规定，家长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1)照管学校校舍和场地，签订维修校舍、场地和教师住宅的合同，按照条文规定，将校舍或场地出租给校外组织以创收;(2)保证学校的清洁卫生;(3)改善学校的福利待遇;(4)保证师生健康舒适的学习、工作环境;(5)保证学生准时到校;(6)促进教师与家长的合作关系;(7)代表学校开展募捐活动;(8)调动公众对学校教育事业的兴趣，宣传学校的需求;(9)向教师提出改进教育工作的意见;(10)对学校事务特别是在学科建设方面提出咨询意见;(11)参与制定本校学生的职业指导计划和就业计划;(12)参与招聘本校校长;(13)参与制定学校发展规划;(14)参与总结学校工作，参与报告撰写。
根据制定的职责，澳大利亚中学家长委员会有权利较广泛地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而学校校长在某些工作上也非常需要他们的参与和支持，所以校长和他们的关系融洽，合作愉快，对家长委员会开展的工作表示满意。家长委员会为了履行好职责，又必须组织开展一系列活动。家长委员会组织开展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每月一次定期召开家长委员会会议。
(2)参加学校的重大活动，如学校发展的信息发布会、学校开展的大型活动、教育开放日、演讲会、学生的毕业典礼等。
(3)发动家长自愿参加学校的义务劳动，如为学校小卖部义务工作，为学校义务搞清洁卫生和整理操场草坪等。
(4)为学校争取更多的办学资金。一是向政府呼吁，二是发动家长自愿募捐。
(5)关注学校的教育质量、师资质量和教师待遇问题，向政府、学校提出意见和建议。
澳大利亚中学家长委员会组织对澳大利亚中学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澳大利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帮助、协助政府和学校解决了大量的教育问题。因为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学校面临着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绝不是学校可以单独解决的。同时，州《教育法》制定的相关条文，也为家长委员会组织开展活动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澳大利亚家长委员会在参与学校管理工作中有以下几个特点。
1.参与学校管理工作的总体意识强。
(1)参与学校教育管理的自觉意识强。
澳大利亚从小学至高中阶段(凡公立学校)都实行义务教育，政府在保证教师工资经费外，其他方面的拨款控制较紧，有些学校在办学经费方面也有捉襟见肘的时候。家长委员会代表学校每学年组织发动家长开展募捐活动，家长基本上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如Garlin Gford男女混合中学，是一所普通的公立的完中。校长谈到尽管实行义务教育，但仍有80%的家长愿意为学校募捐。而学校在每学年年度总结报告中有专题内容：一是写清收到家长募捐钱额的总数，二是写清募捐到的钱的开支用途。年度总结报告家长人手一份。
家长委员会的成员大多为男性，为了体现母亲们对孩子、对教育的关心，各个州都成立了母亲俱乐部等辅助家长组织，配合家长委员会开展募捐等活动，争取为学校多筹集一些办学资金。
在澳洲，学校有一个共同的情况，那就是学校小卖部(也供应学生午餐)中都有人数不等的家长参与其间的工作，学生家长自愿轮流参加，义务为学校、为学生服务。有些学校还组织家长到校参加公益性的义务劳动。家长们没有因此而感到是一种额外的负担，他们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觉得应该为学校做些工作，体现出一种自觉的、主动的参与意识。
(2)关心学校整体发展的意识强。
学校的年度总结报告中都写到家长委员会参与学校管理所发挥的作用。如悉尼恩平男子中学(Epping Boys High School)的年度报告中写道：学校鼓励家长参与学校管理，学校有一个非常活跃和兴趣浓厚的家长组成的坚强核心，主要参加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参加市民联合会议和妇女联合会议;参与学校发展的消息发布会、家长会以及学校开放日、演讲日的活动;家长参与管理饭厅、教室以及协助进行阅读项目的管理;召开新教师、学生的座谈会，有的学生家长还参加高三年级的毕业典礼。
Hornsby女子精英学校的家长委员会的功能非常多，他们几乎参与学校所有的事情，工作非常好。
学校家长委员会积极热情地参与学校各方面的管理和活动，他们把教育看成社会中最重要的事情，认为孩子受教育的情况，不仅关系到孩子的利益、家庭的利益，也关系到国家的利益。为此，他们不仅仅关心自己孩子受教育的情况，更关心学校的整体发展。
(3)尊重学校、尊重老师、尊重孩子、尊重教育规律的意识强。
澳大利亚中学开设的课程名目繁多，内容丰富，教学的形式多样化，教学的自由度非常大。学生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多、空间大，可以选择学习的科目也很多。家长委员会及家长们尊重学校，积极支持学校开设的各类课程。许多学校设立了专项课程设置的捐款，用于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添置必要的设备和仪器等。
学校教师希望家长尊重孩子的选择，发挥孩子的个性特长，不要强制、强迫孩子做不愿意做的事。家长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教育环境和气氛中，接受教师的观点，学会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孩子的选择。学校教育观念的进步和家长教育观念的进步是同步发展的。
2.参与学校重大事情的决策。
(1)参与制定学校发展的三年规划、年度办学计划和年度总结报告的撰写工作。
学校的年度办学计划和年度总结报告完成以后，发给家长人手一份，增强学校办学的透明度，使家长了解学校的办学情况、办学质量和财政收支情况，并针对学校的情况，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从而使家长委员会能更好地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
(2)参与学校重点工程项目建设的决策及项目建设整个过程的管理。
如悉尼恩平男子中学，计划在最近两年要建造一所礼堂，为此成立了一个四人领导小组，其中有一位是家长代表。领导小组成员对礼堂建造的全过程要制定出周密的计划，四人分工负责其中的一项任务。家长代表负责资金的募集工作。这些工作都是义务的，但作为家长代表，他认为这是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乐意参与。
(3)参与对学校副校长人选的选择与决定。
澳大利亚中学副校长人选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本校教研室主任做出成绩后，晋升为副校长人选;二是向社会招聘。在选择和确定副校长人选的过程中，要成立一个考核领导小组，其中必须有家长代表参与。
从上述方面可以看出，家长委员会已经渗透到学校管理的方方面面，在提高教育质量，争取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学校的资助，推进学校教育管理等方面，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澳大利亚教师组织是工会性质的，澳大利亚教师联合会是全国性的教师组织，也叫澳大利亚教师工会，它有权召集各自为政的州教师组织聚在一起讨论某些特殊问题，评价某些活动的利弊得失，并制定全国的教育政策。通过这个组织，各州可以齐心协力，目标一致地完成全国性教育任务。澳大利亚教师联合会主要关注公立教育以及教育系统中的教师问题，向联邦政府争取额外的教育经费，调查各种教育问题，构思全国教师的合理工资结构。长期以来，该联合会赢得了教育界和社会的广泛尊重，它的意见引起了政府的加倍重视。可以预见，该联合会在教育领域的作用将与日俱增，广大教师将对它寄予更高的期望。
在澳大利亚，各州都建立自己的教师组织。组织名称各异，层次也有高有低，但都是教师工会性质的。新南威尔士州教师联合会是各州教师组织的典型代表。自成立那天起，它就是一个积极进取、努力参与和富有战斗力的组织。在提高教师地位的斗争中，被誉为各州教师组织的领路人或旗手。联合会的会员分散在各地方协会，按各人的工作区域划归各地方协会，各地方协会又分散在各学校教师工会。
教师工会在学校当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澳大利亚的每所学校都有教师工会，学校教师自愿加入教师工会，教师工会会员一般每年缴纳一周工资(有的每年缴纳150澳元左右)给教师工会。教师工会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一般学校有90%左右的教师加入教育工会，各州都有教师工会，每校有一名州教育工会代表。教师工会在人事上有较大的权力，参与选聘校长的四人委员会，对选择校长起着重要作用。教师只要不吸毒、不对学生性骚扰、不体罚学生，教师工会有权否决校长对教师的处罚。教师工会在经济上也有较大权力，监督学校的经济开支，限制校长随意奖励教师。他们认为同样级别的教师要拿同样的工资，享受同样的待遇，校长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借口，随意奖励少数教师。教师工会参与学校重大项目的论证、组织工作，参与学校的规划制定、总结报告的撰写。教师工会有权组织教师罢课，1999年已经有过几次罢课，2000年1月24日在澳大利亚国庆节前夕，又组织教师罢课，要求政府提高教师工资待遇，并声称当年度将以此作为教师工会的工作重点，直至政府妥协。
学校充分调动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发挥学生代表组织的作用，学生对教师有一定的选择权，学校在作出与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决定时，要充分听取学生组织的意见，充分发挥学生论坛的作用。
应该说澳大利亚的学校管理，注重从人出发，关心人、关心实现目的的人，考虑方方面面人的代表性;关心文化，关心学校自己的优良传统，努力创造实现教育目标的有利条件。这充分体现了学校管理的民主性，但是问题的另一面也要看到，澳大利亚教师工会有行会的特征，只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会费，它就为你说话，在高举维护教师合法权益的旗帜下，搞平均主义，教师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使得校长拿工作态度不好的教师毫无办法，一定程度上起着保护落后的作用。
澳大利亚学校行政管理的第二大特征是简洁。首先是管理层面少，管理机构简洁。学校设正副校长，一般一正一副，或一正二副，八个教研室(有的学校九个)，每个教研室设主任一名，校长和教研室主任组成校务委员会，实施学校的行政管理。学校会议少，目标单纯明确，效率高。学生会议每周一次，每次十分钟，由校长或副校长讲话，通报学校的有关情况。学校教师会议，每月四次，每周一次，每次会议一小时：第一周教研室会议;第二周全校教工大会，校长阐述自己的观点;第三周民主讨论会，全由老师发言，校长不发表意见;第四周学生问题讨论会。第三、四周讨论的问题反馈到校长室，校务委员会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在下个月第二周的会议上由校长宣布。讨论会上限时发言，一般3～5分钟，过时切断电源(澳大利亚参众二院的会议亦是如此)，以提高发言的效率。学校公文的起草也是简洁明了，让人一目了然。例如悉尼恩平男子中学的三年规划(2000—2002年)，非常简明扼要，有以下栏目：主要内容和要点、期待结果、关键活动、执行时间、负责部门和责任人。规划非常清晰，容易把握。学校的年度总结报告也一样，简明扼要，公式化，条理化，摒弃多余的赘言缀语，干脆利索。总结报告的内容包括：报告用途(一般两句话)和四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学校特点，内容主要包括学校简介、学生入学情况、教职员工状况、学校目前的优势和目标、学校学习科目和特点、家长参与情况、当地使用学校设施的情况、帮助学生的项目、社区给学校的服务和支持、财政收支、志愿者给学校的捐助、校长评语，每个要点用2～6句话概要小结介绍。第二部分是学生成绩和学校工作情况，包括学校和学生的成绩、学校的基础状况(学生原有的能力状况、学生发展状况)、初中生毕业情况、高中生毕业情况，每个要点用4～14句话介绍。第三部分是学校的发展目标，包括教育技术发展、学校教育发展、图书馆作用、学校物质条件、学生福利条件、特殊需要的学生的条件、学生参与管理、学生社团、环境等，每个要点用4～8句话来阐述。第四部分是学校的办学特色，包括教育需要的特殊要求、特殊规定、新技术手段和通讯设施、年级顾问委员会、学生志愿者和学生社团、师生论坛，每个要点用4～8句话介绍。年度总结报告总共12页，由五个人起草，包括四名教师、一名家长。
年度总结报告简洁明了，他们不做无用功，讲究实效，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以求工作高效。
澳大利亚早期是由政府和教会共同承担教育的责任。澳大利亚的教育受英国影响较大，有教会学校，有公立学校，它们之间常有许多矛盾产生，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态度也经过了支持与不支持的几番变更，矛盾也是多方面的。教会学校间也有矛盾。由于不同教派本身就有矛盾，为争夺下一代，不同教派的教会学校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教会学校与公立学校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教育观念上，即自由民主的世俗观念与宗教教义的矛盾，还有经济的因素等，如各州的政府曾几度取消对教会学校的资助，又几度恢复对教会学校的有限资助，条件是必须在政府注册，接受政府的领导与检查。
澳大利亚总共拥有10000所学校和300多万名学生。公立学校有7400所左右，私立学校有2500所左右。私立学校大多数是教会学校，其中天主教学校最多，70%的学生在公立学校就学，30%的学生在私立学校就学，私立学校的学生人数不断增长，引发了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的竞争。
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在办学方式、招生制度、特殊教育、政府资助上有相同和不同之处。
公立学校招收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不同阶层和不同区域的所有儿童，向他们提供相似的教育，各州之间很少有差别。近年来有所改观，教育部允许学校在统一教学大纲的框架内，有一定的课程设置权力。私立学校的办学风格千变万化。天主教学校由天主教教育办公室监管，按主教区开办学校。许多私立学校以英国公学为办学楷模，带有贵族学校的遗风。
各州的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都要接受统考，教学大纲是一致的，不过，宗教课程通常是教会学校的必修课。
公立学校有义务接纳所有申请者入学。私立学校大多提供住宿条件，入学是有标准的，取决于名额的多少、支付费用的能力、学业成绩、选拔考试的成绩、宗教派别等一系列标准。公立学校免收学费，但要交书费和杂费。私立学校收取学费和其他费用。州政府从财政收入中拨出大笔专款资助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也从政府(主要从联邦政府)那里得到半数以上的办学经费，联邦、州、地区政府都对私立学校校舍的建立和教师的筹备提供资助，其他开支依靠学生的学杂费支出。联邦政府大约承担1/5的政府办学经费，州政府承担4/5的政府办学经费。一般来说，进私立学校，每个学生每年要交7000澳元;进公立学校，每个学生每年要交300澳元。
由于近年来私立学校注重专业训练，注重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注意将个性发展与取得高分保持平衡，学术水平高，纪律严明，校舍漂亮，体育、艺术、戏剧和辩论等课外活动广泛，师资稳定，现在要进私立学校的人越来越多。以下是新南威尔士州1997年、1998年学生注册情况。(见下表)
新南威尔士州1997年、1998年学生注册情况(单位：人)
而在1970年代中期，私立学校学生占全部学生的比例仅为21%左右，进入私立学校的学生与日俱增，一个重要原因是校长负责制，教师任免权掌握在校长手里。
公立学校以前是由州教育部指定任命校长，后来改由经过一定的选聘程序，州学校教育委员会指定任命校长，一般是由有一定资格资历的副校长、校长担任，没有担任过副校长的，不能担任校长。公立学校的校长，没有教师的任免权，对不称职教师的处罚受学校教育工会的牵制。
澳大利亚政府虽然积极支持私立学校，对每所私立学校都根据学生人数予以一定拨款，但总体看来，政府是减少教育支出，花少量的钱，吸纳大量社会资金用于教育，办高质量的中小学校。这是一本万利的好事。
澳大利亚的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距离是澳大利亚的特点，就像山脉是瑞士的特点一样。”澳大利亚的面积有76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2400万(2013年统计)，大多数居住在沿海的10个城市中，是一个高度城市化的国家，内地人口稀少，满目荒野，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三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乡村、小镇间距离之大，造成了行政管理及教育上的问题。面对这种状况，澳大利亚政府对远距离教育一贯采取非常积极的态度，他们认为远距离教育不仅是澳大利亚普及教育的有力措施，而且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教育形式，同时又是一种节省教育开支的途径。开始是利用广播电台进行函授教育，雇用少量教师，每天负责播送广播课程，布置函授作业，并且批改学生寄来的作业。后来逐渐发展，运用电视、因特网进行教学，这种学校在澳大利亚被称为“信息交流学校”或“空中学校”。为弥补这类学校中低年级学生缺少人际交流的缺憾，学校要求学生定期到校面授交流，增进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情感交流。远距离教育既有初等教育，也有高等教育。远距离教育为偏远地区的人受教育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为因工作关系无法就读全日制学校，或因自身残疾无法正常入学的人提供了教育方便，实现人人都享受教育的权利。澳大利亚远距离教育源远流长，举世闻名。
信息技术的发展给现代远程开放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及时提高新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应用是现代远程教育发展的关键。目前世界上广泛应用的个人电脑、cd-roms及各种软件、Internet网络和电信网，为学习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手段和方法。新技术的远程教育模式在克服空间、时间、资源等方面有其自身的优势，代表着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势。
在空间方面，远程教育缩短了学校与学习者之间的距离，将数据压缩、文本、图像、音频及视频信号等高速传递到不同地点。在时间方面，教育机构在提供一些“实时”课程的同时，也提供一些“虚时”课程，即允许学生在方便时访问课程教学和教材，课堂外师生之间及学生相互间可以同步交流(在某指定场所或通过远程电话会议、Internet聊天室等)，也可以异步交流(如通过定期的信函、电子邮件、计算机公告版等)。在资源方面，近来数字图书馆、联机书店和计算机化的数据库的发展，使用户如在现场一般获得远程服务;课程主页(home pages)汇聚了众多有关资料，引导学生快速定位和连接，学生可通过下载来获取学习资料。目前，在澳大利亚除远程学习机构外，传统的大学正在有效地应用远程学习和独立学习的方式来推行其成本革命，远程教育已成为高等教育的主导方式，其结果是传统高等教育和远程高等教育形态之间的差异正在消失。如西澳的莫道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就可看作澳大利亚远程教育中的“综合模式”(integrated model)，即由分散在全国的高校聘用同样的教学人员，同时提供校内外两种模式(on-campus and offcampus)，提供同样的课程设置，授予同样的学历证书。学生可同时在校内学某些课程而在校外学另外一些课程。随着环境的变化，学生还可以在两种模式之间随时变换，最近的发展是两种学习模式都增加了计算机的网上学习(online computer mediated learning)。
选择远程教育的学习者往往有多样性和多层次性的特点。按学习目标的内容分类，青少年是为进入社会做好更充分的准备，成年人中有的为了求得更好的职位或胜任当前的工作，有的为了更好地承担角色，有的为了发挥自己的能力或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有的为了休闲、健身等。按教育类型分，有的为获取一定层次的学历文凭，只是为了不断充实自己，追求自身的发展。澳大利亚在远程教育中，力求满足不同对象的需求，有主要传授正规课程，培养专业人才，学生毕业后可获毕业文凭和学位的大学与高等教育学院;有通过远程教学传授非学历课程的高等技术继续教育学院，它们适合社会的需要和个人的愿望开设了广泛的课程，为技术、工业、商业、管理、行政等部门培养了广泛的人才。这些课程涉及面广，能帮助求学者更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澳大利亚每天有100多万人参加继续教育课程学习。这些课程的培养目标、设置和学员类别，呈多样化趋势。有面向移民的英语课程，有面向专业工作者的专业课程，有面向中青年的高等教育课程和职业教育课程，有面向大众的闲暇课程和兴趣课程，还有帮助人们交换工种和更新知识的短期培训课程。
远程教育应用卫星、电视、录像、计算机等现代通讯媒体实施远程教学，使学习的课程可以跨越时空，伸向受教育者所处的任何地方。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条件和职业需要选择专业与课程，通过各种渠道接受多媒体教学，以获得知识和技能。就教育对象来说，他们不受年龄、职业和学历的限制。所以，远程教育是发展终身教育，实现社会化学习的良好途径，是一个向全社会、全民族和人的终身全方位开放的新的教育体系。它的开放性是保证远程教育先进性的最为重要和核心的因素，它能使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和形式进行学习。
澳大利亚的中小学教育主要由各州政府负责，州与州之间的学制略有不同，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塔斯马尼亚和首都堪培拉地区实行小学6年制，南澳、北领地、昆士兰和西澳实行小学7年制。
小学教育一般从6岁开始，不过，孩子在5岁时可进入学校接受学前教育。在小学阶段，主要学科有英语、数学、科学技术、人文科学和社会环境(主要是历史和地理)、创造性艺术和实用艺术(主要是音乐和美术)、个人发展健康和体育(主要包括道德教育、成长过程教育、性的教育、营养学常识)等。小学除数学外，没有统一的教科书。
澳大利亚教育体制简图
中学教育一般从12岁开始，学制有6年制和5年制。中学阶段由7/8年级至12年级，学到10年级毕业后发中学毕业证书，相当于中国的初中毕业，学到12年级毕业发高中毕业证书。主要学科有英语、数学、科学、人文科学及其环境、外语(非英语)、技术性实用科学、创造性艺术、个人发展健康(含心理、生理方面的)和体育。大多数学校在10年级开始有选修科目，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将来的发展志向选读适合的课程，学生也可以与职业辅导员讨论应该修什么课。
澳大利亚的中小学实施义务教育制，15岁前的教育是强制性的。州政府颁布教学大纲，学校按大纲要求组织教学，学校根据实际情况，如果要增设课程，必须提交州政府批准，不得随意增减。
澳大利亚的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很有特色的，澳大利亚政府对成人教育的目标和政策是：所有成年人，不论任何背景和处境，不论任何年龄，都享有学习的权利和接受教育的机会。他们的理念是，终身教育是促进社区建设和整个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键，政府将尽力支持和满足地区与个人学习之需，以建造一支有文化、有技术、有活力的劳动大军。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是澳大利亚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方面的主力军。澳大利亚共有90个TAFE学院，1100个授课点分布在澳大利亚各州。它们不仅提供劳动市场所需的职业培训，也提供更高水平的专业培训。TAFE可颁发学业证书、文凭以及学士学位证书，其学分也被许多大学承认。比如新南威尔士州成立技术和进修委员会，为新南威尔士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这个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有：提供教育所需的基金(这种教育的主要基金来源是公共基金)，设置教学大纲，颁发毕业证书。委员会主要由教师、州政府教育部的官员、家长代表、大学代表构成。委员会工作非常民主，代表各方意见，独立领导，争取相关机构的支持。成人教育的教学原则主要有：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需要为基础安排课程，将学生的经历融进教学内容之中，协商式学习，进行相关及有目的的教学活动，发挥学生的自主能力，学生是积极的参与者，开展小组讨论式的学习。
澳大利亚大多数大学是依国会立法设立的，《高等教育法》于1990年颁布。澳大利亚共有38所大学，最著名的有10所，它们是：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墨尔本大学、莫纳什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阿德莱德大学、西澳大学、昆士兰大学、麦觉理(一译为麦夸理)大学、卧龙岗大学(一译为伍伦贡大学)。许多大学有好几个校园，每个校园进行不同的教学活动和研究不同的科研项目。各大学侧重点不同，但都提供各式各样的职业和专业课程，学生可获得从副文凭到博士之间不同的学位。澳大利亚大学采用学分制，获取不同的学位需要修满所规定的学分。学习方式比较自由，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而定，有全日制学习、半日制学习、网上学习、远距离学习等。大学学制一般3年，双学位或有些学位需要4～5年。一年有两个学期，每学期之间还有一到两星期的间歇，有些学校在12月到来年3月的暑假里也安排课，以使学生节省时间，早日毕业。大学录取主要根据州政府所组织的高中会考成绩加上平时成绩。各校有不同的录取分数线。据悉，录取方法将有所改变，以后学生可直接参加报考大学的考试，学校根据学生的考试情况以及各专业名额录取学生。据有关调查显示，澳大利亚本科生完成学业率为60%，日本是90%，英国是81%，美国是63%。澳大利亚未完成学业率最高的是农业和艺术专业的学生，最低的是卫生健康和兽医学专业的学生。
澳大利亚大学的录取制度比较灵活，许多研究生课程都对没有学位的人士开放，申请者具有相关工作经验和其他资历，也可以被考虑录取。研究生的教学时间和地点也比较灵活，很多课安排在晚上，有些课浓缩到周末或在工作场所上课，以方便学生。
澳大利亚的大学具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设备，平等的师生关系，和谐的课堂气氛，多样的教学活动，灵活的教学方法。特别突出的是，他们学制灵活，构筑了人才培养立交桥，秉持终身教育的理念，随时可进各类学校，无论是八十老翁，还是二八少年。
中国同澳大利亚教育体制对比简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