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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江苏苏州一中教师。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苏州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专著《语文美育叙论》《教师职业幸福的秘密》等，编著《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教育照亮未来——民国八大教育家经典文选》《李泽厚话语》等。
教书：从各种“声音”中，悟出教育教学的门道
朱永通： 杨老师，记得之前在审读你的随笔集《教师职业幸福的秘密》时，我和你一样，被《一个无法忘怀的故事》中那个让你刻骨铭心的故事深深感动了。在《生活的馈赠》一文里，这个故事曾引发了你思考教师职业的意义。在《一个无法忘怀的故事》一文中，你对这个故事的思考又深了一层：教师的人格魅力关乎职业幸福，关乎学生的健康成长。同样一个教育故事，在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引起的思想“反应”往往也不同，而这恰恰是教育故事的价值所在。
杨斌： 的确如此。这个故事我已经在不同文章中谈过多次，每次谈起这个故事，连同讲这个故事的人以及讲故事的环境气氛，都会一同涌上心头。记忆，真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事，记忆什么，铭记什么，遗忘什么，选择性和指向性很强。
那时，我回到我中学母校灌南县张湾中学工作，和陈晓滇老师是同事——他在学生中声望极高，也是我中学读书时非常崇敬的老师。我们都住在校园里，是邻居。那年春节，天寒地冻，雪花飘飘，我到陈老师住的茅庐之家拜年。围着一个大火炉，我们海阔天空地谈，引出这个故事：“文革”期间，江南某地一中学生在“武斗”中受重伤。生命垂危之际，这个初二学生向家人提出要求，想和曾经朝夕相处的全班同学见上最后一面。此时，班级正分成两派，森严壁垒，势不两立。谁能把这对立双方的“革命小将”从硝烟弥漫的壕堑中拉到一起呢？学生家长想到了他们的班主任。这位被双方的“革命小将”多次批斗、此时正赋闲在家的老师，听到学生的这个心愿之后，二话没说，开始行动。他走东串西去游说动员，硬是凭着自己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把全班近50位同学一个不落地聚集到这位中学生的病床前，满足了濒死少年的最后心愿，让他含笑离去。从此，“武斗”双方也化干戈为玉帛……
这个故事的主角，那位班主任，就是陈老师的弟弟。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感动。感动之余，我又总想参悟事件背后蕴含的“声音”，可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这个埋进我心田的故事发出的“声音”：是什么东西唤回了那一群迷途“羔羊”？很明显，是老师的人格魅力。
人格是什么？人格包括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但又不止于此，它还指一个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一是知识的影响，二是人格的影响。前者自不待言，后者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其实，教师的人格对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的影响，比起知识的影响，可能要更巨大，更深远。
朱永通： 我也从这个故事中获得诸多启发，比如，我想到：今天，当我们津津乐道于学校的精细化管理、制度化管理时，切莫让“人情味”淡薄，乃至消失。学校应该是一个重“人情”的地方，所谓“人情”，是指彼此默契、彼此关怀的人际关系，而非漠视基本规范、拉帮结派的庸俗化的人际关系。
此外，我还想到，学生的目光往往会越过一个个具体的学科，聚焦在一个个师长的身上，所以，言传身教是整个教育天然的组成部分，不容忽视。当然，这也包含在你所说的教师人格这个话题范畴里。
杨斌： 学校应该是最讲“人情味”的地方，因为我们从事的就是培养人的工作。有人说过，“文学就是人学”，其实，教育才是真正的“人学”。再精细化的管理制度，也代替不了彼此默契、彼此关怀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也会转化成影响学生的隐形的教育资源。
一个好教师，应该具备两个魅力：一是学科魅力，让学生喜欢你的学科；一是人格魅力，让学生喜欢你这个人。学校管理在教师发展上的着力点，应引导教师不断塑造和丰富自己的这两个魅力；制度设计，也应该在这两个魅力方向上去引领。
朱永通： 其实，教师发展有其复杂性和偶然性。人的生命是一种偶然，同样，人的成长过程也充满了偶然，比如，你一辈子遇到什么样的人，往往能丈量出你能走多远，而遇到什么样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偶然。所谓良师益友，其实是人生中的一种偶遇，无限美好，且让你受益无穷。你在《生活的馈赠》一文中提到，走上讲坛不久，你幸运地遇到了李坦然老师，这个美好的相遇，决定了你在教育教学上的起点。今天的社会比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显然浮躁多了，年轻教师的发展看似机会很多，其实，真正有益于他们健康发展的因素不多，比如，同行间互相切磋、共同鞭策、一起研究的氛围好像淡了许多。
杨斌： 人生确有许多偶然，但让偶然成为一种机遇，则在于人的主观努力。李坦然老师是我在灌南县中学工作时的同事，语文教研组组长。1985年，我和李老师刚好执教同一个年级，听他的课便成了家常便饭。几节课下来，我发现李老师的课与众不同，没有流行的从时代背景到段落大意的固定模式，也没有刻意追求什么教学的重点、高潮，更难得见到盛行于当时观摩课上的教师像演讲者又像演员那样的慷慨激昂之态。一切，都来得十分自然，也十分流畅，像乡间的小河款款流淌，浸润其间的是对语言、对文字、对文化的品味和赏析。记得有一次，听李老师讲《为了忘却的记念》。稍作介绍之后，李老师即让同学们读书。这在讲风颇盛的当时，可是不够时髦的事。读了一阵子的书之后，开讲第一段。李老师挑出了两个词语让大家进行比较：为什么“悲愤总时时袭击我的心”，而要摆脱的却只是“悲哀”？一个小小的问题，一个小小的角度，却一下子抓住了文章的核心内容，激起了课堂上的一潭活水。同学们的讨论非常热烈，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若干年以后，这个经典的例子变成了课本后面的一道习题。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语文，原汁原味的语文，脱离了种种概念和现实利害的语文。
要知道，老先生可是19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大三时已在《文史哲》发表了9000多字的长篇论文，读大学时就曾参加过《现代汉语词典》《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他的同班同学谢冕、张炯、孙玉石一个个都成为中国文艺评论界的“大腕”人物，而他，却因1957年那人人皆知的原因，一直在中学语文教学的园地默默耕耘。
我幸运地“听”到了李老师的许多声音。从课内，到课外，从理念，到操作，从有声，到无声。我从李老师的“声音”里，悟出了教育教学的许多门道。受李老师的影响，我也始终追求一种朴实无华的教学境界：不瘟不火，其乐融融。
我以为，不管身处哪个时代，青年教师，只要谦虚和用心，总能从身边的人身上学到许多许多。如果缺少一种虚怀若谷的开放心态，哪怕今天听这个讲座，明天学那个名师，也是很难有多少益处的。
真正的学习，是一种默察和省悟，贵在用心体会。而且，要有自己的教学理想和教学追求，因为理想和追求会带来一种向上的动力。
读书：聆听大师的“声音”，努力走出自己的路
朱永通： 你谈到的教师要有开放的心态，这很重要。一个人能否真正开放，跟他是否有独立的思想品质直接关联。
读书，是一颗心灵聆听另一颗心灵发出的“声音”，并努力与之对话的过程，这是每一个人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发现，教书之余，读书成了滋养你的精神的重要途径。
杨斌： 一个在“文革”中度过中学时代的人，其实大多是没有什么底气谈读书的。但我对你提出的问题有同感，因此愿意聊一聊个人阅读史。你的问题也让我回忆起一些差不多被遗忘的往事。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小时候上过短时间的冬学，应该是农闲时的识字班吧。舅舅是小学教师，家里会有一些文艺类杂志，母亲常带回家来“剪鞋样”用。那时，我曾对母亲提出，必须先让我看完之后，才能开“剪”。我就是从那些旧杂志开始最初的阅读之旅的，那是我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吧。我的第一本课外书，也是舅舅带我到县城的新华书店买的，大约是小学四五年级吧，现在还记得书名叫“冰凌花”，是儿童文学读物，书里介绍的东北兴安岭、兴凯湖的神奇风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可算是我第一本正式的启蒙读物。记得我在四五年级时，就曾自费订阅《中国少年报》，这在当时的农村小学，应算稀罕了。
“文革”时精神饥荒的痛苦体验，是我后来从事语文教学的一种内在动力。我总是力求在基础知识之外，为学生寻得一些教材本身具有的文学元素，力所能及地让学生感受一点文学之美！我觉得，这是语文教师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
高中毕业后，我回乡务农。一年之后担任民办教师，在单位有机会读到唯一一份报纸《光明日报》。舅舅的单位是靠近县城的公社中心小学，有多份报纸，尤其是有一份标明内部订阅的《参考消息》。我常常利用星期天去走亲戚，其中一个重要诱惑就是看报纸。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师范。赶上了读书好时光，如饥似渴，“恶补”各种书籍；无奈在校时间太短，因为教师队伍青黄不接，我被提前送到了教学一线。工作期间，我报名参加了《诗刊》和《光明日报》的刊授大学，前者是因为“诗人梦”，后者是为了学中文。后来，又读了三年本科函授，总算比较完整地接受了中文本科教育。
朱永通： 读书无非博览群书和专精研究二途，你后来好像走的是专精一途，从集中研读李泽厚的著作，到援引其“美育”观点到语文教学研究中，再到动笔写李泽厚的研究文章，你并不满足于享受“声音”的美妙，而是努力走出自己的路。你是在李先生“声音”的滋养下，一点点磨炼出自己的思想，找到自己的路。这个过程，不仅是你思想上“偷光”，而且是你努力“发光”的过程。
杨斌： 其实，你这“两途”我是都挨不上。说博览群书当然不敢，说专精研究岂不贻笑大方？读师范时，我们班主任张维旭老师有句话，多年来我一直铭记：“语文教师应该是个杂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张老师是学历史的，但他的文选精读课却上得非常精彩。大概也是得益于他的读书之杂吧。
对李泽厚先生的阅读及与其的交往，我已在《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一书后记中进行了细谈，这里就不详说了。的确，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无论是读书，还是做人，无论是思想方法，还是文笔文风，李泽厚先生都给我以启迪和教益！“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还是借用古人的话来表达我的景仰之心吧！
我倒想起了一件事，似乎可以解释我为什么忽然对李先生的著作产生了兴趣。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说过，是徐州师院印锡华先生的美学课让我对李泽厚产生了兴趣，是第一次单元考试印先生给的高分鼓舞激励了我。这些都是事实，也部分解释了我爱上李泽厚的原因。仔细想起来，还有一个故事值得说说。1970年代中期在当民办教师时，有一次到公社中心小学开会，发现中心小学有个可以借书的地方，几个上了锁的书橱，立在校长的宿舍兼办公室里，每位教师每次可以借一本。那时“文革”尚未结束，读书仍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隔着玻璃门，我激动地选中了一本外国书——《没有地址的信》，凭着直觉，我认为这是一本小说，当时我只对小说入迷。我向校长借了这本书。回到家才知道，根本就不是小说，而是一本谈艺术起源的纯理论书。反正也没书读，将就着看看吧。就这样，硬着头皮读了下来，没有读懂多少东西，那个稀奇古怪的作者名字也没有记住。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名著《论艺术》，也译作《没有地址的信》。或许是在这里受到了最初的美学启蒙吧，渐渐对理论书籍有了一点兴趣。读书如同播种，是有季节的，在适当时候播下种子，口味就会慢慢形成；误了季节，就难有未来的收获。后来，碰到了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一下子就迷上了他的书，从思想到文笔，沉醉不知归路！李泽厚先生是一代大师，是20世纪中国走向世界的寥若晨星般的学者，我至多算是先生的一个“粉丝”吧！
朱永通： 你过谦了。关于读哪一类书能真正滋养人的精神，
董桥曾有此妙喻：“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是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的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在你看来，青年教师在成长过程中应多读哪一类的书？
杨斌： 呵呵！董桥的这个比喻很俏皮，也很贴切、生动。我首先想说的是，在我的眼里，李泽厚的书虽然是学术著作，大致可分为哲学、美学、思想史三类，但却是风韵盈盈，根本无需强打精神，而十分容易渐入佳境。李泽厚既有妻子般相伴终身的经典价值，也具诗词小说惊若天人般的迷人魅力。有人略带夸张地说过，1980年代，走进任何一所文科大学生宿舍，你都能发现有人在读李泽厚。所以，我选编了一本《李泽厚论教育 人生 美——献给中小学教师》，推荐给今天的青年教师。
当然，读书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大致说来，青年教师应关注三方面的书。一是学科类的根本书籍，即我们通常说的专业书籍；二是教育教学素养类的；三是思想方法类的。李泽厚的书当属第三类。一般老师可能会重视第一类，轻视第二类，忽视第三类，我认为三类都怠慢不得。举一个第二类的例子吧。
20多年前，我在一所乡村中学担任教研组组长。说真话，初上讲台的我，还真不知道教研组组长应该如何去做，特别是每周一次的集体教研活动，总是觉得内容空泛，流于形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粗读下来，觉得其中有很多富有启发性的内容，比我们在师范院校学到的教育学要具体、鲜活、生动得多。我如获至宝。从此，教研活动中的一个常规内容，便是共同学习这本《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每次读一点，然后大家议一议，不拘一格，畅所欲言，感觉收获多多，启发多多。可以说，苏霍姆林斯基是给予我深刻影响的第一位教育家。
出书：著书立说，尝试站立于自己的“声音”中
朱永通： 阅读、写作，本来应该是教师再寻常不过的习惯性生活，可是，在今天的学校里，坚持阅读、写作的教师却凤毛麟角，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杨斌： 教育教学工作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繁重的工作之外，我们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为什么要书写？因为这与专业发展息息相关。教师工作要求我们不断学习，不断反思，在学习和反思过程中，求得教育素养的提升和发展。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成为学生爱戴的教师，那你就要努力做到使你的学生不断地在你身上有新发现。你要像怕火一样地惧怕精神的僵化。”也许，教师教育书写的真正意义就在这里——避免精神的僵化。读书学习，总结反思，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标。经常听到一些同行说，工作那么忙，为什么还要我读书和写东西？我能教好自己的学科就行了，我教的课考试分数不差就行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从事的是一项精神交往的工作，教学工作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一种交往，而且主要是一种精神交往，要努力做到让你的学生不断地在你身上有新的发现。在我看来，这应该是教师的天职，尽管外界纷扰不断，也应坚持。
朱永通： 从第一篇毫无功利心的教育文章，到出版两本个人专著，在这一精神历程中，你是否尝试过发出自己的“声音”？
杨斌： 虽然这些年在教育旅途上且行且思，未曾间断，但说真话，之前还真没敢想出书的事。第一本书《语文美育叙论》是被我们校长“逼”出来的，当时的周春良校长要我这个教科室主任带头“著书立说”，没办法，我硬着头皮回首来路，作自己的教研总结。书稿完成之后我才发现：尽管几乎都是整理旧作，但还是等于把这些问题重新思考了一遍，感觉收获匪浅。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跳出了过去对许多“点”问题思考的局限，对语文“美育”有登高一望、豁然开朗之感。
第二本专著《教师职业幸福的秘密》，则完全是一种自觉行为。这是一本教育随笔。千百年来，人们对教育有过或宏大或细微的太过丰富的研究和言说，但是，作为教育活动最重要的劳动主体，教师自身的劳动体验却还远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教育学的重大缺憾。当然，这个缺憾可能不完全属于教育学，也许更多的是囿于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只有当人们高度重视劳动者自身的幸福感受时，才会从劳动主体的角度探讨如何从劳动过程中获得愉快的体验，即本书所说的教师职业幸福。其实，教师职业幸福不仅仅属于教师，或者说首先不是属于教师自己。教师职业幸福的重要前提，是成功的教育教学劳动；而成功的教育教学劳动，首先受惠的是学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教师的职业幸福，也就不可能有学生学习生活的幸福。这或许是我这本教育随笔最为主要的“声音”。
朱永通： 从2005年出版《语文美育叙论》，到2012年出版《教师职业幸福的秘密》，你的目光越过学科教学，深情地眺望整个教育，你尝试发出自己理智的声音。同时，你又编选了《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教育照亮未来——民国八大教育家经典文选》等书，在这些选本中，寄寓了你怎样的情怀，即你有哪些自己的“声音”隐藏其间？
杨斌： 我一直抱持“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的处世原则，但我的这一点心理秘密，还是被你发现了。的确，这些年我是在有意无意地“走出学科”，我们的许多教育问题不在于学科，或者说不只在于学科，因此，只在学科内部纠缠不休，可能于事无补，于是，我尝试着对教育“发言”，不过，“发言”的方式有些特别。
这是受中国文论的启发。中国古代文论有多种体式，譬如论文体、专著体、书信体、评点体等，另有一种重要的文论体式叫编选体。《诗经》就是编选体。选本的主体内容，当然是入选别人的文章，但它代表了编选者的观点，有时编者也可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在我编选的书中，寄寓了一些我自己的教育观点，这在书的导言中都有或详或略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