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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朱永通
朱永通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策划部主任
2014年秋天的一个上午，我在江苏常熟石梅小学讲课。第二个半场临结束前，后排突然有一位男教师站起来，头扭向墙壁上的时钟，先用手指指，接着向我使劲摇头。我冲那位老师笑笑，下意识地走到讲台前，拿起手机一看，天呀，比预定时间整整超过了半个小时！我赶紧道歉，简单总结完即宣告讲座结束。
午饭时，顾泳校长解释了时钟不准的原因：学校统一采购的都是“便宜货”。我笑着说，我到过许多学校，发现很多时钟的时间都是不准确的，只要留意观察班级、办公室、多媒体教室等处的挂钟，还有校园里的建筑时钟、花坛时钟，乃至室内外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时间，就能发现这一点。
那么多学校的时钟不准，表面上看，可能是“便宜货”惹的祸。但往深处思考，就会发现这与我们的文化熏陶密不可分，所谓 “从文化中来，到性格中去” 是也。美国传教士明恩溥（1845—1932）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曾谈到，漠视时间和漠视精确，几乎是中国人的天性。
吊诡的是，我们时不时搬出“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等古人箴言，谆谆教诲学生要珍惜时间，却对学生随处可见的时钟之快慢视而不见。受明恩溥启发，我想到：今天教育之平庸，离不开一个被长久忽视但必须直面的事实——漠视日常生活中具体事物的教育性，进而漠视日常的教育。我们太习惯于伟大、崇高、抽象的道理说教，却不把叫出周围事物的名称、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作为日常的功课。
对日常生活的疏远和陌生，使我们逐渐丧失了挖掘具体事物的教育性的能力。回到时钟这个话题来探讨。本来，时钟是学生再熟悉不过的日常事物，如果我们对它有教育介入的意识，则可挖掘出蕴藏其中的丰富教育资源。小学低年级，可在教室挂钟旁边贴一字条，上书“时钟”二字，让学生随物识字，加深印象，并对时间有初步的认识。这个方法，已有不少教师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小学中年级，可把提醒学生珍惜时间作为纸条的主要内容。去年，我在深圳龙岗外国语学校三年级一班有一个惊喜的发现：黑板右上方的小时钟旁边，贴了张写有“做时间小主人”的“提示”纸条。这是细心的王秀丽老师的创意。小学高年级，学生长大了，即将告别小学，步入中学。时钟旁的纸条，内容可变为“逝者如斯夫”之类，与学生的生命体验建立联系，让他们对时间有更深刻的理解。到了中学，时钟的教育内涵，可拓展到飞扬青春、追求理想、人生规划等方面。待上了大学，可在时钟上寄寓丰盈心灵的人文精神。在台湾大学的椰林大道，有一口为纪念台大第四任校长傅斯年而铸的“傅钟”。上下课时，“傅钟”敲响21声。为什么是21声呢？此中深意源于傅斯年的一句哲言：“一天只有21小时，剩下3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时钟在那儿，教育那些必需的东西也在那儿，关键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面前是否足够机敏。审思这些年来的中国教育，最大的遗憾在于，我们把日常生活抛在一边，却炮制了无数的理论与模式，整天叽叽喳喳，没完没了。
教育无须故弄玄虚，它就在日常生活里。许倬云先生在《许倬云谈话录》一书中如是回忆父亲的影响：“我父亲知识面非常广博，对我教育，其实就在日常的谈话里。”看似不经意的日常谈话，一旦被幼小的心灵保存，极有可能在漫长的岁月中，发酵成影响一辈子的东西。作家毕飞宇曾在受访时谈道：“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76年夏天，在中堡中心小学的梧桐树下，聚集了很多乘凉的人，我和一个小伙伴在那儿吵一个什么事情，我们的声音比较大。父亲突然走过来，说：‘你刚才那些话有没有逻辑性？’这句话让我觉得自己犯了很大的错误。”毕飞宇接着感慨道，父亲对思维品质一直都有很高的要求，即使在日常生活里，也处在批改作文的状态，总是给他提要求。毕飞宇始终认为，好的作家应当是想象与思辨并举的，人物的形象、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可以靠想象，可是人物性格的走向、人物内部的逻辑，却非想象可穷尽。他说，他后来写小说，占了父亲的便宜，小时候父亲对他思维上无意识的日常训练，让他获得了整体认知世界的抽象能力。
日常教育在一个人的成长历程中无处不在，并无时无刻不在形塑着人的精神气质。今天的教育，要紧的不是关起门来，假装崇高和神圣，也不是盲目地冲出去，热情拥抱各种潮流，而是要让日常生活滋养每一个人的细胞。
我曾戏称，教育要有“俗骨”。教育者若目中无人，惟谷而已，就是吃白饭了。日常的教育，倘无人情的伦理润泽其中，则难以避免庸俗化和粗鄙化，乃至演变为戕害心灵、禁锢思维的灾难性行为。
这种灾难性行为的伤害很多是隐性的，太多的教师因此习焉不察。殊不知，它虽不一定即刻爆发，却可能绵延于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一朋友的女儿小C就读于某中学七年级，参加了该年级某老师亲自组建、负责的“《弟子规》班”。学校即将召开运动会，某老师决定让“《弟子规》班”在开幕式上集体亮相，统一穿汉服，吟诵《弟子规》。小C跟班上的几个成员接到班主任通知后，兴冲冲地前往专用教室参加彩排。谁知，某老师见到小C她们，黑着脸说：“回去，回去，你们老师是什么眼光啊，尽叫些歪瓜裂枣过来！”原来，为了让“《弟子规》班”的方阵出彩，某老师要求各班的成员需符合如下标准：1.身高一米六五以上；2.长得眉清目秀，最好是“帅哥靓女”。而小C的班主任误以为只要是“《弟子规》班”的成员皆可参加。这个事件，在某老师看来，似乎无伤大雅，压根不会放在心上。然而，它对孩子的伤害却实实在在发生了。显性的伤害是，小C好几天怏怏不乐，吃饭无味，睡觉不香。父母循循善诱，小C才道出实情。经父母开导后，小C解开了心结。事情虽过去了，但隐性的伤害还是潜伏了下来。一是，某老师当众嘲笑小C的班主任和学生，哪怕是一句玩笑话，也有违专业伦理，因为它传递了诸多负面的教育价值，比如对人先入为主的偏见，以及歧视和不尊重。二是，某老师自以为是的审美标准，极有可能累积为破坏学生审美素养的思维“毒瘤”。
所以， 对“众生”来说，让教育多一点“俗骨”，多一点“日常”，应该是不错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