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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_周勇
周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年正月初七，看到台湾音乐人陈升的文集《一觉醒来是歌星》，想起2009年有段日子曾很喜欢听他的歌，有《风筝》、《然而》、《北京一夜》，还有《二十岁的眼泪》，于是便开始认真读他的文集。
集子有三十几篇文章，最先读的是《和自己私奔》。题目迷人，开头也不俗：“一个丰富的人，应该要有许多声音的记忆。”从“声音的记忆”入手诠释人生的“丰富”，让人眼前一亮，也令人对作者有什么样的声音记忆感到好奇。他说，当“《小雪》这样的歌响起来的时候，即便身处在五颜六色的舞台上，却总是不自觉地想要欠身抓一把及膝的深雪”。
这样的歌声，还让陈升想到“北极村的那个下午，小雪推着脚踏车来村子里头找弟弟的情景”。接着陈升又记起，“‘恨情歌乐团’的几个家伙，挤在机杼声的火车包厢里，望着窗外冰封的雪原，在香烟袅袅的吉他声中，低诉男人无可名状的心声”。
从舞台上情不自禁地“欠身抓一把及膝的深雪”，到“那个下午，小雪推着脚踏车来村子里头找弟弟”，再到几个音乐伙伴“挤在机杼声的火车包厢里”，一首短歌便汇集了诸多无法忘记的记忆，难怪陈升会刻意自勉：“一个创作的人，应该要有许多丰富的记忆或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制造许多丰富的记忆。”
说完自己的记忆主义音乐观，陈升正式写起他的“私奔”记忆，就他一个人。“当他想从现实中逃遁时”，便会只带自己“私奔”，地点是望安岛。他连自己搭乘的小飞机起飞时的情景都记得清清楚楚：“多尼尔在跑道头轻巧地迎着南风又兜了一圈”，他“斜靠着窗子，望着跑道上奔跑着的牛群。一股甜蜜的感觉，像嚼碎了的包着白兰地酒的巧克力糖那样，在胸臆之间温暖地晕染了开来”。
只带自己“私奔”，让记忆本已很丰富的陈升又多了一重刻骨铭心的记忆，其中有大都市里见不到的草根人，他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让陈升看到了另一种文明与生存方式。最后他说：“和自己私奔，只需要一点点的任性就够了。”这样的结尾也能打动长期在体制里求生，连“一点点的任性”都没有了的人。
好的音乐创作，是为了表达自己曾经有过的经历与体验，因此作者必须不断丰富自己的经历与体验。好的学术与教育创作何尝不是如此？所以，在大中小学体制里做学术、做教育的人也应不断丰富自己的经历与体验，并将其做成能够悦己动人的好学术与好教育。那么，大中小学的无数“学术”和“教育”成果中，有多少是由作者真实感人的经历与体验汇集而成呢？
还是继续看陈升的散文吧。这次我选择的是《睡在那片美丽的蓝里》。评论界说陈升很会写文章，确实如此，读完《睡在那片美丽的蓝里》，就像是看了一部电影——而且是那种只有杨德昌或侯孝贤才能拍出来的“新电影”，里面有许多小人物在“财团”、“官僚”等大人物制造的经济社会发展洪流中求生。尤其有趣的是，小人物中，有一位是台湾大学的夏教授，他试图动员陈升一起做件有意义的事。
最先出场的是陈升。“高高在上的大老板”骂他是“死脑筋”，明知“普罗大众要的是什么歌”，也“不照着做”。陈升回道：“每次进了录音室，就像乩童起乩似的，不由自主地玩了起来。”之后是“大老板”更粗暴的责骂：“我现在就告诉你，起乩的时候朝人多的地方疯了去，人家才会知道你的神是住在哪间庙的，人家才会往你的庙里去烧香，去扔香油钱，懂了吗？”“懂了！懂了！”陈升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在骂“懂个屁”！
为了让读者明白，如果顺从“大老板”，便对不起和他一样坚持的音乐人，陈升让他的一位贝斯手朋友出场。这位朋友曾说：“我除了弹贝斯，实在什么也不会，哪一天我的贝斯死了，我也就死了。”回忆完朋友的话，陈升开玩笑说，他本可以“朝那人多的地方疯过去的”，但他身边有不少贝斯手那样的“坏朋友”，老是让他“在前往天王的路上不断地跌跤犯规”。
第三个出场的小人物是前文提到的台大教授，他被陈升视为“坏朋友”的代表。当陈升正在为如何省钱做新专辑犯愁时，教授派来一位学生，带着“一堆七股潟湖的资料”， 来动员陈升一起做件事。学生一进门便慷慨陈词：“南部两个空心财团，想要比照台塑的六轻，在七股潟湖填海盖七轻和钢铁厂。不但要让稀有的黑面琵鹭灭绝，更可能毁了七股潟湖的自然生态！”
看到义愤填膺的学生，陈升觉得，那位“教授一定给他下了很多的毒”。这当然是玩笑话。那位学生继续慷慨陈词：“我们要发起抗争，你看那位首长说的什么话？他说，‘到底是人重要，还是鸟重要，死几只鸟算什么！’”这次陈升火了：“他真的这么说吗？他真要这么说，我就偏要觉得鸟重要了。”
学生走后，陈升决定采取行动，但他吃不准那位教授的为人和意图。在前往嘉义、台中做巡演的路上，他问乐队里的朋友：“你觉得那姓夏的可信不可信？”朋友说：“教授都是个屁。”陈升不会这么极端地评价教育界的人，但却“为现在学校里能教出什么玩意来感到心寒”。
在台南演出时，陈升曾“在舞台上趁着歌的空隙问台下几千个学生”，有谁知道“七股潟湖在哪”，结果“也就稀稀疏疏的没几个”。七股潟湖就在台南，台南数千学生竟没几个知道。陈升怎能不去怀疑，“这教育，是教的什么呢？”是啊，面对恶事骤起的台南，各学校到底在教些什么东西呢？
不过，陈升相信了那位教授是真的想保卫台湾。得知花莲水涟那边也来了“什么财团”要盖发电厂时，他给教授打了电话，“问明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教授说：“这些所谓的财团，去盖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真的要为长远的台湾将来谋福利。”
教授还让陈升“回忆北台湾金瓜石那片阴阳海。那路的上头不就是一大片人去楼空的炼钢厂吗，现在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不能喝的水，不能游的恐怖海滩和一副看起来像是锈烂了的巨大骷髅头建筑。财团们都只是拿建设来当幌子，跟地方，跟当局借钱，然后再把烂摊子丢给当局”。
给教授打电话是在一天夜里，当时陈升正在赶往水涟海滩的路上，而且是一个人。他说：“我总是在夜空下的车子里，忘了自己要来去何方，而且觉得自己的渺小。”
抵达水涟那片将被破坏的海湾，已是第二天正午时分。陈升“远远地望着那一湾海水，天气非常的好，那蓝，蓝得叫人隐隐地心痛了起来”。独自在沙滩上行走的陈升拐了几个弯后，看到了“山坳边上的一片坟堆”。第四个小人物出场了：坟堆中有一块墓碑，墓碑上有一幅女孩头像，陈升“转头就看见她在那儿笑着，笑得很甜地镶在一片陶瓷片上”。
“算算碑上她生日、殁日的刻字”，陈升发现，女孩“在十岁那年就离开了”，“十岁的女娃，多叫人心痛”。看着小女孩“圆圆的笑得很甜的脸”，陈升想，“现在她睡了，睡在这片美丽的蓝里，睡得也一定很甜，很甜”。这样的想法让陈升决定反抗到底，让小女孩永远睡在这片美丽的蓝里。他对小女孩说：“我们说好不搬家……说好不叫人在这里盖电厂……好吗？”
泣不成声的陈升“跑到海滩上，对着那片蓝大哭了一顿”。回来路上，他又给那位教授打电话，告诉对方：“如果有人想在水涟盖电厂的话，我就指名道姓地写首歌，到处唱去，最好还要流传一百年，让他永远都不能翻身。”
接下来的情节是，“在南台湾的夜空下”，陈升和一群乐队朋友开着“十几部车”，赶往七股潟湖。抵达后，想到美丽宁静的大海将遭破坏，此前那位曾说“教授都是屁”的朋友又发起了牢骚：“有没有常识呢？那些财团是不需要常识的，但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们，有没有一点常识呢，你说？这些家伙，就死要钱，一个台湾搞成这个样子，还要再搞下去。”
牢骚发完，《睡在那片美丽的蓝里》这篇“新电影”般的叙事便结束了。“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官员”也“没一点常识”，陈升显然仍在质疑：“这教育，是教的什么呢？”仿佛教育界所做尽是没有意义的事。但他忘了，音乐界也并非都像他那样，而教育界无论多么苍白无趣，还有像夏教授那样的教师在努力做点不一般的事情，而且他和陈升努力想做的是同一件事。
进而言之，在“财团”、“官僚”等大人物主宰的宏大经济社会发展中，夏教授、音乐人陈升等小人物均得疲于奔命，才可能撑起各自的小小发展，但他们仍做出了不少有意义且值得骄傲的大事，其中之一便是“环保”。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自己及身边的教育界同仁曾经或正在做些什么样的事，从中能否界定出和“环保”一样令人骄傲的意义？如果能的话，就可以像陈升那样说上一句：我们也曾“为自己制造许多丰富的记忆”，虽然我们或许无法像陈升那样，“想从现实中逃遁时”，便来一次“和自己私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