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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_林茶居
照我不是很全面的了解，体育被作为一种教育方式与人的发展联系起来，或许是从卢梭的《爱弥儿》（出版于1762年）开始的。随着近代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要塑造健全人格，除了可以通过纪律教育，还可以藉由集体游戏。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滥觞于一所叫瑞格贝的学校，有两种游戏（体育、竞赛）项目逐步成为公立学校学生的必修课：一是足球（橄榄球），一是板球。
就起源来说， 体育运动与军事文化相伴而生。 英国生物学家、教育家、《天演论》作者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阿尔杜斯·赫胥黎在出版于1937年的 《目的与手段》中说，“竞赛的团体活动可以培养毅力，增长勇气，启发公平的观念与恪守规律的意识，习练协调的合作”，但如果“运用不得法，则足以鼓励个人与团体的虚荣心，对于胜利的贪黩心，对于对方的愤恨心与嫉妒心……”，甚至，“在独裁政治的国家，运动比赛明明白白的是战争的一个准备”，所以，在英国有“滑铁卢的战役是在伊顿学院的运动场上打胜了的”这样的说法。
这些意思，是我早先阅读阿尔杜斯·赫胥黎的《赫胥黎自由教育论》（潘光旦译注，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出版）时了解到的。而这个阅读记忆之所以被激活，又缘于近期最火爆的一个教育词汇：校园足球。
其政策背景是2014年10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的出台。随后的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部署了“一揽子计划”：足球将成为中小学体育课的必修内容，高中学校将招收优秀足球特长生，高校将扩大高水平足球人才的招生规模……
其实， 早在2008年，教育部就启动了“校园足球发展计划”，也设计了比较完善的框架，但只是在很有限的地区和学校得到了呼应。这一回，“校园足球”被抬升为国家战略，可以想见，紧接着近阶段持续升温的媒体宣传，各种会议、培训、授牌、评估、研讨及出版活动，将星星顿起，此起彼伏。
同样是在2008年，教育部还做了一个事情：推动“京剧进校园”。其中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配套教材中有超过一半的曲目是“样板戏”唱段。如此荒唐，必然不了了之，成为笑谈。相较于此，对于已然成为当下教育大势的“校园足球”，各方也有质疑、不满—“自上而下的集体运动”总是叫人警惕—但言语显得理性许多。毕竟，学生的体质问题，早已成为一国之痛，人们没有理由不容分说地拒绝这一“政府行为”。在各种议论中，中国足球在“韩日世界杯”后的持续萎靡也是一个话语背景。人们寄希望于“校园足球”能够夯实足球人才梯队建设、拓宽足球人才发展通道。
这段时间，我和一些教师、校长多有交流。大家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三不要三要”：不要一哄而上，不要面子工程，不要制造新的负担；要立足实际，要“把好事做好”，要让学生真正受益。
我想起李泽厚先生1998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慢一点，不要有戏剧性。”他谈的是中国政治、经济的改革问题，对于教育来说，这话同样适用，尤其是后半句。在我看来，发展“校园足球”，当以足球为媒介，还体育以本来的面目，还学生以健康的体魄，恢复学校教育的本来形态，恢复体育课程的育人功能。诚如阿尔杜斯·赫胥黎所说，“体育的第一义是在缓和身心两方面的张力”，“教人在身体方面懂得觉察”，“使全身能够思考”，使人成为“能自我制胜而爱好和平的人”。
这些年，人们之所以对中国足球有了新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中超球队广州恒大在亚洲足坛的异军突起。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广州恒大所属恒大集团创办的恒大皇马足球学校的办学模式：文化教育与专业培养并举，前者贯通华南师大附中、附小的优质资源，后者按照皇马俱乐部的标准建立学员选拔、训练、竞赛和考评体系。我并非是说，发展“校园足球”当以此为标杆，而是想强调，足球运动有其本然的规律，足球人才的成长有其必需的土壤。从恒大足球，我看到了体育和运动给人带来的喜乐。
有两首诗，我还来不及写，一首是“教育之诗”，一首是“恒大（足球）之诗”—我在等待，足球及体育可能给校园带来的活泼泼、水灵灵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