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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先生在《灯下读书论》中曾引用古希伯来传道者的话：“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在周作人看来，他读书就是为了自己的教养，“既无什么利益，也没有多大快乐，所得到的只是一点知识，而知识也就是苦，至少知识总是有点苦味的。……但苦与忧伤何尝不是教养之一种，就是捕风也并不是没有意思的事。”
不管我们是出于怎样的目的而读书，我们在读书的过程中都获得了知识，而这个过程确实如周作人所说，不见得有什么利益，有多大的快乐。毕竟，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读书依然是一个寂寞的选择，更多的时候，我们在读书中都不免劳心劳力，于是知识就或多或少带了些苦味。我们读得越多，对人生的理解越深刻，越感到人性的复杂；读得越多，越感到自己的浅薄与可怜。当我们在读书中经历了几个轮回，与现实中自己的酸甜苦辣相混合之后，留在心底的这万般滋味往往会让我们怅然若失，浸满忧伤。而这，正是一种历练，是教养自己的一种方式。也许，这正是周作人所说的，“但苦与忧伤何尝不是教养之一种”。
的确，在周作人的一生中，不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幻，不论是在东京还是北平，不论是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还是“寿则多辱”的老年，在他未被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之前，他都保持着读书、写作的习惯，甚至在经济上极其困窘的时候，他都保持着非常旺盛的创作状态。钱理群先生在罗列了周作人从1952年到1955年的作品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想到如此浩繁的翻译精品，竟出于终日为穷、病、闹所困的周作人之手，人们还能再说什么呢？”
其实，翻译的过程既是阅读的过程，又是创作的过程。正是这样勤勉的阅读与创作，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在文学的世界里阅遍了苦与忧伤的周作人，在这个过程中，他确实把读书当成了教养自己的一种方式。
这种教养可以从周作人的作品中找到答案。我们读周作人的散文，常常忍不住要为他丰富的学识而感叹。他几乎称得上博古通今，翔实的资料往往信手拈来，旁征博引，纵贯中西。单就这个特点而言，散文写作能达到如此境界的人，至少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之内，恐非周作人莫属。钱理群先生在提到周作人1964年的生活与创作状态时，曾这样写道：“此时，周作人的意念、心境，几乎处于一种澄净、空明状态，突然表现出对于大自然美的敏锐感觉。如雨的细雪，雪后的日出，蝉鸣，虫吟，都牵动着他的情怀。”这样的状态与情怀，使周作人最后的创作达到了一种极高的境界，“连周作人自己都有些意外，他为自己的文章渐有随笔的意味而感到惊喜，同时意识到此种境界在国内已是无人领悟。”
难怪周作人在《灯下读书论》的结尾这样慨叹：“……可是无论如何，寂寞总是难免的，唯有能耐寂寞者乃能率由此道耳。”
其实，能够安于寂寞，也是人生的教养之一。有多少不能安于寂寞的人，最终领受了人生的苦涩。教师有时就是一个十分寂寞的职业，你的人脉资源、社交圈子、经济状况，都或是一览无余，或是深受局限的，若是能坚守一生，本身就值得敬重。在这种情况下，阅读不仅增加了我们的教养，还增添了抵抗寂寞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