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改革面临的困境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再次挑起舆论对改革的预期。对于“供给侧改革”的提法，专家学者普遍一反以往对改革质疑、批评的姿态，一致认为这个提法抓住了中国问题的实质，体现了对当前经济问题的准确判断。显然，社会把这个新的提法看成是中国从凯恩斯式的宏观调控向实质性改革转变的标志。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行至今日，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根本上是改革的时空背景已经切换。
首先，改革确实面临由“吃肉”到“啃骨头”的转变。与当年改革在白纸之上画蓝图，在荒蛮之上建高楼不同，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架构已经就绪，更何况如今有待改革的一些重点领域并不像当年那样放权于市场就“大功告成”。这其中至少有三块“硬骨头”：一是国企改革。当年变党委书记负责制为厂长负责制激发了国企活力，减员增效，把“包袱”甩向社会让国企轻装上阵，如今国企改革却没有这样的空间。实际上，既要保持国企的性质，又要国企具有市场经济活力，原本就是个世界性难题。混合所有制在大方向上虽然对路，但因为牵涉到非公资本，增加了变量和维度，改革难度自然大增。二是金融改革。其运筹帷幄的空间也不能与当年同日而语，当年为国企解困而建立股市可谓创举，但在今天却成为弊病。更关键的是，今天金融改革既要解决金融低效率、垄断问题，又不能走美国式的经典市场经济道路，如何走出一条新路就足以让人犯难。三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虽然各方都强调政府要简政放权，但实际上政府面临的是既要放权，还不能一放了之，不管不顾，而要有担当的局面。换言之，对自己动刀子，还要掌握平衡，其难度系数不是单纯简政放权能比的。
其次，改革几近无红利，改革动力消弭。从计划经济切换到市场经济，拆掉计划经济的“围栏”和各种“禁区”，原来不允许做的可以做了，改革红利随之滚滚而来，其中的利益诱惑足以推动改革从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势。但如今这样的红利空间几乎没有了，就拿国企改革来说，无论是承包制改革，还是公司制改革，虽有阵痛，但其中的红利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的对象、参与者既是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也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改革动力十足。然而，如今国企改革虽然也是要把国企搞好，但这更多表现为结构性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而没有当年马胜利承包国有企业那样的利益驱动，难以激发改革的热情和干劲。同样，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根本上是从现有的垄断金融体系上“割肉”，更缺乏改革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自然忸怩作态。
最后，改革无力承载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社会协调的历史要求。本质上，改革就是打破旧的利益关系，建立新的利益关系，这往往意味着改革及其连带利益是“一边倒的”“偏态的”，从“平均主义”“大锅饭”到“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就是其典型体现。因此，当年的改革就是重在解放生产力，凡是符合这一诉求的，都可以想、可以干。但这种“偏态式”的改革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生态代价，并加速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鉴于此，今天中国不仅面临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诉求，更面临社会协调的要求，这显然是改革无法承受之重。
改革将在创新浪潮中淡化
显然，改革已经被束手束脚，难有大的施展空间。而在改革困境的背后，实际上，当下改革时代已过。本质上，改革就是把错的改成对的，把不合理的改成合理的，但当下中国一些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比如，曾经让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今在推动农业现代化上却鲜能着力，但这并不等于就要否定、推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搞一次类似当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而是要因地制宜地探索农业现代化的其他各种路径。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显然还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空间，而农业现代化也只是发展农村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唯一维度。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当下中国面临解放生产力和社会协调的双重要求。而这背后更深刻的背景是中国面临五个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全球市场经济、平民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的诉求。在五个市场经济下，要兼顾企业、国家、全球、平民和社会五方面利益的协调，才能避免顾此失彼，造成发展失衡，激化矛盾。
这其中首要的要求就是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等的理念和方式，而不是在市场经济一个维度上做文章。此外，当下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比较优势减弱等问题，也都迫切需要通过创新来破题。事实上，虽然过去中国的改革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参照的，某种程度上是有“模版”的，但在具体实践中也结合了中国国情进行了很多创新，而不是简单照抄照搬，才创造出了中国的发展奇迹。如今，中国学习西方市场经济走到半路，欧美经典市场经济道路却玩不下去了，更需要中国拿出创新来绕过经典市场经济的“黑洞”。换句话说，创新已经替代改革成为当今时代更为迫切的需求，中国更需要从改革红利向创新红利切换。因此，与其说改革已死，不如说当下已不是改革的时代，而是创新的时代。
鉴于此，化解当下中国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已不能再纠结在既往的改革理念、思路上，而是要直面时代的变化，把握住五个市场经济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也就意味着简单地将着力点放在消费或者供给哪一端都是与时代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未来更多在于通过创新勾兑五个市场经济的消费和供给。其中，自由市场经济中消费的权重大，然而围绕自由市场经济的生产、消费方式面临极限，而在后四种经济形态中，供给的权重较大，所以，今后更在于激发、鼓励各种创新，促进五种市场经济的平衡发展，消解消费与供给的矛盾。而改革则将在创新开辟的道路中逐渐淡化。
冷经济、热改革的未来前景
尽管在改革过程中已内置了市场化的内核，但实际上谁也不敢在经济增长上掉以轻心，这也是政策由微变强的宿命所在。
首先，保增长实则是保就业、防社会风险。 2015 年，阳春三月中国经济并未呈现旺季复苏态势，而是继续探底之旅： GDP 三季度同比增速，史上最低； PPI 连续 44 个月持续下降，史上少有； CPI 同比增速在“ 1 ”附近游荡，通缩阴魂不散；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速更是跌破 10% ……新的经济形态也仅是“才露尖尖角”，何以对抗钢铁、煤炭、水泥、造船等 15 个行业的产能过剩。稳增长背后的保就业也不如看上去这般美好，尽管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来看，失业率仅在 4% 左右，但事实上最大的隐患则在于未被纳入统计数据的“隐形人群”（在乡失业人群），基层社会骚乱（如 2009 年社会群体事件）也为社会安定埋下了“不定时炸弹”。这也正是出台一系列税收减免政策扶持“万众创业”根源所在。
其次，经济平稳发展是应对国际上围追堵截的唯一筹码。不同于俄罗斯“秀肌肉”的外交政策，中国以经济开路式的外交决定了增长和改革的空间，且不说“一带一路”突围美国重返亚洲战略需要真金白银；加之，尚在路上的人民币国际化也需要强劲经济实力为其做背书；更别说 TPP （ Trans-Paci fi c Partnership Agreement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意图将中国排除在新规则之外，还需中国用经济向好这张牌来吸引澳大利亚、韩国等周边国家，从这个层面上看，稳定经济发展也是势在必行。在冷经济的背景之下，热改革也让改革“变性” 。改革有浮在面上的，有深潜海底的。各项经济领域改革轰轰烈烈，摆在明面上，让大家有目共睹，奔走相告，但有些改革却是潜伏在底下的，只做不说，静悄悄地积小直为大拐，如 13 次中央深改组会议有 9 次涉及司法改革，依法治国、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在紧锣密鼓地架设中。此外，类似统一税号、不动产登记等看起来不起眼，甚至于当下无甚好处的改革，其实为未来的改革大手笔埋下伏笔。
同时，改革有虚有实。如自贸区的真正要义在于改革可复制、可推广，以及应对国际经贸新规则，既实也虚。降税清费、公车改革、公务员社保并轨、公积金透明化等都是实实在在的改革，但教育改革、国企改革（混改）、金改等核心领域则雷声大雨点小，动作很大、姿态很好，却无实质性进展。由此可见，看似热闹非凡的改革实则极为复杂，且很多时候会亦真亦假、弄假成真、虚实切换，难以简单判断，使得形势更显扑朔迷离。然而，归根结底，改革深度直接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高度，而改革的深度，如同历史发展一样，只能取以上种种改革合力的对角线，好在这条对角线明显指向真正意义的改革。换个角度来看，经济形势与改革态势严重背离，意味着底部正在确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