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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竞争白热化
“这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将狄更斯的这句名言用于当今的国际关系极为贴切：一方面，国际经济往来形势“一片大好”。中英在核电、高铁、金融等领域寻找“旗舰项目”，中法签署了加强核能合作的协议，中德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中荷创建粮食、乳制品等方面的协商机制，中欧之间开出了与“贸易壁垒”别样的经贸之花。中国与中亚诸国的经贸关系也逐次升温，与哈（哈萨克斯坦）、俄（俄罗斯）、白（白俄罗斯）三国，累计签署了涵盖能源、航天、金融、基建等各个领域的超 400 亿美元的“世纪大单”，令世界瞠目，“新联盟”“好伙伴”“铁杆兄弟”等定义此种国家关系的词汇纷至沓来。
但另一方面，国家较量、角逐及由此制造的危机却“前所未有的坏”。美国屡屡在南海地区刷“存在感”，甚至公然摄制、公开中国的“填海造礁”活动，中国坚决反制，中美关系悬在决裂的边缘；中国海军赴远海遭日监视，中方实施灯光照射警告，中日芥蒂加剧；朝鲜军密集巡逻中朝边境，鸭绿江气氛顿时诡异；而乌克兰局势因美国军事装备入境、俄驻乌总领馆遭鸡蛋袭击愈加显得波涛汹涌、风云诡谲。世界各国越来越“亲如一家”，又似乎越来越不安全。经济往来与政治较量两股潮流相互交织、相互激荡。
政治较量与经济往来的相互交织正暗含着国家竞争与自由贸易“两条路线”的斗争。聚焦世界演变、发展的历史，国家竞争与自由贸易“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贯穿其中。在全球性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 WTO ）诞生之前的 20 世纪初至 20 世纪中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陡然使国家竞争升温，欧洲后起之秀德国的实力已经追上了老牌帝国英、法，但是世界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已经基本划分完毕，德国认为得到的与其实力不相称，要求重新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最后世界大战全面点燃。同期国家贸易急剧萎缩—— 1870 年以后，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向外扩张，当垄断资产阶级争先恐后地到全球各地抢占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时，自由贸易也就被扼杀了，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额较自由竞争时期锐减。经济关系的冷淡无法收敛、反而“放纵”政治上的冲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而时代进化到当下（ 21 世纪上半叶），国家竞争前所未有地加强。其一，大国力量对比出现新的变化，原有均衡被打破，拐点期竞争往往最为激烈。美国基于冷战结束后的高速增长期，成为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硬实力逐渐衰退，却紧抱全球霸主的战略不放；新兴国家搭上全球化的快车实力快速增强，要求国际事务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尤其是中国更是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日本由于“失落二十年”影响力急速下滑；英、法、德等老牌国家无澜无惊、长期低迷。有的国家向上走，有的国家向下走，狭路相逢竞争加剧。
其二，经济、军事等力量分散化、多极化，各国相互牵制而竞争加码。美国经济走下坡，军事实力仍属“老大”；中国经济势头跑在全球首位；日韩文化优势犹存；海湾国家凝聚资源实力。“强项”在各国分散化（不像上一时期经济、军事等优势集一国），多方角逐，竞争更热闹。
其三，大国竞争因领域拓展而升级。陆地、海洋、太空、网络，多样化的竞争空间，争斗版本升级。这正应了福卡智库早年关于“ 21 世纪国家竞争达到最高峰”的预判。当下的国家贸易又是如何呢？ WTO 虽推动各国经济城门洞开，但在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上合组织等区域组织和贸易区的冲击下日趋瓦解，把话挑明了就是“正在经历一个去 WTO 的过程”；金融危机阴霾下沉重的经济压力又使各国使出贸易壁垒杀手锏，商品贸易逐渐退潮。不过，这些区域组织和贸易区并非绝对的去 WTO ，而是去 WTO 到再 WTO 的过渡阶段，这是对其游戏规则开放、自由、公平充分考量后的推断；另外，商品贸易虽然遭遇挤压，但由于世界金融大爆炸、信息大爆炸、人员流动正酣，人员、信息、金融三大贸易露出新的势头。可见，国际贸易热情难减。
综上，眼下国家竞争空前激烈，国际贸易热点有所切换。
中国 2016 年形势超复杂
除了外部形势，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当下形势前所未有的复杂。
首先是危机态势， 2016 年将是后危机时期的筑底之年。表现为：（ 1 ）工业去产能进一步扩大。尽管查封煤窑、压缩生产等去产能力度不小，但在稳增长之下，换个环保马甲“死灰复燃”的亦不在少数。加之，大宗商品“跌跌不休”， PPI 连续 44 个月为负，显示中国不少行业生产几近顶峰，仅唐山地区钢产量就超欧洲，企业资不抵债“覆水难收”。 2015 年政府“壮士断腕”推进改革，一旦政府补贴取消，企业“断了财路”，那么伴随僵尸企业现形后自然死亡，市场的优胜劣汰将加速中国工业去产能之路。（ 2 ）工业园区普遍萎缩。据估算，早在 2011 年年底全国所有的各种工业园区相加就超过万个，于是一旦进入工业去产能，这些工业园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仍有不少园区借着新概念“登堂入室”，但且不说“生不逢时”，单同质竞争就“一地鸡毛”，更何况工业园区本身就过剩，不少已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2016 年伴随工业去产能，工业园区荒废之殇将进一步蔓延。（ 3 ）空城纷纷现形。这已不单纯是城市快速扩张惹的祸，关键还在于缺乏实际需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在地方政绩和 GDP 保增长下的造城运动，已让不少新区、新城空有城市架子却不见人影。仅 2014 年国内就新增鄂尔多斯、营口等 12 座空城。即便如此，高铁沿线的新城仍层出不穷， 2016 年这么多新城到底谁真谁假，将逐渐“水落石出”。（ 4 ）商业地产部分崩盘。因为从规划看，不少地方的商业地产早已超标超规格，若与之密切相关的商业景气度下滑，“满城尽是综合体”则必将陷入过剩的恶性竞争之中。尤其在网络电商和同质化竞争的内外夹击下， 2015 年商业地产将是去产能的元年，重灾区将是不顾实际消费支撑大量上马综合体的二三线城市。
其次，中国经济面临的变量越来越多。不仅描述形势的传统数据如固投、出口等指标都不太好看，
GDP
持续三年徘徊在历史低位，且有去产能行至半道、实体企业举步维艰、货币供应“不知收敛”、地方债务风险暴增等诸多变量“拖累”。具体而言，关于中国经济总量的美誉层出不穷：
IMF
甚至说按照购买力平价的计算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在
2014
年已经超过美国。但褪去“强刺激”外衣之后，从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银行坏账显山露水也就看到了经济质量的腐肉。就连引以为傲的外贸，细看下来也是大而不强，外贸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中国不足
20%
，自主品牌出口不足
10%
；另外，产品增值率中国为
30%
，同美国、德国、日本的
48%
、
47%
、
41%
的比率相比差距不小。此外，“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模式并没有换得对等的主导权。这从中国频频遭遇贸易调查就可窥见一斑：据商务部统计，
2002
年至
2012
年，中国共遭遇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各种形式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
842
起，同期，中国产品遭遇美国知识产权“
337
调查”
共
130
起。所谓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微笑的是老外，苦笑的是中国（微笑曲线）。
最后，经济形势呈现出多重属性，政治上反腐力度不减与经济疲软并行，出现“政上经下”悖论；“旧经济”江河日下，新经济风生水起，但尚处于青黄不接，何时形成替代不得而知，具体而言，“一带一路”的推进让地方政府看到了消化过剩产能的曙光，相关地方政府打着为当地过剩产能寻找消化通道的小九九争抢与其对接。虽然此举有其现实理由，但背后却隐含着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惯性”和“硬伤”，即，尽管经济转型喊了多年，但地方政府还是更善于抓传统经济（老经济），而不长于在新经济上做文章。毕竟，政府搞传统经济早已轻车熟路，通过抓大项目、重点工程等套路动辄就搞得风生水起；然而，新经济还处于萌发状态，往往无形无影，缺乏抓手不说，还风险极高，稍有不慎大把的投资就会灰飞烟灭，即便是财大气粗的地方政府也不愿意轻易以身犯险，给自己的政绩抹黑。如此，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地方政府依然是传统经济不遗余力的推动者，而新经济却几乎只能自生自灭，任由资本、市场自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