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进入第三阶段

金融危机的三个阶段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美国虽是始作俑者但却率先复苏，随后危机连锁反应渐次展开：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中国深陷去产能、新兴市场困于货币危机，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逻辑关系难以回避。福卡智库将本次金融危机划分为三个阶段，具体而言，危机第一阶段表现为金融过度导致的主权债务危机，美欧等国是肇始地与风暴眼。作为自由市场经济与金融创新的典范，美国一边市场过度，另一边金融过度，创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并以此支撑其过度消费，最终房地产泡沫破灭引爆次贷危机，随后传导至高福利的欧洲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

第二阶段表现为市场萎缩导致的产能过剩危机，中国是主战场。一边是市场经济内置着过剩原罪，另一边是行政推手加剧过剩，中国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就在欧美市场萎缩中表露无遗。而危机之后，推出的 4 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更是延缓了市场自发去产能步伐，延长了产能过剩危机。

第三阶段表现为产业偏态导致的外汇炒作危机，主要发生在俄罗斯等资源型国家。这类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产业偏态化，货币进出自由化，而自由流动的游戏规则不可逆，更何况欧美制定了世界经济游戏规则，很难关起大门规避外部制裁，国际市场上的波动就会传导到货币市场，因此，爆发新金融风暴的概率极大，往往也是被剪羊毛的“羔羊”，卢布暴贬导致资本外逃即是明证，据俄央行估计 2014 年俄罗斯的外逃资本高达 1280 亿美元。

目前来看，危机第一阶段已经基本过去。美国经济回暖步伐加快，用近 12 年来的增速新高给 2014 年画上一个强劲的休止符，新增就业岗位增加，失业率下降，股市持续上涨，道琼斯指数在 2014 年间 36 次创历史新高，标普 500 指数一年里更是 51 次刷新历史高位；欧盟虽有德国作为经济发动机，但区域政治复杂化，还在承受通缩风险，尤其是希腊大选与“退欧”一直在摇撼欧元“纸牌屋”，欧洲经济挣扎向前。第二阶段正处于高峰期，中国还需要承受 2 ～ 3 年全面而深刻的去产能之痛。不仅是钢铁、水泥等工业在全面去产能，商业地产也在去产能，而去产能的本质是去政府，以“负面清单”模式削减产能过剩痼疾的行政推手。第三阶段则刚刚展开，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展开，至少需要 4 ～ 5 年方能暂告段落。如巴西货币雷亚尔虽称不上卢布的难兄难弟，但一年内贬值约 22.7% ，其脆弱性有目共睹，美联储的一点风吹草动就让其颤抖不已，采取美元掉期 买卖工具以稳定雷亚尔涨跌，让巴西央行“根本停不下来”；再如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国家尼日利亚的货币奈拉贬值了大约 19.3% 。

危机进入第三阶段：加速分化

在危机爆发的第一阶段，各国第一时间的本能反应都是大规模“救市”，在此阶段各国的政策差异不大，基本都走上了政治家主导的“凯恩斯主义”之路，用政府和国家信用抵补了私营部门信用的缺失，试图用“以泡治泡”的方法来“熨平”市场剧烈波动。

虽然“救市”政策效果“立竿见影”，但却并未真正解决这场危机，反而因资金投入过大导致政府财政失去平衡，流动性危机迅速演变为债务危机。在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危机第二阶段转入结构调整：譬如承受虚拟经济过度、实体产业空心化“恶果”的美国，推动“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又如经济“新常态”的中国，从去杠杆、微刺激、强改革，到提出“新常态”，不难看出，中国也由危机早期的政策刺激全面转入结构调整，通过“深水区”的改革和红利释放来保持自身的发展。

而当进入危机第三阶段后，结构分化更加明显：（ 1 ）美国享受“马太效应”。虽然虚拟与实体失衡是美国经济的“命门”，但依靠着美元特殊的地位和资本市场价值传导机制，其不仅能将巨额债务分摊到全球，更能转嫁危机。美元每遇全球动荡即升值上行，资本视美国为最安全的“避风港”皆是马太效应带来的红利。而在维持其货币、金融霸权地位基础上，美国对内加强金融监管，推动结构调整，对外转嫁危机，正在逐步走出低谷。（ 2 ）中国由开放变扩张。中国虽不具备美国的优势，但其崛起的能量也极为惊人。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成就了如今的 GDP 世界老二，以及最庞大人口、市场、外汇储备等硬实力。中国开始从全球化的参与者，逐步向规则制定者甚至是主导者转型，其突出表现就是经济战略由开放变为扩张，大规模的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高铁投资等皆为明证。传统的“制造大国”“贸易大国”正在向“资本大国”“全球大国”迈进。（ 3 ）其他国家被动接受。相对中美所具有的战略纵深与调整空间，其他国家的选择有限，既无体量支撑又无产业优势、金融霸权的大多数经济体，只能被迫接受国际投机资本大进大出的“洗劫”，而虚拟经济推高的资产泡沫，最终将导致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萎缩，尤其是对于那些根基不牢的新兴市场，“虚实”双弱的格局或将长期化、常态化。

洗牌后的新格局：中美例外

每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背后，都伴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以英镑为主导的国际货币经济金融体系的衰落为标志，英美开始交接“世界老大”的权杖； 20 世纪 70 年代的经济危机，不仅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更结束了美国称霸资本主义世界的“大一统”时代，美国、西欧和日本的“三国演义”自此上演……时至今日，经历这场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此消彼长，世界又一次进入了“混沌”期，在全球政经秩序的重组过程中，谁将独占鳌头？谁将异军突起？谁将岿然不动？谁将任人宰割？福卡智库认为大洗牌后的新格局将呈现以下面貌。

美国：美国享受着“马太效应”的红利，以美元特殊地位左右国际资本流动，美联储政策甚至成了全球经济扩张和收缩的“发动机”。在此过程中，危机的负能量被不断传导至全球，“始作俑者”却能通过货币的升与贬“独善其身”（危机初期以多轮 QE 推动美元贬值稀释自身债务、刺激出口增长，如今力主退出 QE 吸引国际资本回流）。显然，美元霸权成就了美国的复苏（ 2014 年三季度经济增速达 5% ，创下 11 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再配合上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加强，推动制造业回归平衡“虚实结构”，以及页岩气革命带来能源独立等积极影响，重回增长轨道的美国，未来经济运行或将总体稳定。不过，“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老大地位正在渐行渐远，这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伴随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的政治地位开始急剧下滑，竞争对手们纷纷“另起炉灶”（譬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而那些坚固盟友也开始转型“去美国化”；经济上，一方面是滥发货币和天量财政赤字透支信用，美元货币体系风雨飘摇，另一方面则是金融危机导致经济生态巨变，中产阶级塌陷令增长后劲不足，美国可谓“赢在当下，输在未来”；军事上，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疲劳症”明显，从打赢两场战争到打赢一场战争的新战略，对应的正是其军事实力的相对下滑。因此，美国虽然仍是全球最有活力、最具商业和科技创新性的国家，但世界重心的转移趋势已不可逆，人类将逐步迈入真正的“后美国时代”。

欧洲：与美国可以将危机“泄洪”世界不同，欧洲前有一体化困局堵截，经济政策保持一致成本过大，后有美元霸权追兵，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号召力仍显不足，只能更多依靠自身力量来消化危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德国经济作为“定海神针”，配合上“量宽政策 + 外需好转 + 欧元贬值”的利好，已可以基本保证欧洲经济不“脱轨”。但欧洲至今仍挣扎在痛苦的两难中：一边是整体投资占 GDP 比重自 2008 年开始步入下降通道，公共和私人投资均处于不足状态，进而引发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另一边却是去杠杆和债务压力巨大，导致欧洲经济不得不在危机中继续紧缩，令衰退长期化。而且疲弱的市场还正在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拖累和扰动（伴随乌克兰局势的演化，欧盟与俄罗斯之间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与反制裁对垒），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极大。因此，在“投资—消费”形成内在互动循环，以及地缘政治局势稳定之前，欧洲或长期在底部横盘，其相对增速下滑也将是大概率事件。

日本：自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就一直采取财政和货币双宽松政策刺激市场，并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大环境下不断加码。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缩的压力，但日本的经济运行状况却依然不佳。全球经济危机在日本“失落二十年”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而且这一创伤并不是安倍所能治愈的，因为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人口下降、老龄化加速、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费用增加、企业不断向海外转移带来的国内产业空心化，以及国内需求长期低迷等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由此，日本的发展势头相较于欧洲或将更为疲弱。不过作为老牌的发达国家，日本自身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市场规则等都颇为成熟，也并不至于出现经济的急坠；而且对于一个外向型经济体来说，在如今的日元贬值周期中，日本产品和技术的价值或将被放大，进而带动日本经济复苏，总体上仍将好于那些基础不牢的新兴市场。

印度：“印度龟”赶超“中国兔”的预言早已有之，世行、国际货币组织（ IMF ）、高盛在 2015 年伊始纷纷预测印度经济增速将超中国。客观来说，良好的劳动力结构（印度人口总量已超过 12 亿，男女比例 100 ∶ 94 ，且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比例远高于中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起步较早，以及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等确实具备赶超中国的基础。而新总统莫迪也在全力推动经济改革，提出放宽外国直接投资限制、进行税收改革、重修劳工和土地征收法规以及发展铁路和智能型城市等政策。但民主的印度至今仍陷于意识形态斗争之中，还纠结于追求增长与保护环境和土地权利之间的平衡，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来集中力量推动改革“落地”；至于庞大的低年龄、低学历人口也并不必然带来人口红利，甚至反而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因此，印度在危机后的发展势头或许会有所加快，并逐步追赶上中国的步伐，但要想实现反超的难度颇大。

新兴国家：不少新兴市场属于既无体量支撑、又无产业优势、更无金融管制的“三无”国家。产业的“偏态”决定了其实体经济只能在价值链低端挣扎，而金融的“正态”又往往与跨国游资、资产泡沫挂钩，屡屡被金融“大鳄”们“剪羊毛”。“虚实”双弱的格局下，这些根基不牢的新兴市场，不得不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被动应对。而由于在结构调整上既无空间也无时间，经济政策亦步亦趋失去独立性，最终在国际政经中被边缘化就成为其宿命。因此，新兴市场未来经济增速的绝对下降是可以预见的。

俄罗斯：曾经的帝国如今却脆弱无比，俄罗斯所受的“诅咒”是多方面的。一是“产业诅咒”，俄重工业发达，民生消费品生产却极为落后，每年大量进口各类消费品，这使得俄罗斯货币和外汇长期承受巨大压力，极容易因外部冲击而陷入动荡；二是“资源诅咒”，油气资源的贡献在俄联邦预算中占比超过 50% ，在出口占比中超过 2/3 ，俄罗斯经济“命悬”资源价格；三是“地缘诅咒”，乌克兰问题带来的区域局势动荡，以及西方的全面制裁，对于本就举步维艰的俄罗斯更是雪上加霜，普京的地缘思维正在将俄罗斯推上悬崖；四是“制度诅咒”，俄罗斯腐败严重，制度薄弱，根本没有健全的产权制度，克里姆林宫更直接通过国有银行把油气收入分配给选定的企业和项目，而选择标准参照的则是政治重要性和亲普京的程度，最终被市场竞争淘汰也属正常；最后是“人口诅咒”， 2010 年俄罗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了最高点，随后开始快速下降，劳动力和内需不足等问题开始暴露。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多重打击之下，俄罗斯经济实力未来还将大幅下降，“北极熊”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地区大国，另一只却依然滞留在超级大国。

中国：虽然中国遭遇了危机的巨大影响，但国运处于上升期的基本面并未改变。首先，中国经济具备巨大的“战略纵深”，庞大的市场规模、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等给未来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这些经济潜力的释放过程能够极大对冲消解危机的负面影响。其次，国内金融态势歪打正着，金融自由化过度必将走向泡沫和崩溃已被此次危机证实，而中国恰恰习惯于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来勾兑和平衡“盲目”的市场，从而避免了经济系统的动荡。另外，改革空间接连打开，中国正处于第三次市场化的“档口”， 在资产、要素价格的全面市场化，以及落实国民待遇过程中红利巨大，足以长期支撑经济较快增长。最后，对外政治经济乘势扩张，以“一带一路”和自贸区的铺开为标志，中国经济将在又一次对接世界中迎来“大爆炸”，各国已到了全面适应中国的新阶段。由此可见，中国相对地位在危机之后很可能还将进一步提高。

不难看出，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左右全球政经关系的核心力量已经发生了变化，地缘权重和资源权重明显下滑。作为亚洲地缘政治平衡点的日本，以及作为资源型国家代表的俄罗斯地位下滑绝非偶然，而类似中美这种在各个领域具备综合竞争力的国家则能抢得先机。而在经历惨烈的危机大洗牌之后，各国的自身定位将逐步明确：中美两个大国或将牢牢占据第一方阵，而老牌强国欧洲和日本紧随其后形成第二方阵，第三方阵则是印度、巴西这样实力较强的新兴市场国家，而俄罗斯或在 2.5 方阵中挣扎。 xSsgOQZ1aIt10WIxKknkeSX0plUy9DAmCyEj4tIIDCkZTfDw78rII3tGnPtObt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