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国际问题的交叉、嵌入、混合、混沌和错位造就 2016 年世界主体非敌非友的特征。 2016 年美国依然处于相对衰弱期，欧洲处于横盘期，中国处于上升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美欧“三角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走势。
追究世界乱局幕后推手
目前来看，在 2016 年，原有权力架构开始四分五裂，民粹骚乱全球蔓延，世界无序与动荡将成为“新常态”。然而，全球动荡的真正幕后黑手并非阴谋论中某个国家或人物，而是新旧的时代切换，生产、交换、生活方式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悄无声息地改写当下，全面过剩时代到来后，国与国之间关系调整，使全球进入战略碰撞期，那些政治滞后的国家和地区就会乱上加乱。金融危机标志着几百年来被奉为圭臬的自由市场经济全面破产，市场经济与社会大众关系面临调整，全球经贸游戏规则已被改写，信息的垄断被打破，世界开始“去老大化”“去美国化”，中国在金砖国家中开始“拉杆子、立山头”，纯粹以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站队的时代难以为继，地缘政治中的敌友界限越来越模糊，美国奉行的国家关系与政治原则被证伪，却仍在错误的道路上愈滑愈远……面临国际新秩序考验，清楚认知世界新变化，将有助制定国家战略，避免“犯错误”，以致把国家与民众带入危险境地。显见的是，作为大国博弈的战场，乌克兰局势还将继续烂下去，而中国恰在欧美俄乌的斗法中，获得外交腾转挪移的好时机。
进入非敌非友新常态
整个世界的关系目前呈现出非敌非友的格局。原来的二分法、站队伍已然无法定义当今世界各主体间瞬息万变的关系，而是在时代、思想和国家力量这三个力的作用下随机应变着。从时代来看，去敌友标签源于时过境迁的世界环境。历史本身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兜兜转转的风云诡谲，国家间的信任基础不复存在。从思想来看，历史经验证明冷战思维下的敌友定义日渐模糊，和平时代下的人们更注重诸如经贸合作带来的具象化利益，而避免阶级分类、意识形态等抽象化的“意气之争”。而从力量平衡的角度来看，中美俄三股力量恰似三角形的三条边，要达到互相制约又保持稳定的目的，则各顶点既不可太近又不能太远，同时边和面上存在各个国家和主体也不能过于聚集或者疏离，否则平衡亦将随之被打破。由此可见，非敌非友的已成为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尽管“敌友心态”的消弭，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国家利益至上日渐盛行，终于盖过了民族国家间对于意识形态异同的纠结。然而追本溯源，国际问题的交叉、嵌入、混合、混沌和错位才是导致非敌非友局面的本质原因。（ 1 ）交叉：国家事务独立性难存，各主体角色随利益交叉不断切换。可以说，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剥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隐私权，尤其大国力量驱动下的干预甚至干涉导致各类事务产生交集。美国当年裹挟“普世价值观”强行向伊拉克和阿富汗“输出民主”，不仅基本失败还面临被极端异化的结局，尽管美国假善意之名发动“颜色革命”，却与主权争议、文化传统、种族宗教、经济资源等多重因素发生交叉冲突，利益矛盾之下，美国的角色被迫偏离“救世主”的初衷，顷刻间成为中东国家眼中的“精神污染者”。（ 2 ）嵌入：国际事务已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呈现“大小相嵌、连环咬合”的格局。既成一体，难有敌友之分。因乌克兰冲突引发的美欧与俄的较量，剑拔弩张却迟迟未引发爆点，一有伤筋动骨的经贸互嵌，二恐触动第三方神经（比如中国），而从历史经验来看，美俄撕破脸皮还能做朋友的故事并不新鲜，“竞争—合作”循环反复。除了敌友称谓轮番上阵之外，所谓敌友关系更能同时并存，无论中美在经贸领域如何亲密无间，始终难掩两者在价值体系层面的狭路相逢。（ 3 ）混合：摸不透的“策略混合制”和看不清的“组织混合制”。在策略上，尤其是大国的全球策略越来越趋于中性化、混合化。一方面，用“伙伴”代替“盟友”，让关系游离于“敌友”之外。另一方面，类似“胡萝卜加大棒”的戏码见怪不怪，对昔日认定的“邪恶轴心国”伊朗既解禁制裁又限制外交，未来走向不甚明朗。在组织、集团建立上，则是一次次尽弃前嫌的主体排列组合，金砖国家、东盟、东盟 +3 等，即便有历史造成的国家间的嫌隙，回到组织仍是友好合作伙伴。（ 4 ）混沌：世界形势之复杂前所未有，各方动作如同“雾里看花”。美国对深陷中东“泥潭”后悔不迭，重返亚太战略又受到中国反制，短期内再铺开战略摊子的可能不大。而小国政客们更是亦步亦趋，唯恐将本国卷入漩涡，韩国朴槿惠“左顾右盼”，经济向中、政治向美；越南面临丁字路口，中美俄哪一位都不好得罪，叫苦不迭。事态混沌之下，难辨敌友。（ 5 ）错位：认识错位和价值错位下自然形成的身份错位。文化决定认识，认识创造身份。以伊斯兰国家为例，当建立于个人之上的美国式教义遇到建立于群体之上的伊斯兰教义，基于认识差异的长期对抗随之形成，美国自以为是地自由输出不仅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良药，反而成为激化两方矛盾的催化剂，各自在彼此眼中的身份当然大相径庭。进一步来看，同一字面的定义由于认知错位的存在，各方关系更为显得“说不清、道不明”。中印基于西藏的矛盾各有说辞，中方认为印度的行为属于组织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而印度并不关心西藏是否属于中国，将西藏视为两国间缓冲带才是真正目的。如此一来，简单的敌对关系实在难以定义两者关系。
正是以上因素造就了 2016 年世界非敌非友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意味着关系的模棱两可、进退有余，不仅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主体间走向极端的可能，同时还冲淡了全球往来的政治化色彩。
世界大三角格局初定
2015 年，整个欧洲持续性地被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所扰，而作为始作俑者的美国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相较于 14 年前本国应对“ 9 · 11 ”的政策可谓不痛不痒，充分体现了奥巴马上台以来“善巧方便”的外交思路。可以预判，因为中东、伊斯兰国的问题，曾经铁板一块的欧美同盟终将破裂，再也坐不到一起了，大西洋的裂缝将愈来愈深。就此，后危机时代，世界大三角格局初步形成，美国、欧洲、中国因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自形成世界性格局的一条“边”。
第一，从经济上看，美国长于科技创新，在金融上长袖善舞，在文化上引领全球；欧洲则在人类货币制度创新上努力试验，在工业领域升级深耕，维护文化独特性；中国既向美国靠拢，又向德国看齐，着眼产业转型与升级，凭借中国模式闯天涯。第二，从政治上看，美国无历史桎梏，天然地与自由、民主拥抱，在民主政治、三权分立上一马平川；被复杂地形、民族分割成的欧洲大陆，则擅长于进行战略对话；中国则是将政党融化在国家中，建立复式的权力架构。第三，从意识形态上看，美国坚定不移地倡导自由市场经济，推崇自由、开放、奋斗、梦想、冒险，社会平民化；欧洲则更崇尚秩序、严谨、礼仪、风度、公正，贵族化；中国则讲求中庸之道，各方杂糅，唱出了市场与政府的二人转。
综上，美国处于相对衰弱期，欧洲处于横盘期，中国处于上升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美欧“三角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2016 年全球走势，其中各个“边”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美、中欧、欧美将呈现出微妙丰富的复杂关系——不简单以意识形态画线，而是在利益基础上既合作又竞争、既借重又牵制。目前这三条边是弹性化、隐性化的。不但这三条边的影响权重在不断发生变化，而且三条边本身在影响世界形势方面也受到其他因素、国家的干扰，其架构尚未完全成型。具体来看，中美之间充满弹性，但也极具韧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可视为中美博弈却又避免交恶的经典案例；中欧关系正“换挡提速”，正处于蜜月期；欧美之间目前正在分化，但还不至于决裂，双方的立场分歧将会长期化。
2016 年，中美将进行政治经济等力量的再调整、再平衡，新的世界性协调机制或将酝酿成形。不过隐藏在中美大博弈背后的大悖论极有可能反噬两国。
TPP 围堵，中国是否“束手就擒”
重磅出笼的 TPP 因其事先酝酿的长期性（ TPP 准备时间长达 8 年）、涵盖领域的超广性（除传统的产业贸易外，还对劳工和环境、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等涉及国家主权的敏感议题进行了规范）、涉及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特殊性而尤为引人瞩目，中美之间的大博弈随之昭然若揭。
美国开辟 TPP 新平台围堵中国，中国岂会乖乖地“束手就擒”？实际上，中国已对此展开战略突围。一方面，内部各个击破。中国分别与 TPP 国家签署接近零关税的自贸协定， 12 个国家中，中国已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智利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新加坡、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已在东盟自贸区框架下与中国建立自贸关系，如果中日韩自贸区再谈判顺利，只剩下 NAFTA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美加墨三国了。中国“扛着小锄挖墙脚”，美国“封锁”中国的意图落空。另一方面，外部搭建自贸网络。不局限于 12 个太平洋国家，世界范围内中国已与包括瑞士、韩国等 22 个国家和地区达成 14 个自贸协定，从而形成以中国为轮轴、多个签约国为辐条的轮轴 - 辐条型自贸网络框架。此外，开创“一带一路”、亚投行以及东亚经济共同体，从陆路、海洋与空中全方位主动与世界接轨的行为，前所未有。中国以牙还牙，用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对抗美国围堵。毕竟，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发展能力和潜力位列世界第一的经济头马，经济能量推涨外贸实力，中国跃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120 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基于此，世界离不开中国，澳大利亚需要中国的钢铁市场，荷兰需要中国的乳制品市场，日本需要中国的多种消费市场，对中国的这种依赖源于经济规律，非人力所能堵截。华人在日本屡次掀起消费狂潮，就说明世贸规则在一定意义上并不执掌在政治家的手中。号称“面向 21 世纪的贸易协议”的 TPP 若能够使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中国隔绝于世界，或将是 21 世纪全球贸易的最大笑话。在中国崛起的势头面前，美国不让中国制定全球经济规则，这是传统超级大国的消极反应，势必造成中美政治与经济的严重错位。不难预见，美国以 TPP 作为抗击中国影响力“堡垒”的图谋将遭到中国经济体量及外交战略的肢解。
中美掀起新一轮较量
中国走自由贸易的棋子，美国走金融的棋子，双方紧紧地咬在一起，各有千秋，体现在：若自由贸易尽可能地全面展开，劳动力的价格是国民禀赋中最上乘的。“相对过剩的劳动力 + ‘ 吸引外资政绩工程 ’ 对工资的钳制”共同创造了以低廉劳动力价格为标志的“人口红利”。上个年代，中国劳动力价格不仅维持了中国消费者的福利，还使全球经历了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美梦期。而今，虽说中国部分地区劳动力不再廉价，但在区域腾挪中仍可找到劳动力的价格洼地（富士康迁移到中国的中西部，说明在中西部使用人工仍不失一笔划算的买卖），况且，整体而言劳动力价格仍偏低，短期内“赶超欧美”不可能。这样一来，在与西方自由贸易上的殊死竞争中，中国商品仍将以成本优势抢占世界市场份额榜首。若金融资本尽可能地自由展开，那证券市场、要素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最为发达的华尔街将占领全球制高点。“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特殊地位 + 重点发展金融业战略”共同缔造了美国这个金融帝国。美国银行数量最多时曾达到 1.8 万家，金融衍生品中仅期货品种就已超过 100 个，证券市场、货币市场资产规模接近 13 万亿美元，金融总量世界第一；金融影响力全球独树一帜，即当今只有一个国家的金融政策可以影响全球，那就是美国。这就意味着大国若围绕金融资本展开竞赛，其他国家跑两步可能趴下，美国却将远远跑在前面。
中美大博弈背后的大悖论
若以自由贸易为“赛点”中国占上风，若以资本金融为“赛点”美国占上风，双方似乎各有倚仗。不过，双方的底牌都不靠谱。中美博弈各自依仗的底牌都内置有悖论——美国金融占据产业链高端，充分展现美国竞争力，但正是金融这个杀手锏指向对手之时，也犹如将匕首插入了自身，致使美国经济半死不活；中国商品贸易呈现竞争优势，但该优势正被互联网、环境污染、社会失调所证伪。而从本质上讲，这种悖论揭示了“市场经济发展到最高阶段将进入终极死局；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以尽可能多的物质消费为模式的工业经济进入全面发展将导致整个生态难以承受，并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阶层断裂，国家间经济严重落差”。处于市场经济不同阶段、各持一剑的中美都身陷悖论，这意味着中美之乱不在于修昔底德式的战争，而从根本上在于处于不同阶段面临共同问题之际，能否找出化解之道。但就当下而言，政治顶级人物尚未完全转过来。这突出地体现在：且不论外交阴谋，至少两位同时访美的国家领导人都认定美国是世界问题之源，吊诡的是中国却在全面学习美国金融模式的道路上走得太专太快，这表现在：或为了提振投资，或出于刺激消费，中国信贷规模已增至 GDP 的 240% ，若计入账面上未体现的影子杠杆后，中国所有的债务会让美国整体合并债务占 GDP345% 的比例相形见绌；中国债券市场已形成包括企业债、次级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普通金融债以及集合票据在内的多元信用债，中国版信用违约掉期（ CDS ）已破茧而出；产业结构升级将金融资本视为主要方向，金融机构、金融交易所突飞猛进，索罗斯、巴菲特被捧了又捧……中国一味地将美式金融兴国奉为金科玉律、学长补短，岂不知美式金融如同白粉，使己于麻醉中毁灭！况且，中美间的博弈，就中国而言并不只是经济，政治上的秩序稳定、中东乱局、普世价值观的版本升级（由平等博爱升为社会公正协调）都应是一手好牌，若格局与顺序错了，也会打臭。
中美之间的大博弈是有深层经济逻辑的，中国打自由贸易的牌，美国打金融的牌，但是中美各自的这种经济逻辑又都是难以为继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是于事无补的。这么一来， 2016 年两国各自着力化解内在的悖论就顺势变成上策。由此，一个历史真命题喷薄而出：与其大博弈，不如各自大化解、大对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