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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香港最深刻的时势变迁就在于社会模式已变。贸易中转站地位随着内地的全面开放而丧失，航运业、制造业随之流失，香港产业空心化，而填补上来的金融、服务业专业性强，仅局限于高端就业，中下层就业能力下滑，加上“高房价、高通胀、高公用事业价格”，普通民众更加贫穷；但少量地产富豪从中得利，富可敌国，“离岸中心”又为大富商、大财团带来财富倍增效应，以致两极分化相当严重。目前，香港最富有的一成人口的收入是最贫穷一成人口的 21 倍，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先进经济体榜首。“东方之珠”如今的动荡与衰落不是简单通过民主毕其功于一役就能够解决的。因为，决定香港 2016 年及今后走向的并非是单一变量，其至少正面临着七大坎。
1. 政治的双重磨合。香港的特殊在于其是中国连接世界的重要窗口，但其复杂也在于此，政治上的敏感性尤为突出。一方面，作为曾经的殖民地，香港继承了大量的西方政治遗产，对于两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一人一票等热情极高，但现实却是西方体制并不适合香港，生搬硬套西方政治体制不仅会脱离香港的社会现实，也会造成价值观、道德观的沦陷，调整是必须的。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毕竟还是中国下辖的领土，中央绝不会允许其成为民族国家时代的“域外飞地”，但类似“占中”这种“民主”行动又表明，香港并不具备复制大陆政治体制的基础和条件，甚至在短期内形成认同都难度颇大。在这样两种体制的夹缝中，香港未来需要完成双重磨合，如何在主权统一的前提下实现民主政治的真正价值——给人民带来幸福生活，而非为了民主的形式践踏整体利益将是一个极为深刻的话题。
2. 联系汇率的存废。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自 1983 年确立，起因是美元的强势和香港保持汇率稳定的动机，再加上香港是主要的转口贸易中心，贸易绝大多数以美元结算，采用联系汇率顺理成章，但如今的美元早已没了以前的“稳如磐石”，这一货币制度的副作用也成为香港不稳定的源头。首先是导致输入性通胀。内地人不断来港“扫货”，而港府由于缺少稳定物价的政策工具，屡屡对于输入性通胀的蔓延束手无策，成为“反水客”等事件的重要诱因。其次是加剧房地产等资产泡沫。在港币持续贬值环境下，香港成为国际热钱炒作套利的乐土，大量资金涌入加剧资产价格的泡沫，香港经济的系统性风险颇大。另外，作为开放的小型经济体，联系汇率极易受到索罗斯等国际炒家的狙击，尤其是一旦美国经济与香港“反周期”，曾经的港币危机随时可能重演。更为重要的是，如今的香港对内地经济的依赖与日俱增，与美国经济的关系却慢慢疏离，锚定美元只能徒增交易成本，削弱自身的地位。可以说，港币当初锚定美元的时代背景、前提条件都已不复存在，联系汇率制度的调整将不得不被提上日程。
3. 港币的未来前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止是 3000 万内地人疯狂涌入，人民币在香港也愈发炙手可热。尽管过去十年港币发钞量倍增，但在外币占半壁江山的香港市场上，人民币存款占比已从 2009 年不足 1% 升至如今的 10% 左右， 2014 年 12 月首次突破万亿大关（达 10035.57 亿元）。而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预测，到 2020 年香港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量将达 6 万亿～ 7 万亿元，以贸易增长看人民币存款或达 6 万亿元，再加上内地转移至香港的存款，香港迟早将被人民币“淹没”。到时，作为强势货币，香港大部分资产都可用人民币交易，那么人民币替代港元就是迟早的事。因此，在美元和人民币的前后夹击下，最后要保护香港经济，只能放弃港币。但香港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能否从抗拒到接纳，最终将是决定香港未来的重要变量。
4. 投机型城市的转型。万民炒楼、全民皆股的香港，人人都在想着赚快钱，却对整体发展缺乏战略思考，尤其是对中国内地崛起后香港的再定位紧迫感不强，这导致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缺乏长远的规划，政府决策、产业结构、商业模式的脱节比比皆是。此外香港人的创业创新严重不足，也成为其主要的发展瓶颈。以如火如荼的互联网产业为例，香港作为东西方高科技产品的集散地，至今却未产生过真正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其背后虽与李嘉诚等“财阀”控制下，精英被大企业招安，创业风险和成本居高不下有关，但港人在热衷投机的心理作祟下，只愿做一些倒货形式的贸易，却对于基础技术开发毫无兴趣也是根源之一。当艰难的现实生活让绝大多数英才选择了稳定的工作而非不可预测的创业，香港社会的活力自然不断下滑。
5. 基础产业的再调整。长期以来，香港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四大支柱（贸易及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业、旅游业）与房地产行业上，因为其占据了 GDP 总量的 60% 。但过于“偏食”服务业不仅导致产业空心化严重，而且职业精英化也抬高了失业率，加之地产业、金融业等领域的走火入魔，香港的产业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基础产业再调整已成当务之急。显然，依靠重振制造业来实现产业转型，肯定超出了香港土地面积与人口结构的承受力，但在固守高端的金融业、奢侈品等传统优势阵地的同时，培养多元化的产业却是必须努力的方向。
6. 文化意识形态重塑。在十多年前，香港对内地人是一个高不可及的梦，代表着财富、明星、时尚、传奇、金融中心、纸醉金迷、国际大都市……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起步，很大程度上就是“全国学深圳，深圳学香港”。可是时过境迁，随着内地经济的飞速发展，香港对内地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现状，令港人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既有对“东方之珠”沦为地产集团垄断、贫富差距拉大、游行示威泛滥的“动荡之城”的困惑，也有面对出手阔绰的内地“土豪”，以及金主与趸客角色互换时的失落，还掺杂着恢复曾经那个经济生机勃勃、学术硕果累累、社会井然有序、福利保障完善的“亚洲四小龙”的希望和憧憬，更有经历长期殖民统治后，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痛苦与迷茫（在内地人眼里，香港是西方，但港人与西方人之间有认同差异；而在西方人眼里，香港是内地，但港人与内地人也有明显的文化差异，香港成为一个没有文化认同自己的地方）。不难发现，香港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但骨子里却有着挥之不去的小农心态，在全球化时代仍高呼着“闭关锁国”的口号，而且稀里糊涂地将自身沉沦归咎于内地。未来如不能完成文化意识形态的重塑，找回同舟共济、包容开放、自强不息的香港精神，其发展必将面对极大的内部阻力。
7. 领袖城市的功能衰减。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西方国家封锁中国，香港几乎是内地与世界联系的唯一通路，以弹丸之地聚集了全球大量的资金、技术、物资和信息流；改革开放后，香港的这种中介作用更加明显，仅仅是香港本身的资金和管理技术，对内地的贡献就异常巨大。因此，从历史上看，内地近 30 年的迅猛发展，香港的功劳怎么夸张也不为过，其作为远东的领袖城市实至名归。但时至今日，香港的城市功能正在迅速衰减，不仅作为内地对外窗口的地位被弱化，而且自身竞争力也岌岌可危（港口货物吞吐量排名从世界第一滑落至第四、科技创新在香港结不出果实、退守到广东的制造业持续萎缩、流行文化霸权旁落、金融业末路狂欢以及错失的电商网购、互联网金融、网络信息的爆发等），很难再胜任沿海地区发展领头羊的定位。因此，香港在下一个年代或逐渐融化在珠三角中，成为一个区域性城市，而中央有意在深圳设立直辖市，其实就是在为香港的衰落做相应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