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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告急！”这个“被振兴”了两轮（十六大、十八大两次提出振兴东北攻略）的区域板块，经济却惨遭滑铁卢。 2014 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经济增速全国殿后，分别是 5.6% 、 6.5% 和 5.8% ，已“滑出经济合理区间”。 2015 年一季度又延续了 2014 年全国 GDP 增速的排名格局：倒数后五位的省份中，黑吉辽占三席，黑龙江、吉林分别以 4.8% 和 5.8% 的同比增速排名全国倒数第四、倒数第五，辽宁以 1.9% 的超低增速更是位列全国最末。三省的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分别为 0.2% 、 4.6% 、－ 5.9% ，居全国倒数第三、倒数第七、倒数第一。就目前态势看，东北三省多项经济指标继续走低。可见，东北经济出了大问题。而东北位于中国雄鸡版图的头部，东北“昂”起头，才能带动中西部跟着起舞，眼下东北“打蔫”，或将影响到中国经济全局。鉴于此，国家相关领导人于 2015 年全国两会后首次离京考察，便将目的地选在了东北，以“半个东北人”的身份，为东北经济把脉断症，并现场“督阵”，东北将要打一场经济突围之战。
若想决胜这场“突围之战”，须从根源上探究东北是为何“沦陷”的。毋庸置疑，历史上的东北当属全国城市的“老大哥”。（ 1 ）地缘及资源优势使得东北开发较早。东、北、西三面与朝鲜、苏联、蒙古相邻的地缘政治优势以及丰富的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优势决定了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北亚各大政治势力的必争之地，顺势带动该地区的开发。如， 1898 年俄国建造了东北最早的两条铁路——“满洲里－绥芬河”的中东铁路、“哈尔滨－大连”的南满铁路； 1905 年，日本在东北建筑了两条窄轨铁路——“安东－沈阳”“沈阳－新民”； 1911 年，日本又在东北边境建成鸭绿江大桥（安东－朝鲜新义州）。交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脉，交通网络形成后，东北逐步从小农社会向工业和城市化转变。（ 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东北工业全面崛起。 20 年代中期，奉系军阀张氏父子推行“新政”，东北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到 1931 年，资源型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增加至 59.3% ，要知道整个中国 2003 年工业比重才达到 57.5% 。 1932 — 1945 年间，由于日本幕后主持下的伪满当局苦心经营，加上二战后期日本害怕盟军轰炸本土，把几乎所有的工业设施都迁到了东北，促使东北的重工业体系更上一层楼，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 49.4% 的煤、 87.7% 的生铁、 93% 的钢材、 66% 的水泥、 95% 的机械，工业体量竟超过了日本本土，雄居亚洲第一。（ 3 ）新中国成立后东北被塑成全国重工业中心。良好的经济基础使得东北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抓手，鞍钢、大庆油田、一汽集团等一大批国企云集，成就了新中国第一炉钢、第一吨油、第一辆汽车、第一台车床……历经 20 年的发展，东三省建立起涵盖钢铁、化工、飞机等重大工业项目的全面工业体系，占到中国重化工业份额的 90% ，“工业摇篮”“全国重工业中心”的名号实至名归。资源型产业基础及国企“长子”等“光环”缔造了东北辉煌。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改革开放以后“光环”逐渐褪色，以致发展到后来成为东北经济的掣肘。一方面，资源型产业单向发展，造成产业偏态。资源型重工业的历史作用赋予其“独角戏”地位，重大工业一柱擎天，产业升级未及时跟上，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资源全球配置、服务业对 GDP 贡献上升、中国经济结构变得更为均衡的背景下，东北却向反方向发展，制造业占比由 2005 年的 36.6% 升至 2008 年的 50% ，而服务业的贡献由 38.5% 下降到 35.2% 。产业结构单一愈演愈烈，结果呈现“在东北人的幽默与欢乐之下，是大片暮气沉沉的重工业基地，是大庆油田、一汽汽车打喷嚏整个东北便感冒的经济特征”。而单一支点支撑的经济最大的后果就是一旦支点撤退，整个经济便轰然倒塌。 2008 年金融危机后，经济进入下行期，产能过剩如退潮，使一个个裸泳的城市浮出水面。东三省七成的煤炭、 55% 的钢铁、约半数的水泥沦为过剩产能，随着价值规律大显神威，价格一路下坠，亏损面扩大：鞍山的鞍钢 2011 — 2013 年三年合计亏损 172.35 亿元，长春的吉煤集团 2013 年净利润为－ 17.72 亿元，哈尔滨的龙煤集团 2014 年亏损额约 50 亿元。一个又一个的流血点抽干肌体，东北经济大幅减速，被迫纳入全国经济之末流。
另一方面，固守国企原教旨主义，市场滞后，活力耗尽。建国后，大国企制度在东北生根，这种大而全的国企制度对员工的生老病死全面负责，负重过度，疲惫不堪，“东北是全球苏联式经济的最佳典范，苏联计划经济已经垮台了，东北国企还在苟延残喘”，于是， 20 世纪 90 年代推行“卖国企、甩包袱”的产权改革，但由于改革不彻底，大量中小国企被卖掉，很多大型国企遗留下来，企业办社会、效率低、效益差的问题依然存在；加上均衡国策下政府“有形之手”趋于强势， 2003 年“振兴东北”战略出炉，大量政府投资拯救了东北国企，此时的国企改革方向也出现了改变，从之前的“卖国企、甩包袱”变成了“战略重组、做大做强”，东北经济重新回到国企煊赫的时代。“国进民退”效应持续强化，民企更加被边缘化，东北民营工业总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持续徘徊在 30% 以下。继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业岗位缺少，人口外流。过去十多年间，东北三省成为人口净流出地区。人民用脚投票的直接结果就是东三省经济总量之和只相当于广东一省的 88% ，三省外贸进出口总额不到广东的 20% ，黑龙江、吉林两个省的吸附资金总量还没有深圳一个城市多！从根本上可以说，东北经济已被国企“吸干”。
综上可见，产业偏态、市场滞后使曾经的“老大哥”如今变成“老大难”。而地方政府和国企强势、市场活力不够同样也是一种偏态，综合起来，经济偏态是导致东北由盛转衰的根源。实际上，衰退的东北已隐现危机，后危机时代前三块多米诺骨牌分别是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和中国的去产能，第四块多米诺骨牌不仅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巴西这样的经济偏态、市场经济原教旨的国家，同样包括中国东北这样的经济偏态、制度原教旨的地区。鉴于东北在全国版图中的重要性——革命战争时期，打赢辽沈战役奠定了全局的胜利；经济增速转轨之下，保增长之战也已在东北打响，料想将会为推动全国经济打下基础。关键是，如何破解东北危局？破解东北危局的命门恐怕还在于“抽薪止沸”——既然经济偏态是导致东北危局的根源，祛除经济偏态就是东北危局的治本之策。实质上，对东北危局的破解也涉及对新常态的另类解读：尽管“新常态”源自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对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变化的归纳，但被中国学者“拿来”赋予“中高速”“调结构”“新动力”的本土内涵，其中也内置着让经济偏态走向正态的中国意义。换言之，当下人尽皆知的热词“新常态”包含的含义有“让经济偏态回归正态”，这不仅适用于东北，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区。
在“让经济偏态回归正态”的“现实逻辑”指引下，各个“偏态”的地区都将踏上“纠偏”之路，只不过不同类型的城市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1 ）单一产业城市走向产业协调。哈尔滨、长春、沈阳、温州、鄂尔多斯、神木等城市，或是单一资源主导，或制造业没有升级，天量资金无法找到突破口，转向民间借贷或房地产，最后一根稻草就把一匹骆驼压垮了，压垮哈尔滨、长春、鄂尔多斯、神木的稻草是煤价下降，压垮温州的是出口下滑，共同的现象都是经济大幅滑坡。因此，这类城市将别无选择地通过产业面拓宽、产业链延伸打造实体经济的支撑，如填补非资源产业，配套设计、检测、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 2 ）政府、国企强的城市向市场、民企均衡。量大面广的城市并未经过市场经济的熏陶，行政主导经济、国企“一家独大”的弊病犹在，这些城市将不可避免地走上审改备、负面清单式政府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借助国企的市场化放开、混合经济改制，使民企获得越来越开阔的容身之地，国企规范与民企灵活相嫁接，极大地激发经济活力。（ 3 ）偏吃制度红利的沿海城市向结构、功能版本升级。北上广深等沿海城市先得政策红利、外贸红利、人口红利，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今这些红利退潮，况且“红利期”也豢养了一批食利投资客，阻碍城市创新发展。鉴此，这类城市将在进一步开放中强化资源配置功能，汲取竞争筹码，角逐国际市场经济。当然，在上述调整中，离计划近的顶层设计因不贴题而难以奏效，说到底还是靠各地的自我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