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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主张以德治国，他们所倡导的道德修身，就是为今后治国需要而做的立身准备。从个人角度来看，他们所倡导的道德修身无疑带有人生规划的性质。儒家认为道德有益于人的身心发展。在《尚书·周官》篇中就说过这样一句话：“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意思是：行事遵从道德，就会热情洋溢且每天都能获得安宁；弄虚作假，就会因忐忑不安而让内心每天都处于心力交瘁之中。也就是说，积德行善，能让人获得快乐；弄虚作假，只能让人处于不安之中。
那么，做什么样的事或者说秉持什么样的准则行事才会感到快乐呢？在《孟子·尽心章句上》中，孟子说道：“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意思是：君子有三种快乐，但称王天下不在这当中。父母亲都在，兄弟姐妹都平安，这是一种快乐。上不惭愧于天，下不惭愧于人，这是第二种快乐。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并教育他们，这是第三种快乐。君子有这三种快乐，但称王天下不在这当中。
先看第一乐：父母俱在，兄弟无故。在《中庸》第二十章中，孔子说道：“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意思是：天下人共有的伦常关系有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和朋友这五项，用来处理这五项伦常关系的德行有知、仁、勇这三种。从孔子的这番话中可知，处理人际关系靠的是品德。所以，儒家推崇的孝悌，是道德力量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之所以能够存在，完全是家庭成员间讲究道德而促成的结果。它所折射出的是一种建立在道德之上的平淡、安宁和充满着亲情意味的居家生活状况。
第二种快乐透着一种坦荡荡的浩然之气。儒家是讲究济世的，即修身是为了治国平天下的。这济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人生价值的一种追求过程。那么，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才合乎要求呢？是名誉、地位、金钱和财富吗？从人性上来说，这的确是本性所求。儒家对此一点也不避讳。孔子在《论语·里仁篇》中说道：“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意思是：富裕和显贵是人人都想要得到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就无法去享受；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去摆脱它，就无法摆脱；君子如果离开了仁德，又怎么能叫君子呢？孔子的这番话，在肯定人性的同时，又指出摆脱私心的办法是培育仁德。在该篇中他又说道：“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意思是：没有仁德的人不能长久地处在贫困中，也不能长久地处在安乐中。这句话，也可说是孔子谈及的德与快乐的关联。这其实也表明了儒家对待个人享受或说人生价值的态度：只有建立在道德之上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只有建立在道德之上实现的人生价值，才是真正的人生价值。失去了道德的根基，人生所取得的任何享受、任何成就，都是不值一提的。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就有了十分明确而形象的表态：“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意思是：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这中间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也只有这种安贫乐道的心态，才真正能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第三种快乐所体现的是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在儒家看来，仁德是一个济世之人必备的美德。具有仁德之人，他们的行事既不是良心的施舍，也不是希图物质上的回馈，而应是出自心性的一种主动抉择的自然流露。缘于这种心性，才会有“诲人不倦”之举，才会有“学而不厌”的热情。也只有这样，他所得到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提到的颜回的快乐：“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意思是：颜回真是贤能的人啊！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清苦，颜回却没有改变他好学的乐趣。颜回的快乐，同样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快乐。
孟子之所以把称王者的快乐排除在君子三乐之外，就是因为君子三乐是建立在道德之上的。那反过来说也是对称王者提出了批评或者说提出了要求：胜者为王败者寇，这是强盗逻辑。只有建立在仁德之上且行仁政的王者，才是真正的王者。儒家对道德的力量深信不疑。在《论语·述而篇》中，孔子十分自豪地说道：“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意思是：上天把德赋予了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桓魋是东周春秋时期宋国人，任宋国主管军事行政的官——司马，掌控宋国兵权。孔子周游列国到了宋国，宋景公希望把孔子及其弟子长久地留在宋国做事。当他准备出城迎接孔子时，桓魋却怕孔子等人来后会取代自己的权势，于是竟不经宋景公同意，带领人马去杀孔子，结果孔子被赶出宋国。孔子对桓魋的作为表现出了嗤之以鼻，这种力量就来源于他对自身道德的自信，同时也表明他深信道德胜过攻伐，能够制止纷争，而它也是国家治理的真正武器。
从做人的角度来说，人的行为方式选择，无不取决于人的心性。有什么样的心性，面对事物时就会做出什么样的取舍。同时，做出什么样的取舍，就会有相应的回馈。“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这种取舍，其心理依据就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方法。这种取舍也可说是人之常情。对于儒家而言，他们的取舍依据就不是这种物质层面的计较，而是道德上的评判。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提的要求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意思是：见到财利想到义的要求，遇到危险能献出生命，长久处于穷困还不忘平日的诺言。孟子在《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中给出的要求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荀子在《荀子·劝学》篇中给出的要求是：“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意思是：权势再大也不能压倒他，人多势众也不能改变他，天下任何事情都不能使他动摇。
儒家基于道德上对事物的评判，所要实现的就是以仁爱为核心的人生价值观。以这种人生价值观为归宿，人的任何行为本身都是一种快乐。在面对荣誉、地位、金钱和财富时，他就不会从个人享受的角度出发，而是恪守个人的道德底线，完全能做到无动于衷。相反，如果不从道德的角度作评判，不依道德行事，那么，面对荣誉、地位、金钱和财富时，人的私心就会无限膨胀，从而支配着一个人随心所欲地去做他要做的事。这应该说是儒家所认为的天下动乱和杀戮不止的根源。
所以，“作德心逸日休，作伪心劳日拙”，既是儒家对道德力量的推崇，也是对崇尚道德和失于道德所作的现身说教，其动机和目的都是希望道德能够在全社会成员中普及和推广开来，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