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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治国，以德为本。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北辰指的是北极星。在中国古天文学中，北辰象征着帝王，而古星象图也将北辰放在至关重要的核心位置。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以仁义道德治国，就能像北极星一样获得众星拱卫的崇高地位。这种德治思想直接来自曾经参与过武王伐纣的西周王朝开国元勋周公旦。
在宋朝以前，儒家的别称是“周孔之教”，而非广为人知的“孔孟之道”。“孔”指儒家创始人孔丘，“周”指的正是周公旦。周公旦是礼乐文明的创立者，其治国理念堪称王道正宗。尽管当代人提起周公更多想到的是“周公解梦”之类的东西，但在古时候，周公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才是时人关心的焦点。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一是以德治国的方针，二是经过改良的天命论。尤其是后者，几乎可以说是古代社会的终极律法。
在西周建立之前，夏商两朝有着很浓厚的天命观，那时的人们认为一切都是由皇天来决定的。
《尚书·大禹谟》有言：“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上天眷顾某个人，所以能让他得到四海疆域，成为全天下的君王。君主的权力由上天所授予，王朝也有天命护佑。古人将君主称为“天子”，即上天之子。从这个称呼就可以看出，君权被神化为上天赋予的特权，具有不可颠覆的神圣合法性，不允许群臣万民有所质疑。
例如夏朝末代暴君夏桀曾得意地说：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才会灭亡。但夏桀最终被商汤给推翻了。同样的剧情又在武王伐纣时重演，于是周公旦等圣贤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修正了对“天命观”的认识。
殷商以祭祀鬼神来维持“天命”，这是一种神本主义观念。而周公旦的思想则是一种人本观念。《尚书·周书·君奭》就很好地反映出了周公旦“以德配天”的思想。
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即位。因新君年幼，周公以太师身份摄政，召公则任太保。二人可谓周朝权力最大的宗室重臣。但由周公代行王事，召公对此感到不快，于是周公写下了《君奭》，以表明自己忠心谋国的态度。
《尚书·周书·君奭》中有几句经典格言：“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
第一段话的大意是：由于殷纣王不尊敬皇天上帝，上天降祸于殷商，使得殷商王朝失去了天命，而我们周朝已经接受了天命。但周公旦不认为王业在奠基以后能保持长久，在他看来，王者如能顺应上天之意，重用忠信之人为辅佐，西周的王业就不至于出现什么不祥之事。
第二段话比较有意思，即召公奭认为，上天是不值得信赖的。周公旦则表示自己只想将父亲周文王的美德发扬光大，这样上天就不会剥夺周文王的天命了。
上古五帝与夏商周三代兴替的事实，说明天命并非永恒不变。但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天人合一之道是至高境界，人们的所作所为都难以完全摆脱天命观的影响。例如在伐纣联军渡过黄河孟津的时候，突然雷雨大作，占卜又是不吉。于是人人都认为这是不吉之兆，主张暂且退兵。唯有姜太公踩碎占卜用的龟甲，力劝周武王以“吊民伐罪”的大义为重，不要错失良机。最终武王伐纣一战得胜，事前占卜的凶兆没有应验。然而同一个姜太公，在周武王重病之时，和召公奭等人一样占卜问吉凶。
与周公旦共同经历过牧野之战的召公奭，可能是因为受到这次经历的影响，对天命不再那么笃信，而开始更重视人事的力量。
根据周公旦的回忆，召公奭曾经表示：凡事应该依靠自己，人们不敢安然享受上天赐予的福祉，也不会永远顾念天威，这没有任何过失，只要做好人事。考察后世子孙的行迹，假如不懂得敬奉上天，顺应民心，将先人的辉煌限制在国家之内，不明白天命难得的道理，不知道上天难以信赖，就会失去天命而无法长久。继承前人功业，奉行明德，就在此时此刻。
周公旦对此十分赞同。他据此提出了“以德配天”的德治方针。那怎样才能以德配天呢？关键在于选贤任能，让德才兼备之人来治国理民。与此同时，执政者还要经常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上从天意、下顺民心。
《尚书》中的不少篇章都是圣王明君的自我检讨。周公旦在《尚书》中作了许多文章来告诫周成王或其他大臣，试图以榜样效应来强化西周君臣的内在道德约束力。例如《尚书·太甲》称：“惟天无亲，克敬惟亲；民罔常怀，怀于有仁。”这句话的意思是，皇天上帝并没有固定不变的亲人，他只是与值得敬重的人亲近；百姓并没有一定要感恩于怀的人物，除非是那些仁德之人。而《君奭》一篇既承认君权天授，也强调天命会转移到有德之人手中。天意与民心都会变化，不变的是争取天意和民心的办法。依照这种新的天命观，兴亡生灭都是围绕一个“德”字展开。
按照周公等人的解读，殷商王朝曾经采取过正确的德治方针。
商汤王受天命之时，贤臣伊尹也得到了上天的嘉许。商王太甲（商汤之孙）时有太保阿衡（即开国元勋伊尹）辅佐；商王太戊时有伊陟、臣扈等贤良得上天嘉许，又有巫咸辅政；商王祖乙有巫贤；商王武丁有甘盘。这些有道之人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按照殷商人的礼法传统，他们的英灵在君王去世后得以配天称帝，为后世所传颂。
在周公眼中，这些贤能之士就是上天赐予殷商用来教化万民的。正是有了这些人的主观努力，才让殷商上下都保持谨慎谦和的美德。这些贤能之士都是因为美德而被举荐的。由于他们以身作则，以德治国，才让国家的威信如同占卜一样令当时的百姓对他们深信不疑。
这番理论将人的德行与王朝天命直接挂钩。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始终是人而不是什么玄远神秘的“皇天”。古人靠天吃饭，自然对天命有着深厚的信仰。不过，事情毕竟是由人来做的，天命归谁不归谁，大部分人都猜不透，但事情做得漂不漂亮，符不符合礼法道德，却是可以直接看出来的。
周公认为殷商王朝在纣王之前世代统治天下，就是因为有那些贤能之人施行德政。上天见天下太平，于是也赐予殷商福祉，没降下惩罚。直到商纣王丢弃了为政之德，才导致上天将天命转移给周。
周公作《君奭》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说服召公奭与自己精诚合作，共同安定姬周的江山社稷。在他看来，避免上天对西周降下惩罚的唯一办法，就是效法文王以德配天，用德政来治理新兴的大周朝。
后世的儒生都十分推崇周文王的德政。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因此，当时的士人对小邦周的德政十分推崇，纷纷移民入周，其中就有辅佐两代周王成就大业的开国元勋泰颠、闳夭、散宜生、南宫括等人。
儒生们认为上天降下大任给周文王，就是因为他不仅品德高尚，而且将恩德布施于列国。虞、芮两个小国有纠纷，都来找西伯周文王评理。谁知两个小国的君主进入周境后，发现这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好一幅和谐有礼的美妙画卷。于是虞、芮两国感到自惭形秽，从此言归于好。
按照后世儒者的观点，小邦周能取代大邑商成为新的天下共主，就是因为这种王道德政带来的效果。在天下动荡之时，小邦周独能以德政教化著称，吸引四方诸侯主动归附，使得姬周的势力逐渐壮大，对殷商王朝构成了威胁。而此时的殷商王朝在商纣王统治下，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无论是殷商宗室还是平民百姓都深受其害，于是许多人纷纷离商入周。而在决定王朝命运的牧野之战中，人数众多的殷商大军因不满纣王统治而阵前倒戈，兵马较少的西周诸侯联军因此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在儒家亚圣孟子看来，这就是以至仁伐不仁的必然结果。
总之，古人所谓的“天命所归”，实际上是民心向背的较量。而民心向背取决于为政者是否推行利民爱民的德政。尽管儒家重视天命，但也不盲目崇信天命，而是将其与人之德行挂钩。按照儒家德治思想，再弱小的国家只要能以德配天，终将成大器。反之，任何不思德政的国家，终将难逃上天的责罚。这就是贯穿中国千年历史的天人感应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