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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出自《论语·雍也篇》。孔子认为，君子只要广泛地学习文化知识，以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就不会背离社会的正道。这是儒家对君子在立世方面所提的两项要求，即内在的智识要求和外在的行为要求。
儒家的思想是为政治服务的。他们所提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的观念都是为将来治理国家打基础的。儒家认为，要治理国家，首先执政者本身就应当具有高超的智慧。智慧从哪里来？当然从学习中来。儒家的“学”，属于个人修身的一部分，归于智慧范畴，它是治理国家过程中指导行为的必备要素和条件。在《中庸》第二十章中，孔子就明确指出了学习的目的：“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意思是：喜欢学习就接近了智，努力实行就接近了仁，知道羞耻就接近了勇。知道这三点，就知道怎样修养自己；知道怎样修养自己，就知道怎样管理他人；知道怎样管理他人，就知道怎样治理天下和国家了。
儒家对于“学”的要求首先体现为一个“博”字，做到“博学之”。在《中庸》第二十章中，孔子就指出了“博”的深意：“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意思是：天地的法则，就是广博、深厚、高大、光明、悠远、长久。在天地诸法则中，“博”居其首。“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万物载焉。”意思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地，原本不过是由一撮土一撮土聚积起来的，可等到它广博深厚时，承载像华山那样的崇山峻岭也不觉得重，容纳那众多的江河湖海也不会泄漏，世间万物都由它承载。孔子的意思很明显，人的知识是靠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当它积累到广博的程度时，对于治理国家的人来说，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从立世的角度来看，点滴的知识只能解决点滴的问题，人的能力通常都是与知识相对应的。也就是说，掌握的知识越多，解决起问题来就越顺利。当一个人达到博学的程度时，他就能融会贯通，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就会有极高的明辨是非、辨别真伪的能力，能够做到举一反三，这样不仅解决问题的效率高、成功性高，而且解决问题的正确性和公允性也会大大提高。所以，博学不仅在于知识的增加，也在于心理承受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增加。
一个人具有了超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呢？在与人交往时，是不是就可以盛气凌人、目空一切了呢？当然不是。在儒家看来，智识应是治国者的内在必备素质，这种素质必须服从于自身的使命——行仁政。这时，就要用礼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行为。
针对治国者，荀子在《荀子·礼论》中对礼的作用大加推崇：“凡礼，始乎棁，成乎文，终乎悦校。故至备，情文俱尽；其次，情文代胜；其下，复情以归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变不乱，贰之则丧也。”意思是：一切的礼，开始时简略，以后逐渐比较完备，最后达到令人称心如意的地步。所以，最完备的礼，能够使感情和礼的仪式发挥得淋漓尽致；其次是，要么感情胜过仪式，要么仪式胜过感情；再次，就是又回到了太古时代的情况，它就只注重质朴的感情了；天地由于它而和谐，日月由于它而明亮，四季由于它而更替有序，星辰由于它而运行正常，江河由于它而奔流不息，万物由于它而繁荣昌盛；人的喜好憎恶由于它而有节制，喜怒由于它而表现适宜；用它来治理臣民，就可以使臣民顺从，用它来规范君主，就可以使君主通达英明；世间万物怎么变化也不会混乱，但违背了它就会丧失一切。荀子的这番话，对礼的社会功效大加赞誉。同时，他也从人性的基础上指出了礼和个人情感上的对立统一关系。
荀子是主张人性本恶论的。在他看来，人的本性中充满着各种欲望，这些欲望都是自私自利的。而礼这种行为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抑制人的这些私欲的。怎么抑制呢？荀子有较为形象的比喻：“故绳墨诚陈矣，则不可欺以曲直；衡诚县矣，则不可欺以轻重；规矩诚设矣，则不可欺以方圆；君子审于礼，则不可欺以诈伪。”意思是：真正把绳墨放在面前，就不能用曲直来欺骗人；把秤悬挂在那里，就不能以轻重行欺骗了；把圆规曲尺放置在那里，就不能以方圆欺骗人了；君子如果明察礼的内容，就能够鉴别那些欺诈虚伪的骗人手段了。荀子把礼比喻成绳墨、秤和圆规，显然是把它当作了一项行为检定的准则。对于人的任何行为，一旦与礼的准则相对照，就能判断出哪些行为合乎要求，而这样的礼显然就起到了指导和规范人的行为的作用。这时，对那些有违礼的行为，哪怕个人在情感上对这种行为有多么依赖，都是必须受到制约的。这时，礼的抑制作用也就表现出来了。这种抑制是通过外界强加给自身的，也就违背了个人的意愿，蔓延到社会上，势必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仁的主张相违背。
在《孟子·告子章句下》第一节中，有这样一番描述：有个任国人问屋庐子说：“礼和饮食，哪个重要？”屋庐子说：“礼重要。”任国人又问：“性爱和礼哪个重要？”屋庐子说：“礼重要。”任国人说：“要是按照礼的要求去求食，就会饥饿而死；不以礼的要求去求食，就能够得到饮食，难道必须要按照礼来要求自己吗？如果按照礼来迎亲，就会得不到妻子；如果不按照礼的要求来迎亲，就能够得到妻子，难道必须要按照礼的要求来迎亲吗？”屋庐子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于是，第二天便到邹国去告诉孟子。孟子的回复是：“扭住兄长的胳膊而夺取他的饮食，就能够得到饮食；不扭住兄长的胳膊，就不能够得到饮食，那么你扭吗？翻越过东边邻居的墙去搂抱他家的姑娘，就可以得到妻子；不搂抱就得不到妻子，那么你会去搂抱她吗？”孟子给出的回复态度很明朗，礼的行为不单单是用来满足生存需要的，还是用来调节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这其中也包含了儒家对礼本身的要求，即，礼首先是用来规范自身行为的，如果自身行为规范了，还会超出其本分，向别人伸出索取之手吗？
所以，孔子提出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所针对的对象首先用于自身。试想，一个人拥有了广博的智识，具有超强的分析判断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自身的各种行为又都合乎礼的规范，那么，这样的人怎么能不担当起治国平天下的重任呢！让这样的人来治国平天下，又怎能不会实现国强民富、天下太平的目标呢！这不就是儒家的政治愿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