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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是儒家倡导的一种人际交往中的行为方式，目的是为了通过这种行为方式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身份等级，明确各自的行为取舍，从而减少摩擦、避免纷争，最终实现社会安定。那么，为什么不采取别的形式，单单想到了礼这种形式呢？
在《荀子·礼论》中，荀子做了明确的阐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意思是：礼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呢？人生下来就有欲望，如果不能满足他的欲望，就会有所索求；如果索求无度，没有标准，就会发生争斗；有争斗就会产生混乱，而混乱就会导致穷困。古代的圣王厌恶混乱，就制定了礼仪，划分了等级，想以此节制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要求，使人们的欲望不会因为物资的不足而得不到满足，而物资也不会因为满足人们的欲望而消耗殆尽。为了让物资和欲望两者相互制约，保持长久的协调发展，这就是礼的起源。
荀子的这番话，从源头上说明了礼产生的原因和存在的必要性，并且明确指出礼是节制人们欲望的一种有效手段。欲望，是人类的本能，是人性的组成部分，是人类征服世界、改造世界，同时也是改造自身的根本动力。在任何时期，欲望都是推动人类进化、发展、进步的原动力。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它包括满足精神和物质需求两个方面。正是在欲望的支配下，人类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走向了声光电化的现代社会，从独裁专制的社会迈进了民主法制的社会。但同时，也应该清楚地看到，人的欲望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一旦超出这个限度，就会适得其反，往往还会转向罪恶的一面。这就是荀子提出的节制欲望的原因所在。儒家提出以礼的形式来让人们节制欲望，可是，一个十分明显的现实问题是，人的意志往往左右不了自己的欲望，面对现实的各种诱惑，人们往往会选择遵从本能。
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例。人常说，民以食为天。中国人自古对吃可谓情有独钟。但是，当吃成为社会行为时，儒家也有很多礼仪。按照儒家的要求，聚餐时，首先要讲究怎么个坐法，并不是谁想坐哪里就坐哪里，想怎么坐就怎么坐，而是坐有次第，坐有坐相。在《礼记·曲礼上》中就有这样的规定：“将就席，要仪容庄重，不可有失常态。两手提起衣裳的下摆，使下摆离地一尺左右，这样才不至于脚踩着衣裳。不要掀动上衣。迈步不要慌里慌张，以免脚下有失。如果在当行的路前放有先生的书册琴瑟，就要跪下来把它们移开，千万不可从上面跨越过去。不是饮食之座，应尽量往后坐；饮食之座，则要尽量靠前。坐要安稳，始终保持自然的神态……见到端饭的人来，要起立。见到主人的贵客来，要起立……凡陈设便餐，带骨的肉放在左边，切好的大块肉放在右边，饭食放在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人的右手方；细切的肉和烤熟的肉放在盛肴胾的器皿之外，离人远些；醋和肉酱放在盛肴胾的器皿之内，离人近些。蒸葱放在醋和肉酱之左，酒和浆放在羹汤之右。如果还要摆设干肉，则弯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如果客人的身份较主人卑下，就应端着饭碗起立，说自己不敢当此席位，这时主人就要起身劝说客人不要客气，然后客人才又落座。主人请客人和他一道祭食。祭饭食的方法是，主人先摆上哪一种就先祭哪一种。祭肴馔的方法是逐一祭之，祭个遍。吃过三口饭后，主人要请客人吃切好的大块肉，然后请客人遍尝各种肴馔。如果主人尚未吃完，客人不可漱口表示已经吃饱。陪着长者吃饭，如果主人亲自布菜，要拜谢之后再吃；主人不亲自布菜，就不必拜谢，可以径自动手取食。大伙共同吃饭，要注意谦让，不可自顾自地吃；大伙共同吃饭，要注意手的卫生。不要把饭搓成团；不要把多取的饭再放回食器；不要大口喝，以免满口汁液外流，不要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啃骨头，以免弄出声响；不要把咬过的鱼肉再放回食器；不要把骨头扔给狗；不要争着抢着吃好吃的东西；不要为了贪快而扬去饭中的热气；吃黍米饭不要用筷子，羹汤中的菜要经过咀嚼，不可大口囫囵地吞下；不要当着主人的面调和羹汤。不要当众剔牙，不要喝肉酱。客人如果调和羹汤，主人就要道歉，说不会烹调。客人如果喝肉酱，主人就要道歉，说由于家贫以至于备办的食物不够吃。湿软的肉可以用齿咬断，干硬的肉不可以用齿咬断，就须用手擘而食之。吃烤肉不要一口吞一大块。食毕，客人要从前面跪着收拾盛饭菜的食器并交给在旁服务的人，这时主人要连忙起身，说不敢劳动客人，然后客人再坐下。陪伴长者饮酒，看见长者将给自己斟酒就要赶快起立，走到放酒樽的地方拜受。长者说不要如此客气，然后少者才回到自己的席位准备喝酒。长者尚未举杯饮尽，少者不敢饮……”
这就是儒家有关吃的礼仪。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样的礼仪简直就是折腾人，等同于折磨人。但是，如果就这些礼仪的实质来看，它所体现的恰恰就是现代人心理认知上的尊重观念。其中像吃饭时不发出声响、不影响别人进食这些细节，反而是西方人至今仍保持的一种良好习惯，我们中国人反倒把这种好传统给遗忘了。吃个饭有这么多讲究，现代人都接受不了。对于古人来说，他们的原始本能应该更强于今人，也就更难以接受礼仪的这种要求了——何况儒家的礼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样一来，在礼的具体运用过程中，势必就会出现不服从礼的约束的情形。礼的目的本是为减少摩擦、纷争，实现社会安定。而在礼的运用过程本身，就会导致摩擦、纷争，这岂不是与儒家的最初愿望背道而驰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在《论语·学而篇》中，孔子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的要求——礼在具体运用过程中，最讲求的是和的方式，不能野蛮行事。如果野蛮推行礼，这样就会给人带来伤害，反而失去了礼的作用。
和，实质上是儒家在礼的实践中所遵循的一种行事方式，同时也是他们所期望达到的一种行为和社会效果。孔子在《中庸》第一章中说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意思是：喜怒哀乐没有表现出来的时候，叫作“中”；表现出来以后符合节度，叫作“和”；“中”，是人人都有的本性；“和”，是大家遵循的原则，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各在其位了，万物才能生长繁育了。孔子将“中”与“和”联系在一起，阐释了一种理想化的人性境界和行事原则。从这番话得知，单就“和”来说，它既是一种合乎规范的社会行为，也是对这种行为所能达到的效果的要求。联系孔子生活的时代，就能明白“和为贵”的真谛。
在周朝时期，各阶级之间的界限原本是十分分明和严肃的，涉及具体的个人时，他们在社会上的身份和地位是容不得丝毫紊乱的。上一等级的人，通过礼仪来显示自己的身份权威；下一等级的人，以唯你是从、敬畏的心态对待上级。但到春秋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开始破裂，出现了臣弑君、子弑父的悖逆现象。对此，“礼之用，和为贵”主张的提出，就具有缓和阶级对立、减少矛盾纠纷和安定社会秩序的实际意义。
不过，儒家的“和”，不是无原则的调和或妥协，而是强调用礼的形式来节制。所以，礼之用，和为贵，是儒家宽容思想的体现，它的目的在于营造和睦的人际关系与和谐的社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