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尚书》是传统“五经”之一，记载了中国上古的历史，其中很多篇章保留了原始的政治公文面貌，可称信史。《尚书》源流非常悠久，传习过程历经劫难，其版本、文字、简编次序等不同程度上都发生过变化和错乱，成为唐以后学者素称难读的一部经典。下面简单谈谈阅读《尚书》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尚书》的传习及其辨伪

《说文解字》说：“著于竹帛谓之书。”可见，原来的“书”只是简册的代称，可以泛指所有书籍，《尚书》应该在其中。《尚书》在先秦只称《书》，到西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才称作《尚书》，所谓“《尚书》独载尧以来”。东汉马融解释说：“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按照这样的说法，“尚”就是“上”，《尚书》可理解为“上古的史书”。

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笔下的《书》和《尚书》有区别，前者多，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各种“《书》”；后者少，经过了儒家学派孔子的删编，成为“独载尧以来”的《尚书》。这是很有道理的。相传先秦时记载上古历史的《书》有几千篇，孔子为了教学方便，就删成百篇之数。在《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经常引述《书》的内容。我们必须清楚，经过孔子修订改造的《尚书》，很多地方明显带上了儒家思想的印记。

春秋战国时代，《尚书》还在儒家弟子及后学手上传习，尤其在儒学兴盛的齐鲁之地，仍然不绝如缕，只是可能已经有所散佚。到了秦朝，焚书坑儒的政治运动破坏了儒家经典的正常传习，“六艺”因此有所缺失，《尚书》更是遭到严重焚弃。当时有个讲《尚书》的老博士，叫伏生，他在大乱中将《尚书》藏在墙壁中，才保存下来。汉初，伏生只找回二十八篇，丢了很多。汉文帝昭告天下，广求能治《尚书》的人才，那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了，没有能力出门，文帝就派晁错去学。后来，又将伏生那二十八篇《尚书》用隶书录下来，这就成了孔子之后第一个有实际篇数和大体内容的《尚书》传本。因为用汉代通行文字书写，因此叫做《今文尚书》。

伏生系的《尚书》经数代传授，形成三个分支，所谓欧阳（高）、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家，宣帝时并列于官学，各成门户。三家之学一直盛行于两汉。可惜到了西晋永嘉之乱，王室败亡，图书遭到严重亡佚，三家《尚书》全部丧失掉了，民间也没有传习的，最终竟然失传。这就是伏生系的《今文尚书》的始末。

与“今文”相对，尚有“古文”。汉武帝末年，鲁共王为了扩大宫室，拆除孔子住宅，没想到在宅壁中发现了一部《尚书》，因为是用秦汉以前的古文字书写的，所以称为《古文尚书》。这部《尚书》被孔子第十一世孙汉博士孔安国得到了，他将古文字改写成汉代通行的隶书，所以被称作“隶古定”本。孔本与伏生本之差异就是后世盛称的《尚书》今古文之分的起因。蒋善国先生《尚书综述》说：“今文名称大约在魏晋以后才出现。起先伏生《尚书》径称为《尚书》。实际上两者主体部分还是相同的。由于没有立官，《古文尚书》只能习于民间，影响较小。两个都是今文，区别在于一个是秦朝传下来的今文，一个是汉代由古文改过来的今文。司马迁曾从孔安国学习过《古文尚书》，他在《史记》中关于《尚书》的记载是今古文并用。”这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两个本子的性质。孔本《古文尚书》实际上比伏生系《今文尚书》多出十六篇，孔安国没有解说，东汉时马融、郑玄也只是注释与今文本相应的二十多篇，其余各篇没有解说，便亡佚了。马融、郑玄系的《古文尚书》在东汉和南北朝一直有人传习。到了唐代，官修《五经正义》指定要用东晋晚出的另一部《古文尚书》，孔颖达完成的《尚书正义》成为国家考试的教材，马、郑本因此遭到冷落，最后竟然也失传了。以上就是孔安国系《古文尚书》的始末。

现在需要谈到孔颖达《尚书正义》的底本，也就是刚提到的所谓“东晋晚出的另一部《古文尚书》”的情况。东晋元帝（ 317 — 322 ）时，豫章内史梅赜向元帝献上了一部《孔传古文尚书》（“传”就是注解），说是魏末晋初的学者郑冲传下来的。这部《古文尚书》号称就是当年孔安国得自孔壁后加以整理注解的那个本子。这部书经文共计五十八篇，其中三十四篇的名称和当时流行的郑玄注本相同，除了《舜典》以外，其他都有注释，书前还有一篇孔安国的《序》，说明他得书和作传的情况。这篇序收在梁萧统所编《昭明文选》中。梅赜献的这部“古文”，在梁朝开始流行起来，北朝大儒刘炫、刘焯为之作了详备的《义疏》，其后，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尚书》也是以此书为底本。唐太宗初年，命大儒颜师古校正五经文字，《尚书》依的也是这个本子。稍后，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又以此书为工作底本，采集二刘的义疏加以发挥，终于成了终唐之世无异辞的定本。从此，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树立了正统地位，压倒了郑玄的《古文尚书》注本，成为《尚书》的唯一传本。玄宗时，又命卫包将这部《古文尚书》中很多古字体改成楷书，在开成二年（ 837 ）刻石，即“唐石经”，也叫“开成石经”，成为后代一切版刻的祖先。

梅赜献上的这部《古文尚书》可以说是一路顺利地获得正统地位，一直得到国家的支持，成为科举功名的标准本。但到了宋代，就有不少学者陆续开始怀疑这部书的真实性。先是南北宋之交的吴棫作了一部《书裨传》（全书已失传，被明代梅鷟《尚书考异》引述），其中指出梅赜所献五十八篇中原有的和增多的篇章在文体和语言上有差别，不都是诘屈聱牙，甚有文从字顺的，实在与《尚书》之“古”不相称。这个见解是十分敏锐的。稍后朱熹深化了吴棫开创的文体比较的方法，直接说“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并进一步怀疑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序》，认为不像汉人的文风，而是魏晋间人所作。朱子的弟子蔡沈作了一部《书集传》，在体例上区分了今古文，完全是继承了老师的看法。

元明两代，是《古文尚书》辨伪工作深入的阶段。元人赵孟頫、吴澄已经明确严格区分今、古文，吴澄的《书纂言》甚至摒弃了《古文尚书》后出的篇章，只解释其中今文二十八篇。明人梅鷟针对晚出的篇章进行深入研究，他认定东晋晚出《古文尚书》是皇甫谧杂取先秦文献《论语》、《孟子》等词句拼凑起来的。梅氏所撰《尚书谱》、《尚书考异》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为后来清代学者更加细密的辨伪开了风气。

清初以降，考据学风渐渐盛行，学者心细如发，往往有见微知著的眼光。康熙时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八卷，详列一百多条证据，详实确凿地揭发了晚出《古文尚书》的真实面貌。其后，吴派经学家惠栋撰《古文尚书考》，继续针对晚出古文加以辨析。至此，东晋晚出《古文尚书》的疑案基本定谳了。此前，虽有毛奇龄针锋相对的《古文尚书冤词》为其辩诬，也并不能改变《古文尚书》是伪书的事实。其后，还有不少学者就这个问题进行辨析，大多只是延续阎、惠的考证方法更加细致具体而已。

但晚出《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并非一无是处，黄季刚先生曾说：“伪《古文尚书》，一文字古，二文采高，三取材广博，四训诂不谬，故在今日言之，仍可作‘准康成’观也。”又说：“用孔《传》讲《尚书》，于文理终不谬。若用孙星衍之说，往往文理不通。”（《量守庐论学札记》）足以启发我们正确对待《古文尚书》。

二《尚书》的篇目和内容

如前所述，《尚书》本子问题复杂，其间篇章分合更是难考，所以这里我们不涉及今古文《尚书》篇章异同分合的考证，只据阮元编刻的《十三经注疏》中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将五十八篇篇目抄录如下，属于晚出古文的，标“伪”字以示区别。

尧典　舜典　大禹谟（伪）　皋陶谟　益稷禹贡　甘誓　五子之歌（伪）　胤征（伪）　汤誓仲虺之诰（伪）汤诰（伪）咸有一德（伪）　伊训（伪）　太甲（三篇，伪）　盘庚（三篇）　说命（三篇，伪）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太誓（三篇，伪）　牧誓　武成（伪）　洪范旅獒（伪）　金縢　大诰　微子之命（伪）　康诰　酒诰　梓材召诰　洛诰　多士　无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周官（伪）　君陈（伪）　顾命　康王之诰　毕命（伪）　君牙（伪）　冏命（伪）　蔡仲之命（伪）　费誓　吕刑　文侯之命　秦誓

根据篇名及内容，我们可以将以上五十八篇基本分作六大类，即孔安国《尚书序》所谓“典、谟、训、诰、誓、命”。从这些名词可以看出，《尚书》的内容大多是历代君王言论和行动的记载，如《尧典》记载的就是帝尧的事迹；《皋陶谟》记载了宫廷上君臣的谋划和议论；《伊训》讲的是商代老臣伊尹劝诫商王太甲要以史为鉴，加强德政；《康诰》、《酒诰》、《梓材》是周王朝册封文王之子康叔的告谕，记载了周公对康叔的督导训诫；《甘誓》、《牧誓》等则是作战前的誓师之词；《文侯之命》是君王任命官员、侯伯的册命之词。

如果我们从其他角度来审视，会发现《尚书》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宝库。《尧典》中记载的观象授时、四仲中星等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期的天文学记载，其真实性得到现代天文学家的广泛肯定。《禹贡》一篇，乃鸿篇巨制，对我国的区域地理根据物产、土壤等作了详细划分，引起后世自然科学家的广泛探讨。《吕刑》篇主张不滥用刑罚、注意德教的“祥刑”思想深深启发影响着后代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洛诰》等篇记载周初营建洛邑之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得到了出土文物的印证。《洪范》一篇“统治大法”，详列“九畴”，备言天道人事，对后世君主影响深远。因为《尚书》每篇并非成于一时，其中文句有着语法、词汇、方言的差异，又是现代语言学家们研究上古汉语演变的重要资料。如此等等，都说明《尚书》是具有着巨大历史文化价值的古代文献。

《尚书》内容，具体可参阅本书每篇译注前的题解，这里不再多说。

三阅读《尚书》的基本参考书籍

除了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外，阅读《尚书》还有很多值得参考的注解书。按时代和学术方法来说，我们可以分作汉学派和宋学派两种风格，当然也有兼容二者的。随着现代甲骨学、金文研究的兴起，《尚书》学又有了新起点，产生了很多新成果。我们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尚书》学著作简单介绍如下。

孔颖达的《尚书正义》以北朝二刘的《义疏》为底本，搜罗古义丰富，可以作为唐代《尚书》学的集成之作。陆德明《尚书释文》专释字音字义，也很周详精审。以上两种都可以说是汉学考据的路数。宋代蔡沈的《书集传》是宋代《尚书》学的集成之作，简明扼要，其实是采集了苏轼、吕祖谦、朱熹等多家成果而加以融会贯通，其解释方法体现了宋学高明而精微的特征，是一部极为重要的参考书。

清代学者受两汉经学影响较大，偏重考据字义、搜罗汉代经师的逸说加以阐发，对单词片字的解释往往精确绝伦，这方面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王鸣盛《尚书后案》、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王引之《经义述闻》（《尚书》部分）等。若论较详备的，则推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和皮锡瑞的《今文尚书考证》，前者于汉师逸说无不搜罗详尽，考证完备；后者引用大量汉碑，校理文字，颇值翻阅参考。王先谦的《尚书孔传参正》依据孔《传》本，参核他书，分别真伪，考证清晰，有助于深化对今古文的理解。其他有专释单篇的，如胡渭《禹贡锥指》，集《尚书》地理研究的大成，不可不加以涉猎。还有从古文字学角度入手的，如孙诒让《尚书骈枝》运用甲骨文释读《尚书》，新见迭出，极具启发。

现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更是取得了突破，王国维运用金文、甲骨治《尚书》，更辅以史学眼光，所释往往出人意表，他的《观堂集林》和《观堂学书记》成就极大。后来于省吾《双剑誃尚书新证》、杨树达《积微居读书记》、杨筠如《尚书覈诂》等都是沿着观堂先生的方法而继续开拓的，取得了极大的成绩。于省吾先生的很多校释往往一反旧说，而且能获得正确、近情的理解，后人多以为不刊之论。通释全书的，尚有曾运乾《尚书正读》，严审词气，能得文理。

近年来，出现不少注释和翻译《尚书》的著作，如周秉钧《尚书易解》、《白话尚书》，王世舜《尚书译注》，江灏、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等，各有各的特色。 2005 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体例极具特色，以唐石经为底本，详备梳理、引用清以前旧说，广泛吸收各个学术领域有关《尚书》内容的成果，运用古史层累演进的观点对《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作了精审的校释和翻译，代表了目前通释《尚书》的最新、最完备的成果。

如果要了解《尚书》学的历史，蒋善国《尚书综述》、刘起釪《尚书学史》是最好的参考书。

四　对本书的几点说明

秦汉经师所传授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是公认的先秦古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书即以二十八篇作为注译的对象，于晚出伪古文不予列入。《尚书》的正文依照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标点则由笔者重新施加，所以个别句读会有区别。本书二十八篇依东汉马融、郑玄的理解，分成虞夏书、商书、周书三大部分，以利于读者分类检阅。每一篇下首先列有介绍性质的解题，次原文，原文又分作数个自然段，注释和今译缀于每段之末。本书对字词的注释力求简明准确，在此基础上，译文采用直译，部分稍侧重于意译，力求读来不拗口，对话也尽量保持口语的味道。

注释方面，除了参考传统经师的训释，本书于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受益最多，其中最新的考释成果，基本都采集到了本书当中。李民、王健《尚书译注》简明扼要，平实准确，对本书的注释启发良多。上述二书作者皆承顾颉刚先生之学，代表了《尚书》研究的高峰，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此外，周秉钧、王世舜、陈戍国、钱宗武诸先生的《尚书》译注著作也都一一披览采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时间仓促，本书不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也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顾迁
2015 年 12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