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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和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19年编纂而成的史学巨著，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规模空前。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其所记载的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涵盖了1362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主编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属山西）人。后人因为他著有《涑水纪闻》，又称他为涑水先生。谥封为温国公，赐谥文正，又称司马温公、文正公。司马光生活在北宋中期，生于真宗天禧三年（1019），卒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历经真、仁、英、神、哲五朝，其时正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辈出的时代。司马光为人诚笃正直，勤奋好学，政治态度保守，和王安石私交甚笃而反对其变法，在北宋有极高的声望。后来蔡京当权时期立“元祐党人碑”，第一个名字就是司马光，工匠因此拒绝署名。
司马光的修史工作开始于公元1064年。由于古代社会的大臣无法选择君主，于是只能尽力辅佐皇帝。自古以来的史书浩如烟海，皇帝不可能读得完，所以司马光希望将历史经验总结出来进献给皇帝，以供借鉴之用。最初称为《历年图》。公元1066年，即英宗治平三年，改称《通志》，当时写成前8卷，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到秦朝的历史，这是《通鉴》的早期范本。其时英宗皇帝支持司马光的想法，下诏置书局于崇文院，授权给他可以自己选择人员，书名改称《论历代君臣事迹》。公元1067年，英宗去世，神宗即位。其时司马光为侍讲学士，其修史的计划继续得到神宗的支持。皇帝为这部还未写成的史书赐名“资治通鉴”，就是希望它可以当作皇帝治国借鉴的史书。当年，神宗亲自写了序文。他授权司马光自己选择助手，可以在洛阳任意阅览国家书局的书籍，并将自己为颍王时的二千余册书籍全部都赐给了他。
从此以后，司马光和他选中的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及其子司马康一起，潜心编纂了这部史书。
刘恕（1032—1078），字道厚，筠州（今江西高安）人。政治观点和司马光接近，反对变法，富于史学才能，尤其善于治乱世史。
刘攽（1023—1089），字贡父，临江新渝（今江西新余）人。反对变法，专长在于汉史。
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属四川成都）人。幼年失祜，为叔祖范镇抚养长大，其政治和学术观点也都受到范镇的影响。他同样反对王安石变法，政治观点和司马光接近，但是学术观点却和他相异。范祖禹专治唐史，写成600卷，后来为司马光删成81卷，二人对于史事的看法也往往不同，因此后来范祖禹又有《唐鉴》传世，材料不及《通鉴》，但有些观点却在《通鉴》之上。
编纂过程中，司马光将其分成三个不同阶段，即丛目、长编和定稿。丛目是指标立事目、注明出处和排定时间。长编即是初稿，将史事作了编排，当时的原则是宁失之于繁，不可失之于略。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所做的工作到长编为止，其中战国到秦出于司马光的《通志》，两汉部分出自刘攽，刘恕编撰了魏晋南北朝部分，唐代部分出自范祖禹之手，至于五代则目前尚有疑问。全祖望、陈垣等人都曾作过分析，目前大多认为五代部分长编出于刘恕之手，司马光也参与了其中一部分的编撰工作。
在长编的基础上，司马光再来考证材料，加以分析删定，并对文字进行润色。虽然刘恕才华横溢，刘攽治学严谨，范祖禹纵论天下，但经过司马光的修定之后，全书风格前后一致。最后，在公元1084年，也就是神宗元丰七年，终于完成了《资治通鉴》这部史学巨著，开创了编年体通史这一体例。
《通鉴》在材料的分配上并不均匀，其中战国到三国共646年，78卷。晋到隋历时353年，106卷。唐五代343年，110卷。这主要受制于史料的详略。三国以前史料的主要来源是前四史，并没有新的材料，因此内容极其简略。西晋到隋这一时期在编写时无疑参考了新的史料，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在已无法分辨信史。而唐五代部分则运用了大量新史料，内容所占的比重也最大，是书中最具价值的部分。
北宋时期，天下承平日久，文化发展迅速，私人藏书大量增加，很多失传的史书比如唐代的国史、实录、时政记等都重现于世，因此司马光在编撰这一部分史书的时候，对于其时种种野史、官史、谱录、墓志、行状、碑碣材料无不毕览，今人认为书中所引用的材料有二百余种。
在《通鉴》的具体内容上，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为开端，这一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分晋，因为史书的目的即在于“史鉴”，司马光于此作了第一篇议论——“臣光曰”。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不及当代史。纪年的体例上，凡是一年有几个年号的，《通鉴》一律用最后一个。分裂时期，三国用魏、晋的年号，南北朝则用南朝。
和《史记》有所不同，司马迁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重视天人关系和朝代更替的规律；而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目的则更加现实，他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因此在选材上，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借鉴作用的政治史就毫无疑问地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通鉴》极其重视政治，对于政治清明和黑暗时期都用功很深，也重视战争。举凡权力更迭、施政得失、制度沿替、人才进退都有详尽深入的记载，这些内容也是《通鉴》一书的精华所在，记述中尤其表现出编年史的优点。比起纪传体的一事互见于不同传记，《通鉴》在记述一件事、一项制度的时候，可以更清晰地表现出其全貌和发展变化的过程。
司马光也非常重视经济部分，对于有助于经济发展和造成经济破坏的种种内容书中都加以记述和分析，但是总的说来，这一部分比较琐碎，内容也少，尤其是关于社会生产和物质生活的资料。至于与统治没有直接关系的科学、文艺、思想、学术的内容在书中也记载极少。
《通鉴》的议论部分沿袭了以往史书的形式，即书中的“臣光曰”。全书共186篇，沿用前人的84篇，出于自己之手的102篇。内容主要是有关国家治乱和君臣之道的。总的说来，这些议论局限很大，大多表现了作者自身比较保守的政治观点，但也有一些出色的内容，比如卷二百六十三中评论唐代宦官的部分。
《通鉴》另有考异30卷，主要集中在南北朝以后，尤其是隋唐五代。由于史料丰富，很多史事都有相异的说法。一般的史书会经过考证选择其中一种，而司马光则是经过鉴别选择一种之后，将其余材料一概照录，然后加以分析，表明观点。这样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资料，考异和本文一样，都是值得重视的史学著作。
概括地说，《通鉴》的史料价值极高，尤其是隋唐五代部分。在现存的史书中，《通鉴》可以和两《唐书》、《册府元龟》并列，制度的记述则可以和《唐会要》、《唐六典》相提并论。编纂方法也相当先进，参与的人员之间各取所长，明确分工，按照修史的过程部署了三个阶段，从提纲要领到资料汇编，最后定稿，开创了集体合作、分工负责、有步骤地编写大部史书的方法。
自然，《通鉴》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坚持用一个年号，这样在分裂时期，同时出现几个王朝，在时间记载上对于读者不是太方便。而且由于司马光本人在政治上的保守立场，《通鉴》对于变革均持保守态度。即使良史如司马光，有极其严格的修史标准，仍不可避免的造成了一定影响。同时由于过于注重“史鉴”的作用，书中在叙述具有典型性的明主、暴君时会有一定程度的归善和归恶，比如有关隋炀帝的记载就能看出明显的痕迹。当然这一点只要在读史时参以相关史书作出分析即可弥补。
哲宗元祐元年（1086）九月，司马光病逝，十月，《资治通鉴》出版。早在编撰过程中，神宗皇帝就称之为“前代未有之书”。完成以后，得到了极高的评价。宋人普遍视为“如桑麻谷粟”，不可或缺。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它“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近人也大多推崇此书。后世对于《通鉴》的赞许，除了《史记》之外，几乎没有一部史书可以和它媲美。比起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通鉴》在文采上或者略逊，但是在史料的选择和写作的严谨程度上均有过之。
《通鉴》对后世历史编纂的影响极大。宋时已经有人为其作注，而以宋元之际的胡三省的《通鉴》注最为出色。胡三省（1230—1302）的注用力近三十年才成书，于正文下作注，再将考异插入。内容主要包括了注字音、地名、人物，注释典章文物，补充和修正史料。后人因此将胡注称为《通鉴》的大功臣。除此以外，历代都有《通鉴》一书的续撰、改编、评论、校补等著作问世。比较著名的有南宋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朱熹的《通鉴纲目》；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夏燮的《清通鉴》等传世。
本书限于篇幅，只选取《通鉴》记载的26项事件，而且因为其书自身的特点，选材上也倾向于政治方面，仅加以整理，稍作概括，希望读者通过这个选本能略微体会到《通鉴》精华之万一。选择上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自然，领略其书精髓最好的方法就是翻开《资治通鉴》，从第一页开始，读下去。
陈磊
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