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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体》篇的内容，除补充说明诸如坚守直道、灭私徇公、日慎一日、虽休勿休、正词直谏、裨益政教、惟欲清净、改革旧弊、从谏如流等君臣应当遵守的准则以外，着重说明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实现“贞观之治”，很重要的一点是信用了魏徵及其提出的当行帝道王道的意见，即“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这一有所作为的主张。李唐政权建立以后，李世民和魏徵等人讨论了如何汲取历史教训，提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制定偃革兴文、布德施惠、居安思危、务实求治的施政方针，因而仅在两三年时间里，就达到了“关中丰熟，咸自归乡”，“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古昔未有的繁荣景象。唐太宗对出现的“贞观之治”，也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魏徵，“惟魏徵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太宗认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名言寓意深刻，对后世影响极大。
贞观元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 〔 1 〕 ：“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 〔 2 〕 ，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 〔 3 〕 。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注释】
〔 1 〕黄门侍郎：秦汉时本为君主近侍之官，属少府。魏晋以下沿置，与侍中同掌侍从威仪，纠正违失。至唐玄宗天宝元年（ 742 ），改称门下侍郎，员二人，为门下省长官侍中之副，同判省事。职掌祭祀、赞献、奏天下之祥瑞。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唐代初期著名的政治家。贞观二年（ 628 ）任侍中，进位宰相，成为与房玄龄、魏徵、杜如晦等齐名的唐初名相。他敢于直谏，惩恶扬善，为唐代初期的政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 2 〕门下：本为门庭之下的意思。古代从皇帝到郡县长吏，均可适用。侍中等官本管皇帝门下众事，后形成官署门下省。唐曾改为东台、鸾台、黄门省等，旋复旧称。门下省原为皇帝的侍从机构，南北朝时权力逐渐扩大，北朝政出门下，成为中央政权机构的重心。隋唐时与中书省同掌机要，共议国政，并负责审查诏令，签署章奏，有封驳之权。其长官称侍中，或称纳言、左相、黄门监，皆因时而异。其下有黄门侍郎、给事中、散骑常侍、谏议大夫、起居郎等官。
〔 3 〕衔：含着。这里指含恨在心。
【译文】
贞观元年（ 627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省所草拟颁发出的文告命令，门下省与其意见颇有不同，有时两省各有一些错误失当之处，但又可以相互纠正。当初设置中书省、门下省的目的，就是为了相互防止发生过错失误。人们的意见常常会有不同，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而本意都是为了办好公事。但有的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短处，不愿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听到别人议论他的是非，便含恨在心。有的人为了避免和别人产生私人恩怨，相互照顾脸面，明知有碍于政事的地方，仍马上施行。这种只为不违背一个官员的私情，却在顷刻间造成了危害千万百姓的大弊端，实在是亡国的弊政，你们要特别注意防范。隋朝时，朝廷内外的官员都人云亦云，见风使舵，从而招致祸乱发生，人们往往不能深入思考其中的道理。当时大家都以为灾难不会落到自己头上来，当面说好话，背后搬弄是非，不觉得那样做会造成危害。到后来天下大乱，国破家亡，虽说有人能幸免于难，即使没有遭到刑戮，但也活得非常艰辛，还会深受社会舆论的谴责。所以你们身为大臣必须去除私欲，秉公办事，坚守正道，凡事都要相互讨论，互相启发，千万不要人云亦云。”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 〔 1 〕 ；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 〔 2 〕 ，若便骄逸，必至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 〔 3 〕 。然耳目股肱 〔 4 〕 ，寄于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 〔 5 〕 ，实为治国之大害也。”
【注释】
〔 1 〕弥（ m í）：格外，更加。
〔 2 〕兢慎：兢兢业业，小心谨慎。
〔 3 〕虽休勿休：虽然做好了也不自夸。以示谦虚谨慎。
〔 4 〕股肱：大腿和胳膊。这里与前面的“耳目”，都是比喻左右辅佐之臣。
〔 5 〕备尽肝膈：做到推心置腹、坦诚相照。肝膈，比喻内心。
【译文】
贞观五年（ 631 ），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治国和养病的道理没有多大差别。当病人觉得病情有所好转时，就更加需要小心地调护；如果触犯调护禁忌，必然会导致死亡。治国也是这样，天下稍微安定的时候，尤其需要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如果因此骄傲放纵，必然会招致衰乱覆亡。现在天下安危的责任全部维系在我一人身上，所以我一天比一天谨慎，即使有做得好的也不敢自夸。至于起耳目手足作用的就寄托在你们身上，既然君臣之间的道义把我们联成一个整体，就应当同心协力，政事有处理不妥当的地方，就应当毫无保留地直言不讳。倘若君臣之间互相猜忌，不能做到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实在是治国的大祸害啊！”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 〔 1 〕 ，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 〔 2 〕 ，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 〔 3 〕 ，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 〔 4 〕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
魏徵对曰：“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四海，内外清晏 〔 5 〕 ，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 〔 6 〕 ，国家历数 〔 7 〕 ，自然灵长。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 8 〕 。’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
【注释】
〔 1 〕朝（ zh ā o ）：早晨。
〔 2 〕邪谄：邪恶谄佞小人。
〔 3 〕九重：这里指九重宫阙。皇帝深居九重宫阙，一般人不可达到。言外之意就是皇帝与外界隔绝，听不见百姓的声音。
〔 4 〕“可爱非君”二句：语出《尚书·大禹谟》。百姓所爱戴的不是君王吗？君王所畏惧的不是百姓吗？
〔 5 〕清晏：清平安定。晏，平静，安逸。
〔 6 〕履薄：行走于薄冰上。喻身处险境，戒慎恐惧之至。
〔 7 〕历数：指国家的气运。
〔 8 〕“君，舟也”六句：语出《易经·系辞上》。意谓君主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能够载船行走，也能把船掀翻。
【译文】
贞观六年（ 632 ），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纵观古代的帝王，总是有兴盛有衰亡，就好像有早晨就必定有黄昏一样，这都是因为他们的耳目受了遮蔽，不了解当时的政治得失。忠诚正直的人不敢直言劝谏，邪恶谄谀的人却一天天得到重用，国君看不见自己的过失，所以导致国破家亡。我既然身居九重深宫，不能看见天下发生的所有事情，所以安排你们作为我的耳目去了解真实情况。不要以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就不在意。《尚书》中说：‘百姓所爱戴的不是君王吗？君王所畏惧的不是百姓吗？’作为天子，圣明有道，百姓就会拥戴他为君主，如果昏庸无道，百姓就会将他抛弃而不拥戴他，这实在令人感到恐惧啊！”
魏徵回答说：“自古以来的亡国之君，都是因为处在安定的环境里就忘记了覆亡的危险，处在盛世就忘记了乱世，所以不能长久地统治国家。如今陛下拥有天下，内外清平安定，能够留心治国安邦之道，常常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以这样的态度治理天下，国运自然会长久。我又听过这样的古语说：‘君主好比是船，百姓好比是水。水能够载船行走，也能把船掀翻。’陛下认为百姓的力量可畏，实际情况确实是如您讲的那样。”
贞观九年，太宗谓侍臣曰：“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 〔 1 〕 ，百姓不堪，遂致亡灭。此皆朕所目见。故夙夜孜孜 〔 2 〕 ，惟欲清净，使天下无事。遂得徭役不兴，年谷丰稔 〔 3 〕 ，百姓安乐。夫治国犹如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静，百姓何得不安乐乎？”
【注释】
〔 1 〕黩（ d ú）武：滥用武力，好战。
〔 2 〕夙（ s ù）夜孜孜：这里指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夙，早晨。
〔 3 〕丰稔（ r ě n ）：指庄稼成熟。形容年成好。
【译文】
贞观九年（ 635 ），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当年隋朝刚刚平定京师，宫中的美女、奇珍玩物，没有一个宫院不是满满的。但隋炀帝还是不满足，横征暴敛搜求不止，再加上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弄得百姓不堪忍受，于是导致了隋朝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见到的。因此我每天从早到晚辛勤努力、孜孜不倦，只求清净无为，使天下不生事端。从而做到不兴徭役，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治国就好比种树，只要树根稳固不动摇就能枝繁叶茂。君主能够做到清静少欲，百姓怎么会不安居乐业呢？”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或君乱于上，臣理于下；或臣乱于下，君理于上。二者苟逢，何者为甚？”
特进魏徵对曰：“君心理，则照见下非。诛一劝百，谁敢不畏威尽力？若昏暴于上，忠谏不从，虽百里奚、伍子胥之在虞、吴 〔 1 〕 ，不救其祸，败亡亦继。”
太宗曰：“必如此，齐文宣昏暴 〔 2 〕 ，杨遵彦以正道扶之得理 〔 3 〕 ，何也？”
徵曰：“遵彦弥缝暴主 〔 4 〕 ，救理苍生 〔 5 〕 ，才得免乱，亦甚危苦。与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直言正谏，皆见信用，不可同年而语也。”
【注释】
〔 1 〕百里奚：姓百里，名奚，字井伯。《左传》里称他为“百里”，《史记》等书中称他为“百里傒”或“百里奚”。春秋时期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一说虞（今山西平陆北）人。春秋时秦国大夫。少时家境甚贫，颠沛流离，后出游诸国，到齐国，不被任用；又至周，仍不被任用；后被虞公任用为大夫，晋灭虞后被虏，作为陪嫁之臣被送往秦国，因秦穆公以媵臣待之，出走至宛，为楚人所执。后秦穆公闻其贤，用五张黑牡羊皮将其赎回，授以国政。称为五羖大夫。百里奚担任秦国宰相七年之久，“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州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百里奚为秦国的国强民富，为秦穆公的霸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伍子胥：名员（ y ú n ），春秋时楚国人。性刚强，青少年时，即好文习武，勇而多谋。公元前 522 年，因遭楚太子少傅费无忌陷害，父、兄为楚平王所杀，被迫出逃吴国，发誓必倾覆楚国，以报杀亲之仇。他逃至吴国，助吴王筑城练兵，发愤图强，攻入楚国郢都。吴王阖闾去世后，他扶助夫差即位，帮助夫差打败越国，并阻止夫差让勾践回国，谏劝夫差放弃攻打齐国而伐越。夫差听信伯嚭谗言，于公元前 484 年秋赐剑使伍子胥自刎。春秋末期吴国的兴亡，伍子胥举足轻重，其治国用兵，以务实为旨，远见卓识，谋略不凡。《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伍子胥》兵书十篇、图一卷，已亡佚。虞、吴：春秋时期的两个小国。
〔 2 〕齐文宣：即高洋，字子进，高欢的第二子，高澄的同父同母兄弟。北魏孝静帝武定八年（ 550 ）五月，高洋带兵回到邺城，在金虎台逼孝静帝让位，自己坐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元天保，建国号齐，史称北齐。尊父亲高欢为神武皇帝，哥哥高澄为文襄皇帝。在位期间励精图治，使北齐的面积大为增加。在位后期，生活荒淫，草菅人命。幸丞相主持朝政，“主昏于上，政清在下”，才不至于亡国。后病死，终年 31 岁。庙号显祖，谥文宣帝。
〔 3 〕杨遵彦：名愔（ y ī n ），字遵彦，小名秦王，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北齐时大臣，在文宣帝高洋手下很受重用。高洋代魏自立时，害死了魏孝静帝，把孝静帝的皇后、他的妹妹太原长公主许给了杨遵彦，并累封他至开封王。高洋临终的时候，他的儿子高殷还只有十六岁，且个性软弱，他对后事颇为忧虑，便遗诏让杨遵彦等人为宰辅，辅助他儿子治理国家。
〔 4 〕弥缝：弥补，补救，缝合缺陷。
〔 5 〕苍生：指平民百姓。
【译文】
贞观十六年（ 642 ），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有时是君主在上面昏乱，臣子在下面精心治理；有时是君主在上面精心治理，臣子却在下面作乱。如果碰到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严重呢？”
特进魏徵回答道：“君主有心治理好天下，就能洞察到臣下的过失。杀一儆百，谁还敢不畏惧君主的威严而尽力办事？如果君主在上面暴戾昏庸，不采纳臣下的劝谏，就像春秋时虞国、吴国，虽有百里奚、伍子胥这样的贤臣，也无法挽救国家的祸患，国破身亡也将随之而来。”
太宗说：“如果必然是这样，那么北齐文宣帝昏庸残暴，杨遵彦却能用正确的方法辅佐他治理好北齐，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魏徵回答道：“杨遵彦弥补了暴君的过失，挽救了百姓，才使得北齐免于祸乱，但也是非常危险艰苦的。这与君主廉正圣明，大臣畏惧法律，正确的谏言都被采纳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