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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初夏的一个晚上，６３００名铁道兵被告知如下保密条令：
不得告诉任何人去哪里，不得告诉任何人去干什么，不准与家人通信谈及住址和工作内容。
随后，他们被一列军列一下子拉到了兰州一个叫“清水”的小站下了车。
与此同时，从兰州、北京、济南等铁路局抽调的数百名政治和技术都绝对可靠的铁路员工，也在一夜间突然“失踪”，秘密来到这里，开始了铁路全线的秘密施工。
在荒凉的戈壁滩上修筑铁路，艰难与困苦可想而知。当时的铁路沿线没有人烟，没有水源，甚至连一片绿叶也不见。
突然而至的黑旋风，能将帐篷连根拔起。每当这时候，为了保住自己的窝，铁道兵战士们只得十几个人趴在地上，一起用身子和双手死死拽住绳子，与沙暴搏斗。
吃饭时，由于风沙太大加之又在露天，大家只得几个人围在一起，各自扯起衣角挡住袭来的风沙，让一部分人先迅速吃完后，再换另一部分人吃。
尤其是在冬天，气温一般都在零下３０度至４０度，有的机车乘务员被冻得眼里的沙子能粘成一厘米长的串儿。但尽管如此，一年之后，一条伸向发射场的铁道还是全线铺通。
铺通后的铁路从此沟通了发射场与外界的各种联系，铁路线成了基地火箭将士们的生命线和希望线。
为了维护这条通向外界的第一条，也是唯一的一条基地铁路，数千名铁道官兵和铁路员工在此战风斗雪，吃苦耐寒。吉传贤就是其中之一。
吉传贤，一个老实巴交的铁道兵。１９５９年的某一天，连长找他谈话说：“你这身军装就不用穿了，你改巡道工吧。发你一支枪，５发子弹，另外再加一只狗。行吗？”
吉传贤敬一个军礼，说：“行！”于是，他便脱下军装，穿上了铁路服，从此开始了巡道生涯。
从此以后，一年四季，无论春夏秋冬，白天夜晚，他出门巡道，总与狗为伴。
铁道沿线，常常骤然刮起狂风。每当这时候，他便将狗紧紧抱在怀里，趴在铁轨上，等旋风过去，再起来抖掉身上、头、耳朵和鼻孔里的沙子，继续巡道。
有时风沙太大，天气太冷，狗便趴在铁道内侧，任你怎样叫唤，就是赖着不走。
于是，吉传贤他便将自己从仅有的定量里省下的馒头掏出来，掰下一小块喂狗的嘴里，然后让狗跟着他，继续地往前巡走。
还有时维良，也是一个巡道工。因他长年住帐篷，白天夜晚都处于蚊子的围攻之中。
要知道，戈壁滩的蚊子大得出奇。如同有人所说，１０只蚊子能炒一盘菜。一次，他被蚊子叮咬后，奇痒难忍，便用手抓破了皮，流出了血，结果得了败血症。
由于戈壁滩上缺医少药，加之治疗不及时，年仅３４岁的他便撇下爱人和５个孩子，永远躺在了铁道线上。
他爱人为了把５个孩子抚养成人，先在车站卸车，后又去垃圾队当垃圾工。再后来，她实在撑不住了，也撇下５个孩子，和丈夫去了。
孟传发，一位１９５８年５月便在航天铁路工务段工作的工长。由于他所在的“点”荒凉孤僻，没有一个医生，除了他爱人外，也没有第二个女人。
所以，在他爱人第一次分娩时，他只好用一把带有锈迹的剪刀慌慌张张地剪断了孩子的脐带。再后来，他又有了两个孩子，也是用土办法接的生。
有一次，他带着３个孩子回老家大连探亲，爷爷和奶奶将３个孩子带去动物园玩，谁知３个孩子指着动物园里所有的动物都叫“骆驼”。
回家后爷爷奶奶问他：“这几个孩子怎么都傻乎乎的，见了什么都叫骆驼，是不是脑子出了毛病？”
孟传发听了后直抹眼泪，说：“不是孩子们傻，是孩子们长年呆在戈壁，那儿除了军人和骆驼，他们什么也没见过。”
１９６２年底，司令员孙继先调离酒泉基地，李福泽出任基地第二任司令员。
李福泽，１９１４年生于山东烟台。１６岁那年，李福泽只身一人，闯荡北平开始念起了中学。１９３５年，他又到上海大夏大学攻读经济专业。
毕业时，他给家里发了一封电报，声称出国留学，需要经费。父亲立即给他汇去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款，他却带着这笔钱跑到了延安。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他又辗转回到山东老家打起了游击。此后，李福泽成了鲁南八路军一团的团长。
解放战争开始后，李福泽去了四野，在四纵队四十一军任参谋长。建国后，他又去了广州，出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
早在我国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组建时，被任命为基地司令员的孙继先，开始排兵点将，第一个便点了他李福泽。不久，李福泽被任命为酒泉导弹发射基地副司令员。按基地党委的分工，他负责分管苏联专家的接待工作。
每当周末或者平常碰上机遇，李福泽总是提着酒瓶，捧着花生米，找苏联专家一起喝酒。
等对方喝得迷迷糊糊了，人称“醉不倒”的他，便开始向苏联专家问这问那，“请教”导弹和导弹发射有关的问题。
不用说，这时候，迷糊中的苏联专家总是有问就有答，而且回答的问题比平常任何时候都慷慨大方，全面深透。于是，喝酒，成了他一大重要使命和特殊的工作内容。
但对苏联专家本人，李福泽又绝对是真诚的。而且，为了在生活和精神两方面都照顾好专家们，他可谓良苦用心，费尽脑汁。
比如，苏联专家不爱吃冷冻肉，偏爱吃新鲜的牛犊肉。于是，他便特意跑到总参谋长罗瑞卿那里，软磨硬缠，要了一架从战场上缴获来的飞机，从兰州、西安、北京、广州、海南岛运货，每周往返一次，送到专家餐厅里。
对基地的全体建设将士，李福泽更是倾尽全力，投以十倍的爱护与关心。
前面已经说过，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是基地在最艰苦的岁月。由于缺粮，士兵们只好出去打沙枣叶吃。
李福泽知道后，心痛难忍，坐上飞机飞到北京，一头闯进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家里，请求杨成武一定要想法解决基地官兵们的粮食问题
后来，杨成武专门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才使粮食问题部分得到解决。
１９６６年底，酒泉基地在新建发射场的同时，还接受了卫星地面跟踪观测台站的总体设计、设备抓总、基建和机构组建以及管理使用等任务。
与此同时，各个系统、各个岗位的技术人员到全国各个研究所和对口工厂学习的任务也全部铺开。
但就在这个时候，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聂荣臻受到冲击，基地领导机关也很快受到冲击。用李福泽的话说，有一种天下大乱、群龙无首的感觉。
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４日，中央军委专门对酒泉基地下达了关于“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的指示。
紧接着，中央军委又向全军发布了《关于军队开展“ＸＸＸＸＸ”的八条命令》。
于是，基地广大将士、基地党委一班人团结一致，抵制各种干扰，保持了部队的稳定和正常指挥，维护了试验任务和各项工作的正常秩序。
１９６７年６月，为了建设全国的测控中心和观测网，基地组建了第六试验部。基地副参谋长乔平带领勘察定点后，开始了陆续的基建。
为了满足工程通信和数传的迅速、准确、安全、保密的需要，经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批准，由邮电部抓总的卫星测控系统第一期通信工程也如期完成。
该工程沟通了卫星７个观测点与中心站的有线通信网，共计建成通信线路３６６３公里。
并且，随着各个卫星测控台站的陆续完工，基地各系统的设备安装调试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之中。
至此，酒泉发射基地初具规模。这其中，最壮观的设施就要数高５５米的一号龙门塔。
该龙门塔总重量１４万吨，可以在连接两个工位的重型钢轨上缓慢移动。同时，位于发射场上的另一座高３７米的固定塔，则是用来安装、固定各种气、液管道和各种电缆的，被人称为“脐带塔”。
此外，发射场上还新建了一个地下控制室，这是一座在地下深１０米多的半球形钢筋混凝土结构。
这种拱顶结构承受外界压力的能力大，即使火箭起飞后万一发生爆炸，仍能保证地下控制室的设备和人员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