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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年３月，朝鲜新安州车站，停着一列军用列车。当地刚下过一场大雪，天气依然阴沉沉的，不见一点天晴的迹象。
和往常一样，车站的人很少，一群灰麻雀扑拉拉地从头顶飞过去，又折回来，使得这一带更显得冷清。
火车启动了，速度逐渐加快，急速旋转的车轮裹挟着一阵阵风雪，向鸭绿江对岸疾驶而来。
在靠中间的一节车厢里，坐着志愿军二十兵团代司令员孙继先和他的几位随行人员。肥大的棉军装裹在身上，使他们都显得有些臃肿。
就在一天前，志愿军杨勇司令员通知孙继先立即从朝鲜回国，孙继先问回国干什么，杨勇说他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军委点的名，要他回国后去找总政治部肖华副主任。
打了这么多年仗，孙继先还是头一回碰上这种首长在下达指示时竟说不清楚的事，他不禁暗自纳闷。
到了北京，孙继先没顾上休息，便匆匆忙忙赶到总部，向肖华报到。
刚一见面，孙继先就急切地问：“又要打仗了？”
肖华笑着回答说：“这回不打仗。但任务比打仗不轻。你们二十兵团很快也要调回来。”
孙继先习惯性地从衣袋里掏出笔记本，准备记下要领受的新任务。肖华见状，忙朝他摆手道：“你先别往本本上记，先听我把话说完。”
肖华顿了顿，接着说：“苏联来了４０多个专家，帮助我们建设导弹试验靶场，我们也要有相应的人员和他们对上口。有地对地、空对空、地对空、岸对舰、舰对岸几种型号的导弹专家，军委决定抽调部队筹建导弹试验靶场，就让你来搞。”
就这样，孙继先就算是正式上任了。
同年４月，为了加快发射场的建设，经黄克诚、张爱萍等人研究决定：
抽调人民解放军一个兵团，作为组建发射场的基础，同时成立了“特种工程指挥部”由陈士榘上将任司令员。
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二十兵团立即选出精兵良将，奉命开拔，取道山海关挥师南下。
不久，工程兵在司令员陈士榘的亲自率领下，进驻西北荒原。铁道兵和特科工程部队陆续拔兵出山，昼夜向西挺进。通信兵、汽车运输部队也从四面八方赶赴西北会师。
与此同时，分布在西安、重庆、沈阳等地的炮兵院校，也紧急选拔精干人员集结北京。全国全军各工业工程大学也接到命令，随时准备将高材生选送到这支建设大军中来。
为此，对中国军事动向一直进行尾随追踪的美国谍报机关向白宫递交了一份紧急报告：
中国志愿军第二十兵团突然失踪，去向不明！
此后不久，一向清冷孤寂的戈壁滩上，一夜之间，突然矗立起了一片片黑压压的绿色军帐，１０万官兵迅即拉开了中国从大漠走向太空的序幕。
这里是横亘千里的祁连山脚下的巴丹吉林大漠。这是一个已经被无数的东方人，和西方人多次涉足和反复描述的、极其神秘的地方。
在这个神秘的版图上，有一个看起来极为渺小的城池即酒泉。
相传，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带兵出征匈奴，大获全胜，凯旋后驻军河西一带。汉武帝为了奖赏他的功劳，特颁赐御酒一坛。
霍去病为了和将士们共庆胜利，便将这坛御酒倾倒于山泉之中，尔后舀起水酒与大家豪饮。后来，当地百姓为了纪念霍去病，便将这个地方称为“酒泉”。
当时，身处大漠的建设大军们面临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
有文这样记载说：
茫茫沙海上，除了工程兵修筑的一条专线铁路和孤零零的一幢设有浴池、舞厅的专家招待所外，几乎一无所有。
几万大军的吃、穿、住、用，一时都难以解决，部队机关只能借宿在一座喇嘛庙里。
１９６０年，情况变得更加严酷。首先是苏联撤走全部的援华专家，然后是席卷全国的自然灾害接踵而至。
刚刚起步的发射场，各种仪器、设备被弃置于冷漠的沙海之中，亟待完成的工程束之高阁。正在试验的项目被迫中断，导弹的主要技术资料和图纸被苏联专家们纷纷卷走。
有的苏联专家临走时，还扔下这样一句话：
中国如果自己能搞出导弹来，我们就回来买你们的专利。
于是，骆驼刺、沙枣叶、野菜团、窝窝头、蘸盐水，便成了维持这支火箭部队生命的“口粮”。
由于定量就餐，吃不上蔬菜，又严重缺水，许多人都得了夜盲症、浮肿病。他们拖着浮肿的双腿在沙海中每移动一步、在发射架上每攀登一次，付出的都是吃奶的力气。
另外，由于资料图纸被苏联专家带走了，一切只有靠自己从头摸索。
科研人员没有电动计算机，只好连续２４小时使用手摇计算机计算。
有的战士因吃了沙枣叶拉肚子，又在几十米高的发射架上工作，来不及也顾不上去厕所。为了赶抢时间，他们便干脆用带子将裤腿一扎，任由大便流在裤子里。
与此同时，由于保密的原因，建设大军们的身份和地址，全由一个个的“信箱”和一个个的“号”给替代或遮掩了。
比如，他们明明住在酒泉一带，通信地址却是千里之外的“兰州市ＸＸ信箱”。以至于当许多家人去兰州寻找儿子或者丈夫时，找遍了整个兰州市也不见人影。
而且，所有的单位都不叫名字，全叫什么什么“号”。如基地机关叫“１０号”，烈士陵园叫“９号半”等等。
甚至连那儿的每一片树林、每一堆土丘、每个池塘、每一块凹地，都是用各种各样的“号”取而代之。
于是，本来就枯燥无味的生活，再被这些枯燥无味的代号连缀起来后，就愈发显得更加枯燥无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