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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面临着西方巨大的压力，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国家甚至面临着灭亡这样一种巨大的危险，所以大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就是：怎样救亡图存？怎样使中国强大？方法是什么？就是向西方学习。因为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西方强大，中国弱小。于是，就开始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西化运动。
我们最初提出来的一个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是鸦片战争时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魏源提出来的。师，就是学习，夷，当时是指外国人；就是说，首先要学习外国人或者说西方人的“长技”，学习他们的优点。
在当时中国人眼里，西方人的“长技”是什么呢？就是船坚炮利。大家觉得西方人之所以能战胜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技术比我们发达，能够制造出军舰、大炮这些现代化的武器。所以中国首先应该学习西方的“器物文明”，学习西方人在技术方面的长处，学习好了我们再跟他们抗争。
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就开展了洋务运动。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而洋务运动是从1861年开始的，当时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都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
洋务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师夷长技”。为此，李鸿章们开办了江南制造厂等现代工业，建起了一支很强大的海军——北洋水师，而且也向西方派了一大批留学人员，造就了一批人才，大家都感觉不错。
但是到了1894年，发生了甲午战争。我们都看过电影《甲午风云》，大致知道是个什么状况。中国的北洋水师，经过30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面对小小的岛国日本，居然一仗就被打垮了！被彻底打垮了！
因此人们就开始反思，认识到仅仅只对器物方面进行改革，仅仅只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是不够的，如果没有好的政治制度来保证，器物文明学得再好也没有用。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严复，他就总结道，西方之所以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绝不仅仅是靠船坚炮利的器物文明，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平等的政治制度，并且通过共和的形式或者君主立宪的形式来保证这种制度文明的有效运作。
所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都来推动制度的改革。但对如何改革，大家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主张学法国大革命以后建立起的共和制度；有的人主张向英国学习，搞君主立宪。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还想搞君主立宪，因为当时和我们最相似的日本，它的明治维新搞的就是君主立宪，既然它能成功，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功？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
结果大家都知道，戊戌变法虽然推出了很多新政，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现在有人简单地把它归咎到慈禧太后身上，我看也不公平。我想当时是很复杂的情况，是各种势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国外的势力，也有国内的势力。总之，戊戌变法失败了，有一些人也牺牲了，谭嗣同被推到菜市口给砍了头，其他一些人都流亡了，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流亡到日本去了。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光有器物改革不行，还要有制度改革，但制度改革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本身也是不行的。戊戌变法结束以后，有人说，整个戊戌变法的改革最后就剩下了一个成果，什么成果呢？京师大学堂，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其他的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照旧。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也不能说一点变化都没有。因为一件事情发生以后，不可能完全退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一定会有所变化。
另外，还有一批希望发动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制度的人，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民主革命派虽然最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却没能将辛亥革命的成果保存下来，后来被袁世凯窃国，复辟了帝制。所以辛亥革命也是不完整的，只是赶走了清朝的皇帝，就整个中国而言，改革还是没有成功。
于是人们又反思，怎么回事？为什么改革始终不能成功？人们就发现我们深层的思想意识里有问题——我们的思想还是旧思想，观念还是旧观念，而改革一定要彻底地从思想观念上去改造，然后才有可能改变制度，改变器物。所以接下来就有人开始酝酿、发动新文化运动。
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发生在1919年，其实早在1915年就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彻底地检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的人们认为改革之所以没能成功，就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存在的宗法的、血缘的、封建专制的观念太顽固。这些观念如果不破除的话，中国就不可能进行彻底的制度改革，更没有办法彻底地改革物质文明。
新文化运动使改革深入到了意识形态这个层次。这个时候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地向西方文明学习，比如创办西式学校，引进西方的各种思想，以西方意识形态为武器对传统进行彻底的批判。从形式上来看，当时最核心的批判集中于对儒家的批判，也就是所谓的“打倒孔家店”。
比如有一位著名的四川学者，叫吴虞。他写了好几篇文章，认为中国的落后、贫穷，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顽固的宗法血缘制度和观念造成的，这同时也形成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他的文章影响很大，当时胡适就称吴虞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
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激烈地批判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只有破除传统的道德观念，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新生的机会。同时，在新的教育制度的推动下，整个学科的构建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研究学问的方式、方法也都发生了变化。
但是，也有很多人在反思这样批判传统是不是有片面性，或者说有不够慎重的地方。特别是到1914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欧洲的学者都在反思，欧洲文明既然那么好，怎么还会发生这样一场残酷的世界大战呢？这同时也引起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很多人就到欧洲进行考察，比如梁启超，他是康有为的大弟子，是戊戌变法的主将之一。他到欧洲考察后，回来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欧游心影录》，记录在欧洲游历时的所见所闻。
在欧洲，梁启超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萧条的状况，这反映出欧洲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于是他就反思说，我们过去想的就是一切都是欧洲的好，西方的好，中国的都一无是处，所以希望用西方的思想来彻底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但这样真的就对吗？
就这样，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从欧洲考察回来以后，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感觉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看待西方文化和我们的传统文化，西方自然有他们优秀的一面，但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优秀的传统，应该有所鉴别地学习西方的东西。
这些从欧洲考察回来的人，当时就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国学热。我们现在也讲国学热，当时也有一个国学热，也有国学讲堂。很多人觉得，经过对传统的几次批判后，回过头来看，中国文化其实也不是一无是处，也应该认真对待。
但是，在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还是向西化发展，有些人研究传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保护传统。比如胡适，胡适很早就提出要整理国故，而且也确实写了不少关于传统文化方面的东西，有一些也很有见地。但是胡适的目的他自己就讲得很清楚，他说：“我研究国故的目的是要从国故里面去找那些垃圾，把这些垃圾给找出来，然后彻底地把它给清除掉。”
当然，也有很多学者采取了比较客观的、公允的看法。比如说有的人提出来，我们不但要学习西方，同时也要认真地研究中国传统的东西，使得这两者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但是我刚才讲了，当时社会的思潮整体还是倾向于全盘西化。
当时人们还没有明确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但是人们的心中是这样想的。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西文化的争论还在激烈地进行，这时有一些学者公开地举起了全盘西化的大旗。1933年年底的时候，中山大学有一位教授，叫陈序经，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这篇文章里，就把当时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文化的主张分成了三派。一派他称之为“复古派”，即主张保存中国固有的文化；还有一派他称之为“折中派”，就是提倡调和中西文化；第三派他称之为“西洋派”，即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
陈序经自己非常明确地表示，他是特别主张第三派的，要让中国文化彻底地西化。至于理由，他说主要有两点：第一，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第二，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都是现在世界的趋势。
从当时的情况来讲，我想第二点理由是很有道理的，当时世界的发展趋势就是西洋文化的趋势，无论愿不愿意都得接受，所以就应该完全向西方学习。如果固守自己的传统文化，只会阻碍社会的前进，只会阻碍现代化。这个观点是有普遍意义的，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是这样认识的。
而第一点就不能说对了，什么叫西洋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呢？陈序经对这一点有一点说明，这更是有点奇怪。他说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艺术、科学、政治、教学、宗教、哲学、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不仅如此，他说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层面，我们也不及西洋人讲究。所以他的结论是，在西洋文化里面可以找到对中国的好处；反之，在中国文化里面就找不出对西洋的好处，这是他主张全盘西化的一个理由。
虽然我们说这个理由有点奇怪，但我想现在很多人可能还有这种想法。我们现在整个社会的趋势，我感觉基本上还是全盘西化，尽管现在没有人公开地像陈序经这样讲。有的人可能也不赞成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却是在不自觉地这么想。
我简单举一个我自己比较有切身体会的例子，就是我们在学校里面作学术研究时，人们也都认为西方的研究方法比中国的研究方法来得好，处处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学问，这是很现实的情况。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听到或者感受到中医已经不行了。中医不行了，这是什么意思？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用西方医学的理论去诠释中医的理论，结果把中医的理论完全解构掉了，已经不是中医原来的那一套精神或者理论了。
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许多研究也是这样。我认为，经过这一百年来的改造，很多对传统领域的文化研究都已经全盘西化了，尽管我们没有这样说，但事实上就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可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产生这样严重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呢？简单地讲，就是认为西方的理论、方法比我们先进这种不自觉的意识！
最近我常跟人讲，我们现在的状况就像禅宗里面讲的一个故事。一个很贫困的人怀揣着宝珠，自己却不知道，只好沿街乞讨。佛教里常常用这个故事来说明佛性就在你心中，可你老是看不到自己心中有佛性，只好到处去求别人给你讲，怎么样才能成佛啊？你告诉我，你教教我。其实成佛要靠你自己，因为佛性就在你自己的心中，所以说他是抱着宝贝到处去乞讨。我们现在就是这样，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宝珠，我们看不到它，反而到处去求别人，别人的好像就是比我们的先进，比我们的好。
中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中医的理论那么丰富、那么深刻，可是不好好去钻研，《黄帝内经》居然成了中医学院学生的选修课，而不是必修课！还有关于戏曲的理论，明清以来的戏曲理论是丰富得不得了的宝藏，我们不好好去研究，却专门请一些导演来导昆曲，而这些导演都是用西方的那套戏曲理论来导！我们有那么丰富的宝贝不去用，却从这儿讨一点来，从那儿讨一点来，把我们的戏曲搞得不中不洋，不古不今，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20世纪30年代的中西文化争论很有代表性。但当时的争论并不是单向的，有全盘西化论，也有中国本位论。当时一个最著名的事件发生在1935年，10位著名的教授共同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个宣言叫做《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劈头第一句话就是：
从文化的领域里面去展望，现在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而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
这话说得非常尖锐、非常激烈，我想当然是夸大了。因为现在放眼望去，在中国的领土上大概已经没有中国的文化了，但我倒不敢说在世界的领域里面也没有中国文化了；恰恰相反，可能在世界领域里面中国文化倒是处处都受到重视，只是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反而未受重视，是我们自己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
我讲这句话的目的是想提醒大家，不要一味地去追随、模仿外国，而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这个说法我想很像现在倡导的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吧。这10位教授的宣言里还有许多内容我想也讲得很有道理，它说：
中国是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肚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
我想这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回顾的，在70多年前，1935年时人们的一些想法，到今天似乎也没有过时。
接下来它还讲：
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
这个主张很有启发意义，也很实在。可是当时这个宣言提出以后，遭到了主张全盘西化的人的批判。有一些人说这个主张其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一种翻版。
我们知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在洋务运动的时候，由张之洞提出来的。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出现了中学、西学这样的概念，还出现了旧学、新学、洋学、国学等概念。洋务派主张从器物方面去学西方，但在精神、意识形态层面不能学西方，还要固守中国的传统。所以，当时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张之洞就提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这个论点一经提出，立刻就遭到了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批判，他们认为要革命，不仅要在“用”上进行改革，“体”上也要改革，这些理由可以说也是很充分的。
比如说，改良派的一些人，包括严复在内，提出了一个比喻，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就像马和牛，有马之体就有马之用，有牛之体就有牛之用，你怎么能要求牛体而有马用呢，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体”和“用”是不能分开的，应该一致。牛之体只能牛用，马之体只能马用。我们现在要改革，不可能以牛之体去求马之用。
这个讲法应该说很有道理，在当时来讲，改革是必须要触动根本制度、意识形态和精神层面的，所以这种批判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这个比喻并不完全恰当。牛、马是很具体的东西，而文化是属于精神和器物两个层面的，这两个层面并不一定要完全一致。不能说我们现在有了计算机这样最先进的“用”，脑子也一定要像计算机一样。一个完全遵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观念的人同样可以很好地去利用计算机，利用最先进的技术。
所以，这个比喻在当时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但放到现在就并不一定完全如此。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器具问题，而是具体的器具跟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体”和“用”可以不完全一致。就像有一首歌唱的，身上穿着洋装，但是我只有一颗中国心。穿着洋装，就一定有一颗西洋心？不一定是这样。
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问题提出来后，有学者就讲，如果没有本位意识，是绝对不可以与外来文化接触的。这话说得也太绝对，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主性，是绝对不可能吸收他族的文明的，只能被他族所征服。只有恢复中国人的自主性，才能有吸收外族文化的主体资格。
所以当时就提出，要建设中国的本位文化必须先建设中国的本位意识，不然，“那我们一切的努力就会归于白费了”，我今天讲文化交流与文化主体意识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在里面。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又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文化热”。什么是文化热呢？实际上讨论的就是中西文化的问题。当时的问题是：我们是要大量引进西方的文化，还是要弘扬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我想稍微有一点年纪的人都会记得，那时候出现了所谓的信仰真空和信仰危机。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后，大家对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过去那种信仰的坚定性，产生了很多怀疑，很多人不知所措，于是当时有些人就认为是出现了信仰真空、信仰危机。找什么东西来填补呢？实际上就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西方文化，一个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当时的文化讨论实际上就是这个问题，其来源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性的衰退。
在这场关于中国文化何去何从的争论中，又出现了很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评，比如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开放性、没有创造性，等等。接下来就出现了“河殇现象”，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河殇》就是要打破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回归。当时的一些中国人还纯粹陶醉于自己所谓的优秀的、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河殇》就是要说明这个所谓的优秀文化全都是黄土地文化，而不是蓝色的海洋文化，我们应该抛弃黄土地文化，去拥抱海洋文化。《河殇》当时的主题就是这个，就是要让中国人惊醒，不要沉迷于过去的传统文化，而要去拥抱海洋文化。这样提对不对？引发了一次大的讨论。
到了20世纪90年代又有一次所谓的“传统文化热”，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92年北大成立了一个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对此有一个采访，然后他们结合当时整个社会上的一些动向写了一大篇报道，登在《人民日报》上面。我记不得是哪一天了，整整一大版报道，“国学热在燕园悄悄兴起”，大概是这么一个题目，记不太清了。这在当时并不是北大孤立的现象，实际上是全国的现象。因为在《河殇》出来以后，大家对《河殇》有许许多多的批评，对于《河殇》中的很多说法也有不同的看法。
而近几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又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这些不断的讨论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变革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跟现代文化、外来文化有了一种纠缠不清的关系。我记得日本有一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叫做永田广志，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传统这个东西，我们想把它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这是不可能的，永远做不到；另一方面我们想把它彻底地砍断，这也是不可能的，它总是千丝万缕地跟现在牵连在一起。我想这个看法是辩证的。正因为这样，我们从19世纪，也可以说从我们开始向西方学习以来，就始终不断地讨论着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