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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因思想的改变而改变；当我们的思考习惯与我们的欲求达成一致时，我们会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能够去做自己愿意去做的事。
“‘决定我们最终命运的神’潜藏于我们自身中，它就是我们自己。”
早在亨利·欧文去世之前，他的医生就告诫过他不能再出演《马铃之声》中那让他满意十足的角色，因为对他心脏的刺激太大了。爱伦·特里是亨利·欧文的人生导师，在自传中提到他：
他每次听到马铃声响起，那心跳的速度几乎就要让他死去。有时，尽管铃没响，他也会脸色苍白，这就是想象力作用于身体的表现。
他扮演的马提亚的死——一个强壮、强健的人之死——与他在其他戏剧中扮演的死亡不同。他确实几乎死掉了——他想象着死亡，在如此恐怖紧张的氛围中，他的眼睛向上翻起，脸色灰白，四肢冰冷。
毫无疑问，伍尔弗·汉普顿医生起初对他的警告被漠视了。在布拉福德演出《马铃之声》时，亨利的心脏未能承受住巨大的压力，在演出最后一幕“马提亚之死”的那天，他像马提亚一样死去了。
去世当晚，他的医生说，毫无疑问，他的死因是连续不断的演出。他的工作热情和观众们的热烈支持，给予了亨利·欧文超出他承受能力的鼓励和刺激，从而让他死去。
演员们大都有这样一种普遍体验，那就是自身对演出的热情和来自于观众的积极反应可以使他们忘记病痛，甚至治愈病痛。
爱德华·H. 萨森说，当他站到舞台上，大脑就会变得非常活跃、兴奋。同时，身体也会变得非常亢奋。“甚至我呼吸的空气”萨森说，“都让人激动万分。一站到台上，疲惫就远离了我。演出让我忘记了所有的痛苦，否则，我恐怕已经在接受医生的治疗了。”著名的演说家、杰出的牧师、声名显赫的歌手都有类似的体验。
那种不论演员喜欢与否都会激发出其巨大潜能的“必须”是一种力量，没有病痛不被它安抚、克服。不知道为什么，当我们力不从心时，当危机出现，灾难来临时，当我们不得不、迫切需要做某事时，便有一种神秘的力量由我们体内生出，这种力量会拯救我们，满足需求，使我们做成本不可能做成的事。
对于歌手或演员来说，自愿放弃演出，即使只有一个晚上，也是很少见的。不过，等到他们下班或者休假时，他们往往会感到身体不适或很容易生病。在歌手和演员之间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他们生不起病。
“我们不生病，”一位演员说，“是因为我们负担不起，那太奢侈了。对我们而言，不生病是必须的。虽然，在家或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我大可像其他身体不适的人一样卧病在床，但我从来没有那样过，因为没必要。意志力是最好的补药，这绝不是信口开河的说法。从事戏剧工作的人都信服这种说法。”
我认识一位演员，他被风湿病缠身，行走起来很困难，即使拄着手杖，走完从旅馆到剧院两条街的路程也不是易事。然而，一听到演出，就立刻步履轻盈地走上舞台，把前一刻还让他受尽折磨的病痛忘得一干二净。强烈的表演欲让他在演出中完全感觉不到身体的病痛。但病痛只是暂时地被其他的思想、激情和情感所掩盖，一旦演出结束，他就会又变得行动不便。
南北战争期间，格兰特将军在托克斯备受风湿病的折磨，但当休战旗被准备投降的对手升起来的时候，巨大的喜悦之下，他竟完全忘记了自己有风湿病，丝毫感觉不到病痛，尽管只有那么一会儿的时间。
旧金山大地震所带来的震惊治愈了一个因患麻痹症而跛行了十五年的人，还有许多其他人也有类似的际遇——在一些突如其来的消息的刺激下，多年的病痛莫名痊愈了。危险、严峻的形势面前，许多长期不能行动、生活不能自理的人都能够做出超常行为，能够将孩子、生活用品搬到距离相当远的安全地带去。
直到尝试过，我们才会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大。许多脆弱的母亲都认为，孩子死了，自己也将不能活。然而，即使她的丈夫、家人都去世了，而且一贫如洗，她也能够承受、面对这一切，像从前那样生活下去。必要关头，我们的潜能就会被激发出来。
胆小的女孩子往往一想到死亡事件就会被吓得瑟瑟发抖，但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她们却有胆量毫无怨言地穿行于黑暗危险的山谷中。面对各种各样不可避免的危险，我们需要有坚强的毅力。在明知手术可能让自己死去的情况下，娇弱的女人却能够怀着巨大的勇气毅然地躺到手术台上。但是，这些女人也可能被突如其来的危险压垮，因为她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危机是怎样的。危机是不确定的，不确定性让我们的想象力被恐惧感包围，从而让我们成为了懦夫。
一个人往往难以忍受针刺的痛苦，通常不能容忍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拔牙或动手术。然而，当意外发生，他被砍伤，自己又身处于落后的地方，他便能够忍受那种本不能忍受的痛苦了，并且毫不畏惧。
我见过许多坚强的人于战火中毫不畏惧地面对死亡。有一种内在力量，使得我们在灾难面前坦然自若，让我们能够战胜任何危机。这种力量就是我们内在的神性。即便所有的逃生工具都已损坏，勇敢的消防员也不会胆怯。最后的逃生绳索也没有了，最后的梯子也化为了灰烬，但在燃烧着的、100米高的、炙热的楼顶，他们依然在坚守。即使楼顶也燃起了熊熊烈焰，他们也不会有丝毫的退缩和畏惧。
据说，在南达科州黑山地区的枯木镇，早些年电话、铁路、电报通讯还没有建立时，人们不得不跋涉上百里去看病。因此，一般人往往无法承受看病的代价。结果，那里的人们学会了依靠自己，只要不是攸关生死的重大疾病，他们就不会看医生。
即便那些有许多孩子的大家庭，也从来没有请过医生。当我问他们是否患过病时，他们回答说：“没有，我们从来没有生过病，因为我们不得不保持健康。我们看不起病，并且即便我们去看病，那么远的路，生病的人可能在见到医生前就已经死了。”
最令人遗憾的是，那种被我们称为“更高文明”的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摧毁我们抵抗疾病的信念。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们为疾病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期待疾病，将疾病置于预期之中，结果他们就真的生病了。看病只需走一两条街，药店就在街头，这使得他们只要有一点点不舒服的迹象，就看病吃药，越来越依赖外在的帮助，越来越缺少对自身疾病的控制力。
在未开化的时代，村镇大都没有医生，但是人们强壮、健康、独立。他们拥有极强的疾病抵抗力。
毫无疑问，许多家庭让孩子养成了看病的习惯，是极不利于孩子的身体健康的。许多母亲每当孩子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就向医生求助，以至疾病、医生、药物的图像伴随着孩子一起成长，进而影响孩子的一生。
一个将孩子与药物尽可能隔离开的时代即将到来。孩子只要在充满仁爱、真理、和谐的思维环境中成长，只要学会正确思考，医生、药物就不再是必要的了。
近十年来，数以千计的家庭不再碰药物，不再依赖于医生治疗。越来越肯定的是，那种把救赎寄望于外界、他人的观念将成为过去的事，造物主不可能做这样的安排——让人们的健康、幸福、福利取决于住得离医生很近的侥幸。
他不会让自己最伟大的造物——人任凭充满变数、残酷的命运安排。人的命运、健康和幸福都需要通过治愈疾病来实现，这不是他所期望的。他不允许人类的福祉需要依赖于可能存在的、能治愈病症的药方。
相信治愈疾病的良方就在自己的内心中，在自己的精神中，它们触手可及，不是比相信造物主将它们放在人类不曾发现的地球偏远角落中的药草和矿物之中，因愚昧而死，更加明智么？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潜在的力量，一种源源不断的生命动力，一个不朽的健康法则，如果开发出来，将治愈我们的所有伤口、平复这个世界上的痛苦。
在必须出席某一重要场合时生病是多么少见的事啊！极少有女人在被邀请出席王室庆典或被邀请参观华盛顿白宫的那天生病，即使身体虚弱。
当被充分信任时，慢性病患者的确能够康复。因为亲人逝世、财富流失，又或者由于某种危急事件，他们被迫从隐居生活走到公众面前，被迫无法再思考自身、沉湎于自身的病痛和困扰，就这样，病痛消失了！
成千上万的生活在今天的女性之所以没有多年前的人们健康，是因为她们没有被“必须”逼迫着不再过多地考虑疾病，而迫使她们去想其他的事情，如为需要她们的人效力、筹备、打算。
如果负担得起生活，大多数人都会卧病在床。但是家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这些以及其他他们所肩负的生活责任如此紧迫，以至于他们不能停止工作，他们必须坚持，不管自己是否愿意。
一切难道不应该归功于专横的“必须”吗？那种当我们陷入绝望中，当所有的外部援助被切断，我们被迫从内心中唤醒能够助我们摆脱厄运的力量。
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事都是在“必须”的推动下才成功的，它无情的鞭笞却带来了成就。
必要性是无价之宝，它助人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每个有追求的人都会感到内在有种迫使自己不断改善的驱动力，不论愿意与否，这种内在的力量都将我们与使命紧密相连。
监视着我们的进程的，激励和促使我们前行的，给予我们足够的意志力去克服困难、麻烦、不适的，在我们甘于平庸、想偷懒时迫使我们辛勤劳作的，就是一直在说的“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