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圈外的冒险

对我来说，科研生涯并非只有科研。尽管这是一份引人入胜的工作，但总有不讨喜的一面。个人需求依旧存在，譬如薪水和政治斗争，你会为自己可能不能满足实验室的高要求而深感焦虑，也希望这样的焦虑感能够得到缓解。于是，作为一个有些迟钝的初学者，我开始参加各式各样的业余活动。一天，某人建议说，我可以以研究生的身份赚点儿外快，去加州理工学院研究生事务办公室当管理员。我能得到一间位于崭新的温尼特学生中心的办公室、一名秘书以及一份微薄的薪水。我把这个机会争取到手，满心以为它能为我的其他一些活动提供帮助。奇怪的是，我完全记不起自己在办公室的支持下到底做了些什么。我手下有一位为人和善的秘书，忙于张罗日常事务，但这些事务到底是啥？对此我毫无头绪——一定是一些对我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与此同时，我开始逐渐认识到，将一些精挑细选的业余项目拼凑起来很有必要，学术界的工资着实不高，要想支付各种账单，还得多亏这些零活儿。

我也的确参与了不少业余活动，考虑到我的职业选择，它们显得格外地不可思议。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最后一年，我和一名耶稣会的牧师有过信件往来。当时我对天主教的部分教义产生了动摇和怀疑，而这位牧师为我和我的内心状态感到非常担忧。他反复叮嘱我不要在教堂发疯，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教会的一分子。他的观点没有发挥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最终抛弃了宗教信仰。

在研究生时期，周围人对世俗性自由主义（secular liberalism）的一致信奉让我觉得有些极端与扭曲，自由主义关于社会公平主要应由国家维持的论调亦是同理。从父亲那里，我学会了以天主教徒的视角看待社会公平，也就是相信劳动的尊严、家庭、责任以及扶贫济困。天主教的社会公平和世俗的社会公平有许多共通之处，尽管各自发源的核心信仰完全不同。简而言之，我对社会和政治的疑问开始初具雏形。大学时期，我的观点充满了朝气，相信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就算不能解决，也会被人接受，而现在，这些观点逐渐分崩离析。社会服务能克服一切困难的世俗信念让我认为，自由主义不过是一场残酷的骗局。而且，依照当时的研究成果，大脑似乎并不像自由主义分子所期待的那样易变。我还开始对那些冠冕堂皇的发展心理学理论产生了怀疑，坚信彻底改变人的行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时我对大脑及其运作机制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同时也意识到，人人都想修正某些人和制度当中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我的政治思考正是种种新知识的杂烩产物。这些原初的求知欲望驱使着我，让我尝试去更深入地了解政治以及其他可能的生活方式。

于是，我和一些朋友创立了一个叫作“研究生政治教育委员会”（the Graduate Committee for Political Education）的组织。加州理工学院经常邀请自由主义人士来学校演讲，而我们对此深感厌倦。保守派都在哪里？我们知道加州理工学院不会那么快地表示认同，也多半不会默许我们的行动，于是，我们建立了自己的社团，租用了蒙罗维亚附近的一个公共礼堂，并邀请小威廉·巴克利来为那些对右翼思想一无所知的小毛孩们做一次晚间演讲。巴克利是新发行的保守派杂志《国家评论》 （National Review） 的编辑，风格凌厉，善于用机智外加几分不敬来煽动听众。我有两位活力四射的律师朋友，毕业于哈佛大学，目前在洛杉矶工作，他们和我一致认为我们的小团体很酷，甚至还有点离经叛道。不过，一旦投身其中，大家都很卖力。共和党政治家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来加州理工学院参观时，我经人介绍与其会面，并询问他能否帮助宣传我们的演讲活动。他同意了（图1-6）。

戈德华特暗示他能帮助宣传我们的第一次保守党派演讲活动。

巴克利的一位兄弟的妻子是当地红十字会教堂的负责人，就住在帕萨迪纳，于是，在演讲的前一天，我和巴克利在她家见面。我们在游泳池边共进午餐，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吃的是洋葱三明治。话说，你可曾吃过洋葱三明治吗？巴克利很快让我放松下来，尽管他已经36岁——对于巴克利来说，这仍是一个充满孩子气的年纪。我们交谈的主题天马行空，从女主人的洋葱三明治到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我记得我在谈话中使用了“增强”（potentiate）一词，这个词在药理学中十分常见，而巴克利告诉我说，它在英语里并不存在。我是对的，然而，在我俩关于语言的若干场争论中，这是我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胜利。

这个周末的经历孕育了一段历时半个多世纪的友谊。我又一次发觉，原来非专业人士也想更多地了解科学。我想更深入地学习政治，而他希望更多地了解大脑、药物使用、计算机以及关于生命的科研进展！当时的我还不知道，后来，我成了巴克利的终身参谋和线人，为他提供科学讯息。他讲述的每一则政治趣谈都让我着迷，与此同时，他也在探寻通往科学思维的渠道，而我满足了他的愿望。

巴克利天性友好，并不懈地贯彻慷慨的原则，为朋友带来许多无形的馈赠，不过我相信，他对自己的善举毫无意识。我的大多数亲密好友都是科研工作者，这就意味着，他们会试图对各种科学结论进行细致的剖析，如同一种条件反射。然而，总体而言，他们并不善于将这种能力运用于社交场合和政治活动，更别说为之增添一抹机智的色彩。巴克利喜欢对一切事物提出质疑，与此同时总是伴着满面的笑容和幽默感。他的性格让周围人很难出手动摇他的决心，而他又总能站在高处眼观大局。巴克利的生活态度以各种方式鼓舞着许多认识他的人，而我觉得他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影响力。当然，我也是受益者之一，巴克利永久地改变了我对待其他学界友人的方式。他还教会了我一个道理，那就是持有少数派意见是一件有趣的事，若能以一种兴致高昂的方式表达你的意见，周围的人也能从中获得乐趣。总的来说，巴克利是一个冒险者，然而行事谨慎，举止有礼。他曾经这样对我说，他不喜欢和自己崇拜的人见面，因为一旦当面交流起来，他们总会令他失望，无一例外。巴克利热爱交际，却对交际圈自有一套限定标准，他从未令我感到过失望。

在蒙罗维亚举办演讲后不久，我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几分索尔·胡洛克 的才能。在那个大获成功的夜晚结束后又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决定干一票大的。何不组织一次以美国宪法为主题的系列辩论？何不出本书？何不痛快地玩上一场？于是，我问巴克利能否为我们的系列辩论开场，对战史蒂夫·艾伦，辩题就是美国总统制度。他回复说：“当然可以。”我接着请求他给史蒂夫·艾伦写信，因为我当时跟艾伦还不熟。“没问题。”巴克利说道，还告诉我艾伦的妻子杰恩·梅多斯是他的同乡。巴克利去信后，艾伦表示同意，不出几周，我又安排好了另外两对辩论者。其中一位是芝加哥大学的前任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他在年仅30岁时就坐上了这一高位；辩论对手是巴克利的连襟L·布伦特·博泽尔（L.Brent Bozell），同样是一名律师，而且代笔了巴里·戈德华特关于最高法院的著作《一个保守派的良心》 （Conscience of a Conservative） 。最后，经过一番波折，我请来了身为约翰·肯尼迪传记作者之一的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而与之对阵的是威尔莫尔·肯德尔（Willmoore Kendall），他是一位标新立异的保守派政治理论家，曾经被耶鲁大学扫地出门。他们的辩题是国会。我不知道当时自己在想些什么。几周后，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跟礼堂和演讲人签下了总计1万美元的合同。研究生政治教育委员会名下也有了200美元的进账。

首场辩论在宽敞的好莱坞守护神剧场召开，截止至辩论当天的早晨，我们只卖出了200张票，其中还有不少是我妹妹在自己的初中学校里帮忙兜售的。艾伦刚在前一天晚上结束了他主持的一档电视节目的拍摄，嘉宾正是巴克利。节目上他们针对约翰·肯尼迪展开了一番讨论，已为辩论做好了热身准备，然而这期节目得等两周后才能播出，因此对我们的票房毫无推动作用。我忧心忡忡地将情况转告给艾伦。他用理所当然的平淡口吻回应道：“别担心，迈克尔——哪怕我做的事情再无聊，观众的人数也能上3 000。”当时我并不相信他的话。去剧场的路上，我们顺道拜访了我妻子的朋友，他们经营着一家餐厅。我和我的妻子琳达是通过斯佩里的一位学生科尔温·特莱瓦森（Colwyn Trevarthen）及其妻子认识的，后者来自一个世代居住于帕萨迪纳的家族。琳达同样在帕萨迪纳长大。她的家族与商界十分熟络，琳达自己也认识不少相关人士。琳达的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的零钱够用么？”我手头并没有多少零钱，不仅如此，我很快发现，自己原来对活动的运作毫无概念。他当即采取了措施，拉上妻子去自家餐厅收集了几百美元的硬币和小额钞票，并在守护神剧场的售票棚里帮忙。事实证明，当晚购票人数约为3 000，其中两位正是格劳乔·马克斯 夫妇。除了他们，另有十数辆豪华轿车和劳斯莱斯停在现场，都是来花2.75美元购买我们活动的入场券的。

在后台，巴克利和随行人员在一个房间候场，而艾伦和他的支持者待在另外一个房间。因为这是一场辩论，开场的观点陈述可以预先准备，但在此之后，两位辩手就得完全依赖自己的智慧了。小威廉·巴克利比任何人都精于此道，从这一点看来，本场辩论并非势均力敌。然而，艾伦也是有如奔赴沙场一般厉兵秣马。为了以防万一避免卡壳，他还准备好了多条驳斥论述。

场下的观众席内已是一片沸腾。今夜将是一场世纪之战：一方是史蒂夫·艾伦，反核组织“全国理智核政策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Sane Nuclear Policy，SANE）的电影人分部领头人，好莱坞最钟爱的自由党人；对手则是小威廉·巴克利，美国的保守派领头人，已经做好准备向苏联人宣布：只要他们胆敢走下一步错棋，我们就将毫不留情地用核武器把他们的领土推平。二人计划从越南、古巴和苏联事件出发，详细解读肯尼迪的外交政策。辩论双方登台，观众纷纷起立，献上了热烈的欢呼，战争就此开幕（图1-7）。主持人是本地的一位新闻主播霍默·奥德姆，他同样为我的活动宣传提供了帮助。我走到礼堂的最后排，整个人被震惊得不知所措。我都做了些什么好事？保安只有两位啊！

超过3 000名洛杉矶观众前来观看了小威廉·巴克利与史蒂夫·艾伦的智力对决，他们都是本地最具政治热情的公民，立场既包括左翼也包括右翼。

幸运的是，当晚一切顺利。舞台上，两名伟大的公众人物为自己的观点唇枪舌剑。曾有一刻，巴克利提到了格劳乔·马克斯，而后者就坐在台下的前排。巴克利察觉到观众需要一些惊喜，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抓住了眼前的机会，将之融入自己的辩述。他盯着史蒂夫·艾伦的眼睛大声说道：“面对现实吧，史蒂夫，肯尼迪总统的外交政策说不定是马克斯兄弟写的呢。”这时，大多数观众还没有注意到马克斯的存在。后者回应了巴克利的暗示，走上台去，伴随着雷霆般的掌声从舞台一端踱至另一端，上下抖动他那淘气的眉毛，一路还不忘抽着雪茄。

我心中萌发的胡洛克之花持续绽放。后来我从事了许多涉及新观点普及与辩论的学术活动，然而假如没有本次经历撑腰，我不能确定自己是否还会走上这条路。找一个原本空荡荡的场地，再用各式各样生机勃勃的活动将之填满，这一切多么令人陶醉，或许还是个打发空虚的良方。最终，这段经历成了我人生中唯一一次政治冒险，不过毫无疑问的是，我随后主办的无数次学术会议都从中汲取了养分。组织得当的私下研讨或公开辩论都能引出人们的真实想法。至少，这些活动教会了我如何将复杂的议题转化为面向公众的对话。

就像这样，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而又充满生机，然而，作为本书核心内容的科学传奇才刚刚拉开序幕。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影响着这则故事的走向，其中包括我的家人，无与伦比的加州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和大洛杉矶城的人们，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好运，让我有机会研究这个地球上最令人着迷的一群人。

本书讲述了许多研究故事，而首批以病人W. J.为对象的实验就在其列，如今距离这些实验的开展已过去50余年，其间我研究了大量神经疾病患者，他们有着五花八门的症状，为我们阐明了许多道理。本书主要介绍众多病人中的6名裂脑患者（图1-8），他们改变了我们对大脑运作机制的理解。这些病人在各种意义上都是极为出色的人物，他们既是我整个科研生涯的中心，也是我私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其他十几名曾对他们展开研究的科学家们来说亦是如此。其中几位病人已经离我们而去，而另外几名病人依旧在世，他们仍是一群具有特殊意义的人。他们就是故事的主角，并以各种方式构建了整个故事的框架。他们因为疾病的原因成为裂脑人，却依靠非凡的意志主宰了自己的人生。他们成功的秘诀同样揭示了我们正常人大脑的工作机理。

过去50年间，这些病人贡献了大量宝贵时间参与我们的研究。上排图片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病人，从左至右分别为：W.J.、N.G.和L.B.。下排来自东海岸病例组，从左至右分别为：P.S.、J.W.和V.P.。 3ooF/KIHzpCB5/+My5yxHWsF2HGocD/Z4rPwB40pUfHZOiCfUWFe/ijmhQTVSAs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