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离开动物屋，来到位于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大楼的马路对面、号称J·艾尔弗雷德·普鲁夫洛克公寓的住所，这一切就像一次伟大的探险（图1-4）。帮助我安定下来的是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Hamilton），当时他是斯佩里实验室的一名高年级研究生，也正是他强烈建议我入住普鲁夫洛克公寓，不久以后，他就成了我在加州理工学院最好的朋友。当我到那儿的时候，公寓早已是声名远扬，因为聪明绝顶的住客，也因为各式各样的派对以及那里的一切。查尔斯的室友们在当时就已让这栋两层楼的出租房蓬荜生辉，其中包括霍华德·特明（Howard Temin）——后来他凭借关于病毒的突破性研究荣获诺贝尔奖，以及马修·梅塞尔森（Matthew Meselson）——他与富兰克林·斯塔尔（Franklin Stahl）合作完成了整个分子生物学界最著名的实验
。在我搬进公寓时，同住一个屋檐下的还有两位理论物理学家，西德尼·科尔曼（Sidney Coleman）和诺曼·东贝（Norman Dombey），前者师从诺贝尔奖得主兼大受欢迎的科学界名人理查德·费曼，后者的导师则是另外一名诺贝尔奖得主、“夸克”的命名人默里·盖尔曼（Murray Gell-Mann）。科尔曼后来在哈佛大学就职，事业成就斐然，以“物理学家中的物理学家”的称号闻名于众。
|
图1-4 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住处
这栋名为J ·艾尔弗雷德·普鲁夫洛克公寓的建筑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宿舍，久负盛名。
|
与动物屋相比，普鲁夫洛克公寓的周末派对完全是另一番光景。某一次派对上，理查德·费曼出现了。他在离开之前走过来对我说：“你可以分离我的大脑，前提是你能保证这不会影响我继续搞物理。”我大笑道：“我保证。”费曼立刻伸出双手与我握手成交，迅猛如一道闪电！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曾经说过，她觉得加州理工学院的男生都以为女人肚脐眼上长着一枚订书钉，因为他们只在《花花公子》的折页插画里看过裸女。她对待这群男生的态度颇为苛刻，于是，1961年的4月，学生校报邀请她来做演讲：
周二晚上，面对满堂听众，米德博士就“男性大学生的困境：性关系不确定的四年”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内容包括她对加州理工学院所处的文化特性的思考及若干改进的意见，她语言犀利，直戳在座诸位理工男的痛处。米德博士说，加州理工学院的文化认为，性是健康的必要元素。这种态度导致了早婚的倾向，然而，根据米德博士的观点，早婚并不适合高智商的发展。她的演讲告诉我们，加州理工男们就算真要结婚，也应推迟结婚年龄。
直到今天，加州理工学院的本科生们依旧维持着神秘的生活方式，电视连续剧《生活大爆炸》 （The Big Bang Theory） 讲述的正是这样的故事。
作为研究生的我结识了许多本科生，他们中有很多至今仍是我的亲密好友。例如，我在加州理工学院认识了史蒂文·希利亚德（Steven Hillyard），当时他也对裂脑病人产生了兴趣。希利亚德是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他秉承让数据说话的原则，对细节有着执着的追求。我和希利亚德合作多年，现在依旧保持频繁的联系。他那安静的举止下隐藏着极具洞察力的头脑以及在混乱之中掌握事物脉络的能力，这里的“混乱”可以是一堆实验数据，亦可以是一个挤满酒鬼的酒吧间。在这一能力的帮助下，他培养了大批才华横溢、事业有成的学生。希利亚德为导师这项职业设立了标杆。
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凡是你说得出来的名校，都有其声名远扬的自然科学专业的研究生院。然而，学术界存在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大多数研究生并不能被其研究生母校的本科学部录取。尽管例外总是存在——譬如我在普鲁夫洛克公寓的室友们，但这一总体趋势表明，顶级院校毕业的本科生往往不会选择科研的道路。法学院、医学院和商学院似乎占据了绝大多数名牌高校的生源。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生的确很聪明，但是，我们依旧会不时发现，研究生和那群神话级别的本科生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惊人的差距。
在我来到实验室开启研究生工作的第一天，斯佩里就给我下达了任务，让我落实之前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最后一年和他商量好的裂脑人实验计划，不过，这回的实验对象并非罗切斯特的病人，而是加州理工学院的病人。不知不觉中，我投身了一项激动人心却又耗时费力的项目——为病人W. J.进行测试。W. J.是一位精力充沛而又魅力四射的男士，为了控制他那反复无常的癫痫发作，正准备接受大脑连合部切开手术（cerebral commissurotomy），也就是俗称的“裂脑手术”。他为人头脑冷静，善于在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赢得他人的尊重，尤其是像我这样涉世未深的研究生小青年。
整个项目的发起人约瑟夫·博根（Joseph Bogen）在当时是一位神经外科的住院医生，他对医学文献进行了一番审阅后，坚信裂脑手术会带来有益的结果。博根请来菲利普·沃格尔医生（Philip J.Vogel）为本次手术执刀，此人是洛杉矶洛马林达医学院（Loma Linda Medical School）的一位神经外科教授。而我的任务就是测量W. J.在大脑半球连接被切断后表现出来的心理和神经变化——如果这种变化确实存在的话。
按照传统观念，病人在裂脑手术后不会出现任何异常。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安德鲁·阿克莱提斯早在20年前就已发现，切断人类被试的胼胝体不会对他们的行为和认知功能造成影响。测试W. J.的任务落在了我的头上。我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在我眼里，运气是科研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人的智力水平都足以胜任科研工作，而大多数科学家又属于聪明的那一群。大多数学者在相应的领域内鞠躬尽瘁，贡献知识，教书育人，过着充实的生活，这也是事实。然而，有这么一些科学家被幸运砸中。他们的实验揭示了某些有趣而又重要的原理，一时间万众瞩目。他们或是陶醉于聚光灯下，享受关注带来的快感；或是简单地接受了这个事实，继续踏上旅程，开始探寻其他感兴趣的问题。
斯佩里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比如，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某一天，负责组织学实验的技术员奥克塔维娅·陈向罗杰·斯佩里道歉，因为她无法把金鱼的再生神经纤维和普通纤维染成同一种颜色。恰好在这时，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博士后多梅尼卡·阿塔尔迪（Domenica Attardi）走了进来，想在斯佩里这儿找点兼职。多梅尼卡将神经纤维为何无法染色的课题承担下来，并以此为契机，和斯佩里合作完成了一个精巧的实验，发现了鱼类视觉系统中的一条再生轴突构成的通路，而这一成果又成了斯佩里的神经功能特异性理论中的一个经典示例。这个故事从头到尾充满了机缘巧合。我知道类似的事情的确时有发生，而我自己也若干次在生活中亲身领略过个中滋味。
研究生工作启动后，我的每一天都显得如此漫长，却又令人兴奋不已。有一次，我很晚回到宿舍，当时大约是凌晨4点，我注意到西德尼·科尔曼的灯还亮着。他躺在床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天花板。我问他怎么了。西德尼对我吼道：“闭嘴！我在干活儿。”我这才意识到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之间的差异，对此感到颇为有趣。于是，某天我问诺曼·东贝，有时他会在公寓里四处游荡，一脸失魂落魄的表情，这种时候他到底在想些什么。“哦，”他回答说，“通常情况下我是在想屋子里有没有可乐。”
尽管研究生时期的生活相对简单，但是普通的朝九晚五已渐显捉襟见肘，时间太短，还屡被打断，实验经常因此延长至深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开始半夜开工，第二天下午回宿舍，晚上6点睡觉。夜晚是完美的工作时段，无人打扰，而且有充足的时间供我思考问题以及搭建所需的新设备。我的这种作息规律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在这里学会了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工作人员的重要性。过去大家都爱开一个玩笑，说是如果某个研究生有需要，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洗碗工会在假期和周末赶到实验室干活儿。这是真事。人人都有某种形式的工作热情。毕竟，当时梅塞尔森和斯塔尔刚刚完成那项著名的实验，霍华德·特明在加州理工学院的雷纳托·杜尔贝科
的引荐下来到这里，开始研究病毒。再加上鲍勃·辛西默（Bob Sinsheimer）、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x Delbrück）、埃德·刘易斯、雷·欧文（Ray Owen）、西摩·本泽（Seymour Benzer）以及其他十数名享誉全球的分子生物学家，想象一下这样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情景，你就能略微体会当年加州理工学院分子生物学系的风貌了。
我发现了车间技师雷吉的重要性，他帮助我制作了我的动物训练设备。另外一个技术人员洛伊丝·迈克博德（Lois MacBird）则是斯佩里实验室的主心骨，她负责完成手术的一切准备事项以及其他一些杂务，譬如张罗整个实验室的运作。当年的一位高级博士后成员米奇·格利克斯坦（Mitch Glickstein）最近回忆说：“洛伊丝总能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她训练猴子，准备并协助完成手术。斯佩里从不当面指责他人，而是从侧面刺探。哈尔班斯·阿罗拉是一位研究员，他曾经在印度的一家渔场接受训练。哈尔班斯很少能够分辨斯佩里的玩笑话。有一次，他在做手术，斯佩里走了进来，注意到他穿着白色的手术服，和绿色的手术器材包颜色不搭配。哈尔班斯没有领悟斯佩里的玩笑，于是在手术后找到洛伊丝说：‘洛伊丝！你不能把白色的手术服和绿色的手术包放在一起消毒。罗杰很生气。’”洛伊丝的脾气很好，对此一笑置之，生活照常继续。
当然，真正让实验室的氛围与众不同、令人迷醉的，是像格利克斯坦这样的博士后成员。博士后是科研训练中至关重要的一级。他们来到实验室，对手头课题的某些方面已经具备了深厚的知识储备。他们犹如猛禽扑食一般碾压着研究生菜鸟，不光能提供学术上的帮助，还能教你不少人情世故。格利克斯坦毕业于波士顿拉丁中学（Boston Latin High School）和芝加哥大学，乐于与人分享他对生活的深切感触，既关乎工作，亦关乎乐趣。我们曾一起在工作日偷偷溜出门，去好莱坞公园和圣安尼塔观看赛马。格利克斯坦传授予我的诸多智慧中，阅读赛马新闻就是其中之一。
在此之列的还有约瑟夫·博根。他是一名神经外科的住院医师、一位真正的临床医生，因此，你其实很难把他看作一名普通的博士后。他过去曾在加州理工学院做过一段时间的博士后，而这会儿他正在当时隶属于洛马林达大学的怀特纪念医院（White Memorial Hospital），全身心投入外科手术训练。博根和他那优秀的妻子格伦达为平日沉静的加州理工学院带来一丝罕见的蓬勃朝气。我经常去他们家吃晚饭，并发现博根夫妇总爱在冰箱里存上一瓶冰冻伏特加。左翼倾向的政治话题在餐桌上频繁出现，尽管当时的我政治态度日益趋向保守，对此依旧乐在其中。博根还谈起过他的父亲，一名律师，据博根所说，他因征兵局的“博根线”而闻名于世。他说他父亲曾经打赢过一场划时代的官司，在这场官司里，一名拒服兵役者宣称自己从未宣誓服役。博根的父亲有力地维护了他的论点，自此以后，征兵局立下规矩，令所有的新兵在应征入伍时跨过一条“博根线”以示忠于自己的承诺。总有一些故事太过精彩，以至于你不想去探究事情的真假，博根的故事正是如此。
在实验室丰富多彩的日常活动背后，罗杰·斯佩里（图1-5）毫无疑问是一切的推动力，我们称呼他为“斯佩里博士”。他的行踪难以捉摸，却又无处不在。他有时待人冷淡，譬如不肯走出办公室和奥尔德斯·赫胥黎
见面；有时又与无名小卒热忱交往，叫他人摸不着头脑。他言语轻柔，却能以各种方式直指事实，毫不退缩地刺激对手的神经。一次演讲结束后，面对一位格外咄咄逼人的提问者，斯佩里投之以搞怪的目光，简单回应道：“天啊，听上去你很有自己的一套。”随即转身而去。
图1-5 罗杰·斯佩里
罗杰·斯佩里是加州理工学院心理生物学项目的优秀领导者。
他是神经生物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改变了诸多科学家对大脑发育的理解。后来他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致力于心理生物学项目的发展。
Courtesy of the Archives,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研究生生涯伊始，我开始研究病人，并很快培养了一个新习惯，那就是每天花大约两个小时与斯佩里谈话，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的这段时间里，这个习惯一直得以保留。我们无所不谈。我经常一个人去病人家主持测试，回学校后再将情况一五一十报告给斯佩里听，报告花费的时间堪比实际测试。斯佩里总会写下详尽的笔记，显而易见，我俩的观点就是在这时合流强化的。我是个新手，而他是专家。但是，因为对于这一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新领域来说，他暂时还不能算是专家，于是，我还充当了他的前线侦查员。就像这样，通过无数次会面，我们在一起解决了许多问题。格利克斯坦声称我是世上唯一一个能让斯佩里展露笑容的人。他说的话是否属实，我并不能确定，但是，斯佩里和我的关系的确很好，而这段友谊的很大一部分都得归功于我们的面谈会。杰出的生物学家詹姆斯·邦纳（James Bonner）曾经开玩笑说道：“也许我们应该把迈克尔随身带着，这样罗杰就有可以说话的对象了。”这个任务对我来说小菜一碟，因为当时的我全身心扑在了三件事情上：科研、斯佩里以及他的思想。
当然，人生中那些值得纪念的巅峰时刻总是零星散落，作为背景的是许许多多平凡的工作日：辛苦，而且时常显得有些枯燥。某个阳光灿烂的周日下午，史蒂夫·艾伦
携全家来到斯佩里的实验室，想看看我们到底在做什么。当时我就已经结识了艾伦，而他在后来成了我的毕生挚友。艾伦极其平易近人，有着源源不断的好奇心和始终如一的积极态度——与汤姆·汉克斯一样，在大众眼里，他属于好莱坞明星中的正派人物。他的家人举止礼貌，对我们的实验表现出了得体的兴趣。参观快结束时，艾伦问道：“你们的工作中有多少是属于激动人心的那种？”我思考了片刻，回答说：“哦，大概10%吧。剩下的都是常规任务。”在生活中我逐渐了解到，对于大多数职业来说，10%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份额。我心里很清楚，10%的激动时刻已经足以为我提供动力，让我每天面带笑容走上工作岗位。
通过偶尔与艾伦这样的公众人物接触，我慢慢发现，原来身在科学圈外的人们也想了解基础科研的世界。在20世纪60年代，“科学家走进大众”活动是不存在的。高知话语权被象牙塔中的头脑精英垄断，而科研工作者天生的离群性格更是加厚了圈里圈外两种文化之间的壁垒。艾伦身为当时最优秀的喜剧演员之一，愿意更深入地了解胼胝体中的神经纤维。这一刻，我开始愈发清醒地意识到，科学的大众传播是一件好事情，只要能够保证信息的准确性。
人们在回首往事时，倾向于把关注点落在那些振奋人心的事件上。不愉快的经历有很多，但我不想为此多费口舌。失败的实验、无用的发现、测试操作出现问题，都会令人极其失望，除此之外，科研世界里总是少不了个人冲突，譬如学术霸凌现象。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何聪明人总喜欢指摘他人看上去有多么愚蠢。大家普遍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能容忍并欣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要是事实真的如此该多好。人们时刻摩拳擦掌，炫耀自己的高超技巧，抢占他人上风时更是欲罢不能。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就是这样一种人。
德尔布吕克是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传奇人物，而且至今仍是生物学史上实至名归的巨擘。他本人的研究工作质量过硬，然而，他的名声其实更多地源自他那举足轻重的评论大权。人们常说，在分子生物学的黄金时期，所有发表出来的重要论文都经过了德尔布吕克的首肯。
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系每周例行的研讨会正是一个供人炫耀和卖弄的重要活动。德尔布吕克会坐在一个人人都能看见的位置，从不放过任何风吹草动。身为一个多面手，米奇·格利克斯坦也是一位优秀的神经科学历史学家，他详细描述了某次接受德尔布吕克挑战的经历。
我刚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时，被人怂恿去研讨会作报告。作为一个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对大家感兴趣的专业知识了解甚少，但是，我曾在克莱特曼
的实验室干过一年，于是我将主题定为快速眼动睡眠（REM sleep）。我制作了一个四格表：快速眼动睡眠、非快速眼动睡眠，以及口头报告的梦境和非口头报告的梦境。德尔布吕克立刻站起来说：“不对，你做错了。”我检查了一遍，回答道：“我没错。”他随即说道：“哦，是的，你是对的。”
根据我的经验，就算是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比如，德尔布吕克会带上学生和同事去约书亚树国家公园野营。出门在外时，德尔布吕克会放松态度，让这些旅行变得充满智慧、知识与冒险。人人都对野营的邀请分外眼馋，而那些有幸被选中的人们在回来后总爱狂热地谈论他们的经历。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曾经告诉我说，法国外籍兵团要想让士兵严守纪律，只需杀死少数几个逃兵，而不是惩罚300人。每隔一段时间给一点颜色，就能让队伍保持笔直的航线，也能让人们时刻做好准备。
